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的英雄叙事经验
上篇父亲:父权笼罩下的成长
不管是关山林,还是乌力图古拉,邓一光对笔下的父亲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抒写,而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基于历史和社会的大变革所带来的人物命运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是情感上的复杂性,作为一个男性、成长所必然面临“父亲”这样一个巨大存在,无论采取的是追寻还是试图超越的姿态,“父亲”都无可回避地对主人公的成长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由此,从《我是太阳》开始,实际上其写作所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父亲和书写父亲。也就是一反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书写,对“父亲”及其历史质疑的态度,而通过对革命父亲英雄形象的再造和召唤,通过对“父亲”的重新认识,在当下,确立起男性自身的价值坐标和逐梦方向。
第一节婴儿:成长的长征
从婴儿开始,人的成长便不可避免又几经求索。不可避免之处在于,肉体的长大是自然而然的,不管你是否愿意长大,长大和衰朽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几经求索之处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上的完善,人之成为人所希望的那个“人”,无论是世俗社会化后的强有力的人,还是一个灵魂高度完满自由的人,这些都会是极为漫长、痛苦并饱含欣喜的过程。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意义上的成长,生命的过程都是成长的过程,这不啻于一次充满悬念并打开可能性的长征。
人类作为早产儿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亟待成长,因社会化需求和劳动的需求,而走上大脑与精神力量的生命进化之路。与此同时,人作为被动地被从子宫中抛入人世的存在物,失去其在母体中自足的状态后,便需要在以后的成长中探索自身成为自足状态的道路。
无论是《我是太阳》中的关家父子,还是《我是我的神》中的乌力家父子,完全可以看成是这种需要一直不断成长的“早产儿”。终其一生的生活和追求,也都是在寻求着自身的自足状态。不管是成为“太阳”还是“神”,他们一生都在不断地成长,试图询唤出那个主体来。具体讲就是从家庭中分割出来、“叛逆”出来,然后经过自身的不断成长达到自我所愿望和追寻的那个“我”及我的自足状态。
在考察邓一光《我是太阳》与《我是我的神》的创作时,笔者发现,在这种家族式的革命书写中,家庭完全可以作为母体的象征来进行剖析。其中整个家庭就是一个母体,而“父亲”是子宫的象征,代表着孕育。因为作为父权文化和政治逻辑主宰的家庭领域中,儿子们都是其价值秩序的继承者,表现出来的状态不是父亲的翻版就是其权利秩序的叛逆。例如在《我是太阳》中的路阳、京阳以及湘阳,《我是我的神》中的天健、天赫以及天扬,在通过对家庭“镜像阶段”的自我确认之后,都一个个出走,甚至天赫几十年都不回家,脱离了家庭的母体而在世界上狂奔。而只有《我是太阳》中的会阳,这种没有得到正常发育的智障儿童,才无法确立鲜明的自身意识,安然委身于家庭母体之中,其实《我是我的神》中的天时也是会阳的一个变身写法。天时因被巨石所伤,基本上处于智障状态,每天与人交谈便是大段背诵毛泽东语录,这种自我确认的消失,使他又回到婴儿状态,只能安然于家庭母体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作品中主人公的成长是一个自我确认,并进而从家庭母体突围,实现自我追求的过程。他们就像蒲公英,带着父亲的权利逻辑的种子,飘入命运之风的鼓荡中。
关于主体问题的探讨,贯穿了整个哲学史,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被阐释、建构和消解。人之成为主体,一定是按照社会化需要其成为的那个而成为,于是成长便是一种有目的性和规定性的社会化活动。
而要进一步加以说明的是,任何社会化的要求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和历史逻辑的要求,这一要求集中体现于意识形态领域。人在意识形态之中成为那个主体的人,从而实现意识形态成为人的本质。而意识形态在这里又立足于个人幻想与实际条件之间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想象性的,而且是关系的表象。但还是曝露了其背后社会化的动力实质。
由此,可以认为对主体的询唤就是指在意识形态作用下,人的社会化过程和目标。在红色家庭的具体书写中,价值核心是父权及其代表的权利秩序,也就是用父权逻辑来询唤主体的生成。
于是,邓一光笔下的男孩们不管性格怎样,都是这一逻辑的产物,他们被要求成长为强有力的男人,都要经历军人、战场和死亡的考验,向着父亲所曾经达到的荣光靠近,被询唤为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或者与之期望所叛逆的方向,然而即使叛逆,依然是这一父权询唤的结果所在。可以说,这两部小说完全是在父权意识形态重建中,男权性的文本,也是红色家庭价值诉求加之于男孩子成长中的一个魔咒:你应该成为父亲那样的男人。而这一询唤的成长过程是充满了强制性暴力和痛楚的。由此开始,成长作为一场长征,艰难而又充满渴望的开始了。
第二节血缘:肉身的父亲
一改“十七年”文艺中父亲缺席的情况,在邓一光的笔下,肉身之父不管在战场上如何叱咤风云,都在和平的日子里回到了家庭,回到了日常生活中来,并且对这些男孩的成长指手画脚,实施权威性的统治。这样,肉身之父不可逾越,成为主人公成长中当下的真相和现实。
一、血缘情结
邓一光的母亲是蒙古族,他的身上一半流着草原民族野性的、充满了热力的血液,可以说他有着强烈的血缘情结。一方面他充满热力的大声呼喊着写作,另一方面他又倾情于少数民族的身份,把自己的民族改为蒙古族,似乎汉族的血液在历史的烽烟中已经过于平和,急需要那种热烈的、充满生命力的、野性的血来振奋。因此,他的写作其实是一种充血方式,给民族充血,给中国的男性充血,高歌一种张扬豪迈的人生。
明显的例子是,在《我是太阳》中,父亲关山林是汉族,母亲乌云是蒙古族,而到了《我是我的神》中,干脆父亲乌力图古拉成了蒙古族,母亲萨雷·萨努娅则成为了克里米亚的鞑靼女人,没有了一点汉族血脉的影子,其血缘彻底“野蛮”化、草原化了,一股草原上的潮湿、温暖、热烈的气息扑面而来。如果说在《我是太阳》中,这种血缘关系还是带有自叙传性质的书写,还有点放不开,那么到了《我是我的神》,则纵横捭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我的神》是《我是太阳》的升级放大版。
邓一光在男性成长主题中,总是对男性进行强化的书写,这种饱含激情的对男性的想象和构建,构成了他的人物和文本上的鲜明特色,也进一步在强化男权思维的过程中,强化了父权逻辑。而强化男性的雄性特征,作者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强调他血缘上的血性。由于蒙古族和鞑靼都是历史上彪悍的民族,尤其是蒙古族,成吉思汗能征善战,建立地跨欧亚的帝国,那么他的后人身上一定也会表现出某种生命活力和蛮性来。为了强化这一效果,连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言说话的方式,都是草原牧民式的。
二是通过男人之间的斗殴,尤其是置于战争环境中的生死肉搏,来凸显英雄本色和男性特征。战争总是让女性走开,而成为男性的死亡和再生之地,即使被战争损毁了,他们也是硬汉。在《我是太阳》中自杀的路阳、牺牲的京阳,《我是我的神》中牺牲的天健、被炸伤而瘫痪痴呆的天时、穿越于国际战场的天赫、在战场上蝶变的天扬,这些男性都经过战争的锤炼而轰轰烈烈地活出男人的味道和姿态来。也正是这种男性的气概,甚至是其身上的蛮横和厚重,乌力图古拉吸引着萨努娅,乌力天扬吸引着“猫”。
三是通过男性对女性的征服,来显明男性的强力特征。不论是《我是太阳》中,关山林对乌云的征服,还是《我是我的神》中乌力图古拉对萨努娅的征服,都是男性特征凸显的方式和证明。性在这里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是男女之间的战争,极具男权意味。
四是直接通过对男性力量书写,来凸显男性特征。这种书写像是冷兵器时代对侠客、力士和英雄的描写,整个一个力可扛鼎的项羽在世。
五是通过对其生殖器基本能力的展示,来确认其男性身份,并彰显男性的尊严。如在《我是我的神》中,乌力图古拉两次撒尿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个是盛年,一个是临死前,这种站着的男人式的撒尿,让父亲完成了他的生命尊严,并且这种方式是母亲“骄傲地向两个儿子宣布”的,在她的眼中儿子是不如父亲的。
以上这些凸显男性特征的书写,究其实质,都是源于血缘上的生命书写,那种男性生命本然的蓬勃的生命状态,那种血脉中就具有的力量,他们是男性的,以及太男性的。
二、暴力塑型Ⅰ
作为生命种子的播撒者,父亲对孩子们的范导,尤其是对男孩子的塑造,往往是控制型的,并带有暴力性质。这点邓一光自身也是有所体验的,“我对暴力和流血充满了恐惧,它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忧郁和伤感。”从《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到《我是我的神》,父亲都表现出了对孩子们强烈的塑型愿望和行动,而要实现这种“既定的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和服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男孩在成长中都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父权对男孩的询唤总是在爱恨交加的斗争中实现的。
总体来说,这三部作品有着内在的承接关系,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中的故事情节和父亲形象,在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中都涉及到了,长篇是短篇的放大和丰富,而《我是我的神》以其八十万字的恢弘气度,更是对三十八万字的《我是太阳》故事模式的承续、细化、打开与丰富。这三部作品中贯穿着的父亲形象,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一心想着回乡务农,并强迫二儿子和自己回到老家“主持家族会议”等,都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来规划着儿子的成长和生活道路,有着极其强烈的控制欲望。
在《我是太阳》中,关山林极其宠爱自己的大儿子路阳,厌恶二儿子会阳,鄙视三儿子京阳,对从小就善于隐藏食物、“手脚通天”的四儿子湘阳情感较为复杂,对女儿湘月则是疼爱但不关注。可以说,他只对那种能够当兵的,充满了生活活力和破坏力的孩子充满了兴趣和褒扬。甚至因为乌云对路阳的管教,而和乌云大吵。这看似没有暴力,其实是充满了控制和导向性的塑型因素的。首先,关山林作为男性在家庭里树立了绝对的权威,让男孩子们在成长中,有着想成为父亲的向往,而关山林的军阀做派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范导。
其次,在对待京阳当文艺兵的事情上,他完全不理解、不支持,而当得知京阳在越南自卫反击战中战死的消息后,他在关切之余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非常节制的,只是问起京阳是前面中弹还是背部中弹,当他听了京阳的牺牲经过后,“他的老眼里闪着两颗晶莹的泪花,那是一个军人父亲为军人儿子骄傲和自豪的泪花。”关山林始终以军人的逻辑展示他的父爱,完全把儿子纳入到了他军人的父权价值和逻辑体系中去了。
受他这一套价值逻辑体系影响最为明显的是路阳,路阳比关山林还要关山林,他处处都像关山林,甚至超过了关山林。他少年时就能在沙盘游戏中逼得关山林满头大汗,在有着杰出的军事谋略和指挥天分之余,路阳还秉承了这种红色军人家庭所特有的军人文化心理。然而这个健壮、聪明而又素质全面的军人,却深深陷入在父亲所提供的军人价值逻辑中不能自拔,当一向顺利的从军路出现了荣誉挫折后,他无力承受,完全陷入了对自身及军人职业完美主义的想象中,脆弱的心灵最终使他选择了自杀。然而我们又可以看到在严密的监控下,他的自杀竟然也是经过周密而完美的计划实现的,这就让人分外觉得可惜,其实路阳的自杀是以极端的方式对自己军人尊严的维护。在此可以让人联想到关山林那永远挺得很直的腰来,以及关山林的各种军人式做派,正是在他的控制和范导下,路阳成为了极端的对军人职业完美的想象者和自杀者。
三、暴力塑型Ⅱ
三部作品里,写父亲对儿子的暴力塑形,最为显见的是《我是我的神》中的乌力图古拉。乌力图古拉首先到处搜罗战友遗孤,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其中自己的孩子有乌力天健、乌力天时、乌力天赫、乌力天扬,战友的孩子有葛军机、安禾、童稚非,一共七个孩子加一个小保姆卢美丽。而他对孩子们完全采用军事化方式管理。除了两个女孩安禾和童稚非,一个战友的遗孤葛军机,他对姓乌力的孩子管教极其严格。乌力天健最早当兵,战死沙场;乌力天时极为听话,很早就离家当兵。他为了好好表现,给困厄的家庭加点政治资本,每天背诵《毛主席语录》,最后被砸瘫了,傻了,仍旧用语录和人对话。这两个儿子都成功实现了塑形,也都被他的父权“牺牲”掉了。而对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这两个不听话的叛逆者,他就暴力解决。
乌力天赫自幼体弱多病,是医院的常客,弄得萨努娅不厌其烦。一次和简家的小女儿简雨槐比赛吃冰棍儿时,简雨槐吃了五支,乌力天赫只吃了三支,结果乌力天赫“脸转瞬发白,瞪着一双死鱼眼,痉挛着用手扼住喉咙”。对于这样的儿子,乌力图古拉是无法接受的,他开始用蒙古摔跤的方式来训练乌力天赫。
家庭完全成为了食肉者的丛林,儿子们要按照“丛林法则”来生存,面临“跤王”和“太平间”的直接选择,这就是乌力图古拉要求儿子成为的儿子,残酷而激烈。在他的这种肉食的男权逻辑下,儿子终于也可以和父亲较量了。
应该说是乌力图古拉制造了他的敌对者乌力天赫。乌力天赫参加红卫兵运动抱着折断的手臂回来,乌力图古拉还要教训他,“我要打不死你我不是你爹!”而乌力天赫则回应,“我要被你打趴下我不是你儿子。”这两句话的言说方式是同一个逻辑,所指向的都是既定的身份,也就是在这个家庭中的伦理身份,背后藏着一个儿子对父权询唤出的“硬汉男人”及其秩序的认同。所以,乌力图古拉要以施暴的形式来确立,乌力天赫要以挨打的方式来挑衅和抗争。首先要证明的就是自己是男人,不是软包。这是“父子”二元对立中的一种悖谬。父亲通过施暴反而加强了儿子对父权逻辑的确认。于是在父亲施暴后,乌力天赫跟自己的母亲说出了那三个字:“我恨他。”这种仇恨,让他产生了“弑父”心理,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即出走并革命。其实在这一点上乌力天赫反而和乌力图古拉是最相似的,因为出走也是一种抗争(乌力家的孩子总是无数次地出走和消失掉),革命则是对家庭父权传统的继承。
丑孩子乌力天扬自小顽皮、多话、聪明而懦弱,他基本上不受乌力图古拉待见,他被父亲和乌力天赫都说成是虫豸,极为不服气。于是他通过组织一帮孩子打架、炸飞机等等,来确立其男性身份自信。当他在“文革”中逐渐长大,不服从父亲指令的时候,曾受到了父亲激烈的惩罚,其中父亲的暴戾、残酷和激烈程度,传递出不容置疑的信息:必须听话!后来,只要老爸不表态,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父亲成为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异质性的存在,给予他压迫,也给予了他仇恨,在成长的道路上,一直伴随着他和他的哥哥乌力天赫。
至于葛军机、安禾和童稚非的成长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可以说,这三个在血缘上异质,但在情感、价值和生活上皈依的孩子,是在父权的压迫下隐忍着,并很快就顺从了这样的父权和家庭秩序。但他们依旧是被生活所损毁的生命,当父亲和母亲作为护翼被打倒和关押后,或生离,或死别,他们正常的成长之路被打断了,乌力家的“牧场”上一片荒芜。
第三节成长:两难的困境
在父权的暴力压迫下,男孩子的成长陷入两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是父亲要他们成为的那种人,一方面是他们内心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屈服还是抗争,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往往容易忽略之处,就是屈服和抗争的统一性,他们都是沿着父权逻辑方向生长着的一株同根植物,儿子们复制了这一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与父亲争夺领导权。因此在控制——反控制、暴力——反暴力的二元结构中,他要么超越父亲,要么屈从,要么出走。而乌力家的男孩暂时不能够超越父亲,也坚决不屈从,那就只好选择出走。
一、崇父情结
邓一光笔下的父亲形象,总是充满生命力的、厚重的、倔强的,满是英雄气概。纵观他的文本,实际上是起到了“父权/男权”文化和政治秩序重建的作用,他在叙述父亲和儿子成长故事中,对父亲所代表的革命的、文化的、生命的传统进行了想象性的召唤和建构。
在《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和《我是我的神》中,父亲的形象是相通的,都是巨大的山一般的军人形象——战功累累、杀人无数以及强力意志。面对这样强势的父亲,儿子们往往感情强烈而复杂。例如在《父亲是个兵》中,作者以儿子的口吻自豪而又不无感慨的言说:“父亲一生硬骨,他打了数百仗,负过多次伤,至今他的颅顶还残留着一粒黄豆大的弹片,腿肚里还有一粒子弹……他直到八十岁的时候仍然大跨步的走路,腰板挺得笔直。”
在《我是太阳》中,关路阳最想和父亲做的事情是和父亲掰手腕,比试力气,这个想象里面有着深沉的对父亲的崇敬之情,路阳就是要做父亲般的男人,并通过这种比试达到两代军人、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流和默契。但是当他回到家中,才发现那个似乎不可摧毁的巨人一下子老了,他失去了对手,但是却根本不愿承认父亲的衰老,“关路阳崇拜他的父亲……这个愿望是在他少年时期就滋生了的。”父亲作为他人生的坐标和范型,成为了不可也不愿逾越的高峰。就如在《我是我的神》结尾,和父亲斗了一辈子的乌力天扬发出的感叹,“他想,‘他’还是赢了。这个老家伙,他还是赢了!”
在《我是我的神》中父亲形象更为饱满丰富,乌力图古拉的一生是男子汉的一生,是经历了无尽的等待、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一生,是痛快淋漓、饱经苦难而又绝不屈服的一生,是传奇而丰富的一生……这一句式的描述和判断似乎可以一直继续下去,他在不同的方向上都绽放着,是充分个性化和人性化的一个综合体,令人大笑、大哭,大爱也大恨。
而当战争结束了,乌力图古拉失去了他的战场后,他的儿子们也减少了对他的崇敬,更多的是在他暴力的拳脚和控制下所日渐增长的仇恨心理和弑父欲望。
二、弑父欲望
作为带有家族自传性质的小说,三部作品有着显而易见的承续关系。其中,《父亲是个兵》与《我是太阳》承续关系最为紧密,都发表于一九九五年,而且《我是太阳》是作者用三个月时间一口气完成的作品。《父亲是个兵》中写父亲在东北合江军分区剿匪,不服从撤退命令造成军事指挥失误,组织老乡抢化肥等事件,在《我是太阳》中都重点写了出来。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凸显的都是父亲身上的那种强大的“太阳”精神,在遥望并不久远的红色革命家庭历史脉络的时候,基本都站在了“崇父姿态”的书写立场。
时隔十年之后,《我是我的神》在承续《我是太阳》红色革命家庭叙事模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和超越。其中对父亲的书写应该说更为立体了,人物塑造从“扁平化”走向了“圆型”。以战争来划分,有仗可打的父亲在莫力扎眼里是英雄,没仗可打、把家庭作为战场的父亲在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的眼里是暴君。因此,写到弑父更多的是《我是我的神》里面的主要内容。因为在笔者看来,成长主题在《父亲是个兵》里基本没有,《我是太阳》中不够突出,这两部作品更多的是为重建父性文化和男权秩序,而在召唤一个“太阳”般热烈的军人父亲。只有到了《我是我的神》里,才更多回到人的立场上,来反思父亲,来关照兄弟姐妹的成长问题,也就是文本主旨向成长主题发生了转向。如果说前两部作品是写给父亲、献给父亲的,《我是我的神》则是写给成长岁月中的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
具体来看,弑父欲望主要体现在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兄弟二人身上。乌力天赫是乌力图古拉在这个家庭里树立的第一个、也是最为持久的一个敌人。年幼的乌力天赫体弱多病,因为和简雨蝉比赛吃冰棍输掉,乌力图古拉便同他“博克”,要他选择做“跤王”还是进“太平间”,结果是没摔死却摔结实了。“文革”开始后,乌力天赫到北京串联,回来打架斗殴,胳膊都折了,结果回到家里还要被父亲毒打,在被母亲救过来之后,乌力天赫“用一种仇恨的口气说,我恨他”。此时,他的眼光比眼镜蛇都要毒,充满了弑父欲望。
然而至此,他的仇恨还不够。乌力天赫因为父亲加之母亲身上的暴力,出现了弑父的具体行动。但他是在父权逻辑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如前面所引,他陷于“这个家从来是老子暴打儿子,儿子挨老子的打”的思维模式中对自身的儿子身份定位,因此即使他仇恨自己的父亲,却无法真的去和自己强大的父亲对抗,或是杀了他。最后在与父亲的对峙中,在保护母亲的战役中,乌力天赫反而被母亲保护了,他彻底失败了。
在此前后,乌力天赫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开始对这个家庭反思,从而与家庭决裂,用一生来出走。作为一种成长方式,这是他怀有弑父欲望,而无法弑父的选择。
这便是暴力塑型和弑父欲望的症结所在,成长的自由总是要受到父亲的范导和压抑,而父亲最终无法阻止儿子的自我想象性建构。
三、侮辱和解
在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加之于儿子身上的暴力所形成的反作用力“弑父”欲望也会和解。而与乌力图古拉和解的儿子,那个贯穿了整个文本叙述主体的儿子,是乌力天扬。
乌力天扬自幼怯懦,母亲萨努娅知道天扬喜欢简雨槐,于是怂恿他去“闻闻她们姐妹俩”。可简雨蝉却冲着乌力天扬吐唾沫,这时萨努娅很想看看乌力天扬的反应,结果她却非常失望。于是作为母亲的萨努娅得出结论:“老五太软弱,成不了气候。” 母亲尚且如此,更别提乌力图古拉了,乌力天扬因出去打架,参加运动,不听父亲的警告,结果乌力图古拉差点把乌力天扬杀了,之后天扬见了父亲就怕,一直生活在对父亲的惊恐和仇恨中。
直到有一天,父亲不够强大了,被批斗的时候,这个懦弱的乌力天扬才有机会来侮辱父亲,摧毁父亲,通过“弑父”开始真正的出走和长大。
乌力图古拉上台后,在接受批判时根本不服输,还是那么犟而暴躁。而站在台下的乌力天扬看着受辱的父亲竟然颤抖和激动起来,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于是他“爬上台子,……夺过剃头推子。再一把揪住了乌力图古拉的头发”。不管乌力图古拉如何愤怒,“乌力天扬不搭话,一推子下去,一片头发飘散下来……”之后“乌力图古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致命的地方准确地击中了他,让他一下子泄了气”。他被自己的儿子当场打败了,这似乎是在说,他以往的父子生活似乎全部失败了。这应该看做是一个仪式,一个通过“弑父”而开始成长的仪式。
然后,在漫长的“文革”岁月中,乌力天扬开始到处流浪,他甚至试图去找回母亲来,未果。卢美丽让他给乌力图古拉送饭,他却送给了其他人,“他想,饿死他!饿死他!他为自己这个念头激动得发抖。”这里面情绪已经有所变化了,一方面是恨,另一方面又觉得“饿死比让人揍死好”,处于爱恨交集之中。
两年以后,乌力图古拉平反释放,他在江边找到儿子时,他已经头发花白,乌力天扬则一下子迷茫了,“好像他一直在等‘他’,他等了‘他’那么长的时间,他一直在流浪的生活中学习如何战胜‘他’,一直在拼命地让自己在流浪的生活中长大,结果,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学到了一身的本事,却等来了一个苍老下去的对手。”这和《我是太阳》里面,关路阳想象和父亲掰手腕是一个道理,但是路阳是崇敬父亲,天扬是憎恨父亲。但是父亲都是他们心中的对手。然而,他们都发现,当自身慢慢强大起来之后,“父亲”已经不是对手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好对手。这之后,父子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和期,那种青春年代奔涌的激情和伤痛慢慢平缓了下来,但是“剃头事件”和挨打的往事依旧是父子两人心中不可触及的一块痛楚。
这种痛楚直到乌力图古拉接回乌力天时、童稚非,葛军机回来才开始慢慢淡化下去,可乌力天扬还是耿耿于怀母亲的被抓。就像《我是太阳》中关山林去救乌云,简直像是关云长单刀赴会,从而实现了“把我的老婆还给我”的目的,而乌力图古拉只能一层层的跑,反映情况,又一回回地被顶回来,直到最后因为中苏恢复谈判了,萨努娅的问题才有松动,慢慢解决了。
乌力天扬又去当兵,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再次回到了家里。这一次回家,似乎一切都是非常和谐的。但是在乌力天扬临行告别的时候,乌力图古拉又开始告诫孩子,“你活得好好的,就得继续好好地干,不要辜负了党和部队对你的教育。”而乌力天扬没有忍住,和父亲顶了起来,他认为在父亲那套逻辑中他们的生命不重要,父亲的面子才重要。其实更深一层讲,他不是在和父亲吵,而是在和亡故的战友、战友家属、鲁红军以及他自己吵,“为什么自己还完好如故?”他有一种负罪感。而乌力图古拉此时看到了他的脆弱,或者说感受到了孩子内心的挣扎,于是“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之后乌力天扬的成长之路,只能由他自己做主了,父亲从此退了出来,不再控制,也不用暴力管教。
到了小说的结尾,乌力图古拉和乌力天扬这对父子,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和解。在乌力图古拉的病床前,乌力天扬似乎不理解父亲怎么会这样衰弱,他的这个 “对手”身上竟然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子,他有点无法接受。而这时回光返照的乌力图古拉竟然提出要求,“给我剃头。” 乌力天扬一下子身体如同过电,“他为什么要提那只早已锈迹斑斑的推子?他还想最后来一场搏克吗?”于是在激烈的思考中,他赶紧上街买了推子,并且表现出“灵魂出窍的样子”。
这次推头,乌力图古拉不是愤怒的打骂,更不是泄气,而是“脸上露出享受的神情,他甚至哼哼了一声”。前后两次推头,相互呼应,含有深意,一次是“弑父”的举动,一次却是完成了和解,他做了一次听话的儿子。
下篇自我:追寻着梦想的成长
从婴儿时期开始,成长就是一次人生的长征,不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谁也不能断定自己是否已经完全长大,因此,成长是一个进行时态,是个逐梦的过程,这个梦里充满了自由的想象。但当我们把这“自由”放到“显微镜”下细看时就会发现,它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填充物。由此来说,成长,尤其是男性的成长也是被充分意识形态化的,但即便如此,成长还是要追求人性的极大完满与自由,并在世界和自己双重意义上来标定什么是“我”,以及“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的“我”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三我”分法,实际上这个“我”是穿越现实、指向理想的“真我”,即那个所愿之我,但绝不仅仅是“超我”,这更多的是面向自由心灵的一种姿态和照耀。
第一节男性:可能的方式
毫无疑问,在《我是太阳》和《我是我的神》中,男性作为叙述对象,在文中占据了绝对中心的位置,只是 “父亲”还是比“儿子”站得位置更为中心,两书有所差别而已。邓一光一向喜欢男性的、阳刚的文化,正如他所说:“一旦我们说出它来, 那就相当于是一种承诺和誓言……我们就升华得无比纯粹。”在这里他极力开掘和推崇了他所渴望的那种“男性”,他是站立在这样的男性观立场上,进行的男性成长和男性生命的写作。应该说,他在这两部小说中把子一辈不同性格的男孩成长之路显影了出来,也就是把男人分出了不同的类型,试图回答:男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以及如何看待父亲那一代的硬汉男人?
一、硬汉男人
硬汉男人是邓一光笔下着重来书写和表现的男人,代表是父亲一代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和做派,如关山林、乌力图古拉。这些经历了战争的军人,杀伐无数的战将,顶天立地的英雄和倔强不屈的男人。就像《父亲是个兵》里,那个不够级别晋见伟大统帅的老王,直接跳楼一样,是那么刚烈和倔强。他们就是“太阳”精神的代表,这种 “太阳”的比喻方式,是极度自信的、昂扬的,含有父性文化渴望的,站立在人的生命书写角度对男性气概和男性内在精神力量的呼唤。这是一种雄健的文化诉求,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节信仰和对生命力弥满而张扬的渴望。
作品中,由父辈“太阳”精神引领下成长起来的“硬汉”儿子的代表,《我是太阳》中是关路阳,《我是我的神》中是乌力天健和乌力天赫。先说路阳,路阳从小就得到父亲的喜爱,他聪明、淘气而健壮,小时候划伤蹭破根本不当回事,玩沙盘游戏能和父亲棋逢对手,参军以后更是军事素质全面,各个方面都极为突出,最终要的方面还在于他是崇拜父亲的,自觉以父亲的价值信仰为信仰,简直就是一个年轻版的关山林。但是他太过看重“荣誉”,陷入对军人身份完美主义的想象性建构里面,最后竟然自杀了。
《我是我的神》中的乌力天健用笔不多,最后战死海疆,死得非常壮烈,但他是乌力图古拉那种野性的阳光的蓬勃的生命精神的一个体现,他在作品中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对意识形态的质疑。
乌力天赫这个“肉食家庭的病儿”竟然成为了一个切·格瓦拉式的国际主义战士。这应该是对乌力图古拉前半生革命战斗生涯的一个延伸,战争贯穿了乌力天赫的一生,他的革命比父亲的更彻底。也许是因为和父亲过于相似,两个人才激烈的斗争,乌力天赫是个宁可被父亲那个可以一巴掌拍死一头骡子的巴掌拍死,也不会认错的犟种,在性格上首先他就是个“硬汉”,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男子汉气概。
最为强悍的还是乌力天赫的精神力量,他善于思考,在“文革”当中便开始思索其不合理,并从北京参加红卫兵串联回来后,成为“保皇党”,保护受到冲击的老干部。而接触到杰弗逊的“天赋人权”理论,是乌力天赫精神断乳期的开始,也引发了他整个精神领域的革命性转变,并最终走向切上校的道路。
之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清醒”的他开始自觉地反意识形态,思索革命,思索家庭。
邓一光需要建构具有这样顽强生命力的男人,在子一辈中建构出来,而这样的人物与家庭的断乳往往是成长所必需的,断乳之后其对家庭和父亲的回望,反而更有意味。在《我是我的神》结尾,他用父亲站着撒尿那段描写,回应了这种硬汉精神。而在此书的《跋》中,邓一光则自己跳出来做了对英雄父亲的回望,“九十七岁的父亲一直让我感到生疏和生硬。我觉得我离他很远。有时候我恨他。有时候我会想,我和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父亲和儿子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接着他开始感叹父亲“太阳”般的生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他的坚持来安慰他的亲人。”而在作品中,不管是关山林,还是乌力图古拉,都写了他们的受伤,他们受伤之后的顽强生命力,以及他们身上密集、令人又心疼又骄傲的伤疤。这便是巴顿,这便是海明威,这便是不可被打败的父亲,及其“太阳”精神。
二、虫豸男人
虫豸男人,是指那种在肉体和精神没有充分发育的,弱小懦弱的男人。作品中偏向于指精神上没有充分发育的懦弱男人。肉体上没有充分发育的男人,在《我是太阳》中,是老二会阳,天生就是智障儿;在《我是我的神》中,是发育良好而被后天砸伤的乌力天时。
而精神上孱弱的虫豸型男人,主要是《我是我的神》中的乌力天扬。乌力天扬自小就失败,处于不断地失败中。为了达到长高的目的,他不惜一切代价。先是“毫无节制地吃……被送进卫生院灌肠”。然后在医院里老师有告诉她长高的秘诀是“好好睡觉”,于是他“只要入睡时间一到,就头一个跑进寝室……”可是从此每次起床他都不起来,谁要是拉他起床他就咬谁,“康老师绝望极了,烦躁极了,怒气冲冲地喊,‘你怎么不去吃桉树叶?’”于是他真爬上树摘桉树叶。乌力天扬这段渴望长高的经历是饱含意味的,一方面,它是关于成长以及成长欲望受挫的故事,另一方面,也说明“爱情”是男性成长不可或缺的动力。
乌力天扬从小就是个讨人嫌的孩子,他喋喋不休、太爱说话,这还不够,他还“欺负”女孩。他同时还不满意于自己的身份,当葛军机为自己的姓氏烦恼并提出来的时候,乌力天扬被告知自己是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亲生的,他极为沮丧,“为什么我的父母不英勇牺牲或积劳成疾呢?”他从小就不喜欢这个家,甚至到“文革”时期,十多岁的时候,还是不喜欢自己的身份,希望自己是别人的孩子。
乌力天扬从小就聪明而软弱,在打架上便是如此。乌力天扬喜欢简雨槐,而雨槐偏偏喜欢乌力天赫,于是妒忌的他,不是正面和哥哥对峙,抢夺雨槐,而是“到处散布乌力天赫的坏话”。再大一些,乌力天扬和鲁红军、高东风、汪百团、罗曲直等人混在一起玩,他还是特别淘气,他还是失败者。男孩子们在一起比抽烟,他抽不过,又不愿意认输,于是发狠:“等我有了钱,非把全世界的烟都买光……”他偷取萨努娅的《医学解剖书》,想了解女人是什么样的,结果回家时被乌力图古拉发现了挨揍,他“在心里暗暗发誓,等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儿子,他一定不会命令儿子把藏在怀里的图书拿出来”。乌力天扬还是不甘于自己的失败,他总想着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但这彰显男性力量的努力壮举却失败了,他成为了儿童版的堂吉珂德。
他最为恼恨的四哥乌力天赫反而是他最为崇拜的,当他看到四哥拿菜刀和父亲拼的时候,由衷赞叹,“他简直就是牛虻!”但是四哥是看不起他的软骨头,和他没有原则的狡猾。在“三二三”大斗殴中,他逃跑了。这是开始,却并不是结束,他的一生从此都成为了逃跑的历史,他的成长也就被无限期的一再拖延,从而“干不成大事”。
但是他的成长之路又没有这么简单,就他的内心来说,是至为丰富的。他一直都在找寻自我。
三、小生男人
小生男人是指那种肉体上相对比较柔弱,性格上缺乏男性气概的,精神上较为内敛的男人。这样的子一辈,在《我是太阳》中的形象是关京阳,《我是我的神》中是葛军机。
在《我是太阳》中,关京阳绝对是个复杂的存在。他外表是个奶油小生般的男人,还有点女气,每天偎依在朱妈的怀里吃奶,他在文艺上也有很高的天赋。可在战场上他又英勇无比,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甚至被子弹打中了,还能够再起来,直到爆破成功,粉身碎骨。而在感情上他又是个懦夫,一直逃避余兴无,无力站出来有所担当。可以说关京阳有着“硬汉男人”的精神、“小生男人”的外表以及“虫豸男人”的情感和性格,他是一个复合体,这个形象直到《我是我的神》,作者才把他分化开来,分成了乌力天健、葛军机以及乌力天扬。其中,葛军机这种“小生男人”甚至连父亲“乌力”的姓氏都没有给他,只是父亲抚养的自己战友的遗孤,这表明了作者对他这种男性的有意或无意的排斥心理。另外在《我是太阳》中,关湘阳的道路和葛军机也有重合的地方,而关湘阳是作者所塑造的一个被父亲“鄙夷”的子一辈,他的精神信仰和父亲的价值体系和“太阳”精神完全背离。
葛军机是一个被乌力图古拉抢救回来,或者说捡回来的战友遗孤。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姓氏和乌力是不一样的,于是他问了三个问题,“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姓乌力?”“我和安禾、稚非,我们不跟爸爸姓?”“我们是谁的孩子?”从这一系列对自己身份的焦虑的问题中,一是说明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外人”,而不想成为外人,那么往后就会更多地去压抑自己,做个乖孩子;二是我们也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通过三个问题发现,这个孩子竟然有这么缜密的思维能力。之后,他有些要求,乌力图古拉不同意,他就只好听话,从来不像乌力天赫、天扬那样和父亲对峙。他应该是这个家庭中最懂事的男孩子,也最有出息的男孩子。说到懂事,他从小就陪着没有人搭理的、体弱多病的乌力天赫玩,让萨努娅妈妈省心。
乌力图古拉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为了不让战友的遗孤受到牵连,安排他与自己“划清界限”和决裂,他遵从了,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叛逆者”。他总是很听话。说到他的“有出息”,在于他能够每一步都给自己设计得清清楚楚,从当兵以后,上军校、提干、转业、省委书记秘书、县委书记、地委常委,一步步走得很稳健,而且除了转业回家照顾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唯一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其它的他都遵从了。
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与父亲合谋“骗取”了简雨槐的感情,当雨槐最终知道乌力天赫还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夫妻生活彻底失败了,他只是表面上得到了所爱,他只是自以为“很幸运”,却更深刻地伤害了简雨槐。
上述三个类型的男人以及他们的成长,是作者所要极力呈现的子一辈男性的面貌。他们继承、顺从或者反叛,他们牺牲、懦弱或者出走,他们需要长大,他们都是那么无力,似乎永远无法超越父亲。
第二节女性:自我的他者
男性的成长有一个秘密,就是男性必须借助和面对女性这个“他者”,来使自己成熟。男性不管是亲近、走进、穿过还是远离女性,以及以其他的任何姿态来面对和经历女性,即使只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关系,女性之于男性的成长,都是一个不可或缺、不可逾越的存在。而反过来,在邓一光的笔下,在男权思维的逻辑中,男性给予女性的那种微薄的保护愿望和行动,永远不足以抵偿他们对女性造成的持久性的伤害。那么邓一光所倡导的“太阳”精神和那种男权的思维在这里是什么呢?它只是那种被称之为“男性气概”或“男性气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唯一的作用在于“男性气质是一种男人的特殊社会性别身份,它造成了他们在权利、资源和社会地位要求上的特权……”因此,“男性气质可以被看做在一个已然承认了男女平等的世界上男性优势最后的意识形态防御。”所以,男性似乎只是索取和试图建立自己的权力优越感,并不断地走向男/女对立的二元思维结构之中。无疑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权力构成中,女性不断被遮蔽住,男性气概成为男性呼唤的男性,温顺美丽的有着为男性牺牲精神的女性成为被男性制定的女性。而无论这个过程是多么隐蔽和成功,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女性面前,似乎男性永远是不成熟的坏孩子。
一、孕育之伦
男性起源于女性的孕育,但是这个孕育是怎么样的伤害啊!在《我是太阳》和《我是我的神》中,都写了母亲的怀孕和生产,但这不是最为惊心动魄的,最为惊心动魄的是母亲摘除子宫。
在生完第五个孩子——女儿湘月之后,乌云连产床也没有下,她要求摘除子宫,因为“我只是不想再生了,我实在是生够了”。
在《我是我的神》中,乌力图古拉耍了个小聪明,结果让萨努娅自己坚持把子宫摘除了,还要装作不满意她摘。在父母亲不可遏制的欲望面前,子宫被牺牲掉了。在这点上来看,女性的孕育也是受男权秩序支配的。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没有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母亲,永远都是母亲在照顾儿子。在《我是太阳》中,乌云生会阳时难产,差点没有死过去,愣是抢救过来的。之后,会阳长到三岁,才发现他是一个痴呆儿,乌云反而最疼爱、最护着的是这个差点要了她命的傻儿子。在《我是我的神》中,老二乌力天赫从小体弱多病,让她操碎了心。在此处,两部长篇应和了。但是最让她操心的是乌力天时,这个因抢救战友被石头砸瘫、砸痴呆的英雄,每天只能背诵毛主席语录,完全不能自理,于是萨努娅也学习背诵语录,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和自己的孩子交流。这种母亲对孩子持之以恒的爱,是男性成长中最为坚实的一块生命基石。
说到没有保护好母亲,在《我是太阳》中,乌云被白淑芬等造反派关押的时候,儿子们和女儿没有一个在身边能顶用的。如果说在《我是太阳》中有些因素还可以为子女不能保护母亲开脱,那么在《我是我的神》中呢?乌力天赫这个曾经母亲的保护者离家出走了,在母亲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出现。乌力图古拉、乌力天扬和葛军机这三个男人眼看着萨努娅被抓走,其中乌力图古拉只有无用的愤怒,一点作为能力都没有,葛军机这时护住童稚非远离了窗口,乌力天扬举着斧子就向公安人员扑去,但是“在花坛边摔了一跤”。
萨努娅被抓前喊出的那句话,完全是在保护孩子,“‘我的孩子怎么办!’萨努娅被强行戴上手铐,她绝望地对公安人员喊,‘谁来管他们?’”这不禁让人感到母爱之伟大!在儿子们的成长中,这是最为重要的情感底色,让他们还愿意回到这个家来,母亲就是这个家值得怀念和真正温暖之处。在这一点上《我是我的太阳》是《我是太阳》的强化版,强化情感的力度,强化人性和命运的挣扎。
二、爱情想象
在男性成长的故事中,爱情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要么在父权逻辑的支配下征服女性,要么落荒而逃,要么在对女性和与其关系的思考中,实现自身的成长与升华。
先说乌力天扬。小时候他就爱慕简雨槐,却没有勇气,当萨努娅怂恿他去“闻闻她们姐妹俩”的时候,妹妹简雨蝉却冲着乌力天扬吐唾沫,可乌力天扬的表现却让萨努娅很失望。他是喜欢简雨槐的,于是他只能安慰于母亲告诉他的故事——“乌力天扬身上的胎液还没有揩干,就踢开襁褓,推开前来阻拦的萨努娅,摇摇晃晃地跑进简家,要往雨槐的摇篮里爬,去亲雨槐的嘴。”他于是想象着去问简雨槐,而简雨槐会“笑眯眯地看着乌力天扬,放下手中的钩针,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摩了一下乌力天扬的脸”,这一点想象竟然“是他在漫长的童年里不断地受伤之后唯一保留的快乐节目”。因为他“软弱到根本就没法儿接近简雨槐,找不到求证的机会”。这里乌力天扬完全是一副阿Q“精神胜利法”的姿态,真是“比蛋壳还要脆弱”。
在萨努娅被抓走、乌力图古拉被禁闭开始。美丽活泼的简雨蝉给他来送来了饭,还安慰他,而乌力天扬在这种关心中有一瞬间弱小了,简雨蝉来安慰这个迷茫的男子汉,“她已经揩过他的泪水,……她越来越有了主心骨。”在这种关心中,乌力天扬却起了“色心”,要求“摸摸”简雨蝉,而简雨蝉干脆说“我可以陪你睡觉”,而乌力天扬仍然坚持“摸摸”,结果滑稽的一幕出现了,“他在那个时候打了一个大大的饺子嗝儿,身子抖动了一下,手滑落到一边。”他依然没有把那个质问他“你们敢强奸我吗”的那个小丫头“干掉”,但这应该是他们爱情的开始。
直到乌力天扬在部队的卫生队再次碰到了简雨蝉,那个野性的、美丽的简雨蝉,他们很快相爱了。一进简雨蝉的寝室,他们便激烈地抱在了一起,然而之后乌力天扬显现出了“战争后遗症”,“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擒慑住,绝望到了顶点。”于是简雨蝉用她的温柔来接纳了他,“她像填海的精卫那样地搂紧了他,把他纳入她的身下。”简雨蝉的哭泣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疼惜和爱,她用生命在温暖一个受伤的男人和孩子。接着被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经过战场的死亡考验之后,乌力天扬似乎找到了幸福的生活。然而紧接着他却亲手把这一切都毁掉了。
在乌力天扬面前,躺在医院的鲁红军,这个在战斗中失去了睾丸的英雄终于暴露出他的无助与失落。失去睾丸,在男权价值逻辑体系中是男性最无法承受的残缺,这比残疾和死亡更令人难堪。于是鲁红军把这一切责任都归咎到乌力天扬身上,而乌力天扬也承担下这个心理负担。于是,回到人性的书写,在鲁红军的痛哭流涕、摸电门自杀、极度埋怨和冷嘲热讽中,乌力天扬做出了一个令他一生痛苦的男人般的承诺:“我要再碰简雨蝉一手指头,我他妈不是人!” 这个承诺,使得他和简雨蝉的约定不作数了,他抛弃了爱情。这个悲剧是归咎于“战后综合症”,他的“男权”思想,还是他本身的愚昧和懦弱?
再说乌力天赫的爱情。在爱情上他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也是一个自私的懦夫。乌力天赫帮助简雨槐摘桑叶之后,直截了当地说,“我妈说,你喜欢我。”羞怯的简雨槐生气了,跑了。可简雨槐一直是关注着乌力天赫的,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然而那时乌力天赫和简雨槐不同频,乌力天赫满脑子都是切·格瓦拉式的革命,他不知不觉地伤害了简雨槐脆弱的自尊。
简雨槐进入了胜利文工团,约乌力天赫到江边告别,她兴奋地对乌力天赫说着自己的舞蹈梦想,突然乌力天赫唯一一次说了对简雨槐表示爱意的话:“我们恋爱吧。”像是被袭击了一下的简雨槐等待着他再说点什么,可乌力天健沉默了,于是简雨槐说出了令她终生后悔的那个“不”来。她过于羞赧,他过于矜持。她之后找了他无数次,却没有结果。
于是,离家出走的乌力天赫只能通过写信来寄托对简雨槐的爱。可是他写的信在文工团时简雨槐没发现,却在下乡的农村时收到了。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乌力天赫的信封上没有姓名,没有寄信地址。而正是读着乌力天赫的信,在那个偏远的山村,简雨槐绝望而又疼痛地活着。对于乌力天赫来说,他不需要简雨槐回信,他其实爱的是自己内心的想象,他“比鸡蛋还要脆弱”,他也不是在和简雨槐对话,他在和自己对话。许多年来他都在和自己内心的梦想战斗着、揪扯着,以及爱恋着。这个“坚决的革命者”只是把简雨槐当成了倾诉对象和爱情幻想而已,因为他不留通信地址,他把大部分写给简雨槐的信又烧掉了,把那些心事付之一炬。通过这样的思辨、记述、爱恋和怀想,他想成长起来,坚强起来,但这似乎还不够,他在结尾还是要回家,去寻找感情上的那个脐带。
三、持续伤害
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是异质性的,并充满了破坏力,他们往往给女性带来的都是伤害。男性成长中除了“弑父”之外,还要踏过女性的爱与恨“最先溜掉”,这是赤裸裸的父权逻辑的必然结果。
父亲作为家庭中“唯一的战胜者”,首先是从伤害和牺牲母亲开始的。《我是太阳》中,被隔离审查的关山林向组织上交出了乌云写的字条,于是被批斗的乌云立刻精神上垮了。在关山林埋怨乌云给他生了一个傻儿子关会阳的时候,乌云终于忍不住了,她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然而男人的尊严容不得挑衅和伤害,虽然是关山林背叛了乌云,虽然可能是他的背叛造成了难产,但关山林“想也没想,扬手给了她一耳光”。在《我是我的神》中,乌力图古拉也打了萨努娅,如出一辙。
但两位父亲也都有保护妻子的描写,在《我是太阳》中,关山林在造反派手里抢回乌云时,乌云差点就被枪毙了。在《我是我的神》中,萨努娅做手术的时候,因为对麻醉针过敏,乌力图古拉让萨努娅咬着他做手术,还一边给萨努娅唱《乌古斯汗的传说》和《额吉纳的云青马》。这两件事都显示出了父亲的男子汉气概。但是,回过头来看,乌云和萨努娅都是非常美丽、善良而勤劳的女性,但他们却总是在伤害这些女人。
再看子一辈。《我是太阳》中的关京阳,始终无法坦然面对余兴无,不管余兴无怎么等他,不管余兴无变得多么憔悴,也不管余兴无鼓起多大的勇气,去找他、问他和哭泣,他都采取了沉默应对的方式。当关京阳牺牲后,余兴无竟然一辈子没结婚,守护着这段没有开花结果的恋情。应该说,关京阳表现出的软弱和沉默,对余兴无是非常严酷的伤害。《我是我的神》中乌力图古拉和葛军机合谋骗简雨槐说乌力天赫已经死了,于是葛军机对简雨槐的爱变成了一种强暴。而乌力天赫给简雨槐寄信,不留姓名、不留地址,后来写得更是烧毁了,就像在祭奠灵魂一般。这对简雨槐更是伤害。弟弟乌力天扬对简雨蝉更过分,因为男人之间的一个赌,就牺牲掉了他们的爱情。男性在不断的成长变化,他们是女性把握不住的。简家这两朵玫瑰,一个温婉,一个热烈,都在生活中伤痕累累。
其他人也是如此。鲁红军一方面光彩鲜亮地作报告、当英雄,另一方面却虐待爱慕自己的女大学生。于是,回到人性的书写,鲁红军这个英雄被解构了,就像英雄首先是被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一样。简先民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让女儿离开自己梦想的舞台、脱下军装去下乡当农民,结果简雨槐牺牲掉了自己一生钟爱的舞蹈事业,在肖茅大队被队长屈十三以“当做解放军兑给我的牛钱”为由强暴,差点客死他乡,她自愿背负起父亲的罪孽,甚至认为“该受报应,该被糟蹋”。之后,为了答谢救越境潜逃的简小川的恩德,简雨槐又委曲求全的嫁给葛军机,最后疯掉。为了保全肚子里乌力天扬的孩子,刚烈的简雨蝉委曲求全,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她只能用这种方式等待乌力天扬的长大。还有在肖茅大队为了一口吃的而任人强暴的女知青侯玲玲等等。这里面书写的,男性给女性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
在男性成长中,女性作为“他者”,就如同牺牲和祭品,安放在男人每一次灵魂的蝉蜕中。
第三节成长:蝶变的疼痛
成长形象地说,就应该是由蛹化为蝴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是简单的、循序渐进的、沿着时间的脉络顺延下去,它反而伴随着迷惘、疼痛、背叛、残忍、丑陋等等,作为进行时态,痛并成长着。
一、找寻自我
前面说过在邓一光的小说里,子一辈面对“父权”秩序,也就是父亲的暴力统治和对儿女的控制,往往有三种选择:“弑父”、屈从和出走。“弑父”是一种愿望和姿态,不大可能真的落实,于是就剩下两条路。关路阳、乌力天健、乌力天时和葛军机选择了屈从,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选择了出走,而后者的出走,在成长意义上讲,明显带有自我放逐和自我救赎的意味,于是成长便成为了找寻自我的一条漫漫长征路。那么找寻的是什么样的自我呢?也许只能是找寻理想中的自我了。
反之,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迷失自我是最大的变乱和陷落,若此,悲剧将不可避免的降临。《我是太阳》中的关京阳,他对自我和自我理想的设定,就是要在舞台上跳舞,舞台就是他梦想之地、重生之地和升华之地。但是艺术人生的梦想被“误解”的恋情和部队的纪律阻隔了,关京阳陷入令人痛惜的迷茫中。即对恋情与事业的双重迷失和痛苦中,和对自己和余兴无的爱恨纠缠中,他不断地在逃离余兴无,逃离自己以及自己的梦想,最后义无反顾地在战场上迎来了死亡,死亡对于逃离这种失去梦想之地的他来说也许是种解脱,他迎向死亡的勇敢正是逃离梦想和爱情的懦弱体现。
老大关路阳找寻到的自我,就是成为像他父亲那种理想中的军人,然而过于执着和热烈的感情依旧会使他迷失于这种似乎非常确定的自我中。他把理想中的军人过度纯洁化和神圣化了,看不得一点玷污,受不得一点委屈,容不得一点商量。当作为军人的“荣誉”和忠诚受到组织的质疑和调查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任何余地来和自己及所有爱他的人“商量”,他不容自己与那个极度纯洁的理想中的他有所妥协,他用自杀来了解这种确信中的迷失。因为当“荣誉”失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该何去何从了?于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他眼里失去荣誉的军人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块烂瓦片而已。这种成长中的唯美主义诉求和偏执,看似确信,实则迷失。
乌力天赫这个敏感而坚强的思想者,在找寻自我的道路上与父亲激烈的战斗,与家庭决裂,然后又与自己战斗了一生。对于他来说,真正的战场不是家庭,不是越南战场,也不是中东或世界任何地方,就像他不断变换自己的名字那样,这些外在的因素都是不确定的、暂在的,他的战场是并且一直都是他的内心世界,面对自己和自己梦想的一场战争。他在成长中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总是失去敌人,也失去自己。先是家庭压抑了他对自我的想象性建构,他不管是当红卫兵进行革命,还是想去高炮部队当兵,都被乌力图古拉毒打,父亲以其“专制”阻隔了他实现自我的梦想。他始终想要脱离这种对自己梦想的压抑和异化,而这个外在的压迫性力量便是父亲以及以父之名命名的家庭。于是他只是向往那“该死的自由”,期待另外一种生活和可能性。
在写到乌力天赫离家出走之后的成长问题时,邓一光把人物的行动和心理活动对照着写。一方面写乌力天赫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国际战士的战斗生活,另一方面又通过他写给简雨槐的信件,反映出他成长中的思想和心灵历程。乌力天赫总是通过信来展现他的内心世界,并且认识到了自己和世界的“隔绝”关系,然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爱情,他承认了自己“处在幼儿期”,他仍要继续“在想象中继续寻找”已经出嫁的简雨槐及他的爱情。他其实是在找寻自己。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成长,这个“生活在战争和战争制造的后遗症中”的满怀着“乌托邦”梦想,并迫切需要长大的出走者,这个追寻着自由,并认为“自由和生命是同一体,如果必须分开,它比生命更重要”的男人,终于“同时寻找到和生命的自由相适应的限制性力量”,即简雨槐会看到,乌力天赫的右手“放在左胸上,永远放在左胸上”。一个男人该经历多少成长的岁月,才会直面他的玫瑰,并抵达那里?若是找到了自由以及制衡自由的力量,乌力天赫便寻找到了那个自己来。
乌力天扬总是在找寻自我中不断地迷失,撞得头破血流。在宾馆之夜后,逃离了简雨蝉的乌力天扬,再次遇到对方后,他的解释是“我在找自己”。当简雨蝉问起他:“找到了吗?”他只能回答:“这我说不好。”原来寻找自己的过程作为成长的需要,也会延宕了成长,谁也无法去触及或抵达真正的成长和其主体“我”,而是当成长作为残酷青春的牺牲,使人无法承担起“错误”的认定。对于成长的经历和成长中的自我,在时间中不可回望、不可复原,也没有任何办法“重新开始”,他失去了这种自我救赎的生命力量和意志。乌力天扬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总是采取一种逃离的姿态,因此也就没有勇气重新开始,他活在过去的伤痛、失望和无法自拔中。
确认乌力天扬找到自己并长大有两件事情。一件是他帮助鲁红军管理蔬菜养殖基地。回归土地后的他,生命的力量开始在身上慢慢滋生,他开始不逃避了,能够承担责任了,这应该看作是他重新找到了自己。还有就是组织农场工人上大坝抗洪灾,他有勇有谋,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让简雨蝉和他的孩子的脸上充满了崇敬之情。另一件事是他倾全部的力量去治疗身患癌症的卢美丽。
总之,文本揭示出这样一个定律:男人在成长过程中,只有找到自我,并敢于、能于去承担责任,才会长大。而不仅仅是那种具有“太阳”精神的,海明威式的、巴顿式的、切·格瓦拉式的,父辈军人硬汉型的男人才是长大的男人。除此之外,他们只是最坏的孩子。
二、何谓英雄
在邓一光的笔下,他倾心于那种经历了战争这个砧板锻造和淬火的男人。他认为那种具有“太阳”般热力和不可战胜品质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就如在《我是我的神·跋》中不理解父亲的“我”,反而惊异于父亲顽强的生命力。
战争是英雄诞生之地。无论是《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还是《我是我的神》中的乌力图古拉,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人,浑身都是枪弹造成的伤疤,他们都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伤后再次站了起来,然后满是渴望的奔向战场。关山林甚至施计让通信员邵越帮助自己“逃出医院”奔赴战场,还专程找王树声大将请战。而乌力图古拉也是个“战神”般的男人,一巴掌能打死头骡子,上了战场神勇无比。这样的男人,这样英雄般的男人,到了解放后就成为了传奇,似乎在子一辈里再也不会出现,子一辈军人要不然是肉体的生命力脆弱,要不就是精神上脆弱,老是长不大。前者如一战而死的关京阳、乌力天健,被砸成痴呆儿的乌力天时,后者如自杀的关路阳、“比蛋壳还脆弱”的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还有一种就是根本缺乏理想主义烛照的灵魂,如关湘阳、葛军机和鲁红军。他们或者都是立功受奖的英雄,或者是仕途成功的领导和财大气粗的商人,但是绝对缺乏那种英雄气概、精神强度以及被称为“奇迹”的顽强生命力。子一辈的英雄成长之路,对于英雄的塑造是深可质疑的,其形象是飘忽不定的,这些英雄都是在经历着“自我的非我”化过程,英雄成了对他自身的压榨和异变的力量和过程。
那么,在这里什么是“英雄”呢?英雄是充分国家意识形态化的一种价值建构和想象,具有宗教性的作用,是国家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和其“牺牲”。一方面,军队作为暴力机器,是统治阶级及其建立国家的暴力工具,它的行动一定是为了维护其阶级和国家的利益。而更为关键的是,军人的信仰、价值观以及荣誉意识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询唤中,军人通过对其语境下“英雄”内涵的认可,生成一个“非我”的主体和自觉的战士。他们便会想象着成为这种“英雄”和这种“英雄”的内在价值的正确性,从而迎着“死亡”的现实走向战场。对于人的那个自然的“我”,“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里对个体是一个催眠的过程,让个体在想象中认同于那个“共同体”的价值。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一直在反思战争,反思死亡,因此,乌力天赫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的梦境,说出“真相”:“杀死你见到的所有敌人,因为你得活下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争取更大的胜利”,仅仅是为了“活下去”,于是那个“想当英雄,想骄傲”的乌力天扬突然发现“知道自己得杀人,但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以为还是像父亲那一辈“为了胜利,前进”,但实际上乌力天赫告诉他:“记住我的话,没有什么荣誉,对你来说没有。”其实,在个人的意义上,去除意识形态的外衣,正如乌力天扬后来反思的那样,战争没有胜利者,都是失败者。这样的“英雄”概念以及它所建构的父辈“太阳”精神,就一下子轰然倒塌了,或者说这个“太阳”精神,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所涵盖的内容,而是一个顽强的男人生命力的张扬和体现了。
至于说到英雄的宗教性,在于“英雄”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语境和逻辑下被神圣化后,具有了伦理价值上的范导作用和意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从英雄的成长历程上来看,国家必然成为其精神之父,通过意识形态对其进行范导和询唤)。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方面,是其作为“牺牲”对国家精神客体和精神传统的想象性建构,也就是说国家的合法性在信仰和伦理层面是建立在死者的牺牲和英雄的亡灵之上的,死亡、牺牲和英雄化就是对一种价值体系的神圣化和合法化。因此可以说,英雄是国家意识形态生动的感性体现和这一价值的集中凝结。实际上,从其功能的动力关系上考量,英雄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构建,而同时也参与到构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过程中来。在此意义上来书写和呼唤英雄的“父亲”以及对其军人身份的强调,就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诉求和权力建构的意义了。从社会学角度考量,这是对当今中国社会男权秩序重建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反应;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则是对中国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树立强有力的主导地位的心理呼应,也就是对民族“复兴”和“崛起”的呼唤,这个呼唤所能借助的历史资源,便是不可战胜的“太阳”般的父亲,一个强大的梦想背后一定会站立着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形象,作为全民族的心理需求。
三、战争炼狱
应该说《我是我的神》比之于《我是太阳》,邓一光在战争观上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向。在《我是太阳》中,战争为“战神”般的父亲形象的确立,提供了有效支撑和其传奇性可能的场域,总体上作者是惊叹于那样的战争所锻造出的硬汉男人。而《我是我的神》子一辈的成长历程中,战争则成为了对个体压抑、摧残和夺取性的力量,人彻底被战争所裹挟而不能自己,并在“死亡紧张”的持续压迫下发生心理上的异化。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在战争中处于无助的陷落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我是我的神》是一个站立在人的立场上反思战争的作品,在男性成长的历程中,它记述了太多战争的残酷、荒谬以及伤痛。
战争中充满了对人的伤害,人在战争中就是用来被毁灭的。乌力天扬曾亲历了战友的死亡。在战场中不光是人,甚至连动物也不能幸免于难,“一只孔雀……美丽的尾巴正在燃烧,拖着一团火在他前面飞奔着。”战争注定充满了“死亡紧张”、压力和损害,人在这里没有尊严,没有。
战争中也充满了对女性的伤害,让人无法直面。乌力天扬他们发现了一个洞穴,越南女人躲在里面不出来,于是连长段仁贵下令“干掉她们!”士兵们只能服从命令。杀戮展示了人性中非常黑暗的一面。
对于男性成长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在战争中长大,成为英雄,反而战争成为了他们可怕的梦魇和挥之不去的后遗症。例如乌力天扬发现,“士兵们大多精神紧张,像受了惊吓的老鼠……”甚至乌力天扬躺在简雨蝉的怀里都会全身紧张起来,缩成一团,止不住地哆嗦。而在探望牺牲战友的旅程中,乌力天扬感觉“好像是他杀死了他们的亲人”,他背上了精神的包袱,陷入了深刻的自责之中。因为他没有能够把战友还给他们的妈妈,心力交瘁的他开始质问自己,“为什么你没有死?为什么你活着?”乌力天扬作为一等功臣,不但没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反而迷失了自我和对世界的确定,但是他的“人性”得到了反省,“除了败仗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像胜仗那样使人伤感。”
在对战争的反思中,男性慢慢成长了。乌力天赫用自己的一生游荡于各类、各地的战争中,打过常规战,当过特种兵,也做过教官,经历了死亡、孤独和生存考验,可是他越是经历战争,就越是反思战争,早先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开始淡化,反战的思想越来越凸显。他认识到了战争的虚伪、无意义和残酷所在,他希望人类的苦难能够结束,战争不再将人类进化成魔鬼,世界充满和平。但他却从人性的角度深刻地认识到,“战争是人类自身的欲望。”最后,乌力天赫对战争的认识更进一步,指向了人类的灵魂和自由问题,揭示出所有的战争都是“人类内心战争”,那么他的成长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也是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战争,是内心追寻自由和找寻自我的过程。
结语:从“太阳”到“神”
两部书相隔十年,期间辛苦不寻常。从《我是太阳》到《我是我的神》,“太阳”如何抵达了“神”?
在邓一光的笔下,“太阳”精神毋庸置疑指的就是那种父辈军人所特有的硬汉精神,那种即使落下去还会再次升起来的顽强生命力。而“神”应该是一种转向,从父辈向子一辈的转向,从父辈精神的意识形态内涵向子一辈个体化生命体验的转向,也就是回到具体的个人的体验和自由状态中来。因此,《我是我的神》从对父辈神话的书写,一下子潜入到了子一辈成长的秘密领域之中,通过对各种性格类型男性成长史的书写,在男性那漫长而疼痛的成长岁月中,揭示出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经验与蜕变,展开了男性与家庭、男性与父亲、男性与母亲、男性与女性及男性与自身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关联关系。而邓一光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到了这种关系和过往的生命存在中来,于是这部作品“不在于回忆,而是进入,进入那个我们曾经经历过却没有留意记录的年代,进入那个年代中曾经年轻过、希望过、挣扎过,甚至堕落过,却始终不肯放弃救赎和自我救赎的人们的精神求索和心灵的重建之地。”那么“精神求索和心灵的重建”便是作者所要呈现的成长。
男性成长在《我是我的神》中一直是一个提问,就是成为“谁的英雄”。显而易见之处在于,英雄作为“我的非我”化过程,是被充分意识形态化的价值、信仰和伦理的填充物。与此同时,这种填充的完成和对个体的询唤是建立在个体与世界的想象关系中,那么男孩成长中的去蔽的过程,就得不断使自己的想象和理想更为具体化、个人化和人性化,尽量去除其中的暴力逻辑,和不复制父辈的权力结构模式,然后向着“我的英雄”方向前进,在内心的战斗中,在与自己的战斗和找寻中,显影出自由的可能性及其方向。因此,“当邓一光将生命激情投入到‘一个自然人如何不能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主题时,这种对原初的自然状态的生命的重视,有可能转向对人类一切文明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一种面对世界的姿态。邓一光要求人回到他生命本真的、质朴的、原生态的自然状态,就如同草原以及那野性的血脉,所呈现出的美、力以及拯救的可能。邓一光曾经发问:“一代人会死去。一个时代的英雄主义也会死去吗?”那要看是谁的英雄主义?每一代人都在给英雄重新命名和建构,“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那么“一切英雄也都是当下英雄”,要在当下语境下被阐释、想象和建构。作为男性成长的价值核心,英雄是男性自我命名的一种方式,在邓一光笔下,“父亲”、“爱情”和“战争”是这一命名中的三道试题,需要男性在成长中体验和作答。
在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的成长中,结尾给他们注入了感性的、柔软的力量,他们面对生命本身来思考,“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打心眼儿里敬重——安静的出生,尊严的死去,至死相爱,可是,我们总是错过它们。”然后“不断地成为孩子”和不断“杀死父亲”的乌力天扬,在父亲故去的那一瞬间,“迫切地想要回到生命的过去,回到生命通道的入口……”乌力天赫在莫斯科也哭泣了。在泪水中,他们成为了“神”,成为了他们自己。
（责任编辑：王倩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