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身份与诗歌“笼子”

　　曾一度高调亮相的杨四平主编的《中产阶级诗选》(以下简称《诗选》)，通过编选者嘉年华般的自我想象，被精心打造成了一片虚拟的诗歌景区，并以此昭示天下：伴随“意识形态时代即将终结”，中国“诗坛正来在一个‘引爆点’”，似乎诗人们纷纷向“中产阶级写作立场”脱帽致敬，达成默契，已然成了大势所趋。此举旨在制造诗坛热点，在全球化浪潮波及文化走向的大众消费时代，如此大张旗鼓、身体力行地推进当代中国诗歌的人毕竟不多。事实上，《诗选》的出版目的已经部分实现，因为随之引发的种种争议，无论正面赞语，还是反面呛声，皆可视为某种社会“反响”或文学亮点。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这句名言道出了一个基于民主原则的简单事实：置身于“诸神纷争”多元化价值时代，公民者理应享有出版文学选本的自由(读者甚至见识过《一个人的排行榜》、《一个人的文学史》之类的特色书籍)，这也正是今日中国文明之进步、审美之开放与社会环境之宽松的具体表现。进而还可以设想，步其后尘，倘若有《明星诗选》、《大腕诗选》、《富豪诗选》之类纷纷问世，相信大家亦不会大惊小怪。
　　有趣的是，我在阅读过程中，居然鬼使神差地想起了卡夫卡的那个奇妙发现，“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诗选》就很像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笼子”，被网罗来的“鸟”，当然不止于孤零零的一只，而必然会是百鸟争鸣的一群。编选者在向诗界展示了其海纳百川、追求多元的宽阔襟怀，但最终也只有三十二位诗人有幸通过了“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的资质认证。稍作观察，便可发现那里除了两位属于“80后”俊才，更多的则是过往诗潮或其他诗歌“山寨”的老面孔，其若干入选作品也曾数度混杂在各种现代或后现代的不同选本，并早有定论，却经一番删繁就简，改头换面，拼凑成了这样一个的杂牌阵容，若以此为“界碑”标志当代诗史进入了一个中产阶级时代的全新里程，虽志存高远，却难说名副其实。比如，默默的《懒死懒活》，“心懒得跳／脉懒得博／血懒得流／／躺下懒得坐起来／坐下懒得站起来／站起来懒得走／／闭着眼睛懒得看／张着嘴懒得说，吸一口气懒得再呼／／冷得哆嗦懒得添衣／嗜酒如命懒得喝／／终于见到梦中的情人／懒得说一声爱／勃着阴茎懒得做爱／／浑身是伤懒得疼／已经是英雄懒得承认”，其做作的病态和“祛魅”的刻意，使人想到的是世纪末日的深渊，而不是中产阶级的天堂。再请读(注意，是读而不是看)伊沙的《结结巴巴》：“结结巴巴我的嘴／二二二等残废／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还有我的腿／／你们四处流流流淌的口水／散着霉味／我我我的肺／多么劳累／／我要突突突围／你们莫莫莫名其妙／的节奏／急待突围／／我我我的／我的机枪点点点射般／的语言／充满快慰／／结结巴巴我的命／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你们瞧瞧瞧我／一脸无所谓”，诗人戏仿口吃症患者的缺陷，可谓绘声绘色惟妙惟肖，意外地强化了诗歌的娱乐效果，但同时，这样一个后现代诗的搞笑版也稀释掉了“中产阶级”对人的基本尊重和应有风度。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哎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钉钉子／噢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扫黄或系鞋带／喔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嗯再舒服一些嘛／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则以调戏审美趣味，消解诗歌伦理而名噪一时。诸如此类，何以能堂而皇之地进入“中产阶级写作阵容”，彰显其诗学主张，令人莫名其妙。
　　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了另一些本质不同的杰出诗人，比如朵渔、于坚、翟永明、卢卫平等作品，并没有放弃诗歌对政治与社会伦理问题的介入，更没有删除忧患意识，“我嘴角的深纹不是／因为嘲讽，而是／长久的沉默……”(朵渔：《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就是这些下面的水这些黑脚丫／抬着河流的身躯向前就是这些脚／在时间看不见的地方／改变着世界的地形。”(于坚：《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老家的皮肤全都渗出／血点血丝和血一样的惊恐，吓坏了自己和別人／全世界的人像晕血一样／晕那些针孔。”(翟永明：《老家》)“这些弱不禁风的草／这些见了丰就低头的草／这些一辈子离不开泥土的草／手挽着手／竟然跟着太阳走到了天边。”(卢卫平：《呼伦贝尔》)这些作品凸显出了诗人作为独立思考者的伦理尊严与精神品格，字里行间凝结着深不见底、令人落泪的悲悯与质疑，体现出的是人类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在《诗选》中卓尔不群，熠熠生辉，却无关乎所谓的“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由此我理解了于坚的“夫子自道”，他三十年前的诗和三十年后的诗并无变化，之所以三十年后的诗能够获奖，三十年前的却不能，不是他的写作进步了，而是社会不同了”。上述几位诗人，本质上无法被任何名目下的“阶级”收编，无论改变其基因，还是临时嫁接，都只能导致《诗选》裂痕重重，不伦不类。
　　中国社会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生存价值观念随之不断刷新，以至于据说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中产阶级”在其中占多少比例具有标志性意义，其认同感作为鉴別现代人能否与时俱进、同步潮流的一块试金石，毋庸置疑。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也只有诗人仍能心无旁骛，拒绝收编，守望家园，我行我素。事实却是，一些诗人远没有这么清高自许。这其实可以理解。趋利避害，人之本能，天经地义，何况“中产阶级”的称谓与身份，又是何等体面和时尚。仿佛诗人通过改变身份，搭上“中产阶级”的快车，才可以化蛹为蝶，飞临于时代诗坛的蔚蓝天空。这是一条多么美妙的捷径。
　　关于“中产阶级”，目前说法不一，但着眼于特定社会层面人士的职场身价、消费水准和学历程度等等，一般是没有错的。丰厚稳定的工作收入，优裕舒适的生活质量，使得这部分人成了社会经济潮流的受惠者和既得利益者，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又决定了他们必然是即存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他们忙于日常商务，工作注重效率，生活讲究实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考虑国计民生，也主要是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参照点。他们往往缺少直接参与社会政治议题的热情和兴趣，更看轻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启蒙角色，其正义感和道德激晴之淡薄，有时甚至不如生存窘迫的许多寻常百姓，而高学历的教育背景，又决定了他们其实并不忽略世界文明流向，他们对社会变革也怀有比较高的期望值，只不过多定位于通过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他们生活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前沿，其文化观、艺术观、审美观也最能体现出“中产阶级趣味”的某些特质。《诗选》的序言则以指点迷津的智者口吻，为这一切存在找到了合理依据，指出由于中国“基本上成功地排斥了意识形态”，以至于“文学、诗歌与意识形态的简单对抗……已经因历史现实的巨大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一部分知识精英却对这种文化倾向充满了质疑和忧虑，比如张清华就曾指出：“中产阶级趣味……所代表的是一种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的、同时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与今天的商业文化达成了利益默契的、充满消费性与商业动机的、‘假装附庸风雅’的或者‘假装反对高雅’的艺术复制行为”。问题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后果或许也没有这么可怕，“中产阶级”的活法和“中产阶级趣味”之间，呈现出的既然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关系，也验证了马克思有关“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论基本原理，也就无须惊诧。事实上，“中产阶级趣味”与知识精英们的启蒙批判立场之间，本来就风马牛不相及，各行其是，也很正常。一些文化人愿意承担“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的代言角色，本无可厚非，非要摆出一副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救世主”姿态“普度”诗歌“众生”，就很有些匪夷所思了。
　　“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真的可以一统当代中国诗歌天下，化一切“腐朽”为神奇吗?这当然是美好的一相情愿，虽惊世骇俗，却并不靠谱，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偏要去成“笼”配套，给人的感觉无异于一些并无关联的诗人遭到了戏剧性的一次“集体绑架”。那些诗人作品本来拥有着渊源不同、五花八门的诗学背景，比如，于坚之于“他们”，翟永明之于“女性主义诗歌”与“知识分子写作群”，李亚伟主于“非非主义”，陈东东、张曙光之于“知识分子写作群”，卢卫平之于“第三条道路”，伊沙、余怒之于“民间写作”，默默之于“撒娇派”，朵渔、尹丽川主子“70后”与“下半身”，安琪之于“中间代”，皮旦之于“垃圾派”等等，已经不是秘密，他们彼此“物以类聚”，绝非同质，或许会与形形色色的诗歌流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与所谓的“中产阶级写作立场”不搭界，如此强行“整合”和“撮合”，入选者也未必会买账。
　　艾略特曾这样说：“诗人声音里的抒情诗是对自己倾吐，或是不对任何入倾吐。那是一种内心的沉思，或者说那是一种天籁，它不顾任何可能存在的言者和听者。”*对于真正的诗人写作，还有比捍卫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立性、纯粹性更重要的事情吗?“生命和感觉保证你的经验和教养不被异化为知识，概念。”(于坚语)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归类，被量化，唯独诗人拒绝。孤独的诗人，生来就是山鹰，海鸥，野鹤，无论“笼子”如何精美舒适、富丽堂皇，都无法诱使他们离开气象万千的大自然，放弃漫游天涯的自由权利。灵魂的离群索居是难以逆转的诗人天陸。人的生命一旦形成，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到融人世俗生活的过程，也是不断被社会异化的脆弱过程，而抗拒这种异化，以诗歌的形式顽强显示其生命的尊严和灵魂的重量，正是诗人存在的价值所在。诗人是不知终旅的精神探险者和写作者，不具有彼此克隆、相互复制的任何可能陸。有时候，即使看上去诗人貌似喜欢扎堆儿，那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一种激励方式。
　　为了求证“意识形态时代即将终结”的虚设命题，《诗选》前言不断放大“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的使命与疆域，“以中产阶级的身份或立场，表达中产阶级在当下的体验和理想。在处理素材时，它有中产阶级的眼光”。并宣称，“那些深入深出，那些浅人浅出，都是诗歌的下策。……看来，希望只有寄托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了”。或许担心这些大而无当的说辞不够有力，需要寻找更充分的论据，前言还特意把“打工诗歌”当做“暴力美学”的样本拎出来示众：“表面上，(打工诗歌)是要以草根的精神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处境，但实际上，一味地展示血与泪，有点像当年的伤痕文学，只不过，一个关心的是现实，一个垂顾的是历史；但都因为过多的不幸呈现使得诗人们在不幸的故事里沉溺而无法‘转身，。这种‘再现式的写作方式’使得诗人们几乎陶醉于一个个悲情的故事而忘记了‘道义责任’。当年臧克家就以着力为不幸的一群雕像而知名，但他总是把‘坚忍’与‘苦斗’结合在一起来处理的，并非‘无抵抗主义’。而我们今天的‘打工诗歌’里只有惹人同情的‘坚忍’——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那样，打工诗人有‘像狗一样生活’的哭诉，但是它们缺少了臧克家的‘苦斗’风骨。这种状况我们不妨称之为‘伦理羞涩’。”却于不觉之间，论者又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一方面，他们以“作为代表中产阶级先进文化生产力的左派‘精神中产”’自诩，发布“诗歌与意识形态的简单对抗……已经因历史现实的巨大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只有“坚忍”而“缺少苦斗”的“打工诗歌”简单化地推上了“无抵抗主义”的受审席，甚至把“打工诗人”贬称为“它们”，这种居高临下的打压和挖苦，非但没有起到加分效果，反而暴露其贵族式的傲隕与偏见。
　　“打工诗歌”之所以对“精神中产”构成了某种冒犯，最要害的问题，恐怕就是他们的诗歌偏离了“中产阶级写作立场”。但是“写作立场”与“生存境遇”从来就不是并行无碍的单摆浮搁，它们之间彼此支撑，互为养殖，血肉相融，无法剥离，想象“中产阶级写作立场”像阳光那样照耀一切诗歌角落，显然不切实际。以最具代表[生的“打工诗人”郑小琼为例，如果让她按着“中产阶级写作立场”所设定的路数亦步亦趋，无异于扼杀她的诗歌生命。这位来自深圳的打工妹为什么不肯承认包括“打工诗人”在内的所有写作身份，就是因为她不认为写作是一件可以用身份解决的事情：“一个强大的写作者首先是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让他自己不被世俗的某些标准分解、打磨、压缩，被某种利益和欲望侵蚀着、同化着，如果不能这样，他肯定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写作者，而会成为某种时代的制品。……如果一个个作品能够找到真正属于它本身的共鸣者，哪怕只有一个这样的入，我认为也不少了；如果一个作品都只是一些跟风的读者，哪怕有一亿个，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种朴素无华的内心剖白，比起那些自以为是的高头讲章，更具有一种诗学境界。
　　当下中国社会。对于一部分尊贵的人(比如“中产阶级”)，如同置身于令人艳羡的黄金时代或白银时代；对于另一部分卑微的人(比如底层打工者)，则很可能仅仅停留在使人同情的青铜时代或黑铁时代。两者“身份”不同，却并不具有对立的性质，而仅仅意味着生存类型的区分。不过，“身份”的不同，与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说。身份不可能为诗歌预支价值。诗人的超越性意义在于，无论是“中产阶级”身份，还是“打工者”职业，都不应该对诗学构成任何限定。郑小琼的写作只想表达一个很单纯的意愿，一个人写诗，或成为一位诗人的写作理由，除了个体生命体验的诉说欲望，不需要预设任何特定身份，或对其工作职业进行标准化的甄别与验证。郑小琼不看重“身份”的尊卑，只相信诗人写作主体的“疼痛感”。她的诗里，“疼痛感”往往来自生存“现场”，她喜欢通过“现场”中有关“铁”的金属物象传导那种“疼痛感”：“多少沉默的钉子穿越她们从容的肉体／她们年龄里流淌的善良与纯净，隔着利润，欠薪／劳动法，乡愁与一场不明所以的爱情／／淡蓝色的流水线上悬垂着的卡座，一枚枚疼痛的钉子，停留的片刻／窗外，秋天正过，有人正靠着它活着。”(《钉》)铁钉的坚硬、冰冷、沉重、锋利。给诗歌带来的自然是那种切肤锥心的感觉，与主张“中度干预”的“中产阶级写作立场”背道而驰。郑小琼却固执于“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并坚持以诗歌的名义做一名“疼痛感”的先知者和表达者。而“疼痛感”一旦消失，必然导致诗“魂”变轻，变薄，变态。事实上，变轻、变薄、变态的诗“魂”很容易下坠，就如同“秋千上的游戏者”(朱大可语)，以亵玩崇高，戏仿经典，瓦解深度，调侃真诚，嘲弄价值，矮化信仰为荣，并乐此不疲，正如福克纳所忧虑的，“当今从事文学的男女青年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然而，惟有这颗自我挣扎和内在冲突的心，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才值得为之痛苦和触动”。郑小琼与那类“游戏者”格格不入，她甚至拒绝过几份相对高薪的文职工作，这当然不意味着她对“打工者”的生存境遇情有独钟，而是出于一位诗人对于现场“位置”的某种坚持。“鸟衔着落日在海面飞翔，岸上的龙舌兰／踱步而行，它艰难挪动的脚步／风从沙粒的嘴唇间说着，它的低语／是涛声，是海的长发，少女的长发／是江山动乱中的幽鸣／是一只小鸟驮着河流跃过蛇的身体／落日锋利，原野开阔，我的收获／仍是贫穷，它们焚烧着骨头和命运。”(《落日》)郑小琼如此看重“身位”而看淡“身份”，正是源于生命痛感对一个诗人的灵魂导引，她的诗歌也因此被賦予了某种稀有品质。
　　如果不是有意回避，我们应该知道，当代中国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文学生态”，完全可以用天壤之隔，云泥之別来形容。冉隆中曾著文描述过远在云南昭通盐津的诗人樊忠慰景况，尽管常年贫病交加，却不改遗世独立的本真姿态，在一般人看来，这位诗人生存处境的确乎有些不堪，“无爱，有病，当然，还有诗——这三者构成樊忠慰生活互为关联的三个维度。可以说它们互为因果，纠缠不休。谁能说樊忠慰只是一个病人呢?幻听让他耽于幻想，幻想让他远离尘世。他以看似游离时代、游离社会，以看似的不在场，却写出了最真实的在场诗篇。‘年轻人，请面对自己的灵魂，拯救人类是谁的诺言／我的缺陷是天堂的遗憾，你的梦想是人间的灿烂’”，樊忠慰从不为花里胡哨的诗坛表象所动，而始终固守在他家乡的横江之畔，在那象征着诗人精神家园的地方与大干世界对话，“两条相交的河流，像把弹弓，我使劲儿拉／鱼射向江海／鸟射向天空／我握住的河流／不是时间的河流／是江海与天空的疼痛／和上帝的一些想法”(《河流》)。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时尚、优越的“中产阶级写作立场”，对于远离庙堂、身份模糊的文学弱势族群，无异于天边神话那样不属于他们，他们的写作驱动力源于生命本体，而不会被“意识形态”是否“终结”这类命题所左右。诗歌在他们心目中的圣洁与崇高，是无与伦比的，无可替代的，他们笃信，所有热爱诗歌和写作诗歌的人，其身份也永远是平等的。
　　退一步说，即使“意识形态时代即将终结”，诗人的写作使命就会被置換和改变吗?这是一个兼具刺激感和诱惑力的命题，却无太多超越性的新意，而必然沦为一个伪命题。我们知道，经地质学家考证，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已经存在了大约四十五亿年，诗人却说出了另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人类生命的出现并填充“意义”，这个地球即便拥有再多的生物种群，也是一团混沌空无的星云，地球也还是那个地球，而无法成为曾经搬演，而且注定将继续搬演无数人生剧情的大干世界。诗人的使命，就是以人类的名义，贡献自己的精神探索和生命体验，为原本混沌和空茫的地球填充“意义”，这种使命具有献身性，永恒性，无止境性。无论地老天荒也好，“意识形态时代即将终结”也罢，诗人仍然是诗人，也永远是诗人。帕斯卡尔曾把人比喻为一根“苇草”，虽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类社会中，诗人应该是思想启蒙的救赎者，价值核心的体现者，一生以疼痛的敏感性、灵魂的自主性、生命的独立性，来抗拒“身份”的异化性与文学的功利性。诗人通过这样的抗拒和探索过程，不仅为诗歌赢得了应有的尊严，还被人类社会寄予绵绵无尽的深切期待。也正因为如此，诗人的自重与清醒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