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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湖

作者:刘继明 来源:芳草·文学杂志


  作者简介:刘继明,一九六三年出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仿生人》、《一诺千金》、《带黑猩猩回家》,中短篇小说集《我爱麦娘》、《中国迷宫》、《尴尬之年》、《送你一束红花草》,思想随笔集《我的激情时代》及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等,曾获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上海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等。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
  
  第二十章
  
  一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来临了。
  对于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沈福天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况且,再过一年,他就满六十岁了,无论是自然界的气候,还是社会环境,变化莫测也好,恶劣难受也罢,大都能够心平气和,泰然处之和随遇而安了。孔夫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大概就是指的这种心态吧?
  最近,沈福天脑子里经常冒出这样的念头。年轻时,他就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甄可昕甚至讥讽过他不喜欢文学,感情上太迟钝,当然,当初冒着大雪上白云寺给她送棉大衣除外。想不到年近花甲,自己却变得这样敏感多思。沈福天想,是不是每个老之将至的人都这样呢?
  有天傍晚,沈福天去外面遛弯回来,碰上了古柏,推着婴儿车,手里还拿着一台彩色的塑料风车,在宿舍大院里转圈儿,孙子咯咯地笑,他也呵呵地笑,乐得合不拢嘴来。古柏只顾着逗孙子玩,没有看见沈福天。沈福天犹豫了一下,也没有上去打招呼,径直回家了。上楼时,他掐指算了一下,古柏比自己大两岁,也就是说,古柏已经退下来了。这几年,他们俩虽然住在同一座院子里,但很少接触。平心而论,从水利部到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从刚到北京住过的豆芽儿胡同,到现在的宿舍大院,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古柏算得上沈福天的一个朋友,平时也没少关照过他,但自从“靠边站”以后,沈福天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一切还在“台上”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古柏。是出于自尊,还是自卑?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古柏也跟自己一样,从台上走到台下来了。由此看来,时间是一个多么公正而又无情的法官,在这个法官面前,再大的不平和怨愆都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足轻重啊!
  怀着这样的感叹,沈福天走进了家门,吃饭时,他问甄可昕:“你说,如月啥时候能让咱们抱上外孙啊?”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甄可昕一愣,笑着挖苦道:“如月和少白年底前才结婚呢。你也太性急了吧!”
  沈福天自己也觉得好笑,挠挠头皮,咕噜了一句:“看来我是真的老啦。”
  沈福天没有想到,就在他说出这句话后的第二天,多年未见面了的老友窦松柏的突然来访,使他的生活再度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
  
  窦松柏现在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据说这是裘大水因病离任前亲自提拔的。关于窦松柏“文革”期间保护裘大水免遭劫难的故事,不仅沈福天,连全国水利系统的不少人都有所耳闻。裘大水在离职前投桃报李,提拔窦松柏,也算是人之常情。沈福天记得,松柏比自己小三、四岁,年龄不算太大,以他的精明练达,还可以扎扎实实地干几年。作为老朋友,沈福天当然为他高兴。但同时他也带来了一个让人难过的消息:婉君已经于两年前患癌症去世了。当年在重庆,甄可昕和婉君算得上是一对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朋友,自从他们一家从武汉北上,迁居京城后,两个人竟然再也没有见过面。甄可昕想起多年前沈福天去武汉出差,到窦松柏家做过客,婉君还让他给自己捎回来一条纯羊毛围巾,她不禁黯然神伤,好长时间都没说话。婉君那么爱整洁,讲究卫生,又是医院的护士长,怎么会患上那种怪病呢?
  为了款待窦松柏,甄可昕去菜场买回来满满一篓子菜,都是南方人爱吃的,莲藕、排骨、鲫鱼之类。窦松柏也不客气,让司机和秘书把车开回招待所,自己留下来,一边等着品尝甄可昕的厨艺,一边和沈福天在书房里聊天。
  所谓书房,以前是儿子秋池和女儿如月先后住过的那个小房间,岳母程氏过世前也曾住过一段时间。如月结婚从家里搬出去后,就被沈福天用来做书房了。沈福天一家从豆芽儿胡同搬来后,窦松柏到北京出差,曾经来过一次。那还是五十年代的事情。窦松柏大概没想到,过去了二十多年,沈福天一家仍然住在这样狭小拥挤的房子里。对于老友这些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窦松柏早有所知,但不管怎么说,沈福天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水电工程专家呀!心里不免有些欷歔,但他不想挫伤老友的自尊心,所以脸上并没有表露出来。
  两个人海阔天空地扯了半天闲话后,窦松柏忽然问:“老沈,你还记得四九年我到武汉找你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你代表地下党来向我做统战工作嘛。”沈福天疑惑地瞥了他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提起这段消逝已久的往事,“那一次,要是你晚两天找到我,我真不晓得会不会跟着冼轩童去台湾呢!”
  “是啊,多亏你把那批三峡水坝资料保存了下来,立了一大功!”窦松柏说,“裘大水后来不知多少次提到过这件事,说将来如果三峡大坝有建成的那一天,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你沈福天啊。”
  沈福天苦笑了一下,“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还提他干啥子?”
  窦松柏停顿了片刻,望着沈福天,故意卖关子地问道:“你能猜得出来我这次为啥子来找你吗?”
  沈福天说:“不是来北京开会,顺便见见我和可昕么?”
  “非也!”窦松柏诡秘地一笑,“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专门来请你重新出山的。”
  “重新出山?”
  “对!”窦松柏用郑重的语气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三峡工程要正式上马了。”
  沈福天听了这句话,丝毫没有像窦松柏预料的喜出望外,“这出戏都唱了几十年了,哪一次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到头来不了了之的?”他想起二十多年前,为了三峡的事情,裘大水和窦松柏几乎把水利部乃至国务院的门槛都快要踩烂了,还不止一次地拉自己“入伙”的往事,淡淡一笑,用嘲弄的语气说,“看来,裘大水躺到病床上还不肯死心,又撺掇你们长委会做起三峡梦了吧!”
  “这次可不是裘大水一个人做梦。”窦松柏认真地说,“从前年开始,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接二连三地到三峡考察,最近,小平同志明确指示,三峡工程迟上不如早上,水利部根据这一指示,责成我们长委会拿出一个工程技术报告来,呈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我这次就是为了组建技术报告起草小组这件事,到北京来搬援兵的。”
  沈福天没有吭声,脸上仍然是一副半信半疑的表情。
  窦松柏说:“临行前,我到协和医院去看裘大水,他说三峡工程上马,缺哪个人都可以,唯独不能缺少你沈福天。”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耳熟。沈福天想起当初在红菱湖五七干校时,裘大水也对他这样说过。看来,这个老家伙一辈子把自己跟三峡工程捆绑在一起不算,真的还想把我也捆绑在一起啦!沈福天这样一想,眼里一阵湿润。窦松柏察觉到了, “老沈,你这是……”
  “没什么,眼里进了一粒沙子。”沈福天顺手擦了下眼睛,支吾道,“北京的气候就是这样,一到春天,风沙就无孔不入。”
  这时,甄可昕走进来,说饭做好了,让他们边吃边聊。沈福天站起身,拉了窦松柏一把,说春节时如月少白两口子送的一瓶葡萄酒还没动,自己跟松柏几十年没在一起聚过了,这次得好好喝几杯!
  甄可昕惊讶地发现,沈福天脸上熠熠发亮,像喝了酒似的,浮现出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表情。很久以来那种挥之不去的灰暗和颓丧,仿佛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二
  
  窦松柏来访不久,水利部的李副部长也找沈福天谈了一次话。李副部长当年曾经主持过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对沈福天可谓比较了解。“文革”期间,也吃了不少苦头,前几年才复出,此次由水利部和长委会牵头,组织三峡工程的重新设计工作,每位专家都是他亲自点将的。
  
  “沈工,这次中央决定三峡工程重新上马后,我专程飞到武汉征求过裘大水同志的意见,他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真是不谋而合啊!”这是李副部长见到沈福天后说的第一句话,“只可惜老裘为三峡工程奔波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等到中央决定上马这一天,他又病倒了。”
  李副部长的感叹,何尝不是沈福天的心里话。自他从葛洲坝工地上回到北京后,就再没见到过裘大水,前两年,就听人说他患了骨癌,截肢后一直躺在医院,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跟他喜欢的江河湖泊打交道了。听到这消息后,沈福天一连几天都郁郁不乐。尤其是这次窦松柏来访后,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念裘大水。
  此刻,沈福天听了李副部长的话,没有马上表态。他担心的是这三峡工程又会像五十年代那样瞎子点灯白忙活一场。
  李副部长以为他心里还背着政治包袱,就大手一挥说:“沈工啊,你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我们是了解的,再说,组织上已经作了明确的结论,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团结一致向前看嘛。”
  沈福天只好把快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
  过了不到两个月,他就被水利部正式任命为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并担任了刚刚组建的三峡工程技术方案起草小组的组长,带着一帮水电工程专家南下湖北和四川,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察去了。
  作为方案设计组的负责人。沈福天又跟从前那样,成了个大忙人,像女儿如月调侃他的那样,比“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还要忙。
  甄可昕听到如月说这句话时,倒没有像以前那样跟着女儿一起发牢骚,而是说,“这几年,我算是明白了,你爸这个人哪,要是离开了他那些水库大坝,在家里非闲出病来不可的。”如月盯着妈妈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有些纳闷地说:“妈,我怎么听不出来你是表扬还是批评我爸呵?”
  “你爸年轻时就这么副脾性,批评顶什么用?我都怀疑他是为了修那些大坝才到这世界上来的。”甄可昕一脸无奈的神情。
  如月故意说:“你是不是后悔嫁给他啦?”
  “我如果早知道你爸像个木头似的除了修水坝什么都不懂,打死我也不会嫁给他的!”甄可昕说,但很快就知道上了女儿的当,白了她一眼,“死丫头,要是我不嫁给你爸,这会儿你不定还在哪儿转筋呢。”
  如月扑哧笑起来。她想,尽管这些年父母经常磕磕碰碰的,但妈妈心里其实是爱着爸爸的。
  发现这一点后,如月心里觉得格外欣慰。自从父亲沈福天重新变成“大忙人”后,她比以前回家的次数增多了,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邱少白这两年为了“寻根”和探险漂流,几乎很少再呆家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背上旅行包,不是西藏云南,就是新疆青海,一会儿长江,一会儿黄河,满世界地跑,一走就是三五个月甚至半年的,都快变成徐霞客了,不仅写的诗,连说话也开口闭口都是文化,让人一头雾水。所以如月觉得与其一个人在家里呆着,不如回来陪陪同样一个人守在家里的妈妈呢。
  不过,如月现在回家里住比以前可是舒适多了。父亲沈福天“复出”后不久,单位就给他分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新住房,比过去的房子一下子宽敞了一倍还多。沈福天现在享受副部级待遇,新分到的这套房子是水利部刚建不久的一栋“部长楼”,入住者都是水利系统副部长级的领导和专家,位于复兴门外大街,环境也很不错。
  对于沈福天待遇上的这种变化,感触最深的自然是女主人甄可昕。新房钥匙是白小乙亲手送到家里来的。白小乙现在是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分管行政后勤的副院长,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踏进沈家的门,把新房钥匙送到甄可昕手上时,他一个劲地表示,沈院长不在家,搬家和装修房子有什么困难,您就吱一声,我立马派人来。甄可昕客气地连声道谢,心里却想,要是前两年,白副院长在路上碰见了沈家人,都像没看见似的绕道呢。
  新房装修时,沈福天远在外地,顾不上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只好全都落在甄可昕和如月俩身上了。好在已经退休的甄可昕有的是时间,如月那段日子又大部分时间住在娘家,母女俩把全副精力放到装修房子这件事上来了。那一阵子,她们几乎每天都跑建材市场,跟装修工人打交道,光为了买地板,她们就来来回回跑了不下十次,有时因为客厅或厨房的造型或改造问题,母女俩由于观点不同,比如在卫生间是用浴缸还是淋浴之类的问题上,还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实在争执不下时,如月便提议给在外地的父亲沈福天打电话,让他来拍板。但沈福天满脑子都转着他的工程方案,哪里有心思琢磨这些事儿,所以往往话没听完就把电话给撂下了,到头来还得由母女俩协商定夺。
  那时,装修住房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一种生活时尚,在这一点上,甄可昕和沈如月的确有些超前了。两个月之后,一套装饰得宽敞明亮、典雅舒适的新住房,终于在两个品味不俗的女人精心打造下变成了现实。
  搬进新房那天,母女俩的心情大概跟沈福天看着自己亲手设计的水坝竣工时差不多。“妈,你说爸爸会满意么?”如月不无忐忑地问。“反正他一年上头在家里呆不了几天,只要咱们娘俩儿满意就行了。”甄可昕说完这话,似乎觉得有点过分,又补充道,“不满意也不能怪咱们,谁让他不在家呆着的?”
  母女俩像完成了一件得意之作那样,都盼着沈福天回来表彰她们一番。前天,沈福天给家里来过电话,说这两天就要回北京了。
  然而,这套刚装修完的新房子最先迎来的不是一家之主沈福天,而是一个让母女俩都未曾料到的不速之客。
  
  三
  
  那天晚上,母女俩吃过饭,在散发着油漆味的客厅里,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那是一台十四寸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刚刚上市不久,凭票才能买到,是沈如月特意为父母乔迁之喜送的礼物。赵忠祥正在播送新闻,甄可昕对新闻不感兴趣,就和如月商量起沈福天回来后,哪天把甄垠年请到家里来吃一顿饭。退休后的甄可昕总是像捏泥巴那样,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把身边的这几个亲人往一处捏,碰上乔迁新居这样的机会,她岂能放过?
  对于母亲的一番苦心,如月却不大以为然,“妈,照我看,我爸和我舅连貌合神离都算不上,说他们貌不合神也不合还差不多。就说在修三峡大坝这件事上吧,两个人针锋相对几十年了,你能指望他们一夜之间化干戈为玉帛?门儿都没有!我看你就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省得我也在旁边陪着他们尴尬。”
  “你爸和你舅那是学术分歧,学术上哪有绝对的对和错,现在也不兴搞阶级斗争了,他们都一把年纪的人了,未必一辈子也放不下这点儿疙瘩?”
  如月看得出妈妈打定主意要在父亲和舅舅之间和稀泥,就故意这壶不开偏提这壶:“为了我爸反右时揭发舅舅那件事,不是连你也不肯原谅我爸么,舅舅心里八成就为了这事儿记恨我爸哩。”
  女儿的话显然戳到了甄可昕的痛处,“都过去几十年了,还提它干啥?再说,你爸和你舅现在的日子不是都好起来了么?”她像是为自己辩解地说,“如月,你别拿你爸和你舅说事,还是说说你和少白吧!你说你爸像大禹,我看他也快变成徐霞客了。照这么下去,我和你爸啥时候能抱上外孙啊?”
  如月没料到妈妈一下子把矛头转到了自己身上,脸一红,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这当儿,有人敲门。如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爸爸回来了。她从沙发上飞快地起身去开门。
  但站在门口的不是沈福天,而是一个看上去有些面熟的人。这人约莫五十来岁,个儿瘦瘦的,不知是剃光了没来得及长出来,还是秃掉了,脑袋上没有一根头发,脸色很白,不是那种正常的白皙,而是像常年没见过阳光,近乎于没有血色的苍白。屋子里的灯光从半开的门口射到他脸上,他竟然下意识地抬起手掌遮挡了一下,这使他看起来有点儿萎靡不振,不过,从他的眉宇和眼镜后面的目光里,倒是显露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气质,至于“异乎寻常”在何处,如月一时又说不上来。
  
  如月正想问您找谁,对方却开口了,“如月……你认不出我来啦?”
  “您是……”如月迟疑地打量着他,脑子里忽然亮了一下,“哎呀,您是濮……叔叔?”
  没错,这位不速之客就是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好几年的濮一川。看到这位曾经身居副部长高位的风云人物,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在面前,如月惊愕得有些不知所措,半晌才意识到这样站在门口说话太不礼貌,忙说:“您找我爸爸?请进来吧!”
  “没想到你们搬新家了,找了好半天才找到……”濮一川含糊地咕哝,望着客厅里刚刚打过蜡,能照出人影子来的橡木地板,犹豫地抬了抬脚,却没往里面走。
  如月见濮一川的脚上穿着一双沾着泥巴、鞋帮子都裂了缝的旧皮鞋,便转过身从鞋柜里拿出一双拖鞋递过去,濮一川换上拖鞋后,才走进了客厅。
  这时候,甄可昕听到他们的对话,刚从沙发上站起身,就看见了走进来的濮一川。
  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一愣。
  “濮……濮副部长。”
  “噢噢,嫂子。”
  刹那间,时空仿佛发生了错乱,两个人都用以前的称谓招呼着对方。甄可昕比自己的女儿还要显得不知所措。细想起来,濮一川和他们一家的关系可谓恩怨交织,他既是让哥哥甄垠年深陷囹圄的当事人,又在“文革”期间“提拔”和启用过沈福天,甚至为如月的工作帮过忙。这样的复杂关系,让甄可昕一时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
  如月自然没有甄可昕想得那么复杂,但她还是察觉到了妈妈脸上的复杂表情。她忙着请坐,倒茶,还端上一盘瓜子,请客人吃,这么一张罗,眼前的尴尬气氛便缓和了不少。
  “这房子真漂亮啊。”濮一川腰板挺得笔直地坐在沙发上,四处打量着,一边啧啧称赞道,“沈工呢,他不在家吗?”
  甄可昕说:“老沈又忙他的工程去了,半年都没回家……”
  “噢,我也在报上看到三峡工程要上马的消息了。”濮一川说,“沈工责任重大啊!”
  “濮副部长,你找老沈……”
  甄可昕还没说完,濮一川就打断了她:“嫂子,别叫我部长了,叫我濮一川吧,我现在确切的身份是刑满释放分子。”他自嘲地说,“我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找老沈也没什么事,就是想看看他。政府给我安排了工作,过几天,我就要离开北京,去新单位报道了,以后也不知哪天才能见面……”
  濮一川絮絮叨叨地说,母女俩一声不响地听。过了一会,濮一川就站起身来告辞了。甄可昕和如月也机械地站起身来送客。走到门口时,濮一川又停下来,好像还有什么事,可嘴巴蠕动了一下,终于什么也没说,弯下腰去,换上了那双破旧的皮鞋。
  甄可昕默默地看着他换鞋、出门,脸上明显流露出一缕恻隐之色。当濮一川正要从门口离开时,忽然叫住了他:“要不,你留个地址,等老沈回来后去看你?”
  “谢谢!不用了,不用了。”濮一川连声道谢,由于没看脚下的楼梯,身体趔趄了一下,差点儿摔个跟头。
  “妈,他找爸爸好像有什么事情。”如月望着濮一川身影消失的楼道,若有所思地说。
  “会有什么事呢?”甄可昕关上门时咕噜了一句,“说不定他心里真的是把你爸当作朋友,来看看他吧。”
  如月疑惑地问:“难道他们不是朋友么?”
  “说起来,他还帮过我们家的忙,你的工作就是他安排的。”甄可昕含糊其辞地说,“可你爸和你舅也吃过他不少亏啊……”
  如月觉得,妈妈的话听起来有几分生涩。
  
  过了几天,沈福天回家了。
  他看到装修得像宾馆一样漂亮的新居,似乎有点儿不习惯,一边背着手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不住地咕噜:“有这个必要吗?没有必要嘛……”但从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他对甄可昕和如月母女俩的劳动是满意的,尤其是那间宽敞明亮的书房,他从年轻时候起就盼望着自己能有这样一间工作的书房,想不到到了老年,终于变成了现实。
  甄可昕见他的心情不错,就提起濮一川来访的事。“他好像刚从监狱里出来,找你有什么事情。”
  “濮……他能找我有什么事呢?”沈福天原本绽开笑容的脸上忽然收紧了,警觉地问,“他对你说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说,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沈福天噢了一声,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我就说么,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嘛。”
  “我觉得这个人挺可怜的。”甄可昕顺口说了一句,“再说,他过去对你和我们全家也不薄,不像个坏人……”
  但话音未落,沈福天就瞪了她一眼,说:“什么好人坏人的,你不懂就别瞎说。”
  甄可昕见他突然变得紧张起来的样子,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四
  
  一九八三年底,由沈福天主持起草的“三峡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技术报告”正式提交到了国家计委和国务院。
  对于这个“一百五十米方案”,沈福天其实是有保留的。四十年代他参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的三峡水坝设计时,切瑞尔先生提出的坝高是二百一十五米。沈福天清楚地记得,方案完稿后的第二天,切瑞尔拉他到江边散步,一路上像个孩子似的眉飞色舞,兴奋不已,“福天,这个方案如果获得贵国政府的批准,水坝建成后,万吨巨轮就可以从宜昌直抵重庆,到那时候,这条被你们中国人望而生畏、视为‘天堑’的川江,就会变成中国最重要的黄金水道,它创造的巨大经济和旅游价值,将使整个大西南的社会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内陆地区……”如今快四十年过去了,每次想起切瑞尔先生的这段话,沈福天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激动。可是,如果三峡工程按照一百五十米坝高设计,万吨巨轮就不可能直达重庆,这样一来,从万县到重庆之间近两百公里的川江水域,就成了一截盲肠,不仅长江上游的航运价值无法实现。大坝的防洪效应也会大为降低,期望通过三峡工程解除江汉平原洪水威胁的设想也就大打折扣了。因此,沈福天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一百五十米方案”,甚至产生过打退堂鼓的念头。
  为了这,李副部长苦口婆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沈工啊,三峡蓄水位一直定的一百九十、两百米,现在一下子降到一百五十米,别说你想不通,我和水利部的其他领导同志也想不通。可这是小平亲定的,‘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瞧瞧!白纸黑字,谁敢更改?但我后来慢慢想通了,三峡工程除了防洪、发电和航运,还要考虑对生态环境、农业以及移民的影响,你是知道的,从五十年代起到现在,那些反对建三峡工程的人,包括你的妻兄甄垠年在内,他们的意见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中央领导同志是从全局考虑才提出这个“一百五十米方案”的。尽管航运和防洪效益降低了不少,可做总比不做强嘛。”
  李副部长的话显然不是个人意见,而是代表水利部党组找他谈话。作为一名党员工程师,沈福天除了保留意见,还能怎样?何况,他心里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政治上有“污点”、栽过跟头的人,现在组织上既往不咎,重新委以重任,就冲这一点,自己也不能撂挑子啊!
  然而,沈福天从组织观念上想通了,心里的疙瘩并没有消除。他离开北京到达武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窦松柏陪自己去医院见裘大水。
  裘大水住在汉口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里。推开门,沈福天一眼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裘大水。可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头发脱落得精光,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头儿,会是他记忆中那个不知疲倦、充满激情的人。刹那间,他觉得有一股潮湿的东西在眼眶里打转,眼睛有些模糊。
  “老主任,沈工来了。”窦松柏轻声说道。正在闭目养神的裘大水睁开眼睛,慢慢地转过来,当他看见站在面前的沈福天后,那只原本有些黯淡的眼睛像一团被点燃的篝火似的,倏然亮了。
  
  两个久违的老朋友双手握在了一起,裘大水的手颤动着,十根瘦筋筋的指头像钢筋那样把沈福天的手抓得紧紧的,使他感觉到这个被病魔折磨已久的人身上残存着的力量。
  裘大水没有松开沈福天的手,掀开被子,从床上坐起身来,去拿床边的拐杖要下床,可他的一条腿截肢后,还打着绷带呢,沈福天和窦松柏不约而同地制止住了他。
  “你看,我只剩下一条好腿了,不能跟你一起去三峡了。”裘大水有些无奈地笑了笑。“沈工,我说话算话,只要三峡工程上马,一定请你挂帅出征,等了几十年,终于要动真格的了,怎么样,你一定高兴坏了吧?”
  “我可没有你想象得那么高兴。”沈福天说,“只不过是赶鸭子上架罢了。”
  “你这是话里有话啊。”裘大水那双眼睛像探照灯似的盯着沈福天,又转过脸看了看窦松柏,“怎么,对‘一百五十米方案’想不通?”
  “难道你想得通么?”沈福天赌气似的反问道。
  裘大水仿佛被问住了,一时没回答。他把身体往后靠了靠,沉默片刻后才说:“想得通想不通又怎样?问题是你和我都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为了这项工程,你和我,还有岳明翰这些人,几十年来付出了多少心血?现在中央终于下了决心,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裘大水望着天花板,像是在质问谁似的。后来,他把目光转向沈福天,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忧伤起来,“岳明翰不在了,我也成了个废人,还有你的那个美国老师切瑞尔,也不在了。我们这帮人只剩下你了,沈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不会让我带着葛洲坝这么一个半拉子工程,去见毛主席吧?”
  沈福天前几年才听说岳明翰“文革”期间跳江自杀了。此刻,听了裘大水的话,他心里有些发酸。不禁想,我们这些人简直像着了魔似的,一辈子放不下这个三峡工程,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国家,还是仅仅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
  沈福天回答不上来。但他知道,自己像一个上了战场的士兵,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五
  
  一天半夜,沈福天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
  电话在沈福天的书房兼办公室里,是搬进新房子后才装上的。除了开会和单位上有重要事情,平时他都在家里工作。书房与卧室只有一墙之隔,电话声听起了特别嘹亮和刺耳,加上沈福天的耳朵对电话铃声格外敏感,即使睡得再沉,他也听得见,自从家里装电话后,这样的“午夜凶铃”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搞得沈福天很少能睡个囫囵觉的。对此,甄可昕也觉得纳闷,以前家里没装电话时,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很少有人来找沈福天,现在倒好,不仅白天,连晚上都安静不下来了。“早晓得是这样,还不如不装这个电话呢。”她这样说是替沈福天着想,可女儿如月却很不以为然,她说妈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我爸现在担负着三峡工程这样的国家大事,多少事情都等着听他的意见,等着他拿主意,即使你要他安静下来,他自己也不想安静呀!如月这样恭维父亲沈福天,其实是有自己的小算盘。自从爸爸妈妈乔迁新居后,她三天两头回娘家住,反正家里房间多,她独自占着一间卧室,比住在自己家里舒服多了,现在又装上了电话,她跟外面联系起来就更方便了。所以只要邱少白不在家,她便宁愿下班后从单位转好几趟公共汽车回这儿来住。但甄可昕没听出女儿的小算盘,只觉得自己是为沈福天着想,可不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每天半夜起床去接电话,连电灯也不开,万一着凉或是摔一跤怎么办。有一次她建议干脆到晚上就把电话线给拔了,省得让人睡不着觉,但沈福天马上说这可不行,单位上给我装电话,就是为了随时找我谈工作的嘛,万一耽误了事情谁负责呢?甄可昕心想,你谈工作倒好,让我也跟着受电话骚扰,还让不让人睡安稳觉?一赌气,她便索性到另一间平时用作客房的卧室去睡了。
  最近一段时间,沈福天的电话的确太频繁,而且差不多每个电话都跟三峡工程有关。包括跟三峡工程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消息,都不断地通过电话传递到他的耳朵里来。比如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他主持的那个“一百五十米方案”啦,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示,三峡工程将于一九八六年动工啦,等等,就在几天前,李副部长还半夜里打来电话,告诉他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四川和重庆方面对“一百五十米方案”不满意,提出了一个“一百八十五米新方案”,目的就是为了让“万吨巨轮直达重庆”。“沈工,他们这个方案跟你不谋而合,看来你一点也不孤立嘛!”李副部长在电话那头说,“不过,这个方案提出后,我担心会节外生枝,使事情复杂化,给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提供靶子,使中央已经作出的决策又放缓下来,所以,很难说是福是祸啊……”接完电话,沈福天反复琢磨着李副部长的话,心里真的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总算有人公开表达跟自己一致的意见了,忧的是万一被李副部长言中,就得不偿失了。
  这天夜里的电话是窦松柏从武汉打来的长途。“福天兄,告诉你一个消息,雒越崎到武汉来了。”刚听到这句话,沈福天有些哭笑不得。心想雒越崎到武汉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深更半夜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这个消息吗?于是,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以表达自己被搅了瞌睡后的不满。窦松柏马上感觉到了,随即提高声音说:“你先别打哈欠!这雒越崎带着一百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其中还有你的那位妻兄甄垠年,打着三峡工程考察团的名义,一到长江委就四处找人调查研究开会,而且专门征求对于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过两天他们还要去三峡实地考察。真是来者不善啊!我还没有把这消息告诉裘主任,他现在病情很不稳,我怕老头子万一上火……”
  接完窦松柏的电话,沈福天在书房呆了好长时间,脑子里乱糟糟的。雒越崎四十年代当过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副主任,曾经是沈福天和甄垠年的上司。沈福天记得,五十年代,雒越崎是明确表示支持兴建三峡工程的,有一次,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水利建设规划会议上,沈福天正好坐在雒越崎旁边,雒越崎还特意跟他聊了几句,说沈福天同志,当初国民政府请切瑞尔博士来帮我们建三峡大坝时,资源委员会的冼轩童局长向我竭力推荐你,那时我还不晓得你是甄超公的乘龙快婿呢。遗憾的是,国民党太腐败了,光顾着打内战,让切瑞尔和你们白忙了一场,想起来我还感到遗憾哟。他还说你跟甄公子垠年纵论三峡工程,真是后生可畏啊。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沈福天听了,连忙表态说雒老您放心,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这次我们一定会搞成的!上次在岳父甄超然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雒越崎也出席了,沈福天本来想上前跟老前辈打个招呼的,可当他看见雒越崎主动拉着甄垠年的手,聊得那么亲切和热络,而对同样是甄超然亲属的他却像不认识一样,便知趣地止步了。
  雒越崎此次带着那么多政协委员南下武汉去收集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其中还有五十年代就曾以反对三峡工程博得过大名,也遭受了大祸的甄垠年。沈福天似乎嗅到了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他想起妻子甄可昕的话:“为了那个劳什子大坝,你们俩像仇人样吵了几十年,到底还有完没完?”
  然而,这难道仅仅是他和甄垠年之间的事吗?
  
  第二十一章
  
  一
  
  说起来,雒越崎跟甄家还是世交。三十年代,雒越崎在同济大学当教务长时,跟甄超然过从甚密,经常去甄公馆,两个人一壶红茶坐半天,谈的也都是实业和教育救国之道。甄垠年礼拜天从江河大学回到家里,不止一次地见过雒越崎,对这位一会儿穿长袍马褂,一会儿又是西装革履,讲一口难懂的温州话,看上去像个前清遗老的长辈印象颇深。后来在重庆,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甄垠年,又在父亲的推荐下,到雒越崎任副主任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供职。国共内战爆发后,雒越崎离开重庆到了香港,负责资源委员会的海外事务,全国解放前,因策动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的起义,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嘉奖。五十年代,雒越崎当过煤炭工业部的副部长和水利部的顾问,还兼任过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反右期间,雒越崎划为右派本来也是铁板钉钉了的,可就因为他一直支持三门峡和三峡水库,毛泽东主席便在一份拟定右派分子的名单中把他的名字勾掉了。对这些高层政治内幕,甄垠年原本不可能知道,这都是听父亲甄超然告诉他的。父亲说,你雒伯伯这人在政治上一向很精明,解放前他本来想借道香港去台湾的,临走之前,他还想邀我一起赴港,我却反过来劝他别走,结果不欢而散。没想到后来他成了起义的功臣。
  
  甄垠年很少听父亲议论自己的同辈人,何况那时反右运动还刚开始,他很难揣摸父亲说这些话的真实用意,连是褒是贬也不大分辨得出来。因此,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雒越崎一改过去的立场,几次在政协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并亲自率领政协委员组成的考察团,赴武汉和三峡进行调查时,甄垠年心里一下子真不大容易转过弯来。
  那次,甄垠年因忙于为自己的研究生辅导毕业论文,原本没有打算去武汉的。但雒越崎在政协的一个专门会议上点了他的将,散会后还特地把他拉到一边,说垠年啊,五十年代你以一人之力,不惜同你的那位妹夫沈福天闹翻,硬是把三峡工程推迟了整整二十多年,现在我们还指望你再次挺身而出,把它往后再拖二十年呢,果若如此,你就真正成为民族的功臣了!甄垠年说世伯过誉了,我一个人哪里有这样的能耐?况且,对于三峡工程,二十年前我是什么态度,现在仍然还是什么态度,决不会因时因地的改变而改变,参不参加考察团无关紧要。说罢,竟扬长而去。
  回到家后,甄垠年感到有点后悔。雒越崎毕竟是跟父亲交往甚笃的长辈,自己的行为实在显得莽撞、失礼了,像年轻人那样率性而为,如此不成熟。他想,父亲甄超然当初不只一次地批评过自己身上的这种毛病,我现在也是年近花甲的人,处事待人却并没有多少长进。甄垠年深感愧怍,自责不已。但他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他收到了雒越崎的一封信。
  垠年世侄:在三峡工程这件事上,老朽过去深陷迷津,远不及世侄清醒勇敢也。但从认识论上讲,人对真理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有时甚至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又,古人云,此一时彼一时也。我过去赞成和现在反对并不矛盾,那时赞成有赞成的理由,现在反对亦有反对的理由。按常理,我已年逾古稀,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逞能和凑热闹了……适逢邓公复出,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今三峡工程再次被列入国家建设计划,我等岂能作壁上观?故老朽才甘冒被后人讥以朝秦暮楚的骂名,斗胆出来奔走呼号,非为自己,乃为国家也……
  在信的末尾,雒越崎还附了一首诗《三峡工程有感》。读完信和诗,甄垠年心里释然了许多,既为雒越崎的长者风度,也为其中的某些观点。这么一想,他觉得如果再拒绝参加政协考察团,就实在显得小气了。
  参加考察团的政协委员中除了甄垠年这样的水利科学家,还有气象水文土壤学以及防洪和移民问题等方面的专家,可以说汇集了对三峡工程最具发言权的权威人士。从武汉一回到北京,雒越崎就抓紧组织撰写一份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三峡水电工程暂缓上马的意见书》,并再次点将让甄垠年主持起草。这一次,甄垠年没有推辞。《意见书》的重要观点大都是二十年前的,只是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而且由于综合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与他在二十年前的反对意见相比,不仅篇幅和内容增加了许多,其分量和丰富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甄垠年把厚厚的《意见书》交到雒越崎手上时,显得很没信心地说:“世伯,水利部提交的三峡工程建设报告已经在国务院获得通过了,你真的相信就我们这几个人的意见能扭转乾坤么?”
  雒越崎抚了一下雪白的长髯,意味深长地说:“垠年世侄,现在不是二十多年前了,这是颗重磅炸弹,爆炸起来,一定会比当年你引爆的那颗小手榴弹威力大得多啊……”
  
  二
  
  这时候,甄垠年已经住进了小九栋七号。
  小九栋是二、三十年代清华专门为几名国宝级的大教授建的住宅,远离行政区和教学区,由九栋单门独院、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构成,每栋小楼间隔一百米,绿树掩映,错落有致,环境十分幽静。据说,入住“小九栋”需经过校务委员会批准,第一批入住的有王国维、梁启超、罗家伦、梅贻琦、陈寅恪、龚昱之、马约翰等人。一开始并没有陈寅恪,是校长梅贻琦将自己的入住名额让给他的。那时,陈寅恪刚从国外被聘到清华国学院任教不久,名声和资历都还不足以服众,一位自以为比陈寅恪更有资格的教授找到推荐陈寅恪的梁启超,不服气地问:陈先生是哪国的博士?梁启超答: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对方问:他有何著作?梁启超答:他也没有著作。对方不解地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梅校长为何对他如此厚爱,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小洋楼让给他呢?梁启超笑曰: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硕士,著作倒可称等身,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数百字有价值。如果清华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那个教授听了脸红耳赤,讪讪而退。这段掌故经过几代人口口相传,在清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甄垠年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就对清华先贤崇尚真才实学、尊师重教的风气肃然起敬。那时他才三十多岁,刚到清华任教,称得上青年才俊,留美博士和水利学家的头衔更是光彩照人,也有足够的理由骄傲。但自从他听说这段掌故后,就无论如何也“骄傲”不起来了。
  现在,甄垠年身上又增加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头衔,并且住进了他仰慕的那些前辈学者曾经住过的小九栋。但甄垠年仍然“骄傲”不起来,当学校房管部门把小九栋的钥匙交到他手里后,还一拖再拖,迟迟没有搬过去。他似乎已经在那套两居室的单身公寓里住习惯了,如果让自己搬进小九栋,一个人住着上下两层的房子,空荡荡的,打扫卫生也得花半天的,弄不好还要雇个保姆什么的,这岂不是太浪费、太奢侈了?他甚至提出想把房子让给别人,但学校后勤部门的负责人不同意,说这是学校规定您应该享受的待遇,别人想住还没有资格,您要是嫌搬家麻烦,我们帮您叫个搬家队,半天工夫就搬完了,您要是不搬,后面的人怎么进来住呢?我们总不能让一个年轻轻的讲师去住小九栋吧!
  实在拗不过去,只得硬着头皮搬家。但甄垠年没有让后勤部门给他请搬家队,星期天叫了自己的几名研究生,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家搬了。
  这幢楼大大小小一共六间房,楼下三间,客厅、客房或保姆房,厨房和储藏室;楼上也是三间,两间卧室和一间书房,房子的风格跟甄垠年以前住的那幢单身公寓一样是欧式的,质地也很不错,连木地板和墙上的镂花灯饰也完好无损,只有寥寥几处油漆脱落的痕迹,看上去全然不像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建筑。
  小九栋七号的第一位主人是国学大师赵元任,后来的几十年,政局频乱,时光荏苒,连清华的房管部门也弄不清楚这幢房子的主人究竟更迭过多少次了。倒是对面的六号楼,从三十年代起,被誉为中国现代水利学之父的龚昱之,一直住到六十年代末他去世为止,现在的主人则是清华大学现任的副校长。早上七点半钟,总有一辆来接送副校长上下班的银色伏尔加轿车准时停在六号楼下,司机按一下喇叭,身穿中山装、胳膊下夹着公文包的副校长便步履匆匆地从楼里走出来,钻进车内,伏尔加屁股后面冒出一股烟,沿着小楼间那条浓荫覆盖、刚好能容得下一辆小汽车通过的卵石小道,轻捷地开走了。
  每次看到这幅场景,甄垠年脑海里便浮现出已经辞世多年的龚昱之的影子来。他想,要是龚老先生还在世,能与他为邻该多好啊。
  刚搬进小九栋七号时,甄垠年的确有些不习惯。尤其是晚上,他一个人从楼下走到楼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四下里静得出奇,除了自己的脚步声还是脚步声,影子孤零零地尾随在身后,像一只忠实的狗寸步不离地跟随着它的主人。整座房子显得那么空洞,而甄垠年觉得,比房子更空洞的是自己的心。按说,到了他这个年纪,已经不会太害怕孤单和寂寞了,但现在,这幢比庙宇还要空旷的居所,使他真正体验到了孤独和寂寞的滋味儿。有那么几天,甄垠年几乎完全沉浸在回忆里,许多消逝已久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占据了他的脑海,不,是占据了这幢空荡荡的二层小楼。他们忙忙碌碌地从一楼走到二楼,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使房子里变得嘈杂热闹,人满为患。这当然是一种幻觉。此时的甄垠年完全变成了一个伤感的老人。他甚至在晚上睡觉之前,取出多年没读过了的英文诗集,看到他熟悉的英国诗人叶芝的诗句:“梦想那早年的欢乐,最终会在爱中结束。”忍不住心里一颤:我欢乐过吗?或者说,我真正爱过吗?
  
  甄垠年已经不上本科生的课,他除了带研究生,主要精力忙于自己的著述和研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连报纸、邮件、文件和会议通知都是他的研究生兼助手师晓晓给送到家里来的。
  前段时间,系里决定给甄垠年配一名助手,原本是要在青年教师中物色的,可在征求甄垠年本人意见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生师晓晓。这让人多少有些意外。师晓晓是从华东水利电力学院考来的委培生,按规定,毕业后得回原单位工作,但她如果担任甄垠年的助手,就算留校了。这当然需要费一些周折,还要看师晓晓原来的单位是否同意。但既然甄垠年教授看中了她,系领导又不能不尊重。作为新任的中科院学部委员,甄垠年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别说系领导,就是校领导也对他尊敬有加。事情就这样定了。
  
  三
  
  师晓晓刚完成论文答辩,马上就要毕业了,在甄垠年的研究生当中,师晓晓的成绩其实并不是很突出。她今年三十二岁,作为一个尚未结婚的女子,这个年龄委实算不上年轻了。但师晓晓平时给人的印象却并不像那种脾气古怪的老姑娘,性格文静、温和,说话细声细气的,笑起来也很少放开嗓门,总是抿着嘴巴,两边嘴角略微往上翘起,是典型的“浅浅一笑”。她的肤色白且细腻,仿佛没有瑕疵的丝绸,这样的肤色大概只有生长在南方的女子才有,让那些总是靠抹太多雪花膏来掩饰粗糙皮肤的北方女子自叹弗如,心生妒忌。但相对于姣好的肌肤,师晓晓的长相却算不上漂亮,比如颧骨太凸出了,跟她的瓜子脸配在一起显得不够协调;再比如她的鼻子有点儿尖,使整个面庞显得不是那么柔和;还有,她的身材也过于单薄,单薄得不像她所处的年龄,倒像一个刚刚跨进大学门槛的大一学生。总之,师晓晓称不上那种足以为自己的相貌而骄傲的女子。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她少了许多姑娘身上都有过的那种张扬、虚荣的毛病,而显得沉静、内敛和丰富起来。她甚至很少刻意打扮自己,穿的衣服也总是那几种款式和颜色,比如夏秋两季,她身上的衣裙除了白黑两色,从没见过大红大紫的。上课下课时都是如此。有时候,她胸前抱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一身缟素,目不斜视地走进图书馆和教室,那样子真会让人想起外国电影里见过的十九世纪那些刻板乏味的教会学校女生。
  当然,认识师晓晓的人都知道她一点也不刻板乏味,比如在同学聚会或研究生会举办的文艺活动中,她唱的《茉莉花》差不多成了最亮丽的风景,每次都作为保留节目的。
  作为导师,甄垠年有时也被邀请去参加研究生们的聚会。师晓晓每次唱那首江苏民歌《茉莉花》时,他总是微微闭着眼睛,一边倾听,一边在膝盖上打着拍子,那副专注陶醉的神情,仿佛喝醉了酒似的。如果哪一次少了这首歌,他便拖长声调问一声,师晓晓呢,来一首《茉莉花》嘛!如此一来,研究生们都知道了导师的喜好,便心领神会地把师晓晓唱的《茉莉花》当成了每次聚会的保留节目。
  其实, 甄垠年之所以喜欢听师晓晓唱《茉莉花》,并非仅仅是由于她唱得好,还因为这是一首江苏民歌。自从少年时离开南京后,甄垠年几乎就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出生地。每每听起来,总能在他心底唤起一股浓浓的故土情愫。师晓晓是江苏扬州人,而甄垠年的生母薛氏也是苏北人。
  是不是因为这个,甄垠年才点名让师晓晓留校当自己的助手的呢?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
  师晓晓每天都要来小九栋七号,跟上班差不多,除非甄垠年这天外出开会不在家。每次来,她总要给甄垠年带来一些报纸、邮件、文件以及会议通知,或者是导师头天让她去图书馆查阅后复印的学术资料什么的,鼓鼓囊囊的,拎了一大包。走的时候则轻松了不少,最多是几封要到邮局去发的信件,有时甚至会空手而去。师晓晓一般上午九点多钟来,既不提前,也不延迟。比闹钟还要准时,如果来早了,习惯于晚睡晚起的甄垠年教授也许还没有起床呢。甄垠年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习惯看一会儿报纸,处理一下来往信件什么的,如果师晓晓不能及时送来报纸或邮件,甄垠年这一天说不定也迟迟进入不了工作状态。
  师晓晓每次来小九栋七号,逗留的时间或长或短,少则一刻钟或半个小时,把东西送到后,充其量帮主人简单地打扫一下卫生,烧上一壶开水,然后带上导师新交办的事情就离开了。也有待得更长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只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甄垠年需要就学术上的某个问题跟自己的研究生兼助手商榷、讨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师晓晓主动留下来,帮助导师打理家务活儿。
  甄垠年刚住进小九栋七号时,最发愁的是给上下两层六个房间打扫卫生,或者说怎么把它拾掇得像个样子来。这对于过了大半辈子单身生活的甄垠年(如果把在榔树坪度过的那段日子不算)来说,显然比完成一篇复杂的论文还困难。实际上,在他的研究生兼助手师晓晓眼里,这座被人视为一种身份和地位象征,并且从外面看上去颇有些森严气象的小洋楼,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有其表而已。且不说整个房子里几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毫无章法和品味,根本不像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住所,就是普通人家应该有的那种干净整洁和井井有条也谈不上。这对从小喜欢精致考究生活的江苏姑娘师晓晓来说,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她鼓起勇气开始了对这座杂乱无章的房子及其主人的生活的改造。这当然不是她作为助手的分内工作,有点类似于志愿者,甚至没有经过导师的正式授权和认可,因此是悄悄地,不动声色或循序渐进的。首先是将那些随意扔放的东西各归其位,包括衣服、鞋子,洗漱器具,衣柜和书柜自然是在重点整治之列,几十年来,甄垠年教授的私人藏书已不下万种,但他从来都是随意摆放在书橱里,毫无头绪,光是将它们按语种、按学科分门别类排列下来,就让师晓晓费了不少的时间。甄垠年有个从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喜欢把某件物品比如照片或明信片夹在书页间,时间一长,他自己也忘记放在哪儿了。因此,师晓晓整理藏书时,常常会看见那些夹在书里的明信片或照片。比如有一张英文明信片的背景是胡佛大坝竣工十周年的首日封,那还是甄垠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期间,苏珊小姐寄给他的,距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上面的字迹都模糊不清了。还有一张照片,是倪爽的半身黑白肖像照,摄于北京大光明照相馆,时间为五十年代中期。那时正是甄垠年和倪爽的第二次热恋期,照片上的倪爽身穿灰色的列宁装,面庞丰满、洋溢着明媚的笑容,有一次,甄垠年陪倪爽去照相馆取照片,趁机索要了一张,他还半开玩笑地说,大光明拍的照片不错,我们以后照结婚照也来这儿吧!党的高级干部倪爽听到大学教授甄垠年这句大胆的话,破天荒地红了脸。但这最终成了他们两个人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这张肖像照也成了甄垠年珍藏的倪爽的唯一一张照片。师晓晓觉得,照片里的女人真美,像她喜欢的电影演员谢芳,《早春二月》中的那个谢芳。她还看到过一张从书里掉下来的照片,那是甄垠年与合欢、小爽母子在一起照的全家福,也是他在榔树坪生活近二十年的唯一见证。看到这些明信片和照片,师晓晓仿佛无意中偷窥了别人的隐私,感到一阵紧张。尽管把那些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回了书里,可当她面对着甄垠年时,仍然有些心虚。很久以后她才知道,正是通过这些无意中看到的明信片和照片,她提前走进了导师的生活……
  对于这一切,甄垠年几乎浑然不觉。而就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他的生活已经被悄然改变了。
  变化是从细节开始的。比如除了书籍的摆放秩序,还有洗过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衣橱里,以及原来总是蒙着一层灰的地板渐渐变得光可鉴人,餐桌和茶几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一只手工编织的精巧果盘或碗垫,客厅进门处墙壁上漂亮得像工艺品的挂衣架,以及窗台上一盆清香四溢、还闪烁着水珠的吊兰……很显然,这些充分体现出女性生活趣味的日常家庭装饰,使原来像个仓库的小九栋七号变得日益富有生活气息,有了一种温暖和温馨的情调。直到有一天中午,当甄垠年放下工作,从书房里走出来,下到一楼,准备进厨房给自己做“西餐”时,突然看见餐桌上热气腾腾,一股香味儿直往鼻孔里窜,而他的研究生兼助手师晓晓腰里系着围裙,一副家庭主妇的打扮,白净的额头上冒着亮晶晶的汗珠,微笑地望着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师,别整天吃你的‘西餐’了,尝尝我的手艺吧!”
  
  甄垠年满脸愕然,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嘟哝道:“我还以为你早就走了呢,什么时候做了这么一桌菜……”
  
  四
  
  暑假期间,甄垠年以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访了一次美国。这是他时隔三十多年之后第一次重新踏上美国的土地。
  根据事先拟定好的行程,中国科学家与美国同行们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有两场学术交流活动。普林斯顿大学是甄垠年取得博士学位的母校,所以美方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学术报告。由于这个安排是临时增加的,需要得到代表团领导的批准。经过协商,领导算是基本同意了,但提出让甄垠年将报告稿交他们审阅。甄垠年准备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的河流:治理与保护》,其中的主要观点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他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可直到学术报告会前一天,代表团领导还没有将报告稿送还给他。甄垠年有些沉不住气了,主动去找代表团领导。
  代表团团长是一位物理学家,和甄垠年年纪相仿。见甄垠年找上门来,他又是请坐又是打电话叫服务生送咖啡,像是招待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边满面笑容地王顾左右而言他地东扯西拉,说普林斯顿的校园比北大清华不知强多少倍,你老兄当年能在这儿求学可真是有福气。生性敏感的甄垠年看出他是故意转移话题,便不客气地说:“你就别给我绕弯子了,那篇报告稿你看完了吧,意见如何,请直说吧!”
  团长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停顿了片刻,才说:“本来我也正要去找你谈话的,既然你来了,我也只好明说了。那篇报告稿,我和两个副团长都传看了一遍,今天下午,我还向国内有关负责同志作了专门的电话汇报,国内的意见是取消这场学术报告……”
  甄垠年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提高声音说:“为,为什么?”
  “你别激动,请坐下说,坐下说么。”团长和颜悦色地摆摆手,“报告稿中涉及到三门峡和三峡工程,你虽然是从学术角度谈这个问题,但鉴于目前西方国家围绕这两项工程对我国提出了许多别有用心的指责,国内的领导同志认为,你作为当事人之一,在国外做这个学术报告是不合适的,弄不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在报告中删掉关于三门峡和三峡工程的内容。”
  “这、这不等于取消了学术报告本身的价值么?”甄垠年再次提高嗓门,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转达组织的决定。”团长声音不高,但听上去很有力量,“甄垠年同志,你是有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们对你是尊重的,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希望你能够顾全大局……”
  甄垠年听到这句话,原本气愤得不能自制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他努力克制着自己,过了好一会儿,才艰难地吐出一句话:“学术报告的海报已经张贴出去了,听说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也要出席报告会,如果取消,造成的影响你们想过么?”
  “这个么,我们已经向美方及普林斯顿大学解释了。”团长微微一笑,“你就放心吧。”
  既然如此,甄垠年觉得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多余了。
  由于学术报告的意外取消,甄垠年的心情一下子被破坏了。后来的几天,他一直郁郁不乐,直到遇见苏珊。
  说是“遇见”其实不准确,是苏珊到代表团下榻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内旅馆找到甄垠年的。
  距上次两个人在北京见面,又过去了十多年。当甄垠年第一眼看到苏珊时,觉得她也老了,和十几年前相比,变得像个老太太了。尽管她仍然像年轻时那样仍然穿着牛仔裤,脸上的皱纹也并不见多,可脖子上的褶子太显眼了,不是么,他们俩都已经六十多岁啦。
  在一家校内咖啡馆里,两个人相向而坐。这样的情形太容易让他们想起当年结伴考察密西西比河时在新奥尔良度过的时光。苏珊现在是新奥尔良大学的教授。“一周前我就从报上看到了你访美的消息。这几天美国的报纸上到处都能见到关于你的报道,称你是中国环保主义的先驱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她兴奋地说,“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你差不多快成为一个英雄了。”
  甄垠年心里一跳,警觉地皱起眉头,嘀咕道:“这不是把我架到火坑上烤么?难怪他们取消学术报告的……”
  苏珊没听清,“你说什么?”
  “没、没说什么。”甄垠年支吾道,转了个话题,“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一点没变,这几天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回忆起当年和莫里斯教授在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问题时的情景,觉得就像在昨天一样。”
  “莫里斯教授在世时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在美国见到你,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苏珊说着,点燃了一根香烟。看见她吸烟时那种老练的姿势,甄垠年一时想不起来她年轻时是不是也吸烟的。
  “噢,我昨天去莫里斯教授的墓前看他了。”
  “你是应该去看看他。你可曾经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啊。”苏珊说,透过薄薄的烟雾看着他。甄垠年觉得,苏珊的眼睛倒没有显老,还是像从前那么明亮、洋溢着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活力。
  这当儿,苏珊突然问了一句:“垠年,你还是一个人吗?”
  这么多年,虽然两个人天各一方,但苏珊始终在关注着自己。想到这儿,甄垠年心里有些感动。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想起自己的研究生和助手师晓晓,不知怎么脸微微红了一下。
  苏珊注视着甄垠年的脸,仿佛窥见了他心里想着什么,“垠年,以你的魅力,是不会缺少女人的。如果我还年轻,一定会追求你。呵哈,你觉得我这样说是不是很可笑?”
  甄垠年有点儿发窘。他仿佛又看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青春洋溢的女讲师苏珊。他一阵恍惚。
  “如果可能,我真希望我们能再次结伴走一趟密西西比河。”苏珊这句话一点也不像开玩笑。
  “我也很希望有这样的机会。”甄垠年说得也很诚恳,“不过,这次是不行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想到被取消的学术报告,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说,“我没有这种自由。看来只能指望下一次了。”
  苏珊目不转睛地望着甄垠年,说:“难道还会有下一次么?”
  甄垠年回答不上了。他再一次失语了。
  
  五
  
  甄垠年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三天,一大早,他还没有起床,便接到了侯岩的电话。两人平时联系很少,现在突然来电话,让他颇有些意外。
  “垠年兄,你们炮制的那个《意见书》把中南海都震动了,威力可真不小啊!”劈头盖脸的一句话,让睡意未消的甄垠年悚然一惊,还以为惹了什么大祸,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但侯岩随后告诉他的消息,又足以让那颗怦怦直跳的心复归原位了。“小平同志对《意见书》十分重视,专门作出批示,‘三峡工程不能草率从事,只有当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后,才能开工。’他还责成国务院组织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召集各方面的专家,特别是社会各界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对方案进行广泛的讨论……小平同志还特意问了你和雒越崎的情况。他对你的大名一点也不陌生。他说一个水利科学家几十年始终单枪匹马地坚持反对建三峡工程,实在需要勇气啊。他还问雒越崎先生以前不是赞成建三峡工程的吗?现在突然掉过头来,杀回马枪,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建议把他们的意见书印发给每一位中央委员看看,甚至不妨登到报纸上,今后,凡是国家的重大事情,都要尽可能地让人民群众知道,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侯岩像传达圣旨那样一口气说下来,“垠年兄,这算不算是好消息呢?”
  此时,甄垠年完全清醒过来了。“当然,当然算!”他捧着电话直点头。“前几天,《光明日报》的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五七年三峡论争的回忆文章,我算什么呢,充其量只是一个旁观者罢了,所以我就让他们找你来写。”侯岩说,“当时你是辩论的主角嘛,而且这场论争说不定会比五七年更激烈,主角看来也非你莫属,这篇文章你不写谁写?”侯岩已经退居二线,虽然还是中顾委委员,又担任着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但说话行事的风格已与过去明显不同,少了些官气,也比过去敢说话了。而且经常给报纸写一些文章,大都是关于他亲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和回忆,甄垠年曾看过几篇,文笔很老练。但此刻,他对写文章的事可没什么兴趣,满脑子都是侯岩刚才“传达”的邓小平那些话,他突然问了一句:“雒老先生知道这消息么?”
  
  侯岩正关心文章的事情,大概一时没听清楚,甄垠年在电话里又重复了一遍,他才说:“我昨天晚上就告诉他了,你猜怎么着?老先生一高兴,竟然心脏病复发,送到医院去了。”
  甄垠年轻轻哦了一声。原来如此,难怪这样重要的消息,雒越崎怎么没打电话告诉他呢。
  甄垠年刚吃完简单的早餐,师晓晓就准时走进了小九栋七号。她双手捉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鳊鱼,玩魔术似的在甄垠年面前晃了晃,说:“老师,今天中午吃清蒸鳊鱼吧?”每天早晨来小九栋七号之前,顺便到菜市场点儿菜带过来,给甄垠年做一顿午饭,已经成了师晓晓的例行“公事”。
  “今天我要去医院看雒老先生,不在家吃午饭。”甄垠年说,他瞟了师晓晓一眼,见她愣怔着,似乎有些意外,便又补充道,“先用水养着吧,晚上吃。今天的午饭改在晚上,好不好?”
  师晓晓迟疑了一下,说好呀,就怕这鱼活不到晚上,死鱼比活鱼的味道差多了。甄垠年说没关系,你的手艺那么好,死鱼能做出活鱼的味道。师晓晓觉得,今天导师的心情不错,这从他跟自己说话时的表情看得出来。
  师晓晓当然不会想到,从这天开始,甄垠年教授平静的书斋生活就要被打破了。因为不久以后,随着三峡工程的论争从专业的水电领域向公众延伸,逐渐演变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全国人民都呼啦啦一下子关心起了三峡工程,而甄垠年也因此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人物。他隔三差五地被邀请参加三峡工程的论证和研讨会议,一遍又一遍地阐述他从五十年代起就反复表明过的那些观点。二十多年前,正是这些观点差点儿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而现在,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被当作三峡工程“反上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每句话都会引起同行专家学者乃至普通公众的热烈讨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似乎都形成了一股以他为中心的强大的舆论漩涡。至于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们,更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了甄垠年的身上,只要他的身影出现在会场上,总有一批记者争先恐后地围拢过来,扯开嗓门提出无数的问题,从学术到政治,从历史到现实,从他的父亲甄超然到他早年的留美生涯,再到他被打成右派后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活,甚至包括他的个人隐私在内,都成为了记者们采访和打探的对象。有一段时间,随便翻开哪份报纸,都能见到几篇关于甄垠年的消息或文章。在公众眼里,甄垠年变成了一个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大明星。
  甄垠年算是尝到了当“明星”的苦楚。每次从外面回到小九栋七号,他都像打了一场恶仗那样精疲力竭,真想隔绝跟外面的所有联系,躲在家里过几天清静的日子。可现在这也成了一种奢望,每天总是不断有电话找他,不是邀请他出席这样那样的会议和社会活动,就是联系采访事宜的记者。到后来,为了躲避电话铃干扰,甄垠年索性把电话机移到楼下,每次有了电话,都让师晓晓去接,并作了交代,凡是记者的电话就说他不在家。
  有天上午,甄垠年正在书房为即将召开的科学院学部委员年会准备发言稿,师晓晓上楼来,说有人打电话找他。甄垠年头也没抬地问是谁,师晓晓犹豫了一下,说是一个记者。甄垠年皱起眉头,有些不悦地说晓晓,我不是跟你讲过,记者来电话就说我不在家么。师晓晓说她叫沈如月,是您的外甥女。
  甄垠年只好站起身来,往楼下走去,他刚拿起电话,就听见了外甥女如月的声音:“舅舅,我听不少同行说,他们想采访到您简直比登天还要难。要是我想对您做一次采访,您会拒绝吗?”
  如月的话听起来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但甄垠年现在一听到“采访”这两个字就烦,所以没等如月往下说,就不耐烦地道:“我现在看见记者就想躲,你这孩子凑什么热闹嘛!”
  说完,啪的一声搁下了电话。
  
  六
  
  如月想采访舅舅甄垠年,的确不是开玩笑,而且还是杂志社领导交给她的任务。
  为这事儿,社长东方萱专门找她谈了一次话。
  东方萱主要负责杂志社的行政和人事,并不管发稿编稿上的事情,跟一般的编辑记者们很少打交道,但对如月却是个例外。这并非因为如月现在是杂志社的业务骨干,而是因为东方萱跟甄垠年的关系。
  我是看了你的档案才知道,甄垠年是你的舅舅,你跟你舅舅长得挺像嘛!我怎么认识你舅舅的,哦,我们五十年代就是老熟人啦。以后你就叫我阿姨吧,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谁让你是我老朋友的外甥女的呢……东方萱第一次对如月谈起甄垠年时那股亲切和热络劲儿,仿佛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外甥女,让如月觉得自己攀亲拉关系似的,怪不好意思。起初,她并不清楚东方萱和舅舅甄垠年究竟是什么样的“老朋友”,后来才知道她是云少游的前妻。如月曾经听舅舅谈到过云少游,那可是他青年时代结识的患难之交。渐渐的,如月也知道了这位半途中杀出来的“阿姨”的一些情况。东方萱现在的丈夫是一位老干部。据说老部长不仅对比自己小二十来岁的东方萱宠爱有加,而且爱屋及乌,对东方萱和云少游生的儿子也关怀备至,从上学到毕业后的工作,都照顾得十分周到。也许正是因了老部长阳光雨露的滋润,许多人都能感受到东方萱身上焕发出的那股充沛的工作热情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压根儿不像是一个到了更年期的五十多岁的女人,身上的打扮总是显得那么亮丽入时,像演员更换戏装一样频繁,每天让人产生眼睛一亮的感觉,精气神十足,透露出一股舞台味儿。杂志社不少年轻姑娘都觉得自叹弗如,私下里给她取了一个绰号“文工团员”,取这个绰号,大概是因为东方萱年轻时当过文工团员,并没有什么贬义,但也很难说是一种褒义。
  东方萱把如月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聊起来就没个完。其实也算不上聊天,大都是她一个人说,海阔天空的。如月听得最多的是她当年在东北野战军当文工团员的经历。那时候我才多大,十七八岁,头上扎两根小辫鬏儿,正在东北大学国文系念书,喜欢唱歌跳舞,赶上解放军招收文艺兵,我就顾不上念完大学,也不管家里人反对,毫不犹豫报名参军了。后来,我还差点儿进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呢。东方萱每次谈起这段革命经历都眉飞色舞的,脸上流光溢彩,仿佛自己还是那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谈到兴头上,还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相册,翻出几张当文工团员时的照片给如月看。尽管是黑白的,且颜色泛黄,斑斑驳驳了,但依然能够让人领略到那种咄咄逼人的青春和美。如月想到一本小说的名字《战火中的青春》。她还想起了一个人:倪爽阿姨。在同样美丽的容貌下面,如月寻找着她们之间的异同点,但除了同样来自于那个充满血风腥雨的战争年代,她们俩的性格、经历和命运多么不同啊。
  您真漂亮。如果当初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没准会成为王晓棠和于蓝那样的电影明星呢!如月说,多少有点儿奉承的味道。但东方萱却当真了。可不是,大导演郑君里有一次见了我,还一个劲地替我遗憾呢。她说。刚解放那会儿,咱们国家缺文化人嘛,我大学念的是文学,创办《中国青年报》时,组织上就把我调到报社,当起了编辑记者,一直干到现在,总算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吧!当然,如果不是十年浩劫,我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一些。整整十年哪,正是干工作的大好年华,我也被林彪、“四人帮”害苦喽!东方萱痛心疾首。如月,你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我家老头子上个礼拜陪我在王府井买的,颜色是不是嫩了点儿?还有这腰身,唉,不行喽,老喽,不能跟你们年轻人比喽,穿什么都好看呀!东方萱欷歔不已。当然,她也不总是聊这些女人们的琐碎事情,毕竟是领导干部嘛,干了几十年新闻工作,有时也会聊有一些宏大的话题。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环境不错,文化界、知识界的步子迈得很快啊,知识爆炸嘛,一天不学习不吸收新知识新观念就会落伍呀,我们这些办杂志的,更是要时刻紧跟时代的步伐,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能办青年刊物,眼光就只盯着爱情婚姻之类,卿卿我我的,也需要及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对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青年就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嘛。东方萱阿姨说这话时同样眉飞色舞,让人觉得她不仅在生活上有所作为,在工作上也是希望有所作为的。
  
  如月,你应该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不能满足现状啊。东方萱的话题从党的总书记突然转到如月身上,这个弯儿拐得实在太急了些,让如月一下子很难跟得上趟。怎么才能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和不满足现状呢?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没有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写入党申请书?或者是……如月一时有些迷糊,把目光投向东方萱,有那么点儿请她指点迷津的意思。东方萱微微一笑。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文笔不错嘛,我看你不仅是个优秀的编辑记者,还是块当作家的料呢。那个黄宗英,以前是个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现在也成了作家,她那篇《大雁情》我看过不知多少遍了,每次都流泪呢!如月,我看你的文笔就一点也不比黄宗英差。你为什么不写点报告文学呢?我们这个时代真是英雄辈出啊,各行各业涌现出那么多先进人物、典型人物,等待着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去大显身手。东方萱循循善诱地说。你身边就有个人物值得你去大书特书一番呢!如月听了再次一愣:谁?您说谁呀?还有谁,你舅舅甄垠年啊!东方萱认真地说,一点也不像是开玩笑。你舅舅现在可是个大名人呢,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就他一个人对三峡工程说不,先后两次上书中央领导人,真是不简单呐。现在国内外的媒体都围着他转,称赞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这样一个人物,别说写篇报告文学,就是写一本书也够份儿的,弄不好比《哥德巴赫猜想》的反响还大。这么好的素材就在眼皮子底下,我们可不能白白放过了!东方萱阿姨继续说。如月,我和你舅舅五十年代就认识了,算得上老朋友呢。当然,前几年我们之间闹了点误会,是因为我前夫云少游的一部手稿。可那时候政治气候还不是很宽松嘛,现在不同了,知识界有不少人开始为少游说话了,出版那部手稿的条件也成熟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你舅舅谈谈这件事儿,他和少游可是共过患难的挚友啊!
  聊天聊到这儿,似乎才渐渐接近了正题。东方萱的表情也变得郑重起来。“我得跟你舅舅好好谈一谈。”她说,“这样吧,如月,哪天你给你舅舅打个电话,约个时间,我们去拜访他一下,就当我陪你去采访,怎么样?”
  最后那句话,东方萱是笑着说的。可突然领受这么个任务,如月觉得自己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
  
  七
  
  甄垠年虽然撂了如月的电话,但他知道,外甥女如果真拿定了“采访”的主意,挡是挡不住的,自己总不能把外甥女拦在外面不让她进门。何况,一同来的还有她的领导东方萱。
  自从上次东方萱横插一杠子,从范晋那儿要走了云少游的手稿后,甄垠年对亡友前妻的印象算是彻底破坏掉了。他没想到东方萱是那么势利的一个女人,当初少游身陷囹圄,正需要身边亲人在精神上搀扶一把,渡过难关,可东方萱就在这时候离开了他,心地善良的少游自然不会有什么异议,甚至为了不让东方萱受牵连,主动提出离婚也未可知,但身为妻子,东方萱应该比谁都清楚丈夫多么需要她的支持啊。甄垠年想起那次少游带着手稿去榔树坪的情景,谈起离婚时一脸苦涩和无奈的样子。他还想,像少游这样充满哲人气质,对社会和人生都富于洞见的人,最终在那个劳改农场选择自杀,肯定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东方萱原本是能够拉他一把的,可她没有这样做。甄垠年并不是那种对过去的事情耿耿入怀的人。包括自己二十多年来所受的磨难,他也不像有些文人那样整天挂在嘴里,不停地写文章,翻来覆去就那么点事儿,却非要唠叨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不可。这是他最看不上文人的地方。他并不想去苛求别人,尤其是女人。然而,在东方萱对待云少游手稿这件事情,甄垠年却有点儿例外。他实在无法接受东方萱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
  既然成见已经形成了,便很难让甄垠年对东方萱的来访表现出欢迎的样子,哪怕是客气也装不出来。这一点,沈如月从一走进小九栋七号时就感觉到了。她没想到东方萱跟舅舅的关系会闹得这样僵,否则以舅舅平素的为人和涵养,是不会如此对待来访的客人的,尤其是一个曾经交往不浅的女性客人。
  但东方萱对甄垠年的冷淡似乎毫无察觉,或者察觉到了却不介意,如果真是这样,东方萱可就太单纯了,比十七八岁的姑娘还要单纯。可她说的话却又那么老练世故,满口社交辞令,让人除了洗耳恭听,都找不到适当的理由和机会去打断她。
  老甄,不,应该叫甄大委员,你现在既是政协委员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真正的大人物喽,我可不敢像过去那样叫你老甄啦。你是不是还在为前两年那件事儿生我气?为那么点儿事情,犯得着么?要是少游还活着,我还是你弟妹呢。再说,我不是正在将功补过嘛!最近为了少游那部手稿跑了不知多少出版社,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原地,老范决定出版了。老范说你即使不主动找我,我也会跟你联系的,就我看来,这部手稿集中了云少游在逆境中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反思,内容涉及到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领域,不少观点对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东方萱同志,如果不及时出版这部手稿,不仅对云少游本人,而且对中国的思想界都将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损失。老范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现在总算是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吧,老甄你说是不是?真该死,我叫习惯了,改不过来了!我跟老范商量过,还是把你那篇序言放在书里,你们是几十年的老友嘛,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你更了解他呢?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补充,毕竟过了几年,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呀。还有一个问题,老范可能已经给你通过气了,书出版后,要开一个新书首发式,叫座谈会也行,规格不能太低,最好在人民大会堂,或者政协俱乐部开,那些顾问和编委肯定要请到的,新闻界包在我身上了,政界和学界的那些头面人物是不是得由你亲自出面啊?最好有一位政协副主席出席。这不是搞排场,造点儿声势,对扩大这部书的影响有好处么,少游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留下这部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我们这些幸存者尤其是我,他曾经的妻子和战友,如果不能将他的思想发扬光大,对不起他啊!
  东方萱滔滔不绝、声情并茂,既像念台词,又像在发表演讲,说到动情处,还能看见她的眼眶里有泪花闪烁。甄垠年成了她唯一的听众或者观众,但这个观众似乎是个冷血动物,丝毫不为东方萱的激情表演所感动,而是无动于衷,像过去多少次那样,保持着孤傲的沉默。好几次,他蠕动着嘴唇,想打断对方,但都被他放弃了。
  是的,范晋,还有侯岩当然和我联系过,甄垠年想。他们甚至商量,如果东方萱仍然坚持不交出少游的手稿,出版社就索性绕过她直接出版。既然东方萱在云少游生前就离开了他,那么还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垄断和支配一个被她抛弃的丈夫的思想遗产呢?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补充,毕竟过了两年,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呀。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和动听!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觉得现在出版少游的手稿不仅不会受到什么牵连,而且还可能名利双收吗?当初我怎么没有看出那个天真可爱的文工团员日后竟然会变成这样精于计算的老练的政客或者商人呢?看来你真应该去当演员,而不是记者的!甄垠年的脸色越来越阴,差点儿当场提出把那篇两年前写的序言撤下来,可临到嘴边,忽然醒悟过来:我这是怎么了,为这样一个女人气昏了头脑,竟忘记了出版少游的手稿是自己多年来的夙愿,岂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于是,他再一次沉默下来……
  这一切,都被如月看在眼里。这可真的算不上一场愉快的谈话,整个过程中只有东方萱一个人在说,像是在演独角戏或者单口相声,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有时看见舅舅甄垠年那副僵硬的表情,仿佛随时要大喊一声,让东方萱住口似的。这使如月暗自捏了一把汗。毕竟,东方萱是她的领导,两个人如果发生了争执,或者不欢而散,真不是什么好事。可说到底,这两个人都是自己的前辈,一个是她的舅舅,一个是她的领导。况且他们谈的事情跟自己无关,有些话听了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的,所以再怎么也轮不到她插嘴的份儿。这样一来,如月反倒轻松了许多,可以把自己完全当成个局外人了。
  
  如月是第一次进舅舅的这个新家。他早就听妈妈说舅舅搬了家,而且是一幢别墅,可是一直没机会来,现在正好可以开开眼界。她从一楼跑到二楼,从厨房到书房,甚至连储藏间和卧室也没有放过,一路参观下来。一个人住一幢别墅,真奢侈啊!但最让如月惊讶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整个居住环境的焕然一新。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家具、衣物、橱柜,连卫生间的拖把都洗得干干净净,挂在墙壁的塑料挂钩上。比舅舅过去住的那套总是显得杂乱无章的单身公寓,真是旧貌换新颜,用妈妈的话说,像个家了。还有那些只有女人才注意到的小装饰,比如茶几上的果盘,客厅进门处的工艺品衣挂,墙上的布娃娃,这都不会出自舅舅这样一个大男人之手。尽管如月知道舅舅生活方式上一直是很洋派的,但他可从没这么小资过。除非他身边有一个田螺姑娘。如月觉得自己窥见了舅舅的什么秘密,兀自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时,东方萱大概觉得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忽然想起什么来,左顾右盼地张望着,叫起来:“如月,你不是要和你舅舅商量采访的事情吗,溜到哪儿去了?”同时转过脸,依然用那种夸张的语调说,“老甄,现在三峡工程上不上马,可是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的大事,我们杂志社也打算重点关注一下呢。你是焦点人物,如月又在我手下工作,我给她派了个差事,让她好好写写你,当是走后门吧,你就是架子再大,这个面子总不能不给吧!”
  但甄垠年仍然没有接这个话茬的意思。这当儿,如月从楼上下来,瞅瞅东方萱,再瞅瞅看上去脸色仍然没有多少好转的舅舅,正欲说什么,甄垠年却堵住她口似的说:“如月,你告诉少白,他那本诗集我一首也读不懂,太晦涩了,是存心为难我这样的老头子,下次我得找机会专门向他请教请教。说起来,我年轻时候还写过一点诗,好歹算一个诗歌爱好者嘛!”
  甄垠年说的还是一年前邱少白送给她的那本新出版的诗集,此刻突然提起来,如月马上明白舅舅是想故意岔开刚才东方萱那个关于采访的话题,所以就知趣地把原本快要出口的话咽回去了。
  三个人正觉得有些尴尬时,忽然听到客厅门锁转动的声响,门开了,一个年龄跟如月相仿,面目清秀、装束素雅的女子走进来,看见屋子里有客人,先是愣了一下,腼腆地笑笑,并礼貌地点点头,算是向她们打了招呼。
  “这是我的助手师晓晓。”甄垠年稍稍迟疑了片刻,介绍道。接着,他又出于礼貌地把客人向师晓晓作了介绍。当介绍到如月时,师晓晓微微红了下脸,说:“哦,你就是如月,我接过你的电话……”
  如月觉得她的话听起来让人很舒服,有一种水乳交融的亲近感,只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红脸。凭着女人特有的直觉,从师晓晓刚进门那一刻起,她就猜测到舅舅家里的那些精致优雅的小摆设都出自这位“助手”。一刹那,她更是觉得自己掌握到了舅舅的什么秘密。
  东方萱的感觉也许跟如月差不多,都说女人的第六感官比男人发达,看来一点不错。走出小九栋七号,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
  “如月,你不觉得你舅舅的那位女助手气质很不错嘛?”
  “嗯,是不错,”
  “你舅舅虽然也上了年纪,可魅力仍然不减当年啊!”东方萱又习惯地操起了那口舞台腔,“他年轻时候可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我曾经听少游所过,你舅舅在美国时就和一个女讲师有过一点瓜葛,可终究因为忘不掉大学时代的情人,不了了之。你舅舅跟倪爽的关系你肯定知道吧?五十年代我和少游跟他们俩还不止一次在一起看过电影呢。尽管他俩从外表上看上去很般配,可我那时就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结果。后来果然如此。”东方萱感叹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算了,不提了。不过说真的,你舅舅虽然吃过许多苦,可这一辈子从来没断过女人,听说他被流放到川江那些年成了家,妻子是个漂亮的山村女教师,两人还生了个儿子,可惜那个山村女教师也夭亡了,看来你舅舅的命真硬啊。对了,如月,你写你舅舅时,千万不要回避他生活上的这些故事,这正是展示人物性格和人的丰富性的最佳素材呢。这一点上,你得好好向黄宗英学习,她写人物的确很有一套功夫。”
  听到东方萱说着说着,又绕到这件事儿上来了,如月真有些哭笑不得。看来,不管舅舅自己愿不愿意,这篇东西是推不掉了。
  
  第二十二章
  
  一
  
  其实,即便不是东方萱交代的任务,沈如月也早就想写一写舅舅甄垠年了。
  上大学时,如月可没少练过笔,诗歌、散文、小说,什么都写过,有的还在沉钟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但始终未曾上过正式的文学杂志,这对她的“作家梦”是不小的打击。毕业分配到杂志社后,由于工作关系,有时为了给刊物补白,她也写点儿青春感悟之类的小玩意儿,但都算不上正经八百的文学作品。为这些学生腔十足的“小玩意儿”,邱少白还没少嘲笑过她,一赌气,如果再遇上“补白”的任务,她便推给新来的编辑了事,自己再也不动笔了。但一向自尊心很强的如月心里并不甘心。自己再怎么也是正宗的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不说在写作上跟邱少白一比高下,但也不能总让他瞧不起呀!所以心里总是暗暗攒着一股劲:哪一天自己非写出一篇正儿八经的东西让邱少白瞧瞧不可。
  八十年代是报告文学如日中天的时期,其影响大有超过小说和诗歌的趋势,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最先都是通过报告文学反映出来的,那个时候,报告文学作家差不多成为了社会良心和人民代言人的化身,不管在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心目中,丝毫也不比小说家和诗人们的地位低。许多人似乎习惯了通过报告文学去了解社会的真相和感应时代的脉搏。有一段时间,如月的阅读兴趣也几乎全集中到报告文学上面去了,每出来一篇新的报告文学,尤其是那几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新作,她总要在第一时间从阅览室借来先睹为快,还积极向编辑部的同事们大力推荐,搞得好像是她自己发表了作品似的。
  但真正触发如月创作冲动的是两篇写历史人物的报告文学。
  如月把这两篇作品都推荐给东方萱看了。大概因为写到了自己的前夫,东方萱看完后也显得很激动。“我认识这个路菲……”
  如月对路菲的本人没什么兴趣,她感兴趣的是,路菲竟然跟自己是同行。她忽然觉得,这样的作品自己也能写啊!
  如月就是这样萌生写一篇关于舅舅甄垠年的报告文学的念头的。她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结识路菲,两个人还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二
  
  东方萱特地给如月批了一个月的创作假。
  如月曾经听一个专门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说过,写小说跟写报告文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和虚构,写报告文学则必须把大量精力和时间用在采访和搜集资料上面,如何从一大堆浩如烟海和扑朔迷离的史料和素材中作出正确的取舍和选择,比掌握高超的叙述技巧更重要。如月记住了这一点。所以有一段时间,她不是到图书馆搜集资料,就是去小九栋七号采访舅舅甄垠年。起初,甄垠年还想像对待那些记者一样拒绝如月,但面对外甥女的死磨硬缠,终于妥协让步,同意腾出点时间跟她“聊聊”了。
  随着采访和资料收集工作的向前推进,如月惊异地发现,在舅舅甄垠年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历程中,父亲沈福天始终像一个影子那样存在着,舅舅经历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离不开父亲;或者反过来说,父亲经历的每一次重大事件,也都离不开舅舅。他们就像两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河流或两股同源同流的浪潮,时而汇集,时而分道扬镳,曲折回环、狂澜迭起,像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手那样互相撕咬在一起,似乎要一决高下,将对方吞噬掉,可转眼之间,又忽然退缩下来,回到各自的河道上去了。如果这是一出话剧,他们简直像两个扮演对手戏的角色。虽然很少正面交锋,但只要出场,就一定会掀起惊天巨澜,甚至改变整个河流的流向。这使如月意识到,要想真正写好舅舅这个人物,将不可避免地要写到自己的父亲。但让如月感到惶惑甚至惶惑的是,在近几年出版的许多报刊资料中,凡是涉及到他们两个人时,父亲竟然都是作为和舅舅相对立的“反面人物”出现的。这跟过去报刊上总是正面宣传的父亲形象截然相反。过去的父亲总是和一座座著名的水库大坝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提到新中国水电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就一定会提到父亲的名字。记者们笔下的父亲形象那么高大、质朴、智慧,“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对,过去的许多新闻报道就是这样赞扬父亲的。但是现在呢?一切似乎都颠倒过来了。从前那些光彩照人的荣誉竟然变成了“不光彩的”证据。如果舅舅是真理的“殉道者”,是知识分子的“脊梁”,是正义、良知和科学民主的化身,那么,父亲是什么呢?一个不敢坚持真理的“怯懦的人”,极左政治的追随者,“第三种人”,甚至“知识分子的败类”和“告密者”,等等。这可不是一般的“贬义词”,而是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双重指控。
  
  但无论如何,如月都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父亲”。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为此感到难为情。不,这不是真实的父亲,至少不完整。如月想。但真实的父亲究竟是怎样的呢?她又说不清楚。在个人情感和时代洪流之间,她无法作出冷静的选择和判断。这不只是所谓立场问题,而仅仅因为她不愿意把自己的舅舅写成“天使”时,让父亲成为一个“魔鬼”。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呢?
  如月堕入了一种极大的困惑之中。她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审判者,审判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舅舅和父亲,但他们谁是被告谁是原告呢?或者说,谁赋予了自己审判他们的资格?如月忽然意识到,她接下写舅舅的这份差事,是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退路是没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没有资格充当“审判官”,她能否尽可能地摒弃因时代因素造成的“偏见”,将政治的还给政治,将个人的还给个人呢?
  这显然需要了解更多的真相。但每个时期的新闻和文学都离不开政治,所以无论是过去的报纸,还是现在报纸上的那些内容,都是不可靠的。唯一的途径只能是由当事人自己说出他们看到和亲身经历的那一切。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
  如月发现,她每次采访舅舅甄垠年,只要涉及到他跟父亲沈福天之间发生的那些纠葛,总是闪烁其词,含含糊糊的,即使如月反复追问,他也三言两语地敷衍搪塞,从不正面回答。接连碰了几次钉子,如月才意识到舅舅心里的顾虑。他们俩毕竟是大学时代的同学,又是那种妹夫和妻兄的关系,让身为长辈的舅舅当着一个晚辈谈论他们之间的恩怨和是非,的确勉为其难了。
  如月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回娘家去找妈妈甄可昕。一开始,如月并没有告诉妈妈自己正在写一部关于舅舅的报告文学,所以,甄可昕对女儿的问题也没有怎么在意。可后来,她见如月每次问来问去的都是甄垠年和沈福天过去发生的那些瓜葛,比如:
  “建三门峡那会儿,爸爸明明知道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不合理,怎么没站出来支持舅舅呢?”
  “反右期间,爸爸怎么揭发舅舅的?”
  “爸爸真的是‘四人帮’的追随者吗?他和那个濮一川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三门峡工程这件事上,历史已经证明舅舅是对的,爸爸是错的。我真担心,万一爸爸在三峡工程上又错了,舅舅又对了,那爸爸不就彻底成为了历史的罪人吗?”
  甄可昕起初还就自己知道的回答如月的一些问题,但渐渐的,她有些不耐烦了,“你爸爸的事情我怎么说得清楚?你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么。”如月暗想,这可都是爸爸身上不光彩的历史旧债啊,我怎么敢当面去问他本人!
  甄可昕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警觉地问如月,你怎么一下子对你爸和你舅这么感起兴趣来了?如月犹豫了片刻,才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正在写的那部报告文学。甄可昕吃惊地看着女儿,半晌没说话。
  “原来你要写他们……”甄可昕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如月,仿佛面前的不是自己的女儿,而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记者。“你爸爸并不是那样的人,有些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她喃喃道,“如月,你可不能乱写!”后面那一句像是请求,又像是告诫。
  如月看见妈妈突然变得严厉起来的神情,不知说什么才好。
  过了两天,如月吃过晚饭,正在厨房里帮妈妈收拾碗筷,忽然听见父亲在书房里叫她,如月,你过来一下。
  她嗳了一声,掸掉手上的水,走出厨房时,她注意到妈妈瞥了自己一眼,表情有些异样。
  当如月走进书房时,看见父亲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一脸严肃地注视着她。
  “如月,难怪最近你隔三差五往家里跑呢,原来是要为你舅舅树碑立传啊,这很好嘛!他现在可是红得发紫的大人物,多少人在报上为他唱赞歌啊!你爸爸呢,骂的人可真不少,其中还包括那些以前同样为我唱过赞歌的人呢!”沈福天目光像锥子似的盯着自己的女儿,声音里透露出一股苦涩和自嘲的味道,“可你还嫌不够是不是?还想在你爸爸身上踩一脚是不是?难道为了证明一个人的高尚,非得以证明另外一个人的卑劣为代价吗?这就是你在大学里学了四年学到的逻辑?”
  沈福天这一连串劈头盖脸的质问,让如月完全懵住了。她看见爸爸整个脸都涨红了。长这么大,她还从未见过爸爸对自己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肯定是妈妈把我“出卖”了。如月想。她想解释什么,以消除爸爸对自己的误会。但她觉得自己的嘴巴那么笨拙,张了好几次嘴,也找不到合适的词句。
  “爸爸,我只是想了解一些……真相。”她嗫嚅道。
  “哈哈,真相!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让我想起‘审查’这两个字来。”沈福天没好气地打断了女儿,“你这些天背着我向你妈妈问这问那,不就是审查我么?这跟过去搞整人的材料有什么两样!”
  如月没料到父亲会说出这种话来。她想,父亲真的是生气了。我严重伤害了父亲的尊严。否则,父亲是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的。作为女儿,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真是一个蹩脚的采访者。
  如月这样想着,眼眶渐渐被泪水噙满了。
  
  三
  
  “什么时候你变成你舅舅安插在你爸爸身边的一个卧底了呢?”当邱少白听说了这件事后,不仅没有表示同情,反而这样挖苦如月,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这么说,你是站在爸爸这一边的啦?”
  邱少白大摇其头,“老实讲,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这位岳父大人。从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觉得他像个刻板乏味的官僚,不像你舅舅,一看就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说你爸爸是极左余孽,也许严重了些,但若说他是被极权政治驯服的工具,丝毫也不算冤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不许你用这种口气谈论我爸爸!”如月涨红了脸,提高声音说,但这与其说她是在为父亲辩护,倒不如说是捍卫自己的尊严。“告诉你,我爸爸是拥护三中全会的,否则,国家不会给他现在这样的地位,也不会让他主持三峡工程的设计方案。”
  话一出口,如月就后悔了。果然,像以往他们俩辩论时那样,生性敏捷的邱少白马上不失时机地以此为借口反驳道:
  “啊哈,你算说对了!不过这正好验证了我的观点,你爸爸任何时候都只知道拥护,而不会怀疑什么的。包括对三峡工程,他感兴趣的只是从技术角度去论证其合理性,而从不关心建成后是否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
  “你太危言耸听了,三峡工程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如果它真的能够造福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上马呢?”
  “如月,你对这句话自己都不敢肯定是吧?”邱少白似乎看透了她内心深处的矛盾,“正是为了这个,你舅舅跟你爸爸斗争了几十年,五十年代那一次,他们俩差不多打了个平手,这一次呢,依我看你爸爸也不会占什么便宜,说不定比上次输得更惨。这可不仅仅是什么学术之争,最近在知识界,反对三峡的声浪越来越高涨,你难道没有嗅到其中的政治味道么?”邱少白脸上又露出那种捉摸不定的笑意,“如月,这一点你其实比谁都清楚,你也是站在你舅舅这边的,要不,你干吗要自讨苦吃,写这么一篇报告文学呢?”
  被邱少白击中要害的如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见邱少白像打了胜仗的将军,一副得意的神情,如月有些不甘心。但又不得不承认,难道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我给舅舅带了一副牦牛头骨,哪天你陪我一起给他送去吧。”邱少白忽然说,“很久没见到舅父大人了,我还真有点儿想他的。这次我要请他看看我的新作。说真的,舅舅的诗歌素养很高,丝毫不比你差。”
  如月撇撇嘴,“我听舅舅说过,他一点也不喜欢你现在的作品。”
  “是吗?不过没关系。 这充其量只是美学上的差异,我和他在精神血统上可是近亲。”
  
  “血统?”如月像抓住了邱少白的什么把柄似的,马上质问道,“你当初不是跟我哥一起反对过血统论么?现在怎么讲起血统来了?”
  “这个,当然,我是指精神上的联系……”邱少白辩解着,大概因为难以自圆其说,竟然变得结巴起来。
  如月觉得总算报复了一次邱少白,多少挽回了点面子。否则,他俩的辩论,又得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了。
  
  邱少白前两天刚从西藏回来。
  结婚没多久,如月就在单位要到了住房,并说服邱少白,从他家搬出来了。住在那幢沙俄前外交官的府邸里,如月每天晚上都做噩梦,甚至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但这只是她向邱少白提出搬家的公开理由,另外一个不易启齿的理由是,每次做爱时,如月总觉得有人在外面偷偷地窥视他们。邱少白不可能不察觉到,这大概也是他最终作出让步,同意从家里搬出来的原因。
  邱少白被单位除名后,经过短暂的颓废和消沉,他逐渐振作起来,并重新找到了写作和生活的目标。有天早上醒来,如月看见邱少白站在床前,一身旅行装束,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我要走了。”他咕哝了一句。“你要去哪儿?”如月问。“去哪儿都行。只要是离开这座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城市。在这里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如果继续呆下去,我会窒息而死的!”他神情阴郁地说,“大都会是埋葬诗人的坟墓,我必须像拜伦和普希金那样,冲出北京,走向广阔的山川和原野……”他目光炯炯地望着窗外,像宣读誓言一样。那时他们结婚还不到半年呢。同一个诗人在一起生活,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如月想起邱少白父亲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心里涌起一缕忧伤。
  从那天起,邱少白开始了一种行吟诗人的生活。每次出去,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给如月寄回来一张印有当地风光的明信片。从邮戳上看,邱少白的足迹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从最北端的漠河,到最南端的海南岛,再到新疆的喀什卡尔,青海的格尔木和西藏的那曲,从黄河上游的壶口瀑布,到长江的发源地沱沱河。有一次,如月收到了邱少白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件散发着羊膻味的藏袍,还有一摞厚厚的诗稿,其中夹着一张短笺:“如月:我参加了黄河漂流探险队,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个队员牺牲了,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因此,我不得不将沿途写下的这些诗稿寄给你,请替我保存好……”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悲壮的情绪。那段时间,漂流探险和文化寻根热潮正在中国大地上流行,报纸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关于漂流探险的新闻,如月他们的杂志也刊登过类似的文章和图片,有的漂流队还发生了死人的事情。如月捧着邱少白寄来的藏袍和诗稿,心里忐忑不安,生怕真的会发生什么不测。
  当然,如月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农历十月底的一个晚上,都快半夜了,她还偎着被子,躺在床上看书,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篇小说她以前看过,现在之所以找出来重读,是因为她觉得小说中的那位主人公跟现在的邱少白很相似。他们都不停地跋涉在中国的大江大河和高山草原之间,不同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地理文化学的研究生,而邱少白是诗人。除此之外,他们太相像了。以至如月不得不怀疑,也许是邱少白在有意模仿小说中的主人公呢。这当儿,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邱少白不在家时,如月基本上一半时间回父母家住,一半时间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这么晚了有人敲门,如月觉得不会是别人,肯定是邱少白回来了。
  打开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出现在面前的果然是邱少白。但这个披头散发、蓄着大胡子,脸庞像岩石那样粗粝的背着鼓鼓囊囊行李的男人,真的是她的丈夫邱少白吗?
  一刹那间,如月真的不敢相认,以为自己是做梦。直到邱少白放下行囊,咧着胡子拉碴的嘴巴冲她嘿嘿一笑,伸开双臂一把将她拥进怀里后,她才相信眼前的这一切不是梦。
  邱少白回来好几天后,如月还能从他身上闻到各种各样的气息。羊膻味儿、青稞和马奶子味儿、鱼腥味儿、青草喂儿、尘土味儿、高原上的野花香味儿、烧糊的皮革味儿、沼泽地植物腐烂的味儿、陈年谷仓的香味儿、男人半个月没有洗澡的汗腥味儿,呛得如月不断地打喷嚏,买来蚊香,紧闭门窗薰了整整一天,也无法驱除干净。“你别白费劲了,它们浸透进了我的身体,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啦。”邱少白说。
  跟以前相比,邱少白的确大变样了。回到北京的那段日子,他哪儿也不去,甚至都没想到去看一看自己的父亲,对如月提出的一起去看看岳父岳母,更是一口就拒绝了。他整天呆在家里忙于整理自己的诗稿,然后成批成批地寄往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可不等他们发表出来,他又背起行囊,又要出发了。“这一次,我要去长江上漂流。队伍已经在重庆集中,我必须马上赶到那儿去跟他们会合……”完全是一副职业探险家的语气。
  然后,一去又是好几个月。这期间,如月收到的不再仅仅是邱少白的明信片,而还有那些发表他诗作的杂志,也源源不断地寄来了。邱少白在诗坛上的名声因此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北岛和顾城这些昔日的“今天派”诗友。不过,他的诗风已经大变,不再是过去人们熟悉的朦胧诗人,而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以探索大自然和历史文化奥秘的“寻根诗人”。这是评论界给邱少白的最新命名。尽管像甄垠年说的那样,读起来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但邱少白用自己的作品和行动告别了过去。他不再属于“今天”了。
  如月差不多变成了邱少白的文学经理人。由于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那些诗歌编辑向他约稿或是请他参加某个文学活动,只能找如月。一家出版社要出版邱少白的诗集,由于没法联系邱少白本人,也让如月来选定篇目和签署出版合同。在文学界不少人的心目中,邱少白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更不知道他的那些新作都是怎样写出来的。但越是这样,人们越是希望找到他。他们反反复复地向如月打听邱少白的踪迹,可如月每次的回答都让他们大失所望:“你不是邱少白的妻子吗,怎么会不知道呢?”
  面对这种疑问,如月平静地回答道:“他也许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我怎么可能知道?”
  她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这一次回来,邱少白没有马上就走的意思。在考察过黄河、长江这两条中国最著名的河流和神秘的青藏高原之后,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让邱少白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和探寻的事物了。“除非去国外,比如阿尔卑斯山或者尼罗河、亚马逊河。但那是下一步的事儿,目前我还不想出国。”他这样对如月说,大概是因为他父亲不久前出国了。
  随着中苏关系的解冻,邱少白父亲的处境已经大为改善,不仅当上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理事,而且作为“苏联人民的老朋友”,很快被邀请去苏联访问。由于邱少白不在北京,去机场给他送行的只有如月一个人。临别时,公公对儿媳妇说:“我走后,你和少白还是搬回来住吧,家里的房子毕竟宽敞些嘛。”如月听了,正不知怎么回答时,公公又说:“我这次去苏联,呆的时间会长一些。如果可能,我打算借道去匈牙利,给少白的母亲扫扫墓。”这是如月第一次听公公谈到邱少白的母亲,心里不禁一动。
  邱少白回来后,如月跟他谈到过这件事,但他显得很冷淡,仿佛这件事跟自己毫无关系。“你知道么,我父亲当年一直怀疑我母亲有外遇,母亲死后,他甚至拒绝将母亲的尸骨领回国内安葬。”邱少白说,“现在他不过是因为自己老了,出于一种内疚和怀旧心理,才想到去给我母亲扫墓的……”
  这同样是如月第一次听到邱少白对她谈起自己父母的秘密。她忽然明白了邱少白一直对他父亲那么冷漠的原因。
  不过,邱少白倒是愿意接受他父亲的建议,想搬回家去住。如月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既然公公已经出国,一时半刻回不来,总不能让屋子空着吧。此外,还有一个促使如月搬家的原因:结婚好几年,由于邱少白总在外面跑,他们一直没有要孩子。这次回来,少白看样子是打算在家里呆下来了,如月心里冒出了要个孩子的念头,可两个人住一间房,已经够窄的,如果增加一个小孩,岂不更拥挤?于是,两口子一合计,就决定搬回去住了。
  
  此时,如月已经写完了那篇报告文学。定稿时,她心里没底,想听听邱少白的意见,人家是大诗人,对写作比自己在行么。
  邱少白看完稿子,冲她挤挤眉眼,“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那还用问,当然是真话!”
  “那好,我就不客气了。”邱少白放下稿子,煞有介事地干咳了两声,“如月,如果我说你一不小心写出了一部惊世之作,肯定会让你骄傲,但这的确是我看到的一篇最棒的报告文学,一点也不比路菲的作品逊色!”
  如月曾经跟邱少白交流过对路菲作品的看法。此刻,还以为他又像以前那样在调侃自己,将信将疑地说,“你是……开玩笑吧?”
  “开什么玩笑?我嫉妒还来不及呢!”邱少白说,“这么着吧,今天的晚饭不在家里吃,咱们上馆子,好好庆贺一下。”
  听到这句话,如月才相信邱少白不是开玩笑。以前,邱少白对自己“搞创作”总是冷嘲热讽的、不屑一顾的,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高的评价可真不容易。她心里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和满足填满了。“不,我今天给你做一顿好吃的。”她说。这段日子,如月忙于赶写那篇稿子,每天都是邱少白做的饭,比食堂还难吃。就冲他刚才的那番话,自己今天也应该下厨好好表现表现啊。
  “不过,我得提醒你,你舅舅看了这篇作品高兴那是自不必说,可要是你爸爸看了,没准会气出病来的,如果再严重一点,说不定会影响到你们父女的关系呢!”
  邱少白这话倒真的提醒了如月。是啊,就因为写这篇东西,已经让父亲生气了。如果让父亲看见,出自女儿笔下的他是这样的形象,心理上肯定无法接受的。“怎么办呢?”她求援似的望着邱少白。
  “既然你想当作家,就必须尊重艺术的规律。在这部作品中,他们已经不是你的舅舅或者父亲,而只是你笔下的两个人物,褒也好,贬也好,伟大也好,渺小也好,都不能以你自己的好恶为准。这就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神圣法则。”邱少白像老师对学生那样告诫道,“还记得亚里士多德那句话吗?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你也许背叛了你父亲,但你却向真理迈近了一大步,跨进去,你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当然,如果你想退回去还来得及,但一旦退回来,你这一辈子也许就跟艺术无缘了!”
  但我现在还有退路吗?如月怔怔地想。东方萱已经催了好几次,正等着发稿呢。
  
  四
  
  如月的报告文学《溯流而上》发表后,在读者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期的《青年时代》上市不到半个月就脱销了,杂志社不得不临时加印了五万册,身为社长的东方萱似乎比如月本人还要兴奋,逢人就推荐。当然,也忘不了介绍自己怎么一手促成这部作品诞生的过程。言下之意,如果如月是一匹突然冒出来的千里马,她就是伯乐了。
  有一天,邱少白从外面回来,对如月说:“你现在看来是真的出名了,连路菲都想见见你呢。”
  如月听了觉得很意外。邱少白可从未说过他认识路菲啊。“噢,我最近参加了一个电视片的策划,路菲也是撰稿人之一。有一次在饭桌上,路菲听说你是我邱某人的老婆,对《溯流而上》赞不绝口,还主动提出要见你。”邱少白有点酸溜溜地说,“在京城文学圈,路菲被称为‘大姐大’,一向心高气傲,谁也不放在眼里的。”
  “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感到受宠若惊喽。”如月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其实也分外高兴。路菲可是自己喜欢的作家,如果能有机会认识,她当然求之不得。但在邱少白面前,如月可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沉不住气,便故意岔开话题,“你刚才说策划电视片,什么电视片?”
  “暂时保密。”邱少白卖起了关子,“不过,有一点可以先给你透露透露,这部片子出来后绝对会轰动全国,从顾问、策划到撰稿人,都是当今中国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本来我们打算也请章良当顾问的,可前几天我才知道,他已经去美国了。对了,你知道章良跟谁结婚了吗?”
  “谁?”
  “梅雨。”
  “怎么可能?”如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她和老卢……”
  “别提老卢啦,”邱少白眼里充满鄙夷地说,“他这几年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瞅着在专业作家的位置上混不下去,就开始削尖脑袋往官道上混。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途,始终拖着不敢跟她老婆离婚,一边又舍不得放弃梅雨,把人家耽误了这么多年。当初我就看出来了,这个人真他妈不是玩意儿!”
  如月好半天没说话。这几年她很少跟外面联系,对以前那些同学朋友的情况也几乎一无所知。现在突然听到这些消息,一下子觉得很难接受。
  “章良去美国是出于迫不得已。以他的名气和声望,当作协副主席本来是顺理成章的,可去年的作代会上,他才选上个理事,据说这都是单老一手安排的结果。他一直在排挤章良。”邱少白说。
  “你是不是也想出国?”如月见邱少白似乎有些伤感,问了一句。
  “不,我现在还不想出去。”邱少白像是赌气地说,“挺住意味着一切!如果都走了,中国就更没有希望了。”
  邱少白说这话的神情,让如月想到几年前办《拓荒者》时那个总是慷慨激昂、充满使命感的人。看来,邱少白这次回到北京,的确变化很大。最近一段时间,他不仅恢复了跟以前那些朋友的联系,而且来家里和打电话找他的人日渐频繁。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些什么,邱少白自己不说,如月也从不去问。这是他们在一起生活始终恪守的一个原则。但她隐隐觉得,邱少白像一只冬眠的熊,在蓄足了充沛的精力之后,正伸展着四肢,一步一步地向他感兴趣的目标走去。说到底,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诗人。
  如月正走神时,听见邱少白说:“明天晚上我们在新大地西餐厅有一个聚会,你要是想见路菲,我带你去吧?”
  如月说:“好啊。”这是他们结婚后,邱少白第一次主动提出带如月去参加社交活动。如月想,看来,他真的把我当成一个作家啦。
  
  五
  
  如月是第一次去新大地西餐厅。
  “你们平时聚会都到这种地方么?太奢侈了吧!”如月在出租车上对邱少白说。
  “反正有老板赞助,又不用我们掏钱。”邱少白笑笑,“知道这个老板是谁吗?”
  “我可不认识什么老板。”如月嘟哝道。
  “但这个老板你不可能不认识,”邱少白眨了眨眼睛,嘴里吐出一个熟悉的名字,“叶小帅。”
  如月努力在记忆里搜索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的叶小帅的影子,“他不写小说了吗?”
  “他写小说本来就是好玩,这几年通过他父亲在军队的关系,作特种钢材生意,赚了大钱,现在又回过头来开始投资文化,下一步没准还会问鼎政治。这帮高干子弟的野心可大呢。不过,将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他们的作用还真不能小瞧……”
  “你不是一直反对特权官倒吗?现在改变立场啦?”
  但邱少白讳莫如深地一笑,没有回答。这时,新大地西餐厅到了。
  无论是规模、排场还是名气,新大地西餐厅都远远赶不上莫斯科餐厅。但最近几年,新大地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相形之下,莫斯科餐厅则渐渐有些冷清下来。这固然因为新大地位于繁华的西单闹市区,地理位置上比莫斯科餐厅优越,但主要原因还在于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开始逐渐影响和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尤其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吃西餐和泡酒吧正在成为许多人的时尚,而且需求的档次和品味越来越高。对于素来喜欢追求前卫和另类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和文化人来说,法式西餐的魅力早已超过了俄式西餐,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趣味的改变,倒不如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位移。就拿新大地来说,它的正宗法式西餐在京城可谓独此一家,而且从主理厨师到牛肉、香料和奶油等等,都是从法国本土空运过来的,没有掺半点儿假。仅此一点,就足以让许多正在做着欧洲梦和美国梦的北京人对新大地西餐厅趋之若鹜了。
  
  也许是为了便于讨论问题,而不仅仅是吃一顿西餐,操办这次聚会的人订了一间包房,四壁上都挂着临摹的欧洲名画,房间靠里醒目处放着一尊断臂维纳斯的雕塑,用玻璃框照着,墙上有一束灯光打在上面,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从卢浮宫运来的艺术品原件。屋子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的西餐桌,苹果绿的桌布,上面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锡质餐具,再加上柔和的橘黄色灯光以及录音机里播放的肖邦小夜曲,使整个包房里弥漫着一种法国式的浪漫氛围。
  大部分人已经先到了,一共十来个,正懒洋洋地围着餐桌或靠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大声交谈,有的人手里还端着高脚酒杯,不时品尝两口洋酒。地道的法国白兰地或红葡萄酒。一个个派头十足,见邱少白和如月进去,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他们中间有学者、导演、作家,也有政界人物。当邱少白逐一介绍他们时,每个名字都让如月觉得如雷贯耳,其中一个貌不起眼,看上去像中学教师的男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报告文学作家薛野。“他是这部电视片的总撰稿。”邱少白耳语了一句。
  “少白,你亲手把自己的老婆领进文坛,算不算是模范丈夫啊?”一个胡子长得比邱少白还茂盛的刀条脸男人跷着二郎腿,笑哈哈地说。这个人是电视片的总导演赫青。但话音未落,薛野就打断了他,“老赫,你这话可能不大准确,少白虽然是著名诗人,对报告文学却是外行,不一定帮得上忙。我说的对不对?”这后一句话是对如月说的,说完,一双绿豆式的小眼睛从厚厚的近视眼镜镜片后望着她和邱少白,好像在等着他们自己表态。
  “是啊,如月可是凭自己的实力一炮打响的!”邱少白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还真是给如月面子,连声道,“薛野兄,你是写报告文学的名家,应该最有发言权了。”
  “当然,《溯流而上》的确写得不错,尤其是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更是难得。”薛野毫不谦虚,用权威的口吻说,“少白,我只是有点儿替你担心,以后你在家里的地位恐怕要一落千丈了。”
  此言一出,众人哄然大笑。如月平素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又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名流聚会,心里原本就有些紧张,现在又被他们当作开玩笑的对象,更是脸色通红,连手脚都不知怎么放了。好在插科打诨一番后,他们开始回到正题,继续聊那部电视片。如月这才放松了一些。“路菲呢,她怎么没来?”她悄悄问邱少白。“她可能要迟到一会儿。”邱少白说完,撇下她,兴致勃勃地参与到讨论中去了。
  这些人不愧是京城文化圈的名流,一旦进入专业话题,个个都成了雄辩的博学家,旁征博引,出口成章,许多五花八门的概念和名词信手拈来,不绝于耳。黄色文明。蓝色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蒸汽机。产业革命。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市场经济。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存在主义。内陆。海洋。哥伦布。新大陆。好望角。郑和下西洋。长江。黄河。黄土地。儒家文化。亚细亚生产方式。南美模式。亚洲四小龙。马克思。亚当·密斯。凯恩斯主义。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托夫勒……如月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些熟悉或陌生的概念和人名淹没了。这两年邱少白可是没少跟长江黄河打交道,而她的《溯流而上》也跟河流有关。这些年人们怎么都盯上大江大河了?如月正胡思乱想着,忽然听见有人说:“哈,路菲来了。”
  话音未落,一个脸盘圆润、烫着大卷发,身材丰满,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出现在包房门口。如月以前见过路菲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她。如月下意识地站起身来,路菲的目光正好也落到她身上,稍微停顿了一下,便径直向她走来。“你就是沈如月吧?”路菲笑盈盈地说。她的嗓门中气十足,洪亮悦耳。整个人显得气宇轩昂,说话像放连珠炮,抑扬顿挫的,很好听。“你那篇作品写得倒是充满了阳刚气,没想到人长得这么秀气呀,南方人吧?”路菲端详着她,语气很亲切,像大姐姐对小妹妹说话。丝毫没有名女人的架子。如月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像个刚出校门的女大学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少白是不是经常在家里欺负你啊?”路菲故意提高声音,“他可是出了名的大男子主义者呢!”正在跟人说话的邱少白听见了,抗议道:“路大姐,你可别败坏我的名声。早知道这样,我真不该让你们俩认识的。”路菲冲如月使了个眼色,“瞧,他害怕了,这说明他还没有爱上别的女人,心里还很在乎你。”她低声道,“不过,你得时刻提高警惕。男人嘛,都是些喜欢拈花惹草的家伙。”话没说完,大胡子赫青叫起来:“听见了么,路菲又在声讨我们了。只要有她在场,我们准没有好日子过。”这时,她又听见赫青对邱少白说:“少白,小心路菲把你老婆也拉进她们那个小圈子去,她搞统战那一套,很拿手呢。”邱少白笑道:“这么说,我今天带如月来,真的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啊!”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开着玩笑,将刚才那些深奥话题造成的严肃氛围冲淡了许多。
  “算了,不跟他们打嘴仗啦,这里就我们两个女人,寡不敌众呀。撤!”路菲拉着如月的手,走到包房另一头的沙发上坐下来。
  “如月,如果不是听少白说,我还不知道甄垠年是你舅舅。难怪你写得那么生动的。”路菲把话题转到了《溯流而上》上,“我是清华水利系毕业的。不过,我进校时,甄先生已经被打成右派,被逐出清华了。”
  如月说:“原来路大姐也是学水利出身,难怪你对三峡工程感兴趣的。”
  “其实我对学工科毫无兴趣,五十年代,念理工科比文科光荣呀。‘文革’时那么多大学停办了,毛泽东还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嘛。现在三峡工程,就是那帮搞水利的工程师竭力要上马呢!”路菲说着,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说起来,甄先生真不容易,一个人孤军奋战,几乎把历史改写过来了。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一点也不为过。但有趣的是,跟他唱对手戏的居然是你父亲,这太有戏剧性了,也是《溯流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最可贵的是,你没有因为他们是你的亲人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避讳或粉饰,颇有一种秉笔写春秋的气魄。第一次写报告文学就能做到这点,勇气可嘉啊!”
  如月被夸奖得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说:“大姐,比起你写王实味的那篇,我这篇差远了。”
  “你还蛮会奉承人的嘛!”路菲笑道,但很快收敛起笑容,“如月,我让少白带你来,可是有正经事要和你谈呢。”她认真地说,“三峡工程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水利部和长江委正在加紧催促中央正式确定动工日期。”
  听到路菲谈起这么严肃的话题,如月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大姐,你想要我做什么呢?”她忐忑地问。
  “我已经联络了北京最具影响力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进行突击采访,全是精兵强将,连薛野都被我拉了差,你当然也跑不掉啦。”路菲说着,提高嗓门,朝男人堆里喊道,“薛野,我没说错吧!”
  “大姐发了指示,岂敢不从命?”薛野懒洋洋地答应了一句。“不过,我担心到时候有人骂我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这可不像你薛野说的话。”路菲抢白道。
  “什么咸的淡的,只要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都要事事关心嘛!”赫青嘴里叼着香烟,摆出一副裁判的口吻说。
  听着他们争论得热火朝天,如月心里似乎也躁动起来。这时,她听见邱少白说:“诸位,空着肚子喝白兰地的滋味可真不怎么样,咱们还是边吃边讨论问题吧?”
  于是,大家往餐桌围过来。趁服务员上第一道菜的工夫,路菲凑近如月耳朵小声道:“这帮大老爷们最能闹酒了,洋酒白酒一起上,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你可得让少白护着点儿,别让他们灌醉了。”
  如月还想着路菲和薛野刚才关于“咸和淡”的那番争论,没有吱声。不过,她肚子真的有点饿了。
  
  
  六
  
  路菲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以她在文艺界和出版界的关系,她主编的访谈录《访问长江》从采写到出版,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终于赶在政协全委会召开之前,送达每个政协委员的手中,使原本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议程的三峡工程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与此同时,邱少白参与撰稿的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旋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优劣的全国性大讨论,其波及范围之广泛和争论之激烈程度,不啻于思想文化界的唐山大地震。
  一天早上,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如月骑自行车上班,在单位大楼门前下车时,突然双腿发软,摔了一跤,流产了。
  当如月被同事送进医院时,邱少白正在参加电视片文学脚本的出版座谈会。
  最先赶到医院来看望如月的是路菲,比甄可昕还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她正巧来找如月谈《访问长江》加印的事情。
  这段时间,如月跟路菲一起为《访问长江》的采写和出版四处奔走,现在如月意外流产,路菲觉得有些内疚。她握着如月的手说:“如月,真对不起你和少白……”
  如月说:“大姐,这不能怪你,只怪我太粗心……”
  这天, 正是一九八八年元旦,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
  
  第二十三章
  
  一
  
  春节刚过没几天,沈福天就得到了裘大水逝世的消息。
  半年前,由于裘大水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水利部决定将他从武汉接到北京的治疗。其间,沈福天去探望过他两次。第一次,裘大水刚做过手术,躺在重症病房里,神志不大清醒,连人也认不出来。沈福天在病床旁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第二次去探望时,裘大水的身体和精神都似乎比上次好了一些,见到沈福天,显得特别高兴,不停地问这问那,还让家人拿过一份《科技日报》,指着上面一则报道,问:“你们专家小组论证来论证去,开了多少次会?总该有个结果了吧?”
  他指的是三峡工程专家论证会议。沈福天是论证领导小组的成员,连他也不知道这几年一共参加过多少次论证会了。每次争论都异常激烈,无论是所谓“主上派”还是“反上派”,各自的意见都很充分,难分高下。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态度很明确:三峡工程是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财务上是可行的,也在国力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工程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力,建议中央及早决策。中央对这个意见基本上表示赞同,但同时又指出,事先把各种问题和困难想得越充分,对将来的顺利施工就越有好处。对于“主上派”来说,这显然是一颗定心丸。但“反上派”们不愿意接受,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水利部和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被视为“反上派”代表人物的雒越崎在报纸上公开撰文说,“论证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和全部成员,都是原水电部的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三峡工程的负责人,下设各专业组长也大都为该部成员,这种局面自易于贯彻长官意志,易于形成一家之言,和真正的民主协商是背道而驰的!”类似的批评和指责在媒体上颇有代表性。由于“反上派”大多是政协委员,和知识界的联系十分紧密,所以他们的声音很容易引起舆论的关注,有一段时间,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反上派”的声音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主上派”和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声音反而找不到表达的地方,而且包括沈福天在内,经常受到知识界的指责和质疑,不少人有一种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在一次论证领导小组开会,李副部长大概见沈福天的情绪有些低落,散会后特意把他叫到一边,说:“沈工,是不是反对的声音听多了,有些顶不住啦?你是三峡工程可行性方案的总设计人,可不能被那些舆论吓倒。俗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歪,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怕什么呢!”沈福天道:“就怕有人不这么想,不是有人说水利部好大喜功吗?”李副部长皱着眉头说:“谁爱这样说就让他说去,在原则问题上,中央是支持我们的嘛。”
  沈福天没有说话,他觉得自己仍然乐观不起来。
  但此刻他能把这些情况告诉病床上的裘大水吗?“现在反对的意见不少,中央希望多听听不同意见……”他闪烁其词。
  “福天同志,你不用遮遮掩掩,你别看我整天躺在病房里,可消息一点也不闭塞。”裘大水说,“我知道你精神上有压力,现在有人骂你是老左,还嚷嚷着要你为三门峡水库出现的问题承担罪责,一方面把你那位妻兄甄垠年宣传成大英雄,什么知识分子的脊梁,纯粹是一种政治偏见嘛。你的问题组织上已经做了结论,他们干吗还要揪着不放?这很不正常嘛!”裘大水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如果做事情遇到一点反对意见就不敢拍板,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似的,这不是共产党人的风格,当初搞革命,反对甚至要消灭我们的人可比现在多多了,可毛主席怎么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挑花绣斗,不是温良恭俭让。结果呢,硬是率领我们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建国后,我们虽然在“文革”中走了弯路,可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嘛!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加快实现四化,没一点闯劲,像小脚女人走路还行?再说,对三峡工程,以前毛主席和周总理全力支持过,现在小平同志也是支持的,国务院为什么不及早做出决策呢?不行,我得向中央反映。不说我是水利部顾问,我还是个老党员嘛……”
  裘大水情绪很激动,说话时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呼吸也有些急促起来。这时,一个女护士进来劝裘大水安静,并示意沈福天不要跟病人说话。这使他不得不将快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握着裘大水瘦得像干柴的手,在病床边默默地坐了好长时间,直到裘大水闭上眼睛睡着后,他才悄悄离去。
  沈福天没想到,那次探望裘大水,竟然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诀。
  裘大水的追悼会举行那天,沈福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碰上了窦松柏。按照裘大水生前的遗嘱,他死后骨灰一半撒到长江里,一半埋在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长委会。窦松柏参加完追悼会,就要护送老主任的骨灰回武汉。现在见了沈福天,一时戚然无语,从五十年代至今,这两个人都跟裘大水结下了战友般的情谊,然而现在,随着这个人的突然离去,他们心里仿佛失去了主心骨似的,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了。
  追悼会结束后,两个人走出会场,在室外的僻静处说了一会儿话。
  “上个月我到北京来,还去探望过老主任,当时病情还比较稳定,没有恶化的迹象。他还告诉我,他以一个水利战线的老同志身份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三峡工尽快做出上马的决策。他一边说一边掐指计算信发出的日子,好像对中央领导同志给他回信满有把握呢。可他怎么也没料到,他眼巴巴地盼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沈福天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显得出奇的平静。此刻也是如此,连窦松柏也有些纳闷:“福天兄,眼看着我们和老主任这么多年的艰苦努力遭到彻底否定,长委会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都哭了,你怎么跟没事儿似的?”
  “怎么可能没事呢?”沈福天苦笑了一下,“老实说,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到现在,三峡工程上上下下,经历了多少次周折,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窦松柏不甘心地说:“早知如此,当初你和我一起何必冒着生命危险把那批三峡工程资料保存下来呢?”
  “此一时彼一时也。”沈福天淡淡地说,“在历史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除了顺势而为,真的起不了多大作用啊。”
  窦松柏见他那副大彻大悟的样子,神情也不由得黯然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自嘲道:“也罢,反正我明年就要退休了,用你的话说,只好顺势而为啦。”他忽然想起什么,“你看过《访问长江》么?还有那篇《溯流而上》,我都认真拜读过。你的宝贝女儿如月的文章威力真是非同小可,让你这个当老子的输得失去了还手之力,我都不知道应该对你表示同情,还是祝贺呢。”
  
  沈福天听出了窦松柏话里的讥讽意味。但他一点也不介意,很想告诉对方:“我和女儿已经闹翻了,好几个月都没说话啦。”但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而是抬起头,望了望阴沉沉的天空,咕哝了一句:“这两天北京可能要下雪,不知武汉的天气会怎样……”
  “都立春了,哪来的雪呢?”
  “你在北方呆的时间不长,不了解北京的气候,六二年惊蛰过后还下过一场大雪,当时我刚从新安江水库工地回来……”
  沈福天说话时的表情,让窦松柏觉得有几分陌生。好像站在面前的不是几十年的老友,而是另外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他想,看来,我们真的都老了。
  
  二
  
  邱少白是在沈如月之前出国的。跟他一起出去的还有薛野、赫青等。路菲也走了,她是受美国新闻总署的正式邀请,以作家的身份赴美访问的。
  离一九九○年元旦还剩最后一天,为了能和邱少白团聚,如月也登上了北京飞往纽约的飞机。
  如月记得,两年前的这一天,她因意外流产被送进了医院,陪伴在身边的除了妈妈甄可昕,还有路菲。晚上十点多钟,开完电视专题片的文学脚本出版座谈会的邱少白才赶到医院,他对如月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也好。我还真不想在这种时候要孩子呢。”
  邱少白说这句话时的淡漠表情,如月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飞往纽约的班机上,如月再次想到了邱少白的这句话,心头掠过一缕阴影。她忽然觉得,自己的赴美决定是不是有些仓促了……
  
  三
  
  在美国期间,如月曾经跟邱少白去斯坦福大学参加过一次文学活动。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该校毕业生中最著名的除了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胡佛,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斯坦贝克,那次活动就是斯坦福大学为了纪念斯坦贝克逝世九十周年而举办的。
  他们在会上意外地碰见了章良。多年不见,章良的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老态龙钟,显得有些落寞。如月纳闷地问邱少白:“梅雨怎么没跟他一起来呢?”到美国后,她就听说梅雨和章良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邱少白不止一次见过他们俩。如月也很想见见梅雨。两人虽然称不上是朋友,可当年她还在日记本上抄过梅雨的诗呢。
  “他们离婚了。梅雨爱上了英国诗人J,现在跟J 跑到苏格兰的一个小岛上定居了。”邱少白淡淡地说,“我也是前不久才听到这个消息的,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现在看来是真的了。以前每次出来开会,章良总是带着梅雨的……”
  如月听了,好长时间都没说话。
  有天傍晚,如月和邱少白从外面散步回来,看见章良形单影只地坐在酒店外面的一把长椅上抽烟,邱少白主动过去打了个招呼,但他只是嗯了声,头也没抬一下。
  整个会议期间,章良都显得形单影只的,很少跟人交流。这个看上去落魄潦到的老头儿,怎么也无法让如月相信他就是章良。他想起邱少白以前跟章良的那种亲密关系,忍不住说:“你应该多安慰安慰他的。”
  “他这是典型的老年孤独症,对谁都爱理不理的。”邱少白耸耸肩,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出来这么多年,他再没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东西。国内文坛早就把他忘掉了,他现在只是活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如果还没有死就被当成了标本,那这种滋味肯定比死了还要难受。你没见他那样子,其实是一种失落和苦闷的表现吗?”
  邱少白话语间似乎带着一股幸灾乐祸的口气。如月听了有点不舒服。邱少白以前曾经多么崇拜章良啊。她想,邱少白最大的缺点,也许就是对人缺少起码的宽容。
  那次纪念斯坦贝克的活动,从开始到结束都不大顺当。
  斯坦贝克最有影响的小说是《愤怒的葡萄》,如月大学时就读过,描写的是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大批农民失业、破产、逃荒以及他们的愤怒和抗争,作品一出版,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为美国现代农民的史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左翼文学正处于上升时期和主流位置,斯坦贝克本人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其创作具有鲜明的左翼倾向,《愤怒的葡萄》也被认为是左翼文学的一部杰作,斯坦贝克还被许多左翼评论家称为“无产阶级作家”。
  “现在中国人谁读斯坦贝克?我来美国后,也没听哪个文学教授和作家对我提过他。现在什么年代了,全世界都在批左啊!”邱少白对沈如月说,“把一个早就过时了的老古董拉出来现眼,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撑的。”
  如月见他又摆出那副刻薄表情,忍不住说:“你不总是说美国是民主国家嘛,各种价值观都可以自由表达,对这都不能容忍,你的民主精神哪去了?”
  邱少白像被一个学生无礼顶撞了似的,对她翻了个白眼,悻悻地说:“我要不是听说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环境挺美,才懒得来受这份洋罪呢。”
  “是吗?那你可以不去听会么,谁也不会逼你。” 如月故意激将道。
  “你当我做不出来?明天我就逃会。” 邱少白英雄气概地说。
  第二天是自由发言。邱少白果然给会议主持人递了张请假条子,拉着她逛校园风景去了。
  这正好中了如月的下怀。她之所以跟着邱少白来参加这个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沈福天和舅舅甄垠年当初就是在斯坦福大学共同修完本科学业的。她想利用这个机会,寻觅一点他们的足迹。
  两个人步行到斯坦福校园中心广场,首先看到的是土黄色石墙环绕下的红屋顶建筑,这些古老的罗马式建筑是斯坦福的一些教学大楼,拱廊相接,棕榈成行,在古典与现代的交融中,充满了深邃、厚重的文化和学术氛围。
  他们先后参观了斯坦福纪念堂、胡佛塔和四角大广场。后来,他们来到工程学院大楼。站在那座古朴厚重的建筑面前,如月目光缓缓地从那由一块块石头垒就的墙壁移过,一直到门前的草坪和石凳,似乎每一处都不愿意漏掉。
  如月想象着父亲和舅舅每天从这座大楼里进进出出的情景,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她让邱少白在大楼门口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你知道么,我父亲他们当年就是在这儿读书的……”
  但邱少白像没听见似的,背着相机走开了。
  
  四
  
  路菲现在是《世界日报》的副刊主编,她已经拿到了绿卡,用她的话说,她已经在美国主流社会站住脚。路菲有一次说,“如月,你如果要想长期在美国呆下去,也应该早一点从家庭里走出来,找一份自立的工作,要比‘邱太太’这个身份可靠得多。”
  路菲这话虽然是用玩笑的口吻说的,但如月觉得正好戳到了自己的心坎上。整天闷在家里,或者以“邱太太”身份跟着邱少白参加那些“免费的旅行”,早就让她腻烦了。尽管她并没有想过长期在美国呆下去,但路菲的话还是让她心里一动,只是她觉得自己不像路菲那么神通广大,想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谈何容易。所以,当路菲有一天突然打来电话,说《世界日报》副刊刚空出一个专栏作家的职位,问她愿不愿意“屈就”时,如月几乎想都没想,也没跟邱少白商量,当即就答应了。
  如月到《世界日报》就任后,获得的第一次单独出差的机会是去新奥尔良参加“地球日”年会。
  如月动身去新奥尔良时,邱少白也不在家,一个星期前,他到匈牙利去了。是以中国诗人的身份参加布达佩斯国际诗歌节。但如月知道,邱少白去匈牙利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继承遗产。半年前,他那个前外交官父亲在匈牙利旅居多年之后,突然辞世了,留下一个书店,并且在遗嘱中写明让唯一的儿子邱少白来继承。前提是邱少白必须将他和亡妻的遗骨送回中国安葬。对于父亲这份条件苛刻的遗产,邱少白一直迟疑着没有马上去接受。其中的苦衷,如月心里当然明白。一向自诩为“世界公民”的邱少白,对自己是否会回到中国还心存疑虑,父亲的遗嘱无疑是给他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但他又舍不得父亲独自惨淡经营书店留下来的这笔遗产。所以,半年来一直为此犹豫不决。那天,当邱少白突然决定赴匈牙利时,如月以为他打算满足他父亲的遗愿了,可当如月问起这件事儿时,他断然说:“不,我不会把他们送回中国的,哪怕他们在地底下诅咒我,也绝不!”那一刻,如月觉得他真冷酷。至少他应该让我一起去祭拜一下公公和婆婆,毕竟,我是他们邱家的儿媳呢。她想,心里升起一股彻骨的寒意……
  
  
  当飞机在新奥尔良市上空缓缓下降时,如月从窗口俯瞰下去,密西西比河如同一条青色缎带,在新奥尔良边上系了一个优雅的蝴蝶结,然后头也不回地奔流入海。沈如月对新奥尔良最清晰的印象都来自以前她看过的那部著名电影《欲望号街车》:风景壮丽的庄园,萨克斯演奏的爵士乐,月光下女主角布兰奇忧伤的笑容,以及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加上对半个多世纪前舅舅甄垠年那段充满浪漫色彩的奇异旅程的想象,便使如月对被称为美国最有趣城市的新奥尔良产生了某种期待。
  当然,如月也不是没有作过任何准备。动身之前,她专门去图书馆查阅过关于新奥尔良的一些资料,对这座“建在一个不可能的地基上的城市”多少有些了解。
  如月听完开幕式后,便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会场,揣着一张旅游交通图,信马由缰地游览市区风光去了。
  如月乘上一辆像电影《欲望号街车》中那种全身涂得五彩斑斓的有轨电车,沿着热闹的波旁街徐徐行驶。波旁街是一条从南到北布满酒吧的街道,蓝调吧、钢琴吧、爵士吧,热带森林吧,一家挨着一家,像后来如月回国后在北京三里屯见到的景象。在波旁街的拐角,她看见有个人把自己全身涂成银灰色,摆着古怪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不时有行人往他面前的盆子里丢些钱。路边的房子都是些两层楼的老房子,很夸张地涂着不同颜色的油漆,浅黄、橘红、淡蓝和草绿,鲜艳明快。有的房子表面的水泥已经开始脱落,露出红色的砖。大门两旁点着古老的煤气灯,差不多每座房子都伸出用黑色铸铁雕花栏杆做的阳台,图案丰富。阳台上木制的百叶窗瘦瘦长长,刷着和木门相同颜色的油漆,从开着的百叶窗里可以看见白纱窗幔,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两个砖砌的台阶,阶边栽种着鲜花。阳台上有人站在栏杆旁饮酒聊天,当他们看见楼下有人聚集在酒吧门口又唱又跳,便一起应和喝彩、雀跃欢呼,还不时往下扔珠子穿成的链子。这种珠链据说在当地非常流行,颜色多是紫色、玫瑰色或金黄色,是一种热情、友好和幸福的象征。
  如月坐在摇摇晃晃的电车上,欣赏着五光十色的街景,感到一股浓郁的美国南部气息扑面而来。刹那间,她脑子里闪现出当年舅舅甄垠年和苏珊小姐在新奥尔良街头漫步的情景,不禁一阵恍惚。
  如月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次会上,她见到了苏珊。
  
  五
  
  如果不是苏珊在演讲中提到甄垠年的名字,如月不可能知道这位年逾七旬的新奥尔良大学终身教授,就是当年跟舅舅一起结伴考察过密西西比河的那位“美国友人”苏珊。
  中午,苏珊跟旁边一个大腹便便的黑人男子交谈着,一边随着进完午餐的人流向自助餐厅外面走去。提前等候在餐厅门口的如月迎上前去,用英语说:“苏珊小姐,我可以和您谈谈吗?”
  苏珊停住脚步,目光在如月脸上停顿了片刻,似乎在犹豫是否接受这个陌生亚裔女子的请求。很显然,她把如月当成了某家报纸的记者。“请原谅,会议期间我不接受采访,再说,中午我需要休息……”
  “我们可以另外约时间。”如月见对方仍然很不情愿的样子,连忙又说了一句,“我是从中国来的,甄垠年是我的舅舅。”
  “你说什么?”苏珊愣了一下,似乎没听清楚,“甄垠年,你刚才提到我的朋友甄,垠,年?”
  “是的,我是他的外甥女……”这句话,如月是用中文说的。
  “甄垠年的外甥女?”苏珊睁大眼睛看着如月,“我的上帝啊,这是真的吗?”接着,她对旁边的黑人男子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伸出双手,按着如月的肩膀,将她往自己跟前拉近一些,仰起脸,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那副欣喜和激动的神情,像是意外碰上了久违的亲人。“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如月,哦,像月亮一样美丽,对吗?”她用熟练的中文说,“我们当然要好好谈谈,你是垠年的外甥女啊!不过不是在这儿,我得请你去我家里,等会议结束后。怎么样,你愿意赏光吗?”
  苏珊除了在新奥尔良大学有一套住宅,还在郊外的帕洛马尔农场附近有一幢别墅。平时学校如果没有学术活动,她都住在乡下,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如月就坐着苏珊驾驶的雪铁龙轿车去她的乡间别墅。出了市区,郊区公路上的车辆很少,那辆红色雪铁龙像一艘在海面上飞速滑行的三角帆船,在蔚蓝色的高等级柏油路上疾驶着。正是五月份,虽然是阴天,但空气是透明的,风吹拂到脸上格外凉爽宜人,公路两旁看不到裸露的土地,植被异常丰富,宛若一片片色彩斑斓的屏风,让人目不暇接。偶然有几簇鲜艳的三角梅和洁白的曼陀罗花闯入眼帘,转眼间就消失了。汽车穿过一片繁盛的热带树林后,如月觉得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一条宽阔的河流突然出现在眼前。波浪拍打河岸的声音以及河面上水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一股股水草和泥土的混合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密西西比河了。如月想。她是从马克·吐温和福克纳的小说认识这条著名河流的。此刻,坐在沿河畔公路行驶的汽车上,如月心里有点儿激动。“当年,我和你舅舅沿着密西西比河溯流而上,走了整整一个月呢。”苏珊放慢车速对如月说。苏珊戴着墨镜,如月看不清楚她的眼睛,但从那句话里听出了一种感慨的意味。
  从市区到帕洛马尔农场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苏珊的乡间别墅是一幢具有法国普罗旺斯农舍风格的两层小楼,坐落在密西西比河边上,紧挨帕洛马尔辽阔茂盛的草场,附近稀稀拉拉散落着一些低矮的灌木和当地农场工人的房舍,四周显得空旷宁静,的确有一种远离尘嚣的意境。
  苏珊雇有一个黑人女仆,每周帮着打理两次家务和清洁,主人外出时看看房子,如果有客人来,也让她来帮帮厨。但如果是特别亲密的客人,苏珊都是亲自下厨,展示一番自己的厨艺。
  晚饭是苏珊亲手做的。“让你尝尝我做的烤牛肉。这是罗奇传授给我的手艺,一般的客人可没有这个口福。”苏珊说的是她的父亲罗奇·切瑞尔博士,那位大名鼎鼎的世界水坝权威。“上次你舅舅访问美国,我本来想邀请他来农场做客,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真没想到,几年后他的外甥女也来到了农场……”
  苏珊做的烤牛肉味道的确不错,她还拿出一瓶帕洛马尔农场自己酿制的葡萄酒让如月品尝。不知不觉,两个人喝掉大半瓶。如月觉得这是自己到美国以来吃得最可口的一顿晚餐。乘着酒兴,苏珊从书房里拿出一个相册,取出一张褪色的照片给如月看:“瞧,这是我和你舅舅考察密西西比河拍的!”
  如月仔细地端详着这张半个世纪前的照片,觉得有些眼熟。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终于记起来,小时候在舅舅那儿玩耍,她从一本英文书里见到过。照片上,舅舅甄垠年站在密西西比河岸边,头上戴着一顶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巴拿马遮阳帽,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似乎是为了躲避强烈的阳光,眼睛眯缝着,显得有几分忧郁。苏珊站在他身边,微微歪着脑袋,脸上挂着调皮的笑容,满头金发瀑布一样垂落到肩膀上,牛仔裤将两条修长柔韧的腿绷得紧紧的。看上去,真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如月,用你们中国人的习惯,你应该叫我阿姨对不对?”苏珊有了些醉意,说话也含糊不清了。“你舅舅那时候是一个帅小伙儿,如果不是他在国内有一个女朋友,我也有了未婚夫,我们说不定就相爱了。实际上,那会儿我真有点儿喜欢他呢。”
  如月发现,她说这句话时,那张布满老人斑的脸上仿佛害羞,浮现出一缕少女般的酡颜,心里一动,不禁问:“他跟你说过那个女朋友是谁么?”
  “噢,没有。你舅舅在感情上一向比较内向,甚至有点儿腼腆……如月,我一直不懂得男人,是不是所有的中国男人都这样?”
  “也许吧,我也说不上来。”如月支吾道。她心里想说的其实是另外一句话:“苏珊阿姨,我跟你一样不了解男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丈夫……”但她终于没有说出口。
  
  晚餐过后,如月跟着苏珊来到二楼的凉台上,坐在白色的塑料躺椅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继续聊天。
  “苏珊阿姨,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呢?”这个问题在她脑子里盘亘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她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啊哈,你是不是想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苏珊笑着说,“这个问题罗奇临终前也说过,他说苏珊,你应该找个男人结婚,要不我和你母亲在天堂也放不下心来的。到现在,罗奇去世都快二十年了,我也变成了老太太,还是孤身一人。这不奇怪,如月,你舅舅现在不也是一个人生活吗?也许,我们都太理想主义了,仅此而已,跟女权主义之类的扯不上边。”
  尽管舅舅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还有一个儿子,但在对待爱情这个问题上,他们俩倒的确有点儿相似。如月想。
  “你知道吗,罗切尔·卡森也是单身了一辈子。”苏珊从躺椅上欠起身来,双目发亮地望着如月,“三十年代我就认识了罗切尔,那时候她在美国渔业局为‘水下罗曼史’广播节目做专题撰稿人,还没有后来那样大的名气。我只是因为喜欢那部作品《在海风的吹拂下》才和她成为了朋友,对她的环保主义立场并不是很理解。要知道,我可是全美最著名的水坝权威罗奇·切瑞尔的女儿。那时候,我跟罗奇一样相信,水坝是改善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手段,甚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应该将美国修建水坝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四十年代,罗奇到中国帮助建设三峡水坝时,我觉得他在从事一项多么伟大的工作。我崇拜罗奇,为自己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而自豪……”
  “现在呢,你还这样想吗?”如月忍不住打断了她。
  “当然不这样想了。”苏珊摇摇头说,“我已经站到了跟罗奇完全相反的立场。我现在把自己看做是罗切尔·卡森小姐事业的继承者,只要有机会,我就呼吁停止减少修建水坝,并且劝说有关国家的政府将那些对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的水坝尽可能地拆除掉,包括美国的胡佛大坝和埃及的阿斯旺水坝,还有你们中国的三门峡水库。在某些政府领导人眼里,我可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如果切瑞尔先生地下有知,也一定很不高兴吧?”如月开了一句玩笑。
  “岂止不高兴,说不定嘴巴都气歪啦!”苏珊仿佛正面对着她父亲似的,做了个孩子气的鬼脸,但马上就严肃起来,“不是我成心要跟罗奇作对,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几十年前,当美国人在科罗拉大峡谷、田纳西河谷和密西西比河上建立起一座座巍峨的水坝时,谁会料想到它们今天会对地球环境产生这样大的破坏呢?”她用力吸了吸鼻子,“你嗅嗅,一股臭味儿。这都是从密西西比河上飘来的。如果是白天,你还能看到河面上飘着一条一条死鱼。无论是土壤还是水质,都在发生着严重的恶化。而这都是因为那些水坝……”
  此时的苏珊,像在地球日年会的讲坛上发表演讲时那样忧心忡忡。有好几次,她从躺椅上站起来,在凉台上走动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请原谅,我太激动了。”她重新在躺椅上坐下来,喝了一口咖啡,“上次你舅舅来美国,我们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咖啡馆聊了整整一下午。我和他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尽管他的处境比我糟糕,但他比我更加勇敢,始终不渝坚持自己的立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也许您已经知道,前几年,三峡大坝的修建计划被搁置下来,其中就有我舅舅的一份努力。”
  “是啊,我还专门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呢。”苏珊说,“上次访美期间,你舅舅受到了知识界的热烈欢迎。相比之下,他的那个同学兼对手在西方可不怎么受欢迎……”如月知道她指的是自己的父亲。“你父亲当年可是罗奇最得意的学生。现在美国水利界还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切瑞尔,不过,我听说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声誉并不好,总是把他当作你舅舅的对立面来评价,指责他思想上太左,是这样吗?”
  “大概是这样吧。”如月闪烁其词。
  “这很有趣,在美国,像你父亲这样的人物被称为右派,而你舅舅和我是被称为“左派”的,可在你们中国全颠倒过来了!”苏珊说着,忽然问如月,“你是站在你父亲一边,还是站在你舅舅一边呢?”
  “怎么说呢,有时候,我觉得我父亲并没有什么错,你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国家。”如月说得模棱两可。她本来还想谈谈那篇《溯流而上》以及因此跟父亲产生的隔阂,但想了想,还是没有说。
  苏珊注视着如月,沉默了一会儿,“你是对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指责你父亲,就像我不应该指责罗奇一样。”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有自己的价值选择。就拿我来说吧,从来不隐瞒我和你舅舅相同的立场。我还记得七十年代中期到中国见到他的情景。那时候,他刚被允许从流放地回到北京,看上去那么潦倒落魄。我们坐在北京饭店的西餐厅里,我总是在不停地说话,而他始终沉默寡言,还不时转过脸东张西望,好像担心有人监视。这越发让我心疼。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和他见面的机会,真想让他跟我一起来美国,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可那会儿我都五十多岁了,就像现在这样,变成了老太太,没有年轻时那份冲动和激情了。”她耸耸肩,做了个自嘲的手势,“况且,你舅舅又是那样优柔的一个人……”
  如月再次从苏珊的话里听到了一种伤感的东西。她担心打扰老人的思绪,没有吱声,抬起头来,仰望着布满星星的夜空。从凉台上望去,帕洛马尔农场的田野和草场尽收眼底,空气中飘来一股麦子成熟的香味儿。而另一个方向,正传来密西西比河忽高忽低、时缓时急的涛声,隐约还能听见一阵低沉浑厚的爵士音乐,那是从驶过的游船上发出来的。
  
  六
  
  如月和邱少白的家在纽约州立大学的一座公寓里,只有两间房,靠外的一间是客厅兼书房,靠里的一间是他们俩的卧室。
  如月从新奥尔良回到纽约时,已经是傍晚了。当她走到家门口,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顺手按亮电灯,第一眼看到的是书房的沙发上两只放在一起的鼓鼓囊囊的旅行包,那只草绿色的野战包当然是邱少白的,但另外那只牛仔包又是谁的呢?如月心里正疑惑时,忽然听见里面的卧室里传来一阵响动,她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邱少白从里面走了出来,光着上身,只穿了条短裤,看见如月,他脸上显出慌乱的神色。
  如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连身上的旅行包也顾不上放下,就往卧室里走去。一推开门,她顿时愣住了。一个黑发碧眼,长得很性感、约莫二十七八岁的白人姑娘斜躺在床上,一双修长的腿翘得高高的,手里还夹着一根香烟,看见如月走进去,丝毫没有惊慌,而是像主人一样斜睨着她,仿佛在问,你是谁,怎么连招呼也不打就闯进来啦?
  “认识一下吧,我叫特丽萨,邱少白的同行和朋友……”她冲如月嫣然一笑,伸出涂满指甲油的右手,像是要跟如月握手似的。如月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有什么东西直往喉咙口涌,差点儿吐出来。她转过身,推开跟过来的邱少白,跌跌撞撞地往外面走去。冲出家门的那一刻,她听见邱少白在后面喊:“如月,你听我解释……”
  如月叫了一辆计程车,来到路菲的住处。路菲住在第十大街一幢出租公寓里,这里住的大多是来自亚洲、南美以及东欧的移民。当路菲穿着睡衣打开门,看见背着旅行包的如月站在门口,还以为她是直接从新奥尔良来这儿的。“怎么,少白还没有回来,你一个人住害怕,找我做伴呀?”但她很快察觉到如月的神情有些反常,便住了口。
  听如月倾诉完刚刚发生的事情,路菲反应出奇的平静,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她拉着如月在沙发上坐下,自己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才说:“这件事我其实早就知道。还是你来美国之前,少白就认识特丽萨了。那次,我和少白都被邀请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笔会,特丽萨刚从罗马尼亚到美国,她是个刚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又年轻漂亮,所有的男作家和诗人都围着她转。在这一点上,少白往往技高一筹,整个笔会上,他们俩一直眉来眼去……”
  
  如月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既然你早知道他们俩的关系,干吗还要竭力鼓动我来美国?”
  路菲说:“我以为少白只是逢场作戏。你们俩毕竟是多年的夫妻呀,一直还没有孩子……”
  路菲多年前就离婚了,丈夫是北大的一位历史学教授。离婚前路菲也曾经打掉过一个胎儿。她大概不想让如月也重蹈自己的覆辙。如月心里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
  “如月,你太单纯了,像我一样不了解男人。跟他们在一起,受伤害的总是我们。”路菲伸出胳膊抱着如月的后背,轻轻拍打着,像安慰一只受伤的小猫,“可是,孩子对我们女人来说又那么重要,我和你都太傻,要是早点有个孩子就好了。可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
  在如月印象中,路菲一直是个坚强的女人,任何时候都那么乐观自信。但此刻听了这番话,她觉得路菲内心里其实跟自己一样柔弱。她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大姐”!把头埋在路菲怀里,低声啜泣起来。
  
  第二十四章
  
  一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大厅外的休息室内,两个年逾七旬的老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当后来的那位看见前面那位后,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似乎想退回去,但犹豫了片刻,还是步履缓慢地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休息室是长方形的,一个人坐在这一头,一个人坐在那一头。
  那个西装革履、身材瘦长,胸前佩戴着政协委员证,颇有风度的老人是甄垠年;而另外那个穿着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人大代表证,方正脸膛、中等个头的老人,是沈福天。
  就在半个小时以前,人民大会堂三千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决议”进行了投票表决。
  而半年以前,当甄垠年从侯岩那儿获悉中央高层决定将三峡工程作为重大议案提交全国人大会议表决的消息后,还连夜向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最后一次陈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甄垠年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但还是把信投了出去。
  进行表决前几分钟,甄垠年向主持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出,全国政协常委雒越崎因在香港,未能出席会议,可否由他代表其本人履行表决的权利。委员长沉吟了片刻,答复是可以。
  甄垠年和雒越崎都投了反对票。同上次那封信一样,他知道自己已无法改变已成定局的历史。他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尽自己的某种本分罢了。对此,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过了一会儿,表决的结果出来了:
  赞成:一千七百六十七票;
  反对:一百七十七票;
  弃权:六百六十四票;
  未按:二十五票。
  此刻,坐在休息室里的甄垠年和沈福天谁也没有说话,但他们显然都能揣摸到对方心里的复杂感受。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两个人的目光渐渐碰到了一起。这一次,他们谁也没有躲避,而是互相注视着对方,像两个在台上拼尽全力较量无数次,终于决出胜负的拳击手,都有一种获得解脱的感觉。
  “福天,你终于胜利了,可以向切瑞尔先生发捷报了。”
  “是吗?我怎么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
  “几十年来,你梦寐以求的不都是为了今天这个日子么?”
  “也许吧。但说出来你也许不会相信,对你提出的每一条反对意见思考得最多、最认真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这个被你竭力反对的人。”
  “这么说,你承认我的意见有道理?”
  “不,恰恰相反,我希望你是错的。”
  “你是害怕真理最终会在我这一边?”
  “对。因为这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
  “说得多么冠冕堂皇!福天,我以前早就说过,你不像个工程师,而像个政客……”
  “这只是你对我的成见。这么多年,很多人都这样指责我,包括我的女儿如月。但我问心无愧。”
  “你说得太轻松了,在你面前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是历史的功臣,要么是历史的罪人。”
  “是不是功臣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做的一切能真正造福于民。这是我们当年在江河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求学时共同的理想……”
  “你心里其实并不自信。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你从来不敢承担责任,当初建三门峡水库就是这样,你明明知道我是对的,可却不敢站出来。”
  “可如果我告诉你,我曾经请求苏联专家重视你的意见,你会相信吗?”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我也没指望你相信。我知道你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没错,反右期间我的确说了对你不利的话。我和你的身份不一样,我是党员。但你想过没有,有时候人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命运,不是仅靠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这只是推脱责任的一种借口。这正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好了,我们别吵了。我们在一起争吵几十年了,难道还要一直吵到死的那一天么?你知道,最近我经常回忆我们俩在江大和美国求学的那些日子,要是时光能够倒流该多好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多愁善感了?这可不像你的性格。但我和你想得不一样,如果时光真的能重新开始,你和我还会吵下去。我敢肯定!”
  “……”
  这场内心的对话终于以沈福天的沉默而结束了。当他从臆想中回过神来时,发现甄垠年已经离开,休息室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忽然觉得心里也跟这间屋子一样,变得空落落的。
  
  二
  
  三峡大坝开工典礼那天,沈福天以工程方案总设计人的身份,跟国家领导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并参加了在宜昌三斗坪坝址上举行的剪彩仪式。
  随后,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办公室和三峡工程总公司联合在宜昌桃花岭饭店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刚开始,几乎所有记者都把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对准了沈福天。面对着七嘴八舌的提问,一向不善言辞的沈福天从容不迫,对答如流。然而,当美联社的一位记者突然问道:“沈先生,三门峡水库目前被认为是一项失败的工程,当初提出反对意见的甄垠年先生对三峡工程也一直持反对和批评态度。很多人都知道,您青年时代曾经和他一起在美国留过学,然而,长期以来你们却在大坝甚至政治立场上处于对立的位置上,中国的知识界以及国外的媒体对您本人也曾经提出过不乏尖锐的批评。现在,您作为胜利者,怎么评价这位昔日的同窗兼失败者以及您自己?”
  沈福天稍稍思忖了一下才回答:
  “首先,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胜利者,甄垠年先生是失败者。因为三峡工程从来不是某个人的事业,而是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综合体现。对于科学上的争论,任何匆忙和草率的结论都是不合适的。甄垠年先生早年反对三门峡建坝方案,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勇气,并且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说的就必然是真理。三门峡和三峡的情况完全不同,况且,甄先生主要的专业是水文和工程地理学,并非河流动力学和泥沙运动规律的专家。在三峡的泥沙问题上,我们更应该尊重这方面的权威专家的意见。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并且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工程难题,其中就包括三峡水库……”
  美联社记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据我所知,目前对三峡工程批评最激烈的不是工程技术问题,而是来自环保方面。在美国,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减少大坝修建,即便一些已经建成的大坝,由于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将它们炸掉。中国却还要不惜代价兴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您怎么看这种批评?”
  对这个问题,沈福天似乎胸有成竹。“正如你知道的,我青年时代在美国留过学,而且亲身参加过美国的水坝建设。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修建水坝最多的国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水坝建设是从五十年代才真正开始起步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让江河湖泊造福于人民,尽可能地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紧缺的电力能源,并从根本上解除长期以来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威胁的洪水灾害。当年,如果罗斯福总统不通过修建胡佛大坝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使濒于绝境的美国经济获得宝贵的资源和动力,根本不可能那么快就摆脱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超级大国地位。我想,环保问题也不能脱离每个国家具体的生存条件,否则,就会真正地削足适履,得不偿失……”
  
  这天晚上吃过晚餐,沈福天回到饭店宽敞豪华的套房里,打开电视,电视上正巧在播放他答记者问的实况。看到自己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从容镇定、对答如流,一副宠辱不惊的神情,沈福天感到十分惊讶,仿佛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跟他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他想:这个说话滴水不漏,像领导人那样对政策性和专业性拿捏和把握得如此老道,以至让那些刁钻的记者钻不到任何空子的人真的是我吗?
  这天夜里,沈福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变成一块岩石,被嵌进大坝里面了。但他仍然有自己的四肢,甚至大脑。他想从大坝里面挣脱出来,可怎么使劲也无济于事,他只好大声呼救,可刚开口,就听见有人幸灾乐祸地说:“这不是你自己梦寐以求的吗?”他寻声望去,那个人原来是甄垠年。
  这当儿,沈福天从梦中醒过来,觉得心跳加速,身上直冒虚汗,喘不过气来。他知道,血压又升上来了。这几年,他的血压一直不稳定,每次出远门,甄可昕都要给他去医院开一大堆药物带在身边的。
  沈福天服完药,又独自在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那个奇怪的梦搅得他心烦意乱,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第二天一早,沈福天连秘书也没带,一个人悄悄离开桃花岭饭店,回老家石坨镇去了。
  屈指算来,自从母亲去世后,沈福天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一路上都是平坦的水泥公路。当他坐着三峡工程总公司派的那辆三菱吉普到达石坨镇时,刚过中午十二点,只用了三个多小时。如果是二十多年前,少说也要花七八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再退回到三、四十年代,走水路从石坨镇到宜昌,整整一天也不一定能到呢。
  动身前一天,沈福天特意叮嘱过三峡总公司,不要把他回乡的消息透露出去,以免惊动当地政府,像电视上那样兴师动众地接待。可三菱吉普刚驶进石坨镇,他还是看见了一群人热热闹闹地站在镇口,后面房屋的墙上还悬挂着一条横幅标语:“热烈欢迎沈福天院士回故乡省亲指导工作!”
  吉普车尚未停稳,几个当地领导模样的人一齐拥上前来,一边争相跟沈福天握手,一边异口同声地说:“沈院长,您一路上辛苦了!”
  不久前,沈福天刚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兼副院长。现在听到人称呼这个头衔,他觉得很不习惯。“别叫我院长,那只是个挂名嘛。我是个工程师,大家还是叫我沈工吧。”
  但人们把他的话当成了谦虚和客套,压根儿没理睬,照样一口一个“沈院长”,围着他前呼后拥的,真把他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在欢迎的当地领导中间,一个身材魁梧、须发皆白、年纪跟沈福天相仿的老人默默站在人群后面,没有说话。沈福天的目光落到他脸上,眼睛一亮。这不是肖鹏吗?
  这时,镇领导过来给他们俩介绍:“这是我们县的老书记……”但话未说完,两个人的手已经紧紧握在了一起,“不用介绍,我们是老熟人呢!”
  “你二十多年没有回石坨镇了吧?家乡人民可是天天都在盼着你回来看看啊!”肖鹏的口音跟当地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了。
  “我也想回来呀,可一直没有机会。这次若不是三峡工程动工,还不晓得哪天才能回来。”沈福天说,眯起眼睛端详着这位过去的石坨镇镇长,“肖镇长,你也老了,我们都老喽!”
  肖鹏听沈福天叫自己“肖镇长”,笑起来,“是呀,老了老了,我好几年前就退休了,每天在江边钓鱼,比神仙还要快活。”
  “我也想从岗位上退下来,百事不管,像你这样过过神仙日子,可三峡工程不完工,我没法子闲下来啊。”
  “那是那是,这么大的工程,没有你可不行。”肖鹏连声说,“说起来,老家人都托你的福呀。你别看眼下这石坨镇还破破烂烂的,可再等两年,新石坨镇就要在后面山坡上建起来了,清一色的三层楼,比现在的县城还漂亮呢。”
  “这么说,没有人反对建三峡工程?”沈福天顺口问了一句。
  “反对?干啥子要反对嘛?这里的老百姓盼了几十年,不就是希望三峡工程建成后,能过上好日子么?”
  沈福天噢噢着,环顾四周,若有所思地说。“只是到那时候,老镇子也就彻底消失啦……”他想起早已被崩塌的沈家老屋,心里有些伤感。过了一会儿,他问肖鹏:“向你打听个人,你还记得田长青吗?”
  肖鹏想了想,拍拍脑袋说:“记得,以前石坨村的支书嘛。六三年搞社教,为了半袋苞谷,我还差点撤了他的职。”
  “他还住在石坨镇么?”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我帮你打听一下。”肖鹏走到一边向镇上的领导问了几句,旋即转过身来说:“走了,去年随他儿子牵到安徽去了。”他见沈福天没听明白的样子,又补充道:“按照国家政策,三峡移民采取后靠和外迁两种办法,分期分批,田长青是第一批迁走的。”
  沈福天喃喃道:“都不在了,一个都不在了……”
  肖鹏没听清楚,“啥子一个都不剩了?”
  “哦,没什么,没什么……”
  吃过午饭后,沈福天坚持没有让镇上领导和肖鹏陪同,独自一人去父母和哥哥的坟地。从镇子通往坟地的山道仍然像二十年前那样荒凉,长满了齐腰深的荆棘。毕竟上年纪了,总共不到三里远的路,沈福天停下来歇了两次脚,脊背上冒出了一层汗,两条腿还抖个不停。
  穿过一片柞树林子,他一眼就看到了父母的坟地。同二十年前相比,父母的坟包又低矮了一些,连墓碑上的字迹也被风雨剥蚀得模糊不清了。
  挨着父母和二哥,有两座紧傍在一起的坟包,坟前没有墓碑,但沈福天知道,那是大哥福川和余四小姐的。大哥和余四小姐好几年前就过世了,两个人是在那次崩岸事件中淹死的。那一次,石坨镇上屋毁人亡有好几户人家,包括沈家老屋在内。沈福天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几天没睡好觉。当时,他刚从玉泉山接受隔离审查完不久,情绪低落,也没回来替大哥和余小露办丧事。此刻,他心里恍惚不已。一家人也算是团聚在一起了。值得庆幸的是,三峡大坝蓄水到一百七十五米以后,这片坟地也不会湮没。沈福天想,到了那一天,我也会跟父母在一起团聚的。
  沈福天在坟前默然垂立了很长一段时间。山风从背后的柞树林子里吹过来,将他头上稀疏的白发一绺绺掀起,又一根根地飘散开来。沈福天觉得仿佛是母亲在给自己梳头。小时候,他每次到江边玩水回来,母亲都要用枣木梳子给他梳头的。
  
  三
  
  小爽是和刘石头一起来到北京上访的。
  小爽高中没读完,就到榔树坪航运公司当了水手。为了让孙子顶替自己的班,朱老鳡把公司和镇政府的门槛都快要踩破了,但领导始终不松口。也难怪,朱老鳡二十多年前就从航运公司(以前叫船业社)退休了,这些年公司和镇上的领导不知换了多少茬,谁还肯认这笔债呢。无奈之下,朱老鳡只好厚着老脸去找刚当上县长不到半年的严雷。严县长倒是个念旧情的人,况且,对他来说,给乡镇企业安排一个合同工,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当场就答应了。小爽进航运公司上班后不久,正好碰上严县长到榔树坪检查镇办企业的工作,“你就是小爽?”他稍稍仰起脸,叉着腰,望望比自己还高出半个头的小爽,咕哝道,“唔,个儿嘛,跟你爹差不多,可眉眼脸盘都像合欢呢……”然后,像是故意让陪同他的镇领导听见似的,用手指头点了点小爽的脑门儿,提高嗓门说:“记着,后生子,我不是因为你爹是北京的大知识分子才给你安排的工作,在我眼里,他的地位再高也没有你妈的面子大,你妈是个多么优秀的山村女教师啊!”小爽涨红了脸,挺着胸膛,像宣誓那样大声说:“我不晓得我爹有啥子面子,我只晓得我妈是为了榔树坪的教育事业牺牲的。”严雷对小爽的回答显然很满意,临走时又问了一句:“你姓甄还是姓朱?”小爽愣了一下,正不知道怎么回答时,严雷就说:“别姓甄了,姓朱吧,这样才能把你妈妈的优秀品质发扬光大嘛。回去告诉你爷爷,就说是我说的!唔?”
  
  但朱老鳡没有听从严县长的指示。他对小爽说,不管你爹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他都是你爹。自古以来儿子都跟爹姓,咱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你妈在那边也不会答应的。小爽觉得爷爷的话有道理,但严县长的话也没有什么错啊。
  在小爽心目中,他和父亲甄垠年之间除了血缘上的关系之外,一切都那么遥远、陌生。这种感觉不仅没有因他十二岁那年独自跑到北京在父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星期有所改变,反而越来越强烈了。尽管像过去那样,他每年都会收到父亲寄来的明信片,从来不曾间断过,但对小爽来说,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仅此而已,丝毫不像别的儿子对父亲那样有一种情感上的依赖。从来没有过。两年前,航运公司按照上面的政策搞股份制,职工如果能够占有一定数量的股份,就可以成为公司的参股职工,否则只能另谋出路了。小爽刚在公司站稳脚跟,当然不甘心被扫地出门,可他去哪儿筹集那么多钱呢?朱老鳡见孙子在家里急得团团转,也没了主意。他已经老了,帮不上孙子了。“小爽,给你爹写封信吧。他不会撒手不管的。”但小爽没有听爷爷的话,“我不想去求他。这么多年,他都没到妈妈的坟上来看一次。”小爽梗着脖子说。“你爹关心的是国家大事,这点小事儿哪里顾得上噻。”朱老鳡说,像是在为甄垠年开脱。后来,小爽去巴东古栈道抬了半年的滑竿,挣回来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总算保住了在航运公司的工作。孙子的这股倔强劲儿,让朱老鳡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他不由得一阵感慨……
  这一次去北京上访,小爽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三峡工程动工不久,县上就给榔树坪下达了一万名外迁移民的指标,并要求在两年之内全部完成搬迁任务。迄今时间过半,已经先后迁走了三批,照这个速度,榔树坪完成外迁任务本来不成问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肯外迁,就连已经迁到外地的也陆陆续续回流到榔树坪,重新在原来的宅基地上搭起简易棚子住下来了。起因是县移民局没有将国家规定的移民补偿款足额发到移民手中,而是克扣下来,修建县乡两级政府的新办公大楼和宿舍,甚至落进了不少县乡干部的私人腰包。起初,这只是移民们私下的猜测,但随着了解内情的人日渐增多,大家开始愤怒起来,纷纷以拖延甚至拒绝外迁表示抗议,并自发成立了一个“移民权益维护联合会”,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但申诉的结果是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几个移民代表还被公安局以“扰乱移民工作”的罪名抓了起来。人们被激怒了,聚集到县政府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移民代表。迫于群众的压力,公安局把移民代表放出来了,但县政府向滞留的移民们发出限期外迁的最后通牒,并开始组织干部和公安干警,挨家挨户地实施强制搬迁。政府和移民之间的冲突日趋紧张,不到半个月,就接连发生了几起群众被干部捆绑和打伤的事件。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刘石头找到了小爽。刘石头是那几位被关押后又放出来的移民代表之一,平时跟小爽关系不错。他想请小爽跟自己做伴,去北京上访。“好不同意盼到三峡工程开工,原以为能够沾光过上好日子,谁想到政府却让我们搬迁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外迁就外迁吧,广播电视上不是整天说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么,我们认了,可也不能昧着良心克扣我们的补偿费呀,哪怕走到天边,也要讨回这个公道!”刘石头红着眼睛说,“我们几个代表合计好了,一定要把那帮狗日的贪官搞倒,既然乡里和县上官官相护,咱们就去北京告他们,不告倒这帮王八蛋决不罢休!”
  刘石头说的这些事儿,小爽也早就知道。但刘石头想请他一起去北京上访,确实让他有些犯难。他现在是航运公司的持股职工,不属于外迁移民,他要是领着刘石头去上访,岂不是狗拿耗子管闲事么?再者,上访告状明摆着是跟政府唱对台戏,谁胜谁输,难免都要得罪政府,自己当初进航运公司,还是严县长帮的忙,要是让他知道了,会有自己的好果子吃么?
  “石头哥,不是我不想帮你这个忙,公司最近正在跟巫山的一家旅游公司商谈联营的事,我实在脱不开身呀。”
  小爽的话一出口,刘石头就明白是在借故推辞。他有点急了,“我长这么大,去的最远的码头是宜昌和万县,北京那么大地方,莫说上访,就是连东南西北我都摸不清。小爽兄弟,你以前去过北京,你爹又是大人物,报纸上都能见到他的名字,你要是不跟我一起去,这状肯定告不赢。”他近乎乞求地说,“我不是求你给我帮忙,这是为了乡亲们啊。那帮黑心肠的家伙喝大伙的血吃大伙的肉,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不管么?小爽兄弟,我求你了!”
  扑通一声,刘石头给比他小好几岁的小爽跪下了。
  小爽赶紧扶起刘石头,却仍然犹豫着没答应。这当儿,一直在旁边闷声不响地抽着旱烟的朱老鳡放下烟斗,重重地咳了一声,神色庄重地说:“当年爷爷在川江上跑船,要是碰上有船触礁遇险,就是冒着性命,也会跳下水去救人的。小爽,现在这事儿可牵扯到榔树坪几千号男女老少的身家性命,我看你得应承下来呢!”
  朱老鳡的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像棒槌那样落在小爽心头上。他想,这趟份外的差事看来我是推不掉啦。
  
  四
  
  小爽和刘石头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当他们走出北京火车站时,已经是第三天的早晨了。
  小爽上次到北京还不满十三岁,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进站口和出站口像开闸的水坝,两条人流一直没有断过线。高楼大厦也比十多年前增加了许多,马路上的汽车像箭镞似的从面前刷刷地射出去,让人觉得头皮凉飕飕的。耳边仿佛有一千只鼓风机在轰鸣,一个字:晕!
  比小爽大好几岁的刘石头背着一只鼓囊囊的蛇皮袋子,寸步不离地跟在他后面,生怕被丢下似的,还小声咕哝:“我的娘老子,这北京硬是比万县和宜昌加在一起还大呢!”
  相形之下,小爽显得从容镇定,的确像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凭着一股愣劲儿来北京找父亲,连地图也不会看的懵懂少年。他读过高中,说得出世界上不少国家首都的名字,知道美国的现任总统叫克林顿,她的老婆叫希拉里,是个大律师。苏联几天的工夫便土崩瓦解,像下蛋似的下出了好几个国家,现在不叫苏联,改称独联体了。他自费订过两年的《民主与法制》杂志,谈论起国家大事头头是道,在小学都没念完、看上去浑身土气,只晓得烤红薯和卖红薯的刘石头面前,差不多算得上半个知识分子了。更重要的是,小爽现在是榔树坪航运公司的参股职工,有一千股份,公司最近正在洽谈跟巫山旅游公司联营,积极筹划三峡大坝蓄水之后,共同开发小三峡的旅游业务。如果谈成功,公司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前途将发生质的飞跃。“石头哥,你晓不晓得,我跟你来北京上访,冒了多大的风险,弄不好自己的前途全给毁了……”一路上,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对刘石头说,弄得刘石头心里惴惴的,赌咒发誓:“小爽兄弟,你放心,我和乡亲们欠你的人情一定会还的,等告倒那帮龟孙子,我们给你在江边竖一块碑,让榔树坪的子子孙孙都记住你的功德!”
  但说归说,小爽既然接下了这份差,就要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能不能告倒“那帮龟孙子”他不敢保证,但帮人忙就得尽心尽力。这是爷爷朱老鳡经常教导的做人道理。
  小爽一出火车站就买了份北京交通图。他没有按刘石头一路上不停怂恿的去找他父亲甄垠年。他是个懂法的乡镇企业职工,能够通过法定途经达到目的就不要走后门。“走后门”本身也是违法。按规定,这事儿应该去国务院信访局,那是国家专门接待群众上访的部门。但他动身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国务院最近成立了一个三峡移民局,负责管理三峡移民的事情。经过一番认真的分析,小爽决定直接去三峡移民局。
  
  小爽和刘石头转了一上午,总算找到了国务院三峡移民局。
  像北京所有国家机关那样,移民局门口也有两个武警站岗。他们昂首挺胸,身体笔直,连睫毛也不眨一下,跟两尊雕塑似的。跟别的国家机关不同的是,移民局传达室门前挤满了人,一个个神色焦虑,没精打采,像遭霜打的茄子。他们有的排着队,有的则呆在门前的空地上,或坐或蹲,时不时伸长脖子,眼巴巴地望着传达室。小爽打听了一下,排队的人也是刚到北京,正在递交上访材料,没排队的人已经把材料递交上去了,坐立不安地等候着消息。听口音,也跟小爽他们一样是来自三峡地区的湖北人和四川人,上访的内容和小爽他们大同小异,有的已经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身上带的钱都花光了,还没有等到任何结果。
  排了一下午的队,小爽和刘石头总算把上访材料递交上去了。看见那个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干部将材料按顺序编号后放进一个牛皮纸袋里,小爽用普通话问了一句:“同志,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干部头也不抬地说:“没看见这么多人吗?要不你们先回去,我们会责成当地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的……”小爽感觉到刘石头在后面一个劲地扯自己的衣服,知道他的意思,就咽了下口水说,“要是让当地政府处理,我们为啥子大老远跑到北京来?”干部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皱着眉头说:“那你们就等吧。”然后便摆摆手,叫他们让开,接待别的上访者去了。
  晚上,小爽和刘石头在移民局附近的地下旅社住下了。旅社是防空洞改建的,五块钱一个人,大通铺,上下两层,来移民局上访的人大部分都住在这儿。由于通风条件差,没有地方洗澡,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呛鼻的汗臭味儿。一到白天,这些人都到移民局门口等消息去了,跟上班一样准时,人家上班他们上班,人家下班他们下班。有的运气好,三五天就等到了满意的答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了,有的虽然等到了答复,但不是他们要的那个结果,就继续递交状子或材料,有的呢,等了两个星期还杳无音讯。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没等到答复,却被老家派来的民警和县乡移民干部抓回去了。小爽和刘石头亲眼见过,大天白日的,就在防空洞旅社门口,跟电影里的绑架场面一模一样。“他们打起人来可凶呢,一旦被抓回去,不死也得脱层皮。”一个侥幸从县乡移民干部手下逃脱的奉节人说,他们那里的移民干部更贪,竟然明目张胆地贩卖移民指标,每个人卖几万元,许多人糊里糊涂地到了外迁地,却一分补偿费也拿不到。“真是黑了良心啊!实在不行,老子捅到外国人那里去!”他还说,移民局门口经常有一些外国记者来采访,政府最怕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每次他们一出现,就有人出来驱赶上访者。刘石头听了脸色惨白,晚上紧紧抱着蛇皮袋子一宿没睡好觉。仿佛搂着一袋子金元宝,那袋子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已经所剩不多的烤红薯,其实什么也没有。每天,他都让小爽买盒饭吃,自己吃从家里带来的烤红薯。吃得他整天不停地打嗝放屁。“反正不给我们答复,说啥也不回去,大伙筹的钱就那么多,得悠着点花呢……”刘石头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他瞅瞅小爽,又说:“小爽兄弟,让你也吃这样的苦,我这做哥的过意不去呢。要不你还是去你爹那儿住几天吧,我一个人在这儿等……”小爽想也没想地说:“既然一起来了,就同甘共苦么!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连这样的旅社也没有住的,跟那些要饭的在天桥底下猫了一夜……”嘴上这样说,但小爽心里还是忍不住想:自己也许的确应该去找十几年没见过面了的父亲,说不定他真能帮上他们的忙。但这个念头只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被他压下去了。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去找他的。他想。
  但小爽怎么也没有料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当太阳刚刚从北京站的方向升起来,他和刘石头像往日那样走出防空洞旅社,准时来到移民局门口时,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出来几条穿制服的彪形大汉,一下子揪住了他们俩。多亏小爽反应机灵,在衣领子被人揪住的一刹那,他一个金蝉脱壳跑开了。当他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往马路对面逃去时,扭头看了一下,见刘石头已经被几双大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按倒在地上了,他一边徒劳地挣扎,一边带着哭腔声嘶力竭地喊:“小爽兄弟,去找你爹,告那帮龟儿子啊!”话音未落,脸上就挨了响亮的一记耳光。“龟孙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到哪儿也能把你抓回去!”小爽听到一个破锣样的嗓门,“听着,严县长捎话了,你还是少管这闲事儿,要不航运公司就没你的份儿了……”
  后面一句是冲他嚷的。刹那间,小爽明白这伙人是从哪儿来的了。
  
  五
  
  这一次,小爽没怎么费劲儿就在清华园找到了父亲甄垠年的新居,小九栋七号。
  与十多年前相比,小九栋七号主人又明显苍老了许多。但他的表情和目光仍然像过去那样显得深奥莫测,至少在小爽眼里是如此。这使他觉得,眼前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个经常在报纸和电视上抛头露面,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大人物”。十几年前相见时的那种生疏感和隔膜感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尤其当小爽看到住在这幢宽敞幽静、一尘不染的二层小楼里除了父亲甄垠年,还有一个年龄比自己的母亲朱合欢年轻许多的漂亮女人时,他差点儿从门口抽身而逃,但他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我不能让刘石头白白让人抓回去,我得为他和榔树坪的乡亲们讨回公道。小爽想。我没有退路了。
  近几年,小九栋七号已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别说那些从前总是围着他转、躲都躲不开的新闻记者,就是上门造访的朋友客人也寥寥无几,连家里的电话一天也难得响几次,颇有点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味道。除了每个星期跟自己带的几个博士生见见面,甄垠年很少跟外面的人接触,连政协会议也懒得去参加。他越来越习惯这种清静淡泊、深居简出的生活。每天上午一个人呆在楼上的书房里工作,下午跟师晓晓一起给花盆松松土、浇浇花,偶尔两个人还下几盘围棋,日子过得十分悠闲。在一般人眼里,甄垠年和师晓晓仍然是师生和助手,但校内校外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真实关系。就连一些认识甄垠年的颇有地位和声望的领导或友人,也认可了这种关系。知识分子嘛,名人嘛,行为方式总要比普通人特殊么,何况,甄垠年院士年轻时就那么风流倜傥、那么洋派和特立独行呢!只是他们有点儿纳闷,既然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干吗不正式结婚呢?对于其中的原委,谁也猜不出来。
  对于儿子的突然到来,甄垠年没有像上次那样激动不已。按理说,人愈是到了老年,愈是渴望亲情,但甄垠年却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有一个儿子。这是不是太违背常理啦?
  尽管如此,当甄垠年看见个头长得跟自己一般高的小爽蓬头垢面地出现在面前时,还是感到有些意外。
  而且,小爽这次到北京不单是来找他,而是来帮三峡移民上访的!
  那一刻,甄垠年嘴角浮现出一缕奇怪的微笑。小爽不明白他干吗要笑。他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有几分气恼。他觉得自己永远不明白这个“大人物”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也是他在内心里始终难以走近对方的原因。
  “你是想让我帮忙打官司吗?”甄垠年在客厅里问了小爽好几遍。当小爽肯定地点头之后,甄垠年笑容突然凝固下来。他垂下脑袋,几绺白发稀拉拉地耷拉到额头上,脸色也变得灰灰的,仿佛遭受了谁的侮辱一样,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站在对面的小爽明显感觉到了。他有些惶惑,不明白这个人的情绪为何变得这样快。也许他不愿意管这份闲事吧?爷爷不是说过,他是个大人物,关心的是国家大事,顾不上凡人百姓的小事么?小爽想。
  甄垠年不声不响地把小爽丢在客厅里,上楼去了。
  
  甄垠年独自在书房里呆了很久。他想起父亲甄超然当年说过的那句话,自古以来,只有政府对不起老百姓,没有老百姓对不起政府。但他最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三峡工程真的会造福于老百姓和这个国家,那么自己这么多年来所作的努力又是为了什么呢?或者说,长远的利益与短期的利益,理想与现实,究竟哪一个更重要?这个问题,老朋友云少游在他的遗著里曾经深入探讨过,但他现在,甄垠年觉得离他提出的答案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就在前些日子,甄垠年从新闻里获悉了雒越崎在香港逝世的消息。雒越崎临终前,还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及中央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英明决策”。对于雒越崎临终之前再一次改变立场的真正原因,他同样找不到答案。但他知道,迄今为止,反对三峡工程的人要么学会了沉默,要么正在一个一个相继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
  对于这个时代,我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一辈子,我好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多余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我也许从来就没有被这个国家真正“需要”过。我甚至对自己究竟适合于做一个诗人还是适合于做一个学者也拿不准。甄垠年想到这儿,不禁有些伤感。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我了。当然,儿子还需要他。但对于能否为小爽和榔树坪老百姓的“官司”帮上忙,他心里也毫无把握。
  但无论怎样,他不能袖手旁观。我得试一试。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了。于是,他给侯岩挂了个电话……
  
  师晓晓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好几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的小爽不管三七二十一,埋头狼吞虎咽。师晓晓在旁边用吴音软语让他吃慢点,别噎住了,并且不停地给他往碗里夹菜。对她这份阿姨似的温和与热情,小爽觉得很不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还没弄明白师晓晓的身份。不过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这么一想,他就放弃心里的疑问,一门心思地顾自己的肚子去了。
  整个吃饭过程中,甄垠年都一言未发,脸上的神情还是让人觉得那么难以亲近。
  晚上,小爽睡在楼下的小客房里。被子垫絮都是师晓晓新铺上去的,又软又舒服。小爽躺上去没多会儿就呼呼睡着了。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县长严雷率领着几个彪形大汉在自己身后穷追不舍,一边追一边大喊大叫:“格老子的,跑到天边也要把你抓回来!想告政府?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第二天,小爽睡到上午十点多钟才醒来。当他睁开眼睛,看见甄垠年站在床边,一声不吭地注视着自己,那样子,像是站了很长时间了。
  甄垠年脸上的慈祥表情,让小爽感到有些不习惯。
  “上访的事你就不用管了,有关部门会派人去调查的,你回去好好上班吧。”甄垠年用缓慢的语气说,“过几年,三峡就要蓄水,你妈妈的坟到时候会不会被淹掉?最好趁早把坟迁到高处去,要不,我以后回榔树坪,扫墓也找不到地方了……”
  小爽心头忽然一热。这是父亲第一次在他面前提到妈妈。小爽想说什么,但嘴巴刚张开,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声音,甄垠年就转过身,走出了房间。
  
  第二十五章
  
  一
  
  作为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专家验收组负责人,沈福天每过一段时间,都要亲临工地检查施工情况。随着工程的不断向前推进,施工质量的验收任务日益繁重,他在北京与宜昌之间的往返次数也更加频繁起来。但他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尤其是半年前检查出高血压之后,经常出现头晕眼花和耳鸣的症状,有好几次,当他进入大坝的浇筑仓位检查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差点儿栽倒在施工工地上……
  沈福天每次回到家里,甄可昕都要在他耳边反反复复地唠叨:医生说要少劳累、少远行,尤其不能登高。可你还一个劲地往上爬,上次黄秘书告诉我,要不是他及时扶住你,没准就从一百米高的扶梯上摔下去了,这多危险,你忘了你的血压都过两百了么?以为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年轻是不是?难道少去两趟工地不行么?
  甄可昕心里清楚,她这些话即使像念经那样唠叨上一千遍一万遍,也拽不住沈福天的脚步。他的腿已经不是长在自个儿的身上,而是长在国家的身上了。几十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所以唠叨完后,她还得为沈福天准备降血压的药物,瓶装的、袋装的,药丸药液,以及血压测量器什么的,加在一起,够得上开个小诊所了。
  即使这样,甄可昕也放心不下来。他知道沈福天对服药之类的事儿一向粗心大意,要么忘了吃药时间,要么就把那种药吃几粒弄混了。所以每逢他出门,甄可昕总要对随行的黄秘书再次交代一遍,让他督促和提醒“沈老”。
  甄可昕自己都觉得,她现在越来越像沈福天的专职保健医生了。年轻时那种聚少离多的日子,她也从未这么关心过沈福天的健康问题,到了这个年纪,反而牵肠挂肚起来。甄可昕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仔细一想,其实也很自然。自从女儿如月出国后,这个家只剩下了老两口,她不牵挂老伴儿还能牵挂谁呢?她想起多年前,每次父亲外出时,母亲在家里不是担心父亲犯胃病,就是担心他睡不好觉,或者服用安眠药过量。那会儿,她还觉得母亲唠叨得有点烦人呢,而转眼间,自己也变成了这副样子。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这话真是不假啊……
  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她和沈福天的金婚纪念日。虽然女儿如月不在身边,但甄可昕还是想好好纪念一下。她都想好了,到时候和沈福天一起去照相馆照一套金婚纪念照。结婚这几十年,她和沈福天很少在一起照过相,以前大头和如月还小,每次去照相馆都是给孩子们照相,大不了顺带着拍一张全家福。沈福天一向缺少生活方面的情趣,年轻时就这样,甄可昕已经习惯了。但这一次,甄可昕一定要拉着他去照相馆。不是每一对夫妻都能有幸过上金婚纪念日的啊。
  甄可昕唯一担心的是,金婚日那天,沈福天没有从三峡工地上回来。因此,离金婚日还有半个多月时,甄可昕就给沈福天打电话了。沈福天这次倒是一反往常,答应得很爽快,保证到时候赶回来。甄可昕悬着的心落下来了,接着,她破天荒地主动给如月挂了越洋电话。如月即使不能回来,寄张贺卡总是能做到的吧?出乎意料的是,如月在电话里说,她很快就要回国了,言外之意,不仅仅是回来为父母祝贺金婚,而是“回国”。也就是说,女儿在国外漂泊了几年之后,终于要回到他们身边来了。
  这的确是个意外的惊喜。甄可昕高兴得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她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沈福天在三峡工地上检查施工质量情况时,因脑溢血突然中风了。
  “伯母,您别急。我们明天就用飞机把沈老送回北京……”黄秘书在电话里说。
  但电话已经从甄可昕手中脱落到了地上。
  
  二
  
  沈如月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了医院。
  几年前,沈福天就是在医院送别裘大水的。现在,他躺在重症病房里,大脑和整个身体都失去了知觉。严重的脑溢血使他昏迷不醒,差不多变成植物人了。一个星期后,他才能够睁开眼睛和勉强转动脑袋,但嘴巴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含糊声音,除了日夜守在床边的甄可昕,别的人都认不出来。连女儿如月也认不出来了。
  如月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泪如泉涌。
  在国外的这几年,她跟家里通电话,每次都是母亲接的,父亲即使在家里,也从不接她的电话。这些年来,由于如月的那篇报告文学,父女俩的关系一直处于冰冻期,没有松动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对父亲以及那个时代的了解也许太片面、肤浅了。愈是这样想,如月便愈是感到自己无意中对父亲的伤害有多么深。
  这次回国,如月想好好陪陪父母。她还给父亲买了一大堆治疗高血压的特效药。她想跟父亲认真谈谈,不是乞求原谅,而是沟通。是的,无论是父女还是两代人,都需要真诚的沟通。尤其在这样一个充满误解和歧见的时代。可谁料想,出现在面前的父亲不仅不能说话,丧失了起码的交流和表达能力,而且认不出自己了。
  
  如月望着眼圈通红的母亲甄可昕,想到父母即将来临的金婚纪念日,心里觉得更加难过。她紧紧抱着母亲肩膀,终于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沈福天的病危没有解除,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黄秘书在医院昼夜值班,负责治疗和联络等事宜,水利部、工程院、三峡办以及中央领导人都陆陆续续地到医院来探望过了。但沈福天的大脑始终没有清醒过来,大部分时间处于昏睡状态。
  弥留之际的沈福天思绪飘忽不定,细若游丝,时断时续。有一刹那,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在陪都重庆,第一次相亲,到甄公馆去见未来的岳父甄超然……
  
  甄可昕和沈福天约定去她家的日期是端午节。
  川人一向比较看重端午节,每到端午前后,家家户户莫不清扫尘埃、在房门两旁插上艾草,把屋子内外打理得整整洁洁,然后包粽子、做上满桌的好菜,摆出雄黄酒,连已经嫁人的女儿也携女婿回来,一家大小欢聚一堂,节日的气氛丝毫不亚于中秋甚至春节。而且人们总爱把男女相亲或订婚放在这几天举办。甄家虽然是下江人,却在蜀地居住了几年,此次入乡随俗,让沈福天在端午节上家里去,也可看出甄可昕父母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但愈是如此,沈福天愈是感到紧张。他知道甄家不是一般的人家,可昕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挑选女婿想必也异常苛刻,这样一想,沈福天心里就更是惴惴的,简直比当年赴上海投靠大学时还要紧张。
  距端午节还有几天,沈福天就开始为备什么礼物费起神来。他虽然是本地人氏,可从小家道中落,又一直在外面读书和工作,对人情习俗并无多少了解,所以心里一点谱也没有。他曾经征求过甄可昕的意见,但可昕自幼生活在一个童话般纯洁无瑕的世界里,对此更是一无所知,只说他父亲一向淡薄人情世故,平常连生意上的朋友送礼上门也不肯接纳呢。话虽如此,沈福天心想,这可跟一般的礼尚往来不同,因此不敢大意,遂向在这方面颇有经验的窦松柏讨教。
  “沈兄刚获晋升,又上门相亲,真乃双喜临门呀!”窦松柏闻之拍掌,并积极献策:“烟酒为送礼佳品,烟嘛,未免俗了些,与你的身份不大相称,可昕父亲又是社会名流,趣味肯定非同一般,还是不如送酒,自古茶酒不分家,品酩品酩嘛,不尽凡夫俗子离不开它,上流人士皆以此为高雅享受。即便他不喜饮酒,也可招待贵客,只是这酒千万不能是普通的酒……”他略一思忖,眼睛一亮:“我家里正好有两瓶光绪年酿制的泸州老酒,还是家父当年迎娶家母时,泸州酒厂老板相送的,我结婚时,家父又转送给了我,一直舍不得喝,存放至今,都快变成文物了,沈兄就拿去送给你未来的岳父大人吧。”
  沈福天一听,连忙说:“这样珍贵的东西,我如何消受得起!”
  窦松柏说:“沈兄这就见外了噻,且不论你现在是我的上司,当初你冒着大雪去见甄小姐,还是我陪伴的,称得上半个媒人了,为了这桩金玉良缘,我怎么也该送礼庆贺,助一臂之力是不是?”
  话说到这个地步,沈福天也只好不再推辞了。只是心里嘀咕:一下子领了他如此重的人情,今后不晓得怎样答谢呢。
  水电总处的办公地点在磁器口,和战时生产局在一起合署办公。甄可昕家所在的歌乐山很有一段距离。两人约定,沈福天先到慈幼院小学会面,然后再同可昕一起去她家。
  端午节这天一早,沈福天就叫了一辆黄包车从磁器口出发了。为了应付今天的约会,沈福天着实把自己刻意修饰了一番。他不仅穿上了从美国带回来的那套一直很少上身的蓝底带暗条纹的西装,还专门到理发店,将平素总显得有些零乱的头发收拾成当时陪都的年轻人中间颇为流行的“飞机头”。这样一来,相貌平平的沈福天便焕然一新,整个儿像变了个人似的,精神气十足,甚至有几分踌躇满志了。
  太阳刚刚从东边的山脊上露出红彤彤的脸蛋,空气格外清新。乳白色的晨雾像绸带一样缠绕在远处的翠绿色山冈和近处的土黄色房屋周围。风迎面吹拂到脸上,如同露水洗面,凉爽极了。二十九岁的沈福天坐在颠簸前行的黄包车上,心情也像这个初夏的早晨一样,了无尘埃,洁净透明。
  黄包车刚驶到歌乐山脚下的慈幼院小学附近时,沈福天就远远地看见了路边一棵玉兰树下亭亭玉立的甄可昕。于是,他叫车夫停下,匆匆付过车费,一溜小跑着奔向可昕。
  今天的甄可昕也把自己用心打扮过了。一头齐耳长发显然昨晚刚洗过,散发着浓郁的芳馨,上身穿一件红丝线滚边的月白色浅领短衫,下身穿一件紫罗兰色大摆裙,足蹬一双平底绣花布鞋。脸上虽未施任何脂粉,却泛起两抹浅浅的红晕;整个人看上去端庄典雅,宛如一株沐浴着晨露的水仙花。
  甄可昕的目光在沈福天手里拎着的礼包上停留了片刻,抿着嘴唇一笑,娇羞中带着几分甜蜜。两人互相对视了一下,尽在不言中。然后,沈福天便伸出胳膊,挽着可昕往离慈幼院小学不远的甄家走去。
  甄家公馆坐落在歌乐山背后的山坳里,一条黄土公路从旁边蜿蜒而过,附近都是田畴和农舍,显得异常僻静,富有田园情致。抗战时期的歌乐山,其实并非一个安静的所在。兴许由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不仅让那些从上海南京等繁华都市迁来的政府要员和富商巨贾争先恐后地在这里购置或修建公馆别墅,就连不少文人墨客也纷纷联袂而来,找一座相对简陋的民舍蛰居下来,既节省了比城区便宜许多的租金,又得以安享一份战乱时期难得的清静和自在,真可谓各得其所,两全其美了。
  甄家公馆其实称不上公馆。前几年因公务需要,甄超然从乐山迁来陪都,生性不爱张扬、更不喜排场的他原本只想在城区租一处公寓住下,能够方便饮食起居就行了,再说也利于公务和参加社会活动。身处战时,一切都不宜做长久打算。可事到临头,几位平素过从甚密的工商界朋友却竭力劝阻他租住公寓的想法,鼓动他找个清静优雅的去处。“即使不建公馆,起码也得住个单门独院,这样与你作为社会贤达的身份才相称嘛!”他们说,“况且,我们都住在山上,就你一个人住在闹市区,来往议事也不方便呢!”他们都抢占先机,已在城区边缘的南泉山、歌乐山等风景名胜区购置了私家别墅,倘若甄超然在城内租住公寓,似乎让他们不自在了,因此,他们争相劝说,一个比一个振振有词,到后来,甄超然反倒有点难为情,几乎像领受朋友们的盛情一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但甄超然终究没有像他们大张旗鼓地在那些显赫地段置办豪华别墅,而是托人在歌乐山背后的僻静处找了这么一座相对俭朴,却也比较宽敞的居所。房子的确是单门独院,原来是当地一家自来水厂老板的宅第,上下两层,黑瓦白墙,照壁上还有龙凤呈祥的彩绘,典型的川东民居风格。另有一排平房,供佣人就寝和俎厨之用。国府迁到重庆后,人口暴涨,水厂生意越来越红火,水厂老板为了张罗生意,意欲卖掉这座旧宅,正好被甄超然相中,便买了下来,心想,即便将来搬走,也可移作他用,比如办个小型工厂或学校之类。
  甄超然搬来不久,便真正喜欢上这个新居了。水厂老板在房屋四周种满了果树,桃树、杏树、梨树和柑橘,屋后头还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历经迁徙流离之后,忽然置身在这样充满田园诗意的环境中,体味到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甄超然几乎有点儿喜出望外了。地段虽然偏僻了些,但宅邸旁边的那条公路直接通往城里,外出办事也颇方便。相隔一百多米远,有一条羊肠小道,上去便是云顶寺,游览歌乐名胜,也堪称近水楼台。山的另一面就是闻名遐迩的林园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晓得,林园实际上的主人是蒋委员长阁下。联想到“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这句话,便让甄超然产生了一种背对着“龙廷”的有趣且怪异的感觉……
  
  沈福天随甄可昕走进甄家的新宅院时,见院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地上连一根杂草也看不到,院子中央长着一棵海棠树,快齐屋檐高了,海棠果还只有指头大小,星星点点坠满了繁密的树枝。院落一角停了辆黑色的福特轿车,一下子显示出主人不同凡响的身份。沈福天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
  “爹地,姆妈,我们到了。”快到门口时,可昕故意顿了两下脚,提起嗓门脆生生地喊道,然后拉了一把沈福天的衣袖,扬头走了进去。
  甄超然已经在客堂里坐了些时辰。平时他几乎忙得很少落家,总是天一亮就坐车进城去了。今天是端午节,小女儿可昕的男朋友要上门造访,夫人程氏两天前就给他打了招呼,无论如何也要留在家里。起先,他并不想像那些旧式人家那样介入女儿的事情,对程氏说:“现在,蒋夫人宋美龄也在积极提倡新生活运动,大凡年轻人的婚姻都自己做主,你我还是少操闲心吧。”但程氏说:“你少给我把会议上的那些大话搬到家里来,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可不想让她随便嫁人,万一碰上个没出息的,她将来怎么办?”甄超然说:“可昕不是讲了么,她这个男朋友和垠年是同学,总不会差到哪儿去吧。”程氏说:“你就那么相信你那个宝贝儿子?别忘了他自己现在也还是个王老五呢!”一句话呛得他哑口无言。
  甄超然坐在堂前的一把太师椅上看线装的《柳文指要》。他戴着老花眼镜,穿一身宽松的白色府绸裤褂,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程氏则坐在他对面,膝盖上摆放着刺绣框,在一块丝绸面料上一五一十地绣着。她依然显得很年轻,看上去至少比甄超然小十岁以上;迁居川蜀这么些年,程氏始终保持着这份习惯。屋内的摆设比较简单,中堂下摆放着一张很大的八仙桌,挨墙放着一排雕花木椅,显得古色古香,跟一般川中大户人家的格局差不多。实际上,除了楼上的起居室和书房,其他家具都是原来的主人的,甄超然喜欢这种古朴风格的家具,所以就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了。
  此刻,听见可昕在外面那一声嘹亮的招呼,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把目光向门口投去。
  沈福天跟在甄可昕身后迈进了大门,神情拘谨,连头也没敢抬,对着端坐在堂前的两位长辈叫了声:“伯父,伯母。”
  甄超然的目光在沈福天身上停留了片刻,便摆摆手,说:“坐吧。”
  沈福天听了,方敢抬起头来,但因手里拎着礼包,不知放到哪儿好,一时显得手足无措。可昕见状,便悄悄从他手里拿过了礼包,沈福天这才像卸下重负一样,走到墙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可昕看见,他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细碎的汗珠。
  “这是福天给爹地带的两瓶泸州老酒,还给姆妈带了两块正宗的苏州面料。”可昕把礼品包放到八仙桌上时,轻声说道。两块苏州面料是可昕给沈福天出的主意,她晓得母亲就喜欢这个。
  甄超然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嗯了一下,他看也没看一眼桌上的礼包,脸上也看不出什么表情。这让沈福天觉得更加紧张了,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正襟危坐,腰板挺得笔直,像个初进学堂与先生见面的小学生。他甚至不敢正视对面的甄超然。在他心目中,甄超然不仅是知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还是江大的董事长,尽管以前在江大时,曾经远远地见过他在台上发表演讲,但时隔多年的今天,当他以可昕男朋友的身份来拜谒这个地位显赫的未来岳父时,仍然觉得像接受一场生死攸关的考试那样紧张。
  “听可昕说,她在桃花溪时,沈先生还专门给她送去了一套棉衣棉被,真不晓得如何感谢呢。”这时,程氏收回一直在不出声地打量着沈福天的目光,脸上漾着矜持而温和的微笑说。
  “伯母客气了,对可昕我还关心得不够。”沈福天欠欠身说,同时看了眼站在一旁的可昕。
  “爹地,福天说他在江大读书时听过您一次讲演呢。”可昕又瞅一眼他父亲说。
  甄超然脸上这才浮上一缕淡淡的笑意,朝着沈福天说:“沈先生回国三年多了吧?垠年与你大学同窗,至今尚在国外,论为抗战效力,你比他先行了一步,他应该向你学习嘛。”
  “伯父过奖了,晚生只不过做了点打杂的事务,在专业上未立寸功,实在有愧于当年伯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沈福天谦恭地说,“垠年兄这几年在学术上屡有建树,日后学成归国,我应该多向他学习才是。”
  甄超然说:“你也不必过于自谦,吴园圃校长和冼轩童局长曾经对我提起过你,每次都赞赏有加,作为江大董事长,我为学校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才也感到自豪。”
  沈福天听甄超然如此不加掩饰地夸奖自己,颇感意外,反而不晓得说什么好。不过,起初的那份紧张和拘束已经释缓了许多。
  “你对现在的职位感觉如何?”甄超然又漫不经心地问道。
  沈福天略微踌躇了一下,说:“我对行政事务并不擅长,以我的兴趣和所学专长,还是希望将来多做一些工程……”
  甄超然对沈福天的回答显然比较满意,他唔了一声,慢慢地说:“你有这个想法就好。不过现在还处于战时,对工程建设还只能未雨绸缪,行政规划方面比具体的技术工作还重要,你还年轻,等以后国家稳定下来,有的是机会嘛。”
  程氏大概觉得他们的谈话过于严肃,这时插话道:“沈先生老家还有什么人么?”
  沈福天遂把目光转向程氏,说:“老家只有家母一人,另有长兄在川军服役,前几年在宜昌会战中受了伤。”
  程氏拉过站在她身边的可昕,说:“可昕自幼在我们身边,不谙世事,沈先生今后还得多多担待呢。”
  这句话听上去有点为女儿托付终身的意思。没想到平素对人挑剔的程氏这样快就表明了对沈福天的满意之情。他有些喜出望外,便不由自主地像宣誓一般庄重地说:“请伯父伯母放心,我比可昕年长,自当以大哥照顾她的。”说罢,望望甄超然,生怕自己的话有所差错。
  甄超然虽未表态,脸上却显出慈祥之色,分明已经默认和嘉许了。看上去也不像一开始那样令人望而生畏,而是像一位普普通通的乡绅,显得和蔼可亲了。
  这天,沈福天在甄家吃了午饭才离开。当他走出大门时,觉得自己的心像一块悬着的石头那样,终于咯噔一声落下来了……
  
  如月和母亲甄可昕一起日夜轮流在病房看护。她知道,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母亲心里就有许多话要跟自己说。但面对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此时说什么似乎都显得多余了。母女俩的眼神偶尔碰在一起,又很快躲闪开去。如月从母亲那忧伤的目光意识到,这也许是自己陪伴父亲的最后一段时光了。
  沈福天在医院又坚持了一个星期。金婚纪念日前一天,仿佛有某种感应,他的大脑忽然清醒过来,拉住甄可昕的手,嘴里反复嘟哝着什么。甄可昕将耳朵贴过去,听到“如月”两个字。他想女儿了。甄可昕大声告诉他,如月已经从国外回来了,这几天一直在医院里陪你呢。她见沈福天吃力地转动着头,知道他是在寻找女儿,哽咽道:“如月到花店买花去了,马上就回来。明天不是我们的金婚日么?”
  沈福天似乎听懂了,僵硬的嘴角挤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来。平静了一会儿,他又嘟哝了两个字。甄可昕这次听得很清楚:“垠,年。”
  两个人争吵了一辈子,到了这时候,还能想起对方来,真是一对“冤家”啊。甄可昕心里有些发酸,她告诉沈福天,哥哥前一阵子就离开北京了,要不要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但沈福天摇了摇头,脸上流露流露出一缕奇怪的微笑。甄可昕感觉到,紧握着自己的那只手也渐渐松弛下来。
  当如月怀抱着一大束芬芳四溢的玫瑰刚走到病房门口时,就听到了母亲甄可昕的悲泣声。
  
  三
  
  半个月以前,甄垠年出席了“河流伦理与水电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他发表了《从征服自然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演讲,提出:“河流像人类一样同样具有生命,毫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势必会殃及人类自身。人类必须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会议一结束,甄垠年就在师晓晓的陪伴下,悄悄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对东北和西北几大河流水系的考察。
  为这次考察活动,甄垠年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自从开始撰写那部《新水经注》后,他心里就产生了这个念头,但一直没有机会付诸行动,《新水经注》也仅仅开了个头,就搁置下来了。个中原因,自然是由于繁务缠身,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对中国的河流生态状况缺少直接的感性材料,他所依据的还是年轻时考察西南水资源掌握的那些资料,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感觉。最近几年,当他清闲下来,准备重新动笔撰写《新水经注》时,越发觉得需要进行一次新的远征。他原以为自己年事已高,无法实现多年前就埋藏在心底的愿望了。但不久前,外甥女如月的一封来信,使他重新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在那封信里,如月谈到了苏珊和她的乡间小屋,还有那张拍于半个多世纪前和苏珊的合影照片。他让师晓晓把自己珍藏的那一张从书橱里找出来,反复凝视着,照片上那两张青春洋溢的脸孔,使他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美国,耳边甚至能听到密西西比河浑厚壮阔和汹涌澎湃的浪涛声。他觉得自己依然衰老的体躯内又涌动起一股强劲的力量。一个人只能被毁灭,而不能被打败。他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一部小说里的这句话。他想,我也许还能再来一次,像那个叫桑提亚哥的渔夫一样,不过不是在古巴海,也不是在密西西比河,而是中国的黑龙江、松花江,塔里木河、托什干河或者伊犁河。沿着郦道元当年到过的那些河流,再走一次。不能再耽搁了,他想,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啦。
  于是,他出发了。他没有忘记带上那本线装本的《水经注》。当初,他和云少游在琉璃厂淘到这部书时,就预感到迟早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果然是这样。他颇有些得意。为自己的先见之明。
  甄垠年是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沈福天去世的消息的。
  那会儿正是早晨,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一开始像一枚蛋黄,但转瞬间就变成了一轮又圆又大的火球,在苍茫浩瀚的戈壁滩上滚动着,将塔里木河两岸高大粗壮的胡杨林照耀得如同着了火一般。
  他们是昨天从库尔勒,经沙雅到达塔里木河畔的。这是甄垠年考察西部流域的第一站。此刻,满头银发的甄垠年身穿西式吊带裤,坐在河边的沙坎上,像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那样跷着二郎腿,将那部线装本的《水经注》摊开在膝盖上,用放大镜寻找着郦道元对古代塔里木河的记载。早晨的空气异常清新,风吹到身上也格外凉爽。不远处,师晓晓正在帐篷外面煮咖啡和烤面包,准备早餐。她一身夏季短装,头发绾成一束,蓬松地披在脑后,看上去比平时要年轻许多。她已经四十岁,其实也不年轻了。
  甄垠年闻到了加热后的咖啡和面包烤熟后的香味儿。就在这时候,放在地上的半导体播出了沈福天逝世的新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杰出的水电工程大师沈福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月×日×时×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七十八岁。沈福天同志早年留学美国,抗战期间回到祖国,长期致力于水电工程建设,解放前夕,毅然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了大陆,为新中国保存了大量水利资料。从五十年代起,他先后参与和主持过十三陵水库、三门峡水库、新安江水库和三峡水电枢纽的设计工作,为新中国水电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沈福天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医院看望和凭吊……
  “老师,喝完咖啡再看吧。”师晓晓端着一杯香气扑鼻的咖啡走过来。她见甄垠年神情凝重地听着新闻,轻声问道:“谁去世了?”
  甄垠年没有回答。他伸手关掉收音机,眯缝起眼睛,注视着浅浅的塔里木河和长满沙枣和骆驼草的河床,沉默了好长时间。
  
  四
  
  在北京三里屯一家印第安风格的茶社里,浑身缟素的沈如月坐在粗粝的原木凳子上,神情显得有点儿木讷,她显然还没有从丧父的悲痛中摆脱出来。
  由于是下午,茶社里冷冷清清,只有沈如月和叶小帅两个人。
  “如月,我在报上看到令尊过世的讣告,就猜你肯定回国了。”坐在对面的叶小帅用安慰的语气说,“连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你父亲的追悼会,真可谓是极尽哀荣啊,你也别太伤心了……”
  在如月记忆中,她很少听到叶小帅这样一本正经地说话。他们俩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吧?当如月接到电话邀约,在茶社门口见到叶小帅时,都差点儿认不出来了。他已经完全发福,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的圆领T恤衫,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整个人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商人?文化人?都像,又都不像。不过,他说话时玩世不恭的腔调,还有那光溜溜的脑袋,倒是还跟从前一模一样。
  “听说你跟邱少白离了?”叶小帅看着如月说,“早该和这丫的分手了,你们俩不合适,当初就不该走到一起去。”
  “咱们不谈这个,好吗?”
  “……就说邱少白这人吧,以前我冲他是个诗人,心里还敬他几分,可自从他染上政治这毒瘾后,在我眼里就一钱不值了……”
  叶小帅一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月却越听越不是滋味儿。他当初不是还赞助过邱少白和路菲他们搞那部电视片么,现在倒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了。如月想。他专门把我约到这儿来,莫非就是想对我发表自己的政治高见么?这么多年,他身上那股飞扬跋扈、吊儿郎当的大院子弟习气还是没有改掉,一面反对别人关心政治,一面又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国家大事“舍我其谁”的架势,仿佛政治成了他们家养的小妾,丝毫不容许别人染指似的。如月似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一直不喜欢叶小帅的原因。
  “好了,咱们不谈国事啦。”叶小帅见如月心不在焉,便知趣地打住了话头。这当儿,印第安人打扮的服务生端上来一套古朴精致的景德镇茶具。“在国外这几年,很少喝中国茶吧?这可是地道的云南普洱,几千块钱一斤,尝尝味道如何?”他端起比酒杯还要小的陶瓷茶盅,呷了一小口,“如月,你身上的知识分子味儿太重了,都是让邱少白那帮人害的啊!现在总算脱离了苦海,说说吧,你这次回来准备做点儿什么?”
  “这个,我还没想好……”如月支吾着,喝了一口茶,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你可别跟我说还要搞文学。现在可不是以前了,十亿人民九亿商,全他妈都投身到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去了,没几个人看那些破玩意儿了。”叶小帅用夸张的语气说,“前两年我搞的那部电视剧红遍了全中国,挣的钱我几辈子都花不完,正寻思着把国内几个写字大腕统统搜罗过来,成立一个更大的影视联合体,就像好莱坞那样!我在香山买了块地,房子都快建好了,下次我带你去参观参观吧。”他用那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子,“如月,我以前看过你那篇报告文学,那期杂志我买了好几十本,凡是认识的哥们儿都人手一册,够意思吧?可说真的,你不适合写那种宏大题材,你的文笔多婉约啊,要是写言情电视剧,跟琼瑶三毛有一拼。怎么样,跟我一起干吧?”
  叶小帅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半个北京都被他买下来了似的。如月心里一阵厌恶,用了好大劲儿,才没让自己当场离去。
  如月走出茶社时,天还没有黑。她没有让叶小帅开车送,而是一个人在马路上信马由缰地走着。
  她想好好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跟几年前相比,北京的确是大变样了。楼房是一座比一座高,商场一家挨着一家,繁华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纽约的曼哈顿。有的街道完全认不出来了,走在马路上,如月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变化的不仅仅是城市,还有人。所有人都在一门心思地赚钱,谈的话题也都是股票、彩票、楼市、下海、市场经济、全球化、下岗和再就业之类,个个摩拳擦掌、神色焦虑,一副恨不得去抢银行的样子。像过去那样站在街头一边看报纸一边眉飞色舞地谈论政治的情景,即使走遍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也见不到了。
  
  有一次,《青年时代》杂志社的几个旧同事来看如月,她打听了一下东方萱的情况。一个同事撇撇嘴说:“她呀,退休了也没闲着,两任老公一个是蒙冤屈死的大右派,一个是离休的部长,留下的遗产够她吃一辈子了,听说她请了个作家,正在给两个夫君写传记,新闻发布会都开了,可我看她接受记者采访那神气,倒像是给自己树碑立传呢……”
  如月原本还想去看看东方萱的,但听罢此言,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且再也不想去见那些昔日的熟人了。
  她唯一主动拜访过的熟人是大学同学老卢。
  老卢现在掌管着中国文艺界的大权,是名副其实的高官了。办公室宽敞得几乎可以跑马,进出都有专车和秘书陪着,小说基本上不写了,每天不是开会就是作报告。见到如月时,他倒没有什么派头,只是说话比较谨慎,对邱少白那几位从前的文学朋友,连问都没有问一下。只是当如月提起梅雨时,他脸上出现了一丝感伤,但很快就消失了。他甚至连一句内疚的话也没说。
  老卢始终没有离婚,还是跟那个矿工老婆生活在一起,儿子都上大学了。看来,他已经修炼到家了。如月想。
  我为什么要去见老卢呢,难道就是为了跟他提一句梅雨么?如月觉得有些后悔。她没想到,才过去这么几年,跟过去的熟人之间就产生了这么深的隔阂,以致她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仿佛行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旅途,眼前一片迷茫。
  如月走到马路边的一座报刊亭前,看见亭子里里外外挂满了花花绿绿的报刊杂志,其中大多数是她以前没见过的。她买了一份《北京晚报》,边走边浏览,忽然,一条不显眼的新闻跳入了她的眼帘:
  日前,著名水利学家甄垠年已抵达新疆的和田河,这是他半个月前从北京出发,前往大西北考察河流生态状况之后,继塔里木河、托什干河之后,到达的第三条河流。据了解,甄垠年不顾年事已高,奔赴西北考察,是为了完成其学术专著《新水经注》所作的准备。据悉,甄垠年在结束新疆境内的考察后,下一步将前往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漠河等流域考察。全部考察活动将持续一年之久……
  如月的目光在那段文字上停留了好一会儿。后来,她动作仔细地将报纸折叠起来,放进了包里,然后向附近的公共汽车站走去。她刚迈步,就听见背后的一家音像商店里传出一阵熟悉的的歌声。是那首《春天的故事》。“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歌曲的旋律异常优美、抒情,歌手的嗓子也很甜美,听起来仿佛一缕清泉掠过心头。回国后这些天,她每次走在大街上,都能听见这首歌曲,但让如月奇怪的是,她始终记不住歌词,也不知道歌中唱的那位“老人”究竟是谁。有一次,她在马路上问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可那人像见到外星人似的,眼神怪怪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一声不吭地走掉了。
  
  五
  
  沈如月终于见到了大坝,那座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水电工程的大坝。
  大坝像一条巨龙,横卧在长江上面,将西陵峡拦腰截为两半。显得那么雄伟、壮观,恢宏,坝顶上竖立着一座座正在施工的吊塔和混凝土浇筑机,远远望去,仿佛一片钢铁的丛林。施工的工人们像蚂蚁那样在其间跃动、若隐若现,他们头顶上的红色安全头盔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一道道刺目的光芒,使峡江两岸寂静的群山也为之黯然失色。除了机械的轰鸣,听不到人的声音;在这条混凝土和钢铁浇筑的巨龙面前,人实在太渺小了。可设计和制造它的竟然就是这些渺小的人类。这使你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所不能的,接下来,他们还会创造出什么让人目瞪口呆的奇迹呢?
  如月没有走上坝顶,只是从远处凝望着,但她已经被强烈地震撼了。面对这座让父亲沈福天和舅舅甄垠年几十年恩怨难释的大坝,如月心底涌起一股爱恨交织、复杂莫辨的感情。平心而论,如月打心眼里不喜欢浩瀚大江上兀然耸立这么一座庞然大物。意识到这一点,如月心里忍不住轻轻一颤。可不是么,它看上去真像缠在长江上的一条绷带,毫无美感可言。如月想,这也许是一种偏见。她算不上是环保主义者,但在国外跟路菲和苏珊等人呆久了,很难说不受一点影响。包括舅舅甄垠年的影响。可不管怎么说,父亲最终还是在它身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恍惚间,她觉得父亲没有死,而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熔铸到大坝的躯体里了。从此后,他将伴随着这座大坝,在世人的赞叹和质疑声中存在下去,功耶,罪耶,都只能留待时间和历史去裁决了。
  父亲是在他人生的巅峰期告别人世的。作为女儿,这也许是如月心里唯一感到安慰的。
  如月在秭归码头搭上了“巫山神女”号快艇。乘坐这艘快艇,从秭归到石坨镇只需要两个多小时,行程比乘坐原来的班船整整缩短了一倍的时间。
  父亲当年从石坨镇出发,前往上海求学时,他会想到今天这样的速度吗?而更大的变化还是这条峡江,再过几年,随着大坝第一期蓄水,三峡的险峻和奇绝都将不复存在,变成世界第一海拔的“平湖”了。父亲生前显然已经想象到了这种改天换地的巨变。所以他才会留下遗嘱,让家人将他运回到故乡石坨镇安葬吗?
  甄可昕本来是要跟如月一起来的。她希望陪同沈福天走完最后这段生命旅程。可临行前两天,她心脏病突然复发了。如月好不容易劝阻住了母亲,一个人陪着父亲回来了。
  此刻,如月捧着沉甸甸的骨灰盒,好像触摸到了父亲的体温。
  “巫山神女”号速度快得令人晕眩,仿佛不是在水里行驶,而是在空中飞翔。天空飘着霏霏细雨,水花和雨珠交织在一起,不时溅落到人的脸上。两岸的山峰在雨雾的笼罩下,朦朦胧胧,像一幅明清山水画。偶尔经过一座小镇,尽管是匆匆掠过,但如月看到,镇上的房屋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像一座地震过后的废墟。而不远处的半山腰上,一幢幢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一座新的市镇已经呼之欲出、初具雏形了。
  快艇上的旅客大都是本地的山民,他们说话时浓浓的当地口音,让如月觉得格外亲切,尽管她几乎一句也不懂。但这是父亲的方言。如月想。小时候,她经常听到父亲讲方言,但后来就很少听到了,即使偶尔讲几句,也变了味儿,跟普通话差不多了。像母亲开玩笑说的那样,是峡江普通话。
  如月忽然想,一个拥有故乡和方言的人是幸福的。峡江的石坨镇、上海的弄堂、武汉的热干面,甚至连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都不属于我。它们也许只属于父亲和母亲。
  那么,我的故乡在哪里呢?
  如月回答不上来。恍惚间,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随着“巫山神女”号在峡江上一路劈波斩浪,溯流而上,自己正跟随父亲的灵魂,一点一点地朝着某个永恒的源头接近。她仿佛听见了浮士德的那声叫喊:“你真美呀,请停顿一下……”
  然而,我找到了美吗?
  黏稠的雨雾再一次扑面而来。整条峡江在如月眼前消失了。她心里浮现出另外一条虚幻的河流,以及无数朵跳跃的浪花,它们仿佛一张张人的面孔,在历史的天空下熠熠闪耀,显得那么清晰生动,触手可及。其中就包括父亲沈福天和舅舅甄垠年。
  那一刻,如月的眼睛湿润了。
  
  (长篇小说《江河湖》上部刊于《长江文艺·长篇小说》二○○八年冬季号;下部约三十万字,本刊节选其中部分章节,约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