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传统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光辉

　　於可训先生的《王蒙传沦》，是一部饶有新意的学术新著。它在研究方法上的返本开新，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所谓“传论”，顾名思义，有传有论。《王蒙传论》即分为传人和论文两个部分，既通过王蒙的生平经历来解释王蒙的文艺活动，“以人释文”；又从王蒙的文艺活动中来提炼王蒙的精神实质，“以文释人”。然而本书又不仅仅是一部作家传记，更是於可训先生对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治史观念、治史方法等问题的个体思考。总体上看，《王蒙传论》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模式的回归和超越，重现了传统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光辉。
　　
　　一
　　
　　有论者把文学史的治史方法按治史所关注的中心归纳为社会中心模式、作家中心模式、读者中心模式和文本中心模式四种。传统文学史写作多为“作家、作品中心”模式。这种模式往往选取各时期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作为论述对象，把作者看作社会生活与文学间的中介。这种模式实际是“一种经过了近百年文学史治史实践的检验的成功模型之一，它在认识作家与社会、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并以作家为中介沟通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这种文学史写作的模式，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例如，在处理作家与社会关系时，容易陷入社会决定论，把作家看做是社会生活的“传声筒”。同时，它过分强调了作家对文学作品的支配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作家一作品中心”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文学史家的冷淡。此后，史家们积极探索文学史撰写模式，一些新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竞相采用，其中，话语模式、文化模式可谓炙手可热，呈现出取代传统“作家一作品中心”模式的趋势。新近崛起的文学史研究模式，无疑拓宽了文学史研究视野。但是，作家、作品毕竟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诚如钱理群所说，“我发现，现在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越来越花哨，却把最基本的东西忽略了，‘忘记’了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別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在我看来，这是‘常识’；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保守的文学史理解，那么，我就甘愿坚守这样的‘回到常识’的返璞归真的文学史理解。”作家、作品应该仍然是文学史叙述的中心。只不过，对传统的“作家、作品中心”模式应该革新与调整。《王蒙传论》就是这样一部既坚守了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又有所超越的重要著作。它试图以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极具代表性的“大作家”及其创作为对象，回归这样一种“返璞归真的文学史理解”。
　　《王蒙传论》以第十一章为界，共分两个部分。前半侧重论人，即以作家的生平经历为主，后半则侧重论文，具体解读其代表作品。一个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论述结构已经呼之欲出。第十一章主要论述在“文化大革命”后王蒙回归文学界最初的生活和创作。1978年，放逐边疆十六载的王蒙，终得回到北戴河参与文艺界和文化人的“大会师”。卷入日常生活多年的王蒙，终于得以回归到“文学界的公共生活空间”，他一直坚持的作家身份终于得以再度认同。于是，“日常王蒙”最终走向了“文学王蒙”。以此为界，笔者不仅注意到王蒙前后期的创作的相互关联，其前期的命运和后期的创作更是互为印证与补充，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王蒙此人的生活细节、思想动态的了解，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作品的多重视角。正如於可训先生所说“这后一半的王蒙进行文学创作，又常常要向前一半的王蒙索取生活资源，这前一半的王蒙于是就得源源不断地向后一半的王蒙输送各种各样的生活材料”。这样的结构安排，不同于以往的“作家作品编年体”或是将作家个人生活与作品中的人物简单对应的“反映论”模式，而是一个“传人”与“论文”有机结合的模式，突破了文学创作和作家所处的社会生活之间简单对应关系。
　　《王蒙传论》在“引言”中提到，“给一位仍然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当代作家作传，是一件很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冒险的事”，那么在面对这样一个还在不断变化的对象和他所处的时代时，给其“一个盖棺定论式的断语”显然也是不容易的。为此，《王蒙传论》采取了不是从时代的社会生活出发来观照王蒙，而是以王蒙的自身的主体意识作为研究的核心。因此，我们发现了《王蒙传论》别具匠心地以王蒙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名作为各章的标题。《王蒙传论》十一章以后本就以论“文”为主，以作品名做标题可谓理所当然。但是，《王蒙传论》前半部分要么直接以作品名命名，如“青春万岁”、“恋爱的季节”；要么以王蒙作品中的名言为题，如“逍遥游”即取自其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要么以王蒙本人的生活语言为题，如“去新疆好不好”即为王蒙与妻子的通话。无论哪种方式都足见著者的匠心。它充分地显示了於先生在对王蒙的人生历程和创作进行分析时，力求贴近王蒙自身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症侯的理路，体现了於先生力求忠实于传者，把王蒙自身的文学观、价值观放在基础位置的“信史”观念的行文策略。这种研究思路在重视作家的主体精神的同时，又避免了传统的“作家一作品中心”模式常常把作家简单地当做时代与作品的“中介”，革除了其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弊端。
　　
　　二
　　
　　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以1949年为界。把之前的新文学史著概括为“描述型”的，之后的文学史著为“阐释型”的。这两种文学史著述方法也常被称为“以实证方法为主的描述性史学”和“强调史学主体作用的阐释型史学”。学界一般把前者视为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它追求尽可能客观的描述文学史事实，因此陈思和称其为“文学史知识史”；而后者则是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视野，它也叙述文学史事实，但事实是作为被阐释的对象存在，由于阐释主体生活时空、知识结构、文学史观、理论依托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对同一文学史事实的阐释是千差万别的。林继中以为传统的文学史主要有两种叙事方法：“知人论世”和“以诗为诗”，学界一般把这两种方法都归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还是更为注重客观性与真实性，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明确提出“在文学史叙述上，你必得抛弃自己的好恶偏见，依着已成的事实，加以说明”，实际就是类于刘师培的“客观派”，十分重视原始材料的组织。
　　所谓“知人论世”来自于《孟子·万章下》，最早并非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但后来由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对其内涵空间不断拓展，使其发展为我国最具影响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它强调作品、人、世三者息息相关，在文学史的表述时以介绍写作背景、作家生平为主，并和作品內容相联系甚至相对应。这种文学史治学方法在建国以后可谓进入全盛时期，“由于统编教材的需要，集体编写的倡扬，‘作家、作品加背景’的撰写方式得以普遍采用”，于是这时候便形成了“在二维思维方式指导下，用社会学方法充实、改造传统的‘知人论世’模式，建立起基本上以王朝更迭为序的作家作品加背景的稳固模式”。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便多采取这种简单处理化的“知人论世”方法，它最大的局限就是易陷入阶级决定论，将世、人、文三者都归于简单的社会学的范畴，把其他如审美、心理、文化、文学性等因素排斥在外，这样就忽视了三者各自的丰富性，还抹去了三者间的中介系统。
　　而《王蒙传论》在叙事方法上即选取了与“作家作品为中心”的观念相匹配的“知人论世”，但已不再是“作家、作品加背景”的简单公式化写作，《王蒙传论》不仅注重文、人、世三要素的关系，还注意到了三者间的中介系统。这条路子最早应当是鲁迅先生所谓三者的“有机整体性”。“知人”不仅是生平，更重表象后真实的心理活动，所以全书中无论是传人还是论文，於可训先生都多次用到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加以辅助分析。因此，於先生眼中的王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的王蒙，还是一个人格、心理学意义上的王蒙。
　　於可训先生在叙述王蒙的生命中的每一次选择和变化时，都将其放入社会和文坛的大环境中加以分析，极力还原出当时的“现场感”。更重要的是，於可训先生还用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去分析种种社会生活对王蒙心理的影响。《王蒙传论》从王蒙各时期的情感、意志、气质、审美取向等人格的内部构成看其对创作的影射，如从王蒙性格中的“忧郁内向”和“多愁善感”看到其对作品“忧愁忧思”的影射，从其“好关心时事”的个性观其作品的时代性特征，从王蒙“喜好突发奇想的不安分个性”观其文学创作中的种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创新之举等等。这种人格、心理学要素在具体作品之中对王蒙创作的影响，於先生也作了详细的探讨。例如，於先生以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了王蒙当时与众不同的写作《青春万岁》的心态。在谈到王蒙初期创作该小说时是处于地下状态的“隐秘”心理时，笔者以精神分析中“压抑的欲望”与“艺术的想象”之间的一种意念和形式上的相互关联性，来类推王蒙这种靠文艺来虚构性地满足自己渴望走向建设第一线的愿望的心理状态。在谈到《青春万岁》的创作动机还有一层是对过去的人和事的怀恋时，笔者又用到了现代心理学中“个体心理补偿”的观点，分析了王蒙当年这种典型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感”，从而对王蒙当年的创作心态和生存心理有了一个更为深入到位的剖析。因此，王蒙就不再被简单化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体，而是一个更为全面丰富、有血有肉的个人。由此，《王蒙传论》的“知人”方法，也不仅知表层的生活动向，还深人人物内心，构成了主客观的双向印证和对话。这对于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完善和提升。
　　《王蒙传论》借鉴现代心理学来弥补传统“知人论世”的弊端，同时，还借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来弥补传统“作家——作品中心”模式的不足。“细读”是英美新批评派倡导的批评方法之一，它是指对一篇作品进行详细的、甚至不惜篇幅的结构和语义的分析评论，而对文本外的任何因素不加考虑。可见它追求的是一种只关注作品、认为作品即本体的“客观主义批评”。它以作品为解读落脚点，以语言技巧的字斟句酌为解读核心，这两项基本原则是值得借鉴的。於可训先生在《王蒙传论》中即充分利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且有许多延伸与拓展，譬如新批评的细读严格回避作者的自我阐释，而《王蒙传论》却是以作者的自我阐释为前提的。例如，在阐释《布礼》时，於先生以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创作题旨为基本点，再类之于屈原作《离骚》时“怨而不怒”的心理，然后原文引用了《布礼》中值得阐释的几段“奇文”，从布局谋篇，遣词用语上加以逐句逐段的分析，最后得出《布礼》是王蒙的心理图像的刻画、是其后期作品的原初意象的结论。整个细读过程建立在王蒙自身的几度起伏的命运和王蒙自我阐释的基础上。因此，它完全避免了孤立分析文本可能造成的过度阐释。而於可训先生更为集中的运用细读法，是论述王蒙后期带有语言实验色彩的作品。於先生对《春之声》、《海的梦》、《杂色》等作品中语法修辞的刻意性、文体结构的实验性，甚至是标点符号运用的特殊性等诸多纯粹文本自身的问题，都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分析。如关于王蒙“只用句号或以句号为‘压倒优势’的标点法”，於可训先生一直追溯到古文的圈点，把它看成是在文白夹杂的现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标点和句法处理方式。这样的解读，不仅为更好的分析王蒙和其创作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主客观结合的立场还使我们对他的作品有了更为准确透彻的理解。
　　《王蒙传论》以现代心理学的分析角度，矫正了传统“知入论世”方法对作者主体心理的忽略。同时，它以细读法弥补丁传统“知人论世”方法不注重文本的形式美而只关注其社会性价值的缺慼；《王蒙传论》正是将传统“知人论世”方法和文本细读、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让我们领略了传统“知入论世”的文学研究方法的魅力。
　　
　　三
　　
　　《王蒙传论》还对文学史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和深度的思考，更突出了它“论”的色彩。於可训先生曾这样坦言选择王蒙为写作对象的原因：一者，王蒙本身是“一位有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文学智慧的作家”，他在生活和文学创作中都是复杂多面的“圆形人物”，而非单一的平面化的“扁平人物”，这种丰富性对于笔者无疑是个“诱惑”。二者，王蒙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和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重要作家，使得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和创作活动中窥见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变迁和时代心理，并可以由此透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可见，王蒙无疑符合了笔者“一部希望显示出某种特定历史价值的文学传记”的“理想对象”的标准。
　　正因为如此，於可训先生的这部洋洋五十多万言的《王蒙传论》，不仅是“传”王蒙、“论”王蒙，更是“传”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於可训先生以一个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敏锐眼光，表达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深度思考。在《王蒙传论》引言中，於先生便提出了三个明确的“研究目标”：一是从王蒙的“革命者”的身份出发，从王蒙对革命的“坚守”和“付出”中探讨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二是鉴于王蒙的创作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历史的紧密联系，从而追寻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进而透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三是王蒙创作的求新求变呈现出20世纪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碰撞，从而探讨其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色彩和隐含其中的现代性因素。无论是对“革命”的重新思考、对“现实主义传统”发展的反思，还是从文化视角和现代性视野探讨文学创作，都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这正是於可训先生深厚而犀利的文学史家眼光的独到所在。
　　首先，从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来看，於可训先生攫取中国历史中“革命”这个核心概念，从其对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精神和创作上的影响人手，写就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文学审美史。王蒙作为一位当代中国极具典型性的作家，从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到50年代中期被打成右派而自我放逐新疆十六载，再到70年代末复出，这正是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缩影”。於先生正是从他的“革命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中，探讨“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影响。於先生先从革命内涵的转变论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革命“天命攸归”的必然联系，他以为“‘革命’与进化论思想的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所固有的四时更替、天道轮回的观念，转而成了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杠杆和动力”，正是这种向前而非循环的现代革命观把一批又一批的“少年”引进了革命的历史。再以革命发展的进程为经线，以王蒙在其间的社会活动和心理变化为纬线，於先生为我们编织了一幅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图，从革命初期的积极亢奋，到革命落潮期的怀疑挣扎，到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起伏际遇，再到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所去所从，於先生都以王蒙生平作为一个“参照物”，同则类之，异则存之，当代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理图像便在其笔下缓缓展开。而近年来，“革命话语”无疑是一个热门话题，将现代性本身理解成一种现代革命、将共产党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理解为一种政党合法性的建立、或是对“后语境”下革命历史小说的重新阐释等许多的问题，其实都无法避开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当代中国历史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革命”，文学创作的主体绝大多数也正是知识分子，这样两个核心的碰撞必然是核心之核心的问题。於可训先生正是抓住了知识分子和革命必然而复杂的联系这条主线，把握住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先锋者、参与者、描绘者却又是罹难者的特殊性，写下了这部知识分子心灵和精神的发展史，这显然是一个十分独特而必要的角度。
　　其次，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尽管近年来的文学呈现出流派迭起、方法横溢的多元化局面，但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主流，於可训先生即试图以此为纲，以王蒙这个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创作为例，透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王蒙的“少共情结”和其革命道路相对应的，他的文学创作也一直和主流的现实主义传统有不解之缘。1950年代在“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中，他凭着尚不成熟却冲击了业已形成的现实主义信条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强化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的角度成为“1950年代中期兴起的这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随后他也因此蒙受了长期的人生苦难，但他并未改变这一现实主义的文学轨道，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尤其是他复出后，在恢复和重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过程中，由于吸收了欧美(包括苏联)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的某些因素，使他对某些僵化的教条的主流现实主义传统有了自觉的“扬弃”和“反叛”。但这种反叛又不似某些先锋派和前卫主义般走上现代主义的路途，而仍是在现实主义的范畴内容纳一些异质因素的存在，所以说这种“反叛”其实是王蒙革新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方法的一种大胆尝试。於先生正是试图从王蒙半个世纪以来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中，勾勒出现实主义发展到当代中国的內部变革和外部冲击后走向开放的趋势。从强调现实主义批判性而引起轩然大波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复出后种种的文学实验性作品：如《布礼》中采用的“心理活动的结构”、《夜的眼》中的“感受先行”并“通过联想不断地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对比”、《海的梦》主要写“情绪和意境”注意“留白”、《蝴蝶》表现“外力的作用使人性丧失”这个中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常出现的“异化”和“回归”主题等等，都是对传统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和主题的反思与革新。於先生把以王蒙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作家的这种反思视作对中国“大跃进”时期浮夸的现实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断裂与伪现实主义的盛行的矫正，也是和世界范围内1960年代主张容纳现代主义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和1970年代主张适度开放的“开放的现实主义”的挑战的几次思潮的一脉相承。用於先生自己的话说，即抓住了“王蒙与现实主义传统和当代文学历史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和复杂联系”，“追寻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发展的规律性”，进而“透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曲折行进的历史轨迹”。
　　最后，从文学创作和文化背景的关系来看，於可训先生还注意到了王蒙的中西大文化的视野和创作手法。王蒙不仅是一个有着中西文学背景的写作者，对西方的文学和文论发展十分熟悉，而且能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作出属于中国、属于自己的一套独特文学思维和话语。王蒙作为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从小便开始接触许多的苏联文学作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50年代这个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更是直接影响他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汲取了苏联文学的许多养分，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注入了许多个人化的重新思考，如他在复出后就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部分内容看做是“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的翻案文章”。而在70年代末以后又吸收了许多欧美文化和文学的思潮和技法，写作了大量极具语言实验色彩的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极具文化时尚的色彩。但笔者同时又指出，他也并未陷入所谓的先锋实验和前卫中不能自拔，而是很好地把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融入到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加以改造和利用，因此他尽管是所谓中国“意识流”创作的代表人物，但他对“意识流”的理解其实带有很强的观念和手法上的功利主义色彩，最终目的仍是为突破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中已日渐僵化的部分罢了。於先生正是把握到了王蒙这种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却又能“中体西用”，并兼具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复杂的文化色彩的创作特质，从对王蒙创作的“本土”和“舶来”双重话语的剥离细析中，探讨半个世纪以来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这种大文化的文学史治史方法不仅是对当下“文化模式”的一个回应，也将其放到一个世界的、全球化的视野中加以考量，无疑是更为客观和准确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尝试。
　　通观《王蒙传论》，我们可以发现，於可训先生把王蒙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生活、创作传统的坚守与革新、中外文化碰撞等多个节点上来考察，从而从一个作家的个案研究出发，牵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全身”。同时，於可训先生还革新了传统文学史研究方法与理路，从而让近些年备受冷落的“作家、作品中心”的文学史传统写作模式，重新焕发出了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