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伤的翅膀依然扑向火焰

东荡子是一位执著的诗人。他几乎是以遁世者的姿态，追寻着他内心的诗歌，透明，纯净，心无旁骛，且歌且吟。读他的诗，就像和一位与世无争的怀想者进行纯粹的思想交流，没有世俗的杂念与烦忧，没有欲望的喧嚣与躁动，云卷云舒，深水静流，一切都是平静地直接面对生命，面对理想，面对信念。

我是第一次如此集中地阅读他的诗歌。记忆中，我曾经与他有过短暂的接触，但从未深入地交流过。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知他如今的处境。但是，通过这些异常澄明、纯粹的短章，他向我展示了一个绝俗者的姿态，一个只愿意用心灵与世界对话的身影，一个像狮子般独来独往的行者。或者，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谦卑却不盲从的“异类”，一个与当今现实格格不入的“异类”：“今天我会走得更远一些/你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异域/你们没有言论过的话，叫异议/你们没有采取过的行动，叫异端/我孤身一人，只愿形影相随/叫我异类吧/今天我会走到这田地/并把你们遗弃的，重又拾起”。身处红尘之中，我们意气风发，我们行色匆匆，我们纸醉金迷，我们光宗耀祖，我们歌功颂德，我们仰承鼻息，可是，我们究竟遗弃了多少本真的心智？我们又抛却了多少内心的莲花？而东荡子却只愿意做一个心无旁骛的“异类”，“走得更远一些”，将我们不断遗弃的珍贵之物一一拾起。

做一个“异类”无疑是孤独的，因为无人能够理解他的目光。然而，诗人如果不能成为“异类”，又如何能够拥有穿越世俗的心智？如何悟透繁杂的人生？如何俯视浩渺的世界？很多年前，我在阅读泰戈尔和纪伯伦的诗歌时，曾有过这样深刻的体验：在他们的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世俗的生活景象，看不到现实的人如何在奔波，如何在为自己的爱恨情仇挥洒激情，然而，在那些轻逸、俊朗而又简约的文字背后，又处处笼罩着诗人对现实人性的救赎情怀，处处渗透了诗人对生命的深情体恤和抚慰，处处呈现出创作主体博大的宽容和慈悲。我想，这便是凡人与圣人之间的区别。圣人立足于凡人的世界，心智却凌驾于凡人之上，因此，其歌吟之声也便远离了人间的烟火之气。

我当然不是将东荡子与泰戈尔之类相提并论。但是，作为诗人，东荡子的“异类”禀赋确实有些令人敬佩。他的笔端，时常游动着“大地”的意象，却不见大地上人类的那些烟火气息；他的言辞里，不时地晃动着“树叶”、“芦苇”和“蚂蚁”，却从不见它们因自身的卑微而唉声叹气。生的疼痛和死的恐惧，都消失在经验的视野之外。也许有人会说，远离了烟火气息，并不意味着诗人就一定能够高迈，就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不一定就能成为真正的圣人。但是，当一个诗人不愿意将目光附着在世俗的欲望之中，当一个诗人不愿意将情感浸泡在凡尘的恩怨中，这样的诗人，至少已获得了超脱的境界。

超脱是诗人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境界。因为现实中的我们，已经越来越走向“异化”。利奥塔笔下的“非人”之境，已成为我们很难摆脱的真实命运。对此，李泽厚也曾经说道：“二十世纪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世纪，是科学技术最广泛、最深入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世纪。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质量，使人类往前跨进了一大步。但是，科学技术也使许多人变成它的奴隶。人变成电脑的附属品，人被机器所统治。这恐怕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与此同时，李泽厚还注意到，“人因为服从于机器，常常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紧张，单调而乏味，因此，一到工作之余就极端渴求作为生物种类的生理本能的满足，陷入动物性的情欲疯狂之中，机器人就变成动物人。这样人实际上成了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动物。”

人类一直孜孜以求地奋斗着，就是为了使自己变成这个星球“文明”的代表。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解决人的困境，解放人的身心，使人成为世界万物的主体。然而，面对技术至上主义的时代，面对信息已将人的能力进行疯狂延伸的时代，人类终于认识到，理想中的“文明”似乎渐行渐远，主体的膨胀带来的不是幸福，不是尊严，而是更为深刻的自我伤害和自我羞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归田园居”，渴望“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渴望轻掩柴扉，围炉夜话……可这一切，终究是一种现代性的幻象。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超脱现实的诱惑，没有能力重返家园。我们只能在异化的途中，不断地陷入更深入的异化之境。

也正因如此，我们当下的一些文学作品，无论小说还是诗歌，常常缺乏超越现实的动力，无力摆脱形而下的羁绊。有些极端的诗人，甚至祭出了“拒绝上半身”的大旗，反抗被文化夹裹的头脑。越来越多的诗，纠缠于喧嚣的现实，沉迷于欲望的临摹，却不见心灵的在场，难觅高迈的人格和伟岸的气质。也就是说，在人类不断走向异化的途中，很多人正在失去警惕的立场，失去反抗的热情，也失去了救赎的意愿。东荡子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比别人“走得更远一些”，做一个孤独的人，小心翼翼地将人们遗弃的东西，重新一一拾起。他甚至决绝地说道：“还有十天，稻谷就要收割/人们杀虫灭鼠，整修粮仓，而你一意孤行/忘返故里，不做谷粒，也不做忙碌的农人”。

做一个孤独的“异类”是艰难的，但又是高贵的。艰难，是因为人是一种群体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他必须接受各种群体文化的熏陶，必须承受既定历史的负重，也必须直面存在的荒谬与尴尬。而高贵，是因为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动物，在于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他有理性，有思考，有主体意识，有自我超越的意愿、目标和能力。自觉地做一个“异类”，做一个摆脱现实纠缠的人，时刻面对灵魂说话，时刻面对存在思考，让思想走在脚步的前面，让感性之躯跃动在理性的翅膀之上，这样的人，才能可能成为一个高贵的人。

东荡子无疑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深刻地体会到“异类”的艰辛，以及在孤独与盲从之间牵扯的困顿。所以，在他的诗中，常常会出现自我警醒的言辞，也凸现出一些自我内心撕扯的过程，如：“赶往秋天的路，你将无法前往/时间也不再成为你的兄弟，倘使你继续迟疑”，“那日子一天天溜走，经过我心头，好似疾病在蔓延”，“我何时才能甩开这爱情的包袱/我何时才能打破一场场美梦/我要在水中看清我自己/哪怕最丑陋，我也要彻底看清”。在这些诗句的背后，我们既可以读出诗人内心的缱绻，也可以看到诗人理性的光斑。他“迟疑”，是因为“此在”的肉身需要安顿，“此在”的情感需要抚慰，“此在”的岁月需要照看，而他又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彻底地“看清自己”，为“彼在”而活，并活出更高的尊严，更清洁的精神。

所以，诗人坚定地说道，“明天在前进，他依然陌生/摸着的那么遥远，遥远的却在召唤/仿佛晴空垂首，一片树叶离去/也会带走一个囚徒”。一片树叶的离去，不是死亡的开始，而是脱离羁绊后的重生，是自由和漫游的开端。晴空垂首，在远方的召唤声中，生命穿越了世俗，从此踏上了自由的征程。这种高贵和自信，是属于东荡子的，也是属于那些超脱者的。在《他却独来独往》，他曾如此写道：“没有人看见他和谁拥抱，把酒言欢/也不见他发号施令，给你盛大的承诺/待你辽阔，一片欢呼，把各路嘉宾迎接/他却独来独往，总在筵席散尽才大驾光临”。或许，东荡子就是这样的人，廉价的社交礼仪，庸俗的人情世故，对他来说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虚耗生命，所以，他“总在筵席散尽才大驾光临”。“筵席散尽”，人群流空，一片寂静，主人或许正沉浸在巨大的疲惫和虚空之中，他终于以脱俗者的身姿“大驾光临”，以自身的高贵和卓越，激起了主人的另一种心潮。

如果说东荡子是一个绝对的遁世者，我又觉得并不确切。因为他的诗并没有刻意回避尘世，没有刻意地敌视现实，只不过，他从来不受世俗的干扰，更不受世俗的诱惑。疯癫的欲望，喧闹的灵魂，幽暗的人性，失控的命运，都没有进入他的诗歌，却又分明站在那些言辞的背后，映照着这世间一朵孤独的莲花。他不仅清醒地看到，“人人都会削制芦笛，人人都会吹奏/人人的手指，都要留下几道刀伤”，而且他也明白，“毒蛇虽然厉害，不妨把它们看作座上的宾客/它们的毒腺，就藏在眼睛后下方的体内/有一根导管会把毒液输送到它们牙齿的基部/要让毒蛇成为你的朋友，就将它们的毒液取走”。取走毒液，抽离其中恶俗的成分，让目光撇开世俗的幻象，“异类”的人同样可以安顿“此在”的生命。人生如此繁杂，洗尽铅华，虽然说起来非常容易，但要实践起来，该是何等的艰难！所幸的是，东荡子就有如此的信念，也有如此的雄心。面对凡尘的功名利禄，“可他仍然冥顽，不在落水中进取/不聚敛岸边的财富/一生逗留，两袖清风”。

为生命的“彼在”而活，并努力活出人类应有的尊严，这是东荡子的人生理想，也是他的诗歌所迸发出来的独特光芒。我曾经迷恋过诗歌，也发表过一些幼稚的作品，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我都不太爱读诗歌，不是因为不喜欢诗，而是面对一些乱象丛生的诗歌心生厌倦。在我的心目中，诗不应向形而下注目，也不应向现实握手，它应该而且必须面对灵魂说话，关心精神的彼岸之境，关心人类业已荒废的园地。

现在，东荡子以他赤裸的情怀，直接展示了这种诗歌的质地。“多么圣洁/树根在肉体里伸展/穿过地皮，把血肉的思想指引到该去的地点”，这既是他的诗歌理想，也是他的人生信念。在他的诗歌中，常常会出现“你”和“我”或者“他”和“我”的对应，这种频繁的人称穿梭，在其他诗人的一些抒情短章里我们很少看到，但东荡子却情有独钟。它们不仅仅是为了张力的需要，还有诗人主体意识的自我对话，即一种“此在”和“彼在”之间的映照与叩问。譬如《小屋》、《相信你终会行将就木》、《高居于血液之上》等等，都是如此。读这些诗，你仿佛与一个智者在倾谈，谈他的困惑，谈他的渴望，展示他内心的荣光，抒发他魂牵梦萦的“阿斯加”，使你不用担心自己的孤寂和隐恐，因为“葡萄发酵的木架底下，还有一个安静的人/当你在书页中沉睡，他会替你睁开眼睛”。

我喜欢东荡子的诗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异类”的存在，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与世俗保持着绝对的距离，还有他的诗歌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的一种精神，一种神圣无上的荣光，一种试图覆盖所有人间黑暗的光明之灯。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一个没有乌托邦情怀的诗人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找到灵魂的栖居之地。面对不断被异化的人类，面对被文明不断修饰的生活，终极的“彼在”必须要坚定地植根于诗人的灵魂中，他才能向人们发出清晰而有意义的声音。不错，乌托邦就是乌托邦，它虽然不可实现，但并不表明人类就不需要它。东荡子自己也说：“我坚信从自己身上出发，从他人身上回来，我将获得真正的光明。”我想，这种“真正的光明”不是一种廉价的道德吁求，而是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和守护。它蕴含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就像泰戈尔或纪伯伦那样，无论面对怎样的世象，最终都聚焦在那种高迈的信念之中，没有人能够摧毁，也没有人能够剥夺。

也正是这种终极性的生命追求，给了东荡子不竭的激情，使他一次次面对庸俗的现实，总能看到自己内心的“王冠”，总能发现“大地将把一切呼唤回来/尘土和光荣都会回到自己的位置/你也将回来/就像树叶曾经在高处”。有了这种高迈的信念，即使面对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面对一群默默无闻的劳作者，他依然能够赋予它们以无限的荣耀，“把金子打成王冠戴在蚂蚁的头上/事情会怎么样，如果那只王冠/用红糖做成，蚂蚁会怎么样”。是的，当王冠被拥戴在这些沉默者的头顶，世界将会怎样？我们崇拜的目光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敬仰的价值又会出现怎样的迁徙？东荡子的诗，就是通过这些饶有意味的追问，在传达他对生命敬畏的同时，也展示了他的哲思，表达了他那真诚的吁求：“应该为它们加冕/为具有人类的真诚和勤劳为蚂蚁加冕/为蚂蚁有忙不完的事业和默默的骄傲/请大地为它们戴上精制的王冠”。

“请大地为它们戴上精制的王冠”，这是一种吁求，更是一种捍卫，它传达了东荡子对于生命价值的尊崇，也体现了他对那种“忙不完的事业”的敬重。在《英雄》中，他再一次表达了这种追问，当一切掌声和欢呼远去，当寂静扑面而来，“你为什么颤抖，我的英雄/你为何把喜悦深藏/什么东西打湿了你的泪水/又有什么高过了你的光荣”？是啊，当一个对手的失败成就了你的“英雄”美名，当一个巨大的灾难促成了一个英雄的诞生，在“英雄”的盛名之下，又有多少伤痛不能抚平，又有多少血泪不曾流干？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而英雄，四处收获掌声的英雄，又怎能不感到颤抖？在《伐木者》里，诗人同样追问道：“不知道伐木场/需要堆放什么/斧头为什么闪光/朽木为什么不朽”。在《暮年》里，诗人还是不停地追问：“我想我就要走了/大海为什么还不平息”……这些追问，与其是说东荡子对世界的质询，还不如说是他对生命的反诘。

东荡子的诗具有强烈的寓言色彩。他能够从容自如地调动一些简单的意象，用近乎透明的言辞，通过潜在的对话或者不停的反诘，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内心理想，展示自己的人生信念——为黑暗而来，将光明安置在大地深处，驱除每一片尘世间的阴郁。这种执著的信念，这种令人敬慕的乌托邦情怀，渗透在他的诗中，成为他那灵魂的见证。为此，他赞颂《夜晚不能带走的》野草，“它容易腐烂/容易再生/但永不消逝”；他坚信“你那无助而怜悯的心/有一天会闪耀”；他渴望《到中国去》，“哪怕是赤磊河畔的东荡洲/诺贝尔也会驻足，脱帽致敬”。

在东荡子的诗里，我们看不到诗人的傲慢，也看不到他的焦灼和愤怒，他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人，又好像一位洞穿一切的人，平静，舒坦，轻松，宽容，以自己特有的专注姿态，关注着事物的真相，打探着生存的秘密。他的诗，遍布了很多哲思，却很少露出哲人的腔调，而是以谦卑的方式，从自然中最常见的事物入手，抒写自己的冥想与体悟。

因此，我以为，东荡子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桀骜的人，而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从不放弃自己信念的人。他的诗，简约但不简单，质朴之中，浸润了感恩之情，也不乏宏阔的视野。他自己曾坦言道：“拥有正义感的诗歌，在任何时代和社会舆论方面总是容易被拥戴，是合情合理的事实，它符合人民生存现实中的基本感情和愿望，是诗歌精神的体现。诗歌是建设未来的工作，而未来永远是人们灵魂深处渴望的，它代表着自由、平等、健康、美好、真实、善良和进步。”的确，这些简单而美好的意愿，既体现了诗的本质，也传达了诗人对人生的建设性理想。面对这种理想，东荡子体现出异常罕见的坚定性，一如他在《旅途》中所写的那样：“大地啊/你允许一个生灵在这穷途末路的山崖小憩/可远方的阳光穷追不舍/眼前的天空远比远方的天空美丽/可我灼伤的翅膀仍想扑向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