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

　　摘要：辛亥革命后，接踵而来的是社会的一片混乱，民族濒危，面对此种困境，陈独秀《新青年》一班人看到的是辛亥革命失败于缺少思想革命的环节和深度，中国的文化根基未动，而文化乃是政治的根本，于是掀起一场文化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陈忠实的《白鹿原》却把“孝”予以神圣意义，塑造了白嘉轩这个孝子形象，开拓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描写家庭伦理的先河。
　　关键词：陈忠实 《白鹿原》 儒家文化 孝
　　
　　一、根源追溯
　　（一）创作来源
　　陈忠实出身于世代农耕家庭，又在乡村基层工作长达20年，世代传承了农民的生存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深深渗透在他的生命和灵魂中，造就了他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
　　由于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直接参与农民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系列实践，因而陈忠实的创作始终贴着乡土现实。他的小说关注社会问题和矛盾，注重在乡村的现实发展中，将现实感与历史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体现出作家的政治敏感性和拥抱时代的热情。
　　（二）儒家文化的挑战——回应
　　辛亥革命后，接踵而来的是社会的一片混乱，民族濒危，面对此种困境，陈独秀《新青年》一班人看到的是辛亥革命失败于缺少思想革命的环节和深度，中国的文化根基未动，而文化乃是政治的根本，于是掀起一场文化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明，“新文化运动”首先把矛头对准中国的家族制度，要首先摧毁中国的家族文化。鲁迅认为中国的家庭伦理是“长者本位”的，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胡适则直径的批判“孝子”概念，坚决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1]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却把“孝”予以神圣意义，塑造了白嘉轩这个孝子形象，开拓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描写家庭伦理的先河。除此之外，新文化运动还将批判的锋芒对准由家庭伦理发展成的社会伦理，儒家文化的核心“仁”。鲁迅否定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否定历史上的“太平盛世”，认为“太平盛世”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而自然否定儒学。《狂人日记》将几千年历史上的“仁义道德”的实质看成“吃人”，周作人早在1908年就批评孔子“以儒教之宗，承帝王教法，”“天阙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呼吁要使国家有“更始之机”“必摈儒者于门外”。此可谓“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声。1921年胡适称颂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大声疾呼：“正因两千年吃人的礼教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正是由于这场运动，导致20世纪许多的文学作品都走向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它将父子、兄弟、夫妻亦即家庭伦理关系写作“吃人”，[2]写作“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批判家族制度成为“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深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巴金的《家》不啻对家庭伦理“吃人”的控诉状。正如作家自诉的那样：“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的走上崩溃的道路，走上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年轻的生命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3]
　　二、对儒家文化中人格魅力的不舍——“孝”
　　依鲁迅、巴金这样从事“文化革命”的作家来写《白鹿原》中的大家长白嘉轩，我想，一定会写成“吃人”的赵贵翁（《狂人日记》），或“古老社会的僵尸”吴老太爷（《子夜》），腐朽顽固的高老太爷（《家》），甚至会写成“封建家长”中最为专制、残酷、腐败、罪大恶极的一个。然而，陈忠实在塑造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时，将白嘉轩写成儒家人格的化身，他严格的依照伦理道德修身齐家。他恪守“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他要求子女尽孝，而他又是尽孝的楷模。以直接血缘关系的“孝”为核心，白家形成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 、妇听、长惠、幼顺”的家庭伦理秩序，寓“孝”以神圣意义，寓“家庭”以神圣意义。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扫对传统文化的虚无，再现儒家文化精神，给中国20世纪文学完整的注入了一种文化观——儒家文化观。
　　三、传统文化优越性与劣根性的统一
　　《白鹿原》所表现的是陈忠实对传统的辩证思考。他绝不回避对传统的历史性批判，但他对传统中的优质、正质也同样做了充分的理解与肯定。《白鹿原》是对民族精神、人格、灵魂的探寻与铸造。陈忠实没有一味的去歌颂传统文化，而是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深处，一方面歌颂其优越性，一方面又无情的揭示其劣根性……[4]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的人格魅力依恋不舍。那么在《白鹿原》中，批判与赞赏二者又是如何统一的呢？其实很明了。陈忠实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塑造来表现自己对于儒家文化的立场。如作者在塑造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时，赋予了他很多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品质，自尊、厚德、慎独、积极进取，但同时这种文化给他人格和心灵长期供养，使他在这种剧变的时代对自己推崇的文化和道德规范持保守态度，固守耕读文化，对亲人以严苛的礼教约束，作者对其既赞赏又鞭挞。还有《白鹿原》中着力刻画的关中大儒朱先生的形象也将儒家文化的赞赏与批判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朱先生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既超然物外，又心忧寰宇。他为白鹿原上的乡民消灾免祸，求取富足和安宁，可谓是儒家文化在关中地区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整个儒家文化传统的化身。但尽管如此，朱先生的结局是既不能兼济天下，也无法独善其身，留给他最后的出路唯有一死，即与他所信守的儒家文化的命运共始终。
　　参考文献：
　　[1]《灯下漫笔》第177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2]雷达:《废墟上的米青魂——\<白鹿原\>论》 《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3]巴金：《关于\<家\>》，《家》第4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4]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5、6号
　　作者简介：
　　李莹(1992.03—)，辽宁省鞍山市，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文学学士学位；
　　王萌(1992.05—)， 辽宁省鞍山市 ，沈阳城市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张森(1993.2—)， 吉林省吉安市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文学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