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丁玲”研究总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晚年的丁玲经常被认为是没有多大研究价值的。其实不然。一条河流丰水期值得研究，枯水期同样值得研究。河流为什么干涸？这本身就具备研究价值。事实上，关于丁玲晚年，有太多需要正视、包容、廓清和去伪存真的东西，去掉覆盖在丁玲身上的表象和似是而非的印象，把丁玲放置到左右着她的个体和社会政治的无奈处境之中，才能看见真实的整体的丁玲。
“晚年丁玲”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本研究是在晚年“被视为文学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的丁玲这一特定内涵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简而言之，即“老来‘左’”的形象内涵。
丁玲晚年的“左”，一定程度上是为历史问题平反所累的结果，是解决历史问题不得不借重的“工具”。当然，真实的丁玲并非完全不“左”，她的“左”也并非完全出自矫情，有一些是与自身政治利益、信仰、人生道路、既得利益相关的真实表达。
“晚年丁玲”研究的主要方面，即紧扣丁玲的“历史问题”及其晚年为“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所作出的努力，对导致“晚年丁玲”形象被定格为“左”的主要事件和现象、传闻逐一进行分析，如丁玲教育青年、“晚年丁玲”与马恩著作、丁玲晚年的出访和受访、丁玲关于“创作自由”的言论共几个方面。通过这些分析，发现支配丁玲如此言动的真实缘由及其背后的无奈，说明“晚年丁玲”的“左”与其历史问题密切相关，揭示这种种因素与外在的社会形势、官方需要、文坛的世情人心等相结合，如何“打造”了这样一个“晚年丁玲”。晚年周扬是影响“晚年丁玲”形象的主要人物。造成“左”的“晚年丁玲”形象的是一股合力，是各种因素的相加，除了历史问题以及与周扬的恩怨外，丁玲自身的老年和性情特点、一生的道路选择趋向所决定的晚年必然心态，也是打造“晚年丁玲”形象的重要因素。
一、“晚年丁玲”的提出及其意义
“老作家”的晚年心态，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老作家”，是指跨越现代和当代，并且在现代已经成就斐然的作家。动荡多变的时代和复杂坎坷的人生经历使这些“老作家”到了晚年，在生活态度及历史认识上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有些属于“两头真”，即通过对历史和自我的深刻反思，回到了未被“异化”前的“真我”，开始说真实的话，写真实的文章，做真实的人。例如，巴金、韦君宜、徐光耀等。有些属于九死未悔、老而弥坚，比如丁玲、艾青、臧克家、欧阳山、魏巍、曾克、草明、舒群、姚雪垠等。后一种现象，或许可以称为“丁玲现象”。这种现象亦曾引起学者关注：“‘文革’的发生还使许多一直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一步左翼化，这正如有一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一样。如果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道路以及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一些思潮产生的背景。”①正是基于此，“老作家”的晚年问题值得研究。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成就颇大、影响甚巨的重要作家，也是“症候性”很强的“问题作家”和悲剧色彩很浓的“问题人物”。她的创作，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化的过程。进入“新时期”，丁玲所表现出的人格和心态，给人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感觉。在不少人看来，她是思想僵化的“左”的代表。事实上，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丁玲身上既折射着特殊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中的复杂问题，又有她自身的特殊问题。历史问题对“晚年丁玲”的巨大影响，可以作为“晚年研究”的一个侧重面。虽然“丁玲现象”可以与“晚年丁玲”形象相连、以丁玲为个案来提出，但能够最好地代表这一现象的，也许不是丁玲，而是艾青、臧克家、欧阳山、魏巍、曾克、草明、舒群等人。因为丁玲晚年的九死未悔，是有自己历史问题平反的特殊诉求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丁玲1980年获得“丁陈反党集团”和右派问题的平反，历史问题则被遗留，直到1984年8月才获得彻底平反。丁玲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争取彻底解放——即历史问题平反的状态之中。丁玲的晚年心态及晚年形象，受到历史问题平反这一因素的严重制约。
丁玲晚年研究虽然已有不少，但丁玲晚年从什么时间算起，却鲜有明确界定。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只有王中忱在《重读晚年丁玲》一文中论述道：“本文所说的‘晚年丁玲’其实也可以置换为‘复出以后的丁玲’，这里的‘晚年’并不仅仅具有自然年龄的意义。因为‘右派’的头衔，丁玲的复出经历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1976年‘文革’结束后，许多作家重返文坛，发出新的声音，但丁玲却要到1979年3月，才得以在山西的《汾水》杂志发出一篇《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那时她已经75岁，到1986年3月4日去世，作为作家丁玲的晚年，只有六七年时间。”②王中忱的界定很有代表性，多数使用“晚年丁玲”的概念却未作出明确界定的研究者，在不自觉中认同的都是这一界定。其中或有细微差别，就是丁玲1979年1月12日从山西回到北京，有一些研究者在意念当中是以此作为丁玲复出的标志的。无论是以1979年3月丁玲发表文章作为复出的标志，还是以1979年1月丁玲回到北京作为复出的标志，在以丁玲的复出为晚年的开端这一点上，当无异议。
丁玲晚年的界定，以1976年为开端，标志性事件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去世。为什么如此界定？从丁玲的一些表述中可以找到依据。丁玲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发言中说：“我以前还抱着一丝希望……总理逝世以后，我不抱希望了。将来也许还有希望，但是，我等不到了，我等不到啦！我就想，算了吧！我还得写文章，写文章不是为了翻身，不是为了翻案，更不是为了出名，都不是的。我只觉得我吃了小米，就要还账，还老百姓的账。我要写一点好的东西，写出一些好的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我就这么一点心思。”③丁玲1977年10月9日写给蒋祖剑、远英的信中也说：“一年来的变化太大了。总理、主席逝世真是使人太悲恸了。我个人特别感到永远的遗憾。我曾经希望我有机会在他们生前有一个好的汇报。可是这个机会永远失去了。我常常想到他们过去对我的教育、鼓励和希望，我也曾经深深体味过我为主席去写作的幸福心情，可是一切事与愿违，我却成为一个不肖之子，我是多么痛苦过，只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使他们对我点一点头，我才可以瞑目归去，谁知一切无可挽回……”④
由丁玲以上表述可以看出，虽然丁玲从1955年开始被整肃，1958年“流放”到北大荒，1970年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获释安排到山西长治嶂头村，二十年来，她的命运一直在沉沦之中，但是，直到1976年领袖去世之前，她都没有放弃希望。丁玲一直怀着一种罪臣与忠臣相加的逐臣心态，等待着有一天被“君主”重新发现、召见、肯定和嘉许。但是，领袖的去世宣告了她的希望的破灭。希望的破灭带来了丁玲整体心态的改变，使她从精神上真正步入了晚年。此时的丁玲七十二岁，生理年龄上也属于不折不扣的老年时态了。
在明确了丁玲晚年的时间界定后，再来进行“晚年丁玲”的界定。“晚年”一词所指涉的，并非常规意义上的“自然年龄”可以涵盖。如果说丁玲晚年的界定是一个时间的分野，“晚年丁玲”的界定就是一个心态的分野。如果说，丁玲晚年是一个年纪，“晚年丁玲”就是一种心态。相对而言，丁玲晚年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生命的自然刻度；“晚年丁玲”则是一个典型形象，是一种文化学、精神现象学的概括。
于光远所提出的“晚年周扬”的概念也是包含了这两层含义：“从1977年中共十一大（69岁）到1989年去世的十二年，是周扬晚年。‘晚年周扬’的概念，就他的经历概括地说，就是‘文革’中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而有些人不满意他的转变，对他进行打击，使他郁郁而死。”⑤“晚年丁玲”的概念则与周扬相反：“复出后的丁玲或曰1980年代的丁玲曾被视为文学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而这样的说法在丁玲在世的时候已经出现，但主要不是以文学批评或理论讨论的方式表现，而是以‘文坛内部消息’的方式口耳相传。”⑥
与“晚年周扬”的概念相比邻的，是“周扬现象”。杜导正认为：“周扬现象”这个名词，是近些年提出来的。概括地说来就是，周扬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是很“左”的，办错了许多事，整错了许多人，但在晚年垂暮之际，有了独立思考，对以前的“左”的行为有所反思。“周扬现象”这个词，说的是周扬同志，其实也是我们这样一些现今已到了迟暮之年、能够独立思考的人的心态。⑦与“周扬现象”相对，“丁玲现象”似乎也可以成立，就是指丁玲早年参加革命，历经政治运动的颠簸、磨难，命运坎坷，晚年犹九死未悔的人生选择，以及与丁玲走过同样人生道路的一群人的共同心态。
“晚年丁玲”与“晚年周扬”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晚年周扬”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周扬，“晚年丁玲”的大部分时间则处于争取彻底解放——即历史问题平反的状态之中。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新时期”一到来，知识分子就获得了平反解放，生活从此就高枕无忧了。事实上是，有少量人的“新时期”的到来比历史上的“新时期”要晚得多，丁玲就是一个例子，她1980年获得“丁陈反党集团”和右派问题的平反，历史问题则被遗留，直到1984年8月才获得彻底平反。
“晚年丁玲”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本研究是在晚年“被视为文学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的丁玲这一特定内涵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简而言之，即“老来‘左’”的形象内涵。“晚年丁玲”不是一个年岁概念，而是一个形象内涵；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生命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对于“晚年丁玲”应该如何评价？“左”只是从表面上看待丁玲晚年，与丁玲晚年实质上是有偏差的；丁玲晚年的“左”，一定程度上是为历史问题平反所累的结果，是解决历史问题不得不借重的“工具”。当然还要看到，真实的丁玲并非完全不“左”，她的“左”也并非完全出自矫情，有一些是与自身政治利益、信仰、人生道路、既得利益相关的真实表达。
在当下的语境中，对于丁玲这种早年属于自由主义者，在1930年代左转、晚年更左的作家的评价，注定是不会太高的。把丁玲放置到20世纪文学史中去考察，不少人得出的是悲剧的结论。不仅是文学的悲剧，而且是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悲剧。丁玲遭到否定的不仅是文学的转变，而且是革命道路的转变。被人以“左”来标志的“晚年丁玲”，尤其使这种悲剧认定和整体否定找到了现实依据。丁玲创作上左转并走上革命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历史是不能逆推的，在当时，丁玲的左转和革命确实有其进步性，代表了一个光明的前进方向。至于左转和革命以后的遭遇，有其不可预见性和不可逆转性。丁玲晚年赶上了社会思想解放的时期，但也面临着自我否定的艰难。而这种自我否定不是人人都可以实现的，尤其她这种带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很难活得完全属于自己的人。同情的了解不仅对历史地认识丁玲有意义，而且对通过丁玲道路来认识历史有意义。“让历史告诉未来”，丁玲是让后人由这一历史思维方法中获益的一个典型。简单地否定丁玲一代知识分子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是一个需要慎重的判断。
研究丁玲的晚年心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政治历史现象，意义有三：一、有助于我们理解丁玲言行和创作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廓清对于她的一些表象性认识。二、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文学的某些普遍性问题，比如，作家人格状况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作家的个性自由与政治规约之间的关系等，这种认识对于今天的作家处理文学与时代及政治的关系仍大有裨益。三、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比如，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作祟，缺乏对于异己的包容精神，缺乏平等理性的对话精神等，有了这种反思的基础，才能建构一种更加文明的文学生态环境。总之，研究丁玲晚年种种，不仅具有个案性意义，而且具有普遍性意义；不仅具有反思过去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建构未来的现实意义。
二、与“晚年丁玲”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
关于丁玲晚年的研究，在近年来的丁玲研究中占了不小的比重。1999年召开的第八次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其第二项中心议题“关于丁玲评价的若干问题”，即重点讨论了如何评价丁玲晚年的创作和思想。
张永泉的《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是近年出现的丁玲研究的重要著作，其中《走不出的怪圈——丁玲晚年心态探析》《陷入怪圈之谜》是关于丁玲晚年研究的专论，着眼于历史问题和“辩诬情结”对“晚年丁玲”的影响，为解读“晚年丁玲”找到了一把有效的钥匙。秦林芳的专著《丁玲的最后37年》，包含着丁玲晚年研究，是迄今关于丁玲晚年研究的最大块的文字。袁良骏的专著《丁玲研究五十年》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研究。王增如的《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丁玲办〈中国〉》提供了关于丁玲晚年的翔实的史料。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王增如和李向东编著的《丁玲年谱长编》、邢小群的《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徐庆全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李辉的《往事苍老》以及《丁玲纪念集》《左右说丁玲》《别了，莎菲》等书，也为丁玲研究尤其是晚年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有的还提供了新异的视角。
在关于丁玲晚年研究的文章中，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虽然不是学术论文，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第八次丁玲研讨会之所以将“关于丁玲评价的若干问题”列为中心议题，就是缘于该文的出现。在关于丁玲晚年的专门论文中，王中忱的《“新时期”文学体制的建构与丁玲的复出》《重读晚年丁玲》是不可忽视的两篇，作者以“同情的了解”的态度重归历史现场，对丁玲的晚年处境和心态有见微知著的发现。王轶的《丁玲的“辩诬情结”》、袁盛勇的《丁玲晚年思想的迷思》（笔者仅见提纲）对丁玲晚年也有入情入理的剖析。还有一些论丁玲晚年创作的文章，如赵焕亭的《从〈牛棚小品〉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许传宏的《析丁玲晚年的文学价值取向》、罗宗义的《丁玲晚年的文学思考》、姚锡佩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光辉晚年——丁玲及其创作的世界意义》。
将“晚年丁玲”与巴金、冰心、韦君宜、杨绛、阿赫玛托娃等作家进行比较的论文也出现了几篇，如张启东的《何须左右说丁玲》、高华的《能不说丁玲？》、林霆的《论丁玲的转向与阿赫玛托娃的坚守》等。这样的比较，当然是要说明丁玲的“愚忠”和不反思。用以比较的对象已经决定了比较的结果。若将丁玲与魏巍、曾克、葛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的同类，甚至金岳霖这样的异类知识分子相比，得出来的当然又会是另外一个结论。值得一提的是，邢小群的《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陈徒手的《丁玲的北大荒日子》，徐庆全的《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虽然不是关于丁玲晚年的专门研究，但为全面了解丁玲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资料，为将“晚年丁玲”纳入丁玲一生中去考察给出了重要的提示。
丁玲研究在国外也较可观，孙瑞珍、王中忱编的《丁玲研究在国外》，便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美国学者丁淑芳著《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美国学者梅仪慈著《丁玲的小说》，是国外丁玲研究的专著。丁玲晚年接受海外访谈较多，比如，香港林湄的《最后一次的访问——医院中访问名作家丁玲》、美国李黎的《“今生辙”——访丁玲》、日本田畑佐和子的《丁玲会见记》、德国顾彬的《三访丁玲》等，这些海外访谈与国内访谈比较起来，对于了解丁玲晚年的真实心态有更大的帮助。海外纪念丁玲的文章，比如，加拿大刘敦仁的《哀丁玲》、新加坡刘培芳的《“我要活下去，干下去！”——我心深处的丁玲》等，也以外围的眼光为了解丁玲晚年增加了一个维度。日本的丁玲研究值得一提，比如，江上幸子的《“言说”战争中性受害的“耻辱”——从对丁玲〈新的信念〉之误译和删改说起》、中岛碧的《丁玲论》等，对于本研究都有启发。
西方视点以“孝道”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来解释丁玲晚年的“愚忠”，令人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比如美国学者丁淑芳认为：“她的自我实现的道路与她人生的故事一样地独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它原来符合传统的孝女忠臣的社会文化准则。如她在1984年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述，在她找到她的母亲（党）以前，她像‘一个孤儿’。她是如此感谢她的新母亲的哺育和爱护以致献出全部的爱和忠诚予以回报。”⑧学者颜海平在美国用英文撰述、后译成中文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则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丁玲与中国革命；与一般海外丁玲研究不同，颜海平反对那种简单否定丁玲革命道路选择的论调。
文坛与文学研究界对于丁玲晚年存有很大争议。王蒙以洞若观火的智者和游刃有余的常胜者的姿态，对丁玲进行了居高临下的解构，包括对丁玲的悲剧意味也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其中不乏人性世情政治的洞察，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但也失之刻薄，如若宽容与厚道一些，或许更令人服膺。张永泉对“晚年丁玲”所做的辩护，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王蒙的反驳。张永泉对影响“晚年丁玲”的周扬因素的强调略有过分，后来出书时进行了个别删改，其学术反思的勇气和对个人思想负责的态度非常可贵。张永泉指出了丁玲的情绪乃辩诬情结所致，并为其情绪化作了一定的辩护，王轶则在重视丁玲辩诬情结的同时，指出了其情绪化的过分和失当之处。袁良骏的《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和涂绍钧的《身后是非谁管得 吹尽狂沙始到金——评袁良骏先生的〈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吹尽狂沙始到金——再评袁良骏先生的〈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则对丁玲的晚年形成了直接的争议。
对于丁玲一生尤其是晚年所受到的责难，林贤治不无愤激地指出：“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她的写作事业，以及她的坎坷一生？……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难之后，已经学会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这是不公正的。只要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的责难而感到难堪……”⑨来自林贤治这样一位独立不倚的知识分子的肯定性理解，尤其显示出，丁玲晚年给许多人留下的“左”的刻板印象，其实是一个需要慎重认识和对待的复杂问题。
以上研究，要么认为丁玲晚年是“左”的，甚至由丁玲晚年的“左”往上追溯，对丁玲20世纪三四十年代转向左翼与革命都持否定态度；要么认为丁玲晚年并非真“左”，“左”的态度是出于解决历史问题以及与周扬宗派抗衡的需要；要么为丁玲晚年被指责的“左”进行辩护，全面肯定丁玲的光辉晚年。这几种倾向，既构成了笔者研究“晚年丁玲”的基础，又使笔者看到了丁玲晚年研究中的疏忽。基于此，“晚年丁玲”有“左”的一面，这“左”的一面有与丁玲一生的政治利益相一致的真实的成分，也有解决历史问题以及与周扬宗派抗衡的功利的成分；影响“晚年丁玲”形象的，有历史问题与宗派挤压的原因，也有丁玲自身的性情及老年局限的原因。可以说，“晚年丁玲”是为一股合力所打造出来的，过分强调哪一种因素都将失之偏颇。
三“晚年丁玲”研究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
左（“左”）⑩与右、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文学与革命，文坛历史的恩怨与是非，是长期以来丁玲研究的主要视角，丁玲晚年研究也不外这几个视角。用这几个视角来观照丁玲基本上是全覆盖的，问题在于这几个视角被运用起来往往是割裂的，研究者只要采用了其中一个视角，就试图用这一视角来解读丁玲全部。单一视角导致的是片面、瞎子摸象、理论先行和捉襟见肘、削足适履，丁玲因此被解读得支离破碎、貌合神离。要想真正地了解有血有肉的丁玲整体，必须突破左（“左”）与右的视角、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的视角、文学与革命的视角、文坛历史的恩怨与是非的视角的限制，回到“人”的研究。
人是具体的，丁玲的出身、家庭变故、成长、周围的社会关系、知遇、性别、身体、爱情、婚姻、儿女、写作、种种生活与政治的遭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都决定了她是“这一个”，而不是另外的样子。本研究试着打破人为的“解释方法”的藩篱，去还原一个真实的饱满的丁玲。具体到晚年的丁玲，则是要推翻长期以来围绕“晚年丁玲”的左（“左”）与右、文坛历史的恩怨与是非的种种习见，将影响“晚年丁玲”形象的因素一一展现，并重点分析困扰丁玲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问题”对丁玲晚年处境和心态的巨大影响——在丁玲晚年研究中，这是一个被忽视或重视不够的因素。
本研究侧重于研究历史问题主宰下的“晚年丁玲”，但若说“晚年丁玲”都是由历史问题所主宰的，则不完全成立。“晚年丁玲”之所以是“这一个”，除了丁玲的历史问题这一客观因素外，还有丁玲自身的主观因素以及外在因素的影响。历史问题是影响丁玲晚年形象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明乎此，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丁玲晚年形象。本研究尽量用翔实的资料说话，对已有的观点尽量在对比中廓清，在此基础上得出可靠的观点。
四、关于“晚年丁玲”的基本判断
和若干结论
着眼于丁玲的晚年，实际上是提纲挈领地梳理了她的一生。丁玲是中国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梳理她的一生，实际上也是梳理中国左翼文学在艰难时世中行走的道路，以及左翼知识分子与时代密不可分的精神历程。
一个人的晚年，是一生的结穴处；一个人的晚年心态，是一生遭际、选择和心路历程的总汇。丁玲的晚年境遇，包含了她的一生：从倾向革命，到参加左翼文学运动，到被捕软禁，留下了她的历史问题；从奔赴延安，到遭遇整风、脱胎换骨，到新中国成立后再次被整肃流放，决定了她作为革命作家的坎坷路途——直到晚年仍然无法摆脱历史问题的重负，更加剧了这一路途的坎坷性；从左翼运动开始的宗派斗争、宗派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决定了她的文坛恩怨与历史问题平反的阻力；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到《田保霖》，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直至《杜晚香》，由丁玲的文学创作轨迹从过程中的反复，到渐渐倾斜到最终的不归趋向，可以看到她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挣扎，可以看到她在政治与文学上越来越统一的道路选择，可以看到她的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荣辱与共的关系，凡此种种，决定了她晚年自我否定的艰难以及九死未悔的顺理成章。
丁玲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实践，并未使她失去自由主义精神，甚至到了延安之后，丁玲还试图继续坚持自己自由的、批判的立场，但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彻底的改造。她的《野百合花》被批评，历史问题遭审查，处境一度非常尴尬和艰难。经过整风改造之后，丁玲的叛逆性气质和自由主义精神，基本被磨平了。丁玲毫无保留地接受改造，可见其灵魂被改造得有多么彻底。丁玲1950年代被“再批判”的祸根，也是在1940年代留下的。从此，丁玲一生都在改造自己，直到晚年。
综观20世纪，“改造”是左翼文学开始最大的思想误区，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最具戕害性的一个时代词汇。“改造”的焦点一直是对准知识分子，而革命队伍内部的封建性的改造却被忽略了，这种封建性是假手党性、革命性出现的，因此具有极大的迷惑性。
延安时期，丁玲是知识分子转变为工农兵方向的典范，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之功的最佳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她说：“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急不得，也迁就不得……”11她当然对“改造”更加虔诚。然而，虔诚的改造并未使她逃脱厄运，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她认为这是自己改造不够彻底的结果，于是又自愿到北大荒去改造。改造内化为丁玲的一种原罪意识，这种原罪意识使她完全失去了主体性，一切改造都是要证明给别人看，证明给领袖看，证明给群众看，证明给对手看。北大荒改造之后，她“变得表情单一，说话谨慎、动作迟缓，变得人云亦云，很难再有自己思索过的声音，原本驰骋文坛的那种感觉、那种泼辣粗犷的工作作风、那种爽快率真的为人风格已经难于见到了”。12就是被改造成这等模样，她仍然得不到认可和宽大。改造，似乎成了她的西绪弗斯之石，怎么努力都是徒劳，怎么徒劳都不能放弃。她陷入了一个改造的怪圈。究竟要改造什么，她却是困惑的。改造的无所适从使她习练出一套应对策略，使她失去了真实的能力，使她终于学会了“世故”。丁玲的“世故”中包含着太多的无奈，是被扭曲的反映。
丁玲在北大荒接受群众专政的改造之后，又被红卫兵小将所改造，然后改造升级，变成了秦城监狱的改造。莎菲式的丁玲，经过延安改造、北京政治运动的改造、北大荒改造、秦城监狱改造，终于被改造成了杜晚香的膜拜者。丁玲晚年复出时交出的见面礼是《杜晚香》。丁玲的一生以叛逆始，以顺从终。那曾经是多么勇敢、多么强大、多么丰富、多么充满热力的光芒四射的一个丁玲，她敢于把男人作为欲望的对象（莎菲），敢于和小自己十三岁的男人（陈明）结婚，敢于跟延安的男性权力集团叫板（《“三八节”有感》），现在，她却被改造成了这个样子，这是多么令人心痛！可以说，丁玲的改变有多么令人心痛，改造一词就有多么令人痛恨。对杜晚香的礼赞，是丁玲被长期改造的一个结果。改造的实质是工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工农神圣”这一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心理暗示，与知识分子的原罪感相加，使丁玲对工农只剩下赞美，《”三八”节有感》时期的启蒙和批判意识被改造净尽。
丁玲曾经带着原罪意识认可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后来明白那是“愚民”。“新时期”复出后，丁玲把以前的检讨、改造全部推翻了，但改造的惯性却并未停止。从被动改造到自我改造，丁玲已经被改造彻底异化，她从改造中获得安全感，改造成为她的信念。自我改造尚且不够，丁玲还要改造别人。大半生的改造对“晚年丁玲”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影响，“左”成为她晚年的必然心态；试图对别人进行改造的欲望，尤其使“晚年丁玲”形象带上浓重的“左”的影子。
不仅丁玲的文学实践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改造，丁玲的文学观亦被改造，发生异变，以至于历史已经进入“新时期”，丁玲的文学神经仍然没有从改造中复苏，赞美工农兵在她的文学观念中仍然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丁玲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改造和写作的，她是要表现和证明给毛泽东看。丁玲在毛泽东去世后写给亲人的信里这样描写自己的破灭感和内疚感：“我不能不想到主席给我的教育和培养，而我却辜负了他，我对不起他。我曾经希望有一天因为我改造得较好，能博得主席对我的原谅。主席会说我过去尽管愚蠢，现在总算改过来了，……我好像就是为主席的一句话而努力。我总希望我能像一个败家子而能回到主席面前。我总希望能在主席生前了结我这惟一的心愿。”13可见，丁玲是为领袖所改造。她的领袖情结越深，她就越觉得自己需要改造。而领袖情结本身就是人的主体性被改造以至丧失的后果。如果说改造和领袖情结是一种异化，那么，为领袖情结而改造，就是一种更深的异化。领袖情结与改造情结相结合，牢牢地支配着丁玲，包括丁玲的马列情结，都是为领袖情结所强化。
丁玲不仅为领袖所改造，而且为自己的敌手周扬所改造和异化。丁玲与周扬的恩怨和争斗，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折射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丁玲是左翼和中共文坛的“交点”性人物，从两个文坛关系的脉络中体现出来：一、1930年代的鲁迅派与周扬派的关系及其延续；二、延安开始的周扬与胡乔木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延续。在这两个关系脉络之中，都有周扬与丁玲的重点存在。前一种关系脉络中，丁玲在矛盾发生的当时不是重点，但后来，随着鲁迅的去世，冯雪峰地位的下降，丁玲成了鲁迅派余脉中的第一人，她与周扬的矛盾无形中就被推到了前沿。后一种关系脉络中，丁玲开始不是重点，胡与周是文艺界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两个巨头，在隐蔽的巨头之争中，丁玲只是胡派的一个棋子，借重胡的影响力，在195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丁玲的权力也达到了顶点，一度几乎压倒周扬，但丁玲的领导能力实在有限，胡倚重丁玲进行的第二次文代会筹备工作因为毛泽东的不满而使棋局发生逆转，周扬被重新重用。暂时的失势对于胡来说不是致命伤，因为他毕竟是毛的秘书，但对于丁玲来说则严重得多，当胡撤退之后，阵地上就只剩下她了，而她是绝无能力与周扬抗衡的。丁玲之所以随后在政治上大败，是因为一方面失去了保护，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完全亮在了与周扬的矛盾之中。
从更高的层面讲，决定这两个关系格局内部浮沉的，是政治权力。当鲁迅被奉为旗手，周扬就陷入尴尬；当周扬获得领袖更大的信任，胡乔木与丁玲就陷入尴尬，丁玲尤因彻底失宠而陷入灾难。无论周扬多么想整丁玲，单凭他的力量都不可能把丁玲整到一败涂地的。没有制约的政治权力是一只翻云覆雨的手，它仰赖制度而产生。所以，丁玲所处的复杂的文坛矛盾，远因是制度，中因是政治权力，近因是宗派关系。过多地着眼于个人恩怨而忽略制度性反思，是把根本问题遮蔽了。丁玲复出后的余悸，不仅是对周扬的余悸，更是对权力和权力机制的余悸。过多沉迷于思想解放的“新时期”的光明印象之中，而忽视丁玲这样的人的余悸，是失察；注意到余悸又忽视历史问题对丁玲的现时影响，也是失察。
丁玲晚年很少写伤痕，也没对“文革”大加控诉，因此，她被视为“左”的卫道者——这也是“晚年丁玲”形象的基本所指。可是，虽然丁玲不“伤痕”不控诉，却也没有肯定“文革”的合理性，这是需要澄清的认识。丁玲本来是“极左”政治的受害者，但因为复出后与社会思潮脱节或曰卫道，导致对她的同情变为非议。丁玲与社会思潮的脱节，有她认识上的局限，也有历史问题未获平反这样的客观原因。从丁玲的一些言行看，她与社会思潮似乎是脱节的，可是，创办《中国》这样的壮举，又使她屹立潮头，甚至比那些认为她僵化保守的新潮人士更新潮。后者是丁玲的另一面？还是更真实的丁玲？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丁玲身上，什么是被误解的？什么是她基本的一面？
丁玲之所以与社会思潮脱节，是因为她不反思。丁玲的不反思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没有余裕反思。因为历史问题尚未解决，她必须做“顺民”。“在这个体制内，起支配作用的不是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而是靠意识形态的整合（政治权威的作用）和行政命令的操纵（文化权威的作用），随着这种整合与操纵的不断强化，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空间也不断异化。作家在这种体制与空间中安全与否，取决于他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与体制的吻合程度。不断的批判和改造都在强化这种吻合度。”14为了达到这种“吻合”，有的人有时甚至不惜通过说假话来进行自我保护，——丁玲晚年的顺民姿态也许不可爱，但却获得了巨大的实惠，并赢得了历史问题的解决。然而，假作真时真亦假，长期的策略性虚假完全有可能使人丧失“真”的能力。其次，没有愿望反思。因为她的命运与主流是一致的，她的反思可能面临自我否定的危险。政治利益的一致性使她既没有勇气反思历史，又没有勇气自我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晚年的“卫道”和顺民姿态固然是被改造的结果，同时也是共同利益使然。最后，没有能力反思。1950年代她对文坛政治涉及过深，其后二十年又不在状态，她的思想力和与时俱进的能力都退化了。
丁玲的晚年实际上覆盖了她的一生，丁玲晚年的自我反思和否定必然会指向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左转是她人生道路上的最大改变，她晚年的“正统”正符合她一生道路选择的趋向。如果要丁玲晚年承认自己的人生是误入歧途，那需要太大的勇气和力量。尤其在她晚年还为历史遗留问题所困扰，因而不得不勉力合作的情况下。丁玲晚年自我否定的艰难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是对自己一生的否定，把自己连根拔起的否定。
丁玲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生对自己的否定太多了。他们的一生，几乎就是被不断否定的一生，连他们自己都加入了否定的行列，不遗余力地进行着自我否定。被否定和异化的自我再还原回去，谈何容易！丁玲虽然已经习惯了自我否定，但若在晚年再来一次自我否定的话，却注定非比寻常，它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否定之否定”，是对自己的一次更大的革命，而老年的她已经无力完成这样的自我革命了。
丁玲对自己一生的总体评价是什么？党员大于作家，还是作家大于党员？很难替她给出答案，她的发言，有些是正统的政治化的官话，有些是个性化的符合文学本质的语言；前者之中，又有的是顺着说的、给领导听的，有的是符合她个人历史选择和既得利益的真实的自觉。作家为政治文化所夹击，正如文学为政治多统御，丁玲因此总是处于一种二元的分裂状态：两种声音，两个面孔，两种价值观，两种文学观。丁玲的双重文化选择，决定了对她的历史评价也是双重的，很难统一。“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作出深刻的反省，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15但丁玲显然缺乏这样的大智慧和大胸襟，这决定了她不是一个大知识分子。
本研究是关于“晚年丁玲”的第一个较长文本，是第一次将“晚年丁玲”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进行研究，也是迄今对丁玲晚年的较为完整的研究。当然，仍有不少未尽之处，比如，丁玲对党和领袖的感情的复杂性、影响丁玲晚年的人、既得利益对“晚年丁玲”的支配性作用等，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成。
【注释】
①王尧：《脱去文化的外套》，88页，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②⑥王中忱：《重读晚年丁玲》，载《丁玲研究》2011年第1期。
③周良沛：《无法漏抄的一则发言记录》，见汪洪编《左右说丁玲》，122-12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④《丁玲全集》第11卷，20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于光远：《晚年周扬·序》，见顾骧《晚年周扬》，1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⑦杜导正：《序：关于“周扬现象”》，见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⑧[美]丁淑芳：《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范宝慈译，20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林贤治：《左右说丁玲》，见汪洪编《左右说丁玲》，27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⑩左，政治上属于革命的、进步的；带引号的左，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一种倾向，加引号是为了区别于真正的左。
11涂绍钧：《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36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12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1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丁玲：《丁玲全集》第11卷，17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见《彼此的历史》，95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5王尧：《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次思想旅行》，见《错落的时空》，14-1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李美皆，空军指挥学院文艺评论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