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一个民族生活的叙事，多民族文学的繁荣
李鲁平 湖北枝江人。一九八七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哲学硕士、法学博士。一九八五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九八年起从事文艺评论工作。评论曾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并获武汉文艺基金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出版有评论集、专著《政治漩流中的作家们》、《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文学艺术的伦理视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发表评论七十余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
叶 梅 原名房广兰，出生于湖北巴东，籍贯山东东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民族文学》杂志主编。著有小说集《花灯，像她那双眼睛》、《撒忧的龙船河》、《五月飞蛾》、《最后的土司》、《九种声音》、《第一种爱》、《回到恩施》、《妹娃要过河》，散文集《我的西兰卡普》、《朝发苍梧》、《大翔凤》，评论研究《叶梅研究专集》等。
李鲁平：今天，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您是一位作家、一位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但在到湖北作协工作之前，您曾在恩施州以及县里面从事职业的党务或行政工作。在恩施从事行政工作时期，就开始创作了吗？恩施是您成长的土地。清江的山水，一个民族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一方水土的沧海桑田，都沉淀在您的记忆中，也表现在您的创作中。但关于您，一个土家族的女儿，是如何走出清江这片土地的，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清晰地知道，我也是不久之前才知道您的原名叫房广兰。今天，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在我看来，了解一个作家的成长历史和过程，与了解作家的作品一样重要。
叶 梅：其实我有一些小说和散文曾写到我的父母，也写到我成长过的恩施。我出生在巴东，三峡边的小县城。父亲早年从山东南下来到鄂西，母亲则是巴东人，从小当童工，随着一家被服厂辗转去到武汉、江西、广西等地，解放初回到巴东，后来与我父亲成为夫妻。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桩婚姻是她不情愿的，他们之间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母亲有许多经典的话来形容父亲，教导我们“宁愿没有当官的老子，不能没有叫化子娘”，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听母亲的话比较多。母亲说：“人要有志气。”这表现在对我们从小的学习要求上，也表现在长大后的做人上。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迁徙，我曾经在汉口水塔小学上过学，每天清早，从黄陂街穿过花楼街，约上一位女同学，然后走向校门。后来我还请董宏猷兄帮我问过这小学，他是汉口通，但后来据说拆掉了，遗憾便一直留在心里。“文革”中，父母双双被批斗，我和两个妹妹是在凄凄惶惶中度过的。父亲姓房，老家在山东东阿县鱼山村，那个村子大都姓房，村子旁有曹植墓，黄河绕村而过。父亲在“文革”中被说成“双料货”，走资派加土匪，母亲为了保护儿女，将我改跟她姓叶。名字是她取的，只听她在电话里说了句“你从此以后就叫叶梅了啊”。那会儿我在巴东县里嘎嘎（三峡人将外婆叫嘎嘎）的木楼里住着，接电话要到电话局。巴东一条独街，会有人挨次传话过来，说某某人快去接电话哟！接完我妈的电话，从格子笼的电话间里走到街上，太阳明晃晃的，我突然就在一刹那间，觉得自己成大人了。那年十三岁。后来我插队下乡到恩施县鸦雀水幸福大队，人称“来到鸦雀水，见他妈的鬼，吃口苞谷饭，没有漱口水”。但这个幸福大队却有一口水龙潭，我喜欢这个地方，并没有因为劳动苦而心生厌倦，相比在城里父母挨斗那种恐惧，劳动的辛苦并不算什么。长话短说，后来我被抽去演样板戏，参加了文工团工作，开始写一些小剧本，就这样走上了创作之路。发表小说是在一九七九年，第一篇处女作《香池》写的是插队期间听来的故事，发在《长江文艺》。幸福大队的乡亲与我们有很深的感情，我前几年还去看过他们，跟当时在一块儿打花锣鼓的兄弟们坐在屋场里又打了一阵。过来的几十年经历了许多事情，难以言说，一九九三年我调到省文联工作，后来又到省作协，转来转去，似乎离不开文学。
李鲁平：恩施的生活经历无疑对您的创作有重要的影响。我注意到您的主要作品都观照的是这块土地及土家族人民。这些年，您在主持《民族文学》杂志的工作中，在其他民族地区常常组织大型的文学活动，我猜想，身处在您的位置，不仅对其他民族的文学比较了解，也应该对其他民族的人民有所了解。作为从土家族聚集地区走出来的作家，在多民族的视野下，您认为土家族最独特的性格特征、精神品质是什么？这些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叶 梅：去《民族文学》工作之前，坦率地说，我并没有特别多地考虑有关民族的话题。我曾经工作生活过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九八三年才成立的，而土家族作为单一民族是在一九五七年才确定的。前年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我看到上面刻写的中华大事记，其中刻上了一九五三年成立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后来我写过一篇博文，批评了这件事，照理这样的大事记是不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比较早，而恩施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登记少数民族。恩施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远的不说，抗战期间，国民党省政府从武汉搬到恩施七年之久，很多高校也同时搬到了鄂西的大山里，与当地的文化融汇到一起。土家人自称毕兹卡，在与其他文化相融之时，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独有文化，有很多民歌民谣在民间传产。我在文工团工作期间，上山下乡走家串户，曾做过多年的搜集，也从中受到了丰富的滋养。要说土家人独有的性格，我认为是包容豁达。土家族是居于内地的一个民族，古来就与苗族、汉族、侗族等多民族互通往来，土家人的土司常到武汉宜昌等地上学堂，他们尊重文化人，喜爱山水，唱着来跳着去，从民族习俗哭嫁跳丧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特征。我在小说《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青云衣》等作品里都比较鲜明地表达了我的这些感受。
李鲁平：曾经读到过您的一篇写母亲的散文，文章写道：“母亲走了，按照土家人的观念，是从一个门坎跨入了另一个门坎。”我理解这是土家人对待生死的态度。据说土家人有“生时喜酒死时歌”的说法，在关于古代巴人的历史文献中有“巴人尚武，击鼓跳歌以兴丧。父母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狂，其众必跳” 的记载，这种丧歌，土家语叫“撒尔嗬”，也就是今天在土家族聚集地区看到的“跳丧”。非清江流域人士、非土家人，对这些说法、这一歌舞，无疑会觉得陌生或者困惑。就常识来讲，人都是惧怕死亡的。作为一种事件，死亡是令人感到悲伤的。但土家人的“撒尔嗬”是一种称得上“狂”的“跳歌”，这多少有一些超出我们的经验和常识。我对此一直不解。以欢乐的态度去对待生命的离去，这不仅是勇气的问题，也不仅是胸怀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观念。
最近读到湖北土家族作家陈孝荣的中篇小说《生斋》，小说写一个土家族农民如何操办六十大寿的故事。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办一次“跳活丧”，即把拜寿与葬礼一起办，据说这样可以更加长寿。在这个仪式中，活着的寿星居然还要穿着寿衣、躺进棺木，亲朋好友都来祝寿，也是来参加葬礼。陈孝荣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族作家，长期生活工作在清江边上。我想这个令人震撼的仪式或者风俗应该来自他的真实的生活经验。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风俗，这也超出了我的常识和经验。这些都可能算是土家族独特的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每一个民族当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世界和价值世界，这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尺度。作为一个土家族作家，无疑有表现出本民族独特精神世界的冲动和追求。我注意到，您创作了大量以土家族女性命运为题材的小说，就我的了解，关于土家族的文学创作，无论从题材的宽广度还是从作品数量来看，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的空间，尤其是在如何表达出本民族精神世界的独特性方面。
叶 梅：是的，在土家人看来，人过五十以后离世，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而是从一道门跨入了另一道门，也可以说是生命找到了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因此，活着的人不应以悲哀送亡人上路，而是载歌载舞，细说亡人并即兴咏叹，充满了人间烟火和人生哲理，少则三天三夜，多则七天七夜。我曾多次在乡间看到土家人的跳丧而为之深深感动。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民族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他们是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精神财富，在越来越物质化的今天，我们对这些精神珠玑应倍加珍惜，或许这正是我们稀缺的、需要补充的。过去的人们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我常在想，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些高楼和立交桥、火箭飞船，或者被污染的环境吗？我们想让后代都成为机器人吗？显然不可以，我们还需要创造，在继承基础上的精神创造。
李鲁平：回顾一下您的小说创作，不管在恩施、武汉还是北京，您的创作无疑都是在党务工作、行政工作、文学组织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不知您是否估算过，从创作数量来看，在恩施时期、武汉时期、北京时期中，哪一个时期的作品数量要更多一些？能否结合您的创作和您在恩施的生活经历，谈谈您对土家族生活和文化的了解？
叶 梅：如果要分段的话，我的创作可以分成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第一个阶段、九十年代以后为第二个阶段、新世纪以后为第三个阶段。我的创作除了早年在恩施文化局创作组算得是专业之外，以后都只能用业余时间。记得有一次我对醒龙说过，我特别羡慕做一个专业作家，但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个美好愿望。你的问话使我自己检点过去，也可以说我的第一个创作阶段是勤奋的，那时候每年都要写好多小说，在《长江文艺》、《芳草》的刊物上出现，也深得那时候一些老编辑的扶持和帮助。他们的帮助不光是帮你看作品，还关心你的成长、你的生活，像老师对学生，也像父母对子女。我自己当了编辑之后才感觉到，怎么样才能算一个好编辑，才体会到过去那些老师们的不易。但我的创作应该说到了第二个阶段才有了真正的自觉，九十年代初写的一批作品到现在仍然是被人关注的，比如中篇小说《最后的土司》，就在近年，评论家兴安还写过一篇文章。到北京工作之后，我的写作似乎以散文居多，这是因为成块的时间少，加之有些刊物报纸的约稿，就用一些早上夜晚周末的时间写了些小文章。最近作家出版社将出版我的散文集《穿过拉梦的河流》，“拉梦”在藏语里是多样化的意思，在我的书里，表达了民族多样化、文化多样化的感受。在北京期间，我也写了一些小说，如《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歌棒》等，这些作品都牵连着我的根。用评论家李建军的话来说，叶梅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指的根，是我的三峡以及我从前的那些难忘的生活经历。过去的一切如影随形，渗透在我的作品里。
李鲁平：关于您的小说创作，几年前（二○○八年）我曾有过如此的认识，“叶梅小说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是，作家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之切、反思之深、关注之广，如从正面切入土家族的历史的《最后的土司》、《山上有洞》等，从家族叙事的角度侧面反映土家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的《回到恩施》等。《最后的土司》是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叶梅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在《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五月飞蛾》等作品中，作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的命运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关注”，“叶梅对本民族的叙事，无论是关于土家人的历史生活、英雄传说、民族风俗，还是关于土家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时代生活等，由于其所达到的艺术特色和艺术个性，由于其所触及的历史与现实生活面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关于土家民族和鄂西山水极其重要的文本，进而，也是理解、了解这块土地及其之上所承载的文化、历史、生活的重要文本。”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依然坚持我的这些看法。
叶 梅：非常谢谢你，在这里也谢谢醒龙和《芳草》杂志，我想说的是，你的阅读和评价我以为不仅是针对我个人的作品，其实是在中国文学繁芜且不断变化的浪潮中，你们的视角里有着对多民族文学的一种热情关注。我知道近年来，《芳草》曾特别留意为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开辟窗口，并多次以各种方式邀约他们的作品，这对许多身处边疆有着明显文化差异的写作者无疑是一种动力，他们从中感到文学的善意，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
我的写作一直是相对边缘的，这跟上面我说到的一些作家的写作有相同之处，虽然我在湖北，但是在湖北的恩施，要知道过去从恩施到武汉得走四天三夜，是湖北的边缘地区，我写的那些故事也是远离都市话语之外的山寨底层人物，一时是很难走进主流文化的。但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方土地的珍爱，我不太容易因为种种诱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主张。即便现在生活的环境远离三峡，但在我心里一点也没感到遥远，他们就在我跟前，无时不在跟我对话、互相倾诉，这些感觉使我自信踏实，也使我的文字不会成为空洞之物。当然，我知道我所熟悉的家园是在变化着的，变得让人吃惊、陌生，特别是当我将它们与其他地方和故事作一些比较之后，更让我浮想联翩。这些都将是文学写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李鲁平：我留意了二○○九年十二月在北京召开的“叶梅文学作品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的综述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内容，这里我将其中两个方面摘录出来：“作为三峡河畔的土家族作家，叶梅又拥有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把目光透视到社会生活背后的三峡文化、恩施地域文化、土家族文化等文化背景，反映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激烈碰撞，立体地展示出土家人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性格特质；作为女性作家，叶梅的小说充满浓郁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叙事特征，着重从女性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侧重从情爱、家庭、婚姻中书写人生，面向社会，关注现实，沉思民族文化传统及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命运遭际等诸多带有普适性的重大命题。”我摘录它们首先是因为综述总结得全面、准确，其次是这里面涉及一个与“女性”有关的话题。您在其他场合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过，记得有好几个报道或者对话或者访谈都以“妹娃要过河”为基本主旨展开。其中有些访谈者对“过河”的解读我是赞同的，比如“过河”是一件令女人感到诱惑的事情，“过河”暗示着女性对命运改变的期许，等等。但，“过河”并不意味着对改变命运的清醒和自觉，正如您在答问中所说，“社会需要进一步改变对妇女的看法，而更重要的是，妇女自身的理想和解放，需要每一位妇女的自醒自觉。”在我看来，《花树花树》中的昭女就是女性自觉自醒的一个代表。“过河”就是从此岸到彼岸，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它远远超过空间意义上的跨越。由此，我以为，您所写的那些女性有渴望冲破羁绊和束缚而走向新生活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她们不仅仅有憧憬、有向往、有浪漫，其实更有牺牲、奉献、努力、信念，因而更有鲜明的自觉意识（比如《五月飞蛾》中的二妹就是一个拥有坚定信念的女性）。这样，才可以在女性主义的视野下来审视您的创作。
叶 梅：作为女性作家，在关注人物命运时肯定会更多地走进女性的世界，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我觉得当下的社会更多的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女性的地位以及尊严、价值，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就拿文学作品来说，细想一下，很多作品是以男性为中心展开的，甚至是以男性的好恶来取舍的。如果说中国经济开放以来出现了一些引人思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女性问题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专家，我只是一个关注妇女命运的写作者，我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表达对人生的看法。我希望女人不要甘于做一个弱者，要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站立着，勇敢地爱和被爱，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近些时候，中国出版集团翻译公司正在准备出版一套名叫“五彩霓裳”的丛书，是五位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我的小说集《青云衣》，还有赵玫、金仁顺、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娜夜的作品，这套书我们几个自己很喜欢，还兴致勃勃地由叶尔克西编了几句广告词，标榜这是一群爱美的女人，一群创造美的女人，或许潜意识里我们都有着彰显女性主义的期待。你说到我的小说《五月飞蛾》中的二妹，确实就是我理想中的聪明智慧的女性，虽然她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山里妹子。
李鲁平：近几年，您及《民族文学》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的评论、研讨活动。二〇一一年《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在湖南常德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中青年评论家交流会，在云南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重点作家研讨会。二〇一二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民族文学》等机构参与主办或承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研讨和推介。这些研讨会或关注文学成就较高的民族自治区的创作，或关注文学创作实力较强的民族作家，如内蒙古当代蒙古族诗人研讨会、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讨会、藏族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这一系列研讨和推介活动，从会议频度、重视程度、研讨阵容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少见的。当然，这一研讨活动不仅在民族作家中间，也在整个文学界内外都引起巨大反响。这些研讨会在作家的选择、地域的选择、文学样式的选择上，既兼顾了各地民族文学的历史，又体现了对全国民族文学创作最新态势的准确把握。每一场研讨会各有侧重，关注的焦点也丰富多样。在蒙古族文学的历史中，诗歌创作特别是民族语言的诗歌创作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因此，“内蒙古当代蒙古族诗人研讨会”立足蒙古族诗歌创作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之上，着重关注当代蒙古族诗人在使用民族语言，用文学保护和传承一个古老民族的珍贵记忆上的探索和奉献。云南是民族成分最多的省，“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通过对八位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研讨，折射由多民族组成的文学滇军的创作现状。“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讨会”着重关注新疆的双语作家群现象，从研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地位、作用，延伸到如何创新机制，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以及与汉语之间的互译。“藏族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则选取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四地的八位代表性藏族中青年作家进行研讨，既关注藏族作家作品表现出来的坚韧慈悲的民族精神，也探讨藏族文学对汉语创作提供的独特经验和宝贵借鉴。“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则是专为各民族青年作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被研讨的十位作家既有七〇后、八〇后，有正在求学的大学生，也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中学生。这个系列活动对总结和分析民族创作、激励和引领民族作家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我有一个印象，少数民族文学界的评论活动似乎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作为这些活动的当事人之一，您在策划、参与和完成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
叶 梅：你将近年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些活动及理论研讨作了一些归纳，为此我感到喜悦，喜悦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评论家走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说明近年多民族文学确实有了一批批可圈可点的成果。在我从事民族文学工作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我们今天看待少数民族文学应该纳入更大的范围里，首先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不是两个民族，即汉族和少数民族，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愿意用多民族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对所有的民族，无论人口多还是人口少，哪怕少到只有几千人，我们都应持以同样的尊重。事实上，有一些人口不足十万人的民族从古以来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并在今天有了书面的写作者，他们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文学版图，并使得中国文学更加绚丽多姿。同时，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中国不仅存有汉语这样一种伟大的文字，还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些民族母语的书写及翻译对保留不同的文化记忆和交流沟通都极为珍贵。因此，我们筹划举办各种活动，旨在促动不同民族的文学原创。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不能是自我欣赏，应该被更多的读者所了解，为了进一步促进精品，也需要更多的评论家推介批评。二〇一二年有一个说法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中国作协主办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如你上面所提及的种种，分别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支持。《民族文学》作为国家级唯一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从这个平台上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家，近年来又出现了许多新人。我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这个题目涉及到很多年轻的作家以及作品，他们在我眼里都犹如珍宝。我希望他们今后会写得更好，也希望在他们需要支持时，不断有新的活力注入。
李鲁平：通过对上述系列研讨活动的回顾，大致可以梳理出评论界对当前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比较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充分肯定民族作家创作的巨大成就及其价值。参与研讨的评论家们对民族作家长期坚持贴近生活、坚守民族传统、在书写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精神篇章中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民族作家的创作往往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聚集地域的历史，因此其作品表现出来的差异性、独特性、丰富性，正是我们应当珍视的文化价值。二是民族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民族作家一方面要对民族文化有清晰和理性的认识，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用文学的方式保护和传承民族记忆和经验，为丰富中国当代文学不断作出努力；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其他文化的影响，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反思各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建立起文化自觉和自信，并更加紧密地贴近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生活的发展和变化，书写出本民族的时代力作和精品。三是民族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机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母语创作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弘扬，双语交流和互译对各民族文化交流、扩大民族文学影响、增进民族团结，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当探讨和建立适应形势的繁荣母语创作和民族文学翻译交流的机制。这些问题当然是全球化视野下和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学繁荣和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作为一个编辑、一个职业读者，多年来，我觉得从文学生态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的认识。在我看来，只要是用汉语创作的，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作家，都应该拿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范畴中来讨论。事实上是中国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读者在阅读时并未注意作家或作品的民族身份。另外一个问题是，在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更充满着汉语的神韵和风骨，更加纯粹和更具艺术魅力。换一句话说，汉族作家应该思考向少数民族作家学习。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就文学历史和现实而言，少数民族作家的艺术成就并不逊色，且往往更有汉语文学的品质，因此理应在汉语文学或当代文学的范畴中总结和研究。您对民族文学的创作更加熟悉，我想这个问题，您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见解和启发。
叶 梅：在那年常德的会上，大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及方向作了一些探讨，并达成了很多共识，比如在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意义价值。我很同意你上面说到的这些观点，如果有机会，我想今后再进行一些研讨。简单地说，当下文化的差异，包括语言文字的差异都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意趣，汉语的形成及发展本来就是在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的，当代亦是如此。
李鲁平：一方面是活跃评论，加强理论建设，一方面是组织形式多样的创作采风活动，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密切各民族作家的交流与友谊，促进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粗略梳理下近几年少数民族文学界的活动，就有中国多民族作家代表团赴内蒙古陈旗采风（二〇〇七年）、“中国多民族作家苏力德文化采风活动”（ 二〇〇七年）、中国多民族作家“宜万铁路”采风（二〇〇八年）、“辉煌六十年·中国多民族著名作家走进广西”（ 二〇〇九年）、“全国多民族作家看西藏”（ 二〇一〇年）、“全国多民族作家看新疆”（ 二〇一〇年）、“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多民族作家看常德”（二〇一一年）、“全国多民族作家看延边”（二〇一一年）、中国多民族作家象山“海洋文化体验之行”（ 二〇一一年）、“百名作家德宏行”（ 二〇一一年）、百名作家走进黔东南采风（二〇一一年），等等，这些活动的规模、活动的频度、活动的特色在文学界都令人瞩目。这些活动都以“多民族作家看”什么或者“多民族作家走进”哪里的形式开展，活动几乎涵盖了西部所有少数民族聚集区域，每次轮换不同民族的作家，尽量保证多民族的一线或实力作家都能参与。在这些活动中几乎都能见到您忙碌的身影，可以说您活跃在繁荣多民族文学的第一线、最前沿。
叶 梅：我得再一次谢谢你的归纳。要说我参与这些活动，是我的职业使然。确实东奔西走，但这些年感到最有收获的是，认识和交往了遍布祖国各地不同民族的作家朋友，他们对文学的深情浇灌着我们，开出了友谊之花，又结出了文学之果，走到哪里，有不同的声调和语言，但有相同的笑脸和追求。辛苦之中体味这一切，滋味长久。我非常感谢这些参加过我们组织的活动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他们为民族文学的发展付出了真诚。
李鲁平：而且，我也注意到了，近年来，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队伍培养和翻译事业繁荣上，有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如鲁迅文学院专门举办了中青年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班，二〇〇八年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委、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会议，二〇一〇年中国作协创联部、西藏文联、西藏作协在拉萨召开了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座谈会，当然也包括《民族文学》杂志等机构举办的西藏作家翻译家座谈会（二〇一〇年）、新疆作家翻译家座谈会（二〇一〇年）。二〇〇九年《民族文学》杂志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正式创刊，去年又增加朝鲜文、哈萨克文版本，这当然也可以算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与传播开辟出的更加广阔的天地。在这样一个时代，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所有的精神和文化产品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有效的传播。就民族文学作品来说，当然首先需要优秀的翻译人才和翻译队伍，其次当然是载体或媒介。我个人的感受是，目前出版界做得还是很有成效的。在期刊中，《民族文学》的贡献不用多说。曾经有一个统计，目前我国期刊有九千多家，其中文学报刊、文学期刊占了百分之十左右，即八百至九百家。在接近上千家媒体中，除了《民族文学》，还有几家期刊发表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作品？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
《芳草》曾经发表过朗顿·罗布次仁和次多翻译的西藏作家朗顿·班觉的藏文长篇小说《绿松石》。《绿松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时，曾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藏文现代文学创作的典范之作，也是西藏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开辟了藏文现代文学创作的先河。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很多人渴望将其翻译成汉文并出版，但因受各种条件所限，未能实现。上世纪九十年代，藏族作家次多对小说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翻译，但也未能公开刊印。二〇〇七年，朗顿·罗布次仁和次多合作，在原有译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翻译，《芳草》发表了这个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了单行本并在拉萨举行了研讨会。我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一部优秀的藏文长篇小说最终获得有效传播的过程，是想说，每一家文学期刊或媒介，其实都可以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中有所作为，并且每一个文学媒介也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共同为多民族的文学繁荣作出努力。
叶 梅：《民族文学》去年又创办了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目前已拥有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刊物，且每一种都有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独立刊号，这象征着中国文学的多样化进一步迈入了具体的实质性的阶段。这几种刊物不仅在国内民族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很快走向了周边相关国家和地区。我们在今年初举办《民族文学》年会及年度奖颁奖时，蒙古国、哈萨克斯坦、韩国、朝鲜等国的驻华使馆都分别派了文化参赞到会，对民族文学杂志多语种表示了强烈兴趣。哈萨克斯坦的学者专家在阅读到哈文版《民族文学》之后，表示要每期都转载，韩国还将朝文版《民族文学》的作品选入了他们主办的刊物并进行评奖等等。中国多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们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不仅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还有大量当代汉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在设有的“名家新作”栏目里，我们不断介绍一些实力派作家，引起母语阅读读者们的喜爱。我们与中央党校多届新疆班西藏班学员座谈，他们谈到，能够用民族文字了解到其他不同民族的生活，让他们感到新鲜亲切，也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理解。
在国内不同民族地区，还有多家不同语种的刊物，如在新疆就有几十种母语刊物。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成汉文的，各地也有民族出版社和部分刊物，但国家级的文学刊物目前只有《民族文学》。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每一家文学期刊其实都可以做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当然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宗旨，不可格外地强求。但《芳草》近年来包括对藏族作家和《绿松石》等作品的大力推介等，使得这本刊物有了特别的芳香，也体现出办刊人对中国文学的一种宏观的关照和大家气派。
李鲁平：作为一个土家族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您力图在三峡文化、恩施地域文化、土家族文化等宏大背景下，表现出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展现土家族人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性格特质；并追求朴素自然、委婉含蓄的诗意之美和不拘一格、灵活多样的艺术手法。您在多年的努力中，在一个民族的叙事中，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在主编《民族文学》的岗位上，创办多语种的版本、举办丰富多彩的采风活动和评论研讨活动，为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作出了为文学界同仁认可的成绩。有时我很难想象，这需要一种怎样的毅力和信念。记得您在散文集《我的西兰卡普》后记中说，将“关于鄂西的花絮连缀起来，那就是我的西兰卡普”，其实，您的西兰卡普又岂止是那些关于鄂西的花絮呢！
叶 梅：你的这些褒奖我理解为家乡朋友的一种关爱。在文学之路上的行为，我希望是人生的一种快乐，也有来自各地民族作家众多的期待，使我意识到得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我为新近将要出版的散文集取名“穿过拉梦的河流”，开始就是想说多样化，这本书不单是散文，也是我近年走入民族文学的一点结晶。但多样化一词显然成不了书名，为此我请教了好几位翻译家，我想让他们用母语说说多样化，后来就选择了藏语“拉梦”。我与这本书的责编郭汉睿在商量书名时，还没有想到梦想之类的意思，只是觉得要让多样化好听好看好懂。但当“拉梦”成为汉字出现在面前之后，我突然觉得它有了更为隐秘的意义，它或许就是深藏在内心的一个梦。我们朝着梦走去，梦是支撑前行的力量，这对于我来说，还真是如此。
（责任编辑：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