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津的怀抱

　　作者简介：张好好，本名张浩，一九七五年生于新疆布尔津。小说、散文、诗歌发表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家》、《芳草》、《大家》、《山花》、《诗刊》等期刊；小说收入《最新锐华语小说家作品十年选》；诗歌入选《二〇〇九年中国最佳诗歌》。出版散文集《五块钱的月亮》、诗集《布尔以津》。曾获第三届上海文学新人奖、第二届“汉语诗歌双年十家”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级研讨班学员。
　　
　　一　怀抱
　　
　　(一)
　　那时候没有拉杆箱，飞机也没有普及。都是坐火车，而且是硬座。过了兰州，便是大戈壁，荒无人烟，山是秃的，草是灰的，在风里绝望地摇摆。第一次看见戈壁的她由新奇慢慢变得绝望。绝望也不回头，绝望里更充满了希望。
　　她听见广播里说乌鲁木齐就要到了的时候，从随身背的布挎包里把梳子找出来，娴熟地把毛了的辫子解开，梳光溜了，再一分为二，从胸前编下来两根长及腰的麻花辫。这时。火车开始减速，咯咯地好像在咳嗽。她的脚一路上把着她的箱子，里面装着衣服和一本书。书是《林海雪原》。她要去的也是一片夏天是林海、冬天是雪原的地方。所以她没有觉得什么恐慌，反而有着鲁迅说的“到异乡去，过别样的生活”那样的激情。
　　箱子从座位底下拖了出来，这是一个纸箱子，上面用接起来的布条捆着，正好用来做拎的提手，这只箱子的材质注定不会成为她一直珍藏的进疆纪念物。于是另一个真理会这样说：凄凉和仓皇的寒冷只在某一刻存在，但是它将伴你终生。
　　到了乌鲁木齐要歇一下，更准确地说是要等有了便车才能继续前进。那时候都喜欢找便车，供销社拉货的卡车。她定定地坐在驾驶楼里，一坐就是两天，半道宿在乌尔禾的小旅馆里，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爬起来赶路。夏天还好受，冬天那双脚一会儿就冻木了，恨不能脱了鞋把脚抱在手心里。
　　她到乌鲁木齐的季节是夏天，从火车站下来，看见黑压压的人散在车站的广场上。长长身子的公共汽车像蛇一样扭着身子打着喇叭从人堆里挤过去。她再抬头看看，有楼房，再远一点有山，山上有蜂巢一样的土坯房，没有一棵树。这座山叫雅山，也叫盲流村。盲流的意思就是内地流窜过来的没有正当职业的人。来了就往雅山上住下，一是荒山上的旅馆便宜，二是地形复杂，如果有前科的人躲在这里相对安全一些，三是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同性”这时也是相吸的。
　　她是幸运的，她不用黑眉乌眼的往雅山上爬，寻了四川口音认老乡，然后蹲在火车站卖茶叶蛋或者在城里捡破烂，拾来了就堆在雅山上某一间借住的破房子边，最后人也破败下来，就像一块埋在土里的塑料片子，在风里呼啦啦的吹。
　　她当然不会走上这么一条路。都说，各人头上一片天。你这辈子该和谁认识，该去哪些地方，该有多长寿数，都是注定了的。还有句话说：是金子总会闪光。这话说得也不错，不管这世道再不公平。天分好的人总会出头。
　　祖上究竟都怎样了，其实她也是记忆模糊的，只记得有一顶极大的轿子，四个男人扛着，她偎在外婆的怀里回她自己的家。她的父亲在粮管所做头目，她的母亲在师范学校里读书，是父亲的二太太，读中学的时候就嫁了过来。因为大太太不会生养，娶她母亲的时候，一再保证。一子双挑。她的母亲娇小柔弱平和，更像大太太的亲妹妹。
　　就算是亲妹妹也保证不了她母亲的幸福。那轿子倏地就不见了，她五岁的时候，父亲死了，然后弟弟出生，母亲领着他们两个到一个山村里教书。她真正的记忆、扎实的童年这才刚刚开始。
　　所以她也说不好，如果那轿子还在。命运又会是怎样。况且失去的一定是没保障的，现有的，即使是可怜的一点点阳光也是实实在在握在手心的。她在看她的手心里那一点点希望，生活下去的希望，更严重一点是生存的希望。生存的意思更是心灵所指。吃到一口饭容易，要让“心”得到满足要难得多。这心上的满足又确指什么呢?只有她自己知道，好像在钻牛角尖——一个月六十块，有固定工作，旱涝保收，将来有退休金。我们不必嘲笑这一组和钱牢牢绑在一起的话，回归现实的我们一定懂得钱和尊严之间必然的联系，即使基督徒也懂得这道理。
　　然后她来了，站在乌鲁木齐雅山下。这个女人我们就叫她林雪吧!
　　所有到乌鲁木齐的人第一个看见的都是雅山。雅山上苍凉的异乡生活让每个正在向命运发问的人蒙上了灰色的失落、茫然和恐惧。
　　
　　(二)
　　他睡起来就去木工间，割呀，锯呀，刨呀，凿呀，到处都是木头，空气里木屑在跳舞。他的头发上，口袋里，衣角里，鞋袜上，哈，都是木屑。这有什么，歇下来的时候站到手工业联合社院子里迎风拍打拍打，就只剩下松木的清香味了，然后抬脚回家。
　　路上的人都会朝他点头招呼：张师傅下班啦!他立刻回应，笑得很好，眼弯弯的，嘴角扬得高高的，自来卷的头发飞扬起来。宣传队的姑娘都在背地里讲：小张人很好呀，有手艺，二胡也拉得好。说是这么说，可是林雪出现之前竟没有姑娘表示愿意嫁给他。为什么?他是地主的儿子。那时候的姑娘都愿意嫁解放军，当然，嫁贫农的劲头已经过去了，但谁都相信，嫁解放军的风过去以后也还是轮不着地主的份。所以他一个人迈开步子回家。
　　他在额尔齐斯河边有两间房。土坯的，但看着高大，房梁是红松的，看着很端正。但是他从不做饭。他有时去桥头的人民饭店来碗牛杂汤，或者羊杂汤，或者汤面条。吃好了就打着饱嗝下到河堤那里往家走。回去就睡觉。也有不睡觉的时候，拿了毛巾到河里游泳，拿肥皂往脑袋的卷毛上打，打出白色的泡沫。再打身上，后背够不着，就把肥皂涂到毛巾上，胳膊反转到后面像拉锯子一样擦。最后一身滑腻游到河里。月亮升起来了，把整个河面映得金光粼粼，他在月光里搅，简直就以为自己是在广寒宫里，世界静寂得只剩下他一个人。
　　如果是初秋，他洗了澡回来就拎了板凳，提了二胡坐到井边。说明一下，布尔津到了初秋就没有蚊子了，这时候风也不大，四围的白桦林像一片金色的海洋，起起伏伏，简直在低吟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他坐得笔直端正，拉开架式，手突然地一抖，曲子就随了他微微颤动的脑袋流淌了出来，好像是脑袋在用着劲。井里有深邃的水、甘甜的水，水里有个颤颤的月影，微凉鬼魅的气息会扑到他的脸上来。
　　他也有不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吃上消耗太多简直不合算，即使是单身汉也有仔细算账的时候。每月要给山东的娘寄三十元，剩下的钱第一件事是去饭店结账。一碗又一碗的面呀汤呀把他口袋里剩的另外三十元一口吃掉，然后他的身影就显得更加落寞，多一点沮丧的味道。他这天不去游泳，不拉二胡，他直接去了邻居方铁匠家。
　　方铁匠也在联合社工作——敲铁皮。桶呀，盆呀，烟筒呀，甚至还有装肥皂的盒子，扣饼干的模子，装东西的小匣子，当然后者是他给自己家里敲的。方铁匠的胳膊和手看着很有劲，青筋凸起，两眼连带着炯炯有神。吃饭必来一杯奎屯大曲，酒杯拿起来放下去都有响声——蹾在桌面上的“当”声和品酒的砸吧声。他一个人喝酒会觉得闷，他喜欢说话，他看着日子被他很安全地收拾服帖，就有些许的安心和得意。他的日子过得极仔细，有计划，有规律，好像上了弦的手表，迈开步子稳当沉着地往前走。老家寄多少，家用开支多少，年节用多少，存多少，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方铁匠自己的生活经验愿意很无私地与张木匠分享，张木匠的孤寂和不快也想找个温暖的地方挥发一下，然后张木匠坐在了方铁匠家的小饭桌边。饭桌是木头的，却包了铁皮边。张木匠就说：按道理讲这样做是为了怕木头磨毛了边，但是你家有了小孩就不大合适了。小孩慢慢长高。怕会把脑袋磕上去。方铁匠喝下去半杯酒对她媳妇喊：待会儿我就拆了它，你把钳子给我找出来。
　　他媳妇很快就去准备了，她觉得张木匠很爱孩子。爱孩子的男人必是好男人。有耐心，心细，会疼老婆。他媳妇一面忙着一面动了一下心思。
　　这边方铁匠依然是老话重提：赶紧找个过日子的女人吧!人活的就是精气神，没有家，气就聚不起来呀!
　　张木匠不言语。把玩着酒杯。他看见方铁匠炯炯有神地坐在屋子中央发号施令，他的女人系着围裙进进出出，他们的孩子安静地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听电线吹出的口哨声。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只臭鸡蛋，黄散了。蛋清也不白了，确实需要有个女人来个开天辟地。
　　在张木匠眼里，他现在的生活终于要走到尽头了，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他会窒息而死。他当然不会死，那么生活必会改换一种样式。
　　我不能一直喊他张木匠。他有自己的名字。他叫张平。
　　
　　(三)
　　走呀，走呀，走呀。卡车从乌鲁木齐向着额尔齐斯河开去。车身每颠簸一下，林雪就觉得自己的存在，就证明自己真的在向着一个叫张平的男人开拔而来。可是身后总有一双眼睛，空茫地看着她，那个人的一双手一点气力也没有地扶在自行车扶手上。轮船笛声凄清地叫了两声，向着水深处移去。远了，远了，远了，这一辈子好像已经过完了，真想现在跳下去，让他亲眼看见她是为了他而死的，也算把这口气出掉了。
　　可是老天不让她出气，老天从厚厚的云层里射出极耀眼的七彩光芒映在江面上。这光芒简直美得让她呆住了。许多年后，林雪对她的女儿讲起这段往事，说起这道救命的阳光。
　　阳光之前是来了乌云，可是乌云之前曾经来过一片光明，光明之前更有一片黑暗。哲学也是这么说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柳暗花明，塞翁失马……
　　轿子没了，爸爸死了，母亲再嫁，母亲死了，这时候的林雪十岁，左手拉着弟弟的手，右手被继父的手牵着。继父原来是解放军，转业做了教师，和母亲是同事。继父个子高大，眉毛浓黑，第一次出现在她家的时候，简直照亮了林雪和弟弟的脸庞。
　　以后没人再敢骂我们是反动派的狗崽子了。林雪极其老练地给弟弟说。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林雪领悟世事的逻辑能力很强，表面现象暗含的内在本质被她一语中的。
　　可是母亲死了。埋了，在山岗上。继父拖着他们两个，拖到林雪初中毕业。“文革”开始，停学停课，到处都在串联。林雪没资格串联，大家都忘不了她的亲身父亲，她还是反动派的狗崽子。狗崽子在下放的山村里插秧、养猪、割稻草。金黄色的稻草收割回来摊开在阳光下晒干晒透。一扎一扎地捆起来，可以与麦琪美丽的长发来媲美。这捆稻草被村里军工厂的一个随军家属看上了。这个女人走在山路上。看见一个苗条清秀梳了两条长辫子的女孩正在院子里晒稻草，她好像闻见新稻草甜丝丝的气味。稻草铺床透气保暖。一年换一次。
　　这个女人朝林雪喊了一声，这一声有了林雪的初恋。
　　稻草卖吗?
　　林雪站了起来，但没回答。
　　你要是卖就卖给我吧!我就住在军工厂，你吃了晚饭给我担过去，我在门卫那里等你。
　　那一担稻草值八角钱，可以买十个鸡蛋。可是林雪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卖它。她更加精心地把稻草整理了一遍，柔软芳香灿烂的稻草挑在她的肩膀上，要把她拥抱在怀里。女人给她钱，她坚决不要。但是她得了一只骄傲的芦花鸡。
　　你就拿去生蛋吧!算是帮我养着。蛋归你。
　　骄傲的芦花鸡每日都要沿山路往军工厂去，它记着自己的老家在哪里。林雪就每日追到军工厂把它找回来。鸡蛋攒起来再给女人送过去。
　　当时的林雪突然陷入了另一种新的生活中去了，她终于有了可以说话的人。军工厂的人很亲切。从不计较她的出身。为了芦花鸡，她每天都可以去那里一次，她站在那里和他们说话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另外一个林雪。现在的林雪不是她自己，她知道。那么她到底该是怎样的林雪呢?偎在外婆身边。在轿子里昏昏欲睡，如果那也是一种人生的话，她已经把一生都过完了。
　　女人有个表弟在湖北当兵，老家在贵州。表弟休假来看表姐，住在军工厂家属院，便看见了林雪。于是有了林雪和冯阿贵的故事。
　　冯阿贵说：我现在是副连级，等我到了营级的时候，你就可以随军了。
　　他说得很肯定，好像林雪已经嫁给他了。林雪虽然害羞，但两眼闪烁着光芒。
　　冯阿贵说：干脆咱们回我家看看去吧!然后我带你到部队住几天。
　　林雪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走，好像真的就永远不回来了。这时，她弟弟说话了。她弟弟那年十五岁，个子小小的，却养了两头肥胖的猪。
　　弟弟站在猪圈边看他的姐姐慌张地收拾衣服往军工厂走。弟弟说：你莫要得意，想想自己的出身，当心爬得高，栽得狠。
　　林雪当时愣怔了一下，她回过头看她家的小院，那里好像是一条河，正在缓缓流淌，她就在其中，而她想上岸，在田野中奔跑，她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冯阿贵的家在贵州深山里，他们到贵阳以后开始徒步行走，整整走了一天，翻过无数山岭，这才到家。家里人很多，对她很亲切，火影照亮冯阿贵的脸，他说：我的兄弟姐妹都在这里呢!我们将来也回这里吧!
　　林雪没有回答他，她走了一天，实在太累了。
　　第二天，他们返回贵阳，往武汉进发。冯阿贵要归队了。
　　冯阿贵向部队里打了结婚申请，部队没有批准，因为林雪的家乡来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林雪的亲生父亲是反动派。
　　冯阿贵如果娶了林雪，就永远也不会晋升到营级干部。不是营级就不可能有随军家属，就要转业回到山里去。冯阿贵心情不好，但还是劝林雪：你先回去，我们再等几年，这个社会不会永远这样的，如果永远这样，这个社会也不会好的，你相信我。
　　林雪没有相信冯阿贵。或者说，林雪是不相信这个社会的，林雪哭了一场之后没有和冯阿贵告别就离开了兵营。
　　她走到码头的时候。看见轮船已经准备起锚，这时候，她看见冯阿贵骑着自行车从盘山路那里飞一样追过来。她想停下来，她突然不想走了，可是检票的人拉了她一把，推她到梯板上说：上船补票吧!误了这一趟你要等到后天了。
　　她就这么被推到了船上去，也可以说，她就这么被推上了注定前往新疆的道路。
　　冯阿贵站在码头上，手扶车把，张了张嘴却又茫然地看着她。
　　她转身跑到船的那一头去，扶着栏杆放声大哭起来。
　　冯阿贵的月津贴是六十元。到哪里才能找到每月有六十元收入的人。失魂落魄脚底虚弱的林雪回到家里躺了半个月，她的脑子里始终盘旋着这个问题。好像这个问题解决了，冯阿贵这个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不那么让她难忘而不来折磨她了。她的弟弟什么也不说，每天做好饭给她端过来。
　　她终于爬起来的时候，去了邮局，她给新疆的老同学去了封信。她说，给我找个对象吧!有正式工作的就行。
　　老同学回信里夹了张照片，张平穿着黑色中式棉袄，脖子上围一条白色围巾，微笑和气地站着。
　　林雪去了照相馆，垂着两条大辫子，同样微笑地照了相。相片寄过去后，汇款就到了，一百元，说是路费。张平说：新疆的夏天水果很多，你要来就夏天来吧!
　　夏天就是现在，林雪立刻就动身了。这时候。她从冯阿贵那里回来刚一个月。
　　她走的时候对弟弟说：你好好等着姐，姐要接你走。
　　那时候，他们的继父已经再娶，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他们俩。他们俩当然应该是永不分离的，就好像相恋的爱人一开始也总要发誓或者想当然的以为，他们就会永不分离。
　　
　　(四)
　　谁说张平是个憨包，除了做家具就是睡觉，就是偶尔游泳，偶尔拉二胡，默不作声的微笑贯穿始终?张平看见方铁匠的孩子大睁着眼肃穆着脸想心事的时候，心突然颤了一下，如果我有了孩子，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回老家看望老母亲。
　　张平已经出来快十年了。先是到沈阳投奔他姐。在一家印染厂做小工，手染成七色花，挣的工钱都寄回他妈那里。他们村里的人都夸他，说整个村子出去干活的就属他给的最多。村里人心里都有杆秤，公平秤。他听了就很得意，觉得做什么都来劲。这时候，东北开始清理外来人口。张平被清了出去，一整车的人拉到北京火车站，各回各家。
　　从北京到他家只一夜的路程，可是他没有回去，他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他和林雪一样被荒凉的戈壁震惊——是得用这个词，那是走了两天两夜才走得出去的戈壁呀!
　　火车咔咔地响，车轮有力地转，拉他去看清未知的命运。
　　张平到了乌鲁木齐，也看见了荒凉的雅山，他刚站定，还没来得及感受内心的凄凉之苦，就被收容所关起来了。用“关”这个词对张平是个侮辱，他在回忆这段时光时，总是对围坐在他身边的三个女儿说：我们到了收容所，每天都有馒头和醋溜白菜吃。那时新疆的冬天只有白菜和洋芋，还有萝卜。所以张平应该是冬天到的新疆，在收容所度过了寒冷的冬天，春天到来的时候，张平和所里管事的人成了好朋友。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杀一盘象棋。张平上小学的时候就会下象棋了，他妈让他打了一次酱油，买到天黑都没回来，原来他一直站在大街上看大人下棋，从此就没人指望他做家事了。
　　收容所的人不能老关着。放出来了又跑，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然后文件下来了：有手艺的人安排到城镇『[作，成了公家人：没手艺的到农村做农民，每人都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地种。管事的人提前给张平打招呼：填表要写一门手艺在上面，不然就去做农民，苦死你。
　　张平填的是：刷油漆。这说明张平是个谨慎的人，不夸大，也不至于露馅。当然这刷油漆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大约是他手上七彩的颜色尚未洗净给他的提示吧!
　　会刷油漆的张平发配到了布尔津县手工业联合社，进了房间。既然进了木工间，当然就要学木匠的手艺了，没过几年，张平已经在木工案子上又是刨又是凿了。
　　这一年的张平多大了，总有二十七八，也就是说，他已经离开家乡快十年了。他在宣传队里给“沙家浜”配乐，女演员在那里唱：听奶奶，讲革命……他的眼睛有点湿，他们家就他一个儿子，他出来了十年，他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做奶奶呀!
　　他不是没有喜欢的女孩。红旗公社有一家山东老乡，女儿叫张海红，身材高挑，眼睛又黑又大，走路生风，挑两桶水可以走一里路。养了一大群鸡，放在草滩子上养，到县上来买东西必到联合社找他。张海红把马车停在院门口。提两条麻袋就来了。张平接过麻袋后，人就钻到电锯子底下装锯末子。满满两袋子，看着比人都壮，张平弯下腰，拽住一个麻袋角一使劲，就把锯末子背起来了。
　　张海红用锯末子装鸡蛋，小纸箱一打开。用手一拨，白色或粉色的鸡蛋露出浑圆的一头，看着很安全很温馨。
　　张海红的鸡蛋往市场那里一放。联合社食堂陆师傅人就到了。陆师傅个子有一米八，和一米七的张海红并肩站在一起简直就是两棵穿天杨。陆师傅来了就搬鸡蛋，张海红就去解马车绳子，两人很默契的往联合社走。这时候，张平正站在风口上拍打身上的木屑，他想请张海红去人民饭店吃糖醋鱼。正是鱼产卵的季节，鱼肉肥美，鱼籽饱满，要是张平有了自己的家，他愿意天天自己烧鱼吃，烧给他的女人吃。
　　可是张海红没时间吃鱼，她拿了卖鸡蛋的钱就要赶回红旗公社。陆师傅送她到大街上，张平看见陆师傅从怀里拿出一个纸包，可以看出里面有几条炸鱼，纸面上油渍麻花的。张海红也不推辞，笑呵呵地跳上马车，还像男人一样朝空中挥了挥手。陆师傅看着远去的马车发了一阵呆。
　　这边，张平也呆住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一米七的个头实在太矮!如果站在张海红身边一定会显得很窝囊。
　　张海红嫁给老陆的那年秋天。张平得了胸膜炎，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他出院的时候，那两人的蜜月都过完了。
　　他带着一身药水味道，抱着换下来的脏衣服一个人从河堤那里回家，觉得胸里面有张灰色的影子罩住他，他便使劲地咳，然后大喘气，他觉得自己老了。
　　
　　(五)
　　林雪和张平最终当然见面了。如果用相遇这个词会显得浪漫一些，但是为了尊重事实，我只能用见面这个词。见面有一种人为的成分在里面，谈不上天意。或者只是一半的天意。也就意味着张平最终是不爱林雪的。但是我不能肯定林雪在相同的情况下也不爱张平。记住，林雪是女人，女人在绝境下，在时光老人(不是月下老人)的浸润下会爱上身边的男人，特别是有了他们共同的孩子之后。
　　林雪一个人的时候也会被一种悠长的滋味困扰，很久以前一个叫冯阿贵的男人站在码头边茫然的眼神反而能让她泪眼模糊。
　　林雪在正午的时候抵达布尔津，卡车直接把她送到河边方铁匠家。
　　方铁匠和张平都去联合社上班了。方铁匠的媳妇叫做月华。月华抱着刚睡醒的女儿迎向她。月华就是林雪的老同学。
　　林雪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小木凳上洗头发。晒在院子里的水热得发烫。她洗了头发又提一桶水进屋里去洗澡。把自己收拾干净了，她就晒太阳，把头发晒干，编起来，太阳下山的时候，她将见到照片上的男人，一个有娶她做媳妇意向的男人。她未来的家就在月华家隔壁。两间安静的土坯房，让她很想安安静静地睡一觉，哪怕睡得永不醒来。
　　张平和方铁匠一起回家，从大坡那里走上来，两个男人都默不作声，向院子里看过来。让张平大失所望的是，院子里坐在板凳上的女人看着那么小，简直就像一个半大的孩子。女人站了起来，个子充其量一米五出头，眯着眼睛朝他们笑。不知怎的，张平想起张海红像男人一样驾着马车扬起皮鞭的威风劲来。他觉得脚步沉重，他实在无法把眼前的女人和自己未来的老婆联系在一起。
　　晚饭吃的是汤饭。林雷跟着月华到后院的菜地里摘西红柿，摘豆角，拔小葱，掐香菜，在井边的池子里洗干净下到锅里。汤饭看着红红绿绿的很诱人。林雪吃了两大碗。张平说他不爱吃面食，只喝了一碗。
　　林雪到井边洗碗的时候。月华推推张平，递个眼色：咋样?
　　张平用手在胸前比了一下个头：太矮了!
　　矮了怕啥?四川女孩都这么高，事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四川的。
　　张平就不说话了。他想自己的事还得自己来解决。
　　第二天是星期天，林雪跟月华到张平家看看。屋里只有一张单人钢丝床。被头是黑的。房梁上有个麻袋，横在那里，看不出来装了什么。
　　月华离开后，张平赶紧对林雪说：你要觉得不满意就回去，我给你买票。
　　张平说的是真心话，他希望林雪不满意，然后这个小个子的女人就和他没有任何瓜葛了。
　　然而林雪被感动了，她觉得张平很豁达，很有男人的魄力，拿得起放得下。她上去就开始拆被子，把床单枕巾全都撤下来，到井边去借了月华的搓衣板就洗了起来。
　　方铁匠那晚要张平陪他喝酒，他说，在布尔津咱们以后就是亲戚了，这辈子都得互相帮衬着。
　　本来就是好兄弟，扯什么亲戚呀!张平还是想把林雪打发回去，
　　做不成亲戚，兄弟也不要做了。方铁匠重重地把酒杯蹾在桌子上，怒目而视：人都来了，你想咋样!人家没父没母的投奔你来，你这可好，说不要就不要了!
　　林雪那时正在张平的屋里缝被子，她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在想应该添置的家当。添置起来当然不难，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林雪想到这些家当都将是张平亲手来做，就觉得很是骄傲，嘴里哼起了小曲。
　　张平受了责问回来，突然听见林霄的歌声，心里的主意一下就改了。
　　有的男人就是这样，当他觉得一个女人因他而快乐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有义务给予这个女人继续的快乐。哪怕这爱是不纯粹的，是暂时的，问题是他终于愿意给予了。将来的事情也不知道，这女人也有不唱歌的那一天，也会吵架，打架，为了一点事和他斗气，但那都是结婚以后的事情了。
　　
　　(六)
　　大家都知道林雪要去新疆。大家是指林雪的继父，林雪的亲姑姑，还有她亲姑姑家的几个孩子。亲戚说来有一大堆。指头都掰不过来，可是能“奔”过去的只有那么一两个，
　　林雪收到张平的汇款以后开始着手准备向新疆进发，这是她将要出的最远的一趟门，如果没有大的问题，她很可能就不再回来了，反正弟弟总要接出来的，这里也不是她土生土长的故乡，回来做什么?不回来了，永远也不回来了。
　　林雪到成都买火车票，买票之前先去看她的亲姑姑。亲姑姑的意思就是这是她那反动派爸爸的亲妹妹。反动派已经镇压了，留在世上的亲人总要有个说法，姑姑向学校表示她早已与封建家庭脱离关系。姑姑在大学里做老师，生的i个孩子和林霄一般大。林雪不懂什么叫划清界限，林雪只要放寒暑假都会去成都找她姑姑。
　　她上一次去的时候还是中学生，赤着脚走路去。天蒙蒙亮出发，她赶到的时候，一家人正要出门，三个孩子穿得整整齐齐，看见她眉毛都拧了起来。他们要去峨眉山，不带她吧。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也不放心，让她回去吧，这才辛苦地走过来，心里也说不过去。那就一起去吧!姑姑决定。一面给她找鞋，寻来老三的一双凉鞋。老三是男孩，凉鞋是有鼻梁的那种，鞋袢坏了，林雪就拖着走，总比没鞋强得多。老i不高兴了，虽然这是一双他穿坏了的鞋。不高兴也许和鞋无关，但总要发泄出来。
　　那是她第一次去峨眉山。峨眉山很美，路上还第一次吃到了雪糕。只买了l二根。她在每个表兄妹的雪糕上咬一口，算是平均分配。从山上下来，她回了家，她对弟弟说：以后我们自己好好过，人家都在过自己的生活……她说得稀里糊涂，但是她弟弟还是听懂了。她弟弟比她要强得多。
　　买火车票之前，她先去看姑姑。这是她最亲的长辈，她觉得这次去新疆简直就是明闩地嫁人去，那么我这是出门子呢!抱着m门子决心的她要看看姑姑。
　　姑姑只说了一句话：出去看看也好，在农村待下去也看不见什么希望……
　　希望究竟是什么，那个年代的人谁也说不出来，就好像大家都知道阳光是好的，雨馨是好的，然而天总是阴沉的，也许要沉一百年，或者已经沉了一百年，那么阳光和雨露的好就淡出人们的记忆了。
　　林雪对这句话共鸣得已经麻木了，她其实来的目的是希望姑姑能给她一点路费。回来的路费。如果不满意，肯定要回来，回来的钱当然不好再让那个叫张平的男人出了。
　　然而路费是没有的。她姑姑一直在叠衣服，衣服散发出太阳味道，松软芳香。林雪的衣服从来都是自己洗自己收，她看见姑姑雪白的手叠三个孩子的衣服，心里突然很难受。她不知道她那是想妈妈了。
　　她姑姑说：你大姐准备出国读书呢!
　　大姐是姑姑的大女儿。林雪点点头，林雪觉得自己也简直是要出国去了，那个叫布尔津的地方翻过一座大山就是苏联了。可是她去是为了嫁人，为了有口饭吃，为了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不再被人称做反动派的狗崽子。和大姐相比，她的那点志向简直提不上台面，简直活得像一只在大雨中仓皇逃窜的蚂蚁。
　　姑姑送她出门的时候，手扶在门框上，那手心是空的。林雪的心也空荡荡的。
　　继父再娶的女人是个裁缝，死了丈夫，拖了两个男孩。缝纫铺就开在继父教书所在的小学门口。继父上下班可以看见撩起来的门帘后面有个女人低着头踩缝纫机，门帘上绣了一朵荷花，午休的时候就垂了下来。地上总是布条子，两个小男孩坐在地上，那个女人的脚边。
　　继父结婚以后，林雪和弟弟自己过日子。林雪走之前去看继父，在她称为后娘的裁缝店里。后娘给她找来一条长长的布条，让她回家捆行李用。林雪说，也没什么行李，就几件衣服，本来也没什么衣服。
　　路上带条绳子总用得着的。她的后娘坚持要她带上。那条绳子就用来捆她随身带的纸箱。一直带到新疆。
　　她的继父抱着新生的儿子站在小店里若有所思。继父的脖子看着很细很长，上面的筋是青色的，喉结是突出的。林雪突然就想起来和继父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有一天晚上，她和弟弟都睡下了，忽然闻见一股烤灼的味道，然后她看见继父对着煤油灯用针挑着一只虫子在烤。继父很要面子。要等他们睡下了才去找一点可吃的抵抗饥饿。
　　她最亲近的这两个长辈都不能给予她什么，哪怕是一句话，比如：实在不好，一定要回来呀!没有人这么嘱咐她，好像这么一说，林雪就成了他们的大包袱。
　　为什么你们都不说!我只不过想要一句话而已。她也有发狠想哭的时候。可是她没有哭，跟着冯阿贵往外跑了那么一大囤后，她开始知道命运就好像一堵墙，总要顶了脑袋往上撞，你才知道它到底是软和温情的还是坚硬冷酷的。撞到头破血流的时候，你就什么也不怕了。再撞上去，最差不过是再次的头破血流。
　　
　　(七)
　　陆师傅自己下网捕鱼。额尔齐斯河里的鱼乌麻麻得多，张海红嫁过来的时候带过来一张网，还有补网的尼龙绳。陆师傅每天穿着高筒胶靴划着皮筏子下网，一直下到河对岸，从河的这头到那一头，两头各拴在一棵杨树或柳树上。陆师傅在第二天清晨再次来到这里收网，网拉出水面的时候，一片雪白的肚皮在朝阳下翻腾。
　　鱼装进尿素袋中，用手推车推到食堂去。单身汉都喜欢吃鱼，一闻见煎鱼的味道，下班就跑得飞快，张平也在其中。张平从不做饭。虽然食堂晚上是不开伙的。
　　布尔津的鱼是怎样做的呢?先两面煎黄。当然不是你想象中的完整金黄，总要脱皮，即使用姜抹过锅底，每个做鱼的布尔津人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惋惜的表情，但鱼还得接着做——对准煎好的鱼和尚有剩余的清油浇下去一水舀子井水，水面上浮起油花。火开大猛烈地燃烧的时候，下生姜、蒜瓣、酱油、糖、醋、辣椒皮、盐，还要对准鱼头浇下去一勺奎屯特曲。盖上大锅盖，汤开了之后转小火继续炖，可以炖得满院飘香。总要过四十五分钟之后，掀起锅盖查看，鱼头酥烂就表示已经入味。转身到菜地里拔一棵小葱，数棵香菜。皆是绿油油的颜色，在井边哗哗地冲洗一翻，切成葱花，香菜只择成几段一道扔进汩汩作响的大锅。得了，出锅!
　　所以陆师傅不仅仅因为个子高大而显得出类拔萃，最与众不同的是他饱满滋润的方脸膛，好像放着光芒一样。这光芒能安抚联合礼单身汉的胃口和心灵，这光芒还能洞察每个人，好像他手底下养的一群猪，每个猪的脾性他最了解，张平就算一个。陆师傅听说社里来了个新媳妇是四川人，而且要嫁给张平，他一定要来看看，这个女人他虽然不认识，但毕竟是他的老乡，他有话要对她说。
　　张平不在家，张平上额河六道湾砍红柳枝去了。红柳枝用来做篱笆，把土坯房前后各围一个半圆，他们就要在这个“圆”里生活下去。这个“圆”里可以种几棵果树，种一片菜，一片花，铺一条通往正屋的红砖小路，搭个兰瓜棚，盖个小煤房，挖个厕所坑。现在还只是他们两个，要不了一年，就会有一个孩子张大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个小院落，孩子的生命将从他们营造的小家开始。
　　林雪在挖“战壕”，一条深深的沟。用来埋红柳枝。陆师傅走过来的时候，她正拿大茶缸子喝茶。茶是酽酽的砖茶，烧一大壶，晾凉，等张平回来喝。
　　老乡，啥子时候过来的?陆师傅说了一口重庆话。重庆那时也属于四川，林雪就很惊喜地迎了过来。
　　来了三天了。
　　想好了要嫁给张平呀!
　　你咋知道张平
　　我们一个单位四五年了，我咋不知道!
　　你也在联合社工作呀!
　　我在食堂，给他们做饭。
　　你觉得布尔津咋样嘛!
　　挺好，吃得好，这年月吃得好就行了。
　　那张平这人你觉得咋样嘛!
　　我来就是想给你说，他身体不大好，这就算了，还不会过日子，我怕你要跟着受苦呢!
　　不会过日子指的啥?
　　过日子嘛，总要精打细算地过，他不是这样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你将来和娃都要受苦的。
　　说完这些话，陆师傅就走了。陆师傅没有嘱咐她不要把这些话说给张平听，好像如果这么说了，陆师傅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
　　林雪进到屋子里去，她要好好看一下张平的生活。除了那张床+屋子里就只有大梁上横着的麻袋很显眼。林雪踩了凳子用扫帚把使劲地推，麻袋掉下来了，腾起一片灰土。
　　麻袋里掏出来的是板结粘贴在一起的脏衣服，整整一麻袋，生了绿色的霉点，发出刺鼻呛人的味道。
　　林雪拖着那袋脏衣服到门前的大坡上，用脚把麻袋踢下去。麻袋打了几个滚不动了，好像一条带着张平气味的死狗瘫在那里。
　　张平傍晚才回来，戴着单位发的白线手套，肩上勒着一条麻绳，拖着拉拉车一步一拽地走着。远远地看见站在院子当中的林雪，张平咧开嘴笑了笑，很客气的笑，他们毕竟才认识i天。
　　林雪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破麻袋我给你扔了。
　　张平呆了呆，很难为情地扭头卸车上的红柳枝。
　　他们俩一直没有说话。红柳全部插入了“战壕”，天黑之前小屋前有了一个圆，这圆看着没有一点生气，静悄悄地淹没在夜色里。如果屋子里这时候亮起昏黄的白炽灯，看着会很温暖。不过灯是熄的，张平连澡也没洗就睡下了。
　　林雪对正在喝酒的方铁匠说：我要不然就回去，不回去也不打算嫁张平。
　　为啥?就为了那一袋脏衣服?
　　林雪不说话，拍拍正在床上翻跟头玩的方家老大。
　　人家都愿意了，你又不愿意了，你让大哥在中间怎么做人?方铁匠说着，把手里的酒杯扔了出去，扔在墙上，酒杯碎了。
　　林雪留了下来。
　　
　　(八)
　　新婚没几天，供销社李采购上门来要账，喝掉一壶茉莉花茶，才把话题扯到钱上。
　　李采购说：老婆打算今年回老家……成天和我吵，要我到处收账。
　　张平抚着茶杯低头不语。
　　啥意思?林雪从厨房里钻出来，张着沾着面粉的手，警觉地问。
　　张平那时没什么脾气，眼神飘忽一下，嘿嘿地朝林雪笑了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那时候病了一场，拉下一点债，也多亏了李哥伸手帮忙。张平说得挺顺当。林雪的脸却黑了下来，她哪里想到千里迢迢嫁给这个男人却是帮他还债的。
　　弟妹别急，我倒有个办法。李采购看来早有准备。他在心里盘算要是不想点办法出来，欠下的钱永远也转回不到他的手里。
　　河对岸的垃圾堆里到处都是羊头皮，你去把它捡回来，收拾干净了，交给我，我拉到省城里帮你卖了。李采购胸有成竹地出主意。
　　这东西也可以卖钱?张平以为他在说笑话。要知道那些羊头皮已经被扒拉得七零八落，真不知能派上什么用场。
　　什么用场你别管，关键是省城的废品收购站在收这劳什子。
　　林雪的新嫁衣是件咖啡色粗条绒外套。
　　夏天匆忙流转，秋风小心地一股一股地从戈壁上吹来。林雪找来一只麻袋，一根红柳枝，穿着条绒大褂，跟着李采购的老婆就去了河对岸垃圾场。
　　林雪拄着棍子一路前行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正要去联合社上班的张平视线中。他扭过头尽量忘记刚才的那一幕。
　　
　　(九)
　　林雪的二女儿我叫她好好。好好有温暖、单纯、平和的意思，还有一点关键的好运气陪着。
　　好好是老二，也就意味着上面有个姐姐的好好作为女孩是不受欢迎的角色。角色一旦固定下来。角色所蕴涵的意味就会陪伴她一生，心里总有一个影子对她说：你是不讨人喜欢的，哈哈!
　　谁不喜欢好好?一开始是张平，再然后是林雪。如果好好是个儿子，张平一定会在满月那天在河边的小院摆上几桌酒，嚷得全县人民都知道张家有后了，连带着林雪也会很开心。可是盼来的是好好闷声不响地睡在炕上，紧紧地闭着眼睛，完全是局外人那样蔑视着张平的失意。
　　那么张平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林雪的?林雪回忆说，就是从生好好的时候她发现张平简直就是个牲口。
　　生好好的时候是冬天。生好好之前张平一家搬到了供销社李采购家住。李采购全家回山东探亲，秋天就走，打算住到第二年春天回来。李采购不放心他家新盖的砖房，这房子如果一冬天不住人，第二年就会显得很破败——寒气总聚在屋里，透不出去就会变成湿气，新砖房也能变成烂瓦房。张平说，你放心走吧!我保证把火烧得旺旺的，一点寒气都进不来。
　　林雪觉得逻辑上有问题——那么我们的土坯房不是更害怕寒气吗?我们走了，自己的房子谁来管?
　　你只管生孩子，别的事少管。张平说，我找找看，总有人愿意住的。有人住就行，再说本来就是土坯房，将来总要翻盖的。
　　那要等到哪年哪月了。还是把眼前的日子先过好吧f
　　林雪一说这样的话，张平就来气。生气的张平一言不发就能出门，哪怕饭吃到一半。
　　他们一家在李采购家住到十月的时候，好好出生了。张平推了拉拉车到医院去接林雪，接出来就往河沿推。
　　怎么又要搬回来?
　　李采购全家回来了。
　　那咱们家不是住的有人吗?张平的几个公社来的老乡本来借住着。
　　他们已经走了，大雪马上就封山了，再不回去连节都过不成了。
　　他们的房子像个冰窖。炕上面烂了个大洞，窗玻璃也掉了一块。林雪抱着好好缩在炕上，那个大洞用一块三盒板垫上。窗上的洞也用三盒板钉上。林雪把好好挪到她的肚皮上。好好就在那上面一直闭着眼睛睡觉。她觉得很温暖，她没有看见她的母亲林雪一直在哭。
　　林雪哭饿了就找东西吃。张平煮了一大盆鸡蛋，林雪一次可以吃掉五个，在红糖水里泡热，然后把它们吞到肚子里去。
　　好好长到两岁的时候，张平决定回老家看看。这时候的张平不过三十来岁，可是他的脸颊瘪了下来，下巴上总有青青的胡须茬子。
　　回吧，挣的钱就是要花的。张平想到回家也激动不起来——带两个女儿回去总觉得面上无光。
　　这钱还不是我挣的，你那点工资寄一半给你娘，我们还剩下多少?林雪说的话一点也不中听，张平的眉头就拧了起来。林雪很识趣地捧了包谷粒到院子里喂鸡。包谷洒出去了，好好晃晃悠悠地奔了过去把包谷捡起来，嘴罩说着：没有户口，浪费粮食。
　　不知道好好从哪里听来的关于户口这么沉重的话题，但是好好确实在她两岁的时候说出来这句话。林雪和好好在当时都是没有户口的黑户。
　　然而好好再懂事也能感觉得到这个家没人喜欢她，或者最保守的说，没有人关注她，她整天睁大双眼希望有人多看她几眼，和她多说几句话，然而就是没有。一种很沉闷的感觉让她的眼睛显得胆怯畏惧，这眼神一直地陪伴她长大。
　　那年，他们一家四口回了山东。到了山东林雪就找不到张平了。张平每天都要作客，要进城玩，要去看海。搭乘亲戚的卡车轰隆隆四处跑。
　　林雪把孩子交给奶奶就跟了上去，她从来没见过海，但她看过《苦菜花》，那里面写的就是烟台牟平发生的事，她很想如张平那样能到处走走看看。
　　张平已经上了驾驶楼。他看见林雪向着卡车跑过来。朝他扬了扬手，要他等她。他什么也没想，对准踩上踏板的林雪当胸踢了一脚。林雪跌了下去，仰面倒在地上。
　　所以林雪会说：张平是牲口。
　　张平从来就不愿意和林雪走在一起。他就是觉得她矮。觉得满大街上的人一定都在嘲笑他，如果是张海红，他的家庭形象才够完美。
　　林雪有时看着好好就想，如果好好是个男孩，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好好在很多年后对着历史摇摇头：没有如果，虽然来到这世界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怀抱。
　　林雪听见好好这么说的时候，眼神茫然，目光迟钝，好像她的一生就这样廉价萧条地陈列在杂货柜上，任人遗忘。
　　
　　二　黄雪莲
　　
　　布尔津有一种黄色的花，叫黄雪莲。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年，却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花。后来，我离开家乡，在一个更大的城市，类似于巴黎那样的城市生活——我在说玩笑话。因为巴黎只有一个，连类似也是不可能有的。比如我，只有一个。我叫好好，和我一样或者类似的女人一定不存在。我敢肯定。因为我的经历和我遇见的男人，没有其他的女人会重复。而正是我自己的生活和属于我的男人，使我成为今天的我。依此类推的话，马陆说他这辈子及至下辈子只会爱我一人的发言还是成立的。
　　现在接着说叫做黄雪莲的花。我离开布尔津去外面生活，到今天又生活了二十年，前后加起来正好是我的岁数。可是，不管是前十五年，还是后二十年，我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叫黄雪莲的花。而这种花只有我的家乡有。从前我只知道我家乡的大山里有红色和黄色的罂粟花。那些花像光滑细腻的绸缎，花心像脸谱似的勾着黑色的笑纹，看着亲切。它们漫山遍野静悄悄地绽放结果。那些先是青绿色后来被晒干瘪的果子里有黑色的种籽，嚼着香甜，有黑芝麻的滋味，白色的浆汁在我们的唇齿间流动。这些浆汁是可疑的。当然这不关我们的事，谁有功夫钻到深山里提炼叫做鸦片的东西呢?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和擅长做的事。也许云南那边的人更善于和有耐心做化工方面的手艺。而我们对这个丝毫没有兴趣。花朵在我们的家乡只是花朵。至于黄雪莲，我在三十五年后突然见到了它们。它们的长相并不出人意料。
　　现在我要说到另一个不是马陆的男人。我总是把我生命中的男人分得很清，哪个是我下一世还要缠在一起的，比如马陆。哪个是我的邻家哥哥，我可以打电话全宇宙找他，告诉他我的欢笑或者眼泪，他绝不会挂线或者消失，比如廖棋。既然我非要向诸位炫耀我家乡的黄雪莲，廖棋便被我无辜地扯了出来。我不知道马陆看到这里会怎么想。
　　其实今晚我没打算写作。我刚看完一部叫做《绿茶》的电影，发觉自己狂喜欢赵薇。然后反思了一下自己无法像她那样高挑地穿着黑色连衣裙被一个男人扛在肩上满世界跑。马陆比我高十五公分，比我重二十公斤，他抱我的时候明显看着很吃力。电影里唯美的画面在现实中其实并不成立。也许吧!看完电影，我从地板上站起来，抽了一支香烟，女士香烟。我想起马陆抽烟的样子，心里突然生出了恨。马陆不抽烟，只在朋友聚会的时候会来一支，他高高地扬着脑袋。其实他很低调。他抽烟的时候很轻松地笑，听别人说着什么，嘴角那里洋溢着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我想起来，那叫贵族派头。马陆说，千万不要发胖，那是堕落，你瞧见没有，欧洲的贵族群里的人都是精干而优雅的。
　　所以我现在几乎取消了所有的正餐，饿的时候就伸手拉开冰箱，逮着什么吃点什么。久而久之，我成了一个瘦女人。有时候恨马陆时我就想，我多赚啊，要不是他，我现在还是个胖子，而且是个矮胖子，一点前景都没有。马陆的手漂亮。我喜欢有漂亮手的男人。虽然这双手又让我想到别的女人和一种场景，但是我宽宥了马陆。反正我出现了，而我是唯一的。马陆说过，我和他在骨子里是相似的人……不!他又补充和纠正，我们在骨子里是一模一样的。他肯定地重复着自己说的话，使劲地对自己的话点头。我靠在床头看他，仔细地看他，要用眼睛把他吃掉，渣滓不剩。他感觉到了，但很得意，一点儿也不恐惧。我听说有的女人会让男人生出逃跑的感觉，然后这个女人绝不会放过他。那样的感觉确实很恐怖。我打算一直做白雪公主或者灰姑娘，再不济，是苦菜花也行。反正人还是善良好。尤其是女人。这关系到下一代和整个民族的命运。
　　这个晚上我抽了一支香烟，烟的味道不淡也不悍，这期间廖棋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他还在云南，准备去丽水和许多摄影发烧友见个面，然后赶元旦前回贵阳。他在贵阳城里的某一座山的山坡上有个小公寓。和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差不多，单身公寓。有自己每天都要用的茶杯咖啡杯和煮牛奶的锅。还有床头的一盏台灯和随时插上电就能烧出热水来的淋浴器。有书柜，大衣柜，许多的衣服和围巾。嗯，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廖棋也差不多吧。他说他元旦前回贵阳。我就说，给我说这个干嘛?你又不是来看我。他想了想说，我就觉得应该告诉你，所以就说了。廖棋的脾气真好，做人很谨慎，说什么话之前都想好了再说。所以我其实挺感动。因为他会想好了才郑重地拨电话给我。而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对着手机发过誓。从现在开始，谁的电话第一个进来我就要好好珍惜这个人。我以为会是马陆。因为今天是我和马陆认识一周年的日子。所以廖棋的电话结束后我其实是失意的，虽然廖棋的好脾气让我觉得暖暖的，甚至不用披披肩就来到了阳台上看星星。其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我说了嘛，这是座像巴黎的城市。我说的就是这一点，巴黎的繁华背后的脏乱差和空气的污浊它全具备了。虽然我没有去过巴黎。但我相信我说得没错。
　　抽了烟我就打电话给马陆。他接了电话，背景里有人在说话。他显得好脾气和惊喜。我这么用词其实又在恨他了。他说，嗨……哎!我说，嗯，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说，我真的从来记不住任何日子。我说，那你去年干嘛信誓旦旦地说要把这个日子作为永远的纪念日呢?他说，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是什么日子了。然后我深吸一口气说，毛衣喜欢吗?他说，喜欢，你给我买什么我都会穿，不过我真的没穿过红色。我就按我想好的说：如果你是我的丈夫我会给你买蓝色或者米色……所以我给你买的是红色。这个理论我说完之后自己也不大理解。马陆大约也有点雾水笼罩的感觉。然后我就势又说，还有别的女朋友吧，不可能就我一个。他就赶紧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而且下辈子下下辈子我还只爱你一个。然后我听见了音响的声音。马陆说，在一个搞作曲的朋友家开沙龙呢，马上要唱歌了。于是我再次重申，必须爱我，而且永远爱我。电话挂了，我又开始恨他。因为他果真像个贵族那样抽烟聚会唱歌聊天。难道我见不得马陆好吗?
　　其实上一回的电话里我是含着眼泪对他说再也不会恨他这样的话的。类似于汤唯和梁朝伟在色戒里的对白。马陆相信了。他说，我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我们为什么要恨呢?他这么说和我这么说是有渊源的。因为有一天早上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左胳膊肘关节下方都有一块一样颜色一样大小的胎记。那天早上前的那个晚上。我到马陆那里。他去机场接我，在出租车上告诉我他为我买了一块手表。我一阵惊喜。这不是说我有多么爱得到意外之财，而是因为马陆是金牛座。这个星座的男人是出了名的吝啬。但是当他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他的大方又会令所有其他星座的男人黯然失色。马陆每送我一样礼物，我就会在心里狂呼胜利，而东西本身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只手表的盘面是金红色的，马陆为我戴上。表带截掉两截，尺寸正合适，松松地垂在腕上。我夸赞自己说，这么一来看着还是很酷的。马陆也使劲地端详欣赏。我们感觉生活可真美好，生命的形容词则是璀璨。
　　一夜无事。允许我这么说吧!既然得说说第二天早上的胎记事件，咱就把这一夜平稳过渡过去。我不想让马陆看见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我是为了赚取稿费而不择手段。天刚亮，我和马陆就醒了，我拉过来他的胳膊，打开台灯和他说话，他的胳膊长长地伸到床头上搭着，然后我看见那块胎记，压着震惊说，瞧，像西瓜水弄脏了胳膊一样的胎记。他就笑了，说，还真像，洗不掉的。言语之间显出独家拥有的优越感。然后我从容亮出了我的左胳膊上的胎记到他的眼睛前面，然后他也强压震惊，用懒洋洋的神情认真地看。我们的两只左胳膊打开在台灯下，像天鹅张开洁白的翅膀。我仔细地比划着胎记所在的位置，按比例缩放，最后求证，位置和大小几乎分毫不差。然后，我说，原来爱的证据在这里。马陆说，瞧，我就说我们俩是一模一样的人，你还不信。现在可好，不仅骨子里一模一样，连局部的形式都一模一样。这可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你得信它!我不放心地问他，还有别的女人长这样的胎记吗?他用最快的速度和最肯定的语气回答，没有了，全世界就你一个女人长了它。
　　这就是我和马陆上次见面经历的事。回来了很长时间后我暖洋洋地微笑着告诉他，我不再恨你了，因为你随时随地只要一看见那胎记会想的女人就只能是我。但是到今晚，我又恨了他一小会儿。虽然他一如既往说了下辈子下下辈子怎么怎么的话。挂了电话，我打开电脑插上耳机，听一首叫做《加州阳光》的曲子，这只曲子其实是明朗欢快的，但我还是哭了起来，放声大哭的那种。
　　真对不起，我把黄雪莲扔到了爪哇国去了。廖棋其实真的是我小时候邻居家的大哥哥。虽然我有个仿佛可以为非作歹的小单身公寓，但是我的生活简单到近乎透明。为了让自己果然洁净而单纯。我专门配了钥匙给虹，欢迎她随时来我这里警觉地四处查看。关于廖棋，说准确点，就是我前面十五年里在家乡就认识的一个人。他在东北读大学，那里有个林学院。大学出来他成了一名摄影家。其实我很不喜欢的一个群体就是摄影家。他们穿着卡其色的马甲，JEEP牌的一切，煞有介事地睁着鹿一样的眼睛打量大自然。我不喜欢他们注视大自然的目光，更准确地说，那样子像个端着冲锋枪进到占领区的侵略者，要掀开每一个草垫子看看有没有藏着金元宝。很幸运的是，廖棋果真在年轻的时候就搜到了一个大元宝。他在清晨或者黄昏时在沙漠里奔走，在太阳光最绚丽的一刻把某个场景定格下来。他很幸运，一只驼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被他拍摄了下来，然后被一家葡萄酒公司买了去。他拥有这笔钱后，辞去了某设计院的工作，在贵阳买了房子，成为了真正的摄影家。
　　之所以要在贵阳安家。是因为他在大学里的恋人是贵阳人。但是他买房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听说尊重隐私是国际上最基本的修养，比如属于别人的一只苹果，你最好不要多看一眼。想看看那苹果是红富士还是小青青，这也是不尊重他人隐私之一种。当然这其实指的是不可以用肆无忌惮的目光插入别人的私生活领域。所以我不会去问廖棋和那个女孩的故事。只是廖棋每次见了我都会撸一把我的脑袋，要我赶紧找对象结婚。就是小老板都行。千万别找搞文学的。他说这话的口气其实明显在鄙视搞写作的群体，这一点就如同我不喜欢摄影家的群体。大家双方都认为对方在装蒜。而摄影家觉得自己那是相当单纯的，整日与大自然拥抱在一起。但是我其实更愿意表现得像个乖巧的邻家小妹妹而不会与他一争高低。我从来没有给廖棋说过马陆。我怕他难过和揪心。这一点他像我妈和我姐。关键是，我相信他一定会难过。甚至他会转身就走，消失在人海中。这一点他像我老爸。
　　廖棋打开手提电脑，给我看他重返家乡拍的照片。他去了雪山顶的冰川大板。我第一次看见河的发源地。廖棋指给我看冰川下面赤裸裸的黑洞。他说。水源就是从这里流出来的。然后我想起了家乡那两条宽阔澎湃的河流。简直不可想象，它们的源头之地如此静悄悄。
　　许多大河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廖棋告诉我，这些冰川正在迅速萎缩……而长江在未来的十年里将彻底成为污水渠。
　　我没有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马陆所在的城市。那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河，郊区有个大水库。那个水库很不好看，像外星人基地，那些储存在水泥大坝里的水已经死了。所以廖棋说的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和不真实。我只是惭愧我竟然从来没有为了它们的命运而感到揪心和难过。但是还好，我现在开始感到难过了。为了抚慰我，廖棋关闭了冰川的画面，打开了另一张照片，那是一片黄色的招展的蝴蝶，在山坡上粼粼地飘动。
　　这是黄雪莲，它生长在雪线之上，所以你不会见过它，全世界只有我们家乡有。说到家乡，廖棋微笑起来。我也微笑起来。虽然我没有见过它们，但是那一刻我的心里多么温暖啊。好像有它们在，世界还是会美好起来的，那些消失的河流还会回来，轻轻环绕我们。
　　其实我很久不抽烟了。马陆是个洁净的人。我第一次见他，他穿了件鹅黄色的外套，从人群中向我走来，毫不犹豫地把我的脑袋抱在怀里，我感到北极才有的空气从他的身体里散发出来。他的笑容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没有别的男人这样专注、亲切而开心地如此这般的看着我笑，仿佛我是他拾到的一个大宝贝。包括廖棋也不会这样。廖棋是深沉的人。他不会或者说他没办法把他的所有的精气神在某一刻一股脑都搁我身上。这让我想起大话西游里存放在周星驰心里的一滴眼泪。廖棋的心里这么多年一直留着一颗饱满的、圆圆的，与他的心脏一起跳动的蓝色的泪珠。写到这里，我突然生出了伤感，隐约预感到马陆是我未来数十年里留在心底里的一颗鲜活的眼泪。这颗眼泪一直以眼泪的姿态存放在我这，那么我还会快乐吗?为此我感到忧心忡忡。
　　这个冬天，廖棋带我去了一趟东北。他有个同学在哈尔滨。我们分头赶到北京聚合，然后乘当晚的火车向着哈尔滨进发。在火车上，接到马陆的电话。他问候我最近的生活。他没有听见火车咔嚓嚎的动静。我对他说，我爱你身边所有的人……因为他们爱你。
　　我不知道他听懂这句话没有。马陆是个很聪明的人，、我其实已经告诉他了，我准备去爱别人了，而我希望马陆也要爱这个也许会爱我的人，那样，我就永远不会丢掉马陆了。我是个自私的人吗?
　　但是马陆好像没有听懂。或者他是个忙碌而单纯的人，他不会像我一样，脑袋瓜里成天都是爱情剧的各种版本，所以华发早生。廖棋有一次在阳光下看见我飒爽的一根自发随风飘拂，对我说，不要成天净瞎想……廖棋的话总是让我痛彻心扉，继而自爱自怜。
　　我们单位里有个女同志，一辈子没有结婚，请了病假在家。偶尔一次我在电梯里遇见她，不过四十岁的年龄，已经是一头雪白的头发了。我站在她的身后看着那头白发就想，我要是再这么满脑子瞎琢磨的话，也会变成这样的。可是我会去染发，这是我和她的绝对不同之处。
　　接完马陆的电话，我问廖棋要了一支烟。火车轰隆隆，摇摇摆摆向着东北白雪茫茫大地驶去。廖棋说，你将来一定好，瞧你的地阁长得多福气。我就对着车窗玻璃使劲地看。果真是方圆得可以放下并排的两个半指头。
　　关于结婚的事，我不止一次和马陆聊过这个话题。我说我坚决不要公务员。我又想了想说，也不要大学老师。再想一想我说，更不要小官僚。马陆就略显焦躁地说，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人好，心疼你，懂你，会过日子，就可以考虑。我看他的表情，揣摩他的虚伪指数，抗议道，哪里有懂我的人，我根本就不相信，不相信。马陆沉默半晌说，那就不结婚，心里有个精神偶像，自个儿过。反正你得自己拿定主义，然后平心静气地写作生活。
　　他说完这句话，我立刻想到的是我们单位那一头雪白头发的女同志。我其实想跳起来把喝水杯砸到地毯或者墙壁上。但这真的不是我的做派。虽然电视剧写到这里也许会安排这么一幕出来刺激观众的眼神和神经。我翻过身去，说，好吧，那就这么着了，咱不结婚了，不为谁打洗脚水，也不稀罕谁为我打洗脚水。咱心里就装着一个人，偷着乐地活着吧。马陆不接我的话茬，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他把他该做的都做好之后，他就能够心安理得地做个快乐的人了。其实我很喜欢他的快乐。他给我带来茶叶咖啡苹果鲜桃螺旋藻和杂志。每次我去他生活的那座城市，他都会拎着一只纸袋子来看我。我仰躺在床上啃苹果看书。有时他会来接我吃晚饭，有时我一个人到大街上找小饭馆。那座城市涌动着马陆的气息。甜蜜而洁净，像冲洗了一万遍的河沙的味道。我趴在立交桥上，无比地热爱这座城市。
　　关于结婚的事，我也不止一次和廖棋聊过这个话题。有一天晚上廖棋给我打来电话，从他在贵阳城山坡上的小公寓里打过来的。他说，生命是寒冷的。我叫了一声，表示赞同。他说，骨头里都是冰渣子。我又嗯了一声。他说，刚从一个叫做茶花村的地方回来，拍了许多照片，你上我的博客去看吧。
　　茶花村这名字真好听，我想起贵州一个叫毕节的地方有百里杜鹃，我就想，那这个茶花村一定被盛放的茶花拥抱在怀里吧。但是这个和生命的寒冷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打开廖棋的博客，看见了茶花村的老人和孩子，还有大人。都是瑟缩的皱巴的灰黑的，像泥巴一样的人。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浑身赤裸裹在一个破烂棉花套里，缩在墙角，费劲地在地上点火，想要取暖。然后我就明白了骨头里都是冰渣子的感觉。
　　廖棋又打来电话，他说，如果……我说的是如果……我只是说的是如果。我说，你往下说吧!我知道了是如果。他就接着说，如果有一天我去找你……你会愿意吗?我就问他，愿意什么啊。他说，当然我说的是如果……找你结婚啊。
　　从前我听说过一个理论，那就是，最后能够和你结婚，并且能把日子过好的人，一定是那种在婚前两人就处得像哥们一样的人。而且婚前的纯洁友谊能够保证婚后两人不会互相鄙视。有时候激情勃发的同义词也可以是兽性大发。我就这么掂量着我和马陆还有廖棋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我不知道马陆看到这一段会怎么想，会和我绝交吗?但是我想他不会的，因为我发现爱情是复杂的，所以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友谊是简单的，所以是可以复制的，是可以不必占有的。而爱情一定是自私的。那么没有强烈占有欲的情感最终一定不是最在乎的情感，也就无法抵达男女之爱所应达到的高度。所以，推论了一个晚上，我知道没有“如果”。而且廖棋心底里的那颗眼泪不会说谎。也许廖棋在那天晚上太虚弱太孤独太寒冷，所以才生出想要结婚的念头。而，这与爱情无关，倒是与贵阳城统一不安暖气片有点关联。
　　后来，我和廖棋一起把“如果”事件遗忘。他大大咧咧地看着我说，女人会在一夜之间变老，赶紧找对象吧。我说，别人都会老，而我不会。我给他摆事实讲道理。我说，我基本不会在油烟里炒菜，所以避免了成为黄脸婆的悲惨命运。我每天看书写作浇花洗澡吃水果喝牛奶，往身上涂抹各种花草精油，只和稀有的几个好朋友保持联络，所以绝对是清心寡欲而永葆少女姿容。我没有给他说的是，因为马陆的存在。爱情从来没有离我远去。看一个女人是否拥有爱情是否幸福，就看她的眼睛。而我的眼睛永远明亮而闪动着笑意。廖棋其实不懂女人，他说我只会傻乐，说着还无奈地摇摇头，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某人说红眼阿义是可怜的。当然也许他真的很懂女人……
　　说到结婚这个话题，这个冬天可真够繁复多姿的，许多事情偏离正轨去了地球和火星之间的黑色深渊。现在我要说到我的姐姐虹，她一直是我的骄傲。她漂亮高挑，就是那种和赵薇一样可以穿着黑色的连衣裙很有架势地向男人缓步走去的女人。关键是她还很聪明。她和马陆一样，都是AB型血人。这个血型的人是人类中的精英和异端，总是以俯瞰的姿态打量芸芸众生。除非他们真的去爱，否则很难给予别人公正的尊重。
　　我刚认识马陆的时候，虹与何成决定结婚。我给马陆发短信，告诉他我未来的姐夫如何有学问有地位有温和的脾气。最后我重重地强调，他们已经决定结婚了。马陆多聪明啊!他嗅到了我对他心生的恨意，回复短信里简单明了直指核心地写道：我不如他，想到这个我的心里很难受。
　　当然马陆能有这个态度其实我已经很满意，并且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马陆又说，也许到了我们很老的时候，能够一起住在养老院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我想了半天，克制住单薄的感动很想立刻告诉他，说不准我死在你的前头……后面的事情谁知道呢!但是我没有对他这么说话。我不想伤着我们的爱情。但是后来发现我们拥有一模一样的胎记的那个晚上，我对他说，咱们做个约定吧，不管是谁先死，死之前一定要通知对方，要见到对方……如果不是因为胎记，我不会提出这个要求。马陆同意了。然后我们都没有再说什么。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又补充了一句，这不是台词!他说，那当然，这是咱们的真心话。
　　就在我凯旋归来，知道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将要攥紧谁的手的这个冬天，虹的婚事陷入危机。有一天我去她的单位找她。这是我在这座城市常干的事情。不去找她，还能去找谁呢?马陆和廖棋分别生活在距我千里之外的城市。一年里有三五次我会去马陆生活的那座城市晃荡一周或者半月。一年里有三五次廖棋会返回故乡上山下乡忙乎着拍照片。他常常面色黧黑地就出现在了我生活的这座像巴黎一样肮脏的城市。我们去吃韩国烧烤，他用生菜叶包好烤牛肉片，递给我。我一个一个地吃下去，感觉生活是这般滋味浓郁。每次我吃了廖棋买单的大餐后我都会说，后面一个月我可以只吃苹果了。廖棋从不来我的小公寓，我也觉得这样很好。他也不会和我逛书店看电影什么的。我们在一起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吃遍这座城市每一个黑暗角落里光明的美食。
　　我进到虹的办公室，会先看看她养的那些花。她是水命，所以花养得很好。然后我拉开她的办公桌抽屉，找出来一块略显陈旧的压缩饼干吃起来。她去给我泡茶，递给我茶杯的时候我发现她神情恍惚。面色焦黄，两眼于涩。然后她说话了，她说，给你看个东西，看看你的承受力如何。我有点紧张，因为我怕她拿出鲨鱼嘴那样的玩具让我按那上面白森森的牙齿。她拿出来了一封信。匿名信。信是一个女人写来的。那个女人说，他根本就不想娶你，他是一个顾及别人面子的男人，所以不得已会经常见你。
　　还有一些话我因为不想记住而就此忘记了。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她和何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关于那天我如何嚼着压缩饼干喝着铁观音，并且十分愤怒地在虹的办公室走来走去，抨击着何成的场景我不想赘述。
　　何成是可疑的。我对虹说，从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感觉到了。为什么?虹像十六岁的少女虚弱而无辜，似乎一掰就断。我说，因为他表现得太完美。就连他的笑都是一招一式的。然后我想起了马陆的笑，他喜欢大笑，扬起脸，他的牙齿并不好看，所以他又羞涩地抿起了嘴唇。
　　虹先后来我的小公寓住了两晚。我和她盘腿坐在地板上，喝浓酽的茶。她说，当然要结婚，不然就中了敌人的奸计。但是第二晚，她对我说，我已经决定不理他了。她没有说假话，何成的电话她一个都不接。最后她离开的时候对我说，我真傻，跑到这里给你提供写作素材来了。
　　我就想，马陆看见我的这篇小说也会这么说吗?那么我就在这里给马陆留个言吧。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会庆幸，在我们还年轻还有真心的时候。用文字把它们留下来了。并且，这是用一颗真心去写的。真的总是美的，虽然看起来略傻。我说的对吗?
　　火车轰隆隆地向着东北大地开去。廖棋睡在我的对面，他的呼吸平稳，在黑暗中像一只温驯的豹子。他说他的这个同学大学毕业一直做着园艺工程师。不像他，改行了。我就安慰他说，其实你也没改行，而是更加深入大自然的基层了，你才是最完美的园艺者。廖棋说，你这个好话篓子。这是他常说我的话。我就笑了起来，心里生出很温暖的泉水。我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他还会这么说我，然后我还会这么恬然地笑起来。
　　廖棋这次去哈尔滨是带了些黄雪莲的花籽给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很喜欢雪莲花。各种各样的。当然，这个人让我心生好感之处在于，他没想着用塑料大棚或者什么人工方法去培植雪莲花，种上几十亩拿去当药材卖。他只想把黄雪莲种到长白山的峰顶去。他给廖棋说，雪莲的药性就在于它生长在雪线之上，降落人间的雪莲会慢慢退化，最后终于不再是真正的雪莲了。这话让我想了很久很久。为了不要让我们身上的药性消失，我得好好地写些真正想写的东西。每次翻看它们的时候，我才不会忘记一些不应该忘记的感情。而如果我没有了它们，我也就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爱的好好了。
　　他是单身呢。廖棋在昏暗中突然说。
　　我枕着火车的步伐微笑起来。也许我很愿意到东北来过另一种生活。守着一点什么，也许果真有一颗真正属于我的蓝色泪珠落在这里了呢。就像廖棋把自己安顿到了贵阳的某一座山坡上。他说，住在那里他才踏实。
　　而马陆呢?我想起他送我的金红色盘面的手表和我送给他的红色毛衣。其实我们都希望对方好，一直好下去，哪怕我们随时从彼此的生命中消失。
　　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我都是爱你的。我突然想起马陆在半年前郑重地对我说的这句话。难道他早已预见到我最终会遇见那个真正走人我生命中的男人吗?
　　我当然见到了廖棋在哈尔滨的同学。他比廖棋还深沉。当他向我走来，微笑着注视我的时候，我清晰感应到他的心脏那里没有留下别的女人的蓝色泪珠。
　　从哈尔滨回来，我陷入比从前的痛苦还要更加痛苦的滋味中。不过，今晚的放声大哭之后，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什么。马陆一定也这样认为。
　　
　　三　花朵
　　
　　姐姐叫虹，妹妹叫好好。
　　要不是那些杏核，也不会是今天残破的样子。
　　当然，外面是看不出来的。浅浅的微笑，甚至有点倨傲的表情，皮肤白得微微耀眼，不是瓷样的不近人情，但一望便知是用心保养过的。三十六岁的女人，身材还是这样轻盈，嗓音也是甜美的，伸出的手也是细软而懂得如何收放的。还要怎样!自然，糟糠之妻或者黄脸婆的说法无法沾边。
　　同电钻发出的声音一样，其实就是一个最小号的电钻。伸到嘴里，触到神经的时候，酸痛。就算补好了，保不准哪天就掉了，再去补。排队用去一个上午。
　　这样的话不会说给别人听。她们姐妹之间的话，在小饭馆的餐桌上，在公交车的双人坐椅上，在小卧室昏暗灯光的床上。一个说话的时候，另一个很安静，托着腮或抱着脑袋，一句一句的话像浮云，飘在空气中，然后散开。
　　那时候她们多小啊，不好好睡觉。半夜爬起来到裤兜里摸，摸出一把白天吃剩的杏核。仰面看昏黑的天花板，嘴在动，后牙使劲。小小的白白的牙齿，发着狠。咔嚓。这样的声音再也不会有了。
　　十多岁吧，开始闹牙疼。断断续续，好多年。那时候不知道杀神经补牙这样的事。疼就疼了，不疼就不疼了。
　　所以我们是胡乱长大的。
　　抗议或者抱怨过于明显的时候，她们的母亲会用抽泣和责骂来回击。女人愤怒的样子实在不可爱。她们背过身吐舌头。但这并不能保证她们果真就能永远保持淑女的样子。
　　再说也不是什么淑女。大家闺秀、书香门第这样的词与她们无缘。
　　周瑜的后代，查过了族谱这样的说辞也是半开玩笑的。军阀刘湘的贴身秘书，告病还乡，置下八百亩水用。这是外祖父那一代的事。血液里总算有高贵的东西在涌动。这让她们放下心来。
　　十多岁我就知道，我和他们不一样。将来也不一样。
　　不经意的，她们就会说到中学时候的人。她们相差两岁半，在同一所中学读书，各自的同学都知道个大概。常在一起玩的，会到家里来串门。聚在一起大声说话。不好好坐着，晃荡着抽条的个子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吃地里刚摘下来的西红柿黄瓜。摩托车轰鸣地停在院门口。绝尘而去的时候，那座小县城仿佛在动。
　　像我们这样没有背景的孩子，走出来倒有机会混得好点。
　　她们俩在一起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挽着胳膊，慢慢走在后来她们去的那座大城市。会回忆起小县城的温暖和冷漠。温暖是她们自己的身体散发出来的。冷漠是冬天推开门涌进来的冷空气。大股大股而且不讲道理。
　　那个英语老师，从来不提问我。大一那年暑假遇见她，在电影院旁边的青春理发馆。围着块白布剪头发，在镜子里看见我。我坐在一边翻画报，没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动和我说话，问这问那。那天，第一次知道矜持是怎么回事。从前哪懂。我们家的孩子见了人就会往最里间的屋子里躲。大人也不教的。
　　最后这句话，她们的母亲听见了又会哭。她的哭声她们不喜欢。隐忍的，继而号啕，最后是小声的啜泣。她们在她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未来。这令她们感到不自在。
　　看女儿要先看丈母娘。
　　这话是郭顺说的。离了好几年了。
　　我看一眼就知道不合适你。哪一次我没说准?
　　那时候，也就觉得他还可以。
　　好好那年二十二岁。初恋刚结束。初恋的那位长得像黎明。那时候都这么说，谁谁家的姑娘可俊了，长得像毛阿敏。没人这么说她。她晚熟，二十来岁了还一脸稚气，青春期的胖还没过去。别的女孩已经开始烫钟楚红那样遮去一半瓜子脸的卷发，擦高斯粉饼，穿高跟鞋。她还穿她母亲做的呢子大衣。很重的粗花呢，压得她肩膀疼。衣袖肥短，这让她在镜子跟前气不打一处来。她一吊脸，她的母亲就会过来摊托衣服下摆，左右看看，说，多高贵，和苏联大衣没什么两样。她将信将疑，也就作罢。反正她的青春期真的不美丽。她的同学里有几个美女，穿父亲或者母亲出差到上海北京带回来的衣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看着她们的麻花辫，会很奇怪那一股股的头发怎样就辫成光滑的辫子。
　　好好留假小子头。头发本来就多，又有点自来卷。如果头天晚上洗过，第二天一早保准朝着四面八方乱翘。用湿毛巾使劲擦，又气又急，拽上书包就跑。
　　我们的脾气都是他们影响的。家庭环境很能影响孩子的。
　　她们三个脾气都不好。生气的时候，别人不是对手。别人指的是那一位。当然会吵架，结婚没几天，好好生闷气，半夜爬起来把床头的婚纱照从墙上扔到地上。郭顺不和她吵，也不解释，不安慰，起身穿衣服。半夜三更，又是三九天，离开家。第二天下午下班倒是回来了。笑嘻嘻的，说在录像厅混了一晚上。那时候还有录像厅，迪厅的，现在好像都绝迹了。
　　他根本就不爱我。现在多好，他和我都解脱了。
　　后来不是说了要改么。应该还是爱的。不然苦苦等你五六年。
　　哪里是什么爱。他是天蝎座，占有欲，嫉妒，都是超于常人的。他不过是不甘心，非要我回头了他那口气才能平。
　　初恋的那位，刚才说到的。现在回头去想。真的不错。一米八的个头，她不过一米五多一些。也不觉得不般配。那年月，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喜欢穿李宁的白色外套，淡蓝牛仔裤，鬓角理得短短的，耳朵上方头发根青黑的弧线利落洁净。
　　要不是我及时阻止……有肝炎的小孩连幼儿园都人不了。你说说，你看上的这些人，哪一个我不是极力反对，哪一次你不是闹着要跟定了别人，最后呢，全都被我说中了。
　　虹的火气窜上来，对着她的耳膜尖利地发问的时候，她保持沉默。
　　到底是分手了。是个冬天，冰天雪地的，在一棵干叉叉的小树旁。他是求她了，低着头。好好小小的个子在他的视线之内。她抱着胳膊，两种选择在她小小的胸膛里打架。幼儿园的说法，让她打了个激灵。她那年不过二十一岁，初次显露出她超常决断力的峥嵘。她迈出去一步，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头，朝着不可知的未来走去。
　　后来见过一面。没有照面的见面。又是一个冬天，在公交车上。他和一个有甜蜜笑容的女孩走上来。他的肩上背着女式坤包，一望便知是那个女孩的。她坐在最后面，远远地看着他。他还是不爱说话，拘谨的表情，淡漠的平静。他没有看见她。他干净的人生简单的轨迹顺乎自然的笃定令她沮丧。她把头偏过去，看窗外。
　　那个女孩真傻，不过是喜欢上了他的外表。
　　你那时还不一样。你没觉得你和这个女孩很像吗?长得都像。
　　她们俩下车后就这次偶然的遇见发表感慨。好好的话被虹毫不留情地顶了回来，令她更加难受。委屈，纠葛，不甘心，团团地捆住她。用现实来安慰自己，又不能够充分的抚慰。她直想哭一场。哭出来，也没多大意思。
　　那年冬天可真冷。肿瘤医院在城北的郊外。她们俩都在城南上班。下了班先赶回家煮饭熬汤。两个人的饭菜，各准备一份。两个保温桶，匆匆地拎上就往城北赶。公交车长得像蛇，在雪地上打着滑。窗里窗外都是黑的。霜花倒是白的，被灯光照耀得清冷。她们俩穿着厚厚的羽绒服靠在一起。不想说话。都在等那一天的到来。肯定是伤心的，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或者还有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她们的眼睛大大的空空的，和躺在病床上的她们的父亲一个眼神。已经骨瘦如柴了，擦洗胳膊和大腿的时候要很轻很轻，不然他就会疼痛难忍，失口叫出声。肉松得像口香糖。他的每一秒钟的痛苦和惧怕和不甘，也属于她们。
　　初恋的那位再也没有见过。听说去了北京。那边的工程设计院每年都在招人。解决户口解决住房，安置家属的工作。他甜蜜笑容的女友大约已经晋升为太太，在北京的某环路上笑呵呵地购物。他的肩膀上背着的女式坤包成为她对他最后的记忆。
　　这座城市的公墓在城的东面。太阳每天第一个照见的地方。她们第一次来，墓碑像多米诺骨牌。披麻戴孝，天还没亮的时候烧纸，摔火盆，女人的哭声混乱地响成一片，尖利的，没有着落的，被三九天的冷空气冻住。烧纸的味道，蜡烛的烟气，黑白的花圈。躺下去的尸体，黑压压的人群——一场噩梦。她们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去公墓安置骨灰盒。
　　买双穴的。她们口径一致。面容平静。并不是当初想象得活不下去。阳光温暖，树木是淡淡的绿荫。她们走在公墓的小路，挽着胳膊，春风拂面。竟然是惬意的。
　　她们的父亲唯一的遗嘱完全不算数了。
　　他走之前交代要“自个儿”单独地埋在地下，
　　他说这话的时候，还能走动，在医院的小花园旁，突然停下脚步告诉她们，他要一个人，随便地埋在哪里。说的时候，还抬起脚跺了跺地面——坚硬的地皮之下——只要是地皮之下。他无所谓身后事的隆重或者简薄。他那时已经敏感地知道，这一天不远了。他得有点想法，妥帖郑重地交托出来。临走的头一天晚上，他还保持微笑地要看看寿衣是怎样的。她们假装没有听懂，不去理会他的要求。他如果知道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一定会提早到城东的公墓乐观地视察一下。他其实是个乐观的人。二胡拉得好，象棋下得好，人也和善，年轻时也算是英俊的美男子。她们带他去听音乐会，他会听得痴迷，脸上浮现陶醉的笑意。她们当然是爱他的。据说很多女孩子找对象，都会依照父亲的性格脾气去找。
　　好好遇见郭顺的时候，大约也是这样想的。
　　和初恋的那个分手没多久，别人介绍，说有这样一个男孩，下得一手好围棋，三段还是四段，她不大懂。当然，围棋下得好只是说明这是一个聪明的男孩。介绍人摆在第一位的是，男孩家是本地人。单位也不错，机关里的办事员。她同意了。
　　见面，在日本料理店。她第一次吃粉红色的三文鱼，绿色的芥末也是第一次见到，像牙膏一样挤出来。穿粉红色大花朵日本和服的服务员对她弯腰，大声地用日语欢迎她。饭店里的音乐是《斯卡布罗集市》。他要她听，要她说出曲名。她说不出来，拘谨地微笑摇头。他告诉她曲名，为她调芥末酱油，教她用三文鱼蘸着酱油吃。芥末的辣让她窒息，他教她深呼吸。
　　三段还是四段，有种神秘感。那时候她觉得自己的运气好极了。几乎蹦蹦跳跳跑回宿舍。
　　虹冷眼旁观，对于三段还是四段的问题懒于理睬。
　　小办事员，迷在围棋里，不会有太大出息。她一口断定。
　　他才多大，你就这么要求他。她的维护和辩解苍白无力。
　　在虹面前，好好所有收获来的东西，都是破绽百出，不值一提的。悻悻，她常常体会到这两字描述的感受。
　　他叫郭顺，对好好挺好。认识一个月，给她买品牌鞋。第一次进那样的店。坐在红色的海绵凳上试鞋。他站在镜子旁等她，平静如水。她左右端详，价格和样式，她习惯性地用某种标准度量商品的价值。最后，她对他点点头。他去收银台。不用多说一句话。他给她安全和无须客气的踏实。她觉得她的一生有了着落，就像蹬在好鞋子里舒服的脚。等了很多年，要的就是这一天。将来，一辈子就这样过，再好的来了，也不会人她的眼。她知道，小家门户出来的女孩，所要的生活能这样就很好了。她有了他，可以打个翻身仗。她喜欢漂亮，她要漂亮。她要把这些年藏在心底的愿望亮在光天化日之下。她也要亭亭玉立，叮当有声地走在这座城市的马路上。
　　虚荣心害死人。虹嘲讽她。仿佛她是先知。
　　我没觉得哪儿错了，我喜欢他。她想起郭顺穿着军绿色V领毛背心，手抄在裤兜里走向她的潇洒姿态。
　　她觉得虹是在嫉妒。那时候，虹还没有对象。
　　买房子，装修。窗帘和床罩都是大红的玫瑰，好好选的。白色的瓷砖地，那时候还没有流行铺木地板，上世纪末的活法，翻过世纪关口的年头，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活法。好好跪在地上擦洗瓷砖。虹看见了，冷笑。好好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哪里又不对了。
　　好好有时会恨虹。虹对好好的蔑视，她只能用拂袖而去和重重地摔门来做抗议。别无他法。虹是老大，却显得更娇气，第一次来月经，躺在床上哭，她们的父亲和母亲关上她的卧室的小门，紧张地来回踱步，微笑地安慰她，给她熬红糖生姜水，小心地扶起她喂给她喝。她在空荡荡的外间屋子，百无聊赖，模糊地知道发生了有关女人的什么事情。她往炉子里加煤块，不用别人吩咐，从几岁开始，从能咬得动杏核的时候吧，这是她自觉自愿干的活。
　　后来，该来的也来到好好的身上。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无师自通，好好进到最里的小屋把自己收拾干净。过了很多年，也没有人问起，好好是从哪一天起正式成为女人。好好的母亲，从好好的面前走过的时候，好好会很客气地微笑一下。这微笑的脸浮现在好好自己的脑海中，让好好感到凄凉。好好会试想他们百般呵护，围在好好的身边，好好则毫不讲理地放声大哭，他们则更加小心微笑地拍着好好的背哄劝好好的任性。但是，没有，没有人给好好这样的机会。
　　婚礼，花车，婚纱，上楼梯的时候，郭顺背着好好，婚纱被楼梯扶手破损的地方勾住，轻微的“嘶”的一声。押金是收不回来了。好好在他的背上心里一惊。
　　凡事都有预兆的。那不是好兆头。事后好多年，好好轻描淡写地说。
　　这个我相信。阿博走之前，门口的那盏灯突然坏了。
　　阿博是虹的丈夫。虹当然也遇见了属于她的另一半。
　　也是介绍的。认识一个月的时候，正好是虹的生日。他给虹买来一个大大的洋娃娃。软绵绵的，可以躺在身边陪她睡觉。他把她当孩子，这让她欣喜而愈发娇气。她本来就是娇气的。不像她的妹妹，动不动跪在地上擦地。
　　那个洋娃娃好好看见的时候，并没有喜欢地抱起来。她在床边坐下，告诉虹：我要离婚。
　　那时候，好好才结婚不到一年。
　　其实结婚那天晚上我就想好了迟早得离。好好在后来会慢慢回忆离婚的导火索。
　　要是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他肯定会不要我。虹立刻联想到自己，这让好好紧闭着嘴，不再说话。后来她起身离开，慢慢地走回家。
　　好好常去虹的办公室晃荡。独立的一间，养了几盆看着蓬勃的花，长沙发上铺好看的花布，大大的披肩搭在椅背上，茶几上有蜂蜜和茶叶。她工作的时候严肃认真。她则在她的对面上网听歌。她训斥或者命令手下人的时候，她会感到过意不去。人走后，她会提醒她。她欣然接受，虽然会找出理由辩解，但语气是温婉亲和的。
　　虹的脾气比从前好得多，最少已经不会随便地把好好的话顶回去。有时，她也沉默，默认和接纳妹妹的一些话语，不会硬硬地发出质问。好好最终决定不复婚，她也不会强烈地逼迫她。
　　她们会在办公室一直呆到天色昏暗下来。不用做晚饭，也没有人催促她们回家。她们经常会懒洋洋地想着晚饭在哪里吃，或者找个什么人出来一起吃。
　　离婚的，有个女孩，带在身边，是个处长。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八年。虹说。
　　她们在常去的饭店吃饭，说这种话的时候会四处望望，声音压低。
　　长得怎么样?她的兴趣来了，嘴角满是笑意。
　　长相有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虹的锋利总是有所针对。
　　好好最近喜欢着一个男孩。不能称之为男孩，但是她喜欢这样称谓。她给虹形容：长得像张学友。她嘲笑她：四大天王，你要找过来呢。
　　也是离了婚的。每天游泳，带上橄榄油。涂抹全身。皮肤微黑，这令他满意。穿“吉普”T恤，眼睛微觑着说话，嘴角带着无所谓的笑意。看程朱理学这样的书。养了很多花。不怎么打扫房间，到处布满薄薄的灰尘。家政半月来一次。周末会徒步，徒步用的大包，便携煤气罐，堆在一进门的沙发上。
　　不会再考虑结婚这样的事。他看出来她对他的好感，明白无误地告诉她：婚姻就是温吞水煮青蛙。我不可能再回去。
　　其实他并不是好的结婚对象。那天晚上好好在大街上慢慢地走回家。他很多年前做过心脏手术。他家是六楼，他最苦恼的就是爬楼梯。他的心脏承受不了太过剧烈的活动。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买一套低楼层的住房。
　　好好耸耸肩膀。那些灰尘用不着她来牵挂。那些灰尘都不能属于她。她在车流的轰响、车灯的刺眼光芒中呵呵笑起来。
　　到底是和郭顺离了。他每天都会出去下围棋，半夜回来。这个就可以是离婚的理由。
　　拿上离婚证的时候，好好告诉他，结婚那天发生的事，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学自行车时碰的，总之，现在她完全没必要撒谎。红色的小本子攥在她的手里。她有一些激动，等了好多年，终于把必须说的话说清楚。
　　郭顺的阴郁和沉闷，她的委屈和压抑，就在这三两句话里。说开的时候，她听见细微的破裂声，在她的体内。就像她的舌尖能触到的牙齿的空洞。永远在那里了。
　　阿博是这世界上唯一懂我的人。虹突然变得精于茶道。普洱要用滚水来冲。
　　好好托着下巴，听她说了一千遍的话。她们都不喜欢开大灯。屋角的落地台灯淡金色的光芒制造出温暖和安全。
　　阿博的遗像在她们的身后。结婚三年，得了癌症，很快就走了。好像他从来就不属于她们，从来就没有走入她们的生活。洋娃娃温暖听话地斜靠在床头。那一年，她过二十六岁生日。他穿黑色西装，打领带，在银行里做事。抽中午的时间把洋娃娃送过来。都还历历在目。
　　虹从不在好好的面前痛哭。经历过上一次的生离死别，这一次的一切都是再走一遍流程。
　　再去公墓的时候，买两份香纸。两座墓相隔不远。
　　公墓的林荫小道上，她们挽着胳膊，有一搭每一搭，说的话还是那些话。
　　吵了一辈子，要是痛快离了，大约也不至于得癌症。
　　哪能离得了……
　　她们很小的时候，能咬得动杏核的时候，他们的吵架声对于她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白炽灯彻夜亮着。她们的母亲每次都是一个表情，气呼呼的，坐在椅子上，吵骂声和哭声像洪水猛兽。他也每次同样的神情，无声无息，坐在床边低头抽烟。她们三个昏天黑地睡一大觉，被吵骂声惊醒，齐齐地坐起来慌张地哭。炳气是青色的，满屋缭绕。哭声解决不了他们的恶斗。她们只得倒回枕头继续睡觉。天亮了，她们爬起来，屋子里没有人，饭菜热在锅里，院子的太阳花打开花苞。
　　
　　四　发端
　　
　　好好在推测自己的身世。“他”的名字不详。
　　
　　(一)
　　他十三岁时淹死在那条大河里。河的名字很动人，额尔齐斯，天生泛着幽兰的光芒。流向北冰洋的河，气质傲慢从容略有些阴郁。河与人一样，各有自己的脾性。这条河一定与众不同。水势不急不缓，敦厚沉着，手感温和，像鱼柔软的唇。这唇只那么轻轻一吸，他就寻找到通过额尔齐斯河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他死的时候我三岁。如果他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人，这些数字压根就不用存在于今日的天光。也就是说，他终究是我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人。否则我不会想他，这个丝毫不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的人。三岁之前的事情我约略记得几件。这几件里没有他，如果有他，是否我的人生发端会倾注进来一束极灿烂的阳光?然而这阳光确实已经给了我，我也并没有忘记，只是隐藏在最深的心底里，所以我终归会在某一天开始想起这么一个人。
　　这一天来得自然而然，并不显得猝不及防。这一天，我从很遥远的地方回来。屋子闲置了很久，卫生间天花板掉下来一块，马桶盖子与主体分家，洗手盆下水管裂开，窗玻璃蒙上一层昏黄的雨尘。我给地板打蜡，收拾书架，归置衣物，卸下窗帘扔进洗衣机，扔掉一切与主体分家而显破败的东西。一直到傍晚，我洗澡，敷面膜，烧开水冲咖啡，靠在床头看书。然后我想起了他。我开始觉得我的命运之谜终于要得到破解。这时候，我接到我母亲的长途电话。她说她知道我回来了。她的声音里透着喜悦。我说，是的，家里刚收拾干净，非常干净。我还告诉她，说不准哪一天我还会走，这一次也许是广州或者是北京。她在电话那一头嘿嘿笑了两声，非常干燥的笑声。不知为什么，我很受用，我觉得这就对了，不是叹气和哀告，这很好。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不知道。我收拾厨房的时候开始想念她做的泡菜和炖的鱼，所以她的回答令我既失望又满意。末了她终于说，我的心脏病刚刚犯过。这是她唯一要挟我不要再远行的方式。于是我说我的甲亢也很严重。我这么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像石头雕出来的。就像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多想投入的哭一场，可是我没有。我没有伏在他的身体上号啕大哭。我只是站在一边，什么也不想，连眼泪都不想流。
　　父亲躺在太平间的那晚，我差一点被玻璃糖罐划伤手腕。我去盖糖罐的盖子，盖子很紧，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往瓶口里塞，瓶口碎了。如果我再多使一分力，我的手腕就会落在碎裂的瓶口上。这一幕险剧告诉我，我的父亲在生我的气。我看着完好无损的手腕皮肤想，没有用，谁来告诫我，我都没有眼泪。也许眼泪在后面的日子里会慢慢来到，但是现在没有。
　　事实证明，在后面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晚我都在梦着我的父亲。我看见他穿着不知从何处捡来的陌生红毛衣，大步朝前走，登上一辆汽车，他说他要去找我的妹妹。我又看见他躺在床上，可以大口吃饭，我端着缸子欣喜地看着他。我还看见他在挖一块地，他的周围是破败而高大的土墙。总之，他显得那么孤独而忙碌，在我的灰黄色的梦里身影匆匆。我终于开始为他的离去而哭泣。我在一个深夜醒来，对身边的人说，爸爸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那时我身边没有人，我会对着一面墙这么说。爸爸。多好听的发音。我的口中发出这两个字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十岁的少女，长发上围着花环，我的胳膊搂着爸爸的脖子，高高地穿过人群。可是我又知道，从来没有这样过，如果有，也许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马陆说，要感恩，而不是抱怨。
　　写到这里，我得反省。
　　今晚我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身体疲倦。我想起很久以前我的坐垫，那个有葵花图案的金色坐垫，被我弄脏，再也无法洗干净。后来我的爸爸来了，他帮我洗衣服，包括这个坐垫。他从前在沈阳一家印染厂做工，染毛线染布匹。后来东北三省清理盲流，他来到新疆。他洗衣服的架势老练精到，件件洗得透彻清爽，拧干抖平，散发着热气晾晒在长长的铁丝上。我下班回家爸爸已经离开，那个坐垫洗得鲜亮，没有一丁点污渍，大放光彩。那一瞬间绽放的光芒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对马陆说，我记住了，我不能怨恨他。
　　我看照片。背靠背的两个女人。我和我的姐姐。侧面的脸竟然没有一丝相像，这让我感到欣慰。欣慰的真实含义是，我在与真相越来越近。正面的那张，我继续查看，像打量两件雕塑品，我和她依然没有一丝相像。我披散头发的样子很有味道，在清晨透亮的阳光里，我看见自己的双眼皮深深地划下去，眼角斜睨。嘴边永远是一抹似笑非笑的清淡神情。姐姐的脸上是另一种味道。我想明天发给马陆看。虽然我知道马陆看了依然只说一句话：不要抱怨，要感恩。
　　于是我合上电脑，靠着床头看我的小床上粉色的格子床单和粉色的毛巾被。我的腿上是蚊子叮咬过留下的深色的圆印迹。我用精油擦抹它们，试图使我的皮肤光滑平整无可挑剔。我的脚踝天生不够纤细玲珑，脚的样子也不好看。我修脚，染深红的指甲油，依然无法向美趋近。马陆说，你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好的。
　　我相信。
　　狭小的房间和单人床给我安全妥帖清净之感。窗外小树林里有人大声唱歌，飘飘荡荡。这是妈妈的家，停船靠岸，我这水手享受着难得的平静和安逸。
　　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洒扫的事情。他们把屋子里的东西放乱，我紧跟在后面归置到原位。他们打开衣柜随意地取衣服，从底下抽出来再扔到上面去，我站在衣柜边等他们离去，再一一叠好。我从各个房间收罗脏衣服，带到河边去，用刷子刷洗，站在河里漂洗，也不过就是九岁的事情。没有人要我这么做。但是我看见邻居美丽整洁的花同和干净的厨房，我希望我们的小家也是那个模样。我总是极力地要与那些美好的生活站在一起。
　　虹故意地在我刚刚铺整齐的床上翻滚。我的脾气显得很坏。我大声地哭泣，一面收拾他们弄乱的局面。他们都在笑我，站在窗外的苹果树旁两袖清风地说话，议论我的迂腐和顽固。那时候我觉得童年时光漫长得令人绝望。
　　我告诉马陆，也许我的父亲并不是我真正的父亲。比如他从不肯抱我，不会正视我的眼睛温和地与我交谈。我们互相躲闪，终于有一次不小心在那棵苹果树下来了一张合影。那张照片里我和他不相干地各自笑着，身体各自倾向一边。天然的排斥。极力掩饰之下的尴尬。这些可以是最有力的证据吗?马陆不语。马陆说，总之，不可以抱怨。
　　没有抱怨，我给马陆解释，我只是在寻找一个或远或近的答案。它为何飘忽而来，转瞬即去，欲言又止。这答案如果当真不重要，那么我眉间的忧郁何时才能消散。这忧郁来得无从说起，浩渺连广宇的心事来得莫名其妙，对温暖怀抱的渴望来得无法克制。
　　我对马陆说。其实他是不爱我的，甚至是厌烦的。小学的时候我丢了班里的钥匙。毛线拴着钥匙挂在脖子上。可是我的脖子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我按学校回家的路返回去找，一路找去，再回来，再去。没有。我的父亲把我拽到他的跟前，一把脱去我的背心，终于确信钥匙真的不在我的身上，它真的丢掉了。我对马陆说，他一把脱去我背心的时候，我九岁，我只是个小小的女孩，但是我被伤害了。因为我知道他不爱我。爱一定是温柔宽厚的。就像马陆对我，他相信我一定是好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儿，无论我做什么，一定有我的道理。而这道理他一定是懂得和支持的。
　　那么我是一个私生女吗?或者换一个说法，合法合情合理降生在这个家庭里的我，并不是这个家庭里最纯正的成员。所以我会胆怯、自卑、畏缩，终于选择以干家务的方式排解内心的孤寂，转移对宠爱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失重。这是我本能的保护手段吗?小小的孩子竟然已经具备了某种直觉的对信息的接收和判断能力吗?
　　爱或者不爱，最易辨明。爱，是光明喜悦温暖贴近。不爱，是冷漠轻视疏远黯淡。
　　马陆说，总之，不能抱怨。即使是那样的情况，你依然是你。你的本质不会因为你的来历而改变。
　　
　　(二)
　　是那种胖而结实的小孩，面部表情沉着若有所思。这就是小时候我的样子。
　　他常来抱我，从红柳篱笆的院门走进来，我坐在门槛上晒太阳。
　　我的妈妈在某一年随意地说他最喜欢抱我。那一瞬间我的心里一暖。那温暖来得炙热激荡，甚至是惊喜的。我没有接话，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或是对于逝去的并不相识的人无话可说的沉默。
　　可是我听见一个声音在我的心底响起：他是我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真心喜欢我的男子。
　　我为此而欢喜，觉得自己就此果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如我一直以来对自己认定的那样。
　　有关他的事情我只听来这一件，就是他最喜欢抱我。我不知道十来岁的小孩能否抱得动一个三岁的胖娃娃。但他确实把我抱在怀里，欢喜地看我，我们笑着的目光对视接应。
　　我再也没有听到妈妈说到其他的什么人喜欢抱我的话。包括我的爸爸。人其实是最不喜欢撒谎的，因为那会很累，眼睛无法掩饰真相。不如不说，不说是最妥当的。所以不说也是最令人生疑的。
　　马陆说他爱我。永远，一生。不变。我含着眼泪听见，我信。说爱很难，是因为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些人一生也不能遇见。所以不说。不说的爱是因为不够爱。
　　我从没有坐在父亲怀里、膝上的记忆。对于大人身体的依赖和热爱只有一幕记忆。在医院门口，我妈妈和别的大人说话，我抱着她的腿等她。等得不耐烦了在附近溜达了几步。又赶紧地回来，抱着一个大人的腿。仰脸看去，发现那不是妈妈。再找到妈妈时，我紧紧抱着她的腿，仿佛失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再往后都是我不喜欢的记忆。往前喜欢的记忆，竟然是他喜欢抱我。而这个记忆本来并不存在。它存在于妈妈的记忆里。她用平淡的表情如实转给我，仿佛受人嘱托。没有修饰和强调。我相信它的真实和自然。
　　我出生的时候下大雪。家里的炕塌了一个角。窗户漏风。我躺在妈妈的肚皮上取暖，酣睡。世界与我无关。那一年阿勒泰山里留守的淘金者冻死数十人。那一年冬牧场的牛羊冻死上千只。那一年我成为我父亲的第二个女儿。他在木工间干活。做桌椅板凳。他从沈阳出来到新疆后成为一名木匠。他把一棵两抱之粗的树抬到电锯上切割成片。再把这片切割成条。他有一整套刨子凿子锯子墨线。他用它们制造出来桌椅的各个部件。开槽造隼这四个字是对于他的工作最精炼的描述。化开的牛皮胶盛在白瓷缸子里坐在热水上。他用刷子去蘸热烘烘的牛皮胶，认真地涂抹在槽和隼上。他做工的时候看着无比沧桑。写到这里我的眼泪涌上来。我知道我有多么爱他。
　　我的妈妈流泪咒骂，起身吃搁在床头已经冷下来的红糖水煮蛋。我的姐姐在邻居家里玩。屋子里静悄悄。风吹在电线上嘶嘶的吼声最容易催眠。不管怎样，我来到这个世界了。即使炕是塌的，窗子在漏风，没有人在我的妈妈的身边与她一起欣赏我小小舞动的拳头，和小猫一样的哭声。没有。欣赏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就像夸赞一朵花，那花就会格外鲜艳朝气。夸赞一杯水，水分子发生奇异的变化。夸赞一间屋子，蜘蛛和灰尘便不来光临。家什都会闪耀健康的光泽。
　　没有人夸赞我。我静静地注视一间昏暗的小屋。有一天我学会扶着墙走出门去。我来到阳光下，看见无边的戈壁和灿烂的阳光。牵牛花攀在篱笆上，迎风抖动，花瓣如绢。
　　他向我走来，欢喜地抱起我。我试着想他的模样。他喜欢游泳，一定晒得很黑。走路像一只灵活的豹子，步伐矫健，眼睛明亮，唇边荡漾沉着的微笑。少年的他多么洁净，身体散发森林的气息。他俯下身来，抱起我。我打量他，看他的眼睛，辨识H{他的真心，于是我笑了起来。我的妈妈走出来看见他欢喜地抱着我在院子里玩。那种投入的喜欢谁见了都会感觉得到。所以妈妈在很多年后会自然而然地告诉我，他最喜欢抱你。我便也记住了。永远记住了，
　　我们的家在河边。河上有大桥。桥的路面印着好看的花纹。桥的栏杆上也有花纹。这是一座精致稳健的桥。河对岸有两棵柳树，垂在岸边。夏天游泳的小孩子会躺在树下睡觉。几个小黑影。我们从来不会去到那里。河对岸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即使从桥上绕过去就能抵达，我们也不愿向它走去。这种感觉是对的。孩子的直觉一定要依从。灵异的预知能力有的人能够保持终生。
　　他在那一年夏天向对岸游去。途中他在河水中消失。他的身体在下游的边境线找到。用卡车拉回来，埋在河岸丘陵上。丘陵上遍生红柳，正是开花的季节，如火如荼。他的母亲只他这一个儿子。他的上面有两个姐姐。
　　我妈妈说，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母亲会在深夜里到他的坟前喊着他的名字哭泣。河堤附近的人家都可以听见。那时候没有这么多房子，我们生活在大河与戈壁的怀抱，零星的几个人家，就像草原里寥寥的几座毡房。我的妈妈守护着她的三个女儿入睡。黄花的窗帘随风舞动。父亲踱步到院子里去，他从那一天起不再为了没有儿子而苦恼焦虑。
　　那一年我已长大。知道爱与不爱之间的地带，是灰色的。我在某一天清晨看见我的妹妹将一只袜子套在脚上，我的爸爸妈妈齐声赞美，脸上春光流溢。
　　也许从那一天起，或者更早，我在寻找一个答案。
　　
　　(三)
　　桥在西面。桥那边的堤坝下面也有一些人家。土坯房、篱笆栏起来的小院，一样的会种菜种花，野草和牵牛花附着篱笆旁若无人地生长。
　　那些人家中的一家是我们常去串门的玩处。那个人家里只住了一个人。他的个子不高，白净。穿灰色的夹克衫。五官约略记得，是温柔的水流淌着的气息。仔细去想，是模糊的。这样一个人缥缈但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童年。
　　他家里有一架风琴。我们的母亲抱着妹妹带着我和姐姐，在很多个下午，顺着河堤去他家。母亲那一年三十岁。三十岁的女人最美，昂扬，光明，舒展，充满力量。我看见她的脸上呈现阳光充分照耀的光泽。她从不打骂呵斥我，她叫我的小名，我依着她，拽着她的衣角，似乎总怀着委屈。她给我扎羊角辫，为我套上她为我做的花布反穿衣。她也打毛衣，我的姐姐有一件天蓝色白条的毛衣，使她在童年的照片里显得神采奕奕。
　　他似乎总在家里。他是桥工队的人。桥修好后他没有跟随大队伍离开，却在这里盖起了自己的土坯房。他和母亲是同乡。他留给我最深的记忆便是母亲靠在风琴右侧唱歌，他坐在那里起劲地弹奏。我们觉得无聊，到院子里的篱笆旁边看牵牛花，风从河堤那一边吹过来，我们眯缝着眼睛，真觉得白云苍狗世事炎凉。妹妹那时很小，到哪里都搁在床上。
　　这就是所有关于这个男人的记忆。
　　有一种如水流淌的气息我可以在这里找到。它静静地弥漫，覆盖我。我变得心平气静，有所皈依。我不记得他抱过我，或者喜爱地注视我。我只记得那个篱笆的小院门，天很蓝，我们站在那里消耗漫长的下午时光。他的风琴流淌出好听的音乐。我们的母亲，仿佛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欢快地唱歌。哭泣和咒骂离她那么远，她可以是高贵典雅娴静的公主。我相信。
　　母亲站在那架风琴边唱歌。风琴的主人白净温和，说婉转阴柔的成都方言。他的眉目向净模糊。母亲的脸生动明亮。
　　我们的父亲去世时在纸上写下一句话。歪歪扭扭的一行字，他的手腕连提笔的力量都快要被抽离。那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三个孩子里有一个不是他的骨肉。这张纸条被我的姐姐利落地处理——撕碎抛弃。傍晚，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为他擦洗瘦弱绵软的身子，穿上滑稽的寿衣，推他去冰冷的停尸房。送行的场面过于潦草清冷。他没有儿子，终归是个遗憾，每遇见大事的时候，我们的队伍虚弱气短。
　　那个面目模糊依稀白净清秀的男人很多年前离开小镇，回到四川。我问母亲他的下落。母亲垂下眼睛反问我，为什么会突然提到他?继而她又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父亲走后第九年，我对母亲说起父亲临终前写下的那句话。在南方的一座小城，我专程去看望她。我们爬山，买菜，散步，然后我突然地问她。母亲的反应是激烈的，愤怒的，几乎要指天发誓她的纯洁和无辜。我们站在林荫小路上，面对面站着。停下脚步。周围没有人。陌生的小城陌生的树木在风里发出沙沙的响声。她使出所有的力气咒骂我们的父亲，指责我的猜疑，痛说她的辛劳的一生。那一刻，我决定不再追问我的来历。
　　我对马陆说，有时一觉醒来会很害怕，怕你离开我，不再爱我。
　　为什么呢?马陆问我。
　　因为我不纯正的来历，我持续的阴郁。潜藏的暴躁。他们每一个人在我的生命的毛玻璃上留下划痕，还有我自己因为不爱惜不自信平添的暗疾。我不知道对于这些划痕和灰暗是应该修复它们还是遮盖它们，或者无视它们的存在。并且，修复或者遮盖的手段我还没有找到，或者这本来就是永远无法完成的。
　　马陆说，其实你是多么的爱他们。因为他们，你成为独一无二的你。因为你就是你，所以我爱你。
　　
　　五　要有大树，宅子要老
　　
　　我在一个叫伊犁的地方，生活了八个月。当然最终我还是回来了。回到这座如巴黎一样繁华而脏乱的城市。也许回来总是对的，我现在生活的城市离马陆更近一些。下面这些故事发生的时候，马陆还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有时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故事，是否我会更坦然地在这个世界生活。可是，没有它们，我也就不是好好了。当然，我也就永远不会遇见马陆。不管怎样。马陆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我感到庆幸，三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人生的答案。
　　
　　(一)
　　老七在电话里说他要来伊犁看我。
　　其实他的原话是：我想在伊犁买个院子，要有大树，宅子要老式的，你帮我看好了，我周末就过来。放下电话我给《伊犁晚报》打了个电话，一条十来字的购房广告能够完成这看似艰巨的任务。然后我告诉老七：符合条件的售房者将会纷至沓来，你只管按原计划在周末抵达伊犁即可。
　　老七到达伊犁的头一天傍晚，出乎意料的是，小昭风尘仆仆出现在我们单位楼下那条绿荫大道上。她给我发来短信：你现在就下来，接我。
　　我攥着手机和钥匙从六楼奔跑下来，途中我的羊皮高跟鞋崴了一下。薄如纸的羊皮在瞬间和鞋底发生了质的疏离，这让我很心痛。这双鞋是在美丽的东莞买的。我妹一家及我妈在那里悠闲地生活。每次去东莞，我们的夜生活都是先到大排档吃个头极大的蒜烤生蚝，然后去灯火辉煌的商场购物。总会有特价的鞋子和衣服欢迎你的惠顾。不知为什么，每去一次东莞我都会给自己买一双鞋。旧的要不扔掉要不就留给我妹。这些画面重复交叠。这一次和上一次稀薄地混淆在一起，索性不去辨清。
　　小昭站在夕阳下，脸庞红润，眼睛明亮，眼角纹磊落。我接过她的背包，她便转身跟着我往楼上爬。她的脚踝的曲线玲珑有致，使她看着仿佛依然滞留在少女时代。
　　突然决定来的，昨晚饭局上认识一帮常年徒步的家伙，说要来伊犁。正好车上空一个座，我就想着来看看你。
　　小昭觉得有必要给我一个她突然出现在伊犁的说法。说着话爬楼令她感到气喘，她靠着绿色的油漆墙看着我，一副坦白从宽的样子。
　　如果非要显得我很精明，我会反问她，那么为什么到现在才和我联系，你就不怕我临时出门什么的。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最近在熬夜看“禅”的故事，得来的唯一总结是：凡事闭嘴是对于禅最好的理解和应用。于是小昭就接着说下去了。
　　他们那帮坏人，车还在半路上就已经想晚上的事情了。他们晚上要住山里，说是已经安排了节目。车上就我一个女的，我跟着进山的话肯定碍事，所以我决定。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到伊犁来看你。
　　结婚对象一定不是寻来的，所谓的机遇或者相遇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过场。我把这句话扔给小昭的时候停下脚步，微笑着观察她的反应。然后告诉她：
　　老七明天来伊犁。
　　啊……说，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小昭的眼睛和脑袋瓜同时转动的时候，我总是能在空气中捕捉到链条嘎嘎转动的声音。
　　看我是其次，他打算在伊犁买个院子。要有大树，宅子要老。我把广告词顺溜地背诵了一遍。
　　我和小昭认识了八个年头。和老七认识了三个年头。小昭和老七认识了一个年头。老七在一年前白费出版诗集，样书出来的时候请我去观摩。我和小昭在车水马龙的黄昏来到老七和我们约见的咖啡馆。
　　这些诗，是中国最好的诗。老七喃喃自语，身体陷在沙发里，使他显得很小。
　　小昭拿起样书，做凝神状。或者严格地说。是做拧眉状。因为小昭在八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她的诗已经超过了舒婷。现在。老七笃定地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诗人，无疑令小昭大为不屑。
　　我起身去吧台，端来一份提拉米苏，两把叉子。这个咖啡馆的提拉米苏是全市最好的。这个说法是我的姐姐虹告诉我的。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拎回来一个纸盒，盒子里装的正是提拉米苏。这里的奶油是鲜奶提炼的。虹每次都会强调一下。每次我听了都会想，哪一家咖啡馆的糕点使用的奶油不是鲜奶提炼的呢?
　　虹咬提拉米苏里的核桃，牙齿雪白而齐整。我就想，何成一定喜欢她笑的模样。多么自信，露出十二颗牙齿，章子怡就是这么笑的。虹和章子怡长得挺像。有一期时尚杂志的封面正是章子怡露出十二颗牙齿的笑脸。虹拎着杂志回家告诉我，这是何成给她买的，何成说她们俩长得真是太像了。虹每次拎回来的提拉米苏也是何成给她买的。
　　为什么不是两份，难道你想让我们像双胞胎一样脑袋扎在一起共吃一份点心?
　　小昭的语言令老七哈哈大笑，继而饶有兴趣地从沙发里起身。
　　那晚老七盛邀小昭做他的商务代表。老七做药。所以通俗点说，他希望小昭做他的医药代表。同时他又嘱咐小昭，千万不要穿这么短的裙子出现在医院的走廊里。
　　小昭愤然地对老七说：你怎么能建议一个优秀的女诗人去做医药代表?
　　
　　(二)
　　我和老七的认识纯属偶然。或者说谁和谁的认识不是纯属偶然呢?所以，关于老七的突然出现和持之以恒在我的生活中发出声音这一事件，我已经从容接受，就像我的姐姐虹隔三差五地在电话里问候我或者斥责我一样，显得那么的自然而然，完全不用去追究发声者的资质。
　　i年前，我结束北漂去上海。结束北漂意味着我再也不用住地下室，不用骑着自行车从二环的朝阳门到五环的花家地，行进两小时的里程上班。所以告别北京临上火车的时候，我专门去胡同里的涮羊肉店为自己庆祝了一番。我的大红色皮箱靠在脚边，我就那么一个人对着铜锅子涮羊肉涮土豆片涮茼蒿，蘸着芝麻酱大口地吃，然后我去了北京站。
　　如果我不去上海，也就不会认识老七。我又问自己，不认识老七又将怎样。好像也没有什么怎样或者不怎样。最多就不会有人在三年后我到了伊犁，拜托我帮他看看有没有“要有大树，宅子要老”的院子要卖。仅此而已i但事实是，我毕竟去了上海，然后认识了老七。
　　到上海的第一天清晨，我在某路摔了一跤。这一跤很厉害，是从自行车座上以九十度直角摔落到地面。我从地上迅速爬起来的时候告诉自己：你最终会离开这里。命运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出箴言。我信命。我相信所有的磨难都是一种债。也许来自上一世，或者上上一世。总得还掉。这就是我不会选择自杀了结烦恼的原因。若不还完，下一世也躲不过。
　　是的，我在三年前的一个清晨抵达上海。我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我从北京来到上海，这里有个我未曾谋面的男人在车站等我。他是我的第二任丈夫。我写到这里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像是悬疑小说，步步紧扣心弦。
　　他从人群中向我走来的时候，我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墨蓝色连衣裙迎向他。墨蓝色是那种“五四”时女学生常穿的旗袍的颜色。当然这并不重要。这件裙子的朴素不能够佐证我就是纯真无辜的。
　　他带我去坐地铁，到某路。他对我说，我们骑车回家。
　　有两辆车，我分两趟把它们骑到这里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斯文镇定。他的皮肤很白。我们基本上没有对视着微笑。这种感觉很糟。因为我和第一个丈夫分手的时候我的理由正是：我们从来没有正视着微笑，我们都在躲避着不爱的真相，没有人能够欺骗自己的真实感受。对于我所陈述的离婚理由，郭顺微微有些愣怔，但旋即同意离婚。这个结果也令我愣怔了几分钟之久。但是我没有哭，甚至呵呵地自己在心里笑了笑。所以我知道离婚是件可以不痛苦的事，面对真相也可以不痛苦，如果你们本来就不是一对相爱的人。
　　那两辆自行车停在地铁口。我们一人一辆。我的大红色皮箱横在他那辆车的后座上。他的车上有现成的备用麻绳。我看着他认真地把箱子捆结实，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我骑的这一辆有大梁，这让我大伤脑筋。好容易上去了，碰见红绿灯我的脚尖无法够着地面，也就意味着我得随时下来。可是我下不来，于是我摔了一个大跤。他在前面的人群中，专注地等待红绿灯，没有看见我狼狈爬起的模样。
　　我不能说因为他用乘坐地铁然后骑自行车回家的方式来迎接我，我就有所抱怨，而为日后的分手埋下伏笔。但是这件事经常会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可见这终归是个事件。
　　刚才我说到提拉米苏，这让我想起榴莲酥。也许还得加上这件事。
　　我们果真结婚了。酒席上，他的亲戚们全都来了。大家等菜上来了就开始吃菜喝酒。每个人都端着酒杯走过来给我们敬酒。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不正视我，他们脸上的笑容在那里，但不是给我的。我不知道谁的笑容是给我的。这让我很苦恼，我像是一个隐形人，我发不出声音，也无需我发出声音。他看不到我的局促和别扭。
　　我用榴莲酥安慰自己。这道点心是我点的。点单的时候我用撒娇的口气征求他的意见。他同意了。我想起虹胜利女神的模样拎着提拉米苏回家。
　　我告诉他：榴莲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去年圣诞节虹带我去参加聚会，那里的榴莲酥一盘接一盘地从烤箱里出来，我吃了很多。
　　他不理睬我。我这么说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是矜持清高的。他沉默的时候我总是能听见钟表滴答在走的声音。
　　酒席结束的时候，我们打包。剩了一打榴莲酥，大部分人是不喜欢吃榴莲的。他留了两个榴莲酥给我。那十个他递给他的女儿。
　　写到这里，请不要嘲笑我对于两个和十个的比较。他没有正视我的目光，对我说：她是孩子。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喜欢吃，但我已经给你留了两个。请不要去计较。他猜得出我会计较。
　　后来，我专门从伊犁到上海和他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他站在民政局的楼前问我，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你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和我离婚。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来上海吗?你们那里的女人嫁到上海相当于上海的女人嫁到美国。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要回答起来。会很费劲。那些事情太长了。我舔舔嘴唇，最终选择了沉默。
　　写到这里，我就想，老七的出现一定是必然的。因为一种巨大的不安从我到达上海那一天起就笼罩住我。从我摔倒在某路的街口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也许我还会再次住进地下室，再次开始没有指望的北漂生活，或者必须回到新疆。
　　老七是我的故乡人。他写诗。前面我说过，他一直自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诗人。我在上海工作的某一个中午，一个作者知道我来自新疆，便随口告诉我，新疆有个诗歌写得很好的人，他做生意，做药。我记住了老七的名字。然后我给他寄了我正在编的杂志，夹了我的名片在首页。我希望他能够喜欢这本杂志，然后在封底给我们投广告。
　　老七给我打来电话。我没有和他约稿。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们杂志投广告。他很生气。他说，你就是因为这个才给我寄杂志?才把名片夹在里面?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一直自以为他是中国最好的诗人。他以为我是读了他的诗慕名向他组稿的。
　　他冷笑了一声说。谁会给一本文学杂志投广告呢?除非他的脑子坏了。
　　为了证明他的脑筋异常精明而清醒，他没有投广告。但是毕竟我和老七就此在江湖中结识了。
　　
　　(三)
　　我妈去东莞很久了，久得当我想起她的时候，总是看见她系着花围裙在煲龙骨汤。她往汤里放藕片。放桂圆，放竹荪，放萝卜。她在我的意识中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广东老太太了。
　　她在新疆的房子空着，我从上海回来后一直住在那房子里。她给我打电话，每次都说同样的话：把我的房子看好啊!记着交物业费交水电费。她总是害怕有一天回到新疆的时候，有一大摞债务单夹在她的防盗门上。我决定来伊犁工作的时候，她在电话里哭了。她说：那我的房子谁来看呢?其实她的房子里没什么东西。她和我爸从前一直用的那张木床；柜子里存放着我爸从前穿的雪花呢短大衣和棉袄，每次一打开，我还能闻见我爸的味道。他已经去世九年了。还有什么呢?书架上我的书。那些家具家电小偷不会看上跟。真的没有什么了，我妈的衣服她都带到东莞去了。
　　我在电话里很生气地说：你太自私了，就为了那套房子我也得守在那里是吗?
　　可是伊犁太远了，你要是调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她甚至已经开始抽泣了。虹已经给我妈打过小报告。虹很有经验地告诉她：从下面再往省会城市调动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就意味着，好好去了伊犁就再也做不回省会城市的人了。
　　是的，好好就是我。
　　现在交通那么方便，飞机只要四十分钟。我开始哄她。
　　安抚好我妈，我就往伊犁我将要供职的单位寄东西。我寄了羽绒被枕头褥子，还有浴巾。那条浴巾上有两条比较瘦的飞舞的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寄走了。据说属兔的人身边不能有龙的图案，因为是相克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真的就开始信命了。但是我实在不想再花“一笔”买浴巾的钱。我叫买浴巾的钱是“一笔”，你不要笑，至今我依然很穷。武当山的一个道士给我算命，他说我走的是老来红的运。三十五岁之前一直没有钱，这是命定的。我对命定的事深信不疑。
　　九年前，我妈和我爸买了这套房子。那里原来是个垃圾场，是个很深的大坑。地基就打在大坑里，所以地下有两层房子。也有人买。因为价格很便宜，虽然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很有点灰老鼠的味道。这种感觉后来我在北京深刻地领教了。没有阳光，异于常人，毫无尊严。
　　他们买了地上二楼的房子。地下也有二楼，所以有必要如此说清楚。
　　窗户正对着一条笔直扑面的大街。北方人是没有风水概念的。那是迷信，谁都这么说。老师在课堂里也会这么说，小孩子从幼儿园回家来也会对家长这么说。但是。经历过那些事之后。最少我不再这么说了。尤其是虹，她在大学里做老师，但是她每年春节一定要去东山的寺庙上香许愿。
　　我爸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来新居做客。他说，这个房子不能住人。他说得很直接。很不好听。你要知道，那时候我家已装修齐整，开火做饭了。我和虹将从这里出嫁。窗子对着大街。是要出事的。他神情严肃，固执地继续说下去。
　　不信则无。我妈把一大盘凉拌麻辣鸡端上桌。这是她的拿手菜。我和虹还有我们的男朋友都喜欢吃，吃得嘴上和手上都是红油。我妈看了就很高兴。
　　我们已经开始啃鸡翅膀了。我爸的朋友并不着急动筷子。他说。三年前他买的那套房子就对着大马路。然后我们使劲一想，是的，他家我们去过，记得当时找不着门，打电话给他，他的爱人站在窗口朝着马路对我们喊。那个窗子正正地对着马路。
　　后来南方做生意的朋友告诉我，这套房子必须卖掉。这样的房子会要人命。
　　他说到这里，我们吓得手里的鸡翅膀都快要掉到地上。我爸倒是笑眯眯地搓着手继续听下去。
　　说实话，房子刚装修好，而且是按照高标准装修的，如果转手肯定不划算。但是那年正好股票上赚了些钱，也就不计较了，按照原价把这套房子转手给了一对准备结婚的年轻人。他们是我儿子的大学同学。
　　他说到这里端起酒杯呷了一口酒，接着说，把房子转手给他们是我这辈子干的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事。他们结婚没几个月，男孩出差遇着车祸死了。
　　后脊背发凉，就是那一瞬间的感受。
　　他说，若不是我亲身经历，我也不会在乔迁之喜的日子里给你们说这些话。
　　三个月后，我们的父亲查出癌症，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回来。
　　三年后，虹的丈夫阿博查出癌症，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回来。
　　然后虹拿回来两个铜狮子，镇在对着马路的那个窗台上。我找了些红绳子，每个窗户和门把手都拴了一条。挡住煞气。用风水先生的话来说。
　　我妈收拾了东西投奔在东莞的我妹。
　　
　　(四)
　　我和虹还有我们的男朋友都很喜欢吃我妈做的凉拌麻辣鸡。拌这种鸡的诀窍是，首先鸡一定是土鸡。其次干辣椒要现炒现擀，会散发芝麻那样热烈的香味。花椒也要现炸现擀，看着很酥，深咖啡色，也会散发芝麻那样热烈的香味。要剥很多大葱。不是小葱，一定是那种看着像根棍子的大葱。只留葱白里带点鹅黄的葱芯，劈开切成一柞长，拌到鸡块里，在大盆里拌匀。要放糖，淋点香醋。最后用七十年代末家家户户爱用的那种搪瓷白铁盘装着，端到桌子上来。全家人围拢着八仙桌就可以开战了。
　　郭顺有胃溃疡，他不能吃辣。但是他和我认识之后每次都会边喝啤酒边吃麻辣鸡。他和我结婚后迅速发胖，胃病几乎没有再发作过。我猜想是厚厚的油脂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我和郭顺最终离婚，就得从最初的胃溃疡这件事说起。
　　有时我就想，如果郭顺没有胃溃疡，大约也就没有我和他的这段婚姻了。
　　这女孩老实勤快，你身体不好，找她没错。郭顺的初中同学兼哥们兼桥牌搭档涛子把我介绍给郭顺。
　　涛子介绍我的这句话令我今天想来还会扑哧扑哧地笑好几声。这句话太幽默了。幽默的证据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老实而勤快”的好好。
　　我这名字令郭顺两眼发亮。他的祖上是甘肃人，他们的理想家庭模式一定是老婆温驯得像一只绵羊，下地干活的时候又要像一头黄牛。好好，嗯，这名字挺有趣。于是，我和郭顺见面了。
　　那么我和涛子是怎么认识的呢’
　　如果我果真立志做小说家，我应该有编出至少十种我和涛子认识的来由的能力。比如他的女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比如他是虹的大学同学。再比如我们在某个婚宴上，他是伴郎而我是伴娘。但他已经有了女朋友但对我印象又不错，便迅速开动脑筋，想到了把我介绍给他最亲密的哥们这一金点子。
　　我倾向于选择第二三个版本。因为那次婚礼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新娘穿的婚纱是橘红色。蓬松而艳丽。新娘出场的时候，舞台大放光彩，就像是央视的某个实现梦想的节目。
　　这场婚礼之后的第三个月，新娘和新郎离婚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就是涛子。他在我们这一方的真实身份是虹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挤在虹的单身公寓里打发掉二十出头的流金岁月。涛子每周会来虹这打发掉他的某两三个黄昏的时光。他抱来一个西瓜，或者拎一兜苹果。我们一起吃水果聊天。三洋录音机里张镐哲使劲地唱如果再回到从前。我们都觉得那种悲情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涛子对虹说，婚纱一定得穿白色的。他转过头告诉我上次那个穿橘色婚纱的新娘离婚了。
　　我记得婚礼上她还哭来着。新郎的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都坐在台上喝了她亲手倒的茶。
　　新郎的亲生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所以他拥有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
　　反正就是离了。涛子推开窗户，把苹果核扔出去，砸到窗外的那棵桃树上。
　　这就是我不会嫁给你的原因。虹冷冷地说。
　　涛子愣了一下。他没有贫嘴。
　　扔苹果核事件之后他再也没有登门虹的单身公寓。
　　你得搞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这样一来就会极大地避免离婚事件的发生。虹丝毫不会惋惜涛子从她的生活中的全线撤离。
　　没过多久，涛子打电话找我。他说他要介绍一个男孩和我认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在涛子心中的定位是“老实而勤快”。这基本上相当于在说我是一个“傻了吧唧的中年大嫂”，整天拿个笤帚疙瘩扫炕头。唯一的娱乐是到晒场上一边择菜，一边说村东村西谁家的女人怎样了谁家的男人怎样了，然后拎上小板凳回家做晚饭。
　　她的话不多，不像她姐姐那么伶牙俐齿，每次去都是她在做饭，给我泡茶。涛子在某个春天的夜晚和郭顺结束一场牌局之后，在满天的星斗下和他做倾心之谈。
　　那你自己干嘛不找她啊!郭顺机智地向甲方发问。
　　我已经有了。涛子略有点羞涩。再说，她那种类型不合适我。我喜欢都市派的女孩。但她那样的女孩就合适你，你身体不好，身边得有个老实勤快的丫头。
　　郭顺点了点头。也许顺便抬头看了看星星。他那时很瘦，穿一件裁缝店做的家常西服。那是他的青葱岁月。
　　以上对话真的是我编出来的。但是事实好像原本就是那样的。
　　我们相亲之后的某一个夜晚，从夜市上回家。我没有穿外套，夜晚比白天冷很多。郭顺穿了外套。男人似乎比女人更注意一直把外套穿到该脱的时节才脱。涛子说。郭顺你把衣服给好好。郭顺不说话，低头一路走。涛子就把他的衣服给我披上了。
　　郭顺送我到虹的公寓门口的时候对我说：我有胃溃疡，一点凉都不能受。
　　第二天我去找涛子。涛子在他们单位门口晒太阳等我。我说，我想清楚了我该要什么。然后我接着说，我觉得我想找的男朋友应该是你这样的。
　　可是我刚刚找到女朋友，哪天你见到她就知道适合我的是哪种类型了。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说，郭顺很善良，也会过日子，我到现在一分钱没存，他已经是万元户了。
　　涛子说的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然后我果真决定和郭顺处下去。
　　
　　(五)
　　老七说上海是个巨大的废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像一个伟人，叉腰，准备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画一个圆。
　　在我在上海混的那段时光的某一天，老七抵达上海。那天早上和所有的属于我的上海早晨一样，我买了个辣肉包，推着自行车在某路上边走边吃。法国梧桐树叶像牛皮纸像大巴掌，它们晃晃悠悠就飘了下来。所以我记住了，老七来的时候是秋天。
　　老七说：我来上海了，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他还说：我带着我的两个丫头一起来的。
　　所以小昭第一次见老七，无意中形容我和她吃提拉米苏，就像一对双胞胎扎着脑袋共吃一块点心的时候，令老七大悦，继而盛情邀请她做他的医药代表。
　　他坐在咖啡馆里抽着烟等我。
　　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一片废墟呆着呢?他在小圆桌我的对面发问。
　　我在这里结婚了。我说话的时候像“没头脑”。和老七对话令我觉得吃力。
　　你和上海的地气不接。知道不接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的创造力消失殆尽。
　　在老七面前，我说了很少的话，或者相当于没说。他说了很多的话，或者准确地说他一直在对着自己说话。他之所以能滔滔不绝。是因为他感觉他终于找到了倾听者。
　　那天傍晚从我见到老七开始上海就一直在下暴雨。我在大雨中乘坐的士回家。他正在看电视。我对他说，家乡来了个认识的人。其实我已经在短信里给他说过了。
　　他看电视的样子矜持清高。脖子略昂着，目不斜视。他没有问我雨有多大，怎么回来的。他也没有到卫生间给我拿毛巾。一直到我睡觉，他都保持一个姿势看着电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和他都明白了，我们一点儿也不爱对方。
　　老七给我打电话。上海吃晚饭的钟点，在新疆是下午上班的时间。他说，这是我最近写的诗，你听着，这是中国最好的诗。他写到一个叫伊犁的地方。他在诗里说，“那里是喝牛奶的天堂”。
　　我知道《圣经》里有个叫迦南的地方。迦南的意思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
　　我就问老七，伊犁那个地方真的就那么好吗?或者诗歌只是诗歌。
　　他说他在二十年前去过那里。那时他刚大学毕业，囊中空空。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开始他打拼事业的这二十年。一直到现在，他再也没有去伊犁那里看看。
　　我和老七在手机里说话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对面吃饭，看新闻。他烧的茄子很好吃。很甜。我喜欢菜里放糖，我曾经因为这个相信我和上海是有缘的。到了秋天，他会蒸螃蟹，调的汁子味道很足。醋的冲鼻和姜的辛辣现在我还记得。也要放糖。他会挑有蟹黄的给我。吃剩的放在冰箱的保鲜盒里。晚上想吃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地板上吃，铺一张报纸。所以他对我好我也并没有忘记。
　　老七有时一天会做十首诗。所以我们的电话有时会通半小时以上。
　　他发怒了。他说，你可以从这里搬走。明早就搬，我帮你搬。
　　就是这么简单生冷。像早上煎好放到晚上的生煎包子。
　　我问他，那么我去哪里呢?
　　到现在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会说出这样一句卑微无力的问话。
　　他说，你去哪里我怎么知道。我对你已经很好了，你本来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我大发善心收留了你。
　　所以老七如果不出现，我和他的不爱不会显现得这么早。所以老七是我命里绝对要出现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拖沓生命的人。
　　那天晚上，接完老七的电话不到五分钟，我已经拎着包站在了某个街口。我依稀记得我上班的路上有个房产中介所。我去了那里，摸黑看了我能租得起的房子。在一片菜市场的背后。是真正的阁楼，要爬一截陡而窄的楼梯。没有卫生间。中介所老板指着楼下白色的垃圾站说，你要准备一个马桶，然后倒在那里面。
　　我给老七打电话。老七说：如果你选择去死，你就是佛扫之下的一粒尘土，你将永世不得超生。说通俗点也就是m局的意思。
　　我在那间阁楼看着窗外黑漆漆打烊的菜市场，小站了五分钟，然后决定离开上海。
　　我给虹打电话。她说，你的机票我来买。
　　她还说，快回来吧!我要介绍何成给你认识。
　　何成是虹的男朋友。就是那个持之以恒给她买提拉米苏的男人。
　　生活原来真的可以每天都是光明的。比如我这边黑暗了，虹或者我妹那边亮堂起来，也就意味着生活依然是光明的。
　　
　　(六)
　　郭顺和他的父母来我家提亲。从我家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他们一行前来的队伍。这让我略有些不好意思。那一年我二十二岁。现在我才知道，二十二岁的我多么可爱，洁净，无所畏惧。
　　郭顺的父亲拎着一个大蛋糕。后来我还知道郭顺的母亲怀里揣了个红色的首饰盒，里面有一条金项链。
　　我妈照例在厨房里用心拌制麻辣鸡。对于郭顺，她不甚满意。但是多年后，她说起郭顺的时候就像在说她的亲生儿子。
　　虹也来了，她和她的新婚老公在茶几上下五子棋。虹对我说，一个人一定要有某一处旁人不好超越的特长，比如我，很难有人下五子棋能超过我，所以阿博对我特别佩服。
　　阿博就是我那个早逝的姐夫。他基本每次都要输，然后嘿嘿地直笑，拍拍虹的脑袋。他们脑袋顶着脑袋的时候，我很羡慕。我和郭顺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问郭顺，你爱我吗?这是每个女人都会对她的丈夫发出的理所当然的肯定疑问句。
　　每个丈夫都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古怪。因为面对这个问题他“只有以及必须”点头。
　　我还说，你得给我送花，不然我就白活了。我决定嫁给郭顺的时候意识到如果郭顺不给我送花，我这辈子不可能有别人给我送花了。那时候我真的没打算再谈恋爱，甚至再结婚。我记得我们单位有个男人结了三次婚，每次在电梯口那里遇见的时候，我又鄙视他又可怜他。他的个子高大身板结实，但是我总觉得他虚弱得像个纸人。他的工资每月都被法院直接划走，给他的第三任老婆做生活费。后来我再婚并再次离婚，我再也不会随便鄙视任何人了。从这一点上来说。离婚也不是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和郭顺第三次约会的时候他捧着一束花站在一个最繁华的商场门口等我。那个商场有两个大门。他在南门，我在西门。半小时后我们互相抱怨着终于碰头了。这些事情现在想来会有微微的酸楚。
　　郭顺他们一家来的那天，窗户外面轰隆隆在盖楼房。郭顺找话和我爸说。他问，这楼房盖着干嘛用的?民政局。我爸回答他。我爸在和郭顺他爸下象棋。我爸这辈子最大的长处就是象棋下得好。他下棋的时候嘴角挂着从容自得的微笑，类似于巴特勒船长的微笑，但绝对比他正经。
　　郭顺那天来的时候一瘸一拐。脚拇指上包扎着雪白的纱布。他得了甲沟炎，刚到医院去拔了指甲。我和郭顺在一起生活的三年时间里，他不得不经常去医院拔指甲。罪魁祸首是我。我一直认为如果爱一个男人，一定要为他按摩，为他剪指甲，甚至为他做面膜。这些都是我很愿意做的事情。但是郭顺的脚被我剪成了甲沟炎。他和他的一家人都没有指责我。他们兴高采烈地进了我爸妈家的门，一屁股坐下来，聊天下棋，吃麻辣鸡。最后吃蛋糕。我们都相信那盒装点着红色草莓的蛋糕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
　　虹大谈她的关于无人比拟之长处的观点时，我频频点头，并勇敢地说，我也有长处，比如写诗。虹轻蔑一笑，她说，如果你非要白费出版诗集的话，它们的唯一去处就是废品收购站。
　　我妈在旁边顿时来了精神，她说，好好啊，我们都是这个意思，你呀，从小就是虚荣心太强。
　　郭顺也来了精神，他说，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看房子贷款得还，说不准哪天就有了孩子，一有了孩子钱就像流水一样。
　　
　　(七)
　　小昭和我八年前相识。那天我起了个大早。
　　郭顺说，你非得去献血吗?
　　我说，请注意措辞，我基本上是在卖血了。那时我刚看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去厨房冲了一碗淡盐水大口喝掉，然后出发。
　　我的诗集出版了。为此我欠下虹和我妈各五千块。
　　我和小昭就相识于那个献血的早晨。小昭也写诗。这很可怕。我们的诗集在我们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上。然后在我二十六岁去北京晃荡的时候，我妈把地下室堆着的我的诗集用一辆架子车推到了废品收购站。她非常惊喜地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在废品收购站门口遇见了一个专收旧书旧杂志的男人。这个男人翻了翻我的诗集告诉我妈，这本书他愿意按照一元一本的价格全部回收，他相信这本诗集还是很有买家的。我妈一激动，很羞涩地告诉他，作者正是她的女儿。
　　小昭告诉我，不要直接用手抓面包，要隔着塑料袋这么拿着吃。不然很不卫生的。
　　我们献了血，吃着发来的面包休息。单位会给我们一笔补助款，所以我积极报名。你瞧，我动不动喜欢用“一笔”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两个字透着一股劲，生活从来都是充满希望的。我经常这样鼓励自己。
　　小昭说：女人献血后会手脚冰凉，而且很有可能发胖。
　　你去过北京吗?我问小昭。
　　那是诗人的天堂，也是诗人的地狱。小昭如是回答。我皱了皱眉头。
　　我说，拜托，不要照搬《北京人在纽约》的台词。
　　这些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
　　小昭离婚后告诉我，她之所以离婚是因为她一直不想生孩子。但事情的真相是，她不想为她的前夫生孩子。她其实非常想成为一个母亲。所以她明白他们只能离婚。
　　是不是诗人一定都要离婚，然后持之以恒地寻找，一直寻找下去，似乎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另一个也在寻找着什么的人在等待我们。
　　老七也离过婚。他现在的太太是个空姐。他心满意足地在他家楼下的夜市喝一种叫卡瓦斯的啤酒。他觉得自己很牛，竟然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我到伊犁开始我的新生活的那天，郭顺再婚。日子卡得这么巧，令我对命运微微一笑。怪不得上次见他发现他明显的胖了。也就是说，郭顺的生活每当进入正轨他就会因志得意满而全身放松，继而吸收功能格外好导致发胖。
　　虹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的鼻子微微酸了一下，然后昏睡了一天。我在梦里终于哭出了声。我像个泼妇使劲抓郭顺的脸。他的身后有个女人乖顺的影子尾随着他。我说，你不是说过等我的么?我一直在梦里重复这一句话。终于我醒了。缓慢悠长地睁开眼睛，发现眼角并没有眼泪。
　　我就在想，郭顺真的说过他会一直等我这句话吗?我在北京，在上海，他给我打电话。我使劲地哭，然后告诉他我回不去了。我就在想，如果我还是二十二岁时的我，洁白，自信，勇敢，甚至有那么点理直气壮的无赖劲，也许我会回去。但是我再仔细想一想，最终确定我还是不愿意回去的。我对郭顺说。有一天你会理解我，你重新生活吧。
　　我们去民政局离婚。站在民政局门口郭顺笑了，他说，嘿。盖这个楼的时候还没搞清楚和这栋楼有什么关系。瞧，我从这里把你接走，又回到这里和你分手。
　　我说，你也可以写诗了。
　　他哼哼了几声。以示对诗歌的不屑。
　　小昭和我到飞机场接老七。老七戴着墨镜远远向我们走来。他说，这座城市有海洋的气息，二十年前我就感觉到了。
　　海洋的气息?嗯，我懂。我每年都会去东莞看我妈和我妹。东莞的台风猛烈刮来的时候，整座城市充满海洋的气息。就是那种鱼群尖叫着游来游去，珊瑚鲜亮地摇晃着它们的小手的气氛。如果用诗歌来表达的话。
　　他还说，我们直接去看我的院子吧!一定要有大树，宅子要老。
　　他还说，好好，你在伊犁要好好的。你记住，前面你把你的路走得七零八落，你再也不能这样了。伊犁正是你的迦南之地。
　　如果有人非要问我和老七的关系，我只能说，每一个诗人都需要一个好的倾听者。
　　至于我的倾听者是谁。我可以告诉你，不是老七，是另一个人。当然你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八个月后，我离开伊犁，回到我现在生活着的这座像巴黎一样繁华而脏乱的城市。唯一的理由就是，这里离马陆更近一些。
　　
　　六　蓝玻璃
　　
　　马陆是我来到伊犁后出现的。写在这里，是为纪念。
　　我又在欲盖弥彰地使用第三人称来叙述了。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她”就是我。范小爱是我的发小。也就是说，除了美丽的小昭，她是我的另一个铁杆。
　　那座城市没有电影院……准确地说，是没有电影。隔着车窗看见“电影院”三个大字——三五根水泥柱子，灰色敦实的建筑物，水泥小广场空旷，荒芜的安静，仿佛失过一场大火(电影院似乎总有火灾的生平)，之后永远地退出城市舞台。不过，那家电影院建设得高大，也并不陈旧或者衰败。但可疑的是，没有大幅海报和热气腾腾卖小吃的商贩，以及熙熙攘攘进出的人。是散场之后的光景，但与时间不大吻合，傍晚应该是看电影的高峰期才对。
　　她还是迟疑地说出：哪天看场电影吧!
　　没有电影。她的女朋友范小爱目不斜视地答复她的邀约。
　　怎么会?!她发出惊呼。惊惊咋咋，她向来排斥，但这一次她没能管住自己。没有电影，最后的一点罗曼蒂克寄托也成了泡影。在巨大的蒙太奇画面之下的黑暗里旁若无人地流下眼泪或浮现沉迷的神情，这座城市无法提供。
　　别发出这种声音，你可以不来。范小爱依然目不斜视。鼻息里带着冷笑。
　　她的脸颊微微的烫。“戳穿”的尖利和洞穿劈面而来，时间的顿点令她感到尴尬的漫长。她看见倒车镜里微红的脸。脸腾地红了似乎是少女专属的，最近她容易脸红。范小爱发现了这一点，刚才吃木桶饭的时候，问她：皮肤怎么突然这么好……有情况了?不怀好意的笑脸凑近来，令她微微不快。迅速但仍然用着婉转而轻描淡写的口气回答：无意中买来的面霜效果不错。斗智斗勇在和平年代同样无处不在。她拿出镜子察看皮肤，鼻尖上淡褐色的雀斑那是一直就有的，面颊上零星暗斑则如退潮的海水哗地撤离，皮肤近乎透明的白净。
　　我还以为是爱的滋养呢!范小爱扬扬嘴角，这是她惯常表示自己洞察世事如观火的得意之下的小动作。一面继续专注地捞砂锅里的粉丝吃，大口地喝汤——胃口这么好。身材却永远是少女的轻盈圆润。她下意识地关闭胃的渴求，坚决地放下筷子。人一胖就显老，看着都费劲。那样的模样会让她提不起气，萎靡瑟缩压迫她，她唯一能防备的措施就是少吃，间或对着镜子踢腿扭腰，严密地监视身体的线条，平滑的小腹温润的四肢令她满意，近乎自恋地对着镜子沉浸在某种情绪中长时间地凝视。有时会害怕突然的萎谢降临，比如他对她的爱的抽离。也只是一瞬的想法。一直地爱下去是每一场恋爱初始时的愿望和断定。后来没有了，她也还好好地该做什么做什么，一路朝前走。甚至想不起来某一个爱过的人的生日等关键词，同时不会下了劲去回忆。完全没有必要，淡淡一笑在她的心里。这样的笑令她悲哀，人情的冷暖、世事的没有确定性、诺言的游戏、感性的冲动，毫无价值，如果果真有价值的绝对尺度放在那里衡量的话。
　　现在她粉红透明的皮肤告诉她，他对她的爱已经发生了化学作用。但是眼睛是干涩的，而且常常打瞌睡，对于生活其实并不热爱，不喜欢人群，恨不得二十四小时呆在电脑前或者床上，是时尚杂志里说的“干物女”。到新华书店买来的书搁在床头，台灯是必须要的，但都是道具，她在它们的陪伴下潦倒地睡去。她的睡姿在他的想象中是婴孩的娇气和安宁，还有温润结实这样的形容词吧!她自己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张床窄小，褥子空虚的绵软，躺下去就触着坚硬的床板。窗玻璃透进丝丝的冷风。整座大楼空无一人。床头搁一杯水，她会觉得安心，伸手就能够得着，但基本上不去喝它。除非喝了酒，半夜一定口渴。酒也戒了，推不开的场合会悄悄吐进茶杯。本能地排斥酒精的味道。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身体的轻盈和洁净。他形容她的样子是“洁净而生动”。潜意识是有影响功能的。女人的美貌与做爱的频率和正常化竟然没有正比关系，这让她惊讶。想到修行的高僧天真和气让人喜欢，倒也验证了这个她亲身实践来的论断。蜷成一团，冰凉的脚丫抵到大腿下面，恨不得抱在怀里。羽绒服压到同样空虚的羽绒被上，还是冷，顺手把脑袋底下的枕头抽出来压到被子的脚头。兵荒马乱形容她睡觉的光景也不为过。后半夜她的身体开始温热，终于放松下来，优雅的女人一定不会有紧张这个标签。她睡觉的样子她自己看不见，但是她知道她的美丽。有人说过。谁说的忘记了。但这个人一定是她爱过的。爱过的人竟然是可以忘记的。分毫不剩。又一次证明爱的空虚。但什么又是长长久久的呢?为什么一定要对爱的定义如此苛刻。她对他的恼火和责骂一定是弱者无力的对爱的迎接。不确定，没有未来，犹疑虚空，彷徨缺乏实证。他所表示的爱慕是天空中突然飞来的粉红色的一朵云，她仰起头去看。粉色照在她的脸上。她感到快乐。但是这快乐一定是稍纵即逝的。她意识到快乐会瞬间消失而对他大发雷霆。他接电话的手冻得麻木，站在立交桥底。车河的声音比涛声都厉害。她不喜欢立交桥，魔鬼的跋扈，直接便利，目不斜视，冰凉坚硬，所经之地寸草不生。她对他咆哮，就当自己是悍妇泼妇弃妇，就当他们之间那点空穴来风的爱已经完结。怨气总是要出的。至于怨的是什么，她无法赤裸裸地对他说个明白。胸腔里的恨要吞噬她，她要被电话里立交桥上的车河声席卷而去。他不出一言。握电话的手冰寒入骨。
　　她坐在范小爱的车上长长地打呵欠。黄昏不会让她亢奋。生活是八月的河水波澜不惊。希望啊等待啊指望啊愿望啊统统躲起来不和她照面。如果没有爱就否定存在的意义，这又是对生命的苛刻。但是她能确定她终于无法确定她在当下存在的意义了。那张坚硬的床板愿意收留她，但是她不甘心动不动就打发自己爬上那张床。
　　范小爱悄悄告诉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个城市找个男朋友……是那种意义的男朋友。那种意义是指情感的柏拉图，绝不上床，更不谈婚论嫁。那又算什么，陪聊?她满脸写着不耐烦，虽然是笑着的，甚至给了范小爱一拳。这座城市……肯定没有……她微微蹙着眉头回答，抵挡范小爱的猜疑。他是她隐秘的后花园，她坚定地不把他的存在亮出来时，她觉得她是爱着的。这让她温热的感动，为她自己，为她觉察到自己的心依然是温热的而感动。
　　又不是来真的……否则老得极快!范小爱不依不饶。她看见范小爱眼角的鱼尾纹轻巧地划过小小的瓜子脸。面相书上说，鱼尾纹细而密的眼睛是桃花眼。桃花有不正经的意思在里面。他的眼神是坦荡端正的。不过鱼尾纹也是有的，算不算桃花眼要面对面看过才能断定。然而就算不是或者是，也没什么意义。纷纭的这样的想法让她常常走神发呆。范小爱见了，会撇撇嘴。她不爱恼的脾气范小爱心里有数。打趣她的时候她的情绪荡漾，才有点生机流溢出来。水至清则无鱼，所以她们坚持每周见一面，否则在这座城市的她们会变成木乃伊。她能感觉到某种似乎是液体的东西不易察觉但持之以恒地从她的身体中丝丝地抽离出去，导致的结果是连眼泪都没有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湿淋淋地痛哭一场也只是干涩的愿望。
　　她们中的一方会打来电话，先做美容，然后吃饭，开车去女人街买点零碎的小东小西，这一天眼看着夕阳就昏黄的来了，怜爱地抚摸她们的脑袋。她不愿意在黄昏中久留，范小爱送她回去。住在单位办公楼里。蓝色玻璃覆盖整栋大楼，并不是预想的海洋之心一般壮美华丽。是大众口味装修的一切公众设施那样很容易就衰败落伍流俗，特别是沾染上灰尘之后，就不忍憔悴了。她住在蓝玻璃楼的某一间房屋里。窗外是大街，汽车行人的声音倒也不会猛烈袭来，这座城市有它的优点，它是平和悠闲善意的。楼上是儿童业余舞蹈学校，每周六一大早，“爸爸的爸爸是爷爷”这样的歌曲和着蹦蹦跳跳的舞蹈踏地的声音，起劲地穿过楼板进入她的耳膜。她不急于起床，在这音乐中发呆，喧嚷的生活在她之外有序进行，就像窗外的一场风，隔着玻璃用劲地刮，她如果不出门的话，这风对她是无碍的。
　　走了错路，范小爱把车往路边靠，摇下窗玻璃伸出头看。
　　这座城市不大，不过再不大，也是堪称繁华的。在商场里买东西，她的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饶有韵味地走，身影闪过无处不在的镜子，会让她突然觉得这里是北京的王府井或者上海的淮海路。淮海路上的百盛她那时常去。有打折或者特价的品牌衣服，她会在成堆的衣服里翻腾。总能找到合意而实惠的。像一只野猫跳将进去，伶俐勇猛果敢，这一点，她倒是像上海人。一搭眼就知道是你的东西……这是她喜欢对她的姊妹说的话。她们喜欢她淘来的衣服。她去邮局给她们寄。行家里手地填包裹单，买大小适中的纸箱。衣服用塑料口袋装好，妥帖地放进纸箱。地址和邮编是写熟的，存在手机的文档里，调出来，再核对一遍。每一次都要问邮局的办事员：几天到。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但是依然要问。
　　兴致勃勃，天南地北。这几个字可以总结她的生平。这样的想法她会本能地摇摇脑袋，没有人在旁边的话，她还会对着空气呸呸呸，晦气似乎就消散了，就不作数了。过了三十岁不自觉地会想到身后事。看见拉着花圈的小汽车在街上跑会生出厌恶和恶心的感觉。一定要留下的遗言是不要给她献上这样五彩的抖擞的纸花。交代给谁还没想好。反正不会是他。他的亲切和温和在她的生命关键点上无法有确定的位置施展。还是不见面好……或者六十岁的时候……她和他哈哈大笑，一定不会有勇气。她和他要赶在动人的模样留存在他们的身上的日子里，让日光把对方的面容和身影折射到各自的眼睛中。至于后面，或许会有未了的不甘的心愿接踵而来。这也在意料之中。对着空中打一个响指，高喊一声“买单”的潇洒和之后的切实的买单……你必须买单!就像她最终把自己的青春逼进死角。逼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她在逼仄的角落坐下来，心如死灰之时，他来到，伸出的手垂在她的面前。她怕接招，虚晃一招从前不是没有遇见过。结结实实更加沉重地坐倒在地的滋味她已经学会不害怕。抱着胳膊僵持对立，同她自己内心的呼唤较劲。像一只猫，慢慢后退，迟疑的眼神，但明显地劝说着自己要去相信，背部没有警惕地弓起来，嘴里也没有发出咝咝反抗的声音。她如果是一只猫，她愿意用四只雪白的足轻轻踏地，走向前，脑袋蹭蹭那只温暖的手，轻轻一跃，在他的膝头安然睡去。
　　大约的方向是对的，就算多绕几条街最终还是能到地方。范小爱老练地说。
　　这座城市于她和范小爱虽然是小城，但绝不会“故事多”。她们是初来乍到的“新手上路”，认识的人寥寥可数。对她来说，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几乎所有的人对她选择在这座城市栖身都发出巨大的惊讶和猜疑。“为了爱情，巴格达不嫌远”——这是谁的名言，扣到她的头上。她很想耐心地对他们讲一个故事：好多年前看过一篇小说。女主人公爱情道路坎坷崎岖，最后义无反顾去了一座边城做一名小学教师。读到结尾的时候，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睛里闪出异样而明亮的光芒。她那时就想好了，如果她也有这么一天，她也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命运有时会令她厌烦——总是说中，预感总会变为现实，就好像娇惯的孩子向生活伸出手去，每一次都能要到。她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是深夜，街上的灯集体闪亮，向她伸出欢迎的手。她像是检阅者或者王者归来者，笃定地隔着车窗感受迎面而来的新鲜空气。
　　她们最终到达目的地。蓝玻璃的大楼自知形象落伍矮半截似的在街角谦卑和气地迎候她。她跳下车，不忘转身朝范小爱挥挥手。范小爱嘴角微微扬起笑一笑，就算告别了。下周还会见，不用重申或者叮嘱。一转身，她们走进各自的门槛。新开的一阳咖啡馆她没有兴趣亲临，陷入其中用以证明她深谙这座城市的肢体语言——钢琴曲，铺着咖啡渣的烟灰缸，格子桌布，白色透明玻璃杯里飘着柠檬片的白水，小碟托着的咖啡杯，男人女人面对面做倾心之谈，系着花边围裙的女招待，埋头磨咖啡的老板娘，磨咖啡的摩擦的声音和醇厚的香气——都市的浪漫已经在定义之内。爱情也有了某种定律和定势的话，她会味同嚼蜡。她对他如此表达爱的观点的时候，又依然落入了爱情发展既定步骤的一个小小的环节里，仿佛舞台剧中的对白。意识到这一点她觉得无力和沮丧。
　　范小爱的车向着咖啡馆驶去。她想象不出会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坐在范小爱的对面。
　　做美容的时候，范小爱把手机递给她。屏幕上是范小爱的自拍照。胸部过于显眼。她极快地扫视，递还给范小爱。同时在心里琢磨这张照片存在的理由。范小爱呵呵笑着歪过头看她，要她评估——不自信，需要她的肯定和鼓励；这张照片已经或者即将要传递给某一个男人。她超好的判断力令她恐惧。修炼成精说的大约就是这种状态。混沌突然打开，她是对着月亮吸纳吞吐的狐狸精，不久之后就会笃定的料事如神。如神又能怎样，化身妲己祸国殃民?西窗烛下陪伴苦寒的书生夜读?心想事成嫁做他人妇?果真那样究竟也没有多大意思。这么一想，心就灰暗下来。悲观的乐观主义。结果既然并不重要，甚至有了结果的结果必然颠覆或者毁灭的道理她深尝其味，她其实在内里深处对爱已经不持执着心。但是爱总是要求证明的。痛下决心突破万难娶进家门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爱进骨髓的举动。在他那里没有任何迹象和可能让她对此抱有幻想。那么这爱依然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爱她凭着多年的摔打开始有了本能的抗拒。抗拒的结果是她无法摆在天光下理论的恼怒。他听得懂，不发一言。心口扎下去的疼。那么她还是爱的。她把自己的心摸索出来，放在显微镜底下仔细地看。他的心她不用去放大了查看。她对爱的要求是首先她必须是爱着的。哪怕对方是不爱的。她如果果真是爱了，她会选择沉溺。她对自己的了解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好在不算晚。她看见自己圆润的胳膊和腿会感到光阴的奢侈。平心静气大爱一次退出红尘的愿望，是有条件去进行的。有了条件才能假设，初中几何课里学的知识竟然隐含着如此高深的哲学思想。终于链接在了一起，通融练达的学问，每一分秒她都在体会。他的每一句话里的每一个字她会琢磨。味道如果不对她能嗅出来。他的醇正之气她也能嗅出来。这让她大欢喜。认识他的第一夜，她对着卫生间的大镜子笑得喘不过气来，伏在大理石案上，长头发遮住她一半的脸，笑得太厉害，几乎要穿透楼板到达周末会欢腾的业余舞蹈学校的教室。嗓子发出喑哑的声音。范进中举，披头散发，神思恍惚，她完全地理解了。
　　他的手指颀长。颀长这个词用在这里不知合不合规范。但看见照片的瞬间跳出来的词语就是“颀长”。就像他的模样在电脑里绽放的一瞬，她的嘴角荡漾出微笑，她知道，他的样子她喜欢。要说出理由，非要摆在桌面上一样样地把喜欢的道理讲出来不可的话，她能说出来。比如他眼神的坦荡、正直、清高。但是人是可以伪装的，每一个修炼成精的人都会把自己的五官调配成善良豁达绝对遵守十诫的样子。如果她在日后的某一天发现他果然在伪装，比如对她的敷衍，油滑地对自己的辩护，那么也不能绝对证明他就是不好的，能说明的只是他不再爱她，她并不是他理想中愿意付出爱的女人。通俗小说里女人大呼上当动辄用陈世美的帽子扣在男人的脑袋上的举动于她是弱智和不自爱的表现。有一天他安然撤退。她不会和杜十娘一样把珠宝和自己一起扔进大河。
　　她的手会不自觉轻轻触摸电脑里他的照片。屏幕上那一块有她手指上的汗渍。她找来湿巾擦。他对她说，这是无用的，因为你还会再去摸。这是他的经验。他一定也在属于他的城市属于他的电脑上这样轻轻地触摸着她。他的嘴唇的弧线格外好看，略长的，中部轻缓起伏的饱满，嘴角不易察觉的上扬。每一张，他的笑都是抿着唇的。她的指尖在他的脸上滑过。电脑显示屏微温，似乎是他身体的温度。她知道，他也一定这样专注地触摸她的照片。她的笑也从来是抿着唇的。笑意的相仿，令他们精神一振，彼此在对方的笑容里看见了自己。天意。他这么说。她这么想。又觉得悲凉，天意的意也不过是，用指尖触摸显示屏。有时她会用手指遮住他的眼睛，只看见鼻梁和唇。更显出他的鼻梁端正。他的下巴的清朗令她喜欢。地阁方圆主贵这样的说法用在他这里是没错的。她其实是信命的。他摊开的掌心落在她的视线中，小拇指超过无名指的第一个关节线，一生富有，算命书上这样说。她的小指勉强够到那里，这是她的遗憾。他的事业线呈砥柱之势直达中指根部。山河壮丽宏图大业也在这根线上得到了验证。方圆的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粉色的手掌圆润厚实不失秀丽，她仔细地研究，得出的结论依然是他的到来令她惊喜。
　　也有一种可能，他并不是“他”。他也许是“他”的弟弟或者哥哥或者好朋友。他能找来这些照片，用符合照片模样的温柔善解人意的语气给她写信。但是这个假设很快被她推翻。基于这个假设也就意味着他永远无法同她见面。不见面便不存在直接的企图，欺骗则缺乏了合理的目的性。那么，他就是“他”。他找到她，把她当作生命的润滑剂，枯燥模式的家庭生活之外的调味品。有了她，他的家庭关系会更牢固。她不仅仅是调味品，她还是他和他的妻子相敬如宾相看两不厌的催化剂。要是在三五年前，她会想当然地认为她的可爱善良和美貌打动了他，他就是她命定的青蛙王子。她要冲破世俗俯身跪在他的身边，亲吻他的额头，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冲破万难，世上无难事，那是年轻人才有的热血。她有时会用过来人沧桑的心看着电脑里他的样子微笑。自我解嘲的微笑。
　　再或者她只是其中之一。他可以是网络兼调情高手，如顶盘子的杂耍节目，一手晃三五个盘子掉不下来。最终还是全部放下来了。演员拍拍手去了幕后。盘子不能碎，要安然地解甲归田，掌声和鲜花才会有。她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当真以为自己是稀世的美好女人而修炼得更加美丽。她唯一要提醒和保证自己的是，当他的爱安然撤退的时候，她不能萎谢。这一点她其实是无法保证的。交往之初她对他的痛斥及痛斥之后的无限悔意，让她颓然明白，即使逃离到天涯海角，她无法与爱情的名义正面交锋。
　　可以不用拉窗帘，透过蓝玻璃，她能看见整个世界。世界很容易尽收眼底。苍穹和附着于之上的月一直星星，全在这里了。这座城市建在山谷中。满天的星星如绽放之后徐徐下落的烟花，幕布抖开，它们哗地掉落下来，掉落的一瞬被什么所凝固，定格在空中。北斗七星的勺把要插到大地上。大山结实地遮蔽住隐遁到这里的她，世界按理说应该看不见她，可是他依然找见了她。这让她感到通透的风呼啦啦地穿过蓝玻璃，穿过她单薄的身体和灵魂，她坐在他的粉红温润的手心上，好像一只没心没肺舔着自己的白色波斯猫。爱情的灵感会创造蒙太奇缓慢拉开闭合延展停顿的画面。他们都想看清楚对方，再清楚些。他和她的手指的汗渍印在对方的影像上。落下去，无声的。确信这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好好的存在着呼吸着……依然是一件幸事吧!
　　这个故事需要加的注脚是：你无需知道她和范小爱如何选定这座城市为暂时的栖身地；无需知道他究竟怎样找到了她。在这个时代，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已经不成为问题。
　　
　　七　蝴蝶花
　　
　　(一)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六。我决定到窗边站一站。月亮果然低了许多，更大更柔和。从前。我们很小的时候，月亮是挂在树杈上的。所以我对着月亮微微地笑了笑。是的，树杈上的月亮，荒野，剧烈的风，我们在荒野上奔跑。
　　那些气味时隔三十年之后，一度消失了。这让我绝望。就像你从前热爱的人，在突然的一个时间点，渐行渐远，淡得像从前的一场雾。而雾，你是捉不住的。我试图在深夜，静无一人，门窗闭阔的深夜，重回到那些气味中去。
　　野草在呼唤我，摇动小小的身子。用最大的气力帮助我的回归，虽然我的心底是一块沙漠。还好，我的口腔湿润，我就想，口腔多像一颗小小的地球，有水，一刻不停歇地，纯净地流淌，却从不溢出。上颚是天，怪不得广东人叫它天堂。我这么想着，那些气味慢慢地回来了。
　　飞机的马达在我们的头顶剧烈煽动，仰头看去，几乎可以触摸到自铁皮的机身。那旋转的马达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膜，撕扯我们的头发。这个画面极不真实。它巨大地冲击了我们有限的想象力，以及对不可思议事件的承受力。一块巨大的铁制品，在半空中像蜻蜓一样平稳地飞行。倨傲地，在我们小院的上空盘亘了片刻，便飞过额尔齐斯河，向着不远的和布克赛尔草原飞去。
　　这一年，我五岁。我的姐姐虹七岁半。我们俩并排站在门槛上，一律以无声无息的表情仰头。接受一种只有穿越宇宙才能发出的气势恢宏的声音。那一刻，我们的眼睛像铜铃，神情像受了惊吓的小猫。然后我们使劲咽下一口唾沫，更惊讶地发现，开飞机的人正对着地面打手势。隔壁的彩风和彩霞对着飞机呼喊的声音几乎要盖过马达。她们的父亲像伟人那样对着飞机挥手，并频频点头。
　　飞机走了，达达地高叫着去到南边广阔的戈壁。彩凤说她们马上要穿过额尔齐斯河大桥，到桥的那一边与飞机会合。也就是说，开飞机的人将要把她们俩抱上飞机，然后，她们进到轰鸣声中，腾起在布尔津上空。这个消息比飞机来临布尔津更加令人目瞪口呆。她们已经手牵手，迅速抄菜园的小路奔向河堤。尘土和沙砾在她们的塑料凉鞋下扬起喧杂而整齐的动静。大桥上正缓慢地走来一队队从和布克赛尔草原归来的牛，它们在夕阳的热烈光芒中反刍，排泄大便，目中无人，摇动尾巴驱赶蚊蝇。彩凤和彩霞奋力挤在它们中间，尽量保持直线奔跑的姿态向着河对岸奔去。
　　她们的父亲蹲在院子里，继续用喷灯对着一只羊头猛烈地燃烧，烧尽羊头上的绒毛。喷灯的火像机关枪在扫射，皮毛燃烧的味道弥漫开来。布尔津的黄昏里，一口巨大的铁锅架在院子里，巨大的柴禾，金色的火苗，熊熊燃烧。清水里，一只羊头，泛着燃烧过的淡淡焦黄的痕迹，洁净地沉入锅底。这时候，飞机再次回来，飞得很高，像一只风筝。我们都知道，彩凤和彩霞坐在上面。她们的父亲用父亲特有的和蔼牵挂的神情眯起眼睛，尾随着飞机望去。
　　我和虹在这个黄昏两个小时的时光里，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站在门槛上。这期间，只有我们的脑袋和眼睛进行过不同角度的悠长的转动。
　　也许我的记忆在刻意掩盖真相。野草来提醒我。它说，你们俩在彩凤和彩霞抄菜园的小路飞奔的同时。也选择了飞奔的姿势。所以，那个傍晚，跻身进牛群，逆向飞奔，穿过额尔齐斯河大桥的人一共是四个。也就是说，彩凤和彩霞被那个飞行员抱上飞机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在飞机的旁边。你们甚至可以亲自摸到也许是滚烫的白铁皮呢。
　　但是这段记忆只剩下一个尾巴。我们俩从戈壁往回走的时候，脚底下的路好长，野草随着我们的步伐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脚步匆忙。天要黑下来了。戈壁的傍晚收拢西天的艳丽，草尖上一种凄冷的调子，像敲打凤凰琴那样被奏响。额尔齐斯河水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北冰洋，用着冰凉而阴郁的调子“漫过”。她甚至是不屑于向着某个方向进行追逐那样的“流淌”。她只是“漫过”。
　　我家屋子里的灯亮起来了。小厨房里有蒸馒头的水汽飘出来。彩凤和彩霞已经回来了，我们听见她们的说话声和笑声，但是我们倦怠极了。她们家的羊头还煮在锅里，羊肉的味道几乎要在这一带所有的小院子里穿梭，是温柔的沉落，落到每一个人的鼻息那里。她们的盲奶奶坐在炉灶边捻羊毛线。一枝筷子捅在马铃薯上。她的马铃薯在旋转，于是羊毛被捻紧。那是一些棕色或者白色的羊毛线。清脆多汁的马铃薯与羊毛线的关系总会让我们呆看着沉思良久。令人惬意的炉火告诉我们，夏天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母亲系着围裙从菜地里抱回来一把粗壮的芹菜，腰间的瓷盆里是青辣椒和西红柿。她麻利地把小板凳搁在屁股底下，开始择芹菜叶子。大把大把的像枫叶一样的菜叶掉在她的脚边，很快就把她的红叶牌北京布鞋淹没了。我的脑袋靠在她的后背上。虹坐在火炉边摇鼓风机。我们的父亲在院子里停放自行车，大声地咳嗽。他到井沿那里去找脸盆洗脸。我们冲出门去，对着他喊：飞机来过了。他转过身，边擦脸边说他看见了，傍晚那会儿，他听见了天上的声音就出了木工间，站在院子里看，飞机往北河那边去了，大家都说是撒草籽去了。他洗了脸又开始擦身子。毛巾伸到白背心里使劲地擦。他的脖子的皮肤一定是红的，那里青筋突起。我们的爸爸是个瘦男人。
　　我们还想给他说点别的。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的母亲也什么也没有说。我家院子里很快就涌起剧烈的辣椒和芹菜一起爆炒的味道。如果羊头的气味是柔软，芹菜炒辣椒的味道则是刚烈的。这味道铺天盖地笼罩住我家的小院。
　　野草说话了。它说，那架飞机不应该是撒草籽的。撒草籽的季节应该是大雷消融之后的初春。土地刚刚苏醒，松动，渐渐柔软。那些灵巧的淡绿色的草籽，像蒲公英一样，从天空扬下来，飘飘洒洒到布尔津的戈壁、草原和雪山上。
　　或者，飞机是洒农药或者灭蚊药的。但那是夏末秋初，蚊子就要被一场一场大风吹得一干二净。庄稼也进入秋收，那些药的到来总显多余。我们知道的农药是敌敌畏。敌敌畏的味道带点甜腻的瓜子被炒煳的感觉。如果菜园里长了白色的蚜虫，大家就会去供销社买来敌敌畏。还听说的用途就是谁谁是喝敌敌畏死的。所以，那种甜腻的味道一出现，我们都会屏住呼吸，飞跑进屋子里，并迅速关上门窗。好像我们再稍微多呼吸几口那样的空气，就要死于非命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飞机是撒传单的。红的，绿的，黄的，蓝的。那些传单在布尔津的大街上，河堤上，甚至河水里，飘动。我们从空中把它们捉住。那上面写的什么9那是森林防火的宣传单。i十年过去以后，我专门采访了我的母亲。她如是告诉我。
　　但是，那个夏天的傍晚，并没有传单在布尔津上空舞蹈。那架飞机的到来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和虹在寂静的暮色中匆匆地从大河那边的戈壁往家赶。这是我们长那么大以来独自走过的最长最紧迫最沉默的夜路。
　　
　　(二)
　　那个大院子从前是一家工厂。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工厂，在我们模糊的认定里，也许是家铁钉螺丝弹簧这样小玩意的制造厂。离布尔津三百公里的可可托海，可以提供铁原料。还有一个证据，我家的坡下后来修房子，挖地基，许多生了锈的弹簧翻出地面。那里从前应该是这家工厂的垃圾站。现在这里早已不是工厂了。过去的一排排的厂房做了小学校的教室。院子里参天的大树已经砍得所剩不多。正中的大路留下两排树，都是杨树，每年春天落一地毛毛虫样的杨树花，接着就是花絮飞扬。虹上小学时的教室在院子最东头的围墙边。围墙底下积了厚厚的土，人站在那里和窗户平齐，很容易就看见教室里的人。我有时去等虹放学，就站在那扇窗子边朝虹望。虹回头看见我，我们俩隔着玻璃笑笑，然后我就退到围墙那里坐下，一直坐到学校放学的电铃声响起。
　　后来那仅有的两排树也慢慢消失了。过一个夜晚，会不经意看见光秃秃的暗绿渐渐隐退的树桩。回忆到了这里总会停顿下来，心里有苦楚的滋味涌上来，是为那些不会说话也无法表达情绪的大树吗?虹说：有一年初冬，刮很大的风，校园里落了一地的树枝。一只毛驴躺在树下，它的眼睛睁着，还能够转动，可是它无法站起来，就那么安静地躺着。天快要黑下来了，我知道它到了夜里一定会很冷，就蹲在地上，捡来树枝盖在它的身上。虽然我知道这是徒劳的。
　　虹那年六岁。她上小学早，因为小学的学费比幼儿园的少很多。说到这里，虹说，我懂得了，那座校园为什么我总也忘不了，那里面的大树，毛驴，还有我和你，在那些年里是多么无助和无力，如果顺应命运的意思就是手无缚鸡之力，这多少是件悲哀的事情。
　　校园里有了住家户，在院子的东南角。那一年失过一场大火。房梁烧起来以后，这家的一切基本上就全部毁灭了。包括他们家的两个儿子。是双胞胎兄弟，三四岁，虎头虎脑胖乎乎，常常会看见他们两个挤在父亲的自行车大梁上。他们的父亲是教数学的，模样瘦看着有点急急的凶。但对孩子应该不会凶，否则那两个孩子就不会总是泰然而笑嘻嘻的。失火的晚上，他们的父母亲去别人家里做客。两个孩子学大人的样子划火柴，不知道燃起了什么，他们躲到被子里去。听说是窒息而死。那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东南角总显得空荡荡。瘦的数学老师更瘦了。他骑上自行车空荡荡地出去回来。有一年，我们突然看见他抱着两个孩子站在家门口，这一刻仿佛时光倒流，院子里安静而光明。瘦男人老了许多，脸上的皮贴着骨，打着皱褶，但他是微笑而有耐心的。我们看见了心里轻快许多。这是他们又有了的孩子，依然是双胞胎，依然都是男孩。
　　看见那两个孩子的时候就想，时间真像捏泥巴的手，活生生地把你想要的做好摆到你的面前来。命运的严酷与宽和在这里被我们同时地体察到。似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存在于时间的河流里，顽强地，不松手，总会有拐弯的地方，水轻浅的段落。到了那里，我们自然能心乎气和地晒太阳了。
　　三十年后，院子里的树到底保留了一棵下来。这棵两百年岁数的大树被挪到了布尔津城门那里。虹最近回去时意外地遇见它。很熟稔的旧相识的感觉。问了旁人，知道果真就是从前校园里的一棵。它在现在这个地方应该重新把根扎得很牢固了。枝繁叶茂，像长长的头发和须髯。树身有三抱之粗。它的身体里保留了从前布尔津的味道。虹说，她去抚摸树身的时候，真想把脸庞贴在上面。她知道树一定懂得什么。它看见虹朝它走来，一定在心里漾起与虹一样的幸福与悲伤。那一刻，天阴下来，刮起阵阵流畅悠远的风。树枝摇动。从前的日子纷披而来。虹觉得后来的生活是梦。她一觉醒来，看见自己依然是六岁时的样子，头发有点凌乱，齐耳，的确良做的衬衣束在有松紧带的裤子里。她走出家门，过学校的大院子，到街上来。她像一条鱼。清澈透明，在一些事物和人群里游动。有一天，她像美人鱼那样有了双脚，时而会疼痛的双脚。她用这双脚来到陆地上。
　　
　　(三)
　　站在屋顶，你可以看见全部的蓝天，全部的河流。河流尽头是茂密的森林。那些树木突然簇拥在那里，似乎那里的水更清更凉更蓝。那里的野花一定多如牛毛，蓝色的马兰花简直就是仙女的化身。我们在家门前跳橡皮筋。我们说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这时候我们是凡间的小仙女。
　　虹用红柳枝在地上画画。院子的泥土平实甚至有些光滑。她跪在地上，几乎要趴下来。她画仙女：瓜子脸，大眼睛，双眼皮，高高的发髻，抖抖的盘起，必要插一根闪烁着宝石的簪子。袖子长长地甩在身后或者舞起来。腰是细的，有宽宽的腰带。胳膊上拢着飘带。这让我们想到嫦娥。嫦娥奔月的时候，那飘带在蓝色的天空和白色的月光里卷动，是多么美丽的画面。
　　一只狗吐着红舌头从遥远的戈壁走来，走到我家的井台边，抬头看我们。它看起来风尘仆仆，皮毛是灰白色的，用眼睛和我们说话。它的眼睛是淡褐色的。我去打水。铁皮桶挂在铁钩上，长长地吊到井里去。清冽的水打上来。我用脸盆盛给它喝。它喝水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喝了水它就走了，往东边去了。我妈说屠宰场在那边，它到了那里总会给自己找点吃的。我就想，如果它喝了水就趴在青苔的井边休息，看我们画画、跳皮筋，那么我们会留下它，它就再也不要四处流浪了。可是它知道它喝了水就该走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目送它的远去。
　　海龙赶着一头大黑猪从我家的菜园子那边往大桥走。我们喊住他。虹跑过去，大声问他，作业完成没有?海龙的脸好黑，和他的大黑猪一看就是一家子。他停下来，大黑猪也停了下来，用鼻子拱地上的灰灰菜吃。他是虹的同桌。他们班实行一帮一学习方法。虹的帮助对象是海龙。海龙的爸爸做养猪杀猪卖猪一条龙的职业。他们家住在河沿西边。我家在河沿的东边，都在北岸上。如果刚好刮西北风的话，他们家半夜杀猪的声音我们能听见。我和虹把耳朵埋到被子里去，甚至还要和猪一样大声地喊起来。我们的妈妈就在一旁说，吃肉的时候咋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这时候装什么菩萨心肠。她一这么说话，我们就觉得她很讨厌，一点也不像书上和电影上善解人意的母亲形象。
　　不杀猪的时候，也要帮着大人喂猪搬肉什么的，海龙的学习很不好，是他们班的老末。所以班主任特意嘱咐虹没事就去海龙家盯着他学习。有什么新动向要及时汇报，关键是要和海龙的爸爸好好谈谈。不能光让孩子半夜里洗肠子。所以虹简直就是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小将了，冷不丁进到海龙家又黑又矮的土坯房里，严厉地突袭检查海龙是不是在洗猪大肠。海龙的爸爸笑容可掬地靠在床头吸烟。他竟然是笑容可掬的，这让我们大感意外。我们听说屠夫都是脾气暴躁又脏又臭的莽汉，是要被鲁提辖痛打的对象。所以我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虹主动对海龙的爸爸说，海龙歌唱得好，是班里最好的。所以你以后不要只让他干活不让他学习。他要是把学习赶上来，说不定将来能考师范呢。考师范的人要有一门艺术特长。而且师范不用交学费，正合适海龙去读。虹的说法让海龙的爸爸在一秒钟里张大了嘴巴。但严峻的事实是，其实没有人相信海龙即使不洗猪大肠就一定能进师范，并在将来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一点虹本人也意识到了，所以她突然很泄气的样子带着我离开海龙家。他家的每一丝空间里都飘荡着麸皮发酵的酸味、豆渣饼的厚重的油味，还有猪圈里的像沼泽地散发的乌黑的黏稠的臭味。虹说。要是咱妈哪天动了养猪的念头，我立刻就到山东去，再也不回来了。我就想我能去哪里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哪里也去不了。那一天，我知道，我生命中能让我投奔的地方在那时还没有出现。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只有上帝知道。
　　海龙雪白的牙齿令虹把嘴巴抿了起来。虹的门牙上有两个虫蛀的洞，一天比一天大。再这么下去，她就成豁牙老太婆了。我妈说没关系，还要换牙呢。虹就很生气，说她的牙齿已经换过了，哪有你这样当妈的。我妈就随手拿起裁衣服的竹尺朝虹身上打过去。从那时候起，她们俩随时就会叮叮当当地吵起来。我妈说她们俩属相不和。一个属牛，一个属虎，都是个头大而生猛的动物。
　　我以后不想管你了，反正你就是放猪的命。虹横在海龙面前。海龙的眼睛可真大，又黑又亮，是那种一望便知学习不好的孩子。学习好的孩子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县医院牙医老齐家的老大齐新民。戴着眼镜，皮肤白净，微笑的时候一种很柔软的气息轻轻地过来。他看人的目光是略有些朦胧的。他捧着书在河边背诵的时候，全布尔津的大人看见了都会回过头来对自己的小孩说，你们看齐新民多用功，迟早要考上北大的。他们在布尔津小镇掷地有声地对齐新民和北大的关系下此断论的时候，没有一个小孩敢表示不屑的撇嘴，即使是正值青春叛逆期的虹。因为老齐就是北大毕业的。他六十年代下放到布尔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一开始，他的新闻就不停地在布尔津扔下重磅炸弹。老齐收到了海外来信。台湾来的，那时也算海外吧。老齐的姐姐说，她在台湾好好地活着呢!这封信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在许多个家庭的晚饭的饭桌上，人们一边喝着熬得浓酽的砖茶一边说台湾的信。这让人很兴奋。布尔津是多么遥远的一个西北小镇啊!可是台湾的信依然到了这里。所以，齐新民将来是要去北大的，这个论断是布尔津的所有人，所有猫狗，所有大树，还有那两条伟大的河都知道的事情。
　　海龙大约也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家是布尔津的黑户。没有户口，一家子从河南来。没有户口也没有关系，我们哪一家人不是从没有户口开始在布尔津扎根的呢?关键是，淌着鼻涕脸黑黑的海龙，他只觉得他家黑黑小小的屋子是他的安乐窝，他呆得很舒服。他看见他养的大黑猪吃戈壁上的灰灰菜，喝额尔齐斯河的水就能长胖，就能卖钱。他就很开心，觉得这简直是无本买卖。小商人的孩子从小就知道生意经。就像我和虹，已经知道收集我爸的酒瓶子和我妈店里的废布条，用拉拉车推到废品收购站换钱回来了。乌鸦不要笑猪黑。但是，我们哪肯认为我们和海龙是一样的人。
　　虹说，北大太不可想象了，但是我多喜欢北京啊!她这么说的时候，好像身为布尔津人，身为拥有老北大人牙医老齐的布尔津的人，如果在这样耳濡目染的熏陶下，竟然没有考入北大的愿望，那实在是一件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憾事。虹见过北京。之所以说见过，是因为虹跟着我爸回山东老家，必须在北京转车。他们俩在广阔的北京火车站小憩，我爸躺在旧报纸上倒地就睡着了。虹独自出了火车站，站在北京的大马路旁边，向着天安门的方向久久地遥望。然后她再回到火车站的广场时，我爸正揉着眼睛醒来。如果他再早醒来半分钟，发现虹消失，必会毫不考虑地钻进人群中寻找，于是他们俩极有可能就失散了。但是，虹没有丢掉，她大模大样地坐在我爸的身边。我爸说，想吃北京烤鸭吗?火车是晚上的，咱们去吃还来得及。于是虹从山东回来后大肆吹嘘了一下北京烤鸭的味道。她的吹嘘引起了我妈的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她对着她的肿胀的大腿说，你们吃喝玩乐了一路，都没有想着给我们娘儿两个带点好吃的好玩的回来。我爸狡辩说，怎么没有带，那些糖难道不是带给你们的。我妈冷笑一声说，你当我不知道啊，你们是车到了黑山头才想起来买点糖应付我们。黑山头是离布尔津十公里的一个小村落。我在那个他们终于回到家的下午，含着水果糖在院子里兴奋地奔跑的时候，一直以为我含着的是山东的水果糖。
　　我还在琢磨虹说的师范的事。那时候我刚上初一，但是我已经有了暗暗的对未来的打算。比如：我不要做裁缝。这六个字我总有一天要扔给我妈，如果她不答应，那么我就跟她拼了。虽然我没这么想，但巨大的平静之下，我一定是这么想的。我妈说过，如果我考不上高中或者中专，我就回家和她学裁缝。她总得有个接班人吧。但是我就想，你有三个孩子呢!你总得有接班人跟我就一定有关系吗，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藐视。难道我一眼望过来天生就是一副小裁缝的模样吗?为什么不是虹?
　　虹说，其实不上北大也是可以的，如果我的成绩不是顶尖级的，只要在北京读书，一样能和现在不一样。关键是在哪里读书，这很重要。比如你在阿勒泰读书和在乌鲁木齐读书，那区别可就大了。
　　我连阿勒泰都没有去过。我怎么知道阿勒泰和乌鲁木齐的区别!
　　虹说，北京有个服装学院，我准备高中毕业到那里读书。但是我毕业了可不是什么小裁缝，我是服装设计师。
　　虹的话让我觉得很骄傲，虽然还有三年的时间呢。但是，虹的话又让我很愤怒，为什么我妈让我给她当学徒，而虹也是子承母业，却是去北京。
　　我妈在裁缝店打开她的宝贝服装杂志说，瞧，这本书就是那个服装学院出版的。他们收自费生。也就是说虹学习成绩即使不怎么好，也能去读大学。
　　所以虹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就知道她将来一定是大学生。成绩好的话进公费大学。成绩不好的话就上北京读自费。她的光明的前途让我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一颗巨大的星星冉冉升起。也让我对我妈对我的感情有了巨大的怀疑。
　　海龙对着大黑猪举起手里的树枝，边赶边说，我要往桥那边去呢，再磨蹭天就黑了。
　　你往那边去干吗?
　　那边的草多。灰灰菜有我这么高呢。
　　你就不害怕?
　　虹知道，海龙说的是墓地旁的大沙丘。那上面的红柳挤挤挨挨，一到初夏开花的时候简直是火的海洋。
　　害怕啥!青天白日的。等猪吃饱了我就回家写作业。
　　虹鼻子里哼了一声，她说，明天我就给老师说去，我再也不管你的学习了，而且我要换同桌。
　　海龙已经走到大桥上去了。他和他的大黑猪逆着从草原归来的牛群，向着那个墓地边的沙丘走去。猪吃草的时候他绝不闲着。他有一把别在腰带上的小小的砍刀。他像电视上山里的孩子那样，在黄昏的薄暮中背着扎成一捆的灰灰菜回家。
　　
　　(四)
　　其实我不想耸人听闻。比如孩子的死，少女的终结，或者少妇的悲哀。写它们的时候，我开始刻意寻找布尔津三十年前的气味的时候，我知道，那些记忆永远在那里了。它们构成了今天的我，这个叫张好好的女子。我没有用女人二字。女子更美妙单纯些。我至今热爱辣椒炒芹菜，最好再来一点牛肉片一同爆炒，勃发出从前夏天的傍晚我家院子里熟悉的味道。但是女子和女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女子即使在灶台边也是从容淡定的。女人在学会把心酸和苦楚平静地隐在岁月的背后时。她就成为女子了。
　　我在这个有大月亮的夜晚再一次想起布尔津挂在树杈上的月亮，想起我们走在河滩上哗啦啦响的鹅卵石的动静，黄色的刺藜花在月光下像星星一样天真快乐。拥有两条大河的小城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小城。这里没有积郁之气，只有草原和森林的丰盛，雪山和大河的豁朗，还有戈壁野草的清明。
　　世界一定是光明的吗?世界一定是光明的。虹站在井台子边看日出，对着太阳大声朗诵：早上起来，面向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面是南，右面是北。她的声音真好听，多么清脆。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千奇百怪遥不可及的东西。比如飞机，还比如，有些人是可以坐着飞机到天上去的，而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坐着飞机到天上去的。但是，这不重要。在朝阳和晚霞第一万遍的抚摸之下，世界是多么光明。
　　虹去医院找齐大夫，她对我妈说她受够了笑的时候得把嘴巴闭上，这让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自卑的少女或者识趣的老太婆。她穿了件湖蓝色的连衣裙，布料是带有弹性的尼龙布。这条裙子来自成都，我妈的故乡。她的姑姑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以包裹的方式传达着作为我妈仅剩的长辈的温情。冬天的时候则是油渍麻花的香肠。这些香肠散发着醇厚的酒香，渗出来的辣椒油和花椒油浸透了包裹它们的旧报纸，这让它们看上去格外诱人。秋天的时候会是一大卷印着小花朵的条绒布。夏天是有腰带的连衣裙。太长的话我们就把裙子提起来，束到腰带里。虹上高一这一年个子蹿了起来，所以那些连衣裙已经能够自由舒展地在她的身体上飘动了。
　　虹走在大街上。新铺的柏油马路黑亮亮的，有些粘脚。她抬起脚看了看鞋底。凉鞋底满是黑黑的柏油，她到马路牙子上蹭了蹭，发现这些柏油很难对付。当然，这并不重要。那个走一步粘一步脚的盛夏的正午，一个十五岁的女孩，留童花头，穿湖蓝色连衣裙，走过榆树的林荫道。就在这里，她遇见了她一生不能放下的男子。
　　有人在供销社门口的树下朝虹吹口哨。这不重要。那些台球案子旁边的不良少年的目光让虹知道她是美好的。从来没有人会对着我吹口哨。这是否是我的人生的一个败笔呢?就连我妈都看出了这一点。她就是在这条榆树的林荫道上采访我：你在虹面前会感到自卑吗?这就是她对我的打量之后看似无心的玩笑，或者是她自以为在做一个合格的母亲，要与我做倾心之谈以正确引导我走过多变的少女时代。我当然很愤怒，但是我选择了沉默。我离开她和这个让我万分惊讶的问题。也许我流眼泪了，但我已忘记了。我只记得我一抬头看见一个男孩子嘻嘻地对我笑。他是我的同桌。他说他昨天看见我和虹一起在街上走。说着他比划了一下我们高低柜一样并排行走的阵容。这让我更加恼怒。我只是朝前走。一直走的话就是供销社，然后就是我妈的白铁皮敲打出来的缝纫铺。所以我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从供销社的另一边去到了河堤上。站在河堤上。看见了额尔齐斯河，它们流得欢畅，白色的光芒一映照到我的脸上，我的悲伤就远走了。我自己也像长了翅膀，朝着远方绿色的森林上空飞去。
　　我相信，虹从来不会遇见我的这般烦恼。她听见有人对她吹口哨，不屑地把脑袋扭到另一边去，她的蓝色的裙子真好看。布尔津的女孩子没有人穿这样的连衣裙。虹往缝纫铺一站，就有顾客眼睛发亮地瞪着她的裙子看。我妈就很骄傲地说，成都寄来的。咱们这里可买不上，就是乌鲁木齐也不一定能买上。虹昂着脑袋就要走到我家的地盘——白铁皮缝纫铺的时候，前面我说过的布尔津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心中的偶像齐新民出现了。他刚从新华书店出来。也就是说，布尔津的医院、新华书店、供销社这样重要的标志场所全都挤在一堆子呢。包括我妈的小铺子。他从书店里出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就像我一抬头就能在街上遇见我同桌不怀好意嘻嘻笑的脸。但是虹后来告诉我，他看她的一瞬间，她感到他的脸上有水，轻柔的水漫溢，几乎要流淌到她的眼睛里。她感到轻盈和迷茫，还有一丝丝的甜蜜直扎心窝，于是她对他笑了笑。齐新民那一年上高三，刚考完高考。虹上高一。他们在校园里见过。虹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她的声音他经常听。在布尔津这个四边形小街围拢的弹丸之地，他们俩不止一次迎面走来然后擦肩走过。齐新民在额尔齐斯河滩捧着书本背诵的时候，我们就在离他不远的另一块河滩上放风筝，他曾经用他温柔而淡远的眼神追着我们的风筝而去，这算是他适时进行的眼保健操吧。
　　分数下来了吗?虹问他。
　　这问话至今让我回想起来都会觉得有泪水要流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水就像额尔齐斯河的河水那样充沛而无节制。若要认真分析，我是为虹的勇敢而流泪。或者那一刻，她果真是因为眩晕脱口而出。也或者是这句话压在心里多时，在多少个夜晚陪伴她辗转反侧，而她自己都不知晓。
　　那一刻，虹就像布尔津的女皇。只有女皇才会有这样的定力和信心对布尔津的国王发问。
　　快了吧!齐新民抿着唇笑了笑，并不感到问话的突兀。如果他果真当时紧张慌乱，无从应对，虹心目中的齐新民也就轰然倒塌了。但是不会的。虹要的就是这样的齐新民。从容淡定而不乏温情。
　　她看着他，抿着唇微笑。她的样子是真正的淑女。齐新民看了看不远的缝纫铺。我家的小店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仿佛随时就要腾空飞去。我的姐姐就像真正的灰姑娘。小家小户里朴素美丽的女儿，也会像宝玉一样珍贵。齐新民稍稍偏过头看我家的小铺子的那一眼，多么亲切知心。
　　所以世界上的爱一定有个源头在那里。这个源头影影绰绰，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世事缥缈却有迹可寻。
　　虹要去补牙。我不能把这件事丢掉。
　　我妈给了虹二十块钱。她在十分钟后坐在了齐大夫的诊室。老齐说，你家好好从来没有来过我这里。虹一惊，她几乎要从椅子上坐起来。老齐个子真高，鬓角剔得干干净净，有棱有角，穿着白大褂的样子像个科学家。
　　你妈生好好的时候我差一点要抱回家做我的女儿呢。老齐说。
　　差一点就抱走了，你妈又反悔了。呵呵，那丫头生下来可真结实，现在想起来都喜欢得不行。
　　虹不能说话，她很听话地把门牙露出来。
　　补好了门牙上的两个洞，虹一骨碌从椅子上下来之后又去了缝纫铺。我妈说确有其事。你爸只想有儿子。第二个又是女孩时他就想把好好送人。正好齐大夫那时有了三个儿子，想再有个女儿。但是我们还是没舍得。我妈赤脚站在裁衣板后面裁衣服，她说起过去的事情总会有唾沫溅出来。虹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五)
　　海龙死的时候我们在上课。如果是语文课，课堂里总会有齐声朗诵的声音。如果是数学课，我们的手里就会执着地握着三角尺或者圆规，橡皮屑落在我们的手边。海龙的座位空着，老师没有叮嘱虹放学去海龙家代她家访。班长把海龙父亲送来的假条交给老师。海龙住院了，脚腕上划了个口子，肿得厉害，发起了高烧。这是前两天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多么羡慕住院的大人或者孩子。不过记忆里好像总是大人在住院。他们的病床边的小柜子里搁着别人送来的各样的罐头和饼干。大人拍拍我们的脑袋，我们就获准与美食亲密接触。至于病中的大人，我们的经验是：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一身轻地回家，然后上班。意外和悲哀被一种能够保护我们安全的无形的东西环绕在外面，未来的瑰丽的奇迹是漫长的平静时光绽放的花朵。
　　海龙得的是破伤风，他去河南岸割灰灰菜，被小砍刀划伤了脚腕。他回家找来止痛膏药贴上，到了晚上开始发烧。第四天我们听说海龙需要输血，布尔津的许多大人都站在医院门口。我的爸爸也在其中，他高高地挽起袖子，紧锁着眉头。后来他疲倦地回家，他的血没有能够帮助海龙。海龙死的时候，我们收拾书本，在下课的铃声中向明媚的阳光中走去。那一刻，布尔津失去了一个孩子。他的离开就像树枝上掠过的一阵轻风。
　　那天晚上，我们早早躺下。虹抱着胳膊沉默不语。海龙的黑皮肤和白牙齿，还有他羞涩的笑容浮现出来，那么真切。虹坐起来，披上衣服对我说：死就是空气一样的消失，你什么也抓不住。我就想，如果我最亲最爱的人死了，我该怎么办。将来我想他的时候，想和他说话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当然那时候我爱的人并没有出现。我又想。也许将来我会与我的爱人擦肩而过，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碰面，那么也就没有失去的担心了。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飞沙走石绝别的场景也就可以避免了。所以遇见或者无法遇见，究竟怎样才是幸事，我无法厘清。对于断论我是缺乏勇气和智慧下设的，这是我和虹最大的不同之处。
　　
　　(六)
　　有多少女孩子的青春在布尔津沉沦了呢?布尔津的女孩子是美丽的。我不美。我就想，从前的不漂亮是我的幸运吧。我的不漂亮让我没有牵挂地走出布尔津，越走越远。
　　也许我差一点就做了齐新民的妹妹。但这不重要。我不允许自己如怪胎一样矗立在齐家的五个儿子中间。我也不允许自己眺望一问闪闪发亮的缝纫铺和大河边有苹果树的院子，无法自然地与他们融合在一起。我不允许虹的白天和黑夜只是她自己的白天和黑夜。幸好我留下来了，所以我感到轻松和快乐。虹把这个无所谓的秘密或者往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眨了眨眼睛，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大人间的玩笑。我甚至觉得老齐是个可恶的人。他不能拿一个柔弱的刚生下来的宝宝开玩笑。连带着，我的爸爸和妈妈也是可恶的。但是我没有对谁表达过我的如此观点。因为没有既成事实，我的愤怒就显得很可笑。
　　这一年秋天发生了很多事。就像一种几何图案交叠的花布，那些不规则矩形，不等边三角形是打碎的光影，跌落在布面上。布尔津的女人用它做裙子，做夹克衫，穿着它就显得很有个性。一夜之间，布尔津的大街小巷许多女人穿着这种花布做的裙子和外套匆匆行走。虹也做了一条这样的裙子。太阳裙。我妈从服装书上学来的。三百六十度大摆，转动起来是一朵美丽的大花。她第一次穿高跟鞋。北京的鹿牌皮鞋，酒杯跟，供销社买来的。这就是十五岁的虹。她穿着这条裙子去车站给齐新民送行。清晨的九月，布尔津多么清寒。虹嘴唇发紫，递给齐新民一包沙枣。手绢包着的沙枣。齐新民果真考上了北大。梦想照进了现实，却显得恍惚和不真实。
　　你还会回来吗?
　　会吧!
　　他们都要走了吗?
　　是的。
　　以后我也要去北京。
　　嗯，好好用功。
　　老齐一家在那年秋天举家迁回北京。布尔津的一个时代的神话似乎结束。但神话属于布尔津，就永远留在这里了。
　　送走齐新民，虹脱去太阳裙，换上我妈拜托吴清芳打的棒针毛衣。布尔津的秋天这就真正地来到了。
　　吴清芳我们喊她大姐。她的父亲和我们的爸爸都是山东人。吴清芳结婚了。家里有个罩着深红色绸布的落地台灯。她每天晚上都会坐在人造革长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毛衣。落地台灯的光芒是红色的。她家的窗帘拉着，但是那红色的光芒依然透出来，远远地就给人很温暖的感觉。人造革沙发是红黑方格的，坐垫是羊毛线编织的。电视机是十八寸的彩电。她家的五斗橱里永远有巧克力或者小动物饼干。我们进到吴清芳的黑夜，就好像进到了温柔富贵乡。她的丈夫是小车司机。
　　虹穿上翻领的玫瑰红的棒针毛衣，站在穿衣镜前打量自己。我妈围在她的左右，翻翻她的衣领，捋平毛衣的口袋。然后我妈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都给我听着，绝对不能上学的时候谈恋爱!
　　她的这句话让镜子深处的我，和镜子最前面的虹紧张而吃惊。
　　彩凤退学了你们知道吗?
　　我和虹摇了摇头。
　　这么小就进毛纺厂。你们要是不好好学习也进厂里做工去。
　　彩风和虹同届但不同班。这不重要。我们虽然是邻居，但我们不会隔着篱笆互相喊着去上学。彩凤的爸爸是法院的司机，她和彩霞一大早就坐着她爸的警车上学去了。我和虹上小学的时候坐我爸的自行车。到初中以后我们就自己走路上学去了。所以彩凤退学的事件我们无法在第一时间成为知情者。
　　我们没有听见彩凤的哭声或者她父母打骂她的声音。我们突然就看见彩凤斜挎着人造革的红皮包，骑着自行车，像是上班的大人那样往大街上去了。我们还会在某个中午看见她从毛纺厂的院子里谈笑风生地走出来，和几个同样叽叽喳喳的女工说着话，钻进凉皮店，每人吃一小碟凉皮，放很多辣椒油。我没有看见她系着白色的围裙纺纱织布的样子。毛纺厂的圆拱顶厂房里传来轰轰的响声，从早到晚。我们有时会进去转转，从前门走到后门。后门那里通到布尔津的西大街。西大街是农贸市场。我们的妈妈有时会打发我们去买点小菜或者蛋肉什么的。我们穿过毛纺厂的院子的时候就会想到彩凤。
　　虹有一天告诉我，彩凤和他们班的一个男生在教室里被老师抓住了，所以被学校开除。“在教室里”，后面的话全部遮蔽或者彻底消失。只是在教室了。幸而我不是色情小说家。我从来没有对教室里之后的事情做丰富的想象力。我只是张大了嘴巴，对于和一个男生单独在深夜里来到教室坐在桌子上说话的做法无法理喻。
　　“在教室里”，之后就意味着离开校园，去毛纺厂做女工，这是我十三岁时感到人生最悲哀的事情了。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想用彩凤做纺织女工的结局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比如，我妈常说的，血统里的东西不会丢失或被人抢去。我也不是想说，我们因为某种血脉，注定了不会成为纺织女工。野草告诉我，乘坐飞机到天上去的梦想在那个夏天的傍晚之后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尤其是虹，她用压岁钱到供销社买来一个地球仪，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这个蓝色的星球发呆。她会用她洁白颀长的手指从布尔津雪白的友谊峰出发，一路向东，来到祖国的心脏。那里有一颗独一无二的五角星闪闪发光。这个心脏的部位让虹的心脏一阵悸痛。如果我去不了北京，我这一辈子就完了。她在日记里这么写着。她的日记我偷偷看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去看过。我们的长大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到来。
　　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会做什么。为此我的少年时代是略显忧郁的。我心事重重地从河堤上走过，走到大街上。没有人对我打口哨。这让我感到安全，不被注意的安全和安静。没有人让我牵挂，这让我觉得我是一个修女。
　　
　　(七)
　　我不想写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给大家。但是我感觉到了，我一直在写一些发生在布尔津，我们身边的，看似平常但确实是耸人听闻的事情。但是布尔津确实有他们和他们的故事存在着。我无法回避。也许别的任何一座小镇都有它的传奇和神话，还有悲哀和沉寂。但是，我们的布尔津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迎来了这样的一些人。
　　医院和我妈的缝纫铺都是挤在一起的。布尔津的商业街——用现在的说法来描述的话。我妈要我们去医院食堂买包子。我们的少年时代似乎干的就是帮大人买这买那，间或自己想买这或买那这些事情，从而消耗掉大把轻之又轻的时光。
　　陆师傅转过身去蒸笼那里给我们捡包子。那些包子热气腾腾，焕发出麦子积蓄的全部甘甜和热情。馅里的油分含蓄地渗出来，包子的颜色是面筋的淡淡褐色。它们盛放在白色的搪瓷小盆子里，我们交给陆师傅三块钱。这是二十个包子的价格。陆师傅的个子太高了，眼睛太大了，嗓门又很高，总之只要他在场，就处处以人压迫和紧张的感觉。他的豪放的像打雷的笑声在我们听来与这个世界隔了点什么东西在那里。或者说简单点，我一直觉得他把自己装在一个隐形的套子里。现在想来，我的判断力果真敏锐而细微。
　　包子馅是粉条白菜和羊肉的。羊肉很多，肥瘦适宜。我们几个围坐在缝纫铺的小火炉旁喝茶吃包子。中午店里没有顾客。我们把店门和窗户都关好。小店里一下子清净极了，只有炉火噼里啪啦地跳跃着，烟筒里时而传来轰轰响的风声。我妈说，陆师傅的父亲从前是重庆的代市长(到今天，我也宁愿这是一个误传，或者是老陆在吹牛皮。我不肯相信那个蒸包子下面条的高大男人有这样的家世)。我妈说，老陆他爸没去台湾，解放初关进牢里。老陆那年九岁。去监狱里看他爸。他爸悄悄对他说。去找彭某人，他会来救我，现在只有这个人能救我了，而且要快!他听了就很慌张，他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姓彭的人。然后他爸就被枪决了。
　　我不喜欢一个大人请求一个小孩子的帮助。如果这个孩子帮不了他，这个孩子的一生从此就是灰色的了。所以我开始原谅老陆那种假装豪爽的笑声。他大大的眼睛那么空洞，我也原谅了它们。我沉默地吃包子。我的姐姐用一块布头擦手上的油，看了看窗外。窗外是医院的后门。从后门进去是医院的厕所。虹似乎对老陆的事情不大感兴趣，她说，我以后再也不会上医院的厕所了。说着使劲撇嘴皱眉头。
　　为什么啊。我有气无力地问她。
　　那里面有死孩子，刚生出来就扔在那里面，我们同学给我说的。
　　活着就扔进去?
　　嗯。看到是女儿从病房里抱出来就扔在了那里面。虹肯定地说。
　　我感到剧烈的恶心涌来。我妈打了一下虹的脑袋，就去裁衣板后面裁衣服去了。
　　虹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是最有可能被扔到厕所里的。她说着这话不怀好意地微微笑起来。
　　我决定做一次坏女人。我喝下最后一口茶告诉她，其实你是从额尔齐斯河里捡来的，那时候你正坐在一只木盆子里哇哇大哭。他们看见了你，只好抱你回家。
　　然后虹果真哭了起来。她的眼泪水淌下来。我看着那些泪水第一次知道人有多脆弱。以及，做一个坏人很容易。但是，做坏人是件很没意思的事情。
　　现在我又明白了一个问题。就是虹那时积攒的眼泪太多了，终于寻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她坐在火炉边抽泣。我妈不理睬我们的争端，她嘴里轻轻哼着“好一朵茉莉花”，裁剪着厚重的呢子大衣。那种呢子的名字叫雪花呢，果真像有白色的雪花在灰色的天空飞舞。这是我们布尔津毛纺厂自己生产的毛呢。布尔津的男人几乎每人都有一件雪花呢大衣，包括我的爸爸。我又想到了彩凤，她已经不做纺织女工了。她去了一个叫深圳的城市。说那里的工厂如林。那是一座离大海很近很近的城市，可以听见大海的涛声。空气中满是大海咸湿的味道。彩凤一定像一只鸟一样扑人那个城市。这个消息让虹陷入沉默中。她又把地球仪放在了膝盖上。她对我说，看，深圳在这里，它离香港多近啊!离台湾也不远了。然后她就不说话了，因为我们同时地想到，齐新民的姑妈就在台湾。而且老齐说过，只要有机会，他们全家都会去台湾看他的姐姐去。如果我做了服装设计师，我也可以去深圳的。虹说着直起身子到属于她的台灯底下去了。她一会儿看课本，一会儿又悄悄地写日记。我就想，齐新民大约已经忘记了虹。否则他们怎么连一封信都没有通过呢?
　　邮局的那种绿色真漂亮，橄榄枝的绿，是充满了希望的未知轻轻敲打天空的感觉。齐新民的信来到布尔津的时候，大雪已经笼罩了全部的布尔津。虹套着毛线脖套，戴着毛线帽子，穿着红色的滑雪衫，走在家和学校之间的固定的小路上。大雪过后的荒野上，虹撇开八字步，踩出一长溜拖拉机车辙的印子。她回头看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脚印，得意地对我笑。雪天里走路的声音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棉胶鞋结实而沉重。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只鸽子落在了我家的缝纫铺里。虹的班主任中午休息时间把齐新民的信交到了我妈的手里。
　　齐新民在信上说，他收到了虹的来信。他很想念布尔津的一切，布尔津的黄昏，布尔津的大雪，尤其是额尔齐斯河大桥。他说，站在桥上看见的夕阳多么壮观而温暖啊!就好像看见上帝在微笑。最后他说，他不希望虹再给他写信。他只希望虹做个好孩子，心里只有读书这一件事。这样虹才能成为她真正想成为的那个虹。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再见面，但那时候的虹一定是自信而坚强的，生活会敞开一扇幸福的大门给努力的人。
　　看见结尾我妈松了一口气。她在晚饭后把信给了虹。虹并没有对我妈私拆信件这件事报以极大的愤怒。她超乎平静地读完了那封信，然后告诉我妈，你放心吧，我不会再给他写信了。因为我如果再写信我就不是他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我。
　　虹必定积攒了许多眼泪。也许是甜蜜的。也许是痛到麻木的。反正这些眼泪到底找到了渠道流淌了下来。所以她哭的时候我也并不感到内疚。我就想，你就好好哭吧，再差又能差到哪去呢?总不会让你去做纺织女工吧。
　　这时候我妈突然从沉思中抬起头说。老陆家五个孩子，他爸死了以后她妈把他们五个全都送了人，然后就上吊自杀了。
　　虹收住了眼泪。我们都感到心脏在加速跳动，鼻子那里酸楚起来。
　　
　　(八)
　　第二年夏天，布尔津发生大地震。
　　我们在院子里的兰瓜架下看书。午后的清凉的风固守在树荫下。井边铁桶里晒着的水温暖柔和。我们常常蹲在这里洗头发。蜂花洗发水的颜色真美，像红宝石透亮而清澈，有淡淡的草药的芬芳。红砖的小路旁蝴蝶花开得密密匝匝，枝子高高地伸向天空，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果真就变成了蝴蝶翩翩飞去了。那两棵苹果树顶端的果子已经红得耀眼，我们的大灰猫卧在树下安睡。
　　这就是属于我们布尔津的夏天的小院。我们的少女时代完好的保留在了这里。蓝天和白云是缓慢的，河堤下的额尔齐斯河是漠然而迅疾的。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的大戈壁，苜蓿开紫色的花，苦豆子开白色的花，铃铛刺结的果是深褐色的。灰灰菜看着多么坚强朴实，还有红柳的枝叶像松树一样清新，它们的花是我见过的树开出的最美丽的花朵。那不是花了，是一场荒野燃烧的清凉的大火。我们趴在八仙桌上看书，做暑假作业。我们站在河堤上，像从前的齐新民那样捧一本书背诵，偶尔把目光投向辽远的河面。这时候，我们就是蝴蝶花，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真正的蝴蝶翩翩飞去。
　　有多少人永远无法飞起来了呢?我又在说这个话题，这一次，我要把它说下去。不知为什么，只要到了这个关节点，我就显得局促和停滞不前。仿佛那些属于他们的故事多么苍白而僵硬。但是我不能绕过去，因为所有相关的或者旁观的人到今天还在承受，轻之又轻，重而又重，这两种感觉交替地盘亘在我们的心里。
　　大地震的概念是地球在摇晃，可以听见地心的潮水涌动，像海浪呼啸而来，又骤然退下，地球在我们的脚底左右摇晃，像一条小船。我们蹲在菜园中间，手撑在大地的表面，仿佛在寻找一个把手。沉默，等待，惧怕。那一刻我知道惧怕是无声的，空茫的。
　　后来地球停止了晃动，我们起身。晚间的布尔津新闻说，地震持续了八秒钟。这八秒钟是我们记忆中最漫长的八秒。八下滴答声被一个高危事件分解成无数原子一样细小的分隔点。我们置身其中，第一次倾听死神的脚步，体察死神的气息。幸好，它走了。布尔津所有的人在这一天中午长舒一口气。他们骑上自行车，或者步行，走到大街上，站在街边热烈地交谈。谈到唐山大地震，那不过是十年前的事情。一座城市成为废墟，十几万人瞬间消亡，而我们，差一点，也看见大地裂开，我们掉下去，万劫不复。
　　地震过后的晚霞异样的绮丽，就像古老的缎面上涌动的紫色花朵图案。我们顺着河堤往大桥去。虹说，如果是强烈的地震，大桥会断开，河水决堤，我们即使站在菜园的中央，免于被倒塌的房屋压死，也会死于地裂或者洪水。或者我们是地震的幸存者。但之后而来的瘟疫和饥寒是又一次对生命的挑战。
　　我们不要去大桥了吧，听说还会有余震，或者更强烈的地震。我建议她。
　　她不理睬我。一直地朝前走。
　　我们站在了桥上，如果这时候地震再次来到，大桥会像索桥一样轻轻晃动。虹倚着桥栏杆，面向西面的天空。她说，将来我最想念的一定是这座大桥。有一天晚上，我和齐新民在这里说话，他吻了我，他的嘴唇非常柔软，他那天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一直在流泪，心里空落落的，我那时候就知道他其实永远也不会属于我。他坐上班车过这座大桥，走出布尔津以后就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而我一直在想，没有了齐新民的布尔津多么贫乏，生活多么无聊。我自己又不大有信心果真就创造多么辉煌的生命。你知道吗?我甚至想过去死。就从这里，跳下去，额尔齐斯河把我冲到苏联去，最好不要把我找回来。找回来了也不要给我做什么坟墓，把骨灰撒到河里去……但是我不能，我不能让齐新民想到布尔津的时候会心疼。
　　她的话我听得懂。那一年我十四岁。十四岁的女孩子。长得不好看，喜欢看琼瑶的小说。趴在最里间的小房子里看《秋歌》，泪水纵横。我妈发现了这本书。把它烧掉，痛惜地看我，似乎我在堕落，马上就要和男孩子约会在深夜的教室里。我无所谓地笑着。我从不相信，火能烧尽什么。该留存的一定不会消失。就像虹说齐新民走出布尔津也就走出了她的生命。我不相信。
　　我们趴在栏杆上，世界如此平静。我就想，将来我总要遇见的我的爱人他现在在哪里呢?将来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会给他说说这年夏天布尔津发生了地震，虹思念一个叫齐新民的男孩，而我，在这一年夏天突然感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人在寻找我。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而他必将属于我，这个坚定的想法让我鼻子微酸，让我的眼睛里有了奇异的光芒。我就想，将来见到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我在找他，从十四岁那年夏天就开始了对他的寻找。
　　这年夏天对于我和虹来说其实都不是布尔津最痛苦的女人。虹是无助和迷茫的痛，我是甜蜜而喜悦的痛，因为我突然懂得了爱情这样神秘的情感，它在小声呼唤我，要我走出去，穿过和布克赛尔大草原，走到外面的世界去。
　　大地震过后，布尔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县甚至全阿勒泰的事件。喜欢打毛衣的吴清芳的老公被枪毙了。
　　事件的经过很简单。邻县的一个在乌鲁木齐读师范大学的女孩在暑假里失踪。大地震过后家里人报案。据说大地震那天吴清芳的老公正在理发店理发。他新修剪了头发之后，看上去神清气爽。吴清芳陪在他的身旁，她的胳膊底下夹着织了一半的毛衣，手里的毛衣扦子飞快地穿梭，这是一件铅灰色的男式套头毛衣。他们俩站在大街上，和大家一起热烈地交谈大地震以及唐山大地震。这时候，有人说到邻县神秘失踪的大学生。吴清芳的丈夫呵呵大笑着说：被男人拐走了吧!吴清芳捶了一下她丈夫的肩膀。布尔津的女人表示亲昵的埋怨的通用动作就是捶对方一下。也许，这就是吴清芳的最后的甜蜜了。
　　暑假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吴清芳的老公被抓，之后没多久，他被枪毙了。公审大会在露天电影院召开。围墙上站着警察，里面人山人海。我没有去。公审大会结束后，许多人又跟着警车去了河南岸。他们说，吴清芳的老公是脑袋中枪而死的，扑倒在地上。这个男人作案的全过程很简单。邻县女孩走到阿勒泰办事处打算坐班车回家。男人主动上前说他的车正好空着，他可以只收她一半的车费。半路上，他强奸了女孩。女孩说，我会去告你。他就杀了她。警察在他的车里找到了女孩衬衫上的纽扣，遗落在车座底下。他回到布尔津后直接开车到额尔齐斯河边。彻底冲刷了汽车。但是女孩的纽扣固执地留在了车里。
　　后来，我们再也不会穿到吴清芳给我们织的毛衣了。她埋了丈夫之后就辞职去了南方。
　　记住，不可以搭陌生人的便车，就是熟人的便车，也不可以随便搭。我妈是每一次大事件的总结评述人。她还说，不可以和男人说玩笑话，更不可以让他们靠近你们。
　　河沿东边的薛大妈送给我妈一本《圣经》。我妈说，这些字可真小，而且，国家会不会把我们抓起来?薛大妈像修女那样和蔼微笑着说，如果大家都读读《圣经》，就不会发生吴清芳她老公这样的悲剧了。我妈一脸困惑，但她还是收下了这本黑色硬皮封面的书。我问我妈，这本书讲的什么?她告诉我，这本书说的是人是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事，薛大妈让我每周日去她家读经，但是我实在太忙了，我得抓紧时间给你们挣学费，我现在暂时还不想搞清楚上帝是怎么造人的这回事。
　　我妈对这本书的解释让我大吃一惊。这本书竟然会告诉我们人是怎样来的，而且书上说天上有一个神，他造了我们，又每时每刻看着我们。我就想，我的预感是对的吧!上帝早就把属于我的爱人造好了，他正微笑地看我们一步步朝着对方走去，而我们总有相见的那一天。我想了很多很多，躺在床上。棉花的褥子非常柔软，最底下还铺了一个羊毛毡，平展细密。额尔齐斯河流淌的声音从打开的窗子那里响在我的耳边。布尔津的月亮站在树杈上。对了，那一天也是初秋。我们的新学年又来到了。再有一个学年，我和虹就像齐新民那样，像布尔津的许许多多考学考出去的孩子，坐班车过额尔齐斯河离开布尔津。后来，我们都没有回来。我们飞出去之后就不回来了，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那个正在寻找我们的爱人。
　　虹没有去北京读书。她的成绩很好，她去了乌鲁木齐，在那里读大学。她和齐新民在很多年后在布尔津重逢。这一年，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一个叫喀纳斯的美丽地方。上百万人来到布尔津旅游。齐新民和虹在布尔津河堤夜市相遇。齐新民和虹相遇的那晚，他从河堤夜市跑回宾馆，取来一块旧手帕。他对虹说，不知为什么，这只手帕一直跟在他换过的每一只皮箱的夹层里，好像专门就为了他们再次的相遇。多少年了?虹开始回忆，那一年，她十五岁，喜爱沙枣，布尔津所有的孩子曾经最甜蜜的零食就是沙枣。
　　而我心爱的人，他来得悄无声息。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我的人。我去找他，发现他的眼睛里流动着水一样柔软的光芒。我松了一口气。
　　他的名字叫马陆。
　　
　　八　虫草疯长的夏天
　　
　　这个故事里的“我”是虹。我喜欢变换人称讲故事。似乎那样故事本事就变得格外新鲜。
　　山上的野勺药开花了，有碗口那么大，红的、粉的、黄的，长到一人多高，四下里铺满了整个山坡。这个时候长了无数条腿的毛虫钻到芍药的根部，它盘踞在那里打算好好睡一觉。它睡过去了，睡得永不醒来。
　　这将是一个虫草疯长的夏天。我们那里的人都这么说。虫草像果树一样，有丰年，也有歉年。轮到这一年的时候应该是丰年了。虫草丰年的光景是到了夏末秋初，挖一棵勺药起来，根那里吊着五六根虫草，让人看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个汉子猛挖上一个秋天，冬天就什么都不用干了，还可以过一个肥年。
　　我爸爸又打算进山了。他在听到这个信息后心里只酝酿片刻就决定了。这一点我与他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这方面的基因完全传给了我。我们都相信灵感和直觉，许多事都循感觉去做。灵感来了一定有它来的道理，除了遵守别无它法。就如我在做选择题的时候，遇到难题，我就凭第一感觉选出答案，这个答案在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刚结束的预考就是这样，当时下笔似有神，成绩居然能够达标，可以参加高考了。我们的班主任怎么也不相信，说我是瞎猫撞见了死老鼠。平时我在班上的名次排倒数第二，冯大伟排正数第二，他只不过比我多考了二分。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过不了预考是最省心的事。本来我就知道考下上。现在叫我骑虎难下，我知道爸爸的决定和我有关。爸爸在我的印象中总是无所事事，成年累月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不知忙乎什么。想发财想干大事是我进高中的那年萌发的。他知道我要是上大学会需要很多钱。
　　我经常枯坐在操场边上，手上的书一行也看不下去。冯大伟总是像我们家的狗一样跟着我，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他悄悄告诉我，没什么好担心的，考不上大学就进银行。进了银行再考成人大学还不是一样的。这些话在被他重复许多次后我就以为是真的了。冯大伟爸爸是我们县工行的行长，每年银行内招的名额都是他一手定的。冯大伟说，按规定，你可以用一个内招名额，这是我爸的待遇。他说的规定是指如果我们结婚了，作为行长的媳妇，进银行工作就是小菜一碟。我有时会因为他的话满足地笑起来，书也就有一搭没一搭地乱翻一气。心里想，等我进了银行把我爸妈吓一大跳，
　　我爸看到夏天来临的时候，深刻意识到高考临近与他大女儿的关系，他踱步到大河沿，站在高高的河堤上两手叉腰向长虫草的大山看去。那一刻，他真想飞进山去。
　　我们一家五口坐在小院里吃晚饭。烧了一大堆麦草，烟随着换了的风向转到我们正张大嘴吃饭的脸上。妈妈首先大声咳嗽起来，她在评估爸爸决策的意义，不知是不是烟熏得眼泪不停地流下来。蚊子不再围着我们嗡嗡的叫，而是躲得远远的，幸灾乐祸地看她的眼泪。
　　妈妈咳嗽中，高挑个烫大卷发的，叫姜凤的女人跳到她的脑子里，并很快地形成了联系。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又想干什么?妈妈的碗顿到桌子上，狠狠地盯着爸爸。我们的身子欠了欠。飞快地看一眼邻家的院子。隔了一个柳条架的篱笆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他家的菜地。压水井那里蹲了一个人。我们很老练地顺口就说：别吵架，别人听见了笑话。
　　很小的时候，他们一吵，我们就紧张地哭，怕他们中的一个会吃亏。再长大一些，我们只会沉痛地想一墙之隔的邻居不怀好意的笑脸。他们会在我们一早背了书包出门的时候，远远地就盯上我们，大声地问一句：又吵了么?我们不理他们，背上扎了麦芒一样快快地往学校走。
　　他们吵了架之后，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就像一夜未睡的我们照样得往学校去。妈妈骑上她的凤凰牌自行车往裁缝店去。她上车的姿势很特别，是“呆上”。先把屁股放鞍坐上，寻一块凸出的路面踮着脚。稳住车后腾出一只脚踩住脚踏，然后用劲一蹬，车动了起来，另一只脚也迅速地寻找到脚蹬子。于是庞然大物的自行车和我们矮小的妈妈，在每一个清晨艰难地起步向她的裁缝店驰去。到了店里后她要深吸一口气，开始又一个不停的量体裁衣，与顾客们敷衍说笑或者认真地吵架争执辩解的一天。昨天和自己丈夫的大吵大闹不算什么，不会影响下一天的营生。到晚上回家吃饭时她好像都忘掉吵架的事了。
　　为那个叫姜凤的女人妈妈和爸爸吵过一架。缘起于爸爸上山盖山村粮管所仓库惹出来的事。爸爸领着一帮人做瓦木工手艺时，已开始被人叫做包工头张师傅了。在那时，包工头的叫法有点个体户的味道，那个年代自由职业者是受人歧视的，唯一的光彩是大家都猜测我家一定发财了。幸运的是那时基本没有桑拿、发廊、泡脚房，也没有三角债、拖欠工程款，让人放心的是包工头和歪门邪道、偷工减料、嫖娼、克扣民工工资这类事离得很远。我们在学校里倒也不以包工头的爸爸为耻。
　　冯大伟喜欢我，包括喜欢我做裁缝的妈妈和当包工头的爸爸。他的喜欢方式是游说他的家人到我家店里做衣服，从老到小，每个人的身上都穿着我妈做的衣服。我只看一眼就知道衣服是不是出自我家的小店。线头猫在一个角上随风舞动；明线总也扎不直，甚至还在半中腰突然抽一下，我妈就用手使劲抻一下；袖管肥大。肩膀掉下来……我只能既亲切又心痛地看冯大伟的衣服。我们两家人在模模糊糊中因为这些衣服产生了一种总有一天要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并且冯大伟的爸爸对冯大伟说过：她妈妈的字很好看，不愧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高中生。冯行长还找我爸爸帮他们银行砌过车库。
　　我妈妈开店时从银行借了贷款。冯大伟的爸爸那时做信贷部主任，热情地把贷款往有点手艺的人家送。我妈妈决定开店，是因为有这个优惠的政策。由此说来我们两家算是有交往的。所以我对冯大伟要把我娶进门的事有一定信心。
　　爸爸在山上盖山村粮管所仓库的工程进展不错，工程队下山采购的人会到裁缝店小坐一会儿。我妈会托他们给山上的爸爸带一件袖口上脱了线的毛衣、洗得僵硬的毛裤、一兜爸爸在家常吃的酸豇豆，还有一把大葱。大葱蘸酱是我爸最喜爱的东西，这是女儿们对爸爸的认识。仅限于此。
　　山上几乎吃不上蔬菜，跟着牧民喝奶茶，啃干馕。再好一点就是吃手抓肉、喝马奶酒。
　　下山采购的人说，嫂子，你别操心，我们在山上累是累点，每天晚上都像过节一样。
　　我妈没听懂，她的脑子里迅速浮现的画面是一幅各民族大团结，载歌载舞的场景。篝火燃起来，照亮了整片天空。我们的爸爸累了一天，坐在草地上，满意地看着盖起一半就要上房梁的木屋，听松林深处传来奇异的鸟叫声。牛羊踩着木桥回家，高一声低一声和缓地叫，牧羊犬则是兴奋地高叫。我们的爸爸一碗接一碗地喝滚烫的奶茶，好客的蒙古族大娘支开桌子，一碟碟的酥油、干馕、白糖、塔塔米、奶疙瘩摆上来，然后朝着我爸爸呼喊。她用半生的汉语喊：张师傅，吃饭了!喊声回荡在山谷……
　　这纯属我妈想象出的画面。这一点在爸爸匆忙带下山的便条上得以证明和推翻。
　　爸爸用他做木工的铅笔刚劲有力地写下：带一箱喀纳斯大曲给我，有用，切记!
　　我的妈妈在读完这句话的同时，泪水就涌上来了。她刚从医院回来，大夫诊断为高血压。大夫说：小林啊!你不能再体力透支了。
　　我妈是上过高中的，她听得懂。大夫这样劝她的时候，她倾诉的欲望和着纷纷的眼泪水倾泻而出。她说：李大夫，你说说看，他扔下我们四个就上山去了，家里家外的全得我来操心。布料堆得像小山，我要一件一件地赶下去。我不干，大妞就上不了大学。这么重大的事他也不管，只想着从供销社搞一个站柜台的指标给女儿。你说我这体力能不透支吗?
　　李大夫和我们的爸爸是棋友，妈妈对他倾诉也带有控诉的意思。
　　从这一天起，我的妈妈学会了“透支”这个词，并把它挂在嘴边上。她从医院打了针回来，一面继续拾起薄片的划粉，拿一把竹尺，胸有成竹地划呀划，一面对我们说：我迟早得倒下去，你们看着吧，我的体力都透支完了。
　　与此同时。全县人民都知道我家裁缝店的活堆得像山一样高，更确切地说像聚宝盆一样，永远不会少下去。所以我家银行里的钱一定也堆得像山一样高了。
　　我的爸爸在喝了酒之后听见这样的言论，只微微一笑，并不加以否定，于是这种猜测就变成了事实。包工头能挣多少钱都无关紧要了，我爸爸身后有一个巨大的后盾，就是我妈妈繁华的小店，那里人来人往，我妈妈挥汗如雨地透支着她的体力为我们换来大堆的钞票。
　　我妈妈就一个理想，就是我家的孩子都得念大学，离开小镇，到大城市去。这个想法和毛主席的口号正好背道而驰。毛老人家曾经对我妈妈这一代人一挥手说：到农村去，那里是广阔的天地，会大有作为。于是我妈妈来到了祖国的最北边，于是我妈妈在她青春尽失的时候发誓要让我们全部回到祖国的南面去。那里阳光明媚，空气湿润，一年四季有绿树和鲜花。
　　我妈妈看见爸爸手写的草书，要求她带一箱酒给他的时候，她有些发懵。我爸爸在家吃晚饭的时候惯常喝一小杯酒，是八十年代常用的一指高的玻璃杯。一瓶酒可以喝半个月。如果是他自己喝，哪喝得了一箱。那就是说让工人们都来喝。那活怎么干，喝得醉醺醺，仓库什么时候才能盖好。我的妈妈想不明白了，她问下山采购的人说，他要这酒干什么?我妈妈的声音不高，但眼神犀利，于是采购员一紧张就如实招了。
　　他说张师傅也是帮别人带的。山里有个商店，商店里的酒断货了。老板身体不好，没法下山进货，手里一时又没太多的钱。钱都看病用了。山里最好卖的就是酒。翻几倍地卖给山民。他们一天不喝酒就发疯。要想多赚钱就得进酒卖。
　　那卖酒管他啥事呢?我的妈妈更听不明白了，因为我们从来不认识山上开商店的人。
　　怎么没关系。采购员嘿嘿地笑了，他说，老板娘很关心张师傅的。
　　他说的这句话像在裁缝店扔了一枚手榴弹。扔完了他就跑了，把爸爸的便条扔在裁衣板上，让我们的妈妈发呆、发傻，想立刻冲到山上去。可是上山要整整一天的工夫。小店的生意耽误不起，理智拴住了我妈妈的脚步。
　　后来我们知道，爸爸真的和小商店老板娘姜凤好上了。采购员告诉妈妈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要整一下爸爸，装作不小心多了嘴，全盘交代给妈妈。这个采购员进货时发票上虚开了金额被我爸发现，扣了他的工钱，他不好受也让我爸跟着不好受。于是想出报复的这一招来。
　　我妈妈的头发在知道姜风这个女人的时候没有立即变白，但一定潜伏下了什么物质，默默地酝酿着等待下一个打击来时爆发。
　　下一个打击很快就来了，它到来的那晚，我妈的头发从根部突兀地变白。自得透亮，映着我妈下垂的两腮。嘴角也下垂着，再也打不起精神。唯一召唤她活着走出门的事情就是到小店去干活。她的身子更加笨重，一言不发，穿街过巷。
　　那时，我们的爸爸已经下山了。山上的木屋盖好了，但在盖好的当晚被小工的烟头一把火烧掉了大半，我们知道，红松的油分很大，烧起来噼啪作响。半夜燃起来了，先是滚滚的青烟，然后是熊熊大火，照亮了整个山谷。
　　竣工的晚上所有的人都喝了酒，他们要下山结账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比如我的爸爸，他开始打算在山里的景区——喀纳斯湖搞一个商店。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要和旅游局打通关系，要买房子，要进货。他下山前的那晚一宿没睡，山里的空气真好，他发觉自己很久不吐痰了，许多年前得胸膜炎落下的胸口憋闷的感觉也消失殆尽。大山可真大，爸爸只有叉腰站在山谷里时，才能找到了自己，如果计划实现他不想再回去了，他不愿回到他过去的生活里。过去的生活里有压迫。这压迫主要来自于他的老婆，能干的，挣钱的老婆。他对人讲过，三个女儿终归都要嫁出去的，像别人家的孩子继续在小城里生活，偶尔回家见个面。生活不过如此的枯燥乏味，缺了他有何两样?
　　这是我的爸爸在山上遇见了一个叫姜凤的女人后对他以后人生的安排。有关姜凤的情况我们只知道，她是吸烟的，一口大黄牙。妈妈还知道她的头发是卷的大波浪，个子很高。这两点我妈都不如她。我妈为了省时省力省钱，剪了一个小子头。个子很矮。而且一日比一日的胖。嘴角还永远是向下撇着的，像是别人欠了她许多的钱。
　　我们的爸爸在那场大火发生之后就下山了。他没有去和姜凤道别，因为他答应要帮她带一箱酒过来。可是我的妈妈没有做到，他就不好意思去了。他看着残恒断壁收拾起他的破毛衣毛裤就下山了。在景区里开商店的打算立刻消失。他得回家找我们的妈妈，妈妈是他的后盾。只要有钱没有什么事情不好解决的。他已经让步了，最起码他已经想回家了。
　　他的这点想法同样地出现在妈妈的脑子里。妈妈看见她的丈夫肩上扛着一卷灰色的羊毛毡，消瘦疲倦地推开我家的院门时。她慢慢地迎上去，她的眼泪就掉了出来。我们的爸爸知道，过去的都会结束。他的心放了下来。
　　我的妈妈在这件事之后终于知道除了体力可以透支掉。就连她辛辛苦苦存的钞票也要被爸爸透支掉。于是她半白的头发终于在一夜之间变白。
　　事情还是有后遗症的。他们终于大干了一场。在一个晚上。我们已经吃过晚饭，爸爸下了一下午的棋从李大夫的诊所回来，兴致勃勃地直奔厨房，从碗柜里端出剩菜立刻吃起来。我们的妈妈在上房听见了动静走出来，走进了厨房，站在爸爸的身边看着他狼吞虎咽。
　　这个家你是不想管了。妈妈兴师问罪地说。
　　我在找活呢!你急什么，再说这新房不还是我花钱修的?爸爸菜在嘴里，腮帮子鼓鼓的，说话也就瓮声瓮气。他不看我妈妈，眼睛盯在筷头上。当晚的剩菜是茄子炒辣子。黑乎乎的一摊。
　　我妈突然想到了她的高血压是怎么来的，想到患病后没有得到爸爸一句问候。连李大夫都说了：不能再透支体力了。我妈悲愤交集，一抬手把那碟茄子扣在了饭桌上。与此同时，我爸爸站了起来，一脚把身后的凳子踢开。凳子倒下去的声音太大，吓住了我妈，她向厨房门奔去，她准备夺路而逃。我的爸爸看着她仓皇逃窜的背影做了一个更惊心动魄的举动。他把那个扣着的盘子拿起来向着我妈的背影砸去，用尽他全部的力气。那时他已经胖了起来，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都嫌小了。幸运的是我妈已经冲了出去，盘子打在门的纱窗上，弹了一下，哐当摔碎在门口。
　　整个过程还是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有我母亲的，也有我们从上房冲出来的脚步声。只是爸爸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什么声音，除了盘子落地的声音与他有关。
　　院子里异样的动静吸引来周围的邻人。我们全躲进了上房。我们的爸爸出门了，他没有骑车，他往大河沿去了，我可以想象出他灰黑的身影慢慢融进苍茫的夜色里和满怀的郁闷。
　　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山在遥远的地方迷蒙地发着蓝光。我的爸爸时常举目远眺，始终没有什么可去的理由，这让他有些焦躁。解决焦躁的唯一手段就是睡觉。他倒头就可以睡着，发出巨大的呼噜声。
　　我们都上学去了，我妈在裁缝店年复一年地低着苍白的脑袋划划粉，一块块整齐的布料屈服在她长长的剪刀下。剪刀是爸爸磨的，隔一阵子，我妈妈的包裹里就装着卡壳的剪刀回家。我的爸爸从睡梦中刚醒。他脸色红润，手脚麻利，切了大堆的蔬菜像小山一样堆在菜板上。他见了晚归的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回来了?我就开始炒菜了。
　　我的母亲把生锈的剪刀递给他后，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人整个地陷了进去。她正对着电视机，两眼呆滞。她的脚站了一整天，疲惫肿胀。她把脚从鞋子里挣脱出来，就势搭在了茶几上。脚皮干燥，指甲扭曲着。很快，会有一盆滚烫的水放在她面前。我的爸爸肩膀上搭着洗脚布，稳稳当当、步履轻快地从厨房端了洗脚水向她走来。
　　可是我总觉得，爸爸一定还会上山。
　　对于我的爸爸来说，要想换一种活法，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上山。这不像我们这一代人，要想改变命运，可以上北京，跑广州，可去祖国的任何一座大城市，只要你有信心。爸爸不敢想这些地方，他知道他一走进去就会被淹没了。
　　只有在大山里他才能找到他自己。于是在很多次吃晚饭的时候他会不经意地说：我这胸口有些喘不过气。哎!只有山里的空气能治我的病。他说的时候，用手指使劲地按他的胸口，眉毛紧紧地皱着。因为他的表情，我的母亲到嘴边的怨言立刻吞了回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又深又长的嗝。嗝从心底最深处缓慢地翻滚上来，最后从嘴里吐出来。这时我们就都吃不下饭了。
　　我的妈妈发现打嗝的效果远胜于叫骂，并且省劲。因为她一打嗝，我的爸爸就心里发虚，手脚更加麻利地蹲在井边嚓嚓地借了月光磨剪刀。他时而对着窗户里射出来的灯光仔细地看看刀口，刀锋闪亮，他用他粗糙的手指轻轻地试探地刮一刮。窗户里的妈妈烫过了脚，吃过了饭，用嗝的声音撒过了气，就又开始干活了，永远地干下去。生活不会再有什么意外，我们都这样想，我的爸爸已经倒霉了一次，他的后半生就跟了妈妈往下混得了，我们都这样想，可是他蠢蠢欲动的心思终于在这个夏天寻找到释放的契机。
　　爸爸坐得腰杆笔直，手边放了一大瓶喀纳斯特曲，他一仰脖子干掉了一大杯。筷子头使劲地点桌子，然后坚定不移地告诉我的母亲：我打算进山去。
　　我的母亲这时已经学会了染发，自己动手染，戴着一双塑料手套，一把小梳子蘸着黑乎乎的染发膏往头上梳。最后再套一个塑料的浴帽，黑黑的水会顺着耳跟流下来，她正在裁衣服，流下来的水她随手一擦，抹到手边的布条上。
　　我的妈妈又变年轻了，除了头发乌黑浓密的原因外，她的存款不仅把透支的补了回来，而且又新增了不少。她的存款单多得要记到小笔记本上，一笔一笔，账号后面跟着密码。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床底下的破褥子里把它们翻出来，一张一张地看。有好也会赏光给我的爸爸看，这时他们脸上都洋溢着温情的笑容。这些存单对爸爸仅仅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那不是他挣来的。他心底的渴望随母亲存款的增加而增加。他要挣自己挣来的钱。他能想象出来的画面就是上衣口袋装得鼓鼓的，露出钞票的一个角来，缓缓地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所有的人对他的背影指指点点。然后他回家了，掏出钞票给每一个女儿厚厚的一沓。他说，一人一辆自行车，剩下的买书，买好吃的，买什么都行。
　　当然。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光是我的爸爸备受母亲的管制，我们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的梦想应该是一致的。我就想要一辆自行车。冯大伟就有一辆，他常带着我往北河去，他喜欢钓鱼，我就卷了裤脚在河边上来回地走，把鱼全都吓跑。冯大伟不生气，他还是坐在那里支着渔竿。只是他的眼睛很温柔地看我踢踏着水朝他笑。
　　如果我也有了自行车，我们就可以并排地在大街上飞驰。这就是我唯一的理想。
　　爸爸想要上山，他要去挖虫草。虫草很神奇，干干的一节，完全是一只虫子的样子，有头有脚，有无数条腿。我的爸爸说，它就是虫子变来的。
　　可是怎么又变成了草?我们就问。
　　它钻到了芍药花的根部，在那里睡觉，然后就变成了这样。我的爸爸含混其词。他唯一知道的是，虫草能卖大价钱，而且产虫草的地方很少，除了青海，大约就是我们这的喀纳斯山了。
　　一公斤卖到了一千八，我带一拨人上去，怎么不挖个百八十公斤的。抛了管理费、人工费和吃住费，大妮的学费是够了。我的爸爸郑重其事地对我的妈妈说。
　　妈妈听到他说，这样干是为了我的学费的时候，她的眼眶立刻湿润了。她正要张嘴说什么，我已经跳起来了，我说：要是能考上，也要不了多少学费，可是我保准什么也考不上。
　　没关系，考自费的也行。爸爸显然有些低声下气。他说：你是老大，要带个好头，你都考不上大学，你的妹妹们也不会好好考的。
　　我听着很烦，不去理他。
　　但是妈妈立刻想起那个大高个叼着烟说话的女人，于是她抵制了虫草价值的诱惑，低声凶狠地说，你还想见她，是不是?
　　当着孩子的面瞎说什么!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总不能一直伺候你们……
　　我的爸爸发火了，他用力把围裙解下来，扔到院子里一棵矮小的苹果树上。他推自行车出门的时候丢下了一句话：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就去找小工。
　　爸爸在那天晚上很轻松地就扔掉了围裙，投入到一件将改变他命运的伟大事业中去。如果赚了，他手里就有老本了，他想干什么都可以。如果赔了，像上一次那样，他真的就只能永远把围裙套到脖子上，围着锅台转下去或是蹲在井边磨剪刀。事情开始，他完全没有想第二种结果，他相信自己这一次准成。老天不会再给他开一次玩笑，连妈妈也这样认为，所以他很快召集了人马上山去了。
　　爸爸走的时候是六月。我们要在七月考试。冯大伟告诉我他的计划。有两种打算。第一种是考电大。以他的成绩在我们当地算好的，但拿到地区上来比简直就太一般了，所以他只能选择电大。第二种是考内招。内招的学校都在内地，像长春就有一所金融学院。上了学就回小镇工作，也没什么不好。
　　他兴高采烈地说完这两点就忙着背英语单词去了。我突然被一种撂到了空中的感觉包围。冯大伟曾经对我说过的我的将来似乎都不算数了。我还立刻意识到。冯大伟一定是想去长春读书。他要做大学生，怎么会跟我结婚呢?我们不结婚，他爸爸有什么必要招我进银行?
　　我想到这里。迅速地把书本抱在怀里，脑袋往里钻。但是我知道一切都迟了，离高考只差三十天了。
　　我到裁缝店去找妈妈。我说：妈，我一定要上大学。
　　我的妈妈放下手里的划粉，吃惊地看我红着的眼圈。她有些语无伦次地说：我早为你想好了。我要送你到北京的服装学院去读书。我早就联系好了，你看妈妈订的这些服装书都是他们出的。
　　我把书接过来，看花花绿绿的人在我的眼前。我问：学费很贵吧!
　　一年一万。妈妈已经存够了。你一定要上大学，妈妈就这一个理想了。我的妈妈一下变得十分高大，我家的小裁缝店一下子变得敞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万块等于现在的多少钱，我并不大清楚，但是我知道我的妈妈一头白发挣来的钞票最终将全部地放在我身上的事实。我就是从那一天起喜欢在花钱的时候算账。比如一根雪糕五角钱，正好是我妈给裤子换一条拉链的手工费。换拉链很麻烦，而且拉链是托人从遥远的乌鲁木齐带回来的。我就不忍心把五角钱送出去了。
　　我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我开始学习了，我埋葬了冯大伟带给我的希望，忘了我爸在山上挖虫草，忘了我妈说的服装学院。我只记住一件事，我要把书本里没有学好没有记住的全都要补上来。
　　我爸托人带了口信，山上的虫草长得真是好。让大妮专心复习，他要为我交学费。
　　我们都知道一年里喀纳斯山最好的时候到了，因为满山的野草莓都熟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黑红色，很甜很甜。还有野酸梅，鲜红的汁子酸甜可口。桦树叶开始转黄，一日比一日黄，到了爸爸下山的时候，整个大山里将是金红一片，像燃起一场大火。
　　我的爸爸就在山里弓腰驮背挖虫草。他很快乐。他终于又回到了大山的怀抱。果真的，他的胸口又不疼了，呼吸的时候，清爽的空气直达肺底。
　　有时，他会向姜凤所在的山头眺望。姜凤还在那里开店，但是他没有打算去看看。他的三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考学，他要忙的事很多，他不能再分心了。就像几年前的那场大火，如果他没有留宿在姜凤的小店里，他很有可能立刻发现火情。所以他把头扭了回来，看晒台上晾着的虫草，一根一根安息了的虫宝宝是我爸爸的最爱。
　　山上时常会下大雨，发洪水。洪水扑打着木板搭起的锁桥。我爸说，我会小心的。我每次上桥的时候都先伸了一只脚上去使劲一跺，要是桥不断开我才走上去。
　　我们知道山上发大水了心里一紧，之后还是各忙各的。我的爸爸像野人，野人的生存能力总是很强。
　　野人爸爸没有出事，他手下的小工却死了。这个消息传下山不久，我爸爸再一次蓬头垢面，消瘦虚弱地推开我家的院门。我爸对我妈说的第一句话是：给我找个律师。
　　小工从河南来，挖了一阵虫草体力就吃不消了，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从晒台上装了一面袋虫草就往山下奔。下山要过一条河，河里波涛汹涌，洪水浩浩荡荡扑打着木桥。他没有我爸的那些经验，冒冒失失地一脚就迈到桥上去了。他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桥断了，连人带虫草被大水卷走，到我爸下山的时候尸体还未找着。小工的家人迅速从河南赶来，他们在街上打听到那个穿白衬衣的男人就是带他儿子上山的人之后，迅速扑了上去，我的爸爸从高高的自行车上扑倒在地。有人来揪他的衣领，推操他一下山就犯病的胸部。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记得那个小工，个子矮矮的，头年考大学落榜了。他说他挣了钱还要考大学。
　　爸爸进门的时候，是拖着步子进来的。衬衣的纽扣全都没了，全身上下都是土，脸上充了血，那是被人打的；眼睛里充了血，那是屈辱的眼泪激出来的。他到最里面的小屋躺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清楚地明白，他永远也不可能再上山去了。
　　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在爸妈的意料之中。我对他们说，我一定会考走，而且我要考公费的，你们就瞧着吧。
　　我的爸爸因为我的这句话多喝了两杯，他看着我微笑，脸上像绽开的菊花，我第一次发现爸爸老了。
　　我妈给我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她说，不能在放学的路上耽误时间。等你考走了，车就留给妹妹们用。
　　两个妹妹很安分，只知道学习和跳皮筋。我想我们都不会辜负了妈妈的理想。我们终有一天要离开这里，去遥远的南方。妈妈说，那里一年四季都有绿草和鲜花。
　　对了。要说说冯大伟，他在后面的某一年里果真考了内招。去了长春。而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九　一夜钢琴曲
　　
　　他把我的袖子扯去半边，我跳起来轮了他一巴掌。他的朋友都在场……我们唱歌，他突然骂我不要脸。
　　说这话的“她”。是虹的朋友。长得真好看，饱满但精巧的鹅蛋脸。尤其是那手生得好，像月光落在上面。
　　咖啡馆响起钢琴声。时针指到九点。
　　她从前上幼儿师范，一直弹钢琴，现在做老师，也一直在做家教。学生到家里来，但不多收，两三个，她不喜欢繁杂。但是她的声音够响亮，喜欢见面时字正腔圆地说“哈罗”。天蓝色的大毛衣罩住她。
　　离了。
　　她应该是不抽烟的，不然牙齿不会这样白，手不会这样细嫩。但是她的神态和做派真应该来一支烟做道具。
　　我往沙发上靠了靠，头枕着胳膊听咖啡馆里的钢琴曲。弹钢琴的是个小小少女。那些曲子有熟知的有陌生的，
　　她说，从前也在酒店弹钢琴，一坐就是两小时，坐不住就不干了。
　　我望着吧台旁的钢琴想，真可惜了这个夜晚。
　　旁边是一对情侣，女的不好看，细瘦，脸色暗淡，但是拥有年轻的颧骨，马尾辫上一朵花。男的沉着，是好看的。他们靠在一起吃简餐。女的起身去洗手间，从男的身体边挤过去。两个人都在笑，说的话我听不见。光明，温暖，干净。如果爱情再来，我也会是他们的样子。
　　O型血的人没有心计，但这一次我动了心眼。我说只是试离婚，感觉好了咱们再复。他就信了。但是我知道自己主意已定。后来他找我，已经晚了。
　　她的热情不肯放过我。她的眼睛真美，史湘云应该就长了这样的眼睛。机灵朝气，没心没肺盈满了笑意。
　　我现在的老公大我八岁，喜欢做饭，厨房门关上，一小时候准保把饭吃到嘴里。我们还没要小孩……也吵架，不过没动手。他喊我滚，我就回娘家了。他来接我时我告诉他，下次再喊我滚。我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咖啡馆的柠檬水让人觉得夜漫漫，总也流不到天光发白时。几朝几代，一个女人，你必须把它们趟过。
　　也许我该对她说说我的故事。我把手掌心伸给她看：这是婚姻线，如果离婚，它会分叉。从前是不分的，离婚前它立刻就分了。
　　她在昏暗的灯光下查看自己的手心。真像个小小少女。如果她不说话，可以做月光里的女神。
　　如果婚姻再来，它会合拢吗?我突然这么想。
　　马陆真干净。我忍不住要赞美马陆。这里。那里。里里外外，无一不合我意。热切，从马陆的嘴里呼呼地往我的脸上扑。
　　怎么又哭了，你若坚持不下去就直说。
　　马陆的短信让我心惊。
　　可是我知道马陆是爱我的。
　　想马陆的时候我不抽烟。认识马陆以后我再也没有抽烟。马陆太干净了，装满了我的心，容不下不干净的事情和人。
　　一年的时间算不箕很长。三百六十五盏月亮被我一一望过来。马陆送我的青花瓷茶杯上，一朵菊花大大地开着。肯定是爱的，唯一的爱。否则马陆不需要动气，我也不会凡事无法不从马陆的身边绕一个弯。就算朝前走了百十米，还会回来补那个弯。
　　如果一个对你好的好人出现，就嫁给他。
　　可是我不会爱他，爱只有一份。
　　那就不嫁了……但是不许再哭。
　　嗓子真疼，声音粗哑。哭累了反而睡得香。今天满月，洗了澡我用橄榄油擦身体。小腿瘦了，腰瘦了，泪水流过的皮肤苍白，真像个小小少女。就当自己十八岁。我煲骨头汤，看顾好我年轻的身体。
　　如果死，我会选择什么方式?海子那样的?反正死后身体就不属于我。管它多么惨烈。
　　我削土豆皮，掰碎干红辣椒。午夜做饭使我显得像一只蟑螂。楼上说话声隔着楼板传下来。一定是男人和女人说话，或者吵架。像两只老鼠。而我多斯文镇静，除了哭的时候有点声响。
　　马陆送我的睡衣，真好看。从前不知道丝绸是最配我的。绣着的小花真像马陆的吻，那么轻软。肯定是要保存一辈子的，还有那个青花瓷的菊花杯。某年某月某日，和马陆有关的事情全都历历在目。或者说，马陆出现以后，事事时时都与马陆有关。日子突然变得漫长极了，就像太阳一直挂在天上。当然，太阳是一直挂在天上的。
　　一年见不了几次，也就是说一辈子也不过见几十次。而且后面会越来越老，女人一茬茬无比精致美丽，她们永远年轻，难保马陆不会再遇见一个喜爱的。
　　爱情需要精力。我没有。我太忙了。
　　马陆的说辞柔软但无懈可击。
　　看不透你……你的样子真像一杯卡布其诺。
　　她的热情义指向我。
　　我只想靠在沙发里听一夜钢琴曲。
　　
　　十　完美生活
　　
　　那些花太香了。一枚一枚，淡淡的黄色。花枝纷披下来，像倾泻的瀑布。我忍不住回头靠近它们。真的太香了，弄得我全身都是那种香气。就像小时候用过的紫罗兰爽身粉的味道。我看着薄玉一样的黄色花瓣想：蝴蝶花的样子果真像是蝴蝶啊!心念这么一动的时候，那些本来是花的花，竟然全部缓缓飞了起来……它们果然是蝴蝶而不是花。你瞧，它们缓缓地，用着蝴蝶飞起惯常的姿态朝向我飞来，于是我的全身落满了蝴蝶，一层一层，那种香气就更加浓烈了。我使劲地呼吸，朝前走去，步子有些趔趄。一地的淡黄蝴蝶，我怕踩着它们。落红不是无情物，这样的诗句突然浮现。
　　然后我穿袜子。那个叫王绍的男人，我对他说，你怎么会叫王绍，绍兴的绍?
　　他戴着黑边眼镜，用着看书的神情告诉我你就要回来了。
　　于是我加速了穿袜子的进程。可是我总滞留在床边和他说话。他拿出一个大大的纸袋子。我看见你在法国留学时的样子。很美。白色的西装，那是你的微笑，我不会错认。再往下翻，还有她的照片，太太式的端庄笑容，也不会错。
　　所以我决定继续聊天。我问王绍，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他，而你又正好出现在我去找他的路上。
　　他不理睬我的询问，只是不断地对我说你就要回来了，而且你的妻子会先你一步回来。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却光着脚躺在你家的床上。你的妻子看见一定会觉得晦气，会不会连这张床一起扔出去?
　　屋子有点暗，我看见你的书桌，旁边挂着你的衣服，它们长长地垂下来。书本和纸页零乱。我想起你说过，会听“垄上行”的老歌收拾屋子。有一天又换成了“仓央嘉措情歌”。那时候我不认识你，而你已经认识我。那两首歌是我的博客上的背景音乐。我点点头，是的，就是这里，你在这里看书。这里到处都是你的味道。但是，蝴蝶的香味过去之后，我就什么味道也闻不出来了。但是我确信，这昏暗的小屋里凌乱的家什，到处都是你柔软的气息。你若看见我坐在这里，会大发雷霆吗?你从来不会粗暴对我，但是，这一次难免。
　　我终于把脚伸进了鞋子。我对王绍说，那么你继续躺在这里吧!反正你是有正事找他，而我，必须赶紧离开。
　　这时候门果真响了。一个穿白色职业西装的女人，她的脸果真是中年妇女的脸，她的眼睛无神，但充满正义。我就在心里算她的年龄，与你同龄，那么，这样的苍老是符合她现在的样子的。她果真惊讶万分，靠近我没有来得及穿好的鞋子和我。
　　我对她说：我什么都给了，却不打算拿走我要的东西。
　　这么说话的时候，我对王绍的方向扬了扬下巴，似乎在刻意混淆视听。
　　王绍点点头，继续看书。
　　她并没有因为怀疑自己家的床被玷污，而愤怒万分。她甚至是拿着一口袋的菜准备直接进厨房做饭。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就要回来了。
　　然后我对她补充一句，这个世界千百年来都是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奇怪。
　　王绍又点了点头。
　　我的鞋总算穿好了。我得赶紧走。我不能让你看见我在这里，虽然躺着的王绍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下楼，刚挑开门帘，心里已经凛然一惊，我预感到。你即将出现。
　　果真地，你大踏步，用着回家的熟稔姿态，甚至是哼着歌曲的，走上楼梯。那楼梯是棕红色的生铁，你踏步在上面，楼梯轻轻摇晃。我只能迎面上前。
　　你看见了我，惊讶地转回身，跑下楼梯追上我，于是我看见你的手边提着一个硕大的蛇皮袋，现在它正蜷缩在你的脚边。
　　你说，我去了很远的地方，刚刚坐火车回来，满脑子都是你，你瞧我给你买的花椒……
　　我就问你，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花椒?
　　我就想，花椒?为什么是花椒呢?花椒很重要吗?
　　你说，是的，花椒，我打算明早就叫快递公司，可是我不知道哪家快递公司会很快，我急着让你收到它们。
　　我推荐你了一个你们单位附近的快递。
　　你就放心了，继续与我说话。然后我看见你的身后跑过来一个女人，你的妻子，她的脸真圆，皮肤很好，光亮，但是她的眼睛多么沧桑。我有些怕她，怕她直接举着做饭的锅铲就跑了过来。但是她照例又一次显得很和气。她把你拉走了。而我一点儿也不悲伤。
　　我看见你进了浴室打开莲蓬。她尾随进来，你抱起她。于是她笑了起来。
　　我听见你说，可真美啊!
　　我怀疑我听错了。
　　看完这一切，我只能往回走。
　　王绍去了哪里?
　　那些淡黄色的蝴蝶全都飞走了，披纷的花枝看着荒凉，像是早春的紫藤。
　　绍兴的绍。我还在琢磨。
　　单位里的人在吃早饭，长长的桌子。我喝豆浆，吃咸菜。旁边的女孩说。某某要结婚了。某某是我们单位的，离婚十年。脸上有蝴蝶翅膀一样铺开的黄褐斑。现在总算要结婚了。我抓了一面镜子过来。还好，如果贴张面膜平躺半小时，脸色一定恢复得像白瓷一样美。但是，结不结婚呢?长此以往，脸色总会暗淡下来。但是，这也不是真理，中年妇女哪一个不是黄脸婆?修行在个人啊!所以我继续吃饭。那些盛在大碗里的咸菜被很多筷子头挑过，我觉得恶心，想早早结束这顿饭。
　　我走到马路上，裤子口袋里是吃过早饭找我的七十块零钱。为什么会花掉三十块，只是一碗豆浆和一些可疑的咸菜。老板是个精明的小伙子，全身咣当着炸油条的油腻的味道。他说，就当存在这里，花完那天结账。我就想，每一顿早饭你都记着?我才不信。但是我没有和他啰嗦，起身离开。
　　然后我果真看见了某某，她坐在小汽车里，但是我依然能清楚地看见她端正矜持的鼻梁和雪白的婚纱。似乎还很庄重地戴着长长的白色纱手套。身子一动不动，显得很神圣。我使劲看坐在她旁边的新郎的样子。终于看清了。一个年龄偏大的男人，当然，某某的年龄也不小了。但是那个男人的样子我很不喜欢，是从前上学时校园里卖烤饼的那个男人的样子。无论何时何地，那个男人总是怀着委屈般地垂下眼皮和嘴角，站在校园里卖烤饼。真是讨厌，我不再去看那个轿车。那辆车飞快地钻过前面的立交桥。像是西坝河那边的立交桥，马路轰轰作响，这让我发了一会儿呆。
　　你家就在西坝河那一带。那么我刚才遇见王绍，并和他慢腾腾地走到你家，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我突然记起你说过，总有那么一天，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就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对你好。
　　心里很温暖。然后我醒了。
　　接连着几天做很清晰的梦。不知是什么兆头。正好赶上年关。一切结束，一切重新来过。太好的梦不敢乱讲。讲了就会破。但是可以对自己很亲的人说，很亲的人用吉言解梦，那么这个梦就会引导你的生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小昭对我说的。她说，从前有一个山村里的女人出门串亲戚，遇见邻居的女人，她们打了招呼，虽然平时是不和睦的。顺便地，女人说了她昨晚的梦：有两只狼的幼崽一边一个喝她的奶。邻居家的女人说。大事不好，你会被狼吃掉。她只犹豫了片刻，依然朝前走去，她去山的那一边赶一场宴会。傍晚回家时她果真被狼吃掉了。所以小昭说，梦不要随便对人讲，坏人的解梦也会成真，而坏人所解的梦一定都是不吉的。
　　迫不及待要讲又一个梦。因为太清晰。应该是后半夜快到黎明的时候，我在梦里看见灵柩，场子灰黑的一片雾气，没有什么人。那个死去的人静悄悄，应该是不相识的，我毫不悲伤，斜斜地跑开去。鞋子落下，又回过头去拾，竟然是平底的布鞋，多少年没有穿过的东西。离远了，进到一家小店，长长地挂着许多丝巾，是真丝，柔和厚重，花极饱满艳丽。虹突然出现，站在我的对面，扯下一条粉色的挂在我的脖子上。丝绸的暖笼住我，梦里觉得很惬意。
　　虹在电话那一边漫不经心地为我解梦：桃花运要来了。
　　小昭也说：桃花运要来了，而且会长寿，虽然梦见了灵柩，但是你跑开了，和死去的人没有瓜葛。
　　长寿和爱情，莫名其妙地捆绑在一起。
　　我和小昭进到单位背后一家小小的饭馆。坐下来就发现平时从不动心思来这里吃饭，一定有它的道理。大盘的炒面，油腻粗糙，是一个莽汉最实惠的饭食。
　　他要我把这个做了。小昭指着下巴那里，不大明显的凹痕。
　　看不大出来……怎么弄出来的坑?
　　他的戒指……一拳过来，我撞在墙上，血流出来。到附近的小诊所缝针，针头太粗，针脚太大，所以……
　　“他”是小昭的第二个丈夫。
　　小昭这么说的时候，我们俩互望着，竟然笑嘻嘻的。那盘硕大的炒面摆在小条桌中间，我们俩共吃一份，有一筷子没一筷子，胃口完全消失。
　　用小昭的话：这是莽汉来的地方。以后永远都不要来这里吃。
　　老板娘听不见，在外间屋子靠着门收钱，间或去后堂灌白糊糊的热面汤端给顾客。若听见了，一定会狠狠地白我们一眼。
　　说是动手开了头，后面总会再有。
　　我想起很久以前处过的那个男人，走着路，会突然死劲攥紧我的手。中指的白金戒指硌着我的手指，生疼。大声叫起来，男人却在笑。我从来没有反抗，甚至不是那么的恼。好像我一恼，他就会生气。然后离开我，那么我一定得追上去，否则我就得死在北京城。
　　马陆不知道这件事，若知道，一定气得心口疼。会连声地说我不争气。上一次说了件什么事什么人，马陆在电话那边眼泪都恨了出来。我便知道，从那一刻起，将来的每一刻，都要争气，不能做小伏低，没有志气。
　　如果再离婚，我不会再嫁了。浪漫的爱情，不过如此，我已经不相信婚姻了……
　　小昭的悲伤从嘴角那里蔓延开，升起，到眼睛里。
　　小昭的话让我凄凉。我摇摇头，又在心里点点头。这样的话题里。马陆总是悄然站在我的心里。
　　还是不要做了。我看着对面小昭的脸。那个浅浅的凹痕只在小昭笑的时候会凹意明显。
　　他一定要我去做。
　　我就想，这块小小的凹痕，令他受不了。他其实多么脆弱，想要抹平记忆带给他的煎熬。他不会道歉，但是他勒令小昭必须除去这块眼中钉。这疤痕总在提醒他曾经或者至今依然的暴戾。他感觉的到，小昭微笑里的隐忍和看穿他后的漠然，他一定觉得周身空荡荡的。
　　他是英俊的，在小昭的手机里。开矿，半夜回家或者天亮回家。出差是三天两头的事情。
　　没有爱了，早就没有了。结婚第二年……或者第一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小昭这么说，我不相信。他们毕竟是两小无猜。他们在一个县城里长大。那时小昭在北京读大学，暑假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回家，他骑着摩托车，在桥头接她。她穿着连衣裙和他去河边散步。虽然分手但十年后又走到了一起。现在这些全都不算数了。
　　那么回忆呢?会不会让你心里热起来。我问小昭。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会觉得自己傻。小昭笑嘻嘻的。
　　我也笑嘻嘻的。
　　这是真的。悲伤在我们这个年龄总会很快离去。
　　那盘拉杂的炒面真像一些不快的记忆。我和小昭放下筷子，喝白糊糊的面汤。汤有些咸，我们只得又放下碗。
　　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下起了雪。已经立过春。黄历也是不算数的。但是立春两个字，让我觉得天空中的雪花有一个滚烫的芯子。我站在街边等虹。要去东山扫墓。我们的父亲，还有阿博，静静地宽容地等待我们的探看。如果不去，一定不会恼。但是不去，我们自己过意不去。会惦记。今年雪大，铲干净，在墓前斟一杯酒，心里才踏实。
　　山上的雪没过小腿。我埋头铲雪。小心地避开埋在雪里的石狮子和香炉，到底铲着了。香炉掉下来一块瓷片。虹去拼上。我有些气馁，但愿没有不吉。
　　马陆寄来的包裹是在年初一到的。年初一正好是情人节。当然，我和马陆从不会在这个节日里互致情话。似乎除了这一天，剩下的三百六十四天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但是包裹里果真有巧克力。盒子是心型的，让我想起果冻里颤颤巍巍仿真的心型水果，难以放进嘴中。爱是天外之物，凡人无法消受。我在心里总结。比如我和马陆，远远的淡淡的惦念，是最完美的状态。
　　马陆的包裹里当然不会有花椒。我去超市买来一包花椒。隔着塑料袋可以闻见浓郁的花椒味道。如果我是不做饭的，这一袋花椒用来做什么呢?纪念一个梦。梦里的马陆坐火车去了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为我买来花椒。
　　去陈青家聚会是突然决定的。这一天与我梦见粉色的丝巾相隔三天。三天是不是太快了些。也许这就是命运。我和虹开车出门。慢悠悠地行。大街空旷，所有的人都蜗居在家。而我和虹是没有家的。太阳是春天的太阳，我们把遮阳板放下来。虹说，去陈青家。
　　陈青家在二楼，窗子贴着窗花，远远看着像一个囍字。虹说。婚都结了?
　　陈青是我故去的姐夫阿博的朋友。阿博走之前在医院的一个月，陈青每天都来，我们一起陪在阿博的床边。阿博走之后，见过几次。都是很偶然的。最近的一次，我在银行的长椅上打呵欠，面无表情，心情晦暗。有人使劲看我，我漠然地抬头，是陈青。我们打了招呼，就各忙各的去了。再有一次，也是跟着虹吃饭。陈青也在，我坐在他的旁边，几乎没有说话。吃过饭，他说可以顺路送我回单位。虹替我回答，直接回家，所以不顺路。所以我们的相遇总是平淡无聊并以着擦肩而过的姿态。他的车号倒对我的喜好。六个七，七是我的吉祥数。
　　这是陈青新买的房子，刚刚装修完毕。我们进到屋子里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参观。我看见卧室的窗帘外面有一层粉红色的纱，走上前，掀开，里面的窗帘是我在梦中遇见的饱满艳丽的花。但是。我没有对站在身边的虹说什么。那一刻也没有惊喜这样的形容词到我的心里，用世界一片清明来形容似乎更贴切些。
　　我从卧室走出来。进到厨房。厨房的地上铺开着一块蓝色抹布，我的脚踩上去，立刻就找到了熟稔的感觉。灯打开，我们清洗各种蔬菜和海鲜。陈青做水果沙拉，我就想，沙拉从来是我的最爱。陈青随手放了瓶盖在柜子上，我说，不要乱放，物归原处。陈青撇火锅里的沫子，我用小碗去接，倒进水池。陈青走在我的身后，我听见他轻声地喊出我的名字。我知道他不是要喊我做什么，他只是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有那么点若有所思的味道在里面，所以我无须回应。我坐回椅子上。餐厅有点窄，他往厨房去，只能从我的椅子后背那里跳过去，我挺直了脊梁骨，听见他跳来跳去发出的风的声音。他的裤脚高高地挽着，是个透明轻快的影子，我不想正视他的面孔。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喜欢和想要的。但是。从进门一直到离开，我发现他的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默默对我发出呼唤，我不需要琢磨，便知道靠近它们时我该做些什么。
　　送我们下楼。陈青说。我要配一把钥匙给你。
　　这句话来得突兀而自然。似乎一定就要这样说，连掩饰都不需要。
　　我和虹都没有说话。
　　后来虹说，这算不算我替你披上的丝巾?
　　现在说说开头那个长长的梦。又过了很多天，春节的最后一天，我洗澡，贴面膜，躺在床上。窗外是寥落的爆竹声，我的花全部移到窗户那里，它们像竹子一样青翠而结实，一律面向阳光闲适的微笑。看着它们的一刹，我突然明白，花椒是花轿的谐音；而王绍的“绍”，部首解开来的意思是，挥剑斩情丝；陈青的发音正好就是“成亲”。面对这些连环套式的答案，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想静静地躺在这里，让命运宽大的长袍在我的窗外走过，只是走过去，而我无须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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