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肖澜：“只有平视，才能看清人的眼睛”

张丽军 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特邀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山东省社科基金课题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在《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多项省部级奖励。

滕肖澜 一九七六年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专业作家。迄今已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江南》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五十余万字，并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报刊转载。多次入选年度小说排行榜，并入选多种年本。著有小说集《十朵玫瑰》、《这无法无天的爱》、《大城小恋》，长篇小说《城里的月光》、《海上明珠》。作品曾获“锦绣文学大奖”、《上海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奖项。

张丽军：您的童年是否经历了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生活？这些经历给您以后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滕肖澜：我是知青子女，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后来去江西支内。我在上海外婆家长大，十岁时去了江西，十六岁时又回了上海。这段经历谈不上多么与众不同，知青子女的数量还是很多的。但在写作上，这段经历或许会让我在情感上比较敏感些。我现在依然记得，从上海到江西时，我舍不得我的外婆、舅舅，而从江西到上海，我又舍不得我的爸妈。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场景。至今看到火车站，还是会觉得鼻尖酸酸的。

张丽军：张爱玲笔下刻画了很多生活在老上海弄堂里的人物形象，她们身上沾染着弄堂人独有的性格气息，您在弄堂的几年生活，在弄堂里的所见所感是否也给了您创作的灵感？

滕肖澜：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因为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会写到。

张丽军：您是在机场工作的地勤人员，这种工作经历是否也影响了您的创作？您二○○一年开始写作，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有从事写作的想法？

滕肖澜：我在机场工作了十几年。应该说，一开始从事写作，是因为做两天休两天的班头，让我有大块的时间可以写东西。如果是常日班，朝九晚五，两点一线，恐怕我就很难坚持了。毕竟机场的工作是偏理工科的，氛围不对。我现在正在写一部关于机场的长篇，十几年的工作经历是很宝贵的，别的作家很难有这种经历。我不想浪费。

张丽军：在写作的道路上，您先后参加了青年创作培训班。作家研究生班，您认为这些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您认为您是否已经探索到了一条专业创作的道路？请您也谈谈您的大学生活及其对您创作的影响。

滕肖澜：我至今仍深深感激引我加入青创班、作家班的老师们。对我来说，除了写作技巧上的帮助，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激励与指导。写作无疑是艰苦的，需要定期有人给你增加些养分，一群写东西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你的困惑有人为你解决，而你也在不经意间给予别人信心与帮助。这是很开心的事。

我决不敢说我已经探索到了一条专业创作的道路。我只是因为喜欢写，所以一直写，仅此而已。

我并没有上过大学。这是我的遗憾。初三毕业时，我的中考成绩是全年级第一，高出重点线五十余分。但我还是填了民航上海中专。我父母想让我回上海，因为民航中专毕业后能分在上海（后来才知道并非如此）。我决不抱怨我的父母，让子女回上海，是那个时期所有上海知青的梦想。旁人根本无法体会。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命中注定，如果不是在机场上班，也许我也不会有时间写作，也不会走上专业作家这条路。

张丽军：您曾说过：“写作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想‘写’，所以就‘写’了。写什么，怎么写，都是自然而来的。”这句话让人非常钦佩，很多写作的人为迎合时代而写出一些媚俗的作品，而您这种由自然生发出来的文字一定是能触及人的心灵的，您能具体谈一下您是怎么理解“自然写作”的吗？

滕肖澜：我是一个不会想太多的人。至今我仍认为写作是件很私人的事情，甚至是打发时间的消遣。写小说，纯粹是“为心而作”。

张丽军：您小的时候喜欢看金庸和古龙的作品，您认为从他们的身上和他们的作品里学到了什么？这些小说是否也为您的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东西？

滕肖澜：我有一阵子非常喜欢金庸的小说。金庸小说其实是比较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时间人物地点事件，交代得清清楚楚。我喜欢这种写法。所以我的小说结构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内容再曲折离奇，结构形式依然是老老实实。意识流的那些我不拿手。

张丽军：您提过当年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让您读后激动不已，除了余华的作品，您还喜欢哪些现代、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他们是否为您创作提供了灵感或精神启示？

滕肖澜：很多啊。当代作家有莫言、王安忆、王蒙、严歌苓、方方、迟子建、叶广芩，等等，太多了。我记得二十来岁的时候看王安忆老师的小长篇《妹头》，女主角的形象我完全可以想象，这种人其实生活中也常常能碰到，原来写到小说里会是那个样子，那样的写法，细节描写、对话，太妙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想学写小说的冲动。而且实话实说，我的处女作《梦里的老鼠》，有些地方是想模仿王安忆老师的文笔。当然是东施效颦，博一笑罢了。

张丽军：您说只要有生活，就有故事。您有一双善于发现生活的眼睛，您的小说也是无处不散发着生活的优雅气息，您应该也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吧。请您谈谈您现在的生活，以及您对生活之流的观察与感受。

滕肖澜：我谈不上是个很会生活的人。事实上，我的生活非常平淡。尤其是刚生下儿子的这一年，完全是围着儿子打转，除了挤些时间写作，一切文娱活动基本绝缘。

张丽军：您的《星空下跳舞的女人》不像您大多数作品中写的爱情，是根据您捕捉到的一个生活细节刻画了一个会生活的老太。其实生活更像是在悬崖上跳舞，有着飞翔的激越，又时刻掌握着现实与理想的平衡。写作不一定等同于生活，您是怎么处理您写作与生活的平衡的？怎样处理人物形象的“常”与“变”、普遍人性和独特个性？

滕肖澜：写作肯定不会等同于生活。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真实生活只有当下一种，而笔下的世界是无穷大的。总体来说，我笔下的人物还是比较随大流的，是生活中为数比较多的那种人。写城市生活不能剑走偏锋，而应该从最普通最平凡的人入手，挖掘他们的所思所想。其实，这样平凡的人，身上并非是没有光芒的。亚光比夺目的光有时更让人心动。生活的每一次鞭笞都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迹。他们是纤弱的，也是顽强的。所以，这些印迹既是细致入微，也是深邃厚重的。就看写的角度了。

张丽军：《十朵玫瑰》、《大城小恋》的小说集子里，您用非常细腻智慧的文笔向我们展现了上海人，更展现了上海人的生活，一般人眼中的上海是繁华的、国际化的、遥不可及的，您认为一个真实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

滕肖澜：这个问题很好。一般人（这里指非上海人）眼中的上海，与上海人眼中的上海，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眼里的上海，往往是非常标签化的，外滩、石库门、作天作地的女人、怕老婆的男人，等等。而上海人并不这么看待上海。事实上，那些标签化的东西在如今的上海正渐渐淡去，从硬件上看，上海与其他一线城市并无很大不同。正如我在一篇创作谈里所写：“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上海是烂漫多姿的，像颗夜明珠，美艳不可方物。而在我看来，上海只不过是个过日子的地方，很实实在在的地方。绝非五彩斑斓，而是再单调不过的颜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柴米油盐，鸡鸡狗狗。上海人眼里的上海，并不是直升机航拍下的那个不夜城。真正的上海人的日子，航拍是不屑于拍摄的，是略过的。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到上海人的不易与艰苦。”写上海，应该跳出那些别人抑或是自己加诸其身的框框，要用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提炼出新的标签。

张丽军：在小说《美丽的日子》里，上海婆婆卫老太与儿子卫兴国、外乡媳妇姚虹之间的情感纠葛，卫老太扭曲儿子人格，与儿媳周旋纠缠，颇有张爱玲《金锁记》的影子，尤其是把上海女人那种尖酸、过日子的性格描摹得很深入，您是否受到了张氏小说的启发？您认为小说是表现上海女人的生活更重一些还是表现一种人性的扭曲更重一些？

滕肖澜：我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但写这篇小说时，完全没有想过她。《美丽的日子》我是想写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虽然有算计有阴谋，但她们都是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日子。我并不认为这是人性扭曲，最多是无奈的现实下的一种挣扎。写作时我并没有带着批判的想法，而是试图融入角色，将心比心，从她们各自的角度去考虑，去想象。

张丽军：您的小说里刻画了各种各样的生存在上海的女性，像谢宁、林芳、于胜丽、刘芳芳、姚虹等等，她们生活着，也挣扎着，您小说的结局也大都含有悲天悯人的关怀，您对您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寄予了什么样的情感？她们是否代表着您特别的审美体验？

滕肖澜：我偏爱写聪慧坚强的年轻女性。我对她们怀着深深的怜爱。或许这是因为我目前年纪还不算大的缘故，所以描写起年轻女性，在细节与经验方面会擅长些。去年我怀孕时，写了《正在害喜》，生完孩子后又写了《奶妈》。当然我的小说不会总是与实际经历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以上这两篇都是短篇，纯属练笔。但在写作中融入些真实的感受，毫无疑问也是件有趣的事。

张丽军：《月亮里没有人》是非常感人的，最后于胜丽的父亲代替于胜丽坐牢，并在监狱安详死去的描写让人潸然泪下，这里面是否也寄托着您自己对父亲、对亲情的牵念？

滕肖澜：我写小说很少会哭。但写《月亮里没有人》最后于父替女坐牢这段，是真的流眼泪了。非常感动。生活中我与父亲感情的确特别好。也许这也是个原因。

张丽军：好的小说既要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题材，又要有表现故事的技巧，偏重任何一方，都会让小说的故事性和文学性失去平衡。您的小说从来不缺少素材，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是小说的源泉。在您的创作里您是怎样处理小说故事性和文学性的平衡的？

滕肖澜：故事性与文学性的问题，是我经常会考虑的。好像一直以来都有种看法，那就是故事性强的小说通常不太具有文学性。这两者似乎是相悖的。我喜欢编故事，能让读者获得阅读快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所谓故事性与文学性，或者说是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同样的素材，就看你的角度和笔法了。我一般的做法是，从细节入手，着重刻画人物内心，既写事也写人。

张丽军：《倾国倾城》是和您其他小说风格很不一样的一篇作品，这篇小说更多的是对现实黑幕的冷静的反讽，您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篇特别的作品？这部作品完全是凭想象完成的吗？您是否对这篇作品满意？

滕肖澜：好像很多评论都说《倾国倾城》与我一般风格不符。其实不是。除了描写沪上普通百姓的生活，我也写过许多与《倾国倾城》类似的小说，比如《月亮里没有人》、《小么事》、《人间好戏》，还有今年发表的《规则人生》等等，都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内容。笔触比较冷。《倾国倾城》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故事。也是发表后反响比较好的一部小说。我个人给它打八十分。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小说写起来非常爽。

张丽军：您的小说是写平凡人的普通生活，字里行间显现着一股温情，一股诗意，读您的作品，不知不觉感觉自己也成了作品的主人公，融入到了小说里。您的故事视角是与人物平等的，您更喜欢这种平行的叙述视角，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角度而不是俯视人物？

滕肖澜：平行的视角，是一个公平的视角。作家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法官。只有平视，才能看清人的眼睛，真正走入人的内心。俯视的话，看到的芸芸众生只是一群黑点。

张丽军：您是一批正在成长中的七○后作家中的一员。有人说七○后这个群体是永远也长不大的一个群体。每个群体的成长经历、审美经验不同，七○后这个特殊的在夹缝中的群体自然引起很多人的质疑。您对七○后的创作是怎么看的？

滕肖澜：应该说，七○后作家已渐渐被主流评论界所接受。就目前看来，七○后的创作其实与五○后、六○后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如果一定要说些差别，也就是，你五十岁，而我三十五岁，我笔下的人物会常常下馆子，看电影唱K，而你写的人物都是自己下厨，偶尔出去打个牌什么的——仅此而已。在九○后都已萌芽而出的今天，我相信“七○后”这个说法会被人们渐渐忘却的。

张丽军：请您谈一下您对国内七○后作家创作整体现状的看法，您比较喜欢的七○后作家有哪些？他们的创作给了您怎样的触动？您认为七○后作家应该怎样冲出历史的重围？

滕肖澜：七○后作家已是当前纯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我喜欢的七○后作家有许多，乔叶、徐则臣、盛可以、鲁敏……太多了，都列举不过来。

张丽军：当下网络文学比较兴盛，网络小说铺天盖地，您怎么看待网络小说盛行这样一个现象？网络小说是否有它独特的审美特质？

滕肖澜：网络小说是快节奏社会的产物。相比纯文学读物，它带给人们更加轻松、无障碍的阅读。我认为网络小说与纯文学小说是两个范畴。作为纯文学小说的写作者，我从不担心会因此而流失读者。事实上，看网络小说的人，即使没有网络小说，他们也不会看纯文学小说。两条平行线，不会相交。

张丽军：很大一部分人不看好当下文学的发展处境，文学被边缘化。有的人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学已经死去，没有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能问世，您是怎么看待文学发展前景的？是否也有对文学前景的忧虑？

滕肖澜：文学边缘化是个老问题了。但这似乎更应该是评论家考虑的问题。一个作家如果想得太多，比如，小说会不会有人读、卖不出去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转行写剧本——那是肯定不行的。心无旁骛才能写出好作品。当下有许多好的作家，他们写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品。文学永远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这点，不必盲目乐观，但也绝对无须过分悲观。

张丽军：您的作品大多是中短篇，有没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打算？您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作为上海作家，您作品中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上海风情”书写，您是否有意建构一种新世纪的当代“海派传奇”？

滕肖澜：我曾经写过两个长篇：《城里的月光》和《双生花》。目前正在写一个关于机场的长篇。作为上海作家，“上海”无疑会是我笔下永远闪烁的明珠。多谢您的谬赞，我决不敢妄称构建“海派传奇”，只是打算一直把上海写下去。书写上海，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幸。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