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
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的活跃而言，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战文学研究也许要用“沉寂”这个词来形容。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抗战文学这一笔弥足珍贵的巨大文学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关于抗战文学的研究还远远不能让我们感到乐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抗战文学研究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①正是为了打破这种沉寂，有的研究者主张从时段上拓展抗战文学研究的边界，把七七事变甚至九一八事变之前、抗战结束之后所有“以反对、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各种侵华战争为基本内容”②的文学作品都纳入到抗战文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那么，对抗战文学研究的边界作这种时段上的拓展，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呢？本文拟结合这一问题，反思抗战文学研究的现状，希望能够对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
一
“抗战文学”的概念究竟起于何时，恐怕已无从考证。从“文协”1938年5月创办的会刊命名为《抗战文艺》推测，抗战文学这一概念当有七十年以上的历史。这一概念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内涵和外延并没有得到精确的辨析，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大体一致的意义上使用它：抗战文学基本上等同于“抗战时期的文学”。如田仲济以笔名蓝海出版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即是以八年抗战期间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又如苏光文谈到其著作《抗战诗歌史稿》的命名时说：“‘抗战诗歌’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与面世的诗歌，不是专指以写抗战为内容的诗歌。10余年来，‘抗战文学’、‘抗战小说’、‘抗战戏剧’、‘抗战……’，叫习惯了。‘抗战诗歌’即由这一习惯性的称谓而来。”③
然而大约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抗战文学指称的具体对象悄然发生了变化，有人开始在“抗战题材的文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1995年，适逢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作协所属的《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当代》《民族文学》《文艺报》等报刊，面向当代作家发起了“抗战文学作品征文”，以抗战文学的名义集中刊发了一批抗战题材的新作。此后报刊上将“抗战文学”理解为“抗战题材的文学”的不乏其例。如《光明日报》的一篇书评称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血色黎明》为“抗战文学新作”，并由这部作品引申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抗战文学也应该发展”的结论。④又如《中国艺术报》一篇以抗战文学命名的文章，批评2005年出品的电影《举起手来》“想象泛滥”，预告《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等中国作协2012年度重点扶持的一批作品将回归抗战的“历史真实”。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批素以严谨著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军人物的笔下，抗战文学也开始具有宽泛的意义。如吴秀明讨论“近年”国内“反法西斯主题”的“抗战文学创作”⑥，逄增玉研究1990年代抗战文学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诉求”⑦，朱寿桐论析“文革”时期的抗战文学作品《连心锁》⑧，房福贤在“百年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抗战文学”。⑨
在抗战文学的概念悄然变化的同时，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从时段上拓展抗战文学研究边界的主张。1995年，刘增人提出将抗战文学研究的边界向后延展，“涵盖直至今日的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⑩2005年，陶德宗提出将抗战文学研究的边界向前回溯，把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视为“抗战文学的初潮与先声”。112006年，邵国义提出抗战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反对“拘泥于战时文学”。122007年，曹万生等指出抗战文学“是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包括“与抗战同时产生”的共时性作品和“迄今为止还在创作的以抗战为题材”的历时性作品两类。132013年，房福贤对这一问题作了最为全面的阐述，认为抗战文学不是一个“固定的历史陈迹”而是一个“动态的文学过程”，其“上限为甲午战争”，“没有下限”。14
显而易见，“抗战时期的文学”与“抗战题材的文学”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侧重于作品问世的时间，后者侧重于作品反映的内容，将抗战文学理解为“抗战题材的文学”是从时段上拓展抗战文学研究边界的前提。这种理解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对抗战文学研究边界的拓展因此缺乏内在的合理性。
首先，不符合文学史命名的惯例。文学史上有“某某文学”之谓，其中的“某某”大体上有三种情况：（1）时间，如“建安文学”“明清小说”。（2）地域，如“日本文学”“港台文学”。（3）思潮，如“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抗战文学中的“抗战”，显然不属于地域，理解为思潮也不妥当：“文学思潮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理论家或作家们于相同或相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文学潮流”15，作家们对抗战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缺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的相似性，如果抗战文学失去“下限”，也谈不上“特定历史时期”了。因此“抗战文学”中的“抗战”，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抗战文学就是抗战时期的文学。正如不能因为《三国演义》表现了建安年间的生活就将其归属于建安文学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敌后武工队》《长城万里图》《红高粱》等一大批作品写到了抗战就将其归属于抗战文学，我们至多只能说它们是“抗战题材的文学”。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陡然而生，戛然而止，文学亦然”16，抗战文学可能会有先导，有余脉，但这个先导和余脉不可能长得漫无边际。
其次，不足以揭示此类文学的特质。将抗战文学理解为抗战时期的文学，更有揭示此类文学特质方面的考虑。抗战时期的文学具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此前此后任何时段的文学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比如，在文学观念方面，抗战时期的文学确立了新的民族文学观。全面抗战的爆发使“民族文艺运动”中即已萌发的民族文学观有了合适的土壤，成为一种虽非完全统摄却也具有了相当通约性的文学观念。民族文学观张扬民族意识、民族立场，是与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观念、左联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阶级论文学观截然不同的。又如，在文学形式方面，抗战时期的文学取得了大众化、民族化方面的实际突破。新文学是在汲取异域文学营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普通民众存在一定的隔阂，虽然多次进行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欧化的倾向始终没有得到克服，全面抗战爆发后，现实的迫切需要使文学发生了新变，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下乡”“入伍”。如果将抗战文学理解为“抗战题材的文学”，是难以提炼出根本的共同性来的，因为它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且永远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
最后，难以包容战时文学的全部，造成研究空间的另一种窄化。无论是将抗战文学研究的边界向前回溯，还是向后延展，目的都是拓展抗战文学的研究领域，增加研究的空间。这种愿望当然是良好的，看似也有一定的道理，细究起来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抗战时期的文学是十分丰富的，有的与抗战息息相关，有的与抗战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关联。当时梁实秋不就说过“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17吗？虽然梁实秋的观点被大批特批，“与抗战无关”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的作品还是大量存在的。抗战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有的作品都一定要以战时生活为表现对象，如萧红的《呼兰河传》追忆童年经历，曹禺的《北京人》批判旧家族的罪恶，冯至的《伍子胥》讲述古人逃亡的故事。即便是写战时生活，作家也可以超越战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不就是在日常琐事中追求趣味吗？战争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战争并不能决定人的一切，战争中的人照样要生活，照样有着多层次的精神需求，抗战时期文学的多样性就是这种多层次精神需求的产物，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如果将抗战文学理解为“抗战题材的文学”，就只能舍弃大量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战时作品，这无疑会造成抗战文学研究空间的另一种窄化。
总之，抗战文学中的“抗战”是时间上的限定，而非内容上的规约，正如抗战特指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那场民族解放战争一样，抗战文学也特指这个时期的文学。当然，否定对抗战文学研究的边界作时段上的拓展并不意味着不能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抗战题材的作品进行整体研究，这同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只是应该明确这属于抗战题材文学的研究，不必冠以抗战文学研究的名目。
二
20世纪30年的现代文学史，已经研究了近百年，目前仍然有数以千计的人在继续研究，创新的难度是很大的。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抗战文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将抗战文学锁定为抗战时期的文学，是否意味着放弃了拓展其研究空间的可能？是否会面临某些人所说的研究资源的“枯竭”？论者的看法是，“拓界”既不合理（如上文所述），也无必要，抗战文学还是一座有待开垦的“富矿”，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锁定”迫使我们去做一些细致的工作，也许反而有助于研究的深化。下面以论者比较关心的抗战文学题材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正面战场题材。我们都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对于人民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解放区抗战文学予以了比较充分的表现，《吕梁英雄传》《荷花淀》《洋铁桶的故事》《李勇大摆地雷阵》《鸡毛信》《雨来没有死》等一大批作品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对于国民党军队动辄出动数十万军队进行会战的正面战场，有哪些作品进行反映，我们却不得而知了，找来找去，似乎只有老舍的《张自忠》，还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正面战场题材被严重遮蔽，秦弓却独具慧眼，发表《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的表现》《关于抗日正面战场文学的问题》等文章，提出了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构想，并且身体力行，发掘大批材料，撰写了《抗战时期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臧克家与正面战场》《抗战文学中的武汉会战》《抗战文学与昆仑关战役》《抗战文学与衡阳保卫战》等一系列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论文。
兵役题材。军队是国家的干城，因此征兵是抗战时期的一件头等大事，在征兵的过程中，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牵动了多少人的心，抗战文学不可能不对此进行表现。早在田仲济1947年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中，就设置了“兵役问题的提出”一个小节，提及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周而复的《雪地》、张潮的《独眼马》三篇作品。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却并未循着这一思路进行进一步研究，提到兵役问题，想到的只是《在其香居茶馆里》和《抓壮丁》。2009年，论者搜集到近百个相关文本，才将这一论题深入下去，发现抗战文学对兵役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从体裁来讲，既有诗歌、小说、散文等纯文学，也有戏剧、电影等综合艺术，还有相当数量的童谣、民歌、曲艺、故事等通俗文学；从作者范围来讲，既有茅盾、老舍、田汉、沙汀、艾芜、鲁彦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也有水草平、王泽民、方白等民间艺人，甚至还有冯玉祥、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从内容来讲，既鼓舞和表现民众当兵抗敌的热情，也记录了役政实施过程中的弊端，还探究了征兵制度在军队建设、国民性改造等方面的影响。”18
空袭题材。为了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日军曾对中国广大地区实施惨无人道的无区别战略轰炸。面对自天而降的浩劫，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在跑警报的间隙里，他们照常地生活，更加努力地工作。空袭由此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于右任《惨目吟》、程潜《七哀诗》、夏承焘《寻尸行》、方令孺《悼念寒冰》、冯至《我们的时代》、李辉英《福地》等大量作品记录了日寇屠杀无辜的罪行；杨沧白、冯玉祥等人的诗篇抒写了对国民党当局防空不力的义愤；郭沫若的《轰炸诗》、冯至的《我们来到郊外》表现了中国人民面对灾难时的镇定和力量；蓬子的《陪都轰炸季小景》描写了人们在大轰炸间隙的生活乐趣，展示了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的创造活力；老舍的《“五·四”之夜》则在大轰炸中欣喜地发现了五千年文明的力量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当时流行于重庆街头巷尾的《大轰炸民谣》更是传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念；任均的《他俩》甚至描写了防空洞里滋生、成熟的爱情……19抗战文学关于空袭的叙事不可谓不丰富，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对此展开专门的研究。
用不着再多举例，我们已经可以理由十足地得出结论：抗战文学的不少题材尚未引起研究界足够的关注，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题材研究固然是文学研究的传统套路，却无疑也是还原抗战文学的丰富性进而深化其研究的一个极有效的手段。如果对抗战文学的题材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对抗战文学的评价无疑会更加客观。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引申出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比如抗战文学的区域性问题就可以由此得到具体而非空洞的说明：大后方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的题材为什么会各有侧重？与各自的文化语境有何关联？面对同类题材时，大后方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的表现为什么会风姿各异？
从题材研究入手可以实现抗战文学研究的创新，从其他途径入手无疑也可以开拓抗战文学研究的新天地，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边界的拓展，而在于内蕴的深挖。
【注释】
①靳明全：《抗战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②⑨14房福贤：《百年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抗战文学》，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8期。
③苏光文：《抗战诗歌史稿·后记》，34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④程精棉：《融涵当代价值的抗战文学新作》，载《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0日。
⑤金涛：《抗战文学，从想象泛滥到历史真实》，载《中国艺术报》2013年6月14日。
⑥吴秀明、周保欣：《历史追忆中的多层次掘进——论近年国内“反法西斯主题”的抗战文学创作》，载《文艺研究》1995年第5期。
⑦逄增玉：《九十年代“抗战文学”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诉求》，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
⑧朱寿桐：《空域背景的严重缺失——从〈连心锁〉看文革抗战文学有关朝韩想像的浅泛性》，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2期。
⑩魏韶华：《青岛市现代文学学会举行抗战文学研究反思展望研讨会》，载《东方论坛》1995年第3期。
11陶德宗：《中国抗战文学初潮究竟起于何时何地》，载《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2邵国义：《整体观：研究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载《兰州学刊》2006年第7期。
13曹万生、李 琴：《中国“抗战文学”特点之再思考》，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5朱德发：《中国百年文学思潮研究的反观与拓展》，载《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6文天行主编《中国抗战文学概览·导言》，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梁实秋：《编者的话》，载《中央日报》副刊《平明》1938年12月1日。
18王学振：《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兵役题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7期。
19王学振：《再论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城市形象塑造》，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王学振，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2014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题材视角的大后方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NSK14-119，亦为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科研启动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