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弹不得

　　真切感觉到母亲已永远离去是在亲友们相继离开之后。从家门口一路延伸出去，路旁的树上缠满了白色的布条。那是亲友们离去时缠上去的孝布，树木寄托了他们的哀思和同情。当母亲被放进棺材盖板轰隆一声盖上，我只是以为劳累的母亲暂时躺下来歇一口气。当装着母亲的棺材被推进坟茔时，天空淅淅沥沥地飘洒着雨水，我以为是放牧的母亲为了避雨暂时躲进一扇岩洞。直到我面对空荡荡的家，我在家中四处搜寻，再也找不见插着围裙忙前忙后的母亲，从这一刻起，我才真切地感觉到母亲永远地离去了，母亲的音容已经定格在墙上的镜框里，成为我永恒的思念和记忆。
　　给母亲做完“三早”，门前的那棵柚子树上，又缠上了两条白布，那是姐姐和弟弟的孝布。他们在母亲的灵前抱头痛哭，含泪告别父亲，分别回了北京和南宁。我决定再住一些日子，陪陪父亲。母亲走了，向来身手敏捷的父亲突然变得老态龙钟。父亲以前迈台阶，一步要跨越两级三级，但是现在他要一级一级地顺序渐进。有时迈上一级他要停留一下甚至要思考一下。父亲已经老了。当然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劝说父亲搬出老家，重新回到县城跟我居住。这是一件异常艰巨的工作，就像一座异常坚固的堡垒，强攻或者巧取都需要费尽思量。我了解父亲性格，父亲一旦确定自己的目标，谁人也阻挡不了。当年爷爷变卖家产送父亲到县城求学，父亲进入国立中学不久就跟着游击队开进了九万大山。直到国民党乡公所警丁找上门来，爷爷才知道父亲没拿笔而是扛起了枪。离休不久，父亲不顾我们劝阻，大车小车装满床铺柜子饭桌凳子之类的家什，像部队换防一样浩浩荡荡地从县城搬回老家。父亲的理由很简单，山里空气好，有益于延年益寿。受苦的却是母亲，父亲平反复出后，动员母亲农转非搬到县城来。母亲不同意，说猪圈里的母猪怀孕了，等它产下仔后再转。母亲是想拖延时间。父亲回家时带上一个屠夫，当晚就把母猪开膛破肚，肚子里是一帮已经成形的猪仔。父亲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离休后父亲又提出让母亲非转农，重返故乡重建家园。父亲说，土地乃立命之根本，亦为庇荫之祖宗。如此这般折腾，母亲无怨无悔。她说我是你们阿爸的影子，他到哪里，就把我拖到哪里，拖在他的脚下。
　　夜晚，空荡荡的家里，坐着我和父亲，我们两个男人，一个失去了老伴，一个没有了母亲。我们坐在桌前谈话，母亲高悬在堂屋正中的墙上，她是我们谈话的见证人。我从母亲的眼神里得到鼓励。我说爸，出去走走，散散心。韩国、日本、美国……你定!随团去也好，我们姐弟仨陪同你去也行，经费我负责。父亲听罢老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本来我和你妈约好了的，今年秋天去北京看鸟巢，可是你妈撇下我走了，我怎么忍心一个人去呢?我这辈子哪也不去了。我说爸，我们可以出国去看看呀。父亲说，国我又不是没出过，我在朝鲜待了几年。出国不就是看风景嘛，还有什么风景比得上战地风景?战地黄花分外香!
　　我把关键的话题搬出来。我说爸，你还是跟我回到县城去住吧。县城各方面的条件好，有个头疼感冒什么的去医院也方便。健康跟居住环境有关，但跟运动也有关，你每天早晚就去老干中心那里打打门球，运动运动。你那些战友一有比赛就问我，政委到哪去了，政委不在这仗怎么打?我知道父亲听惯了政委这个称谓，就像听惯了自己的名字一样。刚从岗位上退下来时，父亲在家里很郁闷，成天把自己锁在房里不声不响的。母亲早上去买菜时就故意写一张字条塞进门缝里去。字条上写道：报告政委，今日午餐如何安排?请指示。父亲用毛笔在纸条上批示：按原计划执行。字条很快就从门缝里递出来，人也跟着出来了，和母亲一起提着菜篮上街去，像当年去执行侦查任务。
　　父亲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只是亮了一下，很快就黯淡下来，像一团燃尽了的火炭。父亲说，别提了，几十年了，陈年旧账黄簿一本，我已经不是他们的政委。
　　我回到实际问题上来，我说爸，阿妈不在了，身边没人照顾你，你一个人在这里孤零零的我不放心。不放心就影响我的工作，我工作没做好就影响整个公司的工作。父亲态度很坚决，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去，我不会影响你工作的。我哪里也不去，我就住在这里。你妈是不在了，但她的影子无处不在，她能看得见我，能听到我的咳嗽。
　　我来到母亲的墓地，从那里给县城的妻子打电话。既然实际问题没能解决，那么我只能做些与实际问题相关的实际工作。村里没有通信基站，可母亲墓地所在的位置，竟然通中国电信的信号。那天在母亲墓地做“三早”时，我的手机突然振动起来，收到一位远方朋友要我节哀顺变的短信。真是奇怪了!可是，我的电话却永远打不到母亲那边。我在电话里给妻子列了一个清单，交代妻子按清单科目逐项落实。清单上的一些科目，母亲在世时却没有享受过。母亲说，我的手脚完全能够代替那些多余的角色，那些东西全都是懒汉的替身。唉!我的勤劳而固执的母亲!
　　一辆小货车开进山里来，跟车进来的还有家电门市部一个服务工。在楼顶上，我们给卫星电视接收机重新安装一个高频头，原来的高频头坏了，无法接收香港卫视凤凰台的信号。父亲爱看港台新闻，尤其喜欢讲述历史的栏目。有段时间那个栏目播放“铁马冰河”，讲述四野战史，父亲看得如痴如醉，精神焕发。从楼顶上下来。我接通电冰箱。交代父亲如何使用保鲜膜和保鲜袋，在怎样的情况下使用保鲜柜在怎样的情况下使用冷冻柜。我叮嘱父亲，啤酒速冻可放冷冻柜但不可长久放置以免爆裂。洗衣机是一台“爱妻号”牌全自动洗衣机，牌子温馨，其功能远比一个贤妻灵巧。我简单地示范如何启动和关闭之后告诉父亲，你只需要把电源接上把水注入把衣服倒入再投放酌量的洗衣粉，然后，你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把甩干了的衣服晾挂到规定的地点。这期间你尽可放心看卫视凤凰节目。双规?父亲打断我的话，你这个词很耳熟。哦，对不起!说惯了，我对父亲解释道，此双规非彼双规。最后安装的是消毒柜，消毒柜原来清单上没有，是妻子增加的科目。妻子认为，来找父亲喝酒的人多且杂，难免携带各种各样的病菌。我说，常言道病从口入，所有餐具用过之后你就放进消毒柜去消毒。服务工还透露了一个信息，现在有一种包粽子的机器，只要把粽子的原料配置好，开关一摁一只漂亮的粽子就落在眼前，像门前柚子树上熟透的柚子，轻摇一下柚子就掉下来了。
　　我在村坳口上的一棵苦楝树上，缠上了我的孝布。暮年的母亲每次赶圩回来，总要在这棵树下休息片刻。这棵树下从此再也不会出现母亲的身影了，母亲的身影从此只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再见到父亲是半年之后，国庆节那天我从外地出差回到县城，张罗着到老家去看望父亲。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无时不在牵挂父亲。我给父亲买了一只电子测压器，父亲的收缩压偏高，有这么一个测压器随时可以掌握动态。我还买了一只足膝按摩器，父亲当年草上飞，双腿落下伤病。另外，我还……我还买了一只“黛乐”，就是男用安慰器。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阴暗或者见不得人的东西，既然它堂而皇之地摆在柜台上，说明它阳光说明它有市场，有需求的人群。父亲虽已年逾古稀，但总体状况良好，除了血压有些偏高阴雨季节腿有点疼痛以外，其他器官没有发现问题——父亲是一个健康的男人。“黛乐”隐约在一方精美的包装盒里，隔着一层塑料，仿佛隔着一扇薄薄的窗帘，令人心跳脸红。父亲平常手不释卷，还经常看电视，他对这么一样东西应该有所了解，应该不需要我示范或者点拨。然后我约好了几个擅长讲段子的朋友，跟我一起进山里去。探望父亲，我喜欢前呼后拥，目的是给凄清的家里制造热闹的气氛，让热闹的气氛驱散父亲的哀伤。干旱的季节，气象部门可以人工降雨；悲伤的日子，我要给父亲驱散他心中的阴霾。
　　没想到父亲自己来了。父亲来的那天下午，我正躲在书房里对“黛乐”发呆。我买这只“黛乐”时出奇的平静，倒是售货员在介绍它的性能时有些慌乱，一脸的桃红。但是现在我却手足无措，我遇到了难题——我如何将这只“黛乐”送给父亲。是大大方方地送给他吗?还是像行贿一样偷偷地夹在某一样东西里，让父亲自然发现。听到客厅有响动，我以为妻子回来了，仓皇地将“黛乐”藏到抽屉里去，免得多疑的妻子产生误会和敌对情绪。和许多同龄的女人一样。我的妻子正在步人更年期，即将进入人生的一个烦躁季节。
　　拉门一看，竟见到了父亲。父亲穿着粉色的T恤衫，束在米色的休闲裤里很精神地出现在客厅。父亲从未这样打扮过，以前买给他的一些衣服，他总认为颜色过于鲜艳拒绝上身。这身装束让父亲年轻了许多，也让我感到慰藉。父亲能从丧妻的伤痛中尽速调整心态，作为子女的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此欣悦。我拉上房门出来，爸，你来了!父亲哎了一声，嗓音清脆。父亲转过身来，就在这一刹那间，在父亲魁伟的身躯后面，闪出另外一个身影——一个陌生的阿姨。
　　我说爸你坐，又说一句，坐吧!后面一句应该是我对这位阿姨说的。阿姨羞怯地挨着父亲坐了下来。我递给父亲一支烟。父亲说我不抽，我竟然忘记父亲早已戒烟。我自个儿把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靠到沙发背上。对面墙上是母亲生前的一幅生活照，暮年的母亲端坐在屋檐下，慈祥地望着我，以及我的父亲和陌生的阿姨。父亲有些窘迫，他介绍说，这位是兰阿姨，我们家隔壁村的。我哦了一声。父亲又向阿姨介绍我，这是老大。阿姨望了我一眼，就低下头去。我趁机打量她：矮小瘦弱，一张蜡黄的病态的脸，一副弱不禁风的骨架。她应该是父亲帮着带到县城来看病的吧，父亲以前经常带村里的人来县城找医院邓医生看病。
　　我连开水都忘记倒了，父亲站起来时我醒悟过来，我抢先从机柜下取出一只一次性纸杯接了水递给阿姨，我说你喝水。那只纸杯看来很热，她只碰一下就缩了手去。我给父亲接水的杯子是他常用的保温杯，我问父亲放茶叶吗?父亲说可放可不放。我还是放了茶叶。我一面放茶叶，一面问父亲那只高频头是否收得到凤凰卫视，我说扁案就要审了。父亲说我哪里知道，我几个月没有看电视了，天下大事一概不知。父亲把他的保温杯换给阿姨，再从机柜里拿出一只纸杯套上原先那只杯子，端起来喝了。
　　抽了一支烟，我起身张罗晚饭。我对着冰箱里的肉和青菜说爸，家里那个冰箱噪音大吗?父亲又说了一句我哪里知道，我这些日子是哪家煮好了我就端哪家的饭碗，自没了你妈，家里的烟囱就没冒过烟。我的心像一颗石头沉到水底，没了母亲，父亲的生活居然落到了这种田地。我所装备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父亲最需要的。我所解决的那些问题，全不是父亲的实际困难。父亲最需要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没搞清楚。好比寒冷的时候。我给父亲买了火炉，父亲需要的却是被子。父亲后背瘙痒了，我递给父亲一把抓子，而父亲需要的却是一只长有指甲的手。
　　我在厨房剁肉，父亲进来问道，你杀鸡了?我说早就杀好了放在冰箱里冻着。父亲问还有其他肉吗?我说还有鸭肉和牛肉。父亲说吃牛肉吧。父亲对晚餐菜肴的详细过问，使我想起了那句俗语：吃鸡悔，吃鸭退。那是新人头一次登门的禁忌。新人头一次登门，鸡肉和鸭肉都不能吃的。吃了鸡肉鸭肉，就会反悔甚至断绝关系。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其他特殊原因，有的人就有口忌，比如我那妻舅一生下来就不吃鸡肉和鸭肉，但杀鸡杀鸭的活路照干得毫无怨言。
　　女儿心玫放学回来时，父亲的一句话进一步明朗了这位阿姨的身份。女儿进到客厅，正要卸下书包，父亲就把她拉过来揽到怀里，对她说了一句，叫姨婆!女儿忸怩着，父亲催促道，叫呀!女儿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姨婆!哎!阿姨应道。姨婆就是阿婆，女儿平常就叫母亲阿婆。
　　妻子直到饭菜摆上桌面才进到家来，那只皮包搁到沙发上发出很不礼貌的声响。实际上她一下班就回来了，回到家门口隔壁卖地板砖的同学一把将她扯进了门店，神秘地告诉她，你家公带了一个女人来。同学说，也太早了吧，你家婆才去不久。妻子不相信，怕是老家什么亲戚来。同学说，看神态不像是亲戚，你们家的亲戚很多我都认得的。
　　进到客厅，阿姨先打了招呼，回来啦!妻子不自然地应了一声，哎!坐到桌边，妻子突然问道，阿妈的位子呢?碗筷呢?又拍了女儿的脸，阿婆还没吃，你吃什么吃!这一问一拍，就蔓延出凝重的气氛来。女儿泪汪汪地搁下碗筷，起身到书桌那里拿起了书包。父亲见状责怪妻子道，怎么能这样呢?孩子吃饭的时候是不能打骂的。急忙上去宽慰女儿先吃完饭，女儿说来不及了要迟到了。背起书包，女儿转过身来道，阿公、阿婆、阿爸、阿妈你们慢吃，又补充一句，姨婆您慢吃。就下楼梯去了。
　　餐桌上果然没有母亲的位置和碗筷。椅子和碗筷是阿姨摆的，她当然不知道我们家的家情。母亲去世后，我们除了在老家设立灵位，在县城的家还设立了一个灵位。每天早晚除了在灵位前供奉祭品，吃饭时妻子还在桌边给母亲摆上位子，在桌上给母亲摆上碗筷，给碗里装了饭。妻子每吃一口饭，先往母亲的碗里夹上菜。妻子说，我夜夜梦见阿妈，阿妈没有离开我们，她又回到县城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妻子是个医生，她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她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女儿一生下来，就被母亲抱到她的床上，夜里喂奶时母亲才把女儿抱过来，喂完奶水母亲又把女儿抱过去。妻子常常跟人炫耀，我的家婆是天底下最好的家婆。妻子拿了碗筷来到桌边，拿眼往所有的菜碟都扫了一遍，就进到厨房里去。
　　厨房里很快就传出锅瓢的声音，叭的一声，液化气灶点上了火，水龙头的水哗哗哗流到了锅里，一切程序麻利而流畅。我跟进去问道，菜不少了，你爱吃的旱藕粉丝我煮了，你爱喝的玉米糊我也熬了。你还要煮什么?妻子反问道，我煮什么你知道吗?我一阵茫然。妻子顿了一下嚷道，阿妈不吃牛肉你忘记了!妻子就将砧板上的那只鸡砍了起来。我连忙阻止道，这鸡今天不能吃!妻子说，我煮给阿妈吃!
　　妻子装了饭菜，没摆到桌面上而是端到一楼去了。母亲的灵位在一楼。等了很久，没见妻子上来，我喊了一声，上来吃饭啦!妻子没有应答，我到楼梯口那里重复一遍，上来吃饭啦!妻子回答道，我不上去，我在下面陪阿妈吃。
　　吃吧!不用管她。我既是对自己说，也是对父亲和阿姨说。我给父亲倒上红酒，给自己倒上白酒。父亲拿过一只杯子，将他杯子里的酒倒了一半给阿姨。阿姨的饭碗不是搁在桌上，而是规矩地端在手里。她一直埋着头，她手里的筷子变成了一把镊子，一粒一粒地镊着饭粒，再一粒一粒地送进嘴里，牙床只是动一动，并没有咀嚼。父亲不断地往她的碟子里夹菜，直到碟子无法承载。父亲也只是给她夹菜，并不劝说，一句话也没有。
　　楼下传上来声音，是妻子含糊不清在诉说，一会儿就传来她嘤嘤的哭声。我搁下酒杯，起身走下楼梯。在拐弯处我停下脚步，妻子端坐在母亲的灵位前，手里撕着鸡肉，把肉从骨头上掰出来，再夹到母亲的碗里。妻子一边撕鸡肉，一边抹着眼泪，妈你吃吧，这是山里的土鸡，肉很甜很香的，你以前在老家就养着这样的土鸡……我转身上楼，父亲和阿姨已经吃完坐在沙发上。父亲对我说，我们吃好了，你接着吃吧。坐到桌边，我把一杯酒喝干就收拾餐具。父亲说，给阿姨做吧，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这天晚上，父亲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时间是国庆节，地点是在我的书房。本来我们是要在客厅谈的，父亲认为重要的问题通常先通过班子才好上会。父亲指的是我们俩人。父亲从口袋拿出他的手机，你妈住院时和我有个谈话，也算是遗嘱吧，对身后事有个专门的交代，我把你妈的话录下来了。你先听一下你妈的话。然后我们再交换意见。父亲在手机上一摁，里边就传出了母亲熟悉的声音：
　　……你哭什么哭，人，总是要靠岸的，广告上都这样写。我只是比你先靠一步。我走了以后，你最好来县城跟他们住(父亲插话：我不来，我就住在山里)。你回山里住也行，不过得有人照顾你，你可以请个保姆，一个月给她五六百块钱，你有工资，这个钱你付得起。至于保姆会不会睡到你的床上去，只有天知道。你看电视里面，有些保姆最后都睡到了主人的床上。如果这样，你不妨目测一个身体好的又无牵挂的主，名正言顺地把她续进来，我没有意见。但你必须征得他们三个同意，不然到时候，一张脸扭过这边，一张脸扭过那边，你就过不下去了。你有再大的威再大的势，到那天你两腿一伸，就是僵尸一具。打仗父子兵，上阵亲兄弟。这个道理你比我懂，到时抬你上山去还得他们三个子女……
　　半年之后，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泪水禁不住一行行地滚落下来。母亲住院时我也想给母亲录音，但担心母亲因此怀疑她的病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们对母亲一直隐瞒她的病情，只告诉她患的是急性胰腺炎。这段录音应该是母亲住院不久父亲给录下来的，母亲说话底气还很足，吐字咬音还很清楚。显然，母亲当时已经知道了她的病情，而父亲也是有了思想准备，也充分考虑到了今天的局面，母亲的录音成了他的尚方宝剑或者理论基础。
　　其实，父亲说，我们要谈的话你妈在手机里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确实需要一个照顾我的人，当然你和你弟甚至你姐都可以照顾我，但是日常生活中有些事你们做不到，有些问题你们解决不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屁股长个脓疮，你们能帮我挑脓水吗?显然不能!父亲接着介绍这位阿姨的情况，她是个寡妇，他的老公是个屠夫，就是当年来我们家杀母猪的那个黑胖子。出事那天他把一头大肥猪捆在摩托车后架上，半路那头猪挣扎车子滚下深沟去，猪没死他死了。她今年五十九岁，比我小很多。没什么文化，但这不重要，我需要的是伴侣而不是家教。她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前面两个女的已经嫁人，两个小的到伊拉克打工，胆子也真够大的了。她不嫌我老，不在乎我还能再活几年，愿意到我们家来，照顾我的晚年生活。当然不是来县城这个家，当然也不是来当保姆，我们是要到民政部门办理手续的。以后我走了，她老了，不需要你们照顾她，她有她的子女。当然，你们如果看在她照顾过我的情面上久不久去看望她，旁人也会给你们口碑。她愿意继续住下来就住下来，你们不要像外国人驱赶华侨一样驱赶她，当然你们也不会这样做，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人。她的身后事由她子女操办，这事我跟她讲好了。当然，你们如果能够到场，也会给我和旁人足够的脸面。
　　父亲这番话无懈可击，所有问题他都考虑得很周全，他不会因此给我们留下后顾之忧。但是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我的态度很鲜明。我说爸，我不反对你给我们找个后妈，你是应该重新找个伴侣的，但是现在不是时候，爸，现在的确不是时候，我们还沉浸在丧母的哀痛中，我们的腰间现在还缠着麻绳……我想起一个成语，我想这个成语足以让父亲警醒。我说爸，我的母亲现在尸骨未寒!我接着说，另外旁人会怎样议论我们呢?我说的是我们。
　　父亲主动跟我要了一支烟，我给他点火，父亲摆了摆手拒绝了，他只是把烟横在鼻子前闻闻。看来父亲终于有所考虑了。父亲把烟搁在茶几上，他的目光跟着落在那支烟上。父亲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几时，进攻万岗县城的命令下来。我支队负责配合四野攻击左翼敌人。万岗守敌是白崇禧的一支部队，擅长打防御战，火力也很猛烈。下午县城攻下来时，我支队只剩下七个人，支队长和参谋长也负伤被抬下阵地。当晚，地方游击队和部队举行庆功宴会，我们，我们支队都凑不够一桌人……想起早晨还生龙活虎的兄弟，此刻已长眠在坡岭上，我背起枪就跑到战地医院，我当时不知道支队长是死是活。支队长的眼睛被弹片炸瞎了，他摸着我的手说，明早部队又要开拔了，你抓紧回家看一下你那个媳妇。我连夜就回到老家，那时我离开家已有几年，你爷爷以为我早已光荣了。要是那天夜里我不赶回家去，就没有你妈了，你爷爷已决定让你妈改嫁。第二天我回到部队，不久就去了朝鲜，一去又是几年。父亲很坦然，他说时间对你们来说是个问题，你们需要时间封存哀伤。可是你们知道吗?时间对我来说同样也是个问题，我不可能像你们那样谈恋爱，谈它三年五载，谈这个不好，再谈一个。我是阵地上的白刃战，枪膛里只有一颗子弹。不是留给敌人，而是留给自己。你妈走了，孤寡的我现在就需要一个人来照顾，这一点你妈已经交代了。再说了，把这个阿姨接过来，并不说明我忘了你们阿妈，她一辈子体贴我照顾我。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并没有改变。我心窝里长有一块碑，碑上刻着她和那些牺牲了的兄弟们的名字。至于旁人怎么议论，那是他们的事。嘴巴长在他们的脸上，像地堡里的机枪哒哒哒地扫射，那是瞎打，没必要去堵。待时机来了，我一个火焰枪点射过去，里边就只有嗷嗷叫的声音。我在朝鲜都敢和美国鬼子拼刺刀，还怕旁人说闲话吗?
　　我理解你的心情，父亲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尽可说出来，不必回避。我们都是党员，我们家原来有三个党员，可以成立一个支部。你妈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过去战争年代，党员就是阵地上不倒的旗帜，当然现在也一样。有一次战斗打到白热化，支队长脱下棉衣抡起砍刀第一个冲出战壕，一个刚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兵瞪大眼睛，支队长也要肉搏?我说支队长是党员，党员就是带头肉搏，国民党兵就挺着刺刀跟着我冲了出来。党员之间要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成共识。我们今晚的谈话，可以算是谈心会，过去我们就经常开这样的谈心会，当然不是谈婚论嫁，是谈战斗意识，就是亮剑!
　　我想起录音里母亲的一句话，于是提醒父亲道，这位阿姨的健康状况如何你了解吗?你需要一个伴侣，但这个伴侣必须是身体健康的，而不是一只药罐子。你需要的是别人来照顾你，而不是你去照顾别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父亲说，从你看阿姨的第一个眼神我就发现你的片面。这位阿姨是瘦了一点，但胖瘦不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的依据。你看农民有几个是胖的，胖的一般都是干部和商人。瘦的不一定是病的，胖的不一定是健康的。据说现在的干部都是业健康，亚健康就是不健康，就是都有病。这位阿姨的情况我了解，她没什么大病，她只是有点贫血，吃点补血的药就好了。她老公从不给她吃补血的药，只给她吃猪血。猪血是教书匠吃的，不是补血是除尘的，除掉口腔和肺部里的粉笔灰，她老公他妈的是个糊涂猪。
　　套用父亲的话我转入防御战，并且派上了预备队，我把姐姐和弟弟推出台面来。我说爸，你刚才不是说要谈心要沟通吗?我认为谈心会的范围要扩大，要广泛征求意见。你看高层哪样重大决策出台前，不是先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我姐和我弟虽然不是党员，但他们是家属的成员，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认为有必要而且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意见不一致，则可能导致阿妈说的那样，到时候他们俩一张脸扭过这边来，一张脸扭过那边去，一家人都不自然。
　　父亲示意我把火机给他，自个点燃了那支烟，只吸了一口，就掐灭了烟卷。父亲说，我当然会在适当的时机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有权利保留他们的意见，但他们没有理由指责我，他们首先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你妈闭眼之前，最不放心的就是他们的家庭。父亲指的是他们各自的婚姻，姐姐和弟弟俩人的婚娴都在亮红灯。姐姐长期和姐夫貌合心不合，弟弟在闹着和他的老婆离婚，官司已打到法庭。
　　夜晚不一定就是温馨的时光，有时候就是愤怒的黑洞。妻子在黑暗里把愤怒转嫁到我的头上。你们男人都是这个胚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以后也会这样，说不定你现在就酝酿这个想法。你这是什么话呢?我狠狠地瞪了妻子一眼。妻子没有退缩而是迎了上来，像是面对一双白内障的眼，你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你敢保证跟我结婚到现在，特别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存，你都没有过坏念头?我问你，你那个女秘书早上怎么问候你?我说她怎么问候了?妻子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她不说早上好而是说早上了。早上了!早上了!这是她所能说的吗?这是我说的!嘿!一字之差，差到我的头上来了，还整天形影不离的，还几次像老鼠一样钻进过我们家的门。你以为我是瞎子，我是个眼科医生!
　　我没有工夫跟妻子争辩，我问户口簿在哪里。妻子咬着牙齿说，不知道!我啪地开了床头灯爬起来，翻箱倒柜找户口簿。我们家原来只有一本户口簿，母亲非转农后就分成了两本，母亲单独一本，父亲还是跟我们原来一本。户口簿上我是户主，就是家长。但我心里清楚，真正的户主真正的家长是父亲。没有父亲，就没有我们的户口簿。妻子见我把各种本子撒满了地板，就从一个铁盒子拿出了户口簿，扔到我跟前，嘴里嘟哝一句，迫不及待!
　　父亲带着阿姨去民政部门登记时遇到了麻烦，那个女办事员要求父亲除了提供他本人户口簿外，还要提供他已经丧偶的相关证明手续。手续说起来简单，办起来却有些繁琐。首先要南母亲户口所在地出具死亡证明书，这还不够，还要把母亲的户口簿和身份证拿到派出所去注销，才能南派出所给民政部门出具父亲已经丧偶的证明。父亲越听越糊涂，回来时就拐到老干局去。父亲一路发着牢骚，当年把国民党兵收编过来都没有这么复杂。
　　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老干局的领导，一个是民政局的女办事员。女办事员要我们把母亲的户口簿和身份证找出来。妻子说，都丢了!找不见了。女办事员说，怎么能丢了呢?妻子说丢了就丢了，还能怎么丢的?女办事员说，既然丢失了，那就要到派出所去挂失。妻子说好啊!你把我婆婆也挂失了，等哪天公安破了案，也顺便把我婆婆找回来!看到妻子气势汹汹的样子，父亲解围道，不能怪她，不能怪她的!老太婆的户口簿和身份证一直都是我保管。女办事员转过身道，老政委，既然这样那就请您理解了，我们只能公事公办，只能按程序办事。父亲点头道，理解，理解!
　　晚上吃饭时，父亲让我和他共同回忆母亲去世当天，是谁负责清理母亲的遗物，又是谁负责烧毁那些需要给母亲带走的东西。我们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地排查，一个人物接一个人物地查找。所有的细节都回忆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母亲的户口簿和身份证的着落，最后我们认定有两种可能，一种它们被烧掉了，因为按照风俗，母亲生前经常使用的东西都要烧掉，这样她才能带到遥远的天国。母亲来住院时带了户口簿和身份证，回去时这两样东西可能没有从衣服口袋取出来，就跟着那件衣服烧了。另一种可能是有人把这两样东西藏起来了，村里有个风俗，老人去世后能够得到他们某样珍贵遗物，就可以保佑自己福禄长寿。
　　妻子的注意力不在我们的话题上，餐桌边的她端着碗侧着脸，她的眼睛始终盯在电视画面上，那个频道正播着电视剧《马文的战争》。马文的妻子带着新男友刚进家门，妻子突然尖利地“啊”了一声，两只老鼠一前一后跑过电视机柜的下面，眨眼间钻进墙角的一只洞口。
　　我跟到墙角，老鼠早已从洞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客厅当年装修时，墙壁采用木板贴面，中间留了拳头宽的隔缝，里面四通八达。这种装修眼下已经淘汰，可在当年却是最时尚的。我还未转过身来，那两只老鼠已经在板壁的隔缝里欢快地追逐起来，追逐了一阵就开始在里面响亮地吃起东西，看来它们已经在隔缝里储备了大量的食物。妻子搁下碗筷，站到老鼠发出声响的地方，气急败坏地敲着板壁。父亲急忙阻止道，别敲，不能敲!老鼠报复心很强，触怒了它夜里它就会出来咬东西，甚至咬人。妻子惊恐地坐回桌边。妻子属虎，却怕老鼠，并与老鼠有不共戴天之仇。刚参加工作时，有一天在厨房炼猪油，一只老鼠钻过脚下，一锅滚烫的油倾在她的腿脚上。每次拌嘴，妻子就说，要不是那只老鼠，我根本就不会嫁给你。妈的!
　　这房子怎么能有老鼠呢?我想不通，第一道是防盗门，第二道是纱网门，窗户外还有纱窗，就是苍蝇也飞不进来。
　　这没有什么奇怪!父亲说，昨晚电视上还说以色列参谋长办公室进了小偷，参谋长的手枪被偷走了。老鼠跟小偷一样无处不在，现在正是老鼠频繁活动的季节。父亲进到厨房去，一下子就出来了。父亲说毫无疑问，老鼠是沿着空调管子的通口爬上来的，那只通口得堵上，不然还会有更多的老鼠爬进来。父亲出门去，说我马上去弄些东西来。阿姨提出要跟父亲一起去，父亲说你也去吧。阿姨就像影子一样，跟在父亲的身后出去了。
　　俩人很快就回来。父亲提一篮子的东西进厨房去，先用碎石把通口填充，再用胶泥塞上去，把空调管子的通口抹得不留一点缝隙。父亲一面抹胶泥一面说，要让它们出不去，也进不来，这叫同点打援，四野过去惯用的战术。
　　临睡前，父亲来敲我们卧室的门。父亲说，今晚客厅的灯要关一个晚上。父亲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母亲去世后，妻子就让客厅的灯一直亮着。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关上客厅的灯，估计可能与那两只老鼠有关，我说你关吧。
　　妻子不断地吞咽口水，这是她睡不着觉的现象，她的魂魄让那两只老鼠缠上了。妻子坐起身来，你去叫阿爸把墙角那个洞口也堵上，让它们活活地饿死在里面。
　　这不行的!我说，老鼠是打洞专家，你堵了原来的洞，它就会从另外一个地方打出新的洞来。老鼠的牙齿能咬断铁线，那些板壁对它们来说简直是豆腐。妻子说，那怎么办?那两只老鼠会把我活活气疯的。躺了一下，妻子又坐起来，干脆我明早就叫装修工来。把客厅的板壁都拆了，看它们藏到哪里去，顺便把这房子重新装修，反正也该翻新了。
　　这不行的!我说，母亲去世一年之内，不能兴动土木，你忘记了?那怎么办?妻子近乎哭出声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看你是存心让那两只老鼠把我活活地气疯气死，然后就像你爸一样重新找个老婆!你姐你弟也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你们家族的遗传!我咦了一声也坐了起来，你这是什么话嘛!两只老鼠怎么变成了我们家族的遗传，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
　　卧室的门突然嘭嘭嘭被敲响，父亲在外面大声叫道，粘上了!粘上了!我跳下床来冲出卧室。客厅灯火辉煌，父亲和阿姨蹲在墙角那里，两只老鼠一前一后被牢牢地粘在洞口前一张类似砂布的粘板上，动弹不得，嘴里发出吱吱吱的绝望的声音。妻子穿着睡衣站在身后，眼前的场景让她手舞足蹈起来，跑呀!我看你们跑呀!她蹲下来问道，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嘛?阿姨小声道，是“万能”牌粘蝇粘鼠板。这是阿姨到我们家后说的完整的一句话。
　　折腾了一夜，我们很晚才入睡，直到父亲敲响房门我们才醒过来。父亲隔着门说，我们今天回去了。我急忙爬下床来穿上衣服，妻子突然在身后扯住我，递过来一个本子和一张塑料片——母亲的户口簿和身份证。妻子哽咽道，我是不想让阿妈被注销……
　　我在客厅挽留父亲。父亲说来了几天了，你妈的灵位委托给你堂弟供奉。你堂弟一天到晚忙着烧砖要起新房，谁知道他供没供。我把母亲的户口簿和身份证交给父亲，我撒了个谎，说是心玫她妈在母亲的首饰盒里找到的。母亲确实有个首饰盒，里面却只有一样东西——奶奶留给她的一副银手镯。父亲没有接过母亲的户口簿和身份证，他说不用了，你阿姨讲了我们可以不登记，她以前也没有跟那个杀猪的办过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