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回望八十年代
周新民 生于一九七二年，湖北浠水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二○○二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一百余篇，著有《“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余项科研奖励。
姚鄂梅 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真相》、《融》、《西门坡》，中篇小说集《摘豆记》。作品多次入选年度小说排行榜及其他各类选本，曾获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等奖项。现居上海。
周新民：我看了你的作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主题。其一便是对于理想、激情等八十年代价值观的回望。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对八十年代有着不一样的记忆？这种记忆你能给我描述下吗？
姚鄂梅：我出生于一九六八年年底，常被归入六○后，其实我这个六○后与七○后经历差不多。一九八六年之前，我一直置身校园，除了盯着自己的分数，对世事不问不闻，绝对的封闭成长，大人常对别人自谦地谈起我：痴长一十六岁！这“痴长”两个字真的非常贴切，一九八六年走出校门的那个夏天，我感到自己真的就像白痴上街。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小说《辛丽华同学》，那个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把好好的人生路走得弯弯曲曲，最后甚至把自己逼上绝路的辛丽华，其实就是我自己。在《人民文学》二○一三年第一期发表后，连续几天都有人给我发信息，说辛丽华就是我呀！这让我稍感安慰，原来辛丽华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傻瓜。
认真算起来，是在一九八七年冬天，我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定期阅读《星星》、《诗刊》等诗歌刊物的机会。也许是这些杂志的原因，也许是我终于从懵懂中觉醒了，与校园里抓住一切课余时间阅读十九、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不同，这次阅读的狂热让我有种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感觉。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无名小昆虫，被面前突如其来的蜘蛛网牢牢吸住，再也无法脱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刊物会充当一个领路人的角色，将我领向文学爱好者的道路。所以很多年后，当人们提到八十年代这个概念，闯进我脑子里的第一个词，就是诗歌，以及诗歌背后的诗人行径。抛开那些诗歌的艺术价值不论，也不谈那些人的社会意义，单谈他们对我的影响。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就像天边隐隐传来的雷声，让年纪轻轻不谙世事的我常常处于激动不安的状态，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做一个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人，又不知该如何着手。尽管如此，那段时期里，我仍然只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没想过真正去写。
周新民：你的小说《穿铠甲的人》是否有你那段生活的影子？
姚鄂梅：不错，就在我迷恋诗歌的那段日子里，身边的确有些写小说的人，他们当中有写得好的，也就是可以在刊物上顺利发表作品的，也有写得不好的，就像《穿铠甲的人》里的杨青春一样。我那时还没开始写，还只是一个挑剔的阅读者，眼里只有诗歌，对小说看得很少。我当时有种直觉，爱好文学的人都是孤独的。他们没有什么朋友，他们在外面不是受到奚落，就是受到排挤，在圈内也只跟有限的几个人偶有来往。话说回来，这个圈好像又分很多小圈，趣味相投的人在小圈里好得不分彼此，小圈之外，彼此视若空气。我曾亲眼见过一个执著的文学爱好者，他荒废了自己的主业，对工作、事业、家庭毫不上心，推迟娶妻，家里一贫如洗，所有的财产和生机都在他的书桌上，他的父母对他早已失望透顶，就连看到儿子的这帮朋友，都怆然无语，好像文学给他们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穿铠甲的人》是我离开宜都老家，来到南京后所写的。我总是这样，在一个新的居住地，写前一个居住地的人和事。毫不讳言，在写《穿铠甲的人》的时候，我想到了老家的那个朋友，当然，他现在已经活得很好，不像文中的杨青春。文学对他来说就像一架滑梯，让他一路滑向谷底，但他身在其中，居然体会不到跌落，相反，他能体会到的，反而是近乎失控的飞翔。
有人这样形容有缺陷的人，说上帝给他关了一扇窗，必然在别处给他再开一扇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一个文学爱好者，只是要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上帝给他开了一扇窗，必然关闭了别处的窗。很少看到一个文学青年精于世道，八面玲珑，人生处处精彩绽放。
任何一个执著于梦想的人，其实都是穿着铠甲在大地上行走的人，那铠甲既是他自欺欺人的战衣，也是他的武装。从这个角度来说，《穿铠甲的人》不过是把主人公放置在一个文学青年身上而已，毕竟我对这个角色的生活相对熟悉。
周新民：你在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的寄语中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除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还有更多星星一样铺展在大地上的无名诗人，他们像热爱生命一样，莽撞而纯真地热爱着诗歌，诗歌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诗歌的光芒中，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可宝贵的年华。”看来，八十年代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是一部向八十年代致敬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你是如何回应八十年代的？
姚鄂梅：诗歌对我来说，是一个耿耿于怀的梦，有段时间，我以为我会当一名诗人，但最终，诗歌像我的青春期一样挥别了我。
后来我这样想，热爱诗歌，可能真的只是我的青春期的一种表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诗歌在我身上发生了神奇的转化，它鼓励我拿起笔来，尝试着写起了小说。
我至今怀念八十年代后期那几年，偏僻的宜都县城，湿润的青石板街道，几个好友漫无目的绕城环游，隔段时间就接待一个从远方来的素不相识的朋友，他们是拿着纸条来的，其实写纸条的人我们也没有见过面，只是早有耳闻。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新鲜，很多挚爱诗歌的人，正是通过诗歌这个媒介，走遍全国，四海交友。诗歌对他们而言，如同一个万能的通行证，如同一个只有他们才能辨识的接头暗语。其实，那样的日子流传到宜都时，已处末梢，已近尾声，而我和我那帮朋友却为之欣喜无比，全然不知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正如秋叶不知严冬就在身后。时至二○○三年，我从宜都辗转来到南京，而在写作中，我的思绪全无时间和地理的距离，我想起那段日子，心中疼惜那些朋友，他们后来都活得不算如意，甚至有些艰难，滚滚物欲如轰隆前行的列车，将他们碾轧得七零八落。之所以会有这种现状，我总觉得那段与诗歌有关的狂欢难辞其咎，虽然他们并无半点怨言。就这样，我动起了写写这些朋友、写写我们那段日子的念头，所以《像天一样高》有一个副标题——“谨以此篇献给八十年代”。
《像天一样高》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很多人都说，要看一个人的长篇，首先要看他的长篇处女作，因为这是作家最有激情最值得一读的作品，也往往就是他的代表作。但对我来说，《像天一样高》最有激情，却不一定是我的代表作。当我写下《像天一样高》的第一行字的时候，还没意识到我正在写一个长篇，我写得很顺，几乎是自然流淌出来的，不知不觉，它就达到了十万字，这时我才感到，一个长篇的骨架已经搭起来了。我不承认它是我的代表作，我承认我有野心，我对未来的写作仍抱有期望，我希望我还有足够的实力，以及足够的爆发力，在未来某一天写下我的代表作。
周新民：《像天一样高》中的阿原、晏子、康赛、小西都热爱诗歌，但是他们对待诗歌的方式不同，命运也不同。你塑造这几个人物形象是出于何种目的？
姚鄂梅：这篇小说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写得很随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设计，一根单线到底，里面有四个人物：理想主义者康赛与小西，现实主义者阿原与晏子。
康赛是个诗人，诗歌是康赛的全部理想与追求，他与小西是好朋友，唇齿相依，却不是恋人（事实上这是一种深沉的爱恋）。康赛去了乌市，商人阿原给他找了工作，但是他无法适应，只好退回出租房里。阿原支持康赛写作，他认为写诗是一种优雅和高贵的行为，在他的眼里康赛便是诗的化身，是他无法企及的精神生活的一个精灵。小西追随康赛来到乌市，为了过上理想中的生活，在阿原的支持下，康赛与小西在郊外租了一个地方，取名陶乐，在那里开荒种地，阅读写作。
小西与阿原相恋，阿原为了事业发展，与女老板结婚，小西虽然伤心，表面上却毫不在意，理解甚至支持阿原的选择。
康赛遇到诗歌爱好者晏子，这个印刷厂女工，因为喜欢康赛的诗，自己动手为他印刷了一本诗集，令康赛感动不已，以为遇到了知音。事实上，晏子只是想逃避她死板的生活。康赛将晏子带回陶乐，然而晏子很快就发现近乎刀耕火种的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她将康赛从陶乐带回现实社会中去，康赛不喜欢，却也只能默默忍受着。然而，晏子怀了孩子，康赛意识到一种无法反抗的压力即将来临，便以自杀来逃避。晏子离开了康赛，离开了乌市，回家去了。
康赛在树林里扎营，往树上张贴自己的诗歌，把普通的树林变成诗之树林，创伤过后，康赛过上了一段身心愉悦的生活。然而，小树林即将被市政部门的人砍去，康赛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康赛的妈妈找过来了，千方百计将康赛“捉拿归案”，回老家后，为了“改造”好康赛，甚至付出了失去一条腿的代价，总算把康赛变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公务员。
小西独自把康赛的诗结成集子，取名叫《林间清唱》。这本诗集与晏子的诗集合在一起，便是康赛的诗歌全集。当她带着这本集子风尘仆仆来见康赛时，已彻底挥别那段生活的康赛羞愧难言，而小西，她放下诗集，又踏上了旅途，去追逐自己心目中的生活。
对我来说，写这部小说，是一次充满启悟性的回望与想象，人们还是渴望心灵生活、精神生活的，也渴望至纯至真的爱情，就像康赛与小西那样，爱到极致，便是无爱，只有两人在一起时的纯粹与美好。
周新民：《索道》、《狡猾的父亲》虽然不是直接书写八十年代，但是同样是向爱、理想致敬的作品。和你的大多数作品不一样，这两篇小说在情节的设置以及叙述上很有特点，颇有张力，你是如何处理这两篇小说的内涵与叙述之间的关系的？
姚鄂梅：《索道》的写作远远早于《狡猾的父亲》，但它们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短篇。
我的体会是，作为写作者，首先要对所写的故事有感情，有了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文字才能打动别人。《索道》里打动我的元素很多，仇恨中不可思议生长出来的爱，爱的坚定与执著。最打动我的还是那条挂在绝壁上的铁索。儿子明知母亲不可能跟心上人在一起，却还要请铁匠打造一条安全的索道，支持母亲与心上人见面，这样的理解与爱，在今天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狡猾的父亲》是一个反语，独居的父亲对子女的疏离心有怨言，出于男人的自尊，又不肯直说，便设置出一系列陷阱和圈套，为难和刺激子女，目的是引起子女对他的关注。但最终，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却最大限度地体谅了孩子。两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对所要表达的东西始终忍着，不去说穿，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写好短篇的奥妙之一。
最近几年，我迷上写短篇，我觉得写短篇对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真是个不错的全方位的训练。除了上面说到的内容，我还有个习惯。写短篇的时候，我喜欢用尽量克制、简短，甚至冷峻或充满嘲讽的语言，去写一些背后隐藏着温情的故事。《索道》里的母亲，平时忙忙碌碌，不苟言笑，对常年行走在水上，艳遇不断的丈夫，动辄打骂。但对情敌送上门来的婴儿，却毫不犹豫地接纳下来，视同己出。当儿子见不能说服母亲移民到长三角，粗暴地跟母亲发生了争执后，接下来却开始瞒着母亲打造那条绝壁上的铁链，直到离开，儿子也没向母亲明说那条铁链的用途。这才是真正的孝敬啊。《狡猾的父亲》里，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个温暖的词汇，父子之间更像在打一场心理战，但结局到来时，几个大男人同时崩溃。我喜欢在文字之下暗藏感情，也许这就是你所说的张力。但这种状态不易得，一旦得到，则既是作者的幸运，也是作品中人物的幸运。
周新民：虽然你上面的几篇小说都在书写爱、温情、理想、激情，但是，你的另一些小说也在注意发掘出生活的残酷与冷漠甚至虚伪的一面。像长篇小说《真相》、《摘豆记》、《忽然中年》、《黑键白键》致力于发现埋藏在生活表面下的真相。请结合作品谈谈你对生活“真相”的理解。
姚鄂梅：任何写作都在致力于揭穿人性的真相，只是，人性具有如此多的侧面，没有人能穷尽这种探索，偶尔能收获一鳞半爪，已是了不得的幸运。
《真相》里的真相，其实是发现真相的能力。真相就在我们周围，但我们不一定能辨识出来。方兵从小是一个袖珍小公主，后来却身高异常。一次事故后，她惊异地发现自己能透视他人呈现在额头上的心理活动，她和家人极力掩盖这一“异禀”，但百密一疏，她说出了同学和英语老师莫老师的私情，同学失踪，她不得不离家出走，而父母为了传说中的升迁考察，没有找寻。母亲深夜独自长跑，孤独地大声哭泣，某日在路边离世。父亲挪用了客户五十万，被捕入狱。转眼间，家中只剩下方兵的妹妹方圆一个人。她无法抵御觊觎财富的人不断的攻打，遭遇悲惨，从此自我囚禁在家中。莫老师失去教职，在窗外给方圆授课。几年后，方兵归来，利用自己的“异禀”奋力打进小城的上层，然而，偶然出现的客人将她的灿烂前途化为乌有。方兵被迫再次离开，走进了脑科学家的实验室，期望消除“异禀”，却被科学家利用。当她在“异禀”终于消失后回到家乡时，却被视为蛇蝎，最后在精神病院找到了平静。父亲出狱，他为女儿攫取的五十万就藏在护墙板中，但从未被发现，他携钱消失了。莫老师事件的真相终于浮现出来，然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摘豆记》里的道士神秘地对小锐说，做满七七四十九件善事，你将看到你所求之事发生奇迹。这是小说借用的外壳。小锐因为天生个头矮，为增高想尽了办法，后来去了小姑山求签。崔道士教给她一个据说很灵验的办法，让她多做善事，每做一件就往坛子里放一颗豆子，如果能在春节到来之前积满七七四十九颗豆子，她的身高一定会有惊人的变化。小锐长高心切，当真每天都去做一件善事，诸如去菜场买鱼蛙放生之类的，眼看已经积满四十八颗豆子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小锐的朋友明珠，临产之前被男友抛弃，小锐只得一边照顾产妇明珠和她刚生下的婴儿，一边替明珠跟男友家里交涉。一切都很糟糕，男友始终联系不上，男方家里也不认可明珠和孩子，明珠又面临断炊。有一天，小锐发现明珠扔下孩子跑了，她只好把那个婴儿抱回家，却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无奈之下，小锐也像明珠那样，将婴儿第二次遗弃了。骨子里冷漠自私的人，是见不到那个奇迹的，即便是在诱人的利益驱动下，人也积不满那七七四十九颗豆子，所以人注定在平庸和烦恼中艰难前行。这也许就是生活的真相。
相比之下，《忽然中年》、《黑键白键》里的真相更接近于日常生活的冷漠与灰败，是没有任何设计与剪裁的客观呈现。
周新民：生活有假象与真相，人性也有复杂的一面，善与恶、美与丑常常比邻而居，而且善果与恶因也许相连相生。你的小说《罪与囚》对此作了非常深刻的表现。
姚鄂梅：《罪与囚》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中篇，男孩因为幼年的过失，让弟弟成了残障，又因为害怕责罚，隐瞒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此后漫长的日子里，他从一名悔罪者，成长为一名严格的自律者和有心灵洁癖的人。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成了大家眼中最爱弟弟的人，成了著名的好学生，收获着无数的赞誉，最后却因为杀死对弟弟出言不恭的同学而领刑赴死。事情发生后，昔日最看好他的老师率队组织救援，其过程艰难曲折，唯利是图的世风，更映照出他成长的不易。当得知他不屑一顾的救援最终宣告失败时，他反而平静了，那是一种服满刑期、彻底解脱的感觉。
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它们是一对交错共生的复杂矛盾。我很喜欢写这类小说，不单单是写一个故事，更像是自己跟自己展开一场辩论。这样的写作让我产生成就感。
周新民：长篇小说《一面是金，一面是铜》笔力老辣，叙述干净有力度。也是刻画人性复杂性的重要作品。你想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表达什么样的社会与人性的思考？
姚鄂梅：银行那样的地方，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把人类型化、程式化的地方，一个人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得怎么样去做事，就得遵守什么样的规则，虽然直接，却也了然。这样的故事，很容易一眼看到底的，这跟我的阅读和写作趣味不符。
但有一天，我突然想要挑战一下自己，毕竟我在里面待过一段不短的时间，那个外人看起来流金淌银的地方，其实也在经常性地发生着危机。这危机肯定不是制度的纰漏，而是百分之百的人为。
看得见的那部分我根本用不着写，我得试着去揣摩我看不见的那一部分。我们都知道，政府与银行，企业与银行，甚至银行与银行，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既牵制，又互利，既互相借助对方，又在暗中拆对方的台。我把这种关系安排到一对朋友身上，一对后来出现背叛直至产生仇恨，但表面上一如既往的朋友，虚变成了实，实寄托着虚，这样写起来就顺利多了。
父亲马三翔的生命里充满机遇，而他一个不落地抓住了它们。因为铁杆好友廖明远的鼎力相助，马三翔的身份在急速地变化着：退伍还乡的军人，工厂正式职工，带薪读书的学生，厂长，信贷科长。在担任信贷科长期间，被所在工厂寄予厚望的妻子，因得不到马三翔所在银行的贷款，急愤之下，跳楼自杀。此举意外地成就了马三翔讲原则不徇私的良好形象，他从此步步高升，位至银行高层。
大儿子马睿曾对母亲之死耿耿于怀，为了深入了解父亲，大学毕业后，他放弃所学专业，投身银行，却在快速晋升中渐渐认同了父亲。
小儿子马力是低级职员，从他的位置看来，银行的客户林林总总，有人不惜一切手段逃避债务，也有人为了维护个人信誉，不惜损害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就连银行自身，有时也在不由自主地做出不轨之举。他无意晋升，可事与愿违。
当秘密被突如其来地揭穿，他们才知生活中的平静、友好，甚至爱，不过是父亲对自己的好友精心策划的报复之举。
周新民：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白话雾落》与《西门坡》带有比较浓厚的女性主义文学色彩。
姚鄂梅：《白话雾落》是我写得最顺的一个长篇，我是带着回望故土的心情去写它的，恰逢三峡工程最后竣工，我所熟悉的山水面目全非，大量移民外迁，这使我的回望多了些感伤与悲怆。我不觉得《白话雾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至少我没有那个故意，我只是碰巧写了几个女人而已。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我的注意力应该是在雾落这个小山城身上，它隐没在川东鄂西的大山深处，隐没在不怎么为人知晓的地方，它的命运也不由自己掌控。它是孤独的，却也是被控制的。它的存在与消失，它自己说了不算，这才是叫人感慨，也让人感到苍凉的。我力图让《白话雾落》具备寓言特质，把它写成一部整体象征小说，所以才有文中那块玻璃，那些人利用玻璃折射光线的原理，在山坡上竖起一面大玻璃，力图改变雾落长年云山雾罩的自然状貌。
《白话雾落》中，三代女人的爱情是整部作品进展最为有力的纽带和推动力。麻姑的爱情是从亲情萌发的，类似于童养媳与小丈夫，麻家姐妹虽然最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都是经受过漫长的黑云笼罩后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最惨的是这个家的第三代女人，小鱼被强奸，却天真地把凌辱欺骗当成了爱情，甚至抱有美好的遐想。在《白话雾落》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或者理想，没有人随波逐流浑浑噩噩醉生梦死。姐姐阿山在几十年的岁月流逝中坚守对高秉辉的爱情，妹妹阿水在不断走出雾落又回返的漂泊中找寻真爱。就连第一代女人麻姑，也有她独特的乐趣，那就是乐此不疲地给别人做饭和看着别人吃饭，一步一步实现她心底里的小愿望。秦自清就更不用说了，他跟阿水一起，不惜倾家荡产，千辛万苦地在山的阳坡上竖立起一片日光镜，把外面的阳光引进雾落来，驱散了终日笼罩雾落的浓雾，造福了整个雾落。相比之下，小高的忍辱负重则是为了最终脱胎换骨的身份转换。无论是纯洁晶莹、无私高尚，还是现实低俗，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理想和信念，并且生命力强韧。
比较而言，《西门坡》的确有了些女性主义文学色彩。
新婚姻法的实施，让辛格从一个有产者变成了无产者，她带着近五岁的女儿小优，还有装修房子的十万元“折旧费”，被丈夫扫地出门。辛格曾经为了婚姻放弃了工作，如今这十万元成了她全部的家当。没有稳定收入，坐吃山空，被娘家人嫌弃、拒之门外，年幼的孩子，年近四十的中年弃妇……但这一切只是引子，只是序言，当走投无路的辛格投奔朋友安旭时，故事之门慢慢打开了。
安旭是杂志社的编辑，曾给辛格发表过几篇稿子。两人从未谋面，却互为知己。安旭明知辛格的处境，还为她租了一套价格不菲的房子。接下来，辛格为了腾出上午的时间写作，只好找小区看门房的安老太帮着照看小优。意想不到的是，安老太照顾了小优几天后，竟带回一个叫做飞比的男孩，甩在辛格家里，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正当辛格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几近崩溃的时候，安老太忽然间又回来了。一切不安烟消云散，安老太忙里忙外，安旭写作顺利。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又烧掉了辛格的一半家当。辛格最终像逼上梁山一样，走进了安旭一开始就布局好的圈套里。
安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在妇联工作的时候，她专门接待上访妇女。家庭暴力、冷暴力、仇恨，甚至谋杀，都让她感到震惊。她对辛格说：“就像洗脑一样，她们的故事完全掩盖了我对生活的认知。”她将她办的杂志改名为《第二性》。为了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第二性”，安旭打造了一艘专门收留不幸女人的“西门坡一号”，专门收留那些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女人们，以及她们的孩子。这些女人都经历过鲜为人知的不幸，她们聚在西门坡一号这个幽静的小院落里，过着类似公有制的集体生活，衣食住行一切生活的基本条件都由组织提供。她们没有个人财产，穿着清一色的卡其色粗布工作服，自愿劳动，不计报酬。她们不与任何男性交往，禁止使用手机等一切现代通讯工具，几乎与世隔绝。她们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白天一起工作，晚饭后便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早早熄灯入睡。所有这些都是当下人所缺失的，也是人们所渴望的。作为西门坡一号的缔造者，安旭以简约作为管理原则。每一天食物的供给不多不少恰恰满足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穿着最为简单方便的衣着，不烫发，不化妆，生活简单到如太阳东升西落，自然而然。在安旭看来，因为简单，所以就没有非分之想……她的用意就隐藏在“西门坡”这个名字的背后。西门坡，其实就是英文“simple”的译音。
然而，西门坡里的女人们并非人人都能甘之如饴。从表面上看，西门坡一号似乎是女性主义的一块实验基地，承载着保护女性的神圣使命。但实际上，这里的一切制度、一切所作所为又都在无意间伤害着女性。因为人的天性是无法抑制的，过度的压抑只能导致扭曲和变形。于是，恶的东西在西门坡一号悄无声息地蔓延起来。人们开始偷偷地在制作销售的饭团时做手脚，缺斤短两，牟取私利。特权阶级也开始出现，原本富有的阿玲因为加入西门坡一号时交了比别人更多的财产，所以便享有无须工作、无须开会的特权。而作为基层管理者的庄老太，更是利用特权随意花费公款。阿玲的孩子小福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却不能去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近乎软禁的生活和母爱的缺失滋生了他仇恨社会、敌视一切的心理。最终正是这个七八岁的孩子捣毁了这艘早已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诺亚方舟”。
我第一次在文字中彻底摒弃了自己的影子，摆出一副纯粹讲故事的架势，让小说的推进完全依赖于故事情节自然生发的力量，并力图往非虚构的风格上靠。通过《西门坡》，我找到了朴实无华的叙事的乐趣，对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值得尝试的。
我不介意这篇作品里的女性主义写作味道，但我绝对不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我的写作直觉带着我，刚好走近了这个地方，如此而已。
周新民：你认为一部理想的小说应该包括哪些要素？你认为小说的主题内涵重要还是小说的叙述艺术重要？你是怎么处理小说主题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的？
姚鄂梅： 我觉得一部理想的小说，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表达、完美的叙事艺术，除此之外，至于哪个更重要，要视题材、视作家类型而定。
就我而言，我的习惯是在幽暗中抓住某一个闪光点，然后等它慢慢在我脑子里放大，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主题内涵，然后才有用来承载它的故事，以及叙述。运气好的时候，它们是同时到来的。
周新民：你的童年生活包括教育经历，怎样影响了你的文学创作？
姚鄂梅：我没有受过系统的中文系教育，但我的兄长们都曾经是中文系才子，身上都有着浓厚的中文系味道，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庆幸自己的初中时代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升学压力，让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它们都来自于我两个哥哥所在学校的图书馆。我至今记得他们带回来的包裹的样子，一二十本书摞在一起，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带着这样的包裹，要舟车劳顿上百里，才能到家。我读完一捆，他们又带回下一捆。现在想来，我虽身处偏僻之地，却很幸运地拥有一个文学味道很浓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似乎不可能有别的爱好。从小学到中学，我最喜欢上的就是作文课，但阴差阳错，高考的时候，我却去学了财会。
周新民：你曾在银行部门工作，为什么后来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选择了比较清苦的文学事业？
姚鄂梅： 所以我常常告诫朋友们，不要强迫你的孩子进入热门的专业，要让他去干他喜欢干的事。即便一时误入歧途，最终可能还是会回到他喜欢的领域里去，凭空多些蹉跎而已。应该说，我在银行干得还算不错，有一阵子，我几乎乐而忘忧，彻底忘掉我以前还喜欢过诗歌。但终于有一天，某种我熟悉的情绪找了上来，原有的平静消失了，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我在这里的乐趣到头了，于是，我开始萌生告别的念头。
周新民：你常常阅读的是哪些文学书籍？它们对你的创作重要么？
姚鄂梅：阅读是一个越走越窄的过程，因为在广泛的阅读之后，会形成自己喜欢的口味，以后遇到不合自己口味的，就懒得去读了。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读尽天下好书，理当有所选择。有一个阶段，我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反复阅读。当然，这个选择是会变化的。除了文学书籍，我也喜欢读一些杂书，碰上什么就读什么，有时会有意外收获。还有一种阅读至关重要，那就是交谈，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或长或短，或浅或深，交谈是一种立体阅读。阅读不会照相似的影响到自己创作，阅读对创作的影响，大概跟食物对人面部的影响差不多。短期来看，局部来看，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但若以长期眼光来看，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责任编辑：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