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人传记写作研究

　　作为一个充满了传奇和浪漫色彩的女性。一个富有个性和文化含量的女性作家，一个矢志追求革命却又被革命巨大车轮碾压的左翼作家，在丁玲的身上几乎凝缩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历史浮沉。她一生的悲喜剧既是个人独特命运的历史验证，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冥冥之中的命运。对于这样的人物，无疑成为传记文学描写的绝好对象，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丁玲传记的写作在很长时间一直呈现出活跃的状态。据作者所知，到目前为止，出版的有关丁玲传记的著作达数十种之多，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非常罕见的。本文以丁玲传记的写作为研究对象，从传记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学术思想的变迁中透视丁玲传记写作的成就和问题，从而勾勒中国左翼文人传记写作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趋向。
　　
　　一
　　
　　早期丁玲传记的出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丁玲曾被国民党囚禁于南京，后又传说她被国民党杀害，在这样的情形中，作为和早年丁玲有着密切交往的沈从文写下了长篇回忆丁玲的文章《记丁玲女士》，先是于1933年7月在《国闻周报》连載，1934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以《记丁玲》为名出版。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沈从文的这本书不是一本完整的人物传记，只是作者和丁玲交往十年生命历程的记载，但它却在丁玲传记写作的历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传记文学的角度来衡量，还很难说有哪一部丁玲传记的影响能和它相比。尽管这本书丁玲在晚年看后十分生气，斥责它“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但笔者认为丁玲这样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虽然《记丁玲》这本书有一些失实之处，但其对丁玲研究尤其是对丁玲传记的写作有不少贡献。它详尽记载了丁玲早年生活特别是其爱情生活以及艺术追求的情况，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沈从文的描写还原了丁玲的本来面貌。此外，它所摘录的丁玲给沈从文的书信、三人共同创办《红黑》杂志以及丁玲对文学的爱好等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从中可以窥见丁玲的创作心理动机，对于人们研究丁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这部书凸显了丁玲陸格的复杂性和情感世界的丰满，文笔细腻感人，结构不枝不蔓，从而获得了丰盈的艺术生命。如它描写丁玲得到胡也频牺牲的准确消息后的一段文字堪称经典：“当我把那点消息告给她时，正是我再预备过南京的前一日。作母亲的在这方面，显出了人类美丽少见的风度，只是沉默地把熟垂着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制摇篮里，小孩略微转侧了一下，她便把手轻轻拍着那小孩子，轻轻地说：‘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好好的睡，好好的吃喝，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口中虽那么说着，声音却抖着，勉力抑制着她那激动的感情。”
　　从这段文字的描述中，一个坚强、镇定、乐观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记丁玲》一书更重要的启示还在于，它并没有把丁玲拔高为一个完美的、戴着圣洁光环的人来描写，而是始终把自己放在和传主平等的地位，把她当做一个非凡而又平凡、血肉丰满的女人来看待，对丁玲的某些弱点作者也没有刻意回避，这正是后来的许多传记作者所缺乏的。此外，这一时期较有价值的还有张惟夫编的《关于丁玲女士》、张白云编的<丁玲评传》、美国学者里夫编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多半停留在资料汇编的层面，算不上传记作品。
　　此后的几十年，尽管丁玲在创作上和人生经历上历经曲折和波澜，但关于丁玲的传记作品却陷入可怕的沉寂，这当然和执政党所强调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在那样一个抹杀个性主义的时代，任何为个人立传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作异端，这种情况直到丁玲复出后才得到根本的改变。随着丁玲重新成为文坛关注的热点，一时间关于丁玲的传记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持续了近三十年。这些传记在勾勒丁玲的人生历程、创作经验以及探讨丁玲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丁玲的个性世界，甚至传主生前不愿涉及，身后也感棘手的问题等方面都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评价，取得了不少的突破。
　　这些传记如果从形态来划分的话，基本上可分为文学性和史料陸的两种。前者如周良沛的《丁玲传》、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杨桂欣的《情爱丁玲》、李辉的《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再版时书名改为《沈从文与丁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传记多半侧重文学的叙述方式，期望以传记史上的经典为目标，借助于生动的语言来写出一个鲜活的、复杂的丁玲。后一类的如《了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和周扬的恩怨》、《丁玲年谱长编》、《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我说丁玲》等。这类传记多半侧重资料的辨別、考证，有的甚至填补了丁玲研究中的空白，如邢小群女士的《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把重点放在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体制上，从丁玲创办文学研究所的经历探讨了中国文学体制在1949年后的重要转向及其对作家的深远影响，书中资料翔实，附录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王增如、李向东的《丁玲年谱长编》主要依据丁玲的作品、书信、日记及陈明等人的日记、笔记同时也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内容非常充实。应当特別强调指出的是，资料的收集、辨別和考证在丁玲研究中是特別重要的。由于丁玲特殊的经历和历史环境，有些材料如果不加辨析和使用难免会以讹传讹。比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丁玲和沈从文在北京的相见情形、关于了玲50年代被打成反党集团的真实原因、关于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形、丁玲和当代中青年作家的关系问题、丁玲在美国演讲遭冷遇的问题等等，不少版本的传记都有不同的表述甚至互相矛盾。到底哪些材料经过证明被认定为真实可靠的，可以引用；哪些被证明是“伪证”的必须被抛弃，这些恐怕是丁玲传记的作者甚至是研究者要特別谨慎对待的。而这些材料如果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下一番大力气是不难搞清真伪的，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有的传主在使用材料的时候不够严谨，这一方面暴露了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另一方面也难免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大打折扣。不少传记作者致力追求文学陸和史料性乃至思想性的有机结合，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但必须强调的是，史料的运用仍是最基础的东西，如果这个地方发生失误，整个的追求也成为所谓空中楼阁。
　　
　　二
　　
　　丁玲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更多的不是作为一个孤立个体的存在，她的一生和政治、革命、文学、爱情等主题紧紧联系纠结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历史学者高华先生说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丁玲的命运实际上是一代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文人所共有的宿命，她的抗争、落难、迷茫、甚至异化既有丰富的个性生命的印迹，也带有20世纪中国革命史、思想史一些相同的规律。“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做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就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因此在丁玲传记写作中，能否透过一个人的命运写出一群人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中怎样同命运苦苦抗争却最终仍然难以逃脱悲剧的结局，从而揭示出造成这种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全面展现20世纪中国文艺、政治和革命的复杂关系直接决定了其价值成就的高低。新时期以来，关于丁玲与其同时代人沈从文、周扬、冯雪峰、瞿秋白等的关系问题得到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关注，并成为丁玲传记争论的焦点，甚至以往人们刻意回避的问题如丁玲与冯达的关系也在不少丁玲传记中得到体现，在揭示丁玲与同时代人关系方面，丁玲和沈从文的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袁良骏、涂绍钧、陈明、王蒙等人都发表了不少言论，由于当事入的立场不同，在看待丁玲与沈从文的关系上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袁良骏曾对丁玲与周扬、沈从文的恩怨做了这样的概括：“假如说，在和周扬的历史恩怨中，丁玲始终是同情的弱者，那么，在和沈从文的恩怨中，丁玲就是望而生畏的强者了。”涂绍钧、陈明随后发表文章进行反驳，认为袁良骏的指责毫无根据。依笔者所见，李辉先生的《沈从文与丁玲》一书特別值得提及。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传记文学的作者，李辉先生擅长在史料的勾勒中探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命运。这个特点在他的《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作者通过大量资料详细描写了了玲与沈从文的恩怨由来和经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基本上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靠史料说话，很少带有个人的情绪。而且作者也无意指责哪一方而是把两人的恩怨纳入到中国现代史的大背景中，刻画出了大时代激流中知识分子个体命运的无奈，这样就超越了个人恩怨的狭隘和局限，拓展了论题的文化意义。作者在文章结尾感慨地说：
　　沈从文、丁玲，作为中国20世纪两位著名作家，他们各自的成就和人生道路，本身都可视为独立的巨大存在，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生活仍然可以在历史的舞台上不减其丰富色彩。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开创各自未来文学生活的开端，那么，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部分，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反映一代人的心境历程。
　　如果说丁玲和沈从文的关系是丁玲传记写作中的热点，那么丁玲与另一个中国文坛的人物周扬的关系则是一个难点。周扬和丁玲都曾在左翼文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周扬更被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诠释者和执行者之一，丁玲甚至许多人的命运与周扬的所作所为当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有关丁玲传记的描述看，在丁玲与周扬的关系上基本上分成两种观点。一种是以陈明、周良沛、杨桂欣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把丁玲落难的原因看做是周扬的宗派主义所为，对周扬50年代在“丁陈反革命集团”以及丁玲被划为“右派”甚至新时期阻拦丁玲的平反等的行为都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如周良沛洋洋洒洒六十多万言的《丁玲传》很多笔墨都是描写丁玲与周扬关系的。作者始终把丁玲的遭遇看做是周扬宗派思想打击报复的结果，对周扬复出后种种的反思也持嘲讽的态度。杨桂欣的《丁玲与周扬的恩怨》则把触角延伸到左联时期，详尽交代了两人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所结下的恩恩怨怨，扬丁抑周的倾向十分明显，以至作者在后记中还不忘对周扬做出这样的一番议论：“他整丁玲，不是贯彻执行‘阳谋’，而是借反右派斗争之势，以达到一箭数雕的目的：剪除异己，对威望高于他者斩草除根；掩盖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错误，从而变错误为一贯正确，掩盖他曾经攻击过鲁迅的历史错误。他强加给丁玲的种种罪名和极大苦难……而是他自己人性和本能的一部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张扬。”另一方以王蒙、徐庆全等为代表，他们有意无意之间为周扬进行了辩护，对丁玲晚年思想僵化持批评态度。事实上，单纯把丁玲的悲剧归咎于某人的说法缺乏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深刻理解，它往往纠缠于某人的历史责任而忽略了对背后机制和体制原因的拷问。丁玲的悲剧周扬当然要负他本人要负的责任，而丁玲遭难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在延安整风运动后完成了革命政治文化的转化和建构，而丁玲恰是受到五四启蒙思想较深的知识分子，到了50年代仍然没有完全转化过来，在“知识者”和“革命者”之间徘徊，这时候革命的一整套惩戒体制就拿她来问责和祭旗。然而，在丁玲传记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有深度的剖析，基本上还停留在就事论事上。
　　随着研究的深入，丁玲的人格问题也成为丁玲传记写作中不可回避的热点。丁玲一方面在长期的革命经历中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伤害，值得人们同情。但另一方面，丁玲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揭发了王实味、后来又揭发了萧军、肖也牧、胡风。在经历二十余年的苦难后仍然对“左”倾错误缺少应有的反思，以至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思想解放浪潮中落伍了。对于丁玲人格上的某些异化现象，早期的丁玲传记作者普遍缺少认识，一味回避和掩盖，但这一隋况在秦林芳的《丁玲最后的37年》一书中得到了改变。作者对晚年丁玲现象进行了较有力度的思考，对丁玲一些“左”的做法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从这一点透露的是丁玲传记文学的进步，作者摆脱了那种为尊者讳的传统心理，主体性意识明显增强。
　　英国传记家约翰逊认为：“传记作家的职责往往是稍微撇开那些带来世俗伟业的功业和事变，去关注家庭的私生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在这儿，外在的附着物被抛开了，人们只以勤谨和德行互较短长。”确实，透过传主独特的感情和家庭生活往往更能揭示出传主丰满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对于丁玲这样一个感情经历丰富的女性这一点就尤为重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对传主的私生活讳莫如深，对传主的爱情和婚姻生活采取回避的做法。这种倾向在新时期早期的几部丁玲传记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人们担心触及这样的问题会有损于传主的形象。在这种创作理念主导下的丁玲就变成了一个革命作家的僵硬符号。随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动，这种禁忌在丁玲传记中被打破，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丁玲的爱情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周良沛的《丁玲传》、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和杨桂欣的《情爱丁玲》在这些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立脚点就在于一个伟大的女性如何在这个男人世界里挣扎、奋斗、受难和追求，因此用女性细腻的文笔详尽描写了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等男人的爱情纠葛，对于比较敏感的话题如丁玲和冯雪峰的恋情、丁玲和冯达的恋情也都进行了深入的刻画，透过一个个片段写出了丁玲在人性与革命者之间痛苦选择的过程：
　　丁玲是共产党员，她有坚定的信仰，有不屈的意志，有倔强的精神，但她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的人之常情。她恨冯达，因为他泄露机密，出卖了她；她关心冯达，因为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比别人更需要鼓励帮助的人；她担心他，因为他是她丈夫，这时虽然夫妻之情已荡然无存，但女人特有的同情犹存。(见第五章《冬夜漫长》)
　　人们从中看到了在激情理想和革命召唤下成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丁玲和普通女人一样有着对爱情的向往和浪漫追求，充满了痴情和柔肠甚至脆弱，这或许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丁玲。相反，如果没有对传主感情世界的深度探索，这样的形象必定是概念化的、枯燥的和单薄的，失去了生命的灵动和人性的光辉。
　　
　　三
　　
　　丁玲传记写作取得的成就与同时代作家比较来看是相当突出的，既表现在广度上，也表现在深度上，不少复杂敏感的问题被提出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毋庸讳言，丁玲传记写作还有一些深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丁玲传记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有：
　　首先，传记作者的主体性意识亟待加强。主体性是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使人摆脱工具和被动的層陸。传记文学的主体意识表现在传记作者摆脱传统观念和政治因素、人为因素的千扰，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平等的角色，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尊重历史的真实。胡适说：“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胡适谈到的情形在丁玲传记写作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丁玲的“叛徒”问题，丁玲的人格异化问题，丁玲的晚年创作倒退问题、丁玲晚年的思想僵化问题、丁玲晚年对沈从文的态度问题等等。如果本着传记写作真实性的原則加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但实际上却总会受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干扰。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对传主形象的维护，对了玲身上存在的这些现象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百般为传主辩护，如周良沛、杨桂欣等的传记还是立足于保护丁玲崇高的形象，对一些不同的声音缺少心平气和的讨论，时不时夹枪带棒对别人进行攻击，这些倾向在周良沛的《丁玲传》尤为明显。此外丁玲的家属出于维护丁玲的愿望也时常发表文章，不允许丁玲学界发出不同的意见，这些情况说明不少传记作者还缺少主体性意识，没有建立起写作者和传主之间的平等关系，没有从传主的光环中走出。
　　其次，对传主的精神史注意不够。传记作者没有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和传主的精神相遇，导致不少丁玲传记作品中对丁玲形象的塑造多半停留在“革命战士”这样的单一角色，而对了玲在人生巨大转折时期的精神世界关注不多，导致人物的平面化。一部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但要复活传主的本来精神面貌，还要把这样的精神灌输在自己身上，起到借尸还魂的目的。从这样的角度看，丁言昭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做得相对比较好，就像作者所讲的：“这不是一部女权主义的传记，更不是一部通俗爱情传记。它只是记录了一个象征男性权力的社会中伟大女性可能有的遭遇，因而这部传记也包含了另一个女性作家对当下女性社会生存问题的严肃思考。”即使这样，它也没有达到像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那样的水平。
　　最后，传记写作中的文学意识欠缺，大凡世界传记文学的优秀作品实际上都可以当做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阅读，如莫洛亚的《雨果传》、欧文·斯通的《梵高传》、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等莫不如此。在这些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不再是观念化的形象，既有人性的光辉圣洁，也有人性的阴暗和猥琐，既有英雄般的气概和作为，也有普通人的烦恼和卑微。“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然而中国现代传记作家普遍缺乏这样的传记文学意识，往往醉心于资料的堆积和事实上的陈述，平铺直叙，缺少文学的要素，缺少对传主心理世界的开掘，更缺少文学的才情，这样的传记所塑造出来的传主形象缺乏艺术生命，同样也不能唤起读者的兴趣。如周良沛的《丁玲传》、杨桂欣的《丁玲与周扬的恩怨》动辄把数十页的资料引用在自己的作品里，没有做必要的剪裁和组织，显得非常沉闷。凡此种种隋况表明，看似热闹的丁玲传记写作实际上大多数还处在低水平的重复阶段。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观念上的大胆更新，没有树立严肃的主体批判意识，没有对传主精神世界冷静客观的剖析，丁玲传记的写作就无法实现质的飞跃，承担起对历史和未来的应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