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群的崛起

在中国文学的空间版图与历史坐标上，由于广西乃汇聚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各族文化的多民族聚居之地，一直以来孕育了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如韦其麟、陆地、蓝鸿恩、肖甘牛、苗延秀、黄勇刹、黄青、冠品、包玉堂、凌永庆、韦一凡、蓝怀昌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桂军”的崛起，更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中产生了颇为强劲的冲击力与影响力，涌现了鬼子、东西、凡一平等一批优秀作家。而新近出版的《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丛书》①作为新一代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最新创作成果的展示和集结，则标志着广西新一批少数民族新锐作家在崛起，何述强、梁志玲、陶丽群、黄土路、周耒、黄芳、潘小楼、林虹、杨仕芳、费城等一批四十岁左右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势头强劲，显示出不俗的实力与潜力，正在成长为“文学桂军”新的生力军。对于这批作家，评论家张燕玲曾指出：“他们关注写作本身，既注重各自的民族身份，更关注各自作为作家本身所达到的高度；他们在接续文脉与地气中，追求理想，追求穿透世道人心的艺术力量，追求地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艺术性的有效融合。”确实，当下广西文坛的这批少数民族新锐作家在民族性、普世性、现代性、艺术性等方面正在做出自己的探索与努力，具体而言体现在民族性的彰显与超越、底层的关注与悲悯的人文关怀、自我救赎与精神的诉求、艺术的探索等方面。

民族性的彰显与超越

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便是“失语症”，换言之，即在全球化语境和中西方文化的多重碰撞挤压与日趋快速密切的民族融合趋势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界限被迅速打破、消弭，故而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失去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气质和话语。但广西当下正在崛起的一批少数民族新锐作家却坚守自身的民族特性与民族意识，以作品挖掘、重构、再生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书写，彰显了浓郁的民族性。

首先，民族性体现在民族身份的认同上。何述强、梁志玲、周耒、黄芳、林虹等少数民族新锐作家身处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之中却并未迷失自己的民族身份。面对汉化与国际化、全球化趋势的冲击，其现实生活的点滴无不受影响、同化或异化，由此他们血脉中所传承的少数民族主体经验都或多或少地被所置身于其中的主流文化遣散、移置、融合甚至遮蔽，但他们在作品中却总在试图重塑与追回自身独特的民族身份，如何述强等仫佬族作家便不仅取材于仫佬山乡，还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呈现了仫佬族的生活环境、自然风光、人文环境与仫佬族的语言特色、思想感情、民族心理，显示了他们对于民族身份的强烈认同感。少数民族作家们正是援借这种认同以消解外界对于民族精神的侵蚀。每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无可避免地如集体无意识般潜藏、隐含于其意识深处，因而对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知与自身民族文化的发掘、彰显亦无可避免地折射于其创作中。何述强拥有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感，指出“仫佬山乡很美”，他把仫佬山乡比作“锦绣长廊”，认为是“老天钟情于斯，以鬼斧神工之力造就了这里的奇山异水。仫佬族的祖祖辈辈在这里休养生息，创造他们的文明”。而“斗转星移，仫佬族苦难的岁月一去不复返。如今，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现代气息之浓郁早已让世人侧目”②，显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自我认同感。

其次，民族性体现在民族特质的塑造上。有学者指出：“民族特质，既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生存的条件，又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识别的胎记。民族特质，赋予少数民族文学以质的规定性。应当说，我们在现阶段看到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它能够走上成功之路的先天基因，它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它为广大读者最先钟情的外露的价值，都在于文学的民族特质。”③所谓“民族特质”，即指每个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等文化底蕴或民族风情。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着意于呈现、发掘其所属民族的民族特质。何述强在其散文中尽情呈现仫佬山乡原生态的乡情美，如地炉、背带、青石等仫佬族别具的风情与文化底蕴。《故乡是每个人心中神秘的事物》通过描摹父亲、母亲、三伯父、弟弟等原生态的人物及其生活，呈现出仫佬山乡的乡情和仫佬族人的勤劳坚忍与善良淳朴，展露了他们与世无争的原生态生活状貌；《青石》中的“青石”则隐喻了仫佬族文化建构的基石与生命：“这些深山采伐来的青色石头，它们用无比宁静的眼眸注视着春秋的风色，使仫佬人的居室平添了几许默然和安稳。这似乎寓示着一个民族对岁月和现世静好的含蓄企盼。青石，它洁净，坚硬，美观，是一个民族构建家园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质料，是支撑他们生活的最坚贞的物质，是守护他们梦想的亘古卫士。”④《土城童话》《青砖物语》《故乡牛坡上有个深窟子》《石龟行走在记忆的洪荒旷野中》《青石》《大明山之旅》《寂寞的坟碑》《深夜走近一座庙》《一座城，一条河流》《沉寂中的轰鸣》《来宝》等散文都以象征、隐喻等手法呈现了仫佬族原生态的文化底蕴和故乡风情。陶丽群则以小说呈现桂西的壮族风土人情，如右江河谷一带的临河村寨、民情风俗、风味小吃等别具一格的壮族村寨风情，她在中篇小说《一塘香荷》中描写李一锄与儿子为屈死的妻子举行“二葬”的过程，再现了壮族人家过农历七月十四“中元节”或曰“鬼节”的一些独特习俗，和壮族习惯“二葬”亲人的民俗；她还在《山上人，河边人》中描画了“两百余米宽的七姑河”的沿河生态、村民习俗，在《年后》中呈现了刘汉平家“大年初二”用整副的猪头和瓜果“供奉祖宗”的习俗，在《女人的心事》中刻画了一位立在田头的沿田路上展示自己与众不同风情的“女人”，由此呈现了独特的原生态的壮族文化与民族风情。潘小楼的小说中也呈现出浓郁的壮族年节乡俗，如《魁山》中呈现了包“拱背粽”的精细过程与壮乡的“巫师”、喊魂、招魂、壮医、偈语、预言以及壮族民居等壮族山寨风情。民俗是承载每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记忆的活化石，通过这些活化石，我们能探见这个民族真实的文化初始面貌。广西的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们通过民俗风情的呈现塑造、再现其民族精魂，彰显了鲜明的民族性。

另外，民族性还体现在这些民族所生活区域的地域性。民族性与这些民族所在的地域特征是密切相关、相互交融的，二者在互嵌互融中共同表现出民族的精神气质。广西的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们总是有意识地将其所生活的地域纳入其笔下，如梁志玲的小说大多以桂西南崇左为背景，其笔下常出现“壶关”“归龙塔”“浮桥”“南津码头”“青石板街”“陈记饼屋”“万家乐”“江边公园”，“芒果树”“番石榴”“苦楝树”“鸡皮果”“龙眼”“龙州的砧板”“宁明的桄榔粉”“驮卢的沙糕”等地域气息，呈现了浓郁的地域特色与独特的南国风光、民俗风情。她还在小说中纳入地方方言，如《微凉的逃逸》《纠缠》《突然四十》等小说中管爸爸叫“老豆”，外婆叫“歹歹”，诡计多端叫“鬼马”，愚蠢无知叫“笨卵”，外省来做生意叫“捞佬”，呈现了原生态的桂西南语言文化。周耒小说中亦总是出现他的家乡陇沙屯（村）、邻村板池屯（美女村）、龙州县的白沙街、新街、康平街，还有崇左市、宁明县或大新县等，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更多的时候，这种地域性呈现在作家们对“故乡”的描摹中，正如何述强在《死亡故乡》中所写的：“故乡的召唤，像一声穿透灵魂的叹息，把人活生生地朝她的怀抱中扯，不管你是滚打，是爬行。你会不顾一切地朝一个熟悉的、梦缠魂牵的地方奔驰，直抵内部。”杨仕芳也指出：“当前我所有的书写都离不开故乡。我的故乡远离中心城市，坐落在狭窄而突兀的山坳里，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多年之前还是匪患之地，曾经让我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而倍感苦恼和羞愧。”后来他发现这是“一座让我尽其一生都书写不尽的宝藏”。⑤故乡是生养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原始土壤，是其民族身份的发源与依托之地，他们在作品中不是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之情，而是作为其彰显民族身份、呈现民族特质的一个出口，因而他们对故乡的描写亦突显出鲜明的民族性。

人文关怀的普世性

如果仅滞步于民族性的呈现与阐释，作品是走不远的。阿来曾指出他在《尘埃落定》中写藏民族的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并非写藏民族的专利，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有“相当的共同性”⑥，其所要阐释的民族性并不囿于藏民族，而是通过小说中所反映的藏民族的民族性彰显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性，所指向的是人类共性。因而作家们如何处理民族性与人类共性的阐释上的矛盾与问题是每个少数民族作家的必修课题。

在彰显民族性的同时，广西的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们并不局限于自己所属的民族，而是正在做出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努力。正如梁志玲所言：“拓宽狭隘的地域、有效调动自己的生活资源、超越民族的表达是我这几年脑袋里一直思考的问题。”⑦这些作家们都自觉追求超越地域观的限制，超越狭隘的民族性，因而他们把目光投向更远方，把笔伸向更深处，他们关注底层，赋予极具悲悯的人文关怀，呈现了超越民族性的普世性。

广西的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中大部分人都来自乡村，拥有丰富的底层生活体验，亲历了底层生活的疼与痛，因而他们笔下大量地投注了他们对底层的关注、悲悯、同情、人文关怀，呈露出这些作家身上的普世情怀。

小说家梁志玲的笔之所至都是底层中一些卑微、渺小的人物，这与她自身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由于她中专毕业时分配到一个不景气的企业，不久企业经营困难而下岗，此后她便以经营个体报刊亭勉强维持生计，亲身体验了为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而挣扎的痛楚。这种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摸爬滚打的人生经验为她关注和书写底层现实提供了天然的丰富资源，正如她自己所说：“走上社会，我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也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思考关于生存的艰难，关于灵魂的自由。”⑧因而，她的作品里站满了底层人物群像。《突然四十》是直接取材于她个人的生活经历，讲述一个在街上以送报纸为生的女人张国花在四十岁生日那天出车祸死于送报途中的故事，呈现了张国花在不如意的丈夫、不如意的生活、不如意的工作面前逆来顺受、隐忍迁就的艰辛生活，她唯一的奢望就是穿上裙子，然而在她四十岁生日那天，当丈夫和儿子等她回家穿裙子和吃生日蛋糕时却因为要接听小灵通而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被拉甘蔗的汽车撞死，呈露出底层人物生活的艰辛、酸楚与悲凉。小说中还呈现了贩卖盗版碟的小贩、街头小贩、卖六合彩资料的阿婆、报刊亭业主等小人物的生活，展露了一幅底层人物生存群像，呈现了作者对底层的关注、人文关怀与悲悯情怀。梁志玲的小说都是这样直面底层人的艰辛生活，和这些人在不如意的艰辛生活中所怀抱的对生活卑微的理想与奢望、矛盾与犹豫、挣扎与纠缠，如《梳头的声音》中长着一头浓密头发的女孩绿女一直渴望一把牛角梳子或桃木梳子梳理自己美丽的秀发，《虚设桥梁》中生活艰难的叶添添在是否做别人情人的问题上的矛盾与摇摆，《纠缠》中罗般若为拯救养父由于长期的压抑而造成的精神溃败，放弃穷男友杨保安而嫁给一位缺手掌的残疾青年梁波，《蚂蟥钉》中的中年离异妇女、铁路临时工李菊为成为正式铁路职工而用身体进行交换，呈现了底层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生活境遇。陶丽群亦将其小说的聚焦点对准社会底层人物，以其独到的审美眼光、立场发掘底层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突显这些社会底层人物承受生活重压、多舛命运的生存本相。她与粱志玲掐灭底层人物的唯一理想、追求、诗意不同，她善于发掘底层人物所拥有的勤劳、纯朴、正直、本分、坚韧、宽容等闪光点。其中篇小说《一塘香荷》中的主人公李一锄集山里人勤劳、纯朴、善良、本分、坚韧、正义、包容等美德于一身，一方面他柔弱、逆来顺受，但同时他又倔强、坚韧；《行走在城市里的鱼》中的李小渔、《风的方向》里的田成山等都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真实写照。周耒的小说亦几乎都取材于社会底层生活，大多与报纸上报道的“社会焦点新闻”甚至是“媒体罪案”有关，如《雪越来越温暖》中的“拐卖妇女”、《会哭泣的夏婆》中的“坑农害农”、《温泉宾馆》中的“色情与商业贿赂”等。同时，他还着力于呈现底层人物为实现“打工挣钱”“娶上媳妇住上楼房”“贩卖致富”等现实目标而挣扎的卑微生活。黄土路笔下亦汇聚了大量底层人物，如《年夜饭》中的城市行乞者、《阳光穿透苹果》中的保安陈克、《他们为什么都很快乐》中的村妇江玉兰等。

散文家何述强则关注挣扎在生存第一线的弱势群体，如《草根的呼吸》中呈现了摩托车修理工郑云、刻碑为生的洛东浪人、身无分文、常踩着一架烂单车的农民吴真谋、蚕种站做保安员韦克友等生活温饱都成问题的生存处境；《死亡故乡》中则追忆了做事认真、任劳任怨、勤劳穷困而犟脾气的叔叔“老实人吃亏”的窘迫生活与悲惨命运，都是何述强对底层人物生存本相的呈露，《亮堂堂的房子》《竹篮》《沉寂中的轰鸣》等文中亦都浸润着这种对底层人物生存状态和命运的观照。

自我救赎中的现代性

广西地处“老、少、边、穷”地区，现代化进程相对于其他地方较为缓慢与滞后，但广西的少数民族新锐作家笔下敏锐地呈现了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挣扎与痛苦。

一方面，这些作家笔下呈现了城乡文明的冲突。如前所述，这些作家们大多来自乡村，进入城市后他们亲身体验了乡村经验与城市文明的冲突、碰撞，因此他们在作品中呈现两种迥然有异的文化观念与价值体系的冲突与纠结。周耒对此进行了自己的思考，正如罗瑞宁所指出的：“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存的文化价值的取舍，周耒在自己的小说里无疑是进行了自己的思考的。”⑨他常通过刻画底层人物的现实遭遇显示他们身上“所秉承的乡土文化与他们所向往的都市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如《温泉宾馆》中通过城里来的投资人冯自达在温泉宾馆里享受“处女陪寝”的高规格“接待”的故事传达了作者对“城市化”的思考，呈现了乡村的价值体系在城市化进程中惨遭瓦解与溃退的尴尬与痛楚。同样，《幸福来到陇沙屯》亦是作者对城市化进程思考的产物，小说中的假烟制造者是一个不安分的农民，是城市化进程中独特的产物，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思考了城市化对乡村的侵蚀状态。陶丽群的小说大都以自己生活的家乡为背景，呈现出现代转型期农民在面对城镇化进程中的痛苦与矛盾，呈现了他们对土地的渴求与呼唤，如《漫山遍野的秋天》中那位残疾貌丑的女子三彩独自守望着自己的土地，并为之燃烧青春。她渴望爱与孩子，但由于其外貌而屡遭抛弃，最后只求有一个孩子，但这个愿望也难以实现。直到一个没有生育能力而热爱土地渴望安宁生活的黄天发走进她的生活，三彩因怜悯智障儿而怀孕，黄天发原谅三彩并与她共同抚养孩子，小说中的“土地给他粮食，也给他孩子”富含象征意蕴和寓言色彩，仿佛一曲乡村牧歌，歌唱着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一塘香荷》中陶丽群以自己生活的家乡田阳县田州镇某村为背景，采用了意象浓缩化与象征性手法呈现了“下湾村”近年村民的户籍变化，如有钱人已在县城买房安家，象征、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杨仕芳也在其小说中呈现了城乡文明的冲突，其中篇小说《最后一个夜晚》中将女主人公亚莲设置为“疯子”，以“疯子”的眼睛和视角探察城市化进程下乡村社会的人性地图和精神谱系，挖掘与呈露乡村文化的顽固性和劣根性，以及乡村中生命的悲剧性，呈现了乡村社会中人们所因袭的文化重负的压力。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所遭受的尴尬处境。

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笔下呈现了现代人在都市文明、现代文明中的迷失与自我救赎。身处现代文明、都市文明的包围、冲击，杨仕芳一直试图寻找到一种突破精神重压的方式。《流逝》中他试图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包容、宽恕寻找精神的救赎之路。小说中的主人公欧元刚显然是遭受现代文明强劲冲击的一个被动承载体，他的第一任妻子由于受广东商业化大潮与都市文明的诱惑而离开了以打铁为生、坚守在小镇的他，第二任妻子阳芝芝则实际上是一个骗子，这个女人在城市文明中彻底迷失，她跟其原丈夫李满意合计以骗婚赚钱，希望由此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哪怕骗子。在面对欧元刚的真诚、真心与善良时，她留下来了，与欧元刚过起了令人羡慕的和谐生活。但曾经的迷失带给她的是无休止的挣扎、纠缠与痛苦，尤其是当李满意入狱后，她为了援救他而试图将欧元刚的存款全骗走，但内心仅存的良心使她改变了主意；最后在欧元刚准备带她和孩子离开小镇去广东时她发现孩子并非欧元刚而是李满意的，而欧元刚早已知道真相却原谅、宽恕、包容甚至对她和孩子更好。此时阳芝芝彻底良心发现，留下孩子走了，她的出走与结尾处的“入画”无疑都是作者为阳芝芝安排的救赎之路，是一个骗婚女人在欧元刚的善良、温情中被感化的自我救赎与被救赎。实际上，这也是作者自己的自我救赎，他曾指出：“写作让我找到了一条特殊的路径，一条通往疲惫灵魂的最后牧园的路径”、“我看见了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灵魂也回头看见了我。”⑩潘小楼的《小满》《青柠》、陶丽群的《起舞的蝴蝶》《行走在城市里的鱼》、周耒的《飞入天中的梯田》等作品都呈现了作家们试图通过文字寻找精神出路，从而救赎自我、救赎人类的努力。

艺术性的探索

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群虽然年轻，大多数作家却已将艺术探索锻炼得炉火纯青，几乎每位作家都有自己娴熟的拿手好戏和独到的看家本领。

小说家潘小楼虽为80后，且入小说界不久，却在小说中玩弄叙事技巧、叙事圈套，颇有马原之风，《罂粟园》显然是最为典型的“马原式风格”。一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在叙述技巧上的玄妙性，《罂粟园》中亦设置了层出不穷的叙述者，第一级叙述者是一个影像人，想拍一个拿得出手的片子参加国际英才导演大奖赛，在第一节中以“我”的面目出现了，但姓名不详，第二至十五节的“我”是另一个叙述者，名为芨，一直在叙述曾经发生在十年前一所镇中的故事，从第十六节开始“我”又换成影像人，调查第二至十五节中所叙述的故事，第十七节中“我”换成女警，第十八节中“我”换成所长，第二十节中“我”换成大头，第二十一、二十二节中“我”又回到影像人，多重叙述者的设置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而同时，这些层出不穷的叙述者中作者常常安排了多重角色，如芨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又是事件的亲历者、旁观者；不仅“我”是多重的，“你”也是多重的，如第二十节中“你”一下指向芨，一下指向摄影人。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叙述者的切换构建了扑朔迷离的叙事圈套和悬念迭起的故事情节，提升了故事的纵深度和故事的神秘感。《秘密渡口》《小满》等小说亦都援用这种峰回路转、波澜起伏的叙述迷宫，展现了她不同寻常的讲述故事的能力及其小说独特的艺术性，这或许是她年纪虽轻、创作时间虽短却即刻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黄土路的小说则善于采用卡夫卡似的变形手法，如变成垃圾桶的失恋的男人、逃到小姐子宫里想再生的副市长、一辈子都分不清梦与现实的梦游症患者、可以洗去人们不幸和经历的洗衣机以及田螺姑娘、多心人、梦游症患者、面目全非的人等意象都被他采用变形、夸张、怪诞的手法而显得荒诞不经，以此传达他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现实世界的怪诞，正如李晓鸥所评价的：“他用极端的方式，呈现给我们一种现实的病态。”11杨仕芳亦在《我们的逃跑》等小说中亦采用了变形、夸张的手法呈现现实世界与人类生存的荒诞怪异。陶丽群的叙述虽然偏于传统，但她善于使用类似于诗歌的“散点透视式”的意象建构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以意象化的方式呈现与传达现实，如《起舞的蝴蝶》中的女主人公胡蝶与“起舞的蝴蝶”意象的叠合、《一塘香荷》中的“荷塘”意象等，有评论家指出：“正因为如此，这些短、中篇小说，既有其特殊的独立性，亦有其相似的连贯性，倘分而读之，是各自独立的农村（都市弱势群体）底层人物个体的苦难和挣扎；倘合在一起读之，则是我国特定时期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史和生命轨迹展现史。”12周耒亦在追求小说艺术的独特性，他的《幸福来到陇沙屯》通过儿童化的叙述方式刻画了“假烟制造者”许树才这个不安分的农民形象。

散文家们也在探索独特的散文艺术。被誉为“仫佬族散文三杰”之一的何述强一直着力于散文形式的探索，他期望寻找到一种更适合抒发情感的新的散文形式。他在散文中将诗、散文、小说、戏剧的各种元素杂糅一体、融会贯通，既有诗歌中常用的意象与意象群，如《石龟行走在记忆的洪荒旷野中》中的“石龟”、《细雨和记忆中的黄栀子》中的“黄栀子”、《捡一块青砖》《青砖物语》中的“青砖”等，亦挪用小说的叙事技巧和叙述结构，使散文具有故事性、生动性，如《来宝》几乎就是一篇小说，讲述了曾祖父和一只狗的故事，对来宝进行了人化，并以狗写人，以狗衬人，让人联想起小说和电影《那人，那山，那狗》的情节；《细雨和记忆中的黄栀子》中挪用了小说中的“插叙”方式，插叙外公被人害死的冤案，使散文呈现了多层结构，提供了广阔的联想、想象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何述强甚至将戏剧中的场景、冲突、矛盾等要素化入散文中，制造出其不意的戏剧效果，如《深夜，与一坛酒对话》中写“我”与一坛酒的对话，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戏剧效果，《来宝》中写来宝洗碗、找烟斗等故事都充满戏剧化。两栖于诗与散文世界的林虹在散文艺术上亦有她独特的追求，而最典型之处在于她将诗的艺术融入散文创作中，泛溢着浓郁的诗意，如《两片静默的叶子》《当时明月在》《我蓝色的夜落在世上》等散文，读之诗意盎然。

黄芳的诗歌艺术亦是值得关注的，2005年她获得《女子诗报》评选的“女性诗歌年度奖”时评委指出她“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来表述现实生活”“黄芳诗中所展示的，多是我们已接触的和能接近的东西——不完整，甚至破碎，但正是这种玻璃一样透明的语言的碎片，触痛着阅读者的内心”“黄芳的诗以浓烈真挚的情感见长，《悼沙兰》一首为其代表作，读罢直刺心扉，感人泪下，颇具感染力……诗总要以浓烈真挚的情感打动人，黄芳的诗在这方面特色十分突出”13，这或许是黄芳的诗歌获得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董迎春认为黄芳的诗具有一种“朦胧”效应，他指出：“朦胧是一种非常具有张力的艺术，它既能表达迷蒙的心智，又能营造浪漫的气氛，它能陷人于不明的烦躁中，也能让你忽略周围细节专心于美妙的内心世界。在黄芳的诗歌世界中，朦胧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混沌状态，隔绝了外界参与自我内心秘密的展开，又是一种带着距离的美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和猜测的欲望。”而黄芳“是个使用朦胧语感非常娴熟的高手，她知道如何运用能达到最大的美的效果，能用最简洁的字眼引发张力”。14正是董迎春所分析的这种喜欢采用零碎词语的语言组织方式，造就了黄芳诗歌中的破碎感，也造就了黄芳独特的诗歌艺术魅力。

虽然广西的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们暂时还没有创作出“胜景般的文学景观”，但他们已经在做出各种努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正在“成为整个广西作家队伍中一支活跃的作家群体”15。当然，所谓“新锐”，就意味着离成熟还有一定距离，需要他们进一步锤炼与锻造自己的艺术力量。

【注释】

①“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丛书共计10本，收录了6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梁志玲的《微凉的逃跑》、陶丽群的《风的方向》、黄土路的《醉客旅馆》、周耒的《飞入天中的梯田》、何述强与林虹的散文集《隔岸灯火》与《两片静默的叶子》、费城与黄芳的诗集《往事书》与《仿佛疼痛》。

②何述强：《仫佬山乡漫笔》，载《中国民族》2008年第12期。

③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17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何述强：《青石》，见《隔岸灯火》，14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⑤⑩杨仕芳：《我看见·后记》，295—29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⑥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30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⑦梁志玲：《微凉的逃逸·后记》，30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⑧转引自周耒：《个体化的审视和追问——梁志玲创作简论》，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⑨罗瑞宁：《周耒的底层关注》，载《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11李晓鸥：《黄土路小说简论》，见《醉客旅馆》，28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2张国荣：《论陶丽群“底层写作”的亮点与原生态呈现》，载《百色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3刘春：《广西诗歌：在波峰与波谷之间——关于新时期广西现代诗创作的10个问题》，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14董迎春：《回忆的力度——兼谈黄芳诗歌语言艺术》，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15张燕玲：《值得期待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载《文艺报》2013年7月31日。

（罗小凤，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