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庄》及其它
商震：先从你的组诗《南宋庄》说起吧!这组诗歌在二00九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来电的好评。这组诗又刚刚获得了二00九年度人民文学奖诗歌奖。你的《南宋庄》书写乡愁与亲情，这是当下诗歌中一个被过度征用的、轻易的抒情主题。但是，你恳切、有力地探究了这一主题中包含的复杂经验和心灵疑难，从而重新建立了这一主题与人的生命疼痛的真实联系。你能否介绍一下这组诗的写作背景和写作经过?
刘希全：其实，对这组诗，我真的不愿意多说。这组诗是四年前写的，当时父亲突然因心肌梗塞去世，去世时六十八岁。听到噩耗，我立即从北京赶回山东莱阳，因当时正是夏季，高温难耐，父亲的遗体第二天就火化了。捧着父亲发烫的骨灰，我回到了老家莱西市南墅镇南宋村，将父亲葬在村东头的土坡上。对南宋村，我又熟悉又陌生，我在这里出生，但六岁时因父亲工作的原因全家迁到莱阳了，这么多年来我很少回去过。
父亲去世的三年时间里，我没有为父亲写下一个字，实在是写不下去，眼前浮现的是父亲的影子，是母亲的影子，是故乡亲人们的影子，是南宋村的影子，心里难受得要死。后来有一天深夜，我一口气写出了《山水连绵》这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山水连绵，在许多时刻，我感到父母离我更近了／他们一个在远处，一个在近处，一个在暗处，一个在明处／都眼巴巴地望着我，都装作不焦急，装作没什么事／这一刻，他们不像父母／而像是我的两个孩子／有些天真，有些木讷／有些可笑，又有些可怜……”我的老师，诗评家吴开晋在给我新出版的一本诗集《慰藉》序中，对这首诗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在这首诗中，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没有什么苦痛的喊叫。作者仿佛使劲忍住了眼泪，很平静地讲述着。但死去的父亲、孤单的母亲与自己之间那种永远也割舍不断的血脉之情，特别是父母既想见儿子但又怕打扰儿子的矛盾心情，表现得沉郁而又深刻。去世的父亲，身在暗处的父亲，好像仍牵挂着儿子，甚至对儿子有些依赖。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感情，让人动容，让人难以忘怀!诗人要有自己独到的发现，要有独到的感受，也要有独到的表述。”
说实话，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想到父母、南宋村和南宋村的亲人们。我不知道为何如此，我好像看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眼前，横亘在我的生活当中，想到这些，我不禁感到悲哀，更感到寒栗。
诗集《慰藉》除了收录了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这组诗歌之外，还收录了多首关于南宋村的诗作。在后记中我这样写道：“把父亲葬在村东的土岭上之后，我才有机会和叔叔、婶婶、堂哥、堂弟们说说话，谈论起过去和现在。那天谈到了一位长辈，一位师长。四叔告诉我，他前些年也去世了，骨灰现在在西安，听说以后还要迁回来，坟地都准备好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四叔问：“真忘了?你小时候整天往人家家里跑……”见我真的想不起来，四叔有些不太相信。那些日子，我还祭奠了爷爷、奶奶、大伯、二伯。在他们的坟前，我下脆，叩首。他们去世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他们最后一面，都没赶回来。父亲和四叔都是在事后告诉我的，说路太远了，回来一趟不容易。
说这话的父亲，已经不在了：而四叔，现在头发也早已花白了。
这样的情景，这样的谈话，引起我强烈的心灵震动。我想到了许多许多，心里很乱，久久不能平静。在我的眼里，南宋村，绝不仅仅是地域上、地理学上的南宋村。它是简单的，只有几十户人家；它又是繁复的，对我来说，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村庄都要大，要意味深长。对南宋村，对它所涵盖的一切，我感受着，理解着，既以它理解自己，又以自己理解它，彼此确认，彼此唤醒，彼此想起。
商震：在二00八年至二00九年间，你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多个组诗，从内容上看是很广泛的，既有对大自然的捕写，又有对故乡的回望与倾诉，有对爱情的深刻表达，还有对城市生活的关注、思索和拷问。你是如何看待这些诗作之间的联系的?你在报社工作，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一定走过许多城市和农村。你出生于农村，又在城市生活了多年，你对它们有怎样的感触和表达?
刘希全：是的，我出生于农村，又在城市生活了多年，本身在报社工作，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应该是对城市和农村很敏感。但说实话，我感到自己极端的迟钝和麻木，除了个别的情况。对采访过的城市和乡村，可以说是视若无睹。没有特别的感受。正是由于我父亲几年前的突然去世，正是因为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老家安葬父亲，正是因为自己回到了曾经生活了六年的南宋村，正是因为看到了自己出生的那间老房子，正是因为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叔叔、婶婶、堂哥、堂弟，那一时刻我内心里百感交集，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同时，我感到又难过又欣慰，正如我在《找回》里表达的那样，好像不是我回来了，而是故乡找到了我，是故乡的山水、房屋找到了我，是叔叔婶婶递给我的木凳找到了我，是堂哥堂弟递给我的饭碗、筷子找到了我。
这几年，到了父亲的祭日，我都要回去给父亲上坟扫墓，对故乡的了解也多了一些，感受很深，我不知不觉就会想到我生活的城市，会想到其它，这种情况是从前没有过的。在当下，中国的农村与城市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不说十几年前，单说这几年，他们彼此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发展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经历了哪些喜悦和苦痛?而我们身处其中感受到的到底有什么?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被我们忽视、漠视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多少?
我有时很简单的这样想，在众多的地址当中，在模糊不清的背景中，南宋村要变得清晰一些，要变得近一些。《南宋庄》这组诗是我几年前写的，我写到了母亲，写到了我故乡的叔叔、婶婶、堂哥堂弟，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没有给他们看过。我不想以我的文字打扰他们。母亲、四叔和南宋村的亲人们，是不会看到这些诗的。我只告诉自己：南宋村清晰一些了，南宋村近一些了!
商震：你为何为新诗集起名为《慰藉》?
刘希全：对于慰藉这个词，我是陌生的，是远离的。这么多年来，无论是诗歌，还是其它文字，我几乎都没有写过它，在我的纸张上，它只偶尔出现过，对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是不是它在生活中太稀有、太珍贵、太难得了，因而使自己潜意识里特别珍重它，而不敢轻易地写到它?也许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查看了《现代汉语词典》，上面对“慰藉”的解释只有两个字：安慰。没想到会这么简单和表面化，我有些失望。“慰藉”与“安慰”是两个不能等同的词语，不应相提并论。
在我的眼里，“慰藉”首先是一个宏大的词，一个动态的、延绵的词(它不是动词，既比动词大，又比动词静)，是一个涵盖了开始、过程及结果的词，是一个包含了苦痛、酸楚、喜悦等深厚感情的词。其次，它还是一个细微的词，一个感性的词，一个温暖的词，紧贴着人心。它的凝重和庄严，让人不能轻易将它随口说出来。
我前面说过，“慰藉”是一个感性的词，我也愿意感性地去理解这个词。“慰藉”这个词里，有现实生活，有人生，有生命，有疼痛，有爱，有回忆，有遐思。它们的存在，以及对它们的体验、描述和叙述，是真实的，是持久的。
商震：这两年你发表的多个组诗中，有许多是写城市的，这与你所写的南宋村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刘希全：正如我在《慰藉》的后记中所说，这几年，我回过南宋村两三次，每次回去，感慨都很深。不知为什么，每次回去，就想再多写一点南宋村，但出乎自己意料的是，写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冲动，也随之越来越强烈，这两种念头彼此相连，但又完全迥异，界限分明，像是对峙，但又像是呼应。在这个年代里，在我的纸张上，在我的诗歌文本里，它们通过具体生动的自身，仿佛建立起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具有长久联系的、别具深意的特别关系。
商震：我看过你这方面的多首诗作，比如，发表于二00九年二月号《诗刊》上的组诗《或近或远》中的《影像》等诗，都具有较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刘希全：《影像》一诗，我一开始用极为平淡的语气说，“十年了，我已经忘记了许多的人和事”，马上笔锋一转，用排比句，用长句子，一口气写到了二十五个人：“那个想让时光一秒钟一秒钟退回到身体里的人，那个想念故乡但故乡早就把他推出去的人／那个在空气中寻找籍贯、口音和往昔的人／那个总把晨光当作初乳的人／那个把绝望错当作希望的人／……”
吴开晋老师在《慰藉》序中，认为这首诗写得哀痛、深情而又锐利，诗中的二十五个人，既是虚指，又是实指，涵盖了众多的人生。结尾一段的几句，‘计算一下平均每年记住几个人／二十五除以十，平均每年二点五个／也就是说，每年我除了记住两个人以外／我还得另外记住半个人。’他说我专注于他们的喜悦、希望、孤单、伤痛，突出写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和感受，特别是最后几句，那种撕裂感，那种沉痛，让人久久不能平静。他还说我多年来不断开拓自己的诗歌疆域，在其笔下，城市、街道、医院、车祸等等，都具有丰富的内涵，都凸显出具有强烈现代意味的诗意。
我知道，我没有写得那么好，我心中明白，吴老师还是在鼓励我。
商震：我个人认为，你的诗歌具有朴素而又新奇，简清而又沉郁的特点。在今年出版的《汶川大地震诗歌经典》诗选中，我看到其中收录了你的《祭奠》一诗，在众多写汶川大地震的诗歌中，这首诗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刘希全：关于汶川大地震，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无限的悲痛。许多诗人都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作，有的写民众无私的救援，有的写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事迹，有的写降同旗默哀，有的诗的确写得很感人。那几天，我含着泪水看电视、看报纸，晚上我在家里实在待不住，就走到街上来。我想到了那些死去的同胞，有老年人，有中年人，有青年人，有孩子和婴儿，从报纸上我也看到了一些逝者的情况。那天深夜。我一个人坐在书桌前，久久没写一个字。后来，写下了这么几句：“我用一支笔，在一张白纸上／为他们设灵堂”，我先从北川曲山镇九十岁的老人安继坤写起，再写江油市青莲八大队的八十六岁的林妙仙老人，一直写到江油市三岁的幼儿吴珊霖，按年龄顺序一直写下来，我边写边流眼泪。在诗的结尾，我这样写道：“我划亮一根火柴，将这张纸点燃／将这首诗点燃，蓝色的火苗／将这些名字轻轻地抱住、抱紧，此时此刻，是我的祭奠／是我一个人静静的、永远的祭奠。”如果说这首诗有特点的话，我认为，一是它真切，写到了二十四个逝者的名字、年龄和地址，二是完全从个人的角度，以个人的身份，对这场国难做了真实的祭奠。有人认为这首诗过于悲伤，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它是我真实的感受。《慰藉》中收入了我二00九年五月十二日这一天写下的《二00九年五月十二日，周年祭……》一诗，也是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祭奠大地震一周年，我记得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白菊花，黄菊花／也许他插错了地方。也许吧／离开时他说：‘插错了又有／什么关系?!给谁都是给……’／白菊花，黄菊花／话音未落，夏志清的亲人／好像一下子多了起来／哦，太多了，好像多出了七八万……”
商震：记得你数年前发表过《车祸》一诗，读后让人心中疼痛，特别是“第一辆车从一个人身上碾了过去”、“第二辆车从一个人身上碾了过去”、“第三辆车从一个人身上碾了过去”一直到“第十三辆车从一个人身上碾了过去”，十三个句式相同的排比句，让人透不过气来，写得冷峻、惨痛。去年你又写了另一场车祸，题目叫《重复》，并收录在你的诗集《慰藉》中，开头又把那十三个排比句原封不动地用上了，并很自然地转到了发生在辽宁的一场车祸。你是如何写作这首诗的，是什么触动你写下了这首诗?
刘希全：这两起车祸其实都是真实的，不是我想像出来的。当初我看到发生在河南的一起车祸报道后，一夜未眠。车祸发生在深夜，在一个村庄的道路上，一个农民被汽车撞伤在地，但汽车并未停下，之后的十二辆汽车司机也许没有看清或者急着赶路，都没有停下。都从这个人的身上碾了过去。在这首诗中，我没有多说什么，我甚至有些装作没有什么大事地写了几句：“一个人，十三辆车／仅此而已，没有其他。”我很自然地想到了第十四辆车和第十五辆车，但是一笔带过。在诗的最后一段，我甚至这样“调侃”地写道：“今夜，亲爱的读者／我首先问你们一声好／在你们进入梦乡之前／我告诉你们：第十五辆车／是我刚刚完成的／一个小小的虚构。”这首诗写完并发表后，我真的不愿意再看，我也不想再写什么车祸了，但没有想到的是，类似的车祸还在发生。二00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我看到新华社播发的通讯《暴风雨中的十二次求救》，心中翻江倒海，联想到七年前写下的《车祸》，两者何其相像啊!于是很快就写出了《重复》这首诗。在诗中，我用平常的话，用反讽的笔法，这样写道：“两次车祸。同一个句式，两次车祸，能否合而为一?!／它们都与数字有关，比如十三，比如十二／像是经过了预谋，都发生在深夜／都是少了一个人的呼吸和体温／时光飞逝，八年的时光／也许就是两场车祸之间的距离／可能吧，它们仿佛都得到了／时光的默许，是吧，也许吧!，人间还有爱，但来得太迟了／这是高波说的话／是双引号，也像是在跪着，像是／在那里孤零零地喊……”
商震：你的许多诗歌有一种散文般的舒缓，写得不紧不慢，平实与朴素中透着冷静与沉着，在躁气满天下的今天实属不易。你就说说你诗中的“朴素”吧!
刘希全：我想，朴素，是诗歌最根本的品质，它是诗歌的血液，是隐秘的，是内在的，如果将它抽去，诗歌的其他东西，尽管还会暂时存在，但终归会坍塌下来，成为纸张的垃圾，文字的废墟。当然，对于朴素，不能有狭隘的、表面化的理解。在诗歌当中，它指向的既是词语、语调，但更多的是指向关怀、包容、启示、融合，以及它们自然生成和显现的方式。我想，一定要静下心来，要努力使诗歌保持朴素的品格，要经常默念“敲打”这个词，要让它在耳边震荡、回响，它要像一把锤子来到手上，要敲掉那些多余的、浮华的、虚妄的东西，比如那些夸张，那些沉滞、缺乏生命力的想象，或者那些硬拼凑上去的、所谓的“意义”等等。这些东西应被彻底敲掉，从而使诗歌变得结实、有力，要露出筋和骨。这种敲打，因为是必然的，所以也应是持久的，尽管非常吃力，尽管大部分时间收效甚微。
商震：目前你的写作状态如何?
刘希全：我写诗，常常是兴致所至，有时一晚上能写好几首，有时是几个月写不出一首。特别是本职工作忙的时候，半年写不出一首，尽管感到内心积压了许多东西，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感到很难受。
商震：你的《一条街道像是在飞》、《同样的夜晚》等诗作，尽管表面上看很平淡，甚至有些松散，但读后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很深的恍惚感、痛疼感。
刘希全：您这么说，我是同意的。当今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说是目不暇接，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好或坏来评判它，它其实是一种很丰富、很复杂的变化，但它带给人们的那种恍惚感、痛疼感，甚至是虚幻感，是客观存在的。
商震：在你这两年发表的诗作中，也有一些表面上是写大自然、写自然景物，但实质上又包含了许多内容，比如你的《初春》等诗。
刘希全：对于这些诗作，我想得也很简单。我认为，大自然本身是我们生命之所系，其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是诗歌的一部分，如果一个诗人对于大自然的变化，对于四季的变化无动于衷，我觉得他不应该被称为诗人，诗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应该是大自然的一个器官。古往今来的诗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这方面的诗作，这是我们宝贵的诗歌财富。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人类情感的复杂变化，现代和当代诗人这方面写作的取材、内容、表达方式，特别是内涵，与过去已完全不同。这是对的，如今的山水景物已不是过去的山水景物了，如今人们对山水景物的感受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商震：上面所谈，都很具体，没有所谓的诗歌理想、诗歌理念，谈的都是具体的诗，我感觉这样挺好。你如何看待诗人与诗歌之间的关系的?
刘希全：我的看法是：第一，写作，特别是诗歌写作，完全是一种个体化的、孤独的写作。第二，诗人应当站在诗歌的背后，诗歌应该独自、真实的呈现。一首诗完成之后，诗人应该退后和远离。
诗歌，它是自己的主体，也是自己的背景。一首真正的诗是有力量的，它能够依靠自己的骨骼和血肉站立起来。这时候，诗人以及诗人的名字是可有可无的。
商震：你认为，一首真正的诗，它具有怎样的品质呢?你理想中的诗歌是怎样的?
刘希全：对于什么是诗，诗人们、学者们有许多繁多精辟的阐述。这类阐述，以前有，今后还会层出不穷。这类阐述，要离诗歌近些。更近些，要真正回到一首首具体的诗作本身。
真正的诗歌，它们有着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节奏，对于生活的体验、感悟、感受，对于生命、对于爱的守望和倾诉，对于这个世界的注视、感怀、眷恋，甚至是虚妄，以及它的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纯净的、如同黑陶之光暗暗闪耀、几乎不为人知的美，将直逼人们的心灵。而读到一首好诗，胸中不禁就会“咯噔”一下，那种触动感，疼痛感，那种感慨，那种喜悦，毫无阻碍不由分说地涌上心头。好的诗歌应该血液充沛，内涵丰盈，表情生动，呼吸清晰可闻，有可触可感的肌肤和体温。关于生命，关于现实生活，关于人性，关于爱情，它们不矫情，不做作。朴素，自然，大度，敏感，敏锐，疼痛，碰撞，断裂，含泪，低吟，感恩……看似平常、普通的句子，读来却惊心动魄，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概括的说，真正的诗歌应该是这样的：那朴素的，那慰藉的，那没有消逝的，那血泪交进的，那一直令人诧异的，那压抑不住、一直在微微震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