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该不该效仿韩国？

韩国才是世界第一

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著书盛赞日本第一。到了2012年，美国智库经济策略研究院院长普瑞斯托威兹（Clyde Prestowitz）认为，韩国才是世界第一。

普瑞斯托威兹经过两星期的实地探访之后，今年6月初在《外交政策》期刊撰文指出：上世纪70到80年代，索尼、夏普、东芝、日立及松下等日商，封杀了RCA与摩托罗拉等美国消费电子业者，并差点打垮英特尔与美国半导体业，让硅谷险些消失。然而，时至今日，日本电子业却被三星、乐金（LG）及海力士（Hynix）等韩国厂商打得无招架之力。以现代、起亚为首的韩国汽车业，在美国、欧洲、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市场大卖，吞蚀日本车商的市场。造船业也是一样。韩国人证明，日本人能做到的，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普瑞斯托威兹认为，韩国的成功方程式可归纳为：

第一，拚命工作、拚命储蓄及拚命投资。

第二，和日本人一样，他们拒绝只专精自己擅长的，其余用买的美式想法与做法。他们努力发展先前没有的世界级能力，采取保护及补贴刚起步的新产业，例如钢铁、消费电子和半导体。

第三，韩国知道国内市场不足以创造经济规模。所以他们冲剌出口，并利用低估的韩元和低价倾销，在全球市场创造竞争力。成功的韩国厂商若不是像浦项钢铁这类由政府投资成立的，就是三星这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家族财阀，在许多相互连结的产业与科技具有寡占地位。

除了产业方面，韩国的软实力亦不可小觑。拜韩流之赐，世界各地对于韩国人的好感度提升。韩国流行文化崛起最可观的一点，是对韩国国家及产品形象的美化作用。

最典型的像是韩剧《大长今》，推广韩国美食。此外，在韩国连续剧中，你绝对不会看到非韩国制造的汽车、手机或电脑品牌。即使出现进口车，其标志都会被打上马赛克，

虽然韩国在产业、文化等层面有着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快速工业化也造成严重社会病症，像是自杀率居全球之冠，每天平均有40人轻生。韩国官方资料显示，目前的自杀率是上一代的5倍。

韩国劳工压力大，一年工时为2200小时，比德国或荷兰多出一半以上，为了因应金融海啸，他们更是死命工作。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傅利曼（Richard Freeman）指出：在2009至2010年，韩国制造业工时增加时数为全球第二，台湾则是全球第一。

另外，根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资料，2001至2010年韩国大学学费激增82%，成为全球大学教育第二昂贵的国家，仅次于美国。许多韩国年轻人根本念不起大学。

《经济学人》指出，韩国经济成长的一大支柱在于劳工知识水平高，不过这主要归功于民间，而不是政府。韩国政府的教育支出约为GDP的5%，略低于工业国家平均水准。可是，韩国家庭的教育支出达GDP的2.8%，高居OECD会员国之冠。在韩国，每个小孩的课后补习占家庭开销的8%，假如养三个小孩，光是补习，就要花掉一个家庭支出的1/4。

韩国倾注国家资源集中于少数厂商，不断加码于策略性产业发展，使其在近年来的表现，让台湾业者觉得喘不过气来。但韩国过于追求国富，而忽视民众福祉的作法，未必能移植到台湾。

台湾人喜欢拿放大镜比较台湾与韩国的经济表现，例如台湾在出口及工业生产成长率和失业率上的表现，近年大都逊于韩国；不过，在经济成长率、通膨和汇率上的表现，台湾则优于韩国。

韩国所有的光环与资源都只集中在少数的个别企业上，但这些企业的成就却无法支撑整体经济成长，更无法反映在国家竞争力的表现上，甚至在不景气时期，必须牺牲稳定的汇率与物价以提升出口及产业竞争力。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成功造就了三星王国，但却不利于中小企业，成果分配也不利于中下阶层。

因此，这样的模式与方向恐怕是台湾学不来的。台湾学者认为，韩国最值得台湾借鉴的乃是政府执行政策的决心与效率，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产业改造、主力产业技术扎根，到最近的绿色新政与自由贸易协定（FTA）策略，都看到政策规划、预算分配与执行的一致性。

当台韩企业还在竞争DRAM及TFT-LCD时，韩国早已持续布局DRAM、NAND Flash、AMOLED；当台湾还在争论4G是否因为有商机而布建时，韩国早已试运完成；当台湾还在寻求FTA内部共识时，韩国早已编好预算及配套措施，以因应FTA的冲击；当台湾还在讨论水电油价格是否该回到合理机制时，韩国早已规范各部会编列预算，如不符绿色新政者，退回重拟。

以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为界，进一步比较台韩在产业生产要素、研发资源、企业策略、国际布局及发展模式的变化及异同。

韩国注重生产效能提升

台湾在劳动生产成本上虽具有优势，但单位劳动生产力的成长幅度提升速度较缓，显示韩国在产业升级上，通过生产效能的提升或市场效益的扩大，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非进行劳动成本的竞争。

在投资态度与策略上，台湾具有一窝蜂、炒短线的特色，导致资本投资波动性大，且常对于研发与产业获利要求立竿见影，造成产业资本投入过于分散且岛内高度竞争，不利于长期研发与市场开发。韩国则以财阀主导，资本研发投入稳定，且不论在技术上与市场上，都以达到全球第一为目标。

至于能源策略上，对于全球金融海啸前因能源价格波动造成之产业冲击，台湾的危机感明显较为薄弱，且能源政策并不积极，现阶段主要合作对象也以中国为主。相比之下，韩国政府以215亿美元的养老基金协助能源企业进行海外能源布局，在远见与气度上与台湾有明显差异。

台湾研发人力严重落后

从研发密度与绝对金额来说，台湾已经明显地落后韩国，2007年时韩国投入金额已经达到360亿美元，台湾则约为100亿美元。若根据韩国“五七七战略”的目标，2012年台韩之间的研发投入差距将超过4倍，使台湾在部分产业市场上更加不利。此外，韩国近年的研发人力增加速度均高于台湾。

在研发资源上，台湾认为研发人才远比金额来得重要。从台湾的高储蓄率看来，台湾并非缺乏研发资金，而是必须调整资金投入方向与模式，但研发竞争是人脑的竞争，从台湾在美国取得理工博士人数大幅减少的情况，可以看出台湾产业发展的严重危机。

这种研发能量的危机，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产生。美国是全球具有最尖端科技与最高科技能量的国家，而基础科学研发环境较为薄弱的国家和地区，以留学生的方式在美进行高阶人才训练，回来后发展应用科技，是亚洲地区研发模式中相当常见的一环。台湾在美国学习高阶研发理论的人才持续减少，但对手却是年年增加，从这个变化便可以明白台湾为何在研发专利的取得上出现明显落后。

政府当靠山 韩企敢挥洒

在全球化竞争下，产业价值链发展模式采行垂直分工的台湾，在众多企业分割与岛内同侪竞争激烈下，利润自然不高，面对高风险的研发投资或品牌投资比较保守。韩国产业则由财阀主导，采行垂直整合方式，可以取得较大利润空间，对于高风险投资事业的投资态度较能持续，且产业发展带有国家民族尊严情感，使得政府对企业发展策略的影响能力与关系较为紧密。

在市场经营上，台湾主要仍以B to B（企业对企业）为主，主要服务全球采购大厂，韩国则在三星与LG领军下，打下全球消费电子与白色家电的韩国品牌市场，不论在北美、印度、中东等新兴国家与南太平洋的澳洲等，都成了三星与LG的主要客户，而现代、起亚汽车也建立起品牌地位。因此，对台湾现阶段大部分的企业而言，韩国企业是重要的客户而非主要的对手；对韩国企业而言，他们的对手是索尼、丰田，而非台积电、友达。

从金融海啸后的台韩企业发展形态观察，台湾岛内产业整并推动明显不易进行，因此台湾产业与企业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企业的经营观念已经开始转变，从宏棋及华硕通过品牌与代工切割、国际品牌并购等垂直分工与水平整合策略，成为全球排名前五大PC品牌出货商，可以看出台湾企业要做全球品牌的雄心。

台湾日益缺少竞争力

今年台湾出口连续5个月衰退，跌势未休，让台湾经济成长率连2%都保不住，8月中，主计处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只剩下1.66%。其中，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衰退最大。1到7月，大陆自台湾进口产品金额累积衰退2.9%，但韩国却逆势增长1.2%。对于此消彼长，很多人解读为台韩产品高度相似，因此产生替代效应，这种错误的结论可能会让台湾走不出这场困局。

事实上，和台湾出口产品相似度最高的竞争者，居然是台湾人一向认为产业竞争力远不及自己的菲律宾以及中国大陆，分别有69.8%及66.2%的产品重迭，而韩国和台湾出口产品的相似度却不到50%。

当成本竞争力高的中国大陆、菲律宾成为台湾产业最主要的竞争者时，台湾企业的获利能力自然不会太好。花旗银行台湾分行首席经济学家郑贞茂说道：当企业毛利都在保3了，怎么预期经济成长能保5呢？台湾做的都是不赚钱的东西，出口的产品越来越不值钱，反映出台湾的贸易条件越来越恶化。

反观台湾一直以为的竞争者韩国，2000年时台湾和韩国的产品出口相似度接近60%，但随着韩国钢铁、汽车、塑化产业壮大，出口产品及国家也越来越分散。但台湾的出口重心却是越来越往电子产品靠拢，出口变得没什么弹性，市场集中度、产品集中度都太高。

台湾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林宗弘认为：韩国用研发提高附加价值，取代台湾用外移来降低成本。台湾占中国大陆进口市占率逐年降低，出口大陆比重到40%就上不去，关键在于缺乏品牌。譬如大陆每年有1800万辆的汽车市场，台湾没能掌握到，直到2010年，裕隆纳智捷汽车才初步进入大陆市场生产，而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占有率迄今已接近15%。

其实不只是出口重心倾斜，整个产业重心严重倾斜，转型困难，才是导致台湾现在出口面临困境的主因。台湾现在的问题并不新鲜，过去台湾也是不断经历转型的痛苦，从传统产业的雨伞、玩具、纺织，再到科技产业，靠着每个阶段的转型，支撑着台湾出口一直前进、扩张。既然在国际竞争里，台湾制造的比较优势不见了，就到了该转型的时候。

台湾制造如何转型？

但往哪里转？林宗弘认为：目前台湾出口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太依赖中国大陆，只要大陆有需求仍会增长，都是台湾该持续争取的市场。他举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经济高度仰赖美国市场的国家为例，他们从不担心是否太过于依赖美国。

问题就在于，美国是“市场”，台湾却仍把中国大陆视为“工厂”。当大陆的经济结构转变，慢慢采取进口替代，同时降低对制造业的依赖时，若台湾仍然持续销售零组件等中间产品到大陆，就会对出口产生严重冲击。因此当大陆逐渐富起来时，台湾该更积极转向发展具附加价值的最终产品。

当然，转型升级也是讨论已久的话题，台当局在此时提出3年内扶持100家中小企业成为中坚企业的目标，郑贞茂却认为，当局不该再扮演太积极的角色。过去的两兆双星计划，当局投入许多资源主导台湾产业发展方向，包括帮忙找土地、公营行库千亿元联贷，都帮两兆产业越玩越大。然而，太过主导资源的投入，当竞争环境反转，这些产业不具竞争力时，却发现新的产业进不来。

台湾出口动能减退，其中一个原因是，未见掌握新技术、新创意的企业出头，企业的新陈代谢功能丧失。台湾“央行”总裁彭淮南就指出，台湾房地产的融资金额占总体贷款的38%，比重之高，反映的是台湾创投没有投资标的，新生投资不足，甚至造成台湾长期处于低利率的环境。

在两兆双星计划已经10年、台湾出口持续衰退的现在，台当局再提出将于3年内扶持100家中小企业成为中坚企业的目标。只不过，当《促产条例》已落日，当局能使用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少时，要如何再重现台湾的创业精神、再造出口经济奇迹？

综合前述分析，韩国的发展模式是产业价值链扩张，产业项目增加而形成面的扩展。韩国产业在每次全球经济风暴后，一次次的进化，一次次的提升竞争力。韩国保持多元产业但技术与标的集中的作法，长期经营每一项产业，不论是传统或新兴，且落实全球化市场的态度，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官民合作，将触角延伸到欧美、南太平洋与全球成长最快速的新兴市场。随着产业布局面向越来越广，产业价值链垂直整合越完整，使韩国渐渐能发展成为如同美国、日本的全方位产业国家，进而跻身先进产业国家之林。

相比之下，台湾采行的产业发展模式，即所谓“产业游牧经济”加“典范转移”模式，由于游牧式经济所布局的产业，是由分散的点所构成，因此难以扩散，且一旦原地点不再适合发展时，就会去寻求新绿洲。而所谓典范转移，就是将管理经验与量产技术移植到生产成本更低廉、生产能力更强大的地方，通过该产品生产量的扩大，达到产值的增加。

台韩企业经营策略比较

从历史观察，台湾在每次金融风暴后，似乎都出现产业出走的情况，例如1997年的传统民生产业、2001年网路泡沫化后的资通产品零组件、笔电代工业，以及2005年半导体景气衰退，台当局开放8英寸晶圆赴中国大陆投资。相比之下，韩国在每次遇到经济天灾时便会出现新支柱产业，从汽车、手机、消费电子、造船，传承接棒成为分担国际景气风险、扩大经济成长的要角。

对韩国而言，一个个产业的布局就像种果树一样，根越深的老桩所结果实就越甜美，而耕种的果树种类越多，不仅一年四季都有收获，也越不怕天灾的打击。

不过，就台湾的资源与研发能量而言，似乎不拉帮结党，不运用外在资源，恐也无法撑起一片天。因此游牧性格似乎有其合理性，但重要的关键在于，倘若本地薪火种子不能根留甚至源源不绝地产生，最后必然枯竭而亡，过去即使最伟大的游牧英雄成吉思汗所建王朝，也在短期覆亡。

由此看来，韩国的发展非常侧重战略性思考，资源集中在少数厂商，不断地规划及加码策略产业发展项目，但对于其发展的弱点，例如服务业、劳资纠纷及中小企业效率低落的问题，却未能看到具体及有效的解决之道；另外，韩国欲以财团支撑未来每人GDP的增加，却又遏止不了产业外移及国内投资动能的持续下降，这似乎是矛盾与冲突的现象。而台湾虽有坚实的制造能力，但大都是代工模式，附加价值低；虽有优异的中小企业效率，但没有主轴没有品牌，开拓不了新兴市场，只能苦守熟悉的领域及市场。

总之，韩国重规划与执行，喜好治重兵、抄捷径，因此，成就焦点显著而清晰；但国家整体竞争力似乎并未因此而获得全面性提升。台湾则是由于政治不稳、社会凝聚力低，规划不出朝野共识的发展目标，即使有规划但执行成效又无法贯彻。因此，国家竞争力散落及蕴藏在个别企业及人民身上。如此，经济虽会持续成长，但却温吞而缓慢，没有国家经济战略观的策略，很难令人感动并为其努力。

从前述分析可知，韩国追求国富忽视民众福祉的作法与态度未必适合台湾，加上台湾与韩国在现阶段的国际分工位阶与产业结构已出现部分差异，因此台湾如何在现有条件下，通过政策强化优势、弥补弱势，才是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