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所见

去年最热的一本书是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其中，布罗茨基让人喜欢是各方面的。他认为“美学即伦理学之母；“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与“恶”的范畴”；“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布罗茨基一度是穿喇叭裤、留长发、听爵士乐的时髦青年，他还曾是苏珊·桑塔格的“心灵的仲裁”（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在《心为身役》的前言中不无珍惜地写）；他没有把流亡的身份作为文学创作的噱头；他最推崇茨维塔耶娃，而茨维塔耶娃最让他激赏的却是“加尔文式的”宗教情结——“加尔文宗总体上说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良心和意识的十分严厉的清算……简单地说，加尔文宗信徒就是一个经常对自己进行某种最后审判的人，好像是在上帝缺席的时候（或者是等不及上帝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再也没有另外一个这样的诗人了。”（《布罗茨基谈话录》）

《悲伤与理智》一书里让我感兴趣、从诗文中见到新景象的，是布罗茨基讲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诗文《家葬》的同名文章，从一场悲剧里，引导我们读出空间。对话、上楼、下楼、对话、哭泣，楼梯呈现为圆形舞台，对话塑造出空间，一点一点让过去的故事隐现。就像布罗茨基所说，“一个封闭的空间，无论是一座房子、一间工作室还是一张纸，都会极大地强化这种雕像效应”；“整个场景就像是房子里的沉默，而诗句本身则像是楼梯”。布罗茨基把至高敬意与赞赏题献给弗罗斯特，“悲伤与理智，两者尽管互为毒药，但却是语言最有效的燃料，或者你们同意的话，它们永远是永不褪色的诗歌墨水。”

再从布罗茨基的敬意追寻至弗罗斯特，从他的颇具叙事性诗里见到他的农场、植物、妻子、友人，见到他的时间和空间，独自一人又不是独自一人，诗里构建出一个囊括万物的农场，还囊括生命本身的四季。最触动的我几首摘记如下：《丛生的花朵》，“我”在割草时，看到清晨草被割过的痕迹，又随一只蝴蝶，发现清晨的割草人留在小溪岸边的一丛蝴蝶草。诗人写：“不管怎样，蝴蝶和我忽然想到了/黎明传来的一条消息，/这消息使我听到苏醒的鸟儿啼鸣，还有他的长镰刀对着地面沙沙低语，/感到一个对我有亲缘性的精神。所以此后我不再是一个人干活儿，/而是高兴地与他一起，像在他帮助下工作，/中午累了，就和他一起寻找阴凉；/梦见和那个人进行兄弟般的谈话，而他的思想我从不曾期望企及。/“人们一起工作，”我从心里对他说，“不管他们是在一起工作还是分开。”（《林间空地》杨铁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进入自我》“我的心愿之一旨在那片密林，/老迈，坚定，风儿难以吹进；/其实那幽暗深沉并不是伪装，/它要延伸，直到地老天荒。∥我不能总是受束缚，总有一天，侩悄悄地溜出，进入那苍茫天地；/不断地发现林中空地……（《弗罗斯特诗歌精译》王宏印译）”

《现在关好窗》“现在关好窗，使整个田野沉静。/若树必须摇动，让它们默默摇动，/现在没有鸟叫，如果有，/权当是我的损失。∥还要很久湿地才能恢复，/还要很久最早的鸟儿才会出现：/所以关好窗，不要听风，/但请看万物在风中摇动。（《林间空地》杨铁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一篇访谈里，布罗茨基认为“弗罗斯特看到一座位于小山的房子，对于他这不但是房子，还是一种对空间的占有。”而且，对被抛弃的房子形象的喜爱，在奥登看来，“弗罗斯特的废墟成了勇敢的隐喻”，见于弗罗斯特的诗《劈柴垛》“身前身后能见到的/都是一排排整齐的又细又高的树，/景色都那么相似，以致我记不住他叫不出一个地点，没法断定我在此处或彼处……”，从中可见弗罗斯特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弗罗斯特感到自己自己存在的孤立……除依靠自己之外，不能依靠他人。”（《布罗茨基谈话录》P87-89）诗人的自足——精神和农场的劳作给与彻头彻尾的自足，让这诗中的空间永远如此完满充足。

这大概是这些诗人的共性，他们的个性中对空间的占据，对空间的辨认，这意味着生存在这世界的方式吧。隔行如隔山，我们做物质的建筑设计，每每被现实牵绊，总歆羡诗人的自由与自足、文字的锤炼与出神入化。诗中所见，补偿我们的梦想之余，也但愿能补偿我们塑造的空间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