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精英校长

　　蒋梦麟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
　　蒋梦麟执掌北大之初，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蒋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蒋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之不涉及公众利益者，他绝不过问批评；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傅斯年曾在演讲中称，蒋梦麟虽然学问上比不上蔡元培，但是办事上却比蔡高明；而傅本人学问上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梅贻琦
　　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校长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开会时梅很少发言，而是仔细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说自己就像京剧中的“王帽”，看似重要，却不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1948年12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在美国生活非常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出去打工。梅去世后，病床下有一个皮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
　　
　　傅斯年
　　胡适如此评价傅斯年：“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从1928年起，傅斯年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在其后二十年间被公认为中国最有实绩的研究机构，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代大家。1949年，傅斯年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并于1949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傅斯年去世之后，有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材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某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因为家境贫寒。
　　
　　司徒雷登
　　从1919年起被聘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认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马寅初
　　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校长职务。
　　 “兄弟今年七十三岁……”初入北大的学子们听他们的校长马寅初在台上讲话，就是这么开的头。然后，马接着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弄桶凉水来冲洗。后来，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他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1958年前后，屡遭点名批判期间，马曾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到困难便低头。”
　　
　　罗家伦
　　1932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任职十年，使中大得到惊人的发展。
　　“七七”事变后，罗家伦率领中央大学教职员工迁往重庆，罗后来回忆道： “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致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24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罗在临离开的时候，告诉管理牧场的王酉亭，余下的牲畜，万一战事紧迫，不能带走就算了。但是王坚持不放弃，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历时一年终于把剩下的动物都带到了重庆。王作荣回忆道：“（王酉亭率领的牲畜迁徙队伍）与罗校长的座车相遇……罗校长的诗人气质又来了，单向热泪盈眶，下车与那些畜牧拥抱亲吻了一番。”
　　
　　竺可桢
　　1936年—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提出三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竺上任后重点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他认为，大学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授的作用，招揽了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微笑不语。后来竺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1942年 “倒孔”运动时，竺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马相伯
　　1902年，马相伯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震旦”为梵文， “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他曾号召：“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另立复旦公学（1917年改为复旦大学）。
　　百岁寿辰后不久，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