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云斋说之七：两位作家的传奇人生

作家们为读者编织着各种各样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而他们中的有些人，人生经历就相当富于传奇色彩。可以说，他们是用自己传奇人生的体验描写着芸芸众生的传奇故事。

徐兴业

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的作者徐兴业是我的一位已故的老朋友。

记得第一次见到徐兴业是一九八二年年底在北京举行的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活动暨全国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徐兴业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的前两部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我的老师郭绍虞先生作序并题扉，引起社会相当强烈的反响。但按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规定，凡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必须待全部出齐后方能参评，单部不能参评，故《金瓯缺》的前两部未能参与首届“茅奖”的评奖。徐兴业先生此次参加颁奖仪式及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是作为上海作协的代表，更重要的是想来听听有关长篇小说创作的经验。我查了一下，徐兴业正是此年加入中国作协的。在会上我只是同他打了个招呼，寒暄了几句，未及深谈，但从此就有了一些联系。

一九八二年之后，徐兴业加紧了《金瓯缺》后两部的创作和出版工作。我查了一下，《金瓯缺》第一部出版于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二部出版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并于第二部卷末注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八日修改第二部完毕。由此看来，到一九八二年年底，三、四部也大致完成初稿了，只待修改出版而已。因此，当一九八五年春我负责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的具体工作，开始征集参评作品时，就收到由上海作协和海峡文艺出版社报来参评的《金瓯缺》全四部，其三、四部改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金瓯缺》四部终于出齐了，它对宋朝南北宋过渡时期宋、辽、金的关系，对那个历史年代的战争与和平作了角度独特和浓墨重彩的描写，其富于穿透力的历史思考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引人瞩目，其被称为“教授语言”比较雅致的文学语言也是一大特色。照说它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是很有竞争力的，可是一看三、四部的版权页，上面印着出版的时间是一九八五年一月，而第二届“茅奖”规定参评的作品乃是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三年出版、发表的长篇小说新作，截止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于是，《金瓯缺》与第二届“茅奖”又失之交臂，只好再耐心等待第三届“茅奖”的开评。对于徐兴业来说，此后几年当然是一段特别漫长的岁月！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我多次到过上海且每次都应徐先生之邀造访他那位于上海闹市区黄金地带，且于闹中求静的宝庆路三号的豪宅。分别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在苏州参加过艾煊作品研讨会之后途经上海飞贵阳转遵义参加“黔北笔会”，这次笔会，有幸同徐兴业先生同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底，由合肥到上海参加俞天白作品研讨会并在上海过新年；一九八六年五月底应邀回复旦大学参加校庆活动暨“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一九八九年四月由闽返京途经上海回复旦大学商议同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作家班事宜。记得这几次到沪均造访过宝庆路三号，同徐兴业先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交谈，也认识了徐先生的一家人。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底至十一月一同参加“黔北笔会”期间，边走边聊，对徐兴业的传奇人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徐兴业，祖籍浙江绍兴，一九一七年出生。其父徐春荣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创办闸北水电公司，故家原住上海苏州河北边的闸北地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对闸北的大轰炸，炸毁了徐家的闸北水电公司和所有家产，徐家从此破落。徐兴业曾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七年毕业。上海解放前，曾任上海国学专修馆、稽山中学教师和上海通城公司的职员。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徐兴业历任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店员工会教育科长、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和建中学教师、上海教育局研究室干部，一九六一年起担任上海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退休后执教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讲宋金史。他大概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起动笔写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构思的四卷本历史小说《金瓯缺》，八十年代初完稿出齐。此外，尚有描述明末秦淮名妓柳如是的历史小说《心史》，以及同周美宇合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辽东帅旗》、《京东妓女》等著作。

从他的简历看来，除了他家在闸北的水电公司遭飞机轰炸、家里破产等遭遇有点大起大落外，一生还是比较平实无奇的。徐兴业的人生传奇是从他的简介中读不出来的。他的人生传奇主要表现在同周家四小姐的一段浪漫婚恋以及宝庆路三号那座豪宅的经历上，当然，关于《金瓯缺》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也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徐兴业的岳父、宝庆路三号的老主人周宗良被称为上海的“颜料大王”，浙江宁波人，发迹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据说到了四十年代初，手头拥有四百万美元，为上海富商之一。周家的四小姐周韵琴（又名周淑芳）不仅长得漂亮，而且通晓英文和法文，会画画、弹琴，舞也跳得好，传统文化稍差。于是，注重传统文化修养的周宗良为他的四女儿物色了一位国学教师到家中为其补课。刚从无锡国专毕业不久的徐兴业被相中请到周家成了四小姐周韵琴的国学家庭教师。徐兴业不善言谈，相貌平平，但外拙内秀，满肚子学问。这个书呆子在为周家四小姐授课期间居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徐家与周家，门不当户不对，周四小姐身边有排成队的追求者，可她偏偏爱上了不善言谈的书呆子徐兴业，并不顾其父的反对委身与他。据说，在徐兴业与周韵琴结婚并在周府外赁屋居住一段时间后，周老板才在朋友们的劝说之下，认可了这门亲事，并给女儿补了一份嫁妆。徐兴业与周韵琴，这一对性格迥异、门户不相称的青年人婚后似乎生活得还不错，很快有了二子一女。大儿子叫徐元健、二儿子叫徐元章，还有一个女儿，九岁时病夭。据徐兴业先生后来告诉我，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还是他同爱妻周韵琴一起构思的，小说的酝酿始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日寇占领上海的时期。

贫困落魄的家庭教师与富商小姐的浪漫爱情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是，无论多么浪漫、多么富于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到了过起日子、生儿育女来，就变得平实无奇了。一九四八年，周宗良一家移居香港，他的大部分子女也散居国外。一九五一年，徐兴业一家五口迁入宝庆路三号居住。一九八五年秋我造访徐府时，徐兴业先生领着我看过宝庆路三号的豪宅。据他介绍，这座豪宅共占地四千七百七十四平方米，建筑面积达一千零四十八平方米，共有欧式建筑五栋，包括一座面向大花园草坪的跳舞厅（约二百平方米）和几座小楼。八十年代中期，我看到的这座花园式建筑已经有些破旧了，但位于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附近的这座民居的花园和大草坪却着实大得惊人，让人艳羡不已！花园周边遍植名贵树木，比如香樟树，更是价值不菲。后来，我查了有关资料，得知宝庆路三号民宅于一九二五年由德国人建造，周宗良于一九三○年用重金购得，加以整修而成。这是一座能够彰显海派文化的重要民居建筑。

一九五七年，周宗良病逝于香港，他的四女儿、徐兴业之妻周韵琴撇下丈夫和孩子，急匆匆赶往香港继承遗产，从此再也没回来。据说她由香港到了英国，又由英国到了法国巴黎，长期侨居巴黎，在巴黎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华人画家。周韵琴离沪赴港后不久，正是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徐兴业忙于参加运动，对患急症的九岁女儿未能及时诊治，致使其夭亡。这对远在香港做母亲的周韵琴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原谅她的丈夫，用徐先生的话来说，“她因此一直勿开心！”加上内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于是一直没有再回上海来，只是有一些书信联系。据说，她的大儿子徐元健八十年代初赴美留学途经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转机时，在机场同他的母亲见过一面，他母亲送他一副精致的银质餐具做纪念；再有当她得知二儿子徐元章得一女儿，也就是她当了奶奶时，也很高兴，要求把孙女送到巴黎去由她抚养。孩子的妈妈、徐兴业的二儿媳妇小黄说：“我没她那么心硬，怎能把孩子送到巴黎去呢！”不过，这个孩子取名“黎平”，包括有“祝奶奶在巴黎平安”之意。徐先生的二儿子徐元章从小辍学在家中习画，后来成为上海有名的水彩画家，专门画老上海的洋房花园，具有海派文化的特色。他也画人物肖像，我在他家里就看到他为其母画的肖像，果然显得相当雍容华贵。

八十年代初期，当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四卷出齐之后，徐兴业先生曾给他的远在巴黎的夫人周韵琴女士寄去一套。这部他们共同构思孕育的长篇历史小说打动了她，让她回忆起曾经美好的岁月。听徐先生说，周女士曾从巴黎给他来了一封信，邀他到巴黎共度晚年。此时徐兴业已年近七旬，经过反复思考，他撰写了一封长信，既诉说分别数十年的衷情和《金瓯缺》写作中的甘苦，又委婉地拒绝了她邀他赴巴黎的请求。记得徐先生复述了信中一段主要的话，大意是这样说的：“我研究中国的历史，写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我的事业在中国，如果遵嘱到巴黎共度晚年，那将一事无成。”我相信徐先生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金瓯缺》四卷的写作实在不易，在他研究宋金史的基础上，四十年代开始构思，七十年代初“文革”后期动笔。最初几年写作的时候，即使是大白天，也要拉上厚厚的窗帘，打开台灯，秘密进行。到了以后，便养成不拉上窗帘不打开台灯就写不出来的写作习惯。《金瓯缺》写成出版之后，徐兴业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小说创作方面还有不少打算，因此不去巴黎与夫人团聚自然有他难以尽言的苦衷。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经常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出入宝庆路三号，因此同徐兴业一家处得很熟。他的大儿子徐元健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工作，研究理论物理。偶尔在徐家见到，是他回上海休息或养病时，他的妻子和儿子却一直未能见到。见得最多的是他的二儿子徐元章、元章的妻子黄亨义和孙女徐黎平。徐兴业的二儿媳妇黄亨义是个中德混血的美女，她的父亲当年被国民政府派往维也纳奥地利警官学校学习，在那儿娶了一位漂亮的德国姑娘。小黄是在十五岁时拜徐元章为师学画时爱上元章的，谈了八年恋爱后喜结连理。她不仅漂亮能干，而且贤淑大方，徐家的内内外外都靠她来操持。那时，徐元章同黄亨义的女儿徐黎平才上初中，漂亮、活泼、可爱，常在他爷爷跟前撒娇，便成了徐先生的开心果和全家的中心人物。我每次到徐家做客，也要同小黎平玩一会儿，看元章作画。当然，小黄也会下厨为我们准备一桌美味菜肴，那种天伦之乐也能让我这位奔波于旅途之中的行路人得到快乐。

徐兴业先生自然十分关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开评的情况。到了一九八九年，第三届“茅奖”的评选工作已经启动，但我已于一九八七年初调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工作，不再负责“茅奖”评选的组织工作了。恰好是年四月间，我陪同李国文、缪俊杰两位文友访问我的故乡，在闽南逗留一周左右，返京路上途经上海，一来准备同复旦大学中文系商议办作家班事宜，二来是看望徐兴业先生。当我来到宝庆路三号把第三届“茅奖”开评的消息告诉他时，他显得相当兴奋。他陪我在花园里散步，此时春意正浓，大草坪一片翠绿，花园里树木蓊郁、百花盛开，徐先生此时心情好极了，走到跳舞厅前，他说：“如果《金瓯缺》获得茅盾文学奖，咱们就在此地开舞会庆祝！”我答道：“当然！”可是由于时局的种种原因，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从一九八九年开评，直到一九九一年才评出颁奖。徐兴业先生因患绝症，于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辞世，竟等不到评出那一天。因作者辞世，《金瓯缺》也只能得个“荣誉奖”。记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初，我由沪返京，复旦大学派车送我穿过市区到虹桥机场时，我让车驶到宝庆路三号门口，同徐兴业先生告别，没想到，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诀别！

后来，在翌年即一九九○年五月我参加首届滕王阁笔会游庐山时，听到徐兴业先生病逝的噩耗。一位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文化、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走完了生命的历程。一位结交认识不久，却可以倾心交谈的挚友就这样永别了！我站在庐山上的含鄱口，远眺东方，热泪盈眶，送别这位话不多、心很热的好朋友。

一九九一年春天，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获“荣誉奖”。举行颁奖仪式时，徐黎平代表爷爷从上海来京领奖。几年间，黎平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被安排住在新源里的华都饭店，离我当时住的三元桥头旧居不远，故一直陪着她。我想，徐先生在天之灵，看到他宠爱的孙女来京代他领奖，并同他的老朋友在一起，也会满意微笑的。

一九九一年春天在京同黎平短暂相聚之后，就再也没见到她。听说她随她的母亲于一九九二年离开上海移居美国。这样，上海宝庆路三号的那座大宅子里，就只剩下徐元章了！

据说，徐元章在宝庆路三号里，生活得相当惬意。他的画技大有长进，成了上海滩著名的水彩画家，以画老上海的花园洋房见长。在上海APEC会议上，选了他的六十二幅老洋房油画挂在各个会议厅墙上，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还选了他的画作作为礼品送给与会贵宾。每到周末，一群“老克腊”从四面八方涌到宝庆路三号的花园里来，在那座历尽沧桑的舞厅里举办“home party”，而徐元章作为宝庆路三号的主人在那儿尽地主之谊。更有意思的是，美女们络绎不绝投于元章门下拜师学画，成了他的徒弟和粉丝，有人传说他拥有不少“情人”，他出来澄清说，只有友谊，没有爱情。从网上传发的徐元章的相片看来，他越来越像他进入老年的父亲了。可他这二十年来的日子，过得比他父亲快活得多，可以说成了一个快乐的老光棍汉了。而绝不像他的父亲那样，从一九五七年后，三十余年中一直过着苦行僧的生活。

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宝庆路三号那座将近百年的豪宅越来越引起世人的注目，周家的十多位合法的继承人也都关注着这座宅子。这座身价近亿或数亿的豪宅引起不少官司，也创造了不少传闻。而守候这座豪宅半个多世纪的徐元章同他的哥哥徐元健据说却没有这座宅子的继承权。

宝庆路三号豪宅的故事还在延续着，可它已不是本文叙述的内容了，也与徐兴业的爱情故事无关了！

林 希

林希，原名候红鹅，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天津。一九五二年师范学院毕业后曾在唐山开滦煤矿职工学校任教师，后调任天津文联主办的《新港》杂志当编辑。因少年时代起即爱诗写诗，以诗闻名于文坛，与后来被当做“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的诗人阿垅往来密切，一九五五年受胡风案株连，成为最年轻的一名“胡风分子”。一九五七年，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送到茶淀农场“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工厂从事体力劳动。从此，走上坎坷的人生旅途。直到一九八○年获得平反，而后调回天津市文联，在由《新港》更名为《天津文学》的文学杂志社当编辑。后来，又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直至退休。

林希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即在其少年时代就发表诗作。著有诗集《无名河》、《海的诱惑》、《柳哨》、《高高的白杨树》等，诗句洒脱而思想深刻，句式灵动而自由，其组诗《无名河》还获得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大概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转向小说创作，作品颇丰，以中篇小说《丑末寅初》、《“小的儿”》、《高买》、《蛐蛐四爷》、《天津闲人》等“津味小说”闻名于文坛内外。其中《丑末寅初》、《高买》均刊发于《中国作家》杂志，先后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因我曾忝列该奖评委故其“津味小说”引起了我的关注。一九九六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林希小说精品选》，共收入其中篇小说精品十二篇，分两卷出版。林希先生曾签送我一套，托人带给我。一九九七年春，林希津味小说研讨会由天津市作协与《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在京举办，我因当时在广东珠海疗养未能赶回来参加。但后来我补读了两卷精品，至今仍珍藏着。林希后来写了不少反映天津历史的长篇小说，计有《买办之家》、《桃儿杏儿》等五部，尚有记录家族史的《百年记忆》等著作。

记得一九九六年秋天在天津作家王家斌于北京文采阁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林希，胖胖的，不怎么说话，仅与他交谈了几句，而同他有了较深的交往乃是一九九九年一起参加内蒙古举办的笔会之后。此年夏天，由我在内蒙古的文友冯苓植发起，由内蒙古公安厅主办的《警察》杂志举办的笔会在赤峰之西克什克腾旗境内的热水塘镇举行。我和林希、陆柱国、肖克凡、关仁山、毕淑敏、冯苓植等十几位作家参加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还派了一位政治部副主任来主持笔会，显得颇为隆重。笔会的内容也颇为丰富，除了交流创作、议论办刊以及泡温泉之外，还安排有到贡格尔草原举行篝火晚会、登山、游湖等多种活动。在笔会期间，我同林希交流比较多，我称他为“林公”，肖克凡、关仁山等称他是“老顽童”。因为无论在草原上漫游，还是在篝火堆旁跳着“安代舞”，他都彻底放松了，颇有一种“老顽童”的姿态。

他讲起他的家世。侯家大概在数百年前由南方迁山西，然后再由山西迁往天津定居。林希的曾祖父候春源（侯六爷）曾任日本三井洋行中国掌柜，祖父候晋泰、父亲侯凤翔也先后到美孚油行、塘沽大阪公司供职，是个“买办世家”。三十多年前，“买办”是个让人听了害怕的词儿，其实“买办”相当于当下在外企供职的“首代”，是个很令人羡慕的职业。天津的侯家大院，几代人干着“买办”，而从林希（候红鹅）的曾祖父日本三井公司中国掌柜候春源侯六爷开始，又很重视传统文化，积德行善，因此驰名于远近。林希出生于侯家大院，但十四岁时就迎来了天津解放，二十岁就成了“胡风分子”，二十三岁又错划为“右派”，被打入了“另册”。他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大起大落，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津味小说”的写作，有着很大的影响。后来，他写过两本书，都是同他的家世、同他的侯家大院有关的。一是长篇小说《桃儿杏儿》，上世纪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作从两个小丫环的视角切入，有小《红楼梦》之称。此书出版后我还配合做了些宣传工作，可惜没有畅销。一是长篇纪实作品《百年记忆》，二○○五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记录了林希的家世，也追述了他大半生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从最年轻的“胡风分子”，到错划的“右派分子”，从在农场度过饥饿年代到被迫在阿垅宣判时出庭作证。此书不仅是林希家世与经历的记录，也是百年中国历史的一个侧影，既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也颇具文学上的审美价值。

在热水塘笔会期间，林希讲起他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在农场里劳动、干重活，吃不饱，有些人扛不住了，就在附近农村找个姑娘结婚，落了户。一方面图个吃饱饭，生活安稳；另外也可以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改变“成分”。一些农村姑娘也到他们这儿找对象，物色合适人选招进门。有一天，林希下了工到小河沟里洗刷，光着膀子。正好有一位农村中年妇女陪着她的小姑子来挑选“对象”，一下子看中正在小河沟里洗刷的林希，一把抓住他的膀子，说了句 “还挺白！”好在林希还不打算在农村落户，一把甩开，离开这姑嫂俩，要不然被招进农家落了户，这一辈子的历史恐怕就得另外改写了。每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都逗得听者哈哈大笑，但我们笑后都感到有点心酸。

自一九九九年夏天在热水塘镇笔会与林希相处一周并作了比较深入的交谈之后，我同林希的交往就多了起来，不仅互送著作而且互有走动。他曾经到寒舍喝过乌龙茶，尤其是品尝过“大红袍”和当时颇流行的台湾产的“参茶”后，啧啧称赞，说天津找不到这种茶。但大多数时候还是我们去天津。当时天津与北京的海鲜有较大的差价，而且也比较鲜，因此，大多是我们应邀去天津吃海鲜。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我应邀在中国石化旗下的长城润滑油集团公司办一张企业小报，帮他们搞企业文化建设。北京的一些文友，诸如李国文、邵燕祥、柳萌、谢永旺、陈丹晨、叶楠、袁鹰等常应邀到长城公司参观座谈，并为《长城润滑油报》的《清水河》副刊撰稿。有时，我把稿费积攒到一起，向公司要车，一起到天津吃海鲜。这时候，林希总是积极为我们筹办。他和肖克凡一起，在位于天津南郊的鹏天阁大酒店定好座，并在那儿恭候我们。我们一般下午四点钟从北京出发，六点多即可到达。暴撮一顿，畅聊一番。这种聚会是非常愉快的，过去十余年了，回忆起来，还能体会到友情的温馨。有一次，我与夫人从济南探亲后乘火车返京，上车时给林希打了个电话，他立即要求我们在天津西站下车，到鹏天阁一聚。我们应约到鹏天阁同林希共进午餐，遍尝各种海鲜，然后还打了包让我们带回北京让他所惦念的身患残疾的我的孩子何方美餐一顿。这让我特别感动。林希每当这种时刻，都感叹他生活所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他带来的幸福的新生活和提供的在文坛上可以施展才华的机会。

同林希一次难忘的相处是二○○五年岁末，我同他还有肖克凡三人一起的南粤及海南之行。这次的三人行早就进行了策划，由我在广东和海南的几位朋友操办。那一年的十一月，我先是为鲁迅文学院策划在厦门举办面授活动，然后由厦门飞深圳与林希、肖克凡会合，一起到东莞的虎门待了几天。在虎门期间，东莞文联和《虎门报》的朋友，还有在虎门打工的几位学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参观了当年林则徐销毁从不法英商手里没收的二百三十万斤鸦片的销烟池以及鸦片战争博物馆，探访当年关天培将军战死的南山炮台和陈连升将军战死的沙角炮台，并到另一古镇参观了明末袁崇焕的故居和纪念馆，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补上了生动的一课。林公对此行颇为满意，也颇为激动，过后曾撰文描述在虎门的行止，文章发于《人民日报》副刊，后收入《虎门报》编辑出版的名人写虎门的一本书名为《千秋之门》的散文集中。

游过虎门后，我先离开虎门应广州市文联之邀到从化为广州文联一个年终副高以上专业人员培训班授课，林希与肖克凡则在虎门多休息了几天。几天后，我与他们二位，还有从北京赶来从化的夫人一起在白云山机场集合，飞往海南作旬日之游。

海南之游是我一位在海口附近某大型国营农场担任党委书记的文友孙丰华筹划的，他倾其全力对我们的海南之行作了精心的安排。我们一行住在离海口市六十多公里的农场招待所里，当然也参观过这家以种橡胶为主的大型国营农场的胶工割胶作业和制作半成品胶片的车间，但更重要的是以此基地走出去参观各地名胜，诸如海口的“五公祠”和文昌的宋氏祖屋等，并由专人带领我们沿海南岛东线南下，看博鳌论坛会址，登万宁东山岭，参观兴隆的热带植物园，然后到避寒胜地三亚市逗留数日，游览鹿回头、天涯海角景区，瞻仰南海观音，可谓大开眼界，大壮游兴。

海南之行，有两桩事值得一记。

一是在海口结识女企业家兼业余作家邢增仪女士，参观她任团长的海口爱乐女子合唱团的排练。邢增仪祖籍海南文昌，因其父系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从小在贵州一个偏僻的山城长大。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之后，她第一批返乡创业，既搞房地产开发，又是一个颇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创办了海口爱乐女子合唱团，组织过琼州海峡横渡活动。她喜欢文学，业余进行创作，既写散文和报告文学，又写小说。我们到海南之后，就是在海口市文联举办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认识她的，因为她在那个研讨会上提交了一部中篇小说参加研讨。会后她不仅宴请我们，还请我们去观赏她们女子合唱团的排练。海口爱乐女子合唱团已创办好几年，参加过国内外一些合唱比赛，蜚声海内外。林希、肖克凡和我都有兴趣，于是在一个下午我们一行驱车从农场出发赶赴海口。晚餐后到合唱团租用的一个宾馆的小礼堂里观看排练。这一天，林希显得颇有兴趣，他不仅即兴发表观感，提出意见，而且答应为合唱团写团歌的歌词。当晚回到农场招待所后，他连夜写出一首可以作为歌词的诗，记得题为《我们在海边歌唱》，诗句忘了记录下来。第二天早上还给我看过，后来怎么交给邢增仪的，她们是否采用作为团歌的歌词并进行谱曲，就不得而知了。记得后来林希还告诉我，邢增仪还请他看过小说稿，他认为邢在小说创作上还没有上路。从这一经历看来，林希既有作为一个诗人的热情，又有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严谨。

另一件事是我们沿着海南岛东线到达三亚之后，住在海边的一家四星级假日酒店里，这家酒店是新建的，离天涯海角不远，设备不错。院里就有露天的温泉可泡，每晚泡完温泉后，林希、肖克凡还常到大堂吧喝上几杯咖啡，吃点西点。他们有时也招呼我一块儿在大堂吧聊聊。林希说这儿还真有点天津老租界星级酒店的氛围。这个时候，他就还原成为侯家大少爷了。想当年，他作为侯家大少爷到天津租界里的酒店泡咖啡吧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派头吧。

有时我也同林希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我还是希望他多写点像《“小的儿”》、《丑末寅初》、《高买》、《蛐蛐四爷》之类的“津味小说”，因为只有他才最有写“津味小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潜质，尤其玩熟了地道的天津话。可他告诉我，已届七旬，没有那种心气和力气了。那些年，他似乎大部分精力用于家史的写作，可是出了几部作品，像《桃儿杏儿》、《买办之家》、《百年记忆》等之后，也没有什么大动静了。于是只有写散文和随笔。那些年，我编了一本随笔集，名曰《文坛杂俎》，交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希望我找一位著名作家写一段广告词印于封底，我找到林希，并往他的邮箱里发去书稿，他二话没说，过了几天，就发了一段他拟的广告词来：

名为杂俎，实为细说：说得细致，说得系统。

解析文学奥秘，描绘作家风采，新时期文学的笔记野史，雅俗共赏的闲逸文章，长知识，知世情，读美文，得乐趣。

——林希

抓得准，文辞美，是一段很地道的图书广告词，一字不改地印在拙著《文坛杂俎》的封底上。这是我同林希的一段值得记下一笔的文字之交。

林希夫妇只有一个独子，清华大学毕业后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在那儿同一位来自福建的姑娘结婚之后定居于美国南加州的圣迭戈。于是，进入晚境的林希夫妇，从经常到美国探亲到准备到美国定居，总之是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了。二○一一年十二月，我应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协之邀，第三次赴美访问，到达洛杉矶时，给林希发了一个邮件，表明元旦前后准备到离洛杉矶不远的圣迭戈去拜访他。他立即回复说：元旦后他将启程回国，还是等我回国后到天津再见吧。二○一二年春我回到北京后，给他打了电话，说我同夫人准备专程去天津拜访他。他在电话里说：“专程来承受不起，还是以后有机会顺便吧！”可是过了不久，他们夫妇又动身去美国了。不知这一去何日再能相见！又是一年岁初，真是有点想念林公了！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