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合一——关于毛泽东诗词解读的对话
主持人：朱向前著名文学评论家、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座谈者：柳建伟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李西岳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李迎丰《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主编
傅逸尘文学评论家、解放军报社记者
李萧潇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研究生
樊志丽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研究生
李墨泉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研究生地点：解放军艺术学院三楼会议室
朱向前：说到《诗史合一》的缘起，其实是来自于我的演讲稿。刚开始整理出来，也就三四万字，最先在刘醒龙主编的《芳草》上刊发了，反响还不错，先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这对于我是莫大的鼓励。在此基础之上，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又不断对讲稿进行了充实。从二00五年到二00七年三年时间里，我先后在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场馆，以及《燕赵论坛》、《大河论坛》、《南京市民讲堂》、《深圳市民大讲堂》等论坛做了近百场讲座，受到了上至将军下到学生的广泛欢迎。二00七年元旦前后，在央视《和平年代·周末开讲》中以《诗人毛泽东》为题连讲八讲，更是创出了收视新高。在第二讲结束后，曾受到毛泽东侄女毛小青和李敏、李讷、王海容等人的宴请。在此过程中，《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下称《诗史合一》)的讲稿逐步完善，最终成书。今年年初由人民出版社首印三万册，已基本告罄，即将加印。《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先后刊发了数十篇书评，网上推介、评论的相关信息也近百万条。
但今天这个话题，则是由柳建伟评《诗史合一》的文章《奇文一出动天下》引起来的。本来我想，书也出版了，发行的也不错，大家也看过，也写过文章，如果说要是搞一个座谈会，很正式地研讨一下。完全可以由人民出版社出面甚至再和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召开，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先生也曾有此意。在现实中，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算是找了个角度，用朋友的说法就是做得比较聪明，做得各方都可以接受。当然也还有一些朋友，在对毛的评价上不能达成共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在哪呢，就是你要把毛和毛诗剥离开来谈，我这个书好像是做成了，也就是说做了个高难度动作。
我讲毛泽东诗词三年以来，公开出来跟我叫板的，只有四次。一次是我在厦门市“人民论坛”讲完之后，有个人连写了三张条子过来，其中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我神化了毛泽东。当这个条子没有念完的时候，就差不多有半个多会场的人等于是高呼口号，说“讲得非常好!讲得恰如其分”!不让我念下去了。但我还是念完并回答了他的问题，我说我就是介绍了一下事实，如实地把情况告诉大家，如果你觉得我已经在神化他了，那只能说明毛泽东这个人确实有点神。大家就热烈鼓掌。有一次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个听众打来电话，首先自报家门，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但我不能赞同你的观点，我认为毛泽东这个人没干过一件好事。我一听没办法再讨论。再后来有一次真正有点意思的是来自深圳的一个大学教授，他是跟我从诗词的角度来讨论的，他认为毛泽东诗词水平不高。这个我觉得还属正常，艺术的、学术的问题可以讨论。然后就是大概一周前，一个人匿名寄给我一沓子批判毛泽东的文章，主要是从网上或者海外搜集来的，持这种看法的人恐怕还是有的，尤其在知识分子里面，对毛有保留的不在少数。
今年三月七号的《新京报》就是一例，它每月有个图书排行榜，以北京十大书店销售量为统计根据。《诗史合一》一上市，在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六日，一周就跃居总榜第四，把《百家讲坛》三大坛主于丹、易中天、蒙曼等都挤出了前十，而且显示是上升趋势的。接下来的一周。我所知道的团购有两个单位就买了两千本。还有几个单位团购三五百本不等。我觉得正常的话，那个排行榜应该冲到第一。但奇怪的是，下一期总排行榜上没有了，非小说排行榜上也没有了。
我五月份在北京饭店参加庄重文文学奖颁奖，王蒙见了我就说了一句话：你对毛泽东诗词解释得真好。我弄不清楚他是由衷还是客套。我的判断是王蒙在思想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可能有所保留，但因为毛泽东保护过他，当年他差点因《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获罪，是毛泽东说了话才涉险过关的，所以他对毛泽东感情可能要复杂一点。他个人经历也比较复杂，后来又做了高官，尤其是领导文人，思维会有所变化。中国古话说得很重啊，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毛泽东对文人是两句评价，一个是“秀才向来说得多，做得少，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二个是说“文人相轻，谁也瞧不起谁”。所以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与之相反的是，毛常常欣赏老粗，说“老粗往往能办成大事，刘邦就是封建帝王里面最厉害的一个”；“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朱元璋耳”；“刘项原来不读书”嘛。这就是毛泽东从自身和历史得出的结论。
我们惯常叫知识分子们为社会良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当叫做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读书比较多，容易鉴古知今、厚古非今，总是有些理想化的图景，总是对现实不满，所以常常取批判、挑剔的态度，是现实的天敌。不管你是毛泽东时代还是什么时代，知识分子总是要发泄一些牢骚一些不满。尤其是一九五七年，有人提出要“轮流坐庄”和共产党平分天下，这就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了。何况毛泽东自己这么能干，他从底层摸爬滚打起家的，同时又博览群书、通今博古，却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一些大知识分子所轻视，比如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馆员时，受到胡适、傅斯年等人冷遇；在中共高层受到王明、博古、张国焘、凯丰等人的奚落，弄得很郁闷、很窝火，这就形成一种特殊情结。导致他有点烦又有点看不起知识分子。客观地说，他有这个特权，但这个特权不是权力带来的，而是才干带来的。比方说他写点诗跟诗人比较，写点书法跟书法家比较，把大家都比得黯淡无光嘛。随便看点历史得出的结论也比史学家更有见地。就不谈他打天下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又得出一个结论，生在毛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因为他太能干了。
柳建伟：刚才朱老师已经讲了，他做了一个很有难度的工作，就像体操上的程菲跳这种高难度动作，只能是他这种既是官员又是作家。把一系列事情打通之后的人，才容易和毛泽东走得近一点，尤其是在心灵层面容易走近一点。
先谈对毛泽东的理解，我对毛泽东相关资料的接触比较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的时候，就很关注中共党史上两个重要的决议，一个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还有一个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的。两个决议都是这个名称，《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新《决议》对毛作了一个官方的“三七开”评价，这是我对毛泽东的一个认识来源。到了一九九五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叫做《红太阳，白太阳》。这本书写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把国共两党领袖们之间的那些事情写了出来。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支点就是，把毛泽东当作一个对中国人非常了解的政治领袖。在书中我对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了比较研究。蒋介石不是说过“天无二日”吗，也就是不能有两个领袖，到一九四。年的时候，他还在国民党全会上讲：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支军队。那个时候毛虽然住在陕北的窑洞里面，但对中国大势也有一些很精准精辟的判断。我从两个人的主张和判断把蒋拿来跟毛进行了对比。我选择这样写，对于自己的历史观也是一次梳理。
一九九六年，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又要再出一套书。我就选了写中央苏区，从写中央苏区的创建到开始长征，书名叫《日出东方》。在这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合作，还写过《纵横天下》。《纵横天下》是四野的征战纪实。这本书在一九九四年发行了两百多万册，它尝试了纪实文学的一种写法，例如在每一节前面拉提纲，好像导读一样，在我们之前似乎没人这样做过。后来我们又帮出版社策划了解放战争一野、二野、三野、华野总共五大野战军的征战纪实。之前我还跟他们合作，写过军阀混战时期那一段历史。这样从二十世纪孙中山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我都写过了。后来我一直认为，你写过没写过某一段历史是不一样的。以上算是说说我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史。
对毛的评价，中央决议还是比较客观的。包括邓小平坚持说，毛在天安门城楼的像要一直挂下去，这是经过反思反省的结果。中央给毛的评价确实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人无完人，能做到三七开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就非常反对个人崇拜，八大的政治工作报告就很说明问题。
这些年对毛的认识，从中央的决议来看。我认为是没什么毛病的。“三七开”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但是它为从情感上和理智上遏制毛提供了一个由头。从中央说毛有错误开始，八一年以后开始砸毛主席像，邓小平在这方面有一个谈话，说有这么多像不是很严肃，可能也与这个有关系。然而到九十年代后，民间又把毛当神了，这个在朱老师的书里讲了一些。昨天去商场，看到了毛主席像铂金挂件，说是卖得很好，很多人拿去开光避邪。这样一来对毛的评价变成了两张皮，上下不一致，虽然你把他拉下神坛了，老百姓又把他推上了神坛。还有就是知识阶层对毛的评价，是故意遏制，民众却不管这些，他们要在社会矛盾中找一个偶像去信，例如以前的关羽。毛也是遇到了这样的社会心理需求。我们现在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分配不公，还有一个是信仰缺失，由此导致了思想混乱。无论中国这些年发展多好。还是需要梳理清楚思想问题。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对毛的认识问题。这些年毛泽东热持续不减是有社会根源的。
朱老师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权威说法就是，毛干了两件事情，一是把日本人赶回老家去了，把蒋介石弄到小岛上去了，大家评价都不错，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反对者多，毛自己不太认可这些评价，认为还是让历史去说吧。对于中国政治的遗产、文化的遗产以及其他的遗产他一直都有些想法，一九五五年他在接见尼赫鲁的时候说，我得抽出时间想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没明白说，实际上是毛对政治文化和社会有一种大学者的认识，他一方面要把中国打碎了重新组装一下，另一方面还要把中国人脑袋里面的东西都清洗完了也准备组装一下。他想要完成这两个组装，可是怎么组装?孔子那一套他认为不行。毛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实际上毛对人的了解是很透彻的，他就是要把一切打碎了，装一个头脑，“文革”就是要装一个新头脑。但是他也没想明白怎么弄，等他明白了也老了，对于他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但是他毕竟给我们换了脑子，这个是你承认不承认都存在的事实。认识这段历史也很重要，我们不把这一块处理好，光是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摸着摸着，这河总有深不见底的时候，最后肯定会被淹死的。
知识分子总在讲，在解放后，我们的大儒，我们的国学泛政治化了。马一浮、顾颉刚、熊十力这些史学、经学大师都是成名于三四十年代，一解放都不行了，最后原因都归结到政治上面。但是没想到一个参照，就是钱穆，他的心态很好，做学问非常超越。政治上，超越了一己悲欢之后，还得超越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再说柳亚子。也是很大的知识分子，后来不也是想要弄个官做，没得到好位置不就牢骚了一下嘛。解放后，很多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拿了个什么东西想当敲门砖。这些问题还是要纳人大的历史长河中来看，你不超越成不了大气候，即使对于政府来说，不把一己的这种悲欢超越了，也是会出问题的。我是主张从大历史中看待毛泽东的，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的。从以上几个层面看朱老师的《史诗合一》，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东西。
朱老师作为军旅文学界一个标杆式的人物，“文革”时候，他家里面也受到了冲击，反过来他投入这么大的精力研究毛泽东诗词。仅此就值得思索。朱老师会不会跳不出一己的悲欢看待毛诗呢?看完朱老师的大作，我认为其中对毛诗的评价恰如其分。毛的诗词会流传下去，谁都摁不住。王之涣、陈子昂不就几句诗，还是流芳千古了。对于毛泽东，历史将来自有定论。我不知道这样几个流行观点从哪来，比如说：知识分子天生的就是要和当下的政权作对，这个天生的作对找不到出处。就以文学界为例。巴尔扎克还是保皇党呢，他对政治很热情，不也是永垂不朽了么?还有俄国的文学之父普希金，那时候要是宫里头说个好，那得高兴坏了。我们历代的文人，从屈原以降，不都是这样么，李白为了个处级岗位差点把命都丢了。所以说，不能跟着流行走。朱老师能够花这么大气力研究毛泽东，就把他和许多太过激愤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了。我认为朱老师评毛诗是有创造性发现的。
过去一百年的中国，毛泽东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既然绕不过去，就要认真认识他，对毛这样的巨大存在，你要是瞎子摸象，将来你会被淘汰掉，不是人家被淘汰掉。我坚信，现在对毛的全方位的暧昧不会持续很久，最后总会从根上梳理，因为你不从根上梳理，早晚是要出毛病的。朱老师今后要研究毛泽东了，相信他会有更有价值的洞见。
李西岳：我也是从“文革”那个年代过来的，手头的毛泽东像章、语录也有不少，对毛泽东诗词更是情有独钟。看了柳建伟的文章，也认真读了朱老师的书，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和亮点是前半部分，也就是朱老师的讲稿。我认为朱老师在这一部分充分运用了其朱氏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手段。大家知道，朱老师对军事文学的梳理颇有特色，如“农家军歌”、“三剑客”等。本书他更是充分发挥这种优势。我认为所谓“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朱氏解读，看了朱老师的解读我很受鼓舞，对毛泽东的感情、对毛泽东诗词的青睐，都有一种重新唤起。简单说两句，我认为此书有两个贡献，第一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解读方式，“实事求是”这个词来自于班固对汉献王刘德的评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刘德被发配到献县后，把四书五经重新梳理了一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也曾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到过河北献县有个献王刘德。朱老师这本书是对毛泽东这个人实事求是的全方位的梳理。过去对毛泽东诗词梳理也有很多，但基本是学术梳理，像朱老师这样对毛泽东做全方位的实事求是的人格评价、诗人评价、领袖评价等各个方面的评价，目前还没有。朱老师在书中还原了一个原本的毛泽东，给了毛泽东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包括他的学术价值、人格价值、思想体系等等。所以说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是朱老师最大的贡献。有的人认为毛泽东诗词不好，这个我一向不同意。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是跟皇帝比较还是跟诗人比较，毛泽东没有逊色于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诗是词还是哪一个单句，都可以拿来对照。如婉约派李清照有“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毛泽东有“泪飞顿作倾盆雨”、“热泪欲零还住”、“人有病，天知否?”这种发问过去是没有过的。再如豪放派的辛弃疾、苏轼，毛泽东也丝毫不逊色他们。学术界对毛泽东的不公的判断可能与他们“文革”的经历有关。像朱老师这样真正以一个学者的态度，持中性立场的还是不多。
另外一个贡献是复合型的梳理方式，过去说毛泽东诗词大部分是就诗说诗，就词说词。毛泽东作为一个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书法家、诗人，对他的生活流程、革命流程，从诗的角度切入做全时空、多视角、全方位的诠释是朱老师的一个贡献。朱老师对毛泽东的关注诠释也不是一时的产物，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各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理论的产生、背景、结果都有自己的评判，不是就诗说诗，就词说词，而是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收放自如。如朱老师的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对毛泽东诗词学术价值的评判，让人接受起来很自然很信服。在他的梳理中，对毛泽东人格的形成、思想根源的产生，包括毛泽东为什么在延安时期、和平时期诗少，而在最困难的长征途中，在马背上写出这么多诗，对毛泽东做诗的背景都有很客观的阐述，让我们对理解毛泽东这个人、理解他的诗词多了一份亲近和客观的评判。过去我对毛泽东的诗词来自于几种理解，先是“文革”时期狂热的背诵及老师的解释，那时是带着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热情去理解毛泽东诗词，再后来是从学术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而朱老师是把这些糅合在一起，学术价值、学术理念、学术强度高过以前。从领袖的角度看，历史上的皇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写过诗，但没人能写得过毛泽东。从诗人和词人的角度看，毛泽东也没有逊色于各个时期的文人。如刘邦仅传世一首《大风歌》，毛泽东在晚年还写下了“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但这些过去没有人去比较过。毛泽东蕴含在诗词中的帝王之气、霸气、豪气，都是我们还没有悟到的东西，看了朱老师的书，受益是全方位的。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经济上最匮乏，精神上最富有。现在正好相反，物质很丰富，精神却为什么如此贫弱!毛泽东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精神武器是以后没有的，这个东西也恰恰正是我们民族所缺乏的。说到文化大革命，我想起了样板戏，江青可以说在“文革”中没干过好事，但她对样板戏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目前还没有一个作品能超越样板戏的成就，样板戏能杂糅各种手段，打碎结合，老百姓也非常接受。所以说对任何东西全盘否定都不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还有，朱老师在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如对毛泽东“君师合一”的评价很有胆识，让我很钦佩。无论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好，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也好，只要有了实事求是和复合型这两种态度，心里就会很亮堂。毛泽东是一个影响二十世纪的人，想把他绕过去是不可能的，他影响了一个国度，影响了一个世界，影响了一个世纪。对他的评价，其实只要实事求是就够了。
李萧潇：实事求是或者是太严重的一个词了。什么是真实，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人必然得出迥异的结论。因此我们对待毛泽东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比如我，八十年代生人，毛泽东对我的生活没有造成过任何直接的影响。我拿起朱老师这本书，我在看一个大人物的风云故事和他的美丽诗文。对我来说，朱老师这本书的魅力不在于他探究真实，当然了，它确实是以四千多万字史料为基础的。对我来说最吸引我、拨动心弦的是这本书投入的情感因素。并且关键在于，朱老师对毛泽东的崇敬和亲切的感情升华为一种审美的态度，可能是因为他有评论家直率的气质兼具作家充沛的情感捎带偏执。这成为他的优势，他找到了审美的态度。我想这是最为有趣和恒久的一个态度。
那么对待这样的政治人物、历史人物、风云人物，什么是审美的态度呢?首先必须声明和澄清的是，你用普通的庸俗道德观去衡量这样的人物，简单粗暴地说他是个好人或者坏人，是没有意义的。这标准不适合一切天才型的人物。比如《月亮与六便士》里毛姆对高更的评价，他是被艺术擒住的人，他抛妻弃子，他是十足的坏人吧，然而他创造出了艺术的瑰宝。这是艺术家。再说政治历史人物，比如项羽，他残暴地坑杀二十万秦军啊，罪恶滔天，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对他津津乐道，还要讲他是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是个风流多情俘获女人强烈爱情的一代霸王?这样的一个人物，甚至他的残暴也构成了美，是一体的，不能屈尊拿来用道德规范细抠的。再有，刚看完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虽然是小说，也有人说是历史。至少哈德良确有其人，一个二世纪的暴君，修养极高、功劳卓著，但残暴、色情，还是个同性恋。那么你又要怎么给他定罪呢?他就是具审美价值的啊。所以尤瑟纳尔从遥远的二十世纪来与他神交，耗尽心力写他、揣摩他、赞美他，再将他的迷人个性传达给未来世纪的人。我想这就是传奇人物的魅力了。
我想这也是历史学家们没办法左右的事。你可以几几开一个人，功过算计个不清，但你左右不了后世对传奇人物天性的好奇和赞叹。毛泽东显然是属于这样审美型的人物。
前面老师们提到知识分子界对毛的暖昧态度，我大概听明白一点，就是说个人受到过冲击，受过伤。我想或许是毛泽东离我们还是太近了，我说这话可能显得没心没肺，但抛开一己私怨的态度恰恰是最好的审美态度吧。我们可以欣赏久远前的项羽和哈德良，我们怎么就要回避近处的伟人呢?
再有，回避伟人是不是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回避自己呢。我们把自己和伟人一并放入浩瀚的时空里。这个世界的战争和杀戮，一切悲惨的事情都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它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罪。我们都有责任承担一切灾难，为所有的人类共同承担。这就是人间，向来如此。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也是我们，是更优秀些的我们，将我们的善与恶、我们的创造力或破坏力更集中更强烈更放纵地表现出来的人。我们看清楚了他，就会更看清楚我们自己。
因此我爱看这本书，我甚至还期待朱老师对这个大人物做更有趣更详尽的解读呢。
李迎丰：我对毛泽东没有像柳主任研究得那样多，所以觉得说这个话题还欠缺理据。但是朱副院长今天让我来，我想不是因为我写了书评，是因为他了解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基本的看法和态度。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有感情，这个感情很复杂。还不完全是个人(或一代人)的生活经验，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有关的话题。毛泽东不是一个你回避不回避、绕过不绕过的问题，他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产。整个中国，不管是哪个领域，都是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运作，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这样。包括邓小平——他就不愿意把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给取掉。因为邓小平真是非常智慧的一个人。这首先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决策，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悟觉。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教书、写文章的人，还应当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要从感情和理性两个方面来面对毛泽东。
朱副院长的这本书，首先也是从对毛泽东的感情，对毛泽东和当代问题的直观感觉以及个体体验出发，然后又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研究解读。这本书的特点，就在于它个人化的解读。他有自己的知识视野，有三四年独立的研究过程，有对当下生活的个人体验，有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时代氛围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过程。第二，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诗词。反过来说，实际上就是以文学为一个话题来谈文化。不光是从文化角度来谈文学，也是以文学的话题来思考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就文化思考方面而言，书中探讨了毛泽东诗词的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文化领域里，以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里。毛泽东个人的文化人格。这本书里不是简单地评说毛泽东这个人好或者坏，而是从文化人格的角度来讨论毛泽东的形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所以是“另一种解读”。第三，我觉得这本书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曲笔。但这种曲笔是非常有道理的。
朱副院长这本书的切入点很有意味，写作个性、个人特点是很突出的。刚才朱副院长提起王蒙对此书所持的赞赏态度。王蒙作为一个前“右派”，在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就跟张贤亮、白桦等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能够比较超脱自我，辩证、理性、智慧地看过去的事情。他不是带有一种激越的对抗的心态来看他的经历，也不去寻找西方宗教式的精神思想资源来浇心头的块垒。实际上他是按照自己的一种比较理性的、辩证的逻辑，甚至是以中国革命的逻辑来分析中国革命自身的矛盾。所以他认同这本书的观点，我觉得可能跟这一点有关。
柳主任的文章里面提到书里的一个内容。就是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全国人民的感觉。这与周恩来逝世时的感觉是不同的。我们那时候都是年轻人，都是经历过的。周恩来逝世是“父亲”死了，就觉得家里边亲人死了。“十里长街送总理”，送的是那个最贴心的人。但毛泽东死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始是不哭的，有的人是一种很紧张的思索。然后到了最后一天。全市人民在广场的追悼大会上痛哭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好像全城的人都在哭，漫天皆白，全世界都在哭。但是哭的是什么呢?不是像哭周恩来那样——我的父亲死了，我的亲人死了，而是哭自己。唉哟，这真是伤心呀，以后我怎么办呀，是这么一个心态……就是天塌了。主席是不能够随意去评价的，而周恩来是我们身边的人，周恩来是可以被评定的。毛泽东是一个被悬置的话题，他只能悬置。
面对这个话题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面说到的：毛泽东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产。具体地谈作为“精神遗产”的毛泽东，我觉得有三点是挺有意思的。
第一点，我同意刚才李萧潇的话，政治人物是不能用道德来评价的，不能说什么个人权力不权力。政治家对政治权力的态度跟我们对他的政治成就的评价没有直接关系，它们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掌有个人权力的政治家，他想干什么才是重要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斯诺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讨嫌!个人崇拜，讨嫌!”毛泽东非常清楚这是一种个人崇拜，非常讨厌。但是下面有一句话说，你(指斯诺)就不需要崇拜吗?你的文章就不需要、不喜欢让人看吗?这在“文革”期间，这段话当时就流传下来了。就是说个人崇拜本身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任何人要推动中国的事情往前走，没有这个崇拜就不好办，如果不是毛泽东，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或者周恩来，所以只能这样走。评价一个政治人物，不能把太多的道德问题揉进去。
第二点，毛泽东这个话题很大，很难说清楚。我们只能说毛泽东是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也包括知识界。但是如果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可以类比的一个观点，就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文学史中的一个观点。讲五四时期开始的一种文化启蒙的思维模式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当然这也是自八十年代以后，对启蒙现代性讨论的一个共识，然后他更独到深入地用到这部文学史著作里面。他讲，五四时期黑白对立的二元分立的思潮，在“文革”期间有一种结构式的发展。加一句我自己的话就是，这种二元分立的思潮，知识分子是始作俑者，是知识分子把这个启蒙思想，二元对立、黑白对立的观念张扬起来的。那么，五四时期二元对立观念，经过激进派激烈反对传统的文化抗争，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到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重演。洪子诚是很客观的，他这个理论的分析是很深刻的。这就跟刚才两位对“文革”期间的那些样板戏的看法有相通之处。样板戏是一种很前卫的艺术实验，是非常现代性的艺术实验，洪子诚是用这样一种定位来概括样板戏的。它不是毛泽东要革命，它可能就是这个传统、这个逻辑走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一场革命：革你革命者的命。所以我觉得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说“文革”他做错了什么，他做对了什么。这是没有从历史的结构中去看问题，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第三点是关于“文革”以后毛的“三七开”。“三七开”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走下神坛的问题。没有三和七具体的量化。不可能量化。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毛泽东是可以批评、可以讨论的。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是一个政治话题。所以学界回避的是政治。学界主要回避的不是毛泽东个人可不可以讨论，对毛泽东个人有什么看法，理性上有什么分析有什么判断。它是一个政治话题。因为现实政治非常功利、非常实际，是具有当下操作性的，是推动当前社会往哪儿发展的事情。所以毛泽东只能被悬置。政府方面，意识形态方面会悬置，知识分子就更会悬置。就国际上来说，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就是攻击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批评的、拉开距离的，又有个人情感在内的态度和立场。因为我们所有的理论选题都有感情因素、个人的生命体验在里面。我觉得朱副院长非常有分寸地避开了有损毛泽东形象的话题，同时也表现出了个人对问题的一种深层看法。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
第四个问题，关于“曲笔”的表达形式。我觉得。朱副院长是用一种理性和感性兼得的曲笔形式来表达的。我真觉得今天毛泽东这个话题，曲笔是唯一的形式。用曲笔本身就是一种胆识，因为任何一种叙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你谈文化，谈毛泽东文化人格，谈文化传统，实际上就是在做一种个人化的建构。我觉得毛泽东就像是一个大宇宙，毛泽东的这个涵盖力是允许我们从任何角度去进入的。包括你对这个时代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对你自己的看法。我们今天讲毛泽东，就是一种对精神传统、文化传统的认同或思考，可以表达自我，表达我们当下的看法，而且都可以与历史对话。我不知道应该是从文化定位(毛泽东)，还是从精神传统来定位。只要我们谈他，就说明他活着。
傅逸尘：刚才听几位老师讲的，都是在那个年代真切的生命体验，另外有一个历史或政治的背景作参照。可当我来面对毛泽东诗词或者毛泽东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因为缺乏一种参照而成为一种遭遇，无论是文化的、历史的，还是个人体验层面上都是断裂的。我是一九八三年生人，我现在无论是谈文学还是谈生活，总是以二000年为一个界限，就好像进入新世纪之前我还没有真实地存在过，还没有开始我独立的思想。在我的成长经历里面，毛泽东是一个悬置的符号，他好像没有真切地与我的生命体验、成长历程发生关系。在我的知识结构以及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毛泽东是一个既在场同时又缺席的符号，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大概是个怎么回事，但是谁都不去探讨他，谁也不去把他拉到我的生活里面和我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对我来说，就有种扑面而来的感觉。
我就以我的生活和我对文学的感受为参照，来谈毛泽东在我们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位置。新世纪文学领域大概有以下几种现象我比较关注。一个是“红色经典”的改编掀起的新一轮热潮，一个是军旅文学乃至军旅电视剧的火爆和繁荣，再一个就是底层文学，底层叙事，或者新左翼文学，从文学而起进而衍生为一种文化的、政治的思潮。这是文学方面的一个参照。还有一个大众文化的背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商品经济逐渐成熟，经济基础的变化影响到了上层建筑的状态。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化。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变迁，主流意识形态变换了自身的存在方式和表意策略，转而与重新崛起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达成一种新的协商或共享的模式。启蒙性的、政治性的、宣传性的、说教性的硬性表达逐渐被商业化的、消费性的、娱乐性的、想象性的软性话语所替代，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变换了存在的方式和策略。我看过一个内参，说现在的文化领域正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意识形态对于思想文化阵地的争夺已经是白热化了。我们这一代人回头看我们的人生经历。从小是喝着可口可乐穿着耐克鞋长大的，是看着美国、日本的动画片成长起来的，虽然也在主流意识形态里面浸淫。但传统的主流思想、价值观念、乃至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崇高精神等等在当下成为一种较为稀缺的精神资源，成为一种心灵怀旧了。
但同时，我们这代年轻人虽然从小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但近年来伴着我们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逐渐积聚，目前一种躁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在社会上弥漫。与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相伴随的却是传统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的失范和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荒芜，后现代语境中的心灵困惑与精神危机开始逐步显现。九十年代以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那种“卸掉负载，解脱束缚，不顾一切追逐物质利益”的“现代性观念”已经不能够完全覆盖现实人生的焦灼与困顿，人们急需寻求新的精神资源和理想信念的支撑。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历史热”和“军旅题材电视剧热”的兴起已经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更加趋于理性和自足。在陈晓明看来，“断裂”是现代性的真实含义。“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当下人们精神层面孱弱，理想信仰缺失，呼唤某种强悍的精神质素的注入，于是人们开始回过头去从父辈的历史中寻找强健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资源。尤其是在社会底层对“毛泽东时代”又出现了一种怀想和怀念，正是因为当下生活现实的种种困顿以及更深层面的精神危机带给他们一种痛感、一种无奈、一种不得不回望过去的逼迫。
如此，再来看大众文化对毛泽东的重新塑造。比如年轻人背着为人民服务的绿挎包，上面别着毛主席像章，以此来标榜自己的个性，大众已经将毛泽东的形象去功能化，去内涵化了。但是我觉得即便这样，这个符号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它相对于我们现在的超女快男这样的文化偶像，大家潜意识里对毛泽东的形象还是有一种集体的记忆和认同的，他是一种强悍的、大气磅礴的、伟人的形象。对于我们当下的孱弱的精神存在，一种普遍弥漫着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有一种巨大的对照和感化力。
再有一个背景，就是“国学”很热。现在一个个学术明星、“国学大师”经由“百家讲坛”的打造而产生。从这种普及性、调侃性、甚至是戏说性的“娱乐国学”中可以得出一个规律，都是从古代先贤、古代思想文化里面汲取一些现代性元素，或者把现代性元素贴标签一样带回古代，两相融合，发展出一种所谓的“今日国学”。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思想界并没有真正的创新。而毛泽东，作为中国现当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他对当代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无法回避、刻骨铭心的存在。无论他政治上的对错。都不能做道德上的评价。作为一种思想传统，一种文化传统，它已经横亘在那了，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对这个庞然大物噤若寒蝉，或者视而不见，翻过头来一味地去故纸堆里挖掘古代的东西，恰恰却把这个距离我们时代最近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存在给忽视了，给人为地割裂、抽离掉了。
我在大一的时候写过一篇现代文学论文叫做《并不遥远的绝响》，当时我看了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觉得很有意思。他主要讲现代文学大家们在建国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束缚和禁锢，艺术创造力的消怠的过程。我的文章也认为这个时代不太可能会出现大师了，文学上的大师或者思想领域的大师都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当时的感觉就是纯粹的知识分子进行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抛开政治，离政治太近艺术上的创造力会受到影响。但现在回头看又如何呢，新时期三十年以来，我们抛开政治上的因素不谈，纯粹从文化层面上来看，有多少作家有自己哲学上的思考，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有多少属于自己独特性的东西呢?我以为真的很少。像萧潇刚才讲的，法国的著名艺术家大多投身革命，对政治非常积极，无论成功与否，他的创作都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甚至他的思想都是超越了政治、历史的束缚走到了时代的前面。我想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不能脱离时代、抛开政治的，所谓的“纯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也是不存在的。
一开始读毛泽东诗词，我觉得特别有味道，朗朗上口。他的特色在于打通古今。他严格遵循古典诗词的节律韵脚，抒发的又是很当下很现代性的生活。这一点我跟朱老师有过交流，包括在谈阿来的《空山》的时候，朱老师有个观点，认为工业文明是反审美反艺术的，当时朱老师举了个例子，比如国画，里面是山水的意境和文人的感觉，你把拖拉机开到国画里面它会是什么效果?但是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做的，这倒是给朱老师提供了一个反证。毛泽东恰恰是用最古典的形式反映了最现代的内容，金戈铁马、俗常意象、生活场景皆可入诗。这便是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因为他的诗词记录了一段伟大的历史，更在于他能用格律诗词写好“现代生活”。
而朱老师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依然延续了他的文学批评风格。“一二三四五”，提纲挈领，条分缕析，便于记忆，听者印象深刻。《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熔学术专著、课堂讲稿、心得导读和诗词集注于一炉，诸种体例跨越了各自的界限，相互渗透进而整合为全新的“文本”，呈现出一派时尚且另类的“混搭”风格，有着极强的可读性，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
朱老师以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宏阔的文化视野和自觉的文化意识建构起了一种“文化整体观”视角，以此来重新审视、考量、探寻、阐发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性、文化背景、时代内涵及当下意义，真正回溯到了毛泽东及其诗词创作的文化源头，从而得出毛泽东诗词的文脉主要来源于“天赋个性、斗争实践、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三李苏辛和湖湘文化”的全新判断，这应该是当今学界对以诗词为表征的毛泽东的文化底蕴挖掘得最为全面、深入、准确、到位的研究成果。既往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多是伴随着政治、历史、军事、道德的评价，而朱向前更多的是从文化、文学艺术的角度切人，阐释了“五个来源”对毛泽东的性格、智慧、魅力的塑造，并转化成他的政治优势，进而形成其诗词豪迈大气、想象浪漫、文采华美的艺术特征。朱老师将毛泽东其人、其诗词与中国传统文化、农耕文明相融和，以诗人史，由文及人，从而将毛泽东个性中的“霸蛮”之气，艺术趣味上的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文章的“神气”追求与诗词中的时代精神等层面阐释得深刻而生动，进而得出“两个代表”的重要结论，即“毛泽东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代表；毛泽东是承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从作家本体论的角度把握住了毛泽东诗词在文化内涵上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这就是朱老师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文化整体观”。
朱老师的“文化整体观”是以“跨界”——政治、历史、军事、文学、艺术诸学科的方式，以文化溯源为核心，打通古典与现代，剥离时代政治风云的遮蔽，将毛泽东其人、其诗词作为整体对象进行解读，从而建构起了一个完整而又新鲜的“诗人毛泽东”、“文化毛泽东”形象。更为可贵的是，朱向前对应着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时代情绪，紧扣新世纪文学发展脉搏，将毛泽东诗词研究与当下的文化思潮相对接，从而又衍生出了极富当下性和现实感的论断。在朱老师看来，毛泽东诗词因其以古典诗词的形式承载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的“现代化”进程，与“红色经典”形成了极为切近的同构关系，而其本土化的史诗品格、文学价值及弘扬的民族气魄与时代精神又远在“红色经典”之上；尤其是在形式上，毛泽东诗词严格遵守古典诗词格律，而表现的内容却是时代感极强的革命战争生活，沟通了古典与现代，成为中国古典诗词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座高峰，其对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精髓的承传，对现代诗歌的发展亦有着不可忽视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朱老师堪称坚定的中华文化至上论者，两年前我们曾就阿来长篇小说《空山》展开讨论，对话中他多次强烈表达了对传统诗意生活的向往和对西方科技文明的厌弃，褒贬间彰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执守和自觉意识。朱老师在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对古代文人平和恬淡、雅致放逸生活境界之倾慕。朱老师年过半百才进入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一方面是机缘巧合，冥冥之中亦见天意，但仔细回想，也是历史之必然。毛泽东作为承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其诗词传世，早成经典；其书法自创一体，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狂草大家，这更为其伟岸煊赫的政治生命平添无限神秘与风流。朱老师之于毛泽东诗词，因了孩提年代背诵毛泽东诗词的童子功，因了早年写诗的创作经验，因了特定年代的复杂情感，也因了近十几年来的行政领导阅历，更似神交多年的老友，不期然间邂逅重逢，勾起几分怅惘回忆，激起无限诗情画意，升腾出豪情壮气满怀。他将自身丰富厚重的生命体验、敏感睿智的艺术直觉和质朴古雅的生活情趣融人对毛泽东诗词的个人化鉴赏、个性化解读，自然呈现出与“党史专家”迥异的“另类”风格。
思想与艺术往往能够穿越历史的尘封和时代的阻隔，发散其无穷的魅力，既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又是一种传统与精神的传承，人类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的脉络里不断地繁衍与前行。朱老师对毛泽东及其诗词所做的“文化整体观”研究，新鲜而独特，贴切而圆融，极富穿透力和现实感，其学术品格与艺术感觉无疑确立了他在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但更为重要的是，朱老师对毛泽东诗词的史诗品格与时代精神的阐释对当下文化的世俗性与人们思想精神的严重缺失则更具有警策意义。
樊志丽：对于我们这批年轻人来说，毛泽东已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他和他那个时代更是基本湮没在历史的风烟中，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回想起或在影视剧中看到那个年代的种种，都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同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他一手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饱受列强凌辱的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并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他的丰功伟绩是谁用任何力量也无法抹杀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祖国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对于他的功绩和错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三七开”的界定。也正是由于这个界定，让我们谈论起毛泽东来都变得小心翼翼，而对于目前正当年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了“文革”，经历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政治变动，不可避免地浸淫了痛苦与忧伤，从而很难以一种超脱的眼光去看待毛泽东和他的那个时代。
与此相反，在民间毛泽东热却始终没有降温，看一看毛泽东纪念堂前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读一读网络上如潮水般缅怀毛泽东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并未走远。他活在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心里，在他们的心中，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我想，目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并伴随了腐败、社会治安恶化、信仰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于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对当下社会的不满促使人们去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单纯。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深究起来，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是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呢?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十分丰富，用他的话说，就是兼具虎性和猴性。这样的性格既使他终成大业，又使他在晚年犯下了不小的错误。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作为历史人物、伟人的毛泽东?我们究竟应以一种什么心态去解读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当看到朱向前老师这本《诗史合一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慧眼如炬和独具匠心。首先，朱老师选择了从诗词人手来剖析毛泽东诗词，剖析毛泽东本人，这无疑是一个超越。毛泽东的诗词研究著作不可谓不丰富，但像朱老师这样把诗词和作者的生平结合起来，把诗词研究放在一个宏观的大背景下，不能不说是开了一个先河。俗话说“文如其人”，任何文字都不可避免地要透漏出作者的性情，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诗词丝毫不逊色于历史上的大家。透过他的诗词，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代伟人的精神世界。
其次，朱老师是带着对毛泽东的热爱与崇敬来写作的，这点很让我感动。他先后读了近四千万字关于毛泽东的资料，没有对毛泽东的巨大热情是很难做到的。读着朱老师的书，我能深刻感受到他洋溢在笔端的激情。
最后，我认为此书的另一亮点在于尽可能地展现了毛泽东诗词的原貌，鉴赏部分的每篇诗词都配有初稿照录，通过初稿与公开发表的诗词对比，更能领略毛泽东的创作特色。此外，精彩的笺释和赏析也值得一读，它们为本书增色不少。
李墨泉：这本书对毛泽东的解读，是一种开先河的解读，溶自己的生命体验、对诗词的吟咏，以及看到整个中国的变迁的感受，这是一种打通之后的解读。另一方面，多少年来研究毛泽东诗词只限于把毛泽东的诗词摆在那，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大家所说的什么“三七开”、几几开其实都很混乱。朱老师这本书给研究毛泽东诗词开了个先河，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乃至从历史的角度有一个对毛泽东再认识、再评说、再解读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对毛的研究是存在遮蔽的，我们缺少更进一步的认识，而朱老师的这本书则是一个开创，通过对毛诗立体、有机、深入的综合性解读，我们发现实际上是指向了毛泽东本人，凸现出来我们不曾思考过、看到过的毛泽东。这本书也是开了怎么样认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先河。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时间通观那段历史，包括“文革”的疼痛，我们的成败得失等等问题。说毛泽东我们绕不过去，其实我现在感觉。“文革”对于我们中国绕不过去，对于世界也绕不过去。刚才说的组装洗脑那个观点，我非常同意，说得非常好。朱学勤在凤凰大讲堂里，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毛泽东做这个事情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是把这些荡开了再看，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毛泽东在做一个大试验，中国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试验场，战争的胜利，外部的胜利，经济建设的胜利这些历史上很多人都可以做到，那么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大同世界，放到我们现实世界能不能造一个呢?这是一个疑问。毛就是在造道德完人，在造人间神界，“六亿神州尽舜尧”啊。那么这些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是否有一个试验田的意义呢?这一思路是不是从毛泽东诗词到毛泽东以及历史的一个可能的角度?
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在于我们混乱的认知。一八四0年以后整个价值体系被彻底打碎之后，我们没有重新整合起来，各种主义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个信仰问题。其实中国古代也没有形成一神教。佛家的东西一进来，就儒释道一体了，来个什么东西就一体了，其实是没有核心，什么东西都是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的混沌状态。《圣经》说巴别塔之变乱，其实语言上的变乱并不是最重要的变乱，而人的精神上那种无法交流才更为根本。我们现在百家争鸣，各执一词，各说各的，不交流的，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变乱。这样自然输不出什么核心价值，对整个世界能有多少影响呢?现在我们能感到学界普遍的失语现象，这是一种很无力，也很无奈的局面。你的言语方式、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路子，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复制品，那么我们的言说不就成为鹦鹉学舌了吗?不管我们的经济、政治将来如何强大，我们还是没有自信的，主要在于文化上这种失语，老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没有原创力也没有影响力啊!中国作家一直有一个诺贝尔情结，其实这应该从我们整个文化所处的尴尬境地来分析，只有你整个文化都上去了才行，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奖的问题，一个大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建设我们的文化呢?我想不能仅仅翻些古书，搞个新儒学之类的东西，这还远远不够，不能适应今天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朱老师这本书给了我启发，既然毛泽东绕不过去，也许对毛的研究是这一探寻的一个可能。要知道，毛泽东身上融合了中国很传统、很现代甚至很世界性的东西，他的涵盖力非常丰厚。当然他也是很强势的。面对历史和世界他有一种真正的自信。例如朝鲜战争，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争论，但这是近现代史上对外战争中，中国人独立作战所取得的全面胜利。排位世界第一的国家被我们打败了，对于树立民族自信意义非常巨大。你就说他那个“纸老虎”的判断，透彻!大气!明了!一般人认识不到，更做不到。他的这些东西在文化上，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发现和继承，以前学界太关注政治层面的东西了，能否想想，其实从骨子里毛泽东更是一个精神文化层面的存在。
为什么毛泽东又热起来了?从民众层面理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是一个伤痛的时代。农民被限定在二元经济体制之下，他们再怎么挣扎也在体制之下，小农经济那种经济模式不可能战胜城市工业经济。经济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工农业剪刀差”，这不言而明。在大学时代我花了半年时间做社会调查，写了五万多字的《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初探》，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提出走城市化道路，我就翻阅了大量农业方面的资料，后来发现城市在单位时间和地点内把大量的人、财、物全都集中在一块了，创造和生产力非常强大，农村根本做不到。如果说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复杂的原始森林，那么农村顶多就是一个亚热带草场，它内部的各种关系和结构都太单一了。而我国农村占了绝大部分，它们又是被限定在二元经济体制内。被整个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远远地抛弃掉了。同时，城市广大平民阶层，也经历了市场经济带来的阵痛，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型以来，他们与企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大变动，思想层面甚至是大翻转。那么从农村到城市，整个底层人民处于一种切身疼痛的感觉，这种疼痛感表现为一种不平衡：社会地位不平，资源分配不平，发展机会不平。不患寡而患不均啊!
最后一点想法，是乡关何处的疑问。叶赛宁有句话叫做：谁找到故乡谁就是胜利者。中国一直没有树立一种坚实的主流思想，甚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是落后于西方的，我们比不了法兰克福，比不了卢卡奇了。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没有树立主流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最后会遇到乡关何处的问题。我们不是胜利者。我们既然不是胜利者，就容易产生一种迷茫、抱怨，没有动力的状态。那么我对这本书的价值做一种假设，它是否为我们寻找这种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契机和先导呢?
朱向前：首先我特别感谢大家，从方方面面给我启发。本来我也是想听到更多的来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身份角色，对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有什么样的看法和理解，给我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其实我这个工作也还在继续做，通过这本书大家对我这个所谓做学问的路数应该有所了解。三年前开讲的时候只有两个小时的内容，现在放开讲要二十小时都打不住，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充实、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过程。那我继续再做下去的，可能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另一种解读》。我们这代人常常觉得很奇怪，今天我们在物质上可能比过去富裕一百倍，但精神上或叫幸福指数不见得能超过当年多少，那时候虽然生活俭朴艰苦，但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精神充实。这是一个物质和精神上的悖论，我们怎么解释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大课题，甚至是世界性的课题。最终，我要做的是《毛泽东的另一种解读》，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给世人来看。
据我浏览过的几千万字毛泽东的传记及各种资料来看，不外三种情况。一是西方人写的，包括不少严肃的传记作家，总体来说有一种拉开距离的客观和公允，但也都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文化的隔阂，他们很难真正理解以诗词和书法为表征的文化毛泽东，至于史料方面的错讹甚至荒谬处也所在多有，就不多做计较了。二是境外中国人或者说是大陆作者在境外出版的，如张国焘、陈伯达、王若水、吴法宪、高华诸君的回忆录或著作，多与毛有涉，但主要是非毛化的。不能说非毛就全错，但部分人的先人为主、感情用事甚至歪曲史实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三就是大陆出版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官方正史，以及大量的回忆文章，多则多矣，但总觉得严肃有余、板正有余甚至“神化”有余，不够鲜活、生动、丰满、复杂和人性化，至于毛泽东的诗心与文心被窥见甚至点透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陈晋庶可近之)。说句狂话吧，上述三类大作都还不能让我折服。我想试试，也是给自己退休以后找一件活计，它值得我干个十年八年的。
再次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