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韵：行走于传说、历史与现实之间富有张力的神秘地带

李鲁平：您的大多数创作还是以北方为背景，如《行走时代》、《英雄血》、《在传说中》、《想象一个歌手》中呈现的背景，但在《心爱的树》和《绿灯笼》中，您都写到了重庆、嘉陵江，《妹妹上花楼》甚至写了湖南、广西交界处的女书诞生地，《红色娘子军》的背景更远。这一点我很诧异。在您的简历中，似乎没有在南方生活的经历。借此机会，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经历、游历与您的创作。

蒋 韵：我的经历很简单，出生在北方，长在北方，如您所说，从没有在南方生活的经历。我游历的地方也不算很多，至少，《红色娘子军》中所描写的新加坡，我就还没有去过。不过，一个人经历、游历的丰富与否，不能决定他小说世界的丰富。在想象中到达的地方，有时，比真实的抵达更有魅力。我想，这也是小说这种艺术门类所特有的魅力所在吧？

当然，从前，也有人说过，我的精神气息是南方的，我不知道这是客观的评价还是褒贬，但，我觉得这很神秘。

李鲁平：《心爱的树》评论界已经说得很多，因此，我首先想说说《英雄血》这篇小说。无疑，这篇小说很沉重。一个解放军的团长，因为复仇，枪杀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一个日本共产党员，他自己也因此被枪毙。理智地想，一个经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一个从与日军作战已经转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团长，应该明白所肩负的任务已经完全不同，应该明白国际主义战士和日本共产党员的含义。再退一步，即使时间仍然停留在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吉一刀是战俘，鲍仇也应明白，他无权枪杀吉一刀，更何况，吉一刀在军中是著名的外科医生，是曾经挽救过无数人生命的医生。但悲剧依然发生了，这倒使我想到，悲剧是无法用理智来控制和思考的，正因为理智在此刻的无力，才有悲剧这一令历史、令书写历史的人、令阅读历史的人，都深感痛惜的瞬间发生。这部作品让我第一次看到以如此手法来刻画一个军人、一个有团长身份的军人。英雄也好，军人也好，百姓也好，敌人也好，人的局限性和真实性如此令人信服地一起立在文字之间。

蒋 韵：谢谢您能这样理解《英雄血》，如你所说，我想写的，正是这种人的局限性，这种所谓“理性”的不可信任，以及，人性本身的缺憾。“宽恕”是一个何其古老的命题，但，人类历史告诉我，人这种生物，其实，是没有“宽恕”的能力的，所以，他们才创造了神，让神来替我们完成宽恕。同时，我也想表达战争的残酷，以及，它对人性最深刻的损害和蹂躏。任何廉价的宽恕，或者，貌似公正的指责，对我的主人公，都是不公平的，也不是我的初衷。我只能说，鲍仇也罢，吉一刀也罢，他们都是牺牲品，既是战争的，也是古老的人性的。

李鲁平：《妹妹上花楼》是一部很独特的短篇。这个故事并不是以您熟悉的黄河大地为背景，而是湖南、广西交界江永的故事。对女书，我略有所知，因为第一篇研究女书的论文（一九八三年）和第一部研究女书的专著（一九八六年）都诞生在武汉，较早研究女书以及研究成果丰硕的地方也是武汉。我有一个朋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写了一部关于女书的电视剧本，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拍出来。我很好奇，您怎么想到了写这个故事？这篇小说的名字也被您用来作为小说集的名字，想来您对这篇小说是格外看重的。从作品中我能感受到您对江永这个地方女性之间特有的情义（结老同、结行客）有一种同情甚至赞美，尽管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凄婉的。当然，仔细想来，这个存在于女性之间的独特情感生活似乎也不完全是现代的同性恋，因为香巧与英秀的情感至少在香巧这方面，过于洁净、清澈，如同潇水。令人困惑的是香巧的自杀显然也属于殉情。这让这个故事更加朦胧、神秘，更加具有可解读的空间。

蒋 韵：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长，我的老师，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如今的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潘慎先生，说起来，和“女书”颇有些渊源。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中国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意外地收到了一个来自湖南博物馆的包裹，里面有三本“天书”——女书最原始的资料。从那时起，他开始了自己关于这奇妙文字的研究，只不过，没有几年，他就成了“右派”，从此，发配、劳改，一耽搁就是二十几年。等到他能够重新研究女书的时候，已是我们都知道的八十年代……尽管如此，他现在仍然被称为研究女书的“第一奇人”。我第一次看见女书，是在我们另外一个老师的家里，潘先生用女书书写了一幅中堂送她补壁。初见那文字，我极好奇，也很感动，并且，有一种无端的亲切，仿佛，似曾相识。

其实，最初，这篇小说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迹》，是应法国人文科学研究院之邀所作。这个研究院有一个文学研究项目，叫“两仪文舍”，就是，由他们拟定一个题目，比如《幸存》，比如《颜色》，比如《死亡》等，然后，邀请两位作家，一个法国作家，一个中国作家，各自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篇小说，国内有好几位作家都参与过“两仪文舍”的写作。二○○八年，我和另一位法国女作家得到的题目就是《迹》，我几乎是立刻就想到了女书，我想，还有比女书更切题的吗？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短篇。

其实，在江永“结老同”这古老的风俗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悲悯。至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那一片神奇的土地孕育出了如此神秘决绝的女书，她们严守秘密的那种决绝，是旷古的大伤心。它超越了女性间的情义，我想，香巧的死，与其说是殉情，不如说是对生命对青春的无限珍惜。

李鲁平：说《妹妹上花楼》独特，还因为其中的人物香巧、英秀似乎不是具体的历史中的人物，她们生活的时代也没有明显标记，一句话，更接近传说、传奇中的人物。其实，我很想说，您对于传奇、传说的叙述是别具一格的。它有通常所见的传奇传说的成分，比如《妹妹上花楼》开头关于“盘巧造字”的叙述，而后面关于香巧与英秀之间女性情义的叙述，其对环境、人物心理细腻的描写以及对人物命运的叙述，又是极其现代的小说手法。我在阅读《心爱的树》、《英雄血》等作品时，在您娓娓叙述的过程中，也感觉到一种传奇的色彩，但显然您的讲述有别于真正的传奇。这种极具个性的叙述魅力让我在惊叹之中也倍感疑惑，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很少人能做到这样或者做得如此绝妙。

蒋 韵：谢谢您这样说。关于传奇、传说，从前，在我很年轻时，几乎对它们很少关注。但是，二○○二年，我和丈夫李锐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回来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些从前我漠视的本土的传奇、传说，突然之间具有了意义。二○○三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在传说中》，那是我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和家乡惊喜的相遇。或者说，是它借助传奇和传说在我身体里姹紫嫣红地觉醒。这感觉真好，我去了趟远处，去了趟美国，却在那里发现了自己的家。

以它为例，它当然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传奇，尽管我通篇写的都是传奇故事。传奇是密码，携带着某种基因，再由此而生成一个神秘奇异生机勃勃的新生命，那才是我想要的东西。

李鲁平：另一个有意思的短篇是《红色娘子军》。初看这个题目，我以为真的是跟土地革命历史有关的一个故事。无疑，这是一个关于一代人激昂珍贵却又无比脆弱的青春的故事，当然是过往而不能忘却的青春。故事中的“学长”在监狱中度过了十一年的岁月，但没有哭过；在他深爱的学妹投海自杀后，没有哭，却在看完当下的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后号啕大哭起来。当然，我得承认，这个短篇，在如此短的篇幅里，涵括了太多的内涵。叙事人“我”的知青生活、排练斗笠舞时突然发生的跳楼事件、葛花对父亲之死的冷漠，学生、小黄先生、大黄先生、诗人骆先生等人的热血年代，同一部舞剧《红色娘子军》、不同时代的演员、带着不同成长经历和不同理解的表演……当然最令人百感交集的细节是学长看完《红色娘子军》后扶着灯柱大哭。关于学长这一代人激昂脆弱的青春以及很多年后这段历史在他们心灵上烙下的痕迹，很多小说都写过。但读《红色娘子军》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它是小说？是散文？是纪实？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历史？也许都是。

蒋 韵：应该是小说。只不过，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真实人物的影子。有一年，李锐去新加坡担任某小说奖的评委，回来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直陪同他的一位先生，看了中国某芭蕾舞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后，在深夜灯红酒绿的街头号啕大哭的情景。我非常震动，几天来放不下，于是，就有了这篇小说。我像寻幽探秘一样，在那个我从没去过的城市，那个国度，小心翼翼，想走进它的深处，想从湮灭的历史中打捞出能够令一个汉子一个男人号啕大哭的秘密——这正是小说的使命，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当然，它也是历史。所以它才如此残酷。

李鲁平：您的这类不同于我们已经习惯的小说作品，在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文学中还真的少见。它使我回忆起三十多年前阅读台湾作家李黎的小说集《西江月》的感受。我很想与您分享我内心被勾起来的这一记忆。李黎在大陆出生并居住了一年，但在台湾居住了二十一年，后来到了美国加州。《西江月》一九八○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收入的是李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年所写的十篇小说。李黎自述，“直到自己在那异国的中文图书馆里读到前所未有的书报，我才从自己熟悉的人身上，开始了对上一代和这一代中国人命运的思索和探讨。”因此，她也把她的小说题为“写给现在的、未来的和过去的中国青年”。李黎说：“我写过去的中国青年，写他们所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写他们在苦难中所坚持的信念，为的正是现在的、未来的中国青年。”她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围绕一个问题，“在这些动荡和反复之后，这一代和下一代将用什么来肯定、来重建？在公元二○○○年的转角处，这一代中国青年将是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主人。那时迎接着我们的会是什么？我们用以把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的，又会是什么？”今天，李黎说的这个“转角处”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回想起她三十多年前写的文字，我深感这些文字的穿透力量。她的话似乎不是三十年前说的，而就在耳边。

蒋 韵：确实，三十年前的问题，今天，仍然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李鲁平：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您与她是一类作家。是那种把深邃的思想和思考不动声色地融入故事和文字之中的作家，如果阅读之中稍不留神，可能就会与您作品的主旨和您个人欲语且忍的世界擦肩而过。李黎的这个集子中有两篇小说《童年》、《天涯》，前者写的是为理想献身的父辈，后者写的是自己的朋友、同龄人，这些青年朋友“曾教会我识别勇奋与懦夫、崇高与庸俗的差别，他们的胸襟和苦难，曾启发我去寻找一条希望之路”。这使我想到大黄先生、小黄先生、骆诗人、学长这些人物。李黎说她是含着热泪写《天涯》的，因为其中有些朋友已不在人世，有的还被困有形或无形的牢狱之中。《天涯》写的是“我”以女友身份去监狱探望“树南”的过程。“树南”与“方宏”、“胖子”、“秦安”等热血青年一夜之间被从住地或研究所抓走，分别送到火烧岛、板桥土城。尽管所有的人都瞒着“我”，“我”还是打听到了“树南”的去向。小说在短短的篇幅里，从容展开“我”与“树南”的对话。“我”关心的是“树南”的处境和未来，“树南”则在安抚“我”的同时，介绍了监狱里种种情况：十二年来每天放学到监狱里妈妈的床铺上做作业的孩子；在吃饭时看着爸爸妈妈被抓走的小女孩；下飞机就被带到监狱的留学生……当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种两个青年之间对话、节奏以及背后的氛围。我愿意引用几段：

我们都沉默下来。树南握住我的手好一会，才说：“这样热的天，你的手是冰冷的。”

“你的话使我想到一张你喜爱的歌剧唱片《波西米亚人》。里头有一首歌名就是《你冰冷的小手》。”

树南笑道：“你的记性真好。现在回想起来，我只不过是为了喜欢《波西米亚人》这个剧名罢 ！其实我懂什么呢？什么是真正的流浪、虚无，波西米亚亡国的悲剧，我有什么了解？我只不过是一个自认为患了流行症的青年罢了！我们坐在咖啡馆里谈失落、苍白……直到我认识了方宏他们……”

……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握住他的手不放。夏日的阳光照着他的眼睛分外明亮。我怎能用泪眼看这双眼睛呢？我甩甩头发，向他一笑，再用力握一下他的手，便快步走开了。我想要自己头也不回地走，可是在水泥小径上，忍不住回首一望。树南挺立在那里，朝我挥挥手。

……

我搭上回台北的车……汽车进入台北市区时，已是黄昏时分，不少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已经点燃起来。这是最后一个星期日。我默默地向这个城市告别。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同“学长”这样的热血青年，在很多地方都有，李黎写的“树南”也是其中的一个。在欧洲，也有，比如在当时深受萨特影响的法国。萨特在《肮脏的手》中所刻画的“雨果”也算得上一个。富裕家庭出身的青年雨果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决心献身崇高的事业。他被赋予刺杀贺德雷的重任，但雨果却为贺德雷的学识、气度和革命胸怀所征服，一直没有勇气下手。但偶然目睹贺德雷与自己年轻妻子接吻之后，雨果战胜了犹豫，终于完成了刺杀使命。没有了贺德雷，路易成了当然的革命领袖，但路易很快放弃了消灭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转而与资产阶级联合，这恰恰是被刺杀的贺德雷的路线。青年雨果于是又变成了组织的罪犯。雨果的人生和命运太具有戏剧性了。尽管不少人习惯性地把关注焦点集中在雨果刺杀贺德雷的动机是否道德的问题上（因为他的确是出于嫉妒才下定了决心，完成了刺杀），但这些人忽略了路易的易帜。本来因为反对与资产阶级妥协才设计刺杀贺德雷的路易，却在成为领袖之后很快放弃了当初的追求，正是这一变化把雨果置于被清除的境地。雨果纵然再充满激情和慷慨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对于那个时代地球上的很多地方而言，单纯、激情、浪漫、火热是青年的标志。一批又一批胸怀世界和人类的青年，慷慨激昂、前赴后继，他们壮志凌云地践行着自己热爱的理想。他们代表一个时代、一种时尚、一种哲学、一种人生。他们的命运无一不令人感叹和震撼。当然，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人生，也为文学提供了令人炫目的空间。从审美的角度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生活风貌，更具有张力。它让我们在历史的继续中，不断地回味和思考。与此相比，今天的时代，在为技术、市场、消费统治的时代，似乎很难有充满理想和追求的青春，青年人为生存如此地忙碌和疲惫，思想的从容和情感的浪漫已经显得无比奢侈。

我请您原谅，我拐了这么大一个弯，用了这么多的文字描述我的心情。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相信您能理解，我很激动。您是一位有理想的作家。“理想”这个词已经被滥用或者污染了，但从您的作品里，我读到了一种简洁与复杂、纯粹与丰富、雍容与尖锐等等交融完美，一种与热血、与挚爱、与真理一样令人感动和信服的写作，或许这就是汉语写作的魅力。

蒋 韵：我还是禁不住要说，谢谢您能这样解读我的写作。我从您的文字中读出了一个评论家很少有的难以抑制的激情和热血，我很意外，也很感动。那就让我们把这理解为汉语写作的魅力吧。我常常引用君特·格拉斯的一句话，他说，他用受伤的德语写作。大意如此，当初我读到这句话时也是非常感动。我想，汉语其实也是伤痕累累的啊！也许，能够体悟到母语的这种伤痛，才算真正理解它的无穷魅力。

我想，任何时代，其实都有人性和生活之间、自由的灵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这种冲突，就是审美，就是为小说提供的空间，就是处理“叙事”与“抒情”之间的张力。尼采有一句话，大意如此，奇特的风景是为小画家预备的，而平凡的风景则是为大画家预备的。我很认同这句话。

李鲁平：读您的小说还有一个突出印象，您的不少小说在展开中使用小标题，当然，有些作家、有些小说作品，也有这样的情形，而您使用的频率似乎较高。如《心爱的树》中用了“梅巧和大先生”、“来了席方平”、“凌香”、“花儿酒、柿子树和其他”、“大萍，还有山中岁月”、“告诉你一句话”、“传奇的结局”、“饥荒”、“心爱的树”九个标题，前三个都是小说中的人物名称，这些章节都以小标题所指明的人物为中心展开故事。“花儿酒、柿子树和其他”、“大萍，还有山中岁月”其实都写的是“山中岁月”，重点是后面出现了女人“大萍”。“告诉你一句话”是写凌香寻找母亲，读者一定会琢磨谁告诉谁、告诉的是哪“一句话”。“传奇的结局”是从叙述者的角度来出发概括，写梅巧和席方平私奔的艰难及其付出的代价。“饥荒”是指天灾，是写凌香对母亲的搭救（在大先生心照不宣的合作中）。“心爱的树”才是故事真正的结局。这后面六个标题大都抒情意味浓厚。

《英雄血》叙述的是宝生从寄人篱下的孤儿到参加八路军到成为解放军团长，最终因为杀害吉一刀而被判处枪决的过程。而小说中用的“河边的宝生”、“下场”、“六月二十三”、“石湾村血案”、“鲍仇出世”、“奥州的耕夫”、“吉一刀”、“谁拾掇好了我”、“妩媚的微笑”、“别说对不起”、“草海”十一个标题，也基本应对着这一故事发展过程，每一个都标识着故事的进展和人物命运的发展方向。其他的，如《北方丽人》用了“年家扬”、“他们在路上”、“还是年家扬”、“他们和银鱼”、“银鱼、红菱和莲蓬”五个标题，有人名、有状态、有事物；《完美的旅行》中用了“家乡在身体中的感觉”、“城市很冰冷”、“童话的由来”、“很多故事都是在火车站发生”、“自由的行程”、“谁是我们的敌人”、“玫瑰园”、“盛夏的激情”、“和T城永别”九个抒情句子作为标题；《绿灯笼》用了“苏锦”、“翠微”、“翠微和马茹”、“苏锦和翠微”、“翠微”五个标题，全部用的是人名；《想象一个歌手》中的标题“节日之夜，在柳林”、“回到多年前”、“快乐的伞头”、“后记和我的寻找”则似乎比较自由；《在传说中》中的标题“大头和尚刘翠妞”、“血眼龙与女香客”、“还是女香客”也用的是人名。我想，一般情况下这些标题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但仔细品味，觉得您使用这些标题也不仅仅是为了展开叙事，似乎同时也在其中倾注了观点和情感，如“草海”、“家乡在身体中的感觉”、“心爱的树”等。

蒋 韵：确实，我比较喜欢用小标题，怎么说呢，我是一个逻辑性很差的人，写小说，无论短篇、中篇、长篇，从来没有拟过提纲，所以，写小标题，有路标的意思，指示给我一条深入的路径。当然，写下这些小标题，常常感觉到诗意，让我疼痛或者欢喜——所以，某种意义上，我是把它们当做诗来写的。

李鲁平：用一个长篇来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并不多见。您的《行走的时代》为此做了很大努力，尽管对诗歌、诗人的热爱和崇拜并不是那一代大学生的全部生活，但由于诗歌在那个时代充当着启蒙的角色，诗人包括校园诗人都深受社会的尊敬，他们在社会上所受到的关注相当于今天一流的明星。我很幸运，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走进了大学校园，因此，对《行走的时代》这部长篇的生活很熟悉，尽管作品的背景地在北方。读完这部长篇，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陈香因为对诗人莽河的崇拜，而怀上孩子，尽管这个诗人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但她对自己的梦对自己的浪漫无怨无悔。她甚至把自己的自豪、骄傲以及独自承担这一切的决心都写进了给儿子的信中。她的直率、坦诚、坚定不是简单的“单纯”、“激情”可以涵盖的，她是出于一种纯洁、圣洁，一种对崇高精神的信仰。如果不是买到真正的诗人莽河的诗集，如果她不知道当年那个莽河并不是她热爱的莽河，也许即使生活艰难，她都能充满幸福地继续自己的生活。遗憾的是在诗集中她看到了真正的莽河的照片。这是一个毁灭一切的真相。如同诗歌在时代的精神生活中不再有过去那样神圣的地位，陈香这样的女性估计也很难再有。从不知道真相这一角度看，叶柔是幸运的，她在命悬一线之际，依然满怀对莽河的深情。叶柔曾经是压抑、抵制自己的向往和浪漫的，但在与莽河独步走向四王子旗的田野考察中，在民歌和民俗营造的浪漫氛围中，在互相搀扶和照顾之中，她终于拆掉了防线。我也为作品中的学长“老周”的宽容和胸怀感动。他不仅从一开始把陈香从未婚先孕的尴尬中解救，而且真诚地接纳了陈香的儿子小船，在陈香遭到真相、失子的接连打击下，他再次给予她兄长和爱人般的温暖。在陈香的生活中，类似老周这样的力量源泉的人还有明翠。有时我想，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代人，他们不是伟人，不是财富和权力的巨人，但他们是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代人，或者说他们是有尊严、有信仰的一代人。甚至，连陈香，也是如此。她备受折磨，但从未抱怨任何人，从未报复任何人，而是自己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在山村教育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她毕竟成熟了。他们在中国当代社会进程中经历了灿烂辉煌的涅槃，这是这一代人最令人自豪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值得铭记的。无疑，也是作家应该去书写的。作为在青春时代同样经历了那一历程的亲历者之一，我很感激您的这部作品。

蒋 韵：王德威在评论《行走的年代》时，说，“蒋韵关心的是诗，写的却是小说。”他还说，“我们警觉蒋韵有意无意地将她有关诗的故事化为隐喻，用以烘托出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其实，很可能，我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有这样的倾向，就是，将“诗”化为隐喻，这可能也是人们觉得我的小说和别人不同的原因。同时，也是我最大的困境。因为，“诗”和“叙事”是相互矛盾的，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但我不甘心。还是想借用王德威先生的话，他说，“说穿了，她自己何尝不就是一个诗的地下工作者，就着写小说做掩护，发送讯号，找寻当年失散的同路人。”今天，我好像又找到了一个同路人，是吗？

李鲁平：在您的作品中，有很多是写传说的，这些小说不同于通常的小说，其中的人物、故事大多不是当代生活的人物和故事，如《在传说中》；有一些本来就是传说，比如《人间》（重述《白蛇传》）；有的是传说多于历史或者不是确切的历史，如《妹妹上花楼》。我是相信您这种艺术上的偏好是有某种支撑的，比如《人间》中所总结的，白蛇的功亏一篑在于它没有修炼出人的残忍。《在传说中》有两个意味深长的真正的传说，一个是泥塑的金童玉女大头和尚刘翠妞，这两个符号不仅萦绕着舅舅和城隍庙的日常光景，也鲜活地存在于孩子们的成长时光中。一个是画龙的杨三两和女人们用缠绵和爱意拯救血眼龙。杨三两用生命画龙画的不仅仅是龙，其中有他自己与小寡妇的痛苦爱情，有对干旱的故土的热爱，有自己的精血、精神。女人们对带来救命雨的血眼龙感激，也为杨三两感动，龙的另一面是男人，是如杨三两一样的男人。女香客这个称呼，不如说是对一代女人以及爱情的注释。围绕城隍庙的还有一个女香客，即粉桃、团圆媳，这个本为大舅安排的媳妇，长大后却爱上了一起长大的小舅，也因此成了另一个爱情的祭品，与小寡妇一样，受尽磨难的粉桃没有得到爱情，却在关键时刻成为拯救城市的默默英雄。刘翠妞、小寡妇、粉桃三个女性人物，都与城隍庙相关，与祈祷相关，与故乡和黄河有关，在传说与历史的相互注释中呈现了黄河女性的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妹妹上花楼》写的是女性的另一种精神世界，女性之间相互的情感。联系到这些，我想您从传说和历史出发，似乎在刻意重建中国女性传统的一面和复杂的精神性格。

蒋 韵：我在之前回答了您关于传奇的提问，我说到了我与传奇是如何相遇的。至于是否是在刻意重建中国女性传统的一面和复杂的精神性格，我还没有认真想过。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关心的是她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她们和生活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人，她们是否真实、可信、血肉丰满。我在揣度她们各自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时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会说什么样的话，干什么样的事。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一个个精神性格复杂的人物们。有时，我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根本不是我创造了她们，而是，她们本来就在那里，我只不过是惊喜地发现了她们……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这是最快乐的时刻。

李鲁平：我还想说，您的小说从语言到结构都别具一格，除了人们已经说到的语言和氛围的怀旧、细腻、优雅、纯粹，还有您在传说与现实之间（如《人间》中引入的由“母亲”、“琴师”、“结婚”以及“我”对《白蛇传》版本的考察等等组成的特殊空间），传说与事实之间（如《在传说中》的“刘翠妞”与“血眼龙”），歌谣与事实之间（如《想象一个歌手》中许凡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所唱出的内容），等等，都令人轻叹地穿梭自如，让读者进入一种恍惚和朦胧的空间，很难区分也忘记区分这些不同的元素的性质和身份。除了如《北方丽人》、《麦穗金黄》等作品是完全现实世界的映照，很多作品，都让我觉得界限朦胧。

我还要说《麦穗金黄》。这篇小说写到了青年人在城市打工的生活。一个理发师，一个小姑娘，两次给一个打工青年理发，一次是小伙子为了见女友，一次是小伙子遇到车祸身亡。小伙子从麦穗一样金黄的发型中获得的兴奋、信心、向往以及理发师为死后的小伙子再次打理出麦穗一样的发型，既让我疼痛，也让我慰藉。疼痛，是因为他们生活不易，又很容易满足，且仍怀理想。值得安慰的是他们能按他们这一代人的方式相互对待、支撑并呈现出一种可贵的朴实与坚持。我在三十年来关于打工或城市务工生活的文学作品中第一次读到这样令人疼痛的作品。

对我来说，阅读您的作品是一次美的享受，也是一种神奇的阅读体验。您的文字行走于传说、历史与现实之间富有张力的神秘地带，建构了一个丰富、复杂、温婉、动人的世界。非常感谢您给我以及《芳草》这一机会。

蒋 韵：谢谢，谢谢我们可以有这样一场真诚的对话。也谢谢您对我小说如此深入的解读。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