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条件的演变折射新贸易理论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差异
[摘 要]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是经济理论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到新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背景在发生变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推进。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假设条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要素变化、市场变化、角度变化、对象变化等方面。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技术变化、需求，重点分析了产业内贸易，强调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政府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获取竞争力，公开的竞争机制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有助于中国成为真正的贸易强国，合理的竞争约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国际贸易理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差异；对策
[中图分类号] F640 [文献标识码] B
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从十八世纪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到二十世纪前半叶至七十年代末的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新贸易理论（佟家栋2000），模型的假设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我们统称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李锦，王必达2005），假设条件的共同点是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到新贸易理论我们假设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即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类型。假设条件的演变可以折射出贸易理论的主要差异。
一、新贸易理论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假设条件的共性
国际贸易是在世界范围内来研究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为了从理论分析中得出贸易可以增进所有参与国的福利水平，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之前作了必要的假设，这些假设条件会成立吗？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共性是什么？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有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伊莱·赫克歇尔及伯蒂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新贸易理论主要有林德的重叠需求理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规模经济说、劳埃德、兰卡斯特为代表的部门内贸易等等，都认为大多数国家愿意并且能够进行贸易。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一条条航线的开通为国际贸易客观上提供了可能，主观上多边贸易组织WTO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趋势不变，虽然保护贸易兼而有之，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各国福利增进是显而易见的，1947年10月GATT最初23个缔约国到2012年8月WTO随着俄罗斯加入成为156个成员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多边贸易体系，主观上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把本国纳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之中，获取更多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显然，这个假设条件是成立的。
不考虑运输成本，不考虑商品在交换运输中及储备过程中腐烂、变质因素。2014年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南非、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距离的远近对进出口影响越来越小，运输业的发展使货运成本在降低，贸易的产品其价值与体积和重量无关的货物上，高科技、高技术的运用，使储存成本、包装成本大幅度降低，如果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人们将通过直接投资取代贸易，所以国际贸易理论假设不考虑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是可以成立的。
劳动在国内是同质的并且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自由流动，在国际上不可以自由流动。在所有要素中，最难流动的要素是劳动力，除了人为障碍外，由于人是情感动物，国际流动还要考虑情感得失，所以国际间的流动性虽然增强，大规模的流动难以实现。在本国市场上，如果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货币市场，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工种之间、不同岗位之间通过工资率的高低市场上的供需会发生变化，长期来看工资率的差异应该是缩小的，行业垄断所带来的高收入就应该取消，每个人每小时创造的劳动的价值应该是有差异但差异会慢慢变小。
两国的消费者偏好相同。标准化和个性化是同行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消费者的偏好差距在缩小，特别在制成品领域，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往往地区差异作调整的成本要小，在不同国家之间，收入群体相同的人，其需求偏好相似度高，高收入者偏好奢侈品和高端产品，低收入者偏好生活必需品，这就是林德的重叠需求理论的主要观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高收入群体越来越成为奢侈品的主要购买者，同时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也成为很多国家家庭的生活必需品，偏好的相似性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二、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假设条件的差异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贸易理论时期，国际贸易的广度深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论的假设条件作了部分调整，这些假设条件的变化是否符合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进程呢？
（一）研究的要素变化
2×2×1到2×2×2再到X×Y×Z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模型分析假设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并且都只用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在十八世纪劳动在产出中的贡献居支配地位，从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我们知道在1899年到1922年期间，在产出的贡献率方面资本只占四分之一，劳动却占了四分之三，与传统贸易理论时期的假设主要考虑劳动是相符合的。到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时期，即20世纪前半叶到70年末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迅速扩大，以海默为代表的垄断优势理论说明二战后国际投资的新变化，在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国际贸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资本在产出中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考虑的要素肯定要增加资本，也就是要素不仅仅需要考虑劳动，更需要考虑资本。再到新贸易理论时期，即从20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技术创新和多要素的组合在不同国家、不同产品中发挥的作用有了很大差异，产出中劳动、资本、技术等等要素在不同国家、不同产品中重要性各不相同，同样是服装在孟加拉国劳动这种要素重要性超过其他要素，马来西亚资本的重要性要突出一些，法国要素中技术的重要性超过其他国家。这种模型的变化完全符合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格局和现状。
（二）研究的市场变化
市场的假设在传统贸易理论中是完全竞争的，完全竞争市场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者很多，每个生产者拥有市场份额很少，单个生产者无法影响市场价格；产品是同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是对称的；任何生产者和消费者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成本为零。在传统贸易理论时期交换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其产品的差异性小，类似于同质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左右国际价格的能力较弱，所以比较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
到了新贸易理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厂家提供的产品多样性越来越突出，国际贸易在更多国家、更多产品之间广泛进行，同一部门的产品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有选择地进行生产，消费者收入的不同水平决定对同类产品的需求不同，这就决定市场上同类产品可以部分替代但又有质量的差异，所以市场必然是垄断竞争的市场。同时质量差异不大的产品由于消费者的偏好慢慢形成同质产品产业内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由于进入的先后、资本总量的不同，技术条件的差异必然有少数企业最先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久而久之，这几家企业将拥有市场的绝大部分，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类型，所以新贸易理论的市场假设将变成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即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类型。
（三）研究的角度变化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分别从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和相对差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从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二者的共同点都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考虑的是生产成本的差异，在这一时期是不考虑需求的，也就是说在传统贸易理论时期重要的不是消费者需不需要产品，而在于能不能生产出来，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是生产者首先要实现的目标。
新贸易理论时期人们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不同收入的群体对产品的偏好产生了差异，发达国家既有高收入群体，也有低收入群体，发展中国家同样既有低收入群体，也有高收入群体，收入相同的人偏好相似，所以新贸易理论必须从需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同样这一时期技术变化的动态过程带来贸易形态的变化，所以产生了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新贸易理论特别强调规模经济的影响，从而对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运用得到新的拓展和诠释。
（四）研究的对象变化
传统贸易理论主要分析产业间贸易，即不同产业之间产品的交换，可以更好介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成品和农产品的交换，比如国际贸易的主要主体国英国通过从殖民地国家进口原材料、农产品加工成产品后又出口到这些国家，双方之间通过比较优势的不同实现国际贸易的分工，更多基于贸易的互补性。
新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同类产品之间的交换，更能说明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同一类别产品的交换，也同样能说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相同类别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符合新贸易理论时期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和追求规模经济之间寻求平衡必然带来大量的产业内贸易，贸易利益一方面来自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来自于竞争。这就是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利益主要来自于规模经济，而同质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贸易利益主要来源于竞争。
三、共性中求发展、差异中寻突破是中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合理选择
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技术变化、需求，重点分析了产业内贸易，强调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下面我们重点从国际贸易理论假设条件的演变中共性和差异两方面来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路径。
（一）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政府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获取竞争力
新贸易理论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说明由于世界各国在技术研发阶段存在技术的模仿滞后，技术的创新国通过技术优势的发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技术密集型产品可以选择高端路线，获取垄断利润，而技术滞后的国家只有在产品的成熟期才获得该技术，这时候技术的优势已经完全丧失，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优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技术创新端的差距在国际贸易中利益分配产生极大的落差。
1928年杜邦公司请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莱士·卡罗瑟斯博士建造新的实验室来做纯科学的基础研究项目，1936年发现了一种特殊分子，一种可以成为尼龙的分子“尼龙66”。美国的贝尔实验室负责研发，交由西方电气生产，产品由贝尔系统运营商销售，并按一定比例付给贝尔实验室专利使用费，1947年，晶体管诞生了。期间美国政府鼓励和扶植科学研究，通过减免税和政策的补贴为技术创新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思想自由的市场空间。战后美国成为技术创新国和新产品的生产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其背后的推手是一批批跨国公司，他们的迅速成长基于美国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他们成长的公平的竞争环境。
2014年中国出口额世界第一，进口额世界第二，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仅次于美国、日本排名第三。①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我们正向贸易强国转变，支撑我们走向贸易大国是国家体制和企业的结合体，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然是政府是否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所有的企业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通过技术创新脱颖而出，成为成熟产品成熟市场的寡头，而不是纯粹的通过行业垄断、地区垄断、行政垄断、市场垄断成为无竞争力的所谓寡头。
（二）公开的竞争机制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经济发展衡量的指标之一就是消费者是否提高了福利水平，这一方面是消费者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产品的消费数量，另一方面消费者选择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通过国际贸易带来差异性的变化更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这种物质享受也同时是精神层面的享受。国际贸易理论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其判断标准是一国福利是否增加。消费者不管消费生活必需品还是奢侈品，都需要透明公开的市场，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都要消费生活必需品，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提供的产品一部分满足国内需要，一部分满足国际需要，同样，一国消费者既消费本国厂商提供的产品，又消费国外厂商提供的产品，其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应该是一致的。中国生产者不能对国内消费者按低要求生产产品，对国外消费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按高要求来生产产品，而发达国家对本国按高要求，对发展中国家按低要求，公开的竞争机制有利于生产者按同一标准生产产品，消费者按同一标准消费产品，产品的质量符合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的福利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中国不仅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而且产品质量是否安全消费者难于辨别，新贸易理论的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需要市场提供购买能力有差别的产品，同质产品产业内贸易需要提供产品质量一致的产品，这需要市场必须是一个公开的竞争机制，信息透明，优胜劣汰。
（三）公正的竞争环境有助于中国成为真正的贸易强国
公正的竞争环境有助于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一批企业成为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因为品牌优势、技术优势、资本雄厚、管理优势等获得了先发优势，通过不合理的行为而阻碍了其他企业的市场准入，妨碍公平竞争，市场最重要的是建立公正的竞争环境，中国市场超过4000多万家中小企业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中小企业需要一个公正的竞争环境，未来有一天变成名符其实的大公司、大品牌，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贸易强国，在国际贸易中我们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我们的话语权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今天，我们的监管体系、市场机制、法制建设逐步完善，但要走向成熟的市场，建立公正的竞争环境，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改变我们的收入差距，兼顾公平，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改善贸易结构、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中国从贸易大国成为贸易强国，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我们将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避免出现“贫困化”的增长，中国经济必然在新贸易理论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四）合理的竞争约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证明一个产业成为一国的支柱产业，并使该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一国的持续竞争力来源于一国的支柱产业，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四个基本因素是生产因素状况；国内需求状况；相关与辅助行业状况；企业营销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环境。两个辅助因素是机遇与政府的作用。生产因素状况包括基本生产因素和高级生产因素，高级生产因素中的教育水平是需要政府的长期投入及引导，高等教育与初级教育、中等教育的投入比例，未来人才培养的重点等等要符合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在追逐个体利益和社会效益两者中政府要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在满足四个基本因素的前提条件下，选择什么产业进行重点发展，那些企业是发展的重点，地区布局怎样合理分配，等等，这些绝不是个别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少数人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决策，我们更多是要服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要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就要求在竞争中不影响公平、公开、公正的前提下我们要进行合理的竞争约束，这就对政府职能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
[参 考 文 献]
[1]李坤望主编.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潘洪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