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访谈录之二
主持人：
赵兴红 鲁迅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访谈对象：
铁 凝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柳建伟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八一电影制片长副厂长
蒋子龙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
艾克拜尔·米吉提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副会主任、《中国作家》主编
温亚军 《橄榄绿》文学杂志主编
一、鲁院之魅力
赵兴红：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文学人才队伍的建设，文学人才是文学的生产力，文学人才的成长有自身特殊的规律。铁凝主席，您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的代表，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请您结合中国作协和鲁院的工作情况，谈谈文学人才的培养、作家队伍的建设对于繁荣我国文学事业的作用和意义。
铁 凝：我一直认为，中国作协有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我们的一大批优秀的作家。鲁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文学教育机构，创建六十年来，历经风雨，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辉煌。而且她还扮演着其他任何教育机构所不能替代的角色。我想起几年前曾经看过一个记者对一位作家的采访。记得当时这个记者问作家，您一天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您一天是怎么度过的。作家说，我每天都在不停地写。记者就问，那您用什么时间想呢？我觉得问得好，问得有道理。我本人也是一个写作的人，我觉得一个作家依靠他独特的文学禀赋，他对生活的超于常人的敏锐，他的不懈的勤奋和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赢得了读者，并且在文坛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可以想象这样一路走来，对于任何一个作家，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哪怕是一个再成功的作家，如果处在每天都是不停地写，而没有时间去想的状态，可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任何一个作家，他都需要在不停地写的过程中，懂得停下来，自觉要求自己喘息和想。这里我说的“喘息”和“想”，有很大的内涵，就是需要加油，需要充电，需要补充，包括文学知识在内的和超出文学知识之外的多种营养。鲁院是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个人理解，鲁院就是作家在前行的路上，为让作家更好地前行而为作家加油的地方，为作家充电的地方，为作家补充他（她）一直在不断需要的、并且会永远需要的各种营养的地方。
赵兴红：目前想来鲁院学习的人很多，学员们来了，把自己的一生留给了鲁院。鲁院因为他们而骄傲，他们也因鲁院而自豪。鲁院已成为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殿堂，也成为联系、团结广大作家的一座桥梁，您认为鲁院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已经有名气、有成就的作家，她的吸引力何在？
铁 凝：鲁院可能并不能创造作家，但我觉得，鲁院她能够培养和教育作家。进鲁院的作家，肯定是有文学天赋的，因为严格地说，作家不可能是被哪个机构创造出来的。进鲁院的作家多数都有相对成熟的文学实践。但是“培养”，就看你怎么理解“培”和“养”。现在也有一种争论，说作家是教不出来的。我个人以为鲁院还不是一个纯粹要教你写作的地方，她还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鲁院对一个作家学员的意义，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多年来她已经形成了一套越来越系统的教学体系，还有她的科研、她的研讨和她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这种直接面对作家需要的综合魅力，极大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中青年作家。我想这些作家奔鲁院而来，是被鲁院的这种魅力所打动。同时鲁院也不断以自己的方式把文学更丰沛的魅力传达给作家。一些进入鲁院的作家，在这样的氛围里，是会更加清晰、理性地认识到文学世界的广阔，会比往常更加警惕，以防自己被榨干，被生活榨干，也防止心中已有的各种“库存”被榨干。一个人的学识、才华、经验，乃至各种营养，当他不断地付出后，总是需要补充的。这也就是鲁院一直受到中国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青睐的原因。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一直到新世纪，走进鲁院深造，而后成为中国文坛的名家、大家，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和生力军的作家，我可以举出一大串非常响亮的名字，的确可以用不胜枚举来形容。
赵兴红：从一九五○年到二○一○年，鲁院举办了多种类型的作家培训班、进修班、研究生班与高研班，总计六十余期，在当代文学的重要奖项中，鲁院的学员占有显著位置。学员们进入鲁院以后，与他们同班的、之前的、之后的校友们，以及他们与鲁院之间，凝结出了一种超越功利的、很纯洁、很宝贵的感情。
铁 凝：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以后，曾经很多次到鲁院参加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作家班、编辑班、评论家班，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班等的开学典礼和结业典礼，这两种典礼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开学典礼上，学员们对能够进入鲁院，能够有一段集中的时间系统地学习非常珍惜，对时间的珍惜，和对这种机会的珍惜，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文学的“如饥似渴”。结业典礼上，学员们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后，要离开鲁院了，对鲁院老师依依不舍的情感，以及作家学员之间在这几个月里形成的深厚情谊，那些率真、诚挚的表达，都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感谢，我们作为作家，感谢鲁院；鲁院也感谢作家对文学的创造。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因为有了文学，才有了我们的鲁院和我们鲁院一批批的学员，所以最终要感谢的还是文学。
赵兴红：说得真好，感谢文学！文学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鲁院承担着培养文学人才，凝聚文学力量的职责。我刚到鲁院来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同事问我喜欢文学吗？我说喜欢。他说，到鲁院来工作，不仅要喜欢文学，还要嫁给文学，把文学当成一生的伴侣。在鲁院工作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所营造的“文学情境场”。作家的创作要依赖人文大背景大环境，从中以更主动的姿态展示和寻找自己赖以发展的土壤，鲁院所营造的就是这样一个“文学情景场”。在这里，大家被文学锁定，为文学而来，为文学而作，文学永远是鲁院的主题，文学人才永远是鲁院的关键词。
铁 凝：鲁院向社会不断地输送着优秀的文学人才，向文坛不断输送着优秀的作家，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我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力量、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化的力量对一个民族的支撑也不可小视。文化不应该是一个强盛的民族和国家的陪衬，文化本身也是生产力。二十一世纪，国与国之间最激烈的竞争，最重要的竞争，不是军事、经济或其他的竞争，而是文化和人才的竞争。文学和人才这两个词，和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全心全意地发现文学人才、培养文学人才，为文学人才的脱颖而出营造大好氛围，实际上是中国作协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赵兴红：在六十年的历程中，鲁院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服务时代，您对庆贺六十华诞的鲁院有什么寄语？
铁 凝：鲁院对作家的意义是其他任何一所高校和教育机构无法替代的。她在为国家培养文学人才的事业中，做出了有益的、独特的贡献。对于今后的鲁院，我有一个祝福：聚精会神，培养人才，开拓自己，永不落后。我相信鲁院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二、风从八面来
赵兴红：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一直到新世纪，鲁院受到中国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的青睐，他们走进鲁院，孜孜不倦地耕耘着文学的沃土，而后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鲁院也因此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您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是茅盾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大奖的获得者，在您的文学历程中，曾先后两次就读于鲁院，请您谈谈您对鲁院的整体印象。
柳建伟：鲁院在我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文学殿堂，她对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鲁院的发展历史几乎与新中国是同步的，在这六十年当中，不能说全部的优秀作家都在这里深造过，但可以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应该都和鲁院有渊源。母校的六十华诞应该好好地庆祝一下，让所有曾经受益的人，对鲁院的历史做一个回顾。在鲁院六十华诞之际，我作为两次的学员，前后一共待了三年半，和别的学员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说一声，感谢母校，感谢母校带给我的一切！
赵兴红：鲁院有她独特的校园文化，在这个幽静的小院里，充满了浓郁的文学氛围，闪烁着各种思想的火花，还常常对文坛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鲁院的学员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和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文坛上有个说法，不在鲁院走一遭的作家，好像缺点什么，您认为鲁院给了你什么？
柳建伟：我最初知道鲁院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但我不知道上鲁院是需要资质的。那时候我以为她是一个大学，后来才知道只有在创作上有一定的成绩后，才有资格进入深造。此后，我就打消了上鲁院的念头。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八年后想改行，一九九一年来北京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那是一个大专班，到一九九三年七月共学习了两年。在学习期间，鲁院的老师也常来给我们上课，比如林斤澜。鲁院在一九八八年办了一期研究生班，那时候莫言、余华、迟子建都在这个班上，从此我对鲁院充满了向往。
赵兴红：一九八八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一月，鲁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举办了“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这是第一个有硕士学位的中国作家研究生班，由于这个班有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等在当时、日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因此在文学界的影响颇大。
柳建伟：我上鲁院的愿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的春天有了实现的可能，那时我得到了一个消息，鲁院和北师大决定，两个学院再一次联合举办一期作家研究生班，我就赶紧报名了。我很顺利地于一九九三年的十月，进入鲁院研究生班学习。研究班毕业后，我就回到了原部队，主要在成都军区原部队搞创作，那一个阶段的主要作品是《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北方城郭》。也就是说，我的主要作品，是在我读完鲁院的研究生班之后写出来的。这几部作品的构思和《北方城郭》最初的草稿创作，都是在鲁院完成的。所以，我一直对鲁院充满了感激之情。
赵兴红：进入新世纪，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中青年作家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在中央领导和中宣部的部署下，中国作家协会决定由鲁迅文学院举办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把加强作家队伍建设、培养和扶持中青年作家作为一项战略举措来抓。中宣部和中国作协投资对鲁院进行改建，并拨出专款解决学员的学习费用，给青年作家的学习、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请您谈谈第二次到鲁院高研班学习的情况。
柳建伟：毕业后，我可能比别的作家更幸运一些，二○○二年，中宣部和中国作协有一个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培训计划，我非常荣幸地成为了首届高研班成员，在鲁院又学习了四个半月。这次是我从一九九七年毕业五年之后，又一次重新回到鲁院，感觉学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一次读研究生班的时候，三个人一个房间，也没有装修，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的状态，二○○二年再来读书时，里面有空调，有电脑室。在这次学习期间，我开始了另外一次转型。最初我只写小说，一九九七年毕业后，我开始涉足影视剧的创作，自己改编自己的小说，我觉得很有必要，当时就想到北京来发展，可那边不让走。后来在我第二次来鲁院参加高研班学习的时候，现在我供职的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我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惊涛骇浪》。所以说，在鲁院的第二次学习对我的创作道路，对我的生活空间的改变，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兴红：鲁院的教育方式是开放性的，她多年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从创作观念的更新、创作视野的开阔，到培养学员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去把握整体文学现象，从理性的角度去思索个人的创作实践，在深层文化中剖析，在各种文学理念中碰撞，从而使学员的思维方式走向开放，创作手法、艺术技巧走向多元。从学员的角度来说，您认为鲁院的教学方式有什么特点？
柳建伟：我刚才说了，中国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的优秀作家都和鲁院有关,我认为这和鲁院独特的教学方法与其独特的育人手段有关。鲁院的开课，总体上都是有设计的，但是它和一般的高等院校里面的中文系完全不一样。高等院校的学生是从高中到大学，从学校到学校，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培养。而鲁院呢，拿我自己来说，我是经过非常艰辛的努力，经过好多年的奋斗，才取得了进入鲁院受教育的资格。应该说鲁院的教育是重提高、重实践，她的授课特点是精英式的教育。
精英式的教育在选学员的时候是有门槛的。选来讲课的老师，我感觉到也有无形的门槛，即，适合鲁院学员的老师才被请来。鲁院本身不养自己成系统的教师队伍，她主要是组织、策划全国范围内对培养作家最有帮助的一些作家、教授、评论家、编辑等来学院授课。这种特点使学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最精英的老师的授业解惑，在短时间内受到一种密集的信息轰炸。我认为这样一种使学员迎接八面来风、接受各个门类的精英人物最能体现他们研究成果的授课模式，对于改变学员的创作观念，修正他们不良的创作习惯，提高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讲，我当时的学习总结就是迎接八面来风，汲取各方精华，这种教学我觉得是值得研究并且是需要坚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研究一辈子某一个方面的学问，他最精华的地方，可能三两天也就讲完了，如果要拉长成一个学期来讲，也是可以的，但那是稀释式的。我刚才说，鲁院是一个最高的文学的殿堂，请名家、名流来讲课，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老师都是来讲一到三次课，把一个人最精华的部分，或者能够体现他学术水平的最主要的东西，在这几次课中集中式地告诉你，我认为这种方法很好。你自己能不能吸收消化，就看自己有没有强健的胃，如果有强健的胃，我相信这种办法是可以的，今后还可以造就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家。
赵兴红：鲁院在历史上有过几次转型，划分为几个阶段，举办高研班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转型。从二○○二年九月九日首届鲁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班起，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十四届，共有七百一十九名中青年作家、评论家、编辑、翻译家到这里来学习。高研班的类型也比较多，有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青年评论家高级研讨班、文学报刊的总编、编辑高级研讨班、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翻译家高级研讨班等等，大家到这里来，在思想的认识水平上、自己的艺术创作水准上都有很大提高。
柳建伟：我觉得是这样的，对鲁院的历史我知道大概的几个阶段。比如中央文学研究所阶段，当时主要解决的是提升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文化程度问题。八十年代则主要是凝聚人心的阶段，那时的几个班，学员都是已经有一篇或者几篇作品风行、人尽知的作家。我第一次来鲁院时，我觉得她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正处于文凭热的阶段，作家有本科学历，还觉得不太满意，还希望有硕士、博士学历。在这个需求下，鲁院举办了两届研究生研修班。
我认为，从二○○二年开始，鲁院的教学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一是它的视野更加开阔。从我们那一届开始，生源上发生了变化，逐渐向精英化、专业化转变。比如首届，每个省至多只有一两个名额，这是精英化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专业化，办过编辑班、少数民族作家班、网络作家班等等。我觉得这一次的变化，放在六十年的范围来看，最主要是顺应了我们国家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稳步、快速地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和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发生关系，我认为鲁院在过去的十年，一直在做这样一个工作，她的教学思想更加明确，她的做法更加专业，取得的成效也更加明显。
赵兴红：您的作品一贯气势恢弘，开阔厚重，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全景式的波澜壮阔。和您的对话，也让我感觉到把鲁院的历史又重新梳理了一遍，如果说鲁院的足迹凝结了整个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您的成长足迹也记录了鲁院前行的脚步，感谢您给我们讲述这一切。
三、铭入我生命的记忆
赵兴红：鲁院是隶属于中国作协的一所文学人才培训机构，以大力扶持、培养中青年作家和其他文学工作者为己任,被业内誉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鲁院的前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一九五○年十二月创建，一九五四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一九八四年定名为鲁院。在六十年的如歌岁月中，她历经风雨辉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印。您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老一代作家的代表，也曾经是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请问，您怎样评价鲁院在文学界的地位？
蒋子龙：鲁院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或者称她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一个景观。比如我们讲“文坛”，中国作协这一块实际上是无形的，因为作家处于各自写作的状态，反而鲁院是有形的，她是一个有学府，有院长，有老师，有学员的机构。特别是近几年来，她是年轻的、风华正茂的、有才华的作家们一拨一拨来训练的地方。鲁院的发展过程非常有意思，我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它正好验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鲁院凝结了中国文学的整个当代史。
赵兴红：如您所说，鲁院的发展历史与新中国六十年的文学史是密切呼应的，很多作家在这里重新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寻找自己的新的写作方向。鲁院是他们的一个港湾，一个起点，甚至一个转折点。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恢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您是恢复以后的第一期（总第五期）学员，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教学情景？
蒋子龙：一九八○年，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叫文学讲习所，我来这读书，环境很简陋，在朝阳区的一个党校里面，但授课的老师档次很高 ，听了很多好课，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益无穷。另外她有一个很好的辅导制度，即请一个老作家带徒弟。比如我和陈国凯，他是广东省的作家，我们俩是秦兆阳老师的徒弟。秦兆阳老先生当时是《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社社长、《当代》主编，当年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刘冰雁、邓友梅这些作家都是他做编辑时推荐的。秦兆阳老先生主持《人民文学》的时候，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作家。他是使我受益终身的老先生。我跟陈国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时，老先生给我们看稿子。他那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还要写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拿去，他当场就看了，我坐在旁边书房里看他的书。我当然送的是短篇，不好意思送中篇，看完后他给我提意见，这一段、那一段怎么颠倒，人物怎么样处理，我听后真的是受益匪浅。后来他做《当代》的主编时，我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就是在《当代》发的，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老先生给我写了七页的长信，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构想、风景、结尾怎么处理，提出了他的建议及修改意见。我非常感激，到现在谈起秦兆阳先生，我都是充满了感情。这就是鲁院给我们配备的优秀的导师。
赵兴红：来鲁院学习的学员，是一批特殊的学员，是有名气、有成就的作家，也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作为学员被地方推荐上来。我们现在看你们那期（总第五期）创作班的成员，几乎都是文坛上很耀眼的人物，我把名单罗列下来：王士美、王安忆、王成启、王宗汉、王梓夫、王萌鲜、戈悟觉、孔捷生、叶辛、古华、叶文玲、申跃中、艾克拜尔·米吉提、刘亚洲、刘国春、刘富道、竹林、乔典运、关庚寅、李占恒、杨干华、陈国凯、陈世旭、张林、张抗抗、莫伸、高尔品、贾大山、郭玉道、蒋子龙、瞿小伟、韩石山、刘树华。他们当时就有十三人分别荣获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蒋子龙：从我们那一代上鲁院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到后来一批一批的文学新秀，现在鲁院规模化了，制度化了，把当今文坛有才华的人都吸引到这儿来提高、集训。这个过程记录了这一段历史，正好是中国当代文学前进的脚步。进入鲁院，和编辑认识，和同学认识，开阔了视野，也结识了很多朋友，比如陈国凯，后来更成为终身互通有无的好友。在信息的交流上，鲁院很重要。观察也很重要，比如，我来开课，最大的功劳，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让鲁院的学员对我进行观察，观察蒋子龙的手势，蒋子龙的眼神，蒋子龙的形态，蒋子龙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激愤等。
现在作协机关联络作家动态信息的那一块是松散的，因为他们不具体管作家。而鲁院是培养作家的，她正好弥补了作协缺少的部分，所以，鲁院现在办得风生水起。每年鲁院招生的时候，很多作家都想来，但名额有限，所以让我很为难。我也曾给张健院长写过信，要求再增加名额。可见，鲁院在青年作家心目中的影响、声望是很高的。
赵兴红：蒋老师把鲁院的魅力刻画得尤为生动。其实张健院长比您还为难，现在来鲁院的学员都开玩笑说想留级，不想毕业，想留到下一级继续进修，这就不仅仅是增加名额的问题了。进入新时期，鲁院已经迁到新址，庆贺六十华诞的鲁院，正以一种新的面貌迈上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您对这种环境的改变有什么感想？
蒋子龙：我对当年的环境印象很深，很潮湿很偏僻的小平房，那个地方原是一个区里的党校，党校还不是正儿八经的党校，是地方办的，大概是临时安置在左家庄一个生产队的，后来党校迁到正规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便空了出来。一开始一间房安排了八个人，那是没办法写作的，所以就改成了四个人。每人床头一张小课桌。上课是在一个大棚里，长条小桌，长条板凳，没有靠背，像过去公社食堂或者工厂食堂。吃饭时自己拿碗买，饭菜很便宜，一两毛钱就可以吃得不错。讲课也在那个小平房里，秦兆阳等很多大家都去那儿，听课也在那儿。讨论时划分小组，几个人一组，亲密接触，收获很大。
赵兴红：文如其人，近距离看您，能感觉到您既有雄放刚健的一面，也有幽默慈祥的一面。如果说鲁院是为学员提供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平台，那么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目光四射，洞察时代，洞察生活，找准自我，在学习、思考和实践中完善自己的创作。在工业改革题材的小说中，《开拓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除了“车篷宽”这类改革者的形象，您还塑造了乔光朴、高盛五、牛宏、宫开宇等一系列“开拓者家族”。可以想象，您的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的问题，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难怪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您在鲁院是怎么写成《开拓者》的，或者说鲁院的环境对于促成《开拓者》的意义在哪里？
蒋子龙：除了七万多字的中篇《开拓者》，我还写了一个短篇。短篇是给秦兆阳老师的作业，中篇是在《十月》杂志发表的。这两篇小说都是在鲁院现场写的，而且就是在一张课桌、一个灯泡的条件下，坐着床铺沿儿写出来的。那时，没有任何其他娱乐活动，星期天偶尔去市里看看电影，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社会实践活动却很丰富，到各地去参观。毕业的时候，大家到北戴河去了几天，洗了几天海澡。当时那种环境，那种心态，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是为文学而来，感觉到很充实。
我现在到鲁院来，感觉很亲切。但他们请我讲课，我一般是坚决拒绝的，我不愿讲课，因为我怕传导有误，口头说的总不如写的。作家的思维在手指头上，不是在舌头上。真正的代表作家思维的是自己的文章，自己的小说。有一次和鲁院的白描院长去云南出差，人在旅游状态，一般就会心软，他便趁机邀请我来讲课。后来白描院长还专门带着学员去天津，在饭桌上又提出让我来讲课，我就答应了。但我觉得我是鲁院出来的，学生怎么可以回到鲁院讲课啊。白描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鲁院毕业的学员也可以熬成老师啊。我在鲁院讲课是撒得开的，有什么说什么。如果鲁院学员承认，我也是他们的大师兄，我对鲁院很敬重，对鲁院很欣赏。
四、知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
赵兴红：每次见到艾老师，您儒雅的笑容后面总是透露着笃定、从容与自若，从您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您似乎对文学有一种驾驭中的优越感。您认为一个作家在有了一定的作品呈现之后，应该如何在创作上进一步增强和提升自己的文学自信心呢？请您结合这个问题谈谈您曾经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感受。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央文学讲习所给我的感受很深。当时读过很多人的作品，过去只闻其人的人，到了中央文学讲习所都见到了。听他们讲课，明白了他们的思路，对我的震撼很大，有一种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并不是崇拜、景仰，而是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文学自信心。
一九八○年三月我接到通知，让我到北京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获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乌鲁木齐我先到《新疆文艺》看望了编辑部的各位老师。在编辑部，我才听说我已被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录取。确切地说，我当时的感觉是一片茫然。我不知道“文学讲习所”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它的历史。“文革”爆发时，我还没有小学毕业。而“文学讲习所”早在反右中寿终正寝，关于此我毫无所知。十年“文革”期间更不可能有谁会告诉我曾经有过“文学讲习所”（并办过四期）。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文革”极左错误得到纠正，文艺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于是，“文学讲习所”得以恢复。我说，我不知道我被录取，还没有向单位请假呢（那时，我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工作）。他们说，你是新疆唯一一个被录取的人，机会难得，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是我们新疆文艺界的光荣，我们会请有关部门向你单位打招呼的，你放心去吧，要珍惜这个机会。就这样，我满怀喜悦与憧憬、茫然与忐忑，飞往北京，更不知道我的文坛之路日后将在北京铺就。获奖的时候，巴金先生也在颁奖台上，获奖证书上是茅盾的印章，还见到了丁玲等文坛的大家。在颁奖会结束后，我被接到“文学讲习所”，学习时间是四个月。
我来到这里，个人最大的收获是感受到了大家的智慧和风采，也由此进一步提升了驾驭文学的自信心。当时我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初涉文坛，创作上刚刚起步，拥有对文学的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下子三十多年就过来了。后来又做了职业编辑，到现在兼国家门户文学旬刊《中国作家》主编，回想起来，这一切都和我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学习密切关联。
学习期间，我们深入生活，到沈阳军区走了一大圈，从沈阳到丹东沿鸭绿江采风；从萝北名山逆水而上，在黑龙江上走了四天四夜才到黑河，与沿途边防连队的战士们和山村百姓接触。这样深入生活采风，对祖国领土的博大，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地理、地望，不同的民情民风等有了更为切实的认识，这一切对从事文学创作都是一种积累。同时，在文学讲习所与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在一起交流，思想不断碰撞出火花，而这种碰撞和火花，使你的思路更加开阔，使你的艺术感大幅提升，对作品题旨的把握更加准确、完美。
赵兴红：以前是作家是学员，现在是主编是老师，有经验与体验在先，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您希望能给现在的作家学员带来什么？或者说作家与大家，作家与老师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师生关系？
艾克拜尔·米吉提：现在的学员求教很迫切，他们当中有的是成名作家，有的正在成名。这些学员——其实都是文坛文友，恨不得经常交流，但有时做不到，虽然与学员交流我从来不觉得是负担。我在讲习所学习的时候，也遇见很多著名作家，有的是在文坛地位显赫的前辈。其中与王蒙老师成了师生关系。王蒙老师对我是毫无保留的，谈自己的人生感受、对社会的感受，不一定就谈某一本书、某一个作品，师生之间的话题更加开阔、更加广泛。我现在和学员沟通时也不忘把自己的这种感知经验告诉他们。文学讲习所其实是一个平台，同学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学习是多种多样的。我对我所辅导的学员，既看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同时也以朋友的方式，谈对生活对社会的认识，这样相信他们的收获是多重的。因为作家学员有别于一般的高校学生。作家的滋养，需要包罗万象。我也告诉他们，不一定非要到讲习所来写作。很多书在地方上找不到，到了北京这些书都可以找到，我建议他们，过去没有机会读过的书，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读，不一定急着性子写。我认为他们还是听进去了。作为作家，在这里度过一生中的四个月是非常珍贵的，他们也会很珍惜这段时光。
赵兴红：教育学发展的趋势是从知识教学到行为教学的延展，教师除了教给学生系统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高质量的教学首先是一种方法论。我在大学里，最喜欢听的是每周一次的公共讲座，到了硕士、博士阶段的课程，也大多是讲座式教学了。您认为鲁院的这种“讲座——讨论式”的授课方式，对于作家学员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艾克拜尔·米吉提：鲁院最大的特色，它不是基础性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高端的、启迪式的、开放式的教学体系，它的价值也在于此。国民教育基本按大纲走，现在的作家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甚或是硕士生、博士生等，知识分子已成为普通劳动者。在这种背景下，把一些有实力的、有发展前景的中青年作家请过来，进一步培训深造。鲁院的课程设置是全方位的，可能会把政府要员请来，把一些有资历的作家、资深编辑家、评论家请来，甚至请来经济学家、外交家等，使学员的视野更加开阔。反过来，他们在洞察社会、认识生活时，眼光会更加准确，认识会更加到位。何况，几十个作家，在一起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之间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学习，是一种质的沟通。这一切对提升他们创作的自信心、对社会认识的洞察力、对把握生活的准确性、对艺术感知的敏感性十分有益，最终必将会写出好作品来。
我也兼了几个大学的客座教授。我的授课方式和学院派不完全一样。大学讲课是今天第一章，明天第二章，讲究系统性，讲完还要考试判分。我是讲座性的，不讲基础知识，而是给他们一种感悟、一种启发，一种思路。知识是人类的共有财富，知识只有共享，才会对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五、文学观的调焦
赵兴红：作家与作品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相信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作家呕心沥血、全神贯注之作，作品中熔铸着作家的文学观，伟大的作品背后有伟大的文学观。既然鲁院被尊为“文学的殿堂”，那么她对于一个作家，尤其是在创作上有了一定数量和质量呈现的作家的文学观的改变有多少？
温亚军：鲁院是我的文学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我对文学的认识比较表面、比较浅薄，中国八十年代的小说在全国掀起巨澜，一篇小说可以使一个作家一夜成名，我对当时著名作品的看法和认识，在鲁院通过交流，尤其在和读了很多书的同学交流后，让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在文学面前，像是一个对文学根本不认识的人一样。对我冲撞最厉害的是，之前我的阅读范围基本停留在国内八十年代的作品，通过同学的推荐，我阅读了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读他的自传和小说。他在斯大林的集中营关了八年后，写了一篇能够感动诺贝尔奖评委的作品。一下子让我改变了文学观，为什么呢，他受了这么多磨难，在他的小说里却没有一句诉苦的话，不像我们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有诉苦的意识在里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进程中苦难更多一些，包括当下对农村、农民的苦难描述也非常多。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一个作家，没有把他的个人情绪放在作品里，使我当时非常震惊。我一直在写苦难，写新疆周边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环境里面的人如何生存，如何挣扎。从一九九九年我来鲁院以后，我的心态一下子正常了，我对文学才有所理解了。文学是写人的命运，而不是大肆渲染苦难。苦难是一种经历，它不能作为文学表达的艺术范畴。当然苦难也是应该表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表达一些激励人类进取的，让人看了有希望的，能够打动人，能产生共鸣的东西。
在鲁院学习的一年里，基本上改变了我的文学观。来鲁院之前和离开鲁院之后，我的小说的区别非常明显。来鲁院之前，我在写故事；离开鲁院之后，我在写人物的命运，在塑造人物，才回到了小说本体。这个很重要，小说这个东西，如果仅仅停留在故事层面，我们是在看故事会，而小说包含的内涵，塑造人物的命运和人物对人生的态度，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
赵兴红：物理空间再狭小，如果心灵的或者精神的空间很大，就会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我用这句话来比喻“文学的空气”。在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我们把文学当作一项安身立命的工作来对待，培养文学，讨论文学，研究文学，发展文学，让学员一进鲁院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学空气，和外面判若两重天，您有这种感觉吗？
温亚军：在中国，鲁院被称为“文学的殿堂”，是一个大家梦寐以求的地方。尤其我从边远的新疆过来，一说到这个地方，首先有一件让我很震撼的事情，就是张师傅和他的打油诗。他每天打扫楼道和卫生间的卫生，但他首先是个诗人。他在卫生间里写的打油诗，我们中的好多人都写不出来的。对于楼道里的卫生，每个人的素质可能不一样，他把对卫生的要求都写成打油诗，挂在那里。当时我们问王彬老师，这是谁写的，他说就是张师傅写的，我们都很吃惊。在这个氛围里，一个清洁工都能写打油诗。一进这个院子，就感觉到到处都飘荡着文学细胞。当年我才三十出头，这种文学氛围不能不影响我。我们写长篇的时候，都是在大教室里整夜整夜地写，那种氛围下，你想不写都不行。别人都在写东西，都在发表，今天这个杂志来了，明天那个杂志来了，我们当时年轻，争强好胜，不可能把这么好的时光玩过去。当时我在北京待了一年，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几个图书大厦。
小说必须是百科全书式的，生活的各种内容都得包括在里面。鲁院对一个作家的作用是让你的知识层面完全打开。我当时上影视班时，老师不仅讲编剧，还讲外国的经典影片，包括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背景，原来我们不了解，单纯写小说，一门心思看小说，对社科方面基本不接触。鲁院在这方面给我们讲了很多，包括京剧，我记得当年是温瑞安给我们讲的课，讲完以后我们再去长安大剧院看他演出，像我们这样没有受过艺术教育的学员当时觉得很震撼。我原来不太喜欢历史，来鲁院后，变得特别喜欢历史方面的东西了。我在鲁院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处女作，三四十万字，写的就是历史，新疆的历史，晚清收复新疆的那一段历史，影响还不错，都出了两版了。没有鲁院那一段时间对我的灌输，我可能现在都不喜欢历史。可是，一个作家，尤其是小说家不喜欢历史，我觉得是很大的遗憾。
赵兴红：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很多学员进入或离开鲁院之后会以她为题材写了一些文章，段崇轩的《鲁院的回忆》、黄莱笙的《鲁院的那些诗事》、冉隆中的《鲁院听课记》、傅爱毛的《我生命中的四个半月》、李骏虎的《鲁院学习日记》等，您怎么看这段经历？
温亚军：写作出于个人喜欢。我当年入伍后，觉得生活非常单调，有时间就看书，看着看着，觉得自己身边的有些东西也可以写，就开始琢磨自己写。我在创作上一开始没有系统学习过，是在朦朦胧胧地创作，没有入门，虽说来鲁院之前，发表了七八十万字的东西，但是我对文学，就像摄像机刚开始没调好焦距一样，不太清晰，到鲁院来学习后，则系统地对文学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部队，在职的干部要脱产学习一年半载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我一直在努力，最后得益于新疆作家协会推荐，鲁院正式录取了我。作协找我们领导，政治部领导对此非常重视，马上向上面请示，部队领导都支持我，同意我出来培训，希望更有点出息吧。我一九九九年到鲁院，当时的环境还不像现在，三个人一间屋子，院落环境、包括周边环境也比较差，但是鲁院的文学氛围特别好，我一下子就从孤军奋战、点灯熬油、没有碰撞、没有交流、一个人写东西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我的创作影响最大的，不仅是教学方面的，交流也占了很大比例，当时是一百三十个学员，人比较多，在宿舍、院子，尤其在大教室，每天晚上都交流得很晚。交流使我对文学认识的加深，文学观念的转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鲁院的日子对我一生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一年，非常放松的一年，因为部队的生活是很紧张的。这一年接触的有些同学在写作上对我帮助很大，十年了，一直是好朋友，一直在交往，关系非常好。很多人在写鲁院的幸福生活，我觉得有的似乎有些偏差，重点应该放在鲁院对文学创作上的影响，我曾经写过一篇《鲁院是我文学的分水岭》，写在鲁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我的表达角度与别人的可能不一样，我个人更具体一些，这可能也是我创作上的一些局限。
（实习编辑：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