“异文本”与“极限文本”

新时期文学不断突破“无性化禁区”，情爱书写重新承担起讴歌“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重任。“性爱叙事”发挥着“控诉”与“反思”的文学史功能，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不断拓宽新时期文学场域。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将情爱无限“圣洁化”，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阐发“欲望”的形而上意义，再到王安忆“三恋”突出“身体”的主体性。新时期文学性爱叙事大都将性爱作为“启蒙”意识工具。直到1990年代，性爱叙事才真正呈现出多元价值功能与美学向度。王小波的性爱小说，以“极限文本”与“异文本”叙事特征，解构革命历史，塑造自由反讽的精神境界，从而成为当代文学史建构重要的“反思性”文本。

一、1990年代多元的性爱叙事范式

1990年代的文学突围超出了1980年代“启蒙”为主导的重建文学秩序的单一诉求。而性爱叙事也在不断地尝试突破，如何使“性”不成为禁忌而构成作品的意义深度，引起诸多作家的探索。此时，性爱叙事的多元化景观大致表现为以下四种范式。

一是文化隐喻型性爱叙事。较为典型的文本当属《白鹿原》，它挖掘欲望与生殖的文化历史内涵，探讨家族乃至民族历史的兴衰，借此隐喻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程。《白鹿原》诞生于1990年代新儒学潮流中，意在写出从清末到民国结束的风云变幻的民族秘史，以歌颂“白鹿精魂”，来赞誉宗法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农业文明。白鹿原不仅是小说的地理坐标，更是“耕读传家”的儒学传统的象征。白嘉轩作为白鹿原中最坚韧、最正义的族长，对儒家文化的坚守顯示出十足的男权文化意蕴。小说一开篇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白嘉轩不断地娶妻，又不断地葬妻，其中不难看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传统之于宗法家族的深刻影响。白嘉轩的六房女人接连死去，这几乎没能引起他丝毫的同情与怜悯，在他的意识中，女人仅是生育的工具。在这一伦理观念的统摄下，田小娥对正常的人性的渴望便被视作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她与黑娃的结合虽然建立在自然人性的基础上，但在传统族长白嘉轩看来，却是对传统礼教的大不敬，也极大地挑战了男权传统。可以说，《白鹿原》通过将性爱叙事以生殖叙事的包装，赋予其更为有机的意义指涉功能，它在表层上是白鹿原人的生命形式，但内中所含的意义却将小说引向更为暧昧和宏大的文化隐喻。

二是以《废都》为代表的颓废文人型性爱叙事。《废都》在“人文精神”讨论的漩涡中出现，流露出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沦丧情绪，是标榜1990年代精神史的典型文本。作品以“性”来反思后工业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地位，西京名士庄之蝶不禁道出了人文知识分子压抑已久的苦闷：“十多年前，我初到这个城里，一看到那座金碧辉煌的钟楼，我就发了誓要在这里活出个名堂来。苦苦巴巴奋斗得出人头地了，谁知道现在却活的这么不轻松！我常常想，这么大个西京城，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什么真正是属于我的？”①人文知识分子的虚无感，使庄之蝶等人在脂粉红颜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再次实现。而这种文人的颓丧气息对女性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她们无一不仰慕庄之蝶，与庄媾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爱，而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这种意义在浓墨重彩的性爱叙事的裹挟中，失去了应有的能动性，使《废都》呈现出末世文人的颓丧情怀。正如有学者指出，“贾平凹写的‘性’大致是可以归为‘文人趣味’，其思想框架总体并没有超过《金瓶梅》‘讽喻世情’、‘欲望窥视’的范畴。”②《废都》在“如何写性”上陷入尴尬不仅表现在露骨直白的性爱情节描写，更体现在那些“□□□□”表达。这些“□□□□”虽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并内含一种略带深意的反讽意味，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家叙事能力的薄弱与自卑，这种隐蔽的尴尬往往会将小说的性爱叙事溢出通俗文学的意味。

三是高扬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性爱叙事。此类范式的形成得益于西方女性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成熟。1990年代伍尔夫、波伏娃和埃莱娜·西苏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逐渐被传播、接纳、热捧，冲击着长久以来占据核心位置的男权话语。领跑女性主义写作的是被称为“身体写作”的一批女性作家，陈染和林白成为其中备受争议，但颇具文学史地位的两位。她们突破了王安忆“三恋”式的女性写作疆域，使作品更具有先锋面相，尤其表现在以女性“身体”与“女性意识”作为性爱叙事的表征。陈染们笔下的女性早已不是“醒来后无路可走”的娜拉，而是从根本上抗拒男权的自主的女性。她们不约而同地以性爱的自我满足（自渎）和同性之间的肉体接触作为消解男权的方式。而这种写作方式引发的悖论是，在抗拒男权的女性书写中，对女性身体隐秘部分的展示，又存在着满足男性窥视女性私密欲望的可能。因此，此类性爱叙事并未真正实现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理论主张。继陈染、林白之后，卫慧、棉棉等女性书写中，又将女性主义与商品经济过密结合，其价值早已越过了女性主义的写作范畴而成为大众文化的宠儿。

四是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都市欲望型性爱叙事。如果说陈染和林白的性爱叙事还有女权主义痕迹，那么卫慧、棉棉的性描写则带有夸耀身体放纵欲望的嫌疑。她们将性爱过程狂欢化地展现，带有十分明显的消费主义色彩。此类性爱叙事的形成得益于日渐成熟的消费文化的滋养，她们的创作以充满消费元素的大都市为背景，酒吧、迪厅、高级会所等具有暧昧意味的空间使人物的本性欲望获得释放场域；派对、沙龙等西方文化形态已成为挑逗与纵欲的遮掩体；酒精、大麻更成为新新人类颓废堕落的依赖品。在这样开放又迷乱的都市场域中，性爱便成为欲望的化身。

在这些作品中，性爱叙事以欲望的夸张极度地消解着“爱情”的所指，同时，又拒绝赋予性爱叙事以新的意义结构。正如有学者认识到的：“欲望已有了不言而喻的合法性，在写作中更是畅行无阻。作为‘新新人类’的一员，她们已拂去‘性’身上的遮羞布，性就是本能，是天性，她们甚至把性与爱剥离，贪婪地汲取性给她们带来的肉体之欢。”③此类性爱叙事，擅于以高度符号化的性爱元素展示新新人类在消费时空的情感旨归，然而一旦将之放置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其审美意义和文学史意义是略呈畸形的。以上四种性爱叙事类型构成了1990年代性爱叙事的主流，也代表着1990年代性爱叙事在不同意义空间中的多维向度。但是，除个别作品外，大多数作品并未有意识地对“性爱叙事”进行历史维度与审美维度的建构性操作。1990年代中后期，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作品以“异文本”和“极限文本”的姿态涌出文坛时，我们才真正看到“性爱叙事”的极致意义。

二、作为“异文本”的王小波性爱小说

王小波在1990年代以具有“异质性”的性爱叙事，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性爱叙事规则。这种“异质性”，既是王小波消费文本的重要能指符号，也是其作为准经典化文本的美学体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越加开放，当代文学在上述四种性爱叙事范式中努力地进行自我调适，并不断寻找着突破和超越的可能。正如马尔库塞在评论《恶之花》《唐璜》等“失落的向度”的作品时所指出，这类作品在“不断的当代”中，原有“颠覆性力量”和“破坏性内容”不断地不再被读者作为文本的真理，“于是，他们便在日常生活中去找它们的归宿。”④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作品，也在1990年代语境中不断地经过了“去魅化”的过程，成为具有超拔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异文本”。

首先，王小波性爱叙事的“异质性”表现为“自然”的维度，也即将性爱还原为性爱本身。这不仅指以不避敏感词汇的表达方式描绘性爱场景、以音乐般的诗化语言自然优雅地表现性爱，更指他的性爱美学有别于1990年代流行的消费主义美学特征。

王小波性爱描写的“风景”在1990年代性爱叙事中可谓达至极限。在他笔下，性的存在不掺杂任何杂质，它是那么汪洋恣肆又自然纯净。在《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约会的地点在后山上，“那些小山上长满了草，草下是红土。上午风从山上往平坝里吹，冷得像山上的水，下午风吹回来，带着燥热和尘土。陈清扬来找我时，乘着白色的风。风从衣服下面钻进来，流过全身，好像爱抚和嘴唇。”⑤这种笔法趣味，与沈从文颇有神似。可以看出，虽然王小波的作品因种种原因具有“大众文化读本”的消费主义特征，但是他对性爱叙事的技术操作并非有意指向消费性和奇观化，反而呈现出对消费文化的反叛姿态。这种内在趣味使王小波文本与《上海宝贝》们有明显的不同。

王小波的性爱语言自然优雅，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浪漫的格调和纯文学的审美趣味。他说：小说应该诗化，从经典小说家笔下的那种沉重的文体羽化为一只翩翩蝴蝶⑥。这在《绿毛水怪》中有所显现，小说的诗化语言使得少年男女间的懵懂情爱更加迷人纯粹：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

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

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⑦

王小波对叙事美学的追求使其异质于卫慧、棉棉等的消费主义写作。在《白银时代》中，作者运用大量复调的叙述结构表现“师生恋”：“我”坐在办公室里写名为《师生恋》的小说，为第一层虚构；《师生恋》中“我”与“老师”的故事是第二层虚构，“我”、《师生恋》与《白银时代》则构成第三层虚构。作者对这种元小说技巧游刃有余的调度：“我从旧故事里删掉了这样一些细节：刚一关上卧室的门，老师就用双手勾住我的脖子，努力爬了上来……”⑧这种结构更能形成叙事张力，也更能凸显作者的叙事能力。

如果说这种对男女床笫之欢的描写仍是对彼时叙事规则的常规性冒犯，那么王小波对同性恋和同性性爱的描写，则使文坛惊叹。在小说《万寿寺》及剧本《东宫西宫》中，作者不仅以同性恋为题材，并且将同性恋爱纯化处理。王小波对性与爱的认识具有非常开放的视野，艺术地传达出对人的正常情感与情爱方式最大限度的理解与同情。这类叙事，呈现于1990年代初的语境中，不可不谓为奇观：在当时，同性恋题材是乏人涉足的禁区，并且极少有作家对同性恋的表现达于王小波的理解深度和美感层次。所以，如果说《废都》等作品以“□□□□”讽喻了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禁忌，那么，王小波则以他的性爱叙事向后来的文学史家证明：1990年代的性爱叙事完全可以达到这种尺度和深度。

其次，王小波性爱叙事的“异质性”表现为深刻的意义向度。《黄金时代》等作品将看似荒诞的性爱情节置于革命时期，以反讽的强大张力发射出对宏大叙事的痛彻消解，从而揭示革命历史的真实本相，同时又将智慧和趣味融合其间，赋予性爱叙事以新意义空间。

王小波的“异文本”使新时期以来的性爱叙事中去政治化的价值倾向发生了动摇。他的性爱叙事既形成了新的反思维度，也拆解着新时期以来“性”与人道主义捆绑的叙事策略。我们看到，无趣无性无智的体验曾是王小波反常合道的创作资源，“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⑨凭借这种独特的个人体验，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处理革命时期的性爱，变成了王小波解构革命历史的一种途径。在革命时期，性爱只有以革命为依托，才具有合法性：插队青年“搞破鞋”（《黄金时代》），青年中的非正常的男女关系（《三十而立》），以革命为前提的性爱关系（《革命时期的爱情》），将革命非理性转化为爱情（《似水流年》）——性爱与革命的难分难解，共同形成了王小波性爱叙事的标志。

革命历史不仅作为背景，而且革命历史的具体内容常常高度地参与小说叙事，呈现出十分复杂含混的美学效果。在《黄金时代》王二的交代材料中，运用了带有革命色彩的词语描述性爱过程，王二在引诱陈清扬时以“伟大的革命友谊”为诱饵，唤醒了陈清扬内心深处的情欲，反讽的表达方式使得“批斗”的目的被嘲讽，革命的意义被消解，性爱所象征的人性却得以释放。

同样的，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到公园抓午夜野鸳鸯的情节通过背景设置与线索铺设，使性爱叙事与革命叙事相互缠绕，并以一种戏而不谑的风格化特征对革命形成反讽：

七六年秋天又逮到一对，男的有四十多岁，穿了一件薄薄的呢子大衣，脸色就像有晚期肝癌。女孩子挺漂亮，穿了一套藍布制服，里面衬了件红毛衣，脸色惨白。这一对一点也不苦笑，看上去也不好玩。问他们：你们干什么了？

答：干坏事了。

再问：干了多少次？

答：主席逝世后这一段就没断过。

说完了就大抖起来，好像在过电。当时正在国丧时期，而那一对的行为，正是哀恸过度的表现。⑩

“王二”作为审讯人，并没有在审讯中获得“冷汗”和“苦笑”，而在二人冷漠和镇静中顿悟，原来他们是通过在公园里野合来表达对领导人逝世的哀悼！如此谐谑情节所具有的冲击力，在不可思议之外，总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荒诞和反讽的意味。

综合来看，以性爱反思革命历史，王小波的作品无论从密度、力度还是灵活度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程度。与有意用性爱来解构革命历史的作品不同，王小波似乎是一种“无心插柳”，在看似自然轻飘的性爱叙事中，潜藏反讽的力度。把革命反讽意义渗入性爱叙事的纹理中，而非外露和悬挂，这都显示出王小波融合“性爱+革命”的火候功夫。相比之下，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等政治讽刺小说，同样以“性爱+革命”的反讽逻辑展开叙述，但是，这种“+”（融合）并未像王小波这样自然融洽，反而因为内在的分裂和强制呈现出奇观趣味。

再次，王小波“异质性”的性爱叙事具有中国当代小说罕见的深度模式。除对反讽意义的张扬、对生命力的歌颂与对人性的深邃探索外，王小波的“异文本”表露出作者本人通过“性爱”对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等形而上意义的个人化思考。

《黄金时代》等小说对“性爱”与“革命”的描写本身，包含了对“人”与“人性”、“存在”与“虚无”的思考向度。王小波小说的深度模式，表现在它剥除我们对“性爱”与“革命”所附加的诸多价值后，在让我们把“性爱”的所指还原为人的生存形式，在把“革命”还原为人的生活时空之后，在尽可能地略去中国当代史宏大叙事的油彩之后，仍然具有坚挺而丰富的价值空间，——这个空间，是哲学的。王小波认为，“文革”时期人和人性是缺席的，对革命的热情是丧失理智的冲动，而荒诞的行动之后是更加荒诞的结局。革命势必会有成功或失败，“我”曾热烈地参与其中，在最后却连失败都无法享受。“我”对姓颜色的女大学生说：“给我一场战斗，再给我一次失败，然后我就咽下失败的苦果。”11这种对人的存在感的真切的描写，又超出了反讽叙事的意义框架。

因而，在王小波笔下，性爱成为“人”几乎唯一的凭证，是“人”自证存在的唯一途径。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我”指挥楼里的“革命团队”疯狂扫击“敌人”之后感到存在的虚无，只有“在睡梦中和姓颜色的女大学生拥抱接吻，导致了梦遗”12后，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面对那段特殊的历史，一向以幽默著称的王小波感叹，“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珍视自己的似水流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13

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小波凸显了思想者的智慧和小说家的艺术超越性。相反，在《芙蓉镇》中，李国香与王秋赦在“文革”中的苟合，被古华施以无情的讽刺，借以达到反讽的叙事效果。但是，在王小波式的性爱叙事中，正是这种“苟合”，恰恰体现了李国香、王秋赦这些“革命中人”作为“人”的存在感，这是“革命逻辑”尚未完全征服一个“人”的残留和失效：当古华们嘲笑李国香们的这种“苟合”时，王小波反而为这种“苟合”投以肯定的目光。这种目光，无疑穿透了革命年代的象征森林。

三、作为“极限文本”的王小波性爱小说与1990年代文学史

《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异文本”与《废都》《上海宝贝》《白鹿原》等一起，重新结构着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性爱叙事规则。王小波的“异文本”以审美快感替代寻找禁忌的冒犯性快感，最终以超拔的姿态表现出“极限文本”的文学史追求。

与《废都》《白鹿原》等作品相比，王小波的“异文本”使我们看到了主流思潮之外的“性爱”可能性：或以性爱叙事作为生存需求的自然欲望本身，或以性爱反讽革命年代的荒诞面相，抑或以性爱的意义结构思索存在主义命题。而无论哪种向度，其性爱叙事都建立在对革命历史的反思之上，可以说，反思性是王小波性爱叙事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也使他的性爱叙事呈现出“极限文本”特征，构成了王小波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历史地来看，王小波的性爱叙事对“革命”的反思，颠覆了新时期“反思”文学的性爱叙事规则。从“反思文学”的向度来观照王小波的性爱叙事的独特性，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王小波“性爱+革命”的开放性、艺术性、技术性、意义空间的丰富性以及这些特点高度的融合。所以說，王小波以性爱叙事作为反思的武器，以荒诞的情节和飞扬的想象作为阵地，成为1980年代以来的反思文学的“极限文本”。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中，以性爱诉诸反思内涵的作品比比皆是。1980年代之初，《爱，是不能忘记的》是较早涉及情爱的反思文学，文中刻意交代“母亲”与老干部之间纯洁到极致的感情——“没有一次牵手”。这种“没有一次牵手”的夸张，正是以性爱为意义衬托而体现其纯真性与反思性：正是异质性力量造成了“没有一次牵手”的遗憾！而在随后出现的《芙蓉镇》中，同为“黑五类”的胡玉音和秦书田在“被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爱情，表达出“畸形的生活才有畸形的爱”的主题：“风雨如磐，浩大狂阔。雷公电母啊，不要震怒，不要咆哮……雨雾雨帘，把满世界都遮拦起来吧。人世间的这一对罪人，这一对政治黑鬼啊，他们生命的源流还没有枯竭，他们灵性的火花还没有熄灭，他们还会撞击出感情的闪电，他们还会散发出生命的光热。”14这是《芙蓉镇》作为1980年代反思小说的性爱叙事的最大尺度，对性爱叙事描写止于“黑五类”对政治遭遇的控诉和对日常生活的渴望。而在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性爱与反思不再结合，而是平行关系，不过，张贤亮仍然用一头被阉割（性爱无能）的青马，道出了他对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

“反思文学”对“革命”的反思本身是一场带有意识形态目的的文学思潮操作，“性爱叙事”作为重要的诉诸被附加了“反思”的意义砝码：人性、日常生活、人道主义、反异化……然而，在王小波的性爱叙事对“革命”反思的“极限文本”中，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原有的对性爱的隐喻性描写，被王小波以纯然艺术的审美语言还原为自然洒脱的性爱叙事，性爱不仅作为情节，并可以作为故事主线乃至主题；原有的“反思文学”通过对性爱叙事进行意义加持而强化批判力度的方式，被王小波以“性爱+革命”的反讽与游戏姿态所取代；原有的“反思文学”使性爱叙事的意义承担指向单一的现实反思和历史批判，王小波文本则在此意义层面之上，仍预留了极为丰裕的超越历史现实的形而上思考空间。

另一层面上，王小波的“历史反思型”性爱叙事，不仅形成了“极限文本”，更以其多元的价值意义影响着后续作家的创作。哈罗德·布鲁姆将后代作家与前辈作家经验的关系分为六种类型，王小波与新时期以来的反思文学的关系，表面上看可以归入“苔瑟拉”（Tessera），即“续完与对偶”，“这是一种以对偶方式对前驱的续完，诗人以这种方式阅读前驱的诗从而保留原诗的词语，但使它们别具他义。”15但他的性爱叙事的“别具他义”使之完全摆脱了反思文学中“影响的焦虑”，与中国当代文学在“性爱叙事”上重新保持一种核心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性爱叙事，在1990年代多元共鸣的文化语境中，既超越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三恋”等的叙述极限，又与《废都》《白鹿原》等1990年代新性爱叙事范式相龃龉，十分突出地以“性爱+革命”的反思性维度，代表了以文学叙事反思中国当代革命历史的“极限文本”写作。

王小波同时代乃至后来的作家，在表现“革命年代”的“生存体验”时，他们将不得不克服王小波性爱叙事的“影响的焦虑”。也就是说，王小波的性爱叙事对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也形成了“苔瑟拉”（Tessera）的影响关系，他们的性爱叙事与历史革命的艺术程度与思想深度，只有经过了对《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的“续完和对偶”之后，才能走向新的维度。这也是王小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注释】

①贾平凹：《废都》，90页，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

②房伟：《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十年后再思王小波的价值》，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③马春花：《刀上的舞蹈——评卫慧〈上海宝贝〉兼及晚生代女作家创作》，载《小说评论》2000年第3期。

④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⑤王小波：《黄金时代》，见《王小波文集》第一卷，1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⑥艾晓明：《不虚此生——纪念王小波》，载《书屋》1997年第5期。

⑦王小波：《绿毛水怪》，见《王小波文集》第三卷，22-2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⑧王小波：《白银时代》，见《王小波文集》第一卷，41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⑨王小波：《〈怀疑三部曲〉序》，见《王小波研究资料》（上），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⑩1112王小波：《革命時期的爱情》，见《王小波文集》第一卷，226、319、27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13王小波：《似水流年》，见《王小波文集》第一卷，1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14古华：《芙蓉镇》，1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13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