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田野与中国经验的生长
散文的田野与中国经验的生长
主持：
汪政批评家，任职于江苏省文联
参加者：
何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晓华批评家，任职于江苏省作协
张光芒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贺仲明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晖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下散文文情反思
汪 政：上次我就说，梳理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可以有许多角度，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而且，随着问题的深入，微观越来越重要，同时又越来越困难。问题意识当然重要，但是不能止于提出问题。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缺的不是提出问题，而是缺少对问题的深入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实绩。如果一个问题要继续，迟早要将它微观化。对文学中的中国经验来说，具体化就有许多现成的路径，比如文体，上次说了诗歌，这次谈谈散文。
何 平：在已经讨论了小说和诗歌之后，这次汪政先生提议关注一下散文写作和中国经验表达。源此，我好像一个荒废稼穑有年的农人，重新回到散文的田野。放眼看去，真是一派万类竞自由的葱茏。小心地辨识起来，这散文的田野端的是，草盛苗不稀呢。但是让我心生忐忑的是，这么多的散文，却很难有个一律的文体规范和美学标准。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是一个文体边界暧昧、模糊的历史。在这样不长的历史中，一些新文体从散文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单列门户。散文俨然成为了现代文体发育的温床。在这样的过程中，散文自己究竟是留存下些什么东西呢？远的不说，就说当下，报纸副刊、时尚刊物专栏，《读者》、《青年文摘》，《散文》、《美文》、《散文选刊》，《天涯》、《人民文学》、《布老虎散文》，纸媒，网络，……他们几乎都说自己的是散文。如果前几年还有“大散文”与“小散文”、“小女人散文”的争执，后来大家似乎发现“大散文”也不见得比“小女人散文”可爱。于是，许多写作者干脆不论“大”和“小”，自己圈一块地干起来再说。从我身边看，至少发现那些俨然“壮者不为”的“小”什么散文，那些报纸副刊、时尚刊物专栏、《读者》、《青年文摘》、《散文》、《美文》、《散文选刊》媒体上等被人诟病很多的“散文”，事实上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经验和想象世界构成的重要元素。如果我们相信文学之于中国经验也许不只是一个发现和表达的问题，文学之于中国经验其活力也在于它同样有参与、建构的冲动。因此，在讨论问题之前，我看大家还是把今天的散文版图扯扯细扯扯清楚。
汪 政：前几天我们开江苏在宁中青年评论家座谈会，王晖兄说人们将文体分了等级，相应地，文体评论也好像有了等级，而评论家有时也难免“趋炎附势”。从目前中国文体评论的分布看，从事小说评论的评论家要远远多于从事散文的。这话有道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散文创作的状况得不到描绘，现象得不到阐发，问题不能提出，严重影响了我们对散文中中国经验的认知，影响了这些经验在思想文化生产中的参与度。正如何平已经说到的，仅仅从表象上看，散文在当代，尤其在当下确实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存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散文的增长就没有断过。对散文，有许多划分很不严格但又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分类。刚才何平也提到不少。但我觉得如果要把问题说得透一点，也可以不要用这些命名，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可以描述。
晓 华：鲁迅当年曾经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话现在有没有人敢于讲？其实，如果从量上说，现在的散文真是一个海量的存在。它的阅读人口恐怕是诸种文体中最多的。上一次你们讨论诗歌，有许多悲观的论调，之所以悲观，还不是因为它越来越成为一种地下的、小众的、边缘的文体，诗歌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是有一点挺奇怪的，一个小众的文体却动不动就发出声音，动不动就闹出事件，惊动大众，而散文却显得很沉静。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它本身缺少话题？没有活力？没有自我申张与自我反思的能力？还是散文与其外部环境相脱节？抑或是散文已经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融入了日常？所以我觉得大家理应振奋起来，将散文纳入到当下文学整体的话语之中，更重要的是从当代文化建设的角度，从中国经验构成的角度将散文看做不可或缺的资源。也因为如此，我以为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散文，说文体有等级也罢，没等级也罢，文体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待不同的文体我们也要有相应的不同的态度与方式。对待散文，我们不一定要用纯文学的方式，这丝毫没贬低散文的意思。散文，不应该像其他文体那样文学化，它的书写性，记录性，实用性更强一些，弹性更大一些，即使像何平刚才讲的那些时尚的东西，从记录人情世态，从迅捷地反映社会心理的变化上，它们就是非常好的文本。
王 晖：刚才各位都共同说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代散文的超量存在。我没有做过有关这方面的田野调查，我只是想用一个已经公布的数据说明这个问题。何平说到了《读者》。这的确是一份了不得的刊物，至少在发行量上是这样。据统计，它现在的月发行量已经突破一千万份，这个数字在全球综合类杂志的排名为第四，前三位都是美国的《读者文摘》、《时代周刊》之类，在中国它排第一，是目前中国期刊的第一品牌。《读者》中当然汇聚了各种类型的文体，但是以散文居多的，特别是那些重头作品。这是我想说的散文文本的超量接受者的存在。另一点，就是散文文本和散文作者的超量存在。我们现在可以说，每年出版的小说至少在千部以上，还有三千多部（篇）在网络上发表，这看上去也是海量。但谁能说出一年出版的散文有多少？对于小说作家的身份认同，我们基本是有一个尺度的，而对散文作家身份的标定，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散文是文学的客厅，谁都可以来坐坐、谈谈。小说家、诗人、学者，甚至官员。其实，当下散文的“爆炸”，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始料不及的。那时，散文天地沉寂而萧条。九十年代在贾平凹、余秋雨等人亮出“大散文”和“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的旗号之后，散文才重出江湖、铺天盖地。所以，如果说存在一个“散文复兴”的事实的话，那么，它正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国文化的嬗变而来，这其中该有多少可以言说的“散文的中国经验”和“散文中的中国经验”呵！然而，现实中，我们的文学批评家都已经快要变成“小说批评家”了，重小说而轻散文，批评界的这种偏爱已经变成一种病态，原因何在？我想，面对当下散文的超量存在，有志于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志于把握中国经验的脉象、有志于催生中国文化的复兴的人们，决不应视而不见，而应该努力面对。
贺仲明：近年来的散文确实是非常繁荣，尤其是在相对于其他文体颇为萧条的情况下。这种繁荣当然是好事，但量的急剧膨胀也必然带来良莠不齐的后果。所以，晓华刚才讲的不用纯文学方式来看待散文，是有一定道理的。面对这么庞大的数量，质量又相当芜杂，你确实很难以纯文学的方式去进行研究。但对于文学来说，散文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至少是四大文体之一吧，而且在这当中，无论从创作队伍还是从读者群来说，它的人数和影响力都是名列前茅的，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对它的关注。上次和几个散文界的朋友聊起来，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更强，都在期待着有深度的、开拓性的研究。但事实上，散文研究的队伍不是在壮大，而是越来越萎缩，高校里面几个传统的研究点都后继乏人，研究者都转到其他领域了，而且，近年来散文研究明显的突破似乎也不是很多，至少没有引起较大反响的论文或著作。可以说，散文在社会上属于“大众”，但在学术界是属于“小众”。这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我们反思，散文研究者也应该有这种反思意识。
张光芒：散文在当下已经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两个不平衡，一是创作数量的巨大，而创作质量并不乐观；二是散文创作队伍庞大，而散文研究和评论家少。另外，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和文体形式，其文体边界越来越模糊，甚至已大大逸出了文学性，文体特征越来越泛化，传统意义上所讲的“形散神不散”，以及“真诚是散文的灵魂”等共识在今天也被充分消解。这同样是一个似乎让人很无奈的趋势。比如，当下大量的名人自传或名人传记，真诚谈不上，反而是虚假成风，消费意识与名人效应成为其灵魂。再如某些学者散文或者学术随笔，说它是随笔，又似乎有点学术味；说它是学问，又似乎有点文学性。而另一方面，说白了，说它是学术，其实毫无学术价值；说它是散文，又无审美创造性可言。当然，在这类作品中，也有一些富有开创性和阅读价值，只是比例较小。在过去，尤其像“五四”时期文体大解放的时代，非驴非马的文体形式系以个性和创造性如鲁迅所说“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然而，今天有些非驴非马的文体不过是市场与适应市场的作者共谋的结果。说起两个不平衡，尤其是当前散文研究队伍的萎缩的确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思考。先就文体而言，仅和小说相比，小说容量大，一部、几部影响大的小说可以使作者一夜成名；反之亦然，名家的小说一出几乎都能造成一定的反响。散文则似乎没有这样大的威力，一篇好的散文可以使人眼前一亮，却难以具有强大的冲击性。散文家要有地位，就要出散文集。而一部散文集要保持良好的水准并非易事。同样地，散文批评便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评一两篇散文似乎架子小了些；评论一部散文集又耗时又不讨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定势，越来越多的人都去追赶小说尤其是影响大、部头大、来头大的小说。于是，散文在学术界就成了仲明说的“小众”。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必要过多地评判这些现象本身的成败得失，既然是为了从散文的田野里寻找中国经验独特的生长方式，那么就需要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散文文情的背后，透过“文情”看“人情”和世故。
回到现代散文书写史
何 平：但是如果仔细考虑散文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了中国经验，情况似乎复杂得多。不说古典时代，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俞平伯、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以降，不论阶级，不论政治趣味，也不论是新文学，还是“鸳鸯蝴蝶”派，不论是“京”，还是“海”，散文似乎也只是文人们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我们文学史研究被遮蔽的视野问题，还是我们的“散文”写作从来就是文人小圈子里的事情。所以，《天涯》杂志一直推动搞“民间语文”的调查。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是不是让我们的散文疆域辽阔一点，也让我们的散文中的中国经验也更辽阔一些呢？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写作者一直存在着先验的等级观念，以为主题庄严，沉潜灵魂的就该是散文的正宗。真的苍蝇之微起来，我们讨论文学史也大可以苍蝇之微的忽略不计。最近我看一本《原生态散文十三家》，从编辑者的意图来看，显然是把这些散文写作者放在一个和“小散文”不同流的谱系。因为，在他们的谱系上列出了张承志、韩少功、于坚、冯秋子等一干人马。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作者散文往往发表在《散文》、《美文》、《散文选刊》等“小散文”的大本营。事实上，我读他们的散文确实也有许多和他们所标举的谱系不搭调的，倒是和“小散文”很暧昧。现在，如果为了强调一种什么理念，就来一番粉饰，恐怕反而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弄得面目不清。而且，散文这种文体在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人传统的东西，是最容易标榜自己的“精英”身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讨论散文对中国经验的表达时候很容易偷换成现代智识者经验，从而构成对更广阔的“中国经验”的遮蔽。
汪 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散文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单一走向了多元。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个向度，一是传统的类型还在继续，也就是所谓的文学散文，但比较弱了。二是与时尚相结合的，小这个小那个的，太普遍了，到处都是。三是大散文，文化散文，现在是越写越大。四是思想类的，处在散文的边缘处。这里面当然可能有交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管是从创作的角度讲，还是从散文的理念上讲，出现了许多新东西，比如贾平凹，他提出大散文的概念，他的“大”不是以后流行的那种一味地长，而是“是一种思维，一种观念，”他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好，可惜没人注意，那就是对“大”的理解：“大的东西在于把枝末细节做大。”他办《美文》，有一主张，就是“把文章还原到生活中去，使实用的东西变为美文，比如政治家的批文，科学家的论文，商业的广告，病院的医案，诉状、答辩、启事、家信甚至便条。”说“我们这份杂志，将尽力克服我们编辑的狭隘的散文意识，大开散文的门户，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未来作家、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以及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只要是好的文章，我们都提供版面。”我们现在是不是以为这些说法很平常？在当时可了不得。这里面最有价值的就是，以这样的散文观念，是最能提供现场的，是最能提供广阔的经验的，是最契合散文的本质的，也最大限度的发挥了散文的功能。至于贾平凹以及他的杂志做得如何则是另一回事了。
晓 华：思想界对散文的贡献也不应该忽视。我们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些人本不是散文家，也无意到散文界来抢饭吃，但是他们的写作则是每一个回顾这近三十年散文的人都绕不开的。比如费孝通、李泽厚、钱理存、朱学勤等等，他们提供了另一种经验，一种当代人思想的轨迹。这里面有一些概念可能要辨析一下，包括经验与思想，内部与外部，具体与抽象，不能只将经验限定为现象，限定为对外部生活现象的描绘，还应该注重心灵，注重精神，我们关注一个时代，固然要注意它的生活方式，事件，整体的存在，但是，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生活如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如何思想，深度如何，贡献如何？从一定意义讲，这才是其生活质量的标高。所以，既要注意散文的此岸性，又要关注散文的彼岸性。贾平凹说散文要大，这方面也是在其中的。
张光芒：在九十年代以来多元化的文学写作中，文化散文的崛起是文学史上一次值得称颂的坚守和选择。它同时在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呼应了时代精神的深层需求。一个方面是，“文革”后曾经高扬的主体性及启蒙理性精神在这一时期过早地退场，而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悄然涌现的另一支创作潮流，即以强调个体感悟与情感为标志的审美现代性，至九十年代后又因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而无所适从，以致趋于通俗化和商品化。这样文化散文实际上既面对思想深度的平面化与理性思辨精神的弱化，又面对着审美感知的纯化和诗情诗意的沦陷，它的崛起，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文学的尊严与独立性，充实并提升了国民精神的现代性品格。
王 晖：散文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三十年为一个起涨周期。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品文之争，六十年代杨朔、刘白羽和秦牧散文的三足鼎立，九十年代以贾平凹、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热，成为一个世纪中国散文鼎盛的标志。单就“余秋雨现象”来说，它就创造了九十年代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发展史、批评史的几大奇迹:第一， 它刷新了散文传播的现代记录，空前的出版数量、阅读层面和盗版速度，真正印证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气势和“散文时代”的魄力；第二, 它所引发的旷日持久、层出不穷的“酷评”地震，为散文批评史上罕见；第三， 它以由文本之争到文化观念冲突再至人格、灵魂、思想之战等过程， 展示出世纪末众语喧哗、色彩纷呈之话语空间。可以预言，“余秋雨现象”必将以它的独特性载入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发展和散文批评的史册。当下名目繁多的散文部落的总体水准是否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前辈，现在似乎还很难看得出来，因此，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
贺仲明：散文从古代开始，就有“载道”和“言志”之别，新文学之初，周氏兄弟也表现出这方面的明确分歧，此后的近一个世纪散文发展，都离不开这一问题。杨朔在六十年代的兴起在于他“载”了社会主义的“道”，八十年代末的周作人热、林语堂热，则是对“载道”的反叛。“小散文”多了，呼唤“大散文”，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以这截然相对立的立场去看散文，价值判断相差甚远。这也是周作人、林语堂散文曾长期被排斥在散文门外的原因（当然还有政治原因）。但事实上，我以为，散文的评判标准应该更开放，更宽容一些。也就是说，评判的标准应该比“载道”与“言志”更高。散文应该多元化，可以抒性灵，也可以谈思想，可以忧国忧民，也可以有点小资情调。但有些东西是更基本的，比如真实，比如语言，可能是更能决定散文高下的东西。我们要找出那些对于散文来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元素，从这些角度来评价散文，重构散文史。但从目前来看，我们许多散文史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还有些纠缠在散文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没有真正回到散文本身。
张光芒：同时，散文的繁荣与发展也是社会、个体自由的晴雨表。中国是诗的国度，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散文同小说、戏剧等叙事类文学样式一样，其发展较之抒情型文学样式如诗歌显得相对迟缓些。虽然也有叙事诗，不过中国叙事诗既不如西方史诗发达，也比不上本土抒情诗歌繁荣。随着传统文化渐次向现代化的演进，以及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步萌发，讲述“绝然个人的生命故事，深入独特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的现代叙事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日益明显。这也便不难理解叙事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空前繁荣。正像晓华一开始就引用的鲁迅的话，“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九十年代作为一个“个人化”的时代，在文化上实现了从集体化向个体化转型。文化散文的出现与勃兴既是对该转型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这一转型的深入。不管是刚刚王晖提到的风行于“十七年”的杨朔模式，还是作为向“五·四”回归的巴金《随想录》散文，尽管在价值立场与文化内涵上存在着根本分野，但可以说他们都是面向共同的文化记忆、面向时代公共命题的集体写作。而九十年代的文化散文则在自然与历史的沉潜中表达一种个体的自由思考与独特的文化感悟。可以说，相比于小说、戏曲，散文无疑更贴近创作者主体，或者说作者往往更本能地使用或相信散文这一文体，尤其当他们真诚地渴望表达经验、倾吐心志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的确无需像其他文体那样文学化，形式远不是散文的标高。
散文的边界
何 平：记得好多年前，散文写作者张锐锋好像说过，“散文从本质上可以跨越种种类型的界线”。事实上，现代白话散文从一开始就存心在一派庄严的诗歌和小说之外，留一块“依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周作人）的自己园地。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现代散文没有一本正经地写着的人，没有一本正经写着的文，没有一本正经地写着的时代，但对于大多数写作来说，当他们操练起散文来还是动辄就撒欢似的写。散文在五四时代的“个人的”、“非正式的”和“不规则的”汪洋恣肆与它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形散神聚”的窒息拘束，正好说明散文这东西爱自由的天性。“人心”见之于“文心”，现代中国获得解放的智识者经由散文传达他们所触摸的世界，也把他们摇曳多姿的心灵世界放置散文中间，而散文的疆域在现代中国的拓展和收敛也正好可以让我们窥破时代的精神动向。从这种意义上，用散文做样本去看所谓的“中国经验”倒是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呢。
晓 华：我和汪政以前曾对散文文体的本质和功能做过一些思考。文体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表达方式，而表达方式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类需要不同的表达目的以满足生活的不同需求，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才有了那么多不同的文体。从这个角度说，文体确实是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分，这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形态决定了的。有些表达方式几乎天天都在用，有些表达方式几年才用那么一次。文体也一样。朱自清说中国文学向来以散文学为正宗，其实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看，大抵也是如此。我们在讨论散文的本质和特征时说过这样的意思，一，散文的特征可能不那么好说，甚至，哪些是散文有时都难以认定，因此，与其说什么是散文，不如说什么不是散文；与其在一堆文体中捡出散文，不如说那些不能归为其他文体的就是散文。叶圣陶就说：“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散文的自由度、渗透性，弥散性太强了。二是我们觉得散文的底线是它的真实性，虚构不属于散文。三是我们以为叙述是散文的主要工作。强调这三点，就是要认识到散文的无处不在，就是强调散文在人类生活、人类经验的复述、记录与沉思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为什么说散文是中国、是世界已有的文体写作中的大户，就是它在记录人类经验上特殊地位，不管是从文学中去寻找中国经验，或者以文学去建构中国经验，散文都值得认真地重视。
汪 政：散文肯定是自由的，而且首先是自由的。鲁迅就认为散文“是大可随便的”，说散文创作“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郁达夫认为散文的写作就是怎样能够把作者的“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只要“辞能达意，言之成文”就行了。在人们的眼里，朱自清是一个很规矩的人，他的散文写作人工痕迹是很明显的，在余光中的眼里都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认为散文创作其实“没有什么定见”，“只当时觉得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刚才已经对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当下散文的许多写作主张进行了梳理，在散文领域，就是要有很多的主张，当然，你可以没有主张，但千万不能只有一个或几个主张，不能有霸权。在散文这里，文无定法是最能落实也最应该落实的。为什么人们对十七年的散文那么反感？就是那么几个大家将所谓的文学散文公式化了，模式化了，成了套路了。本来，所谓的形散而神不散也不是什么罪不可恕的说法，而且，它毕竟对某种散文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与归纳，但是，你将它推而广之就是你的错了，想将它成为整个散文的条律就更不对了。说到这儿，我又要提到中国古典散文美学的一些有益的主张，中国是个散文大国，也是散文理论发达的国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典散文理论也是在收放、在自由与束缚中摆动的，它有些地方做得是相当精细的，像桐城派古文，一直做到音节，做到声音。但是，只有解放派才对散文有促进。苏东坡说写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说得最好。这方面有许多宝贵的遗产，要好好借鉴。它里面是有哲学的，本身就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当代散文，主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有一点，就是主张的背后要有内容，不能只在技术方面，如果像桐城派古文那样，虽然精致，但已经是末路了。
王 晖：其实，任何一种界定都有它的局限，对散文这样一种文体的认识尤其如此。散文是什么？散文有哪些本质和特征？这些问题看上去很小儿科，但真正要回答它，倒没有那么容易。鲁迅、周作人等现代散文大家都谈到过这些问题。我觉得散文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我们这里谈论的是狭义散文，也就是文艺性散文，所谓文艺性散文，其本质是突出“自我”、致力抒情的“美文”，即尊崇林语堂曾经提出的“闲适”、“性灵”和“幽默”三要素。而散文的边界，确切的说，是中国现代散文的边界，是一个由模糊的一统到逐渐分化的过程的写照，是一个由小品文、随笔为主体，向抒情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游记、传记等文体分而独之的过程。两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出版于一九八一年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作者林非先生在书中依据叙事、抒情和议论三要素的多寡，仍然将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收编于散文的门下。两年之后，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揭晓，报告文学成为与中短篇小说、诗歌并列的文体。十多年之后，鲁迅文学奖的文体分类，这一过程的当代形态便更是一目了然。在这个被看作中国文学最高奖的文体类别中，散文与杂文并举，报告文学单列。这个划分，其实也就是在暗示当代散文已经有别于他类而具有了某种独特气质。这种气质究竟是什么？散文学界探讨得很热烈，但大多自说自话，共识不多。前几年因为参加我的博士导师范培松先生主编的《苏州文学通史》中有关苏州籍散文家创作的写作，对现当代学者散文及其批评做过一些探究。我觉得真正优秀的学者散文，它的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在于知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这里借用的是余光中先生对于散文特质的理解，他认为“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广义的感性甚至可指: 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声调、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我曾经把这种散文叫做‘表意’散文， 因为它既不要全面的抒情, 也不想正式的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学者散文堪称散文的最高境界，知感交融的特质也应该成为一切散文的审美特质。
张光芒：王晖说学者散文堪称散文的最高境界，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它的问题也是当下最多的种类之一。在今天，人们对散文的审美要求日益提高，对这一文体的认识也理应加强。如果笼统地谈好散文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想人文立场、现实视角、历史意识交融会通，文学情怀与智识者立场水乳交融，理性与情感之间充满意味，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一切当由心生，太刻意了往往韵味尽失，就像当下的很多文化散文，字面上虽充斥着“精神”、“自由”、“人格”等字眼，却像口号式展览，历史文化景观亦承载着过多的“感慨”与“升华”沦为抒情工具。我在文章中也曾提到过，即使如名家余秋雨，虽在一段时期以“文化人格”提升了散文创作的文气，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新空间，然而，在后来的创作中，“文化人格”未得到更深入的探究，仍旧停留在概念的提出阶段。在他的散文中，“文化人格”更多是一个自明的价值判断标准，至于什么是“文化人格”，“文化人格”与现代文化语境、历史文化语境有什么内在关联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则少有审美化的追思，更遑论践履。当然，这里不是对作家不探讨哲学问题进行责难；但是一再提文化人格却不进行深入剖析，难免异化为一种空洞而虚无飘渺的“煽情+说教”，而且作家的倾向性在很多时候又暧昧不明，颇令人怀疑。长而久之，甚至陷入了一套固定的创作模式乃至话语方式，从根本上丧失了散文文体自由创造的本性。这一倾向在当下的历史散文创作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一点从“余式话语”的流行即可见一斑。
贺仲明：除此之外，当前散文的评判标准也比较混乱，或者说比较随意。当然，我绝对不是说要一元化，从不同角度看散文确实可以有多元的标准，汪政刚才用自由来形容是很恰当的。但是不管怎样不能够失去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散文之作为文学的理由。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学的边界》的小文，感叹我们的文学正在失去自己的边界，这其中，散文是走得较远的文体之一（比它走得更远的是诗歌，我觉得当前的诗歌评判已经完全没有标准了），因为创作者太多了，发表的媒体也非常广泛，很难以统一的标准来限定它。但从研究者角度来说，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标准才可能存在边界，才能确定那些散落在报刊和网络世界里的作品哪些属于散文，哪些属于优秀散文。而且，标准还可能影响甚至左右散文发展的走向。因为许多人看散文、写散文，就是凭兴趣、凭感觉，也一定不明白其所以然。如果真的建立了恰当的评价标准，有理可循，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往这方面靠的，散文创作也可能呈现良性的发展。就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感情和语言是比较基本的。真正好的散文，情感必须是真挚的，有心灵的投入，有挚切的关爱，这是散文感染力的基础。再一个是语言，语言风格当然可以多样化，优美的，自然的，细腻的，质朴的，等等，都可以，但是，它必须是富有美感的，是不做作的。我不专门研究散文，但读过不少散文，也在教书过程中分析、鉴赏过散文，我的看法可以说是一个普通散文阅读者或爱好者的观点，不一定深刻，但应该是切实的，因为它们是散文魅力的基础。你没有真的情感，没有好的语言，要想感染读者，是非常难的。在这一基础上，散文当然可以有更高的追求，如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等。
用散文书写当下中国
何 平：我以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用一种经验来描述我们的时代不但冒险，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我们而言，在九十年代之前，描述散文写作和中国之间的隐秘关系，虽然也有遮蔽和压抑，还是比较容易澄清。它在表达中国经验时候的局限也比较显豁。问题是当我们今天这个价值和立场变得暧昧的时代，散文无疑是把它的经验触角伸展得最敏感的文体。于是也当然成为一种最暧昧的文体。从题材的角度很容易看出这种暧昧性。比如王小妮、周晓枫，甚至于坚、张承志也经常取材于日常，但你看到他们和“小女人散文”、“小文人散文”相去多远，但这些“小女人散文”、“小文人散文”时尚散文，你又怎能说不是一部分中国人所生活着、经验着、想象着的呢？散文书写的分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风格学意义上的。一定程度上，它所指向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分化，指向的是我们破碎、隔膜的日常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王小山、沈宏菲、胡一刀、黄爱东西、陈丹燕等，有他们栖身的现代传媒，有他们的中国经验；钟鸣、蒋蓝、玄武有他们通向幽暗中国的路径；韩少功、张承志、于坚、冯秋子、谢宗玉、刘亮程、黑陶、王小妮、周晓枫、格致、夏榆、盛慧，还有杨献平所推举的“原生态散文”都有着他们自己的中国经验方式。我们今天谈论散文与中国经验的书写，细致的辨析恐怕是不可缺少的了。你说，中国经验是不是一种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从这个角度，同样写边地，唯色、于坚、冯秋子、熊育群各各不同。但中国经验绝不仅仅是地理学和地域学意义上的，所谓十里不同风。在当代中国，性别呢？阶层呢？民族呢？城乡呢？……细微之处总见经验的裂隙。我想，今天汪政先生让我们遭遇的是一个多么纠结缠绕的问题。散文穿行在中国现实的大地，其中多少暧昧不明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发现。
晓 华：之所以有些暧昧，是因为许多散文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方向不明。汪政说散文不能只有一个主张，而应有许多主张，是从散文表达的自由这个角度去说的，如果换一个角度，一个一句话直抵散文核心的角度，那我还是坚持认为散文要对真实的经验负责。至于这个经验的范围是什么，那是没有限定的。我们之所以对一些散文不满，就是因为它没有提供真实的或新鲜的经验，或者在重复别人的经验。前些日子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了茨威格的文集，他的散文就写得很好，他对历史的认识，对那些偶然的与必然的事件背后的分析，对个体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关系的判断，都是让人钦佩的。他是有经历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将经历记录下来的人，很扎实很有穿透力。还有萨特，他本不是个散文家，但我向许多人推荐他写的《占领下的巴黎》，写巴黎沦陷时的法国人的日常生活，那种与高贵而浪漫的巴黎的格调完全不同的屈辱的生活，写他们在占领者的“彬彬有礼”下活着，在盖世太保的急促的脚步声中活着，萨特独特视角下的巴黎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这就是一个哲学家的生活经验。不可复得的经验，写得是很大的，还有怀特，他写的《这就是纽约》，真好，那是一种生怕遗漏了什么的反复的书写，一个城市，在一个作家笔下，真的是无处藏身了。这样的东西中国也有，少。贾平凹的《长安》不错，他在小说里也写西安，但他只写他想像中的西安，一种旧的西安，但在散文里就不一样，周到，深入。这是大的。小的也有，汪曾祺的《故乡的食物》，不但写了乡土食物，连语言也成了经验的一部分，他写故乡的食物，不用学名，就用方言，是当地的称谓与叫法。散文就是要这样，要高保真的。将真实的经验放在第一位，就有了标准与判断。
王 晖：的确是这样。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散文也是属于非虚构文学这个大的文学族群的。非虚构当然是相对于虚构而言，“虚构”（ fiction）一词，《大英汉词典》对它的本意的解释有：一、虚构、捏造和杜撰；二、谎言、杜撰的故事；三、小说、短篇故事、剧本。我们将它用在文学中，它指的主要就是小说等虚构性文本的核心规范——伊瑟尔说“虚构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印在纸上的词语并不是用来指称某些在经验世界中给定的现实，而是用来表现没有给定的现实。”从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领悟出非虚构的内涵，这就是：文本所呈现的是经验世界中给定的现实，是一种不以主观想象为转移的、与特定历史或现实时空所发生的事实相符合的特性。这又如美国批评家卡津所说“非虚构作品（以及纪实戏剧、电影、艺术著作），出现的理由是因为它再现了不能被艺术家们所想象出来的事实。”如果与小说等虚构文本在“虚构”的情境之下创设的“艺术真实”相比较，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非虚构文学中所创设和追求的“非虚构”或者说“真实”的不同内涵。艺术真实是在假定性情境中创造出来的审美化真实。“它既不像生活真实那样与生活本身是同一的，也不像科学真实那样能够验证和还原。” （童庆炳语）而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我认为是一种内在的、动态的相似，确切地说，即是“形态真实”与“关系真实”。“形态真实”指人和事物自身的自然形态必须在客观社会中“确定无疑”，它是一种未经加工处理的原始的存在状态。“关系真实”则是指人与事物均处在一定的时空关系中，并保持着现存自然形态的内部组织结构，它是一种非假定性的、实在、直接的现实景象，是一个动态系统。“形态真实”显示微观结构。“关系真实”则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显出宏观之真。在学界曾经有过散文也可以虚构的言论，我想，这其实是违背了散文在书写真实人事之中表达真情实感的根本规则。散文的表达是自由的，但是在非虚构这一点上，应该没有自由的空间，这就是所谓“戴着镣铐跳舞”。在当下中国，呈现经验现实，书写真实人生，拷问赤裸人性，应该成为散文的优势和目标。所谓的“大散文”之“大”，我想就应该体现在这里。因此，用散文来书写中国，坚守非虚构原则至关重要。写真事、抒真情、讲真话是散文写作的ABC，也是书写当下中国的ABC。巴金洋洋五十万言的《随想录》之所以震撼，就在于它有一个最强音——讲真话、写真话！巴老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我希望它能成为当代散文家和散文批评家的醒世恒言。
贺仲明：就中国经验来说，散文应该是很有表现力的文体，因为它涉及的生活范围面最广，又是以写实为基本要求，能够触及到最基础、多个层面的生活。同时，散文也能够透射创作者的心灵，从整体上来看，它应该是一幅时代的精神图画。像我们看五四时期的散文，应该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灵最真实的投影，他们的矛盾困惑，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只有在散文世界里才得到最细致最准确的反映。同样，抗战时期的生活，通过其他题材可能不那么能看得真切，但你看当时人写的纪实散文，真能体会到中国大地的痛苦呻吟。因为它不像其他文体一样有虚构的成分，真实的事件，真实人的遭遇更可信，也更有震撼力。记得三十年代时茅盾他们搞过一个《中国一日》的征文，现在来读也很有意思，确实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切实的经验，老百姓最普通最日常的生活经验。但同样，散文也是很容易受虚假风气伤害的文体，“十七年”文学中散文是成就最低的文体之一，我们从当时的散文中也很难了解到真实的生活状态，也看不到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当前的许多散文同样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可能还是受多年的模式化主题创作的影响，许多散文没有沉下心来，与生活平行，深入生活中，直面生活。再就是虚假的情调，弥漫在各种类型的散文中。包括一些当前很流行的“文化散文”也有这个特点。很多人误以为文化散文不需要作家心灵投入，这其实是错误的，历史、文化都是需要心灵的体会才能看清楚的。在我们的很多散文里根本看不到作者的心灵，只是在掉书袋，或者在卖弄辞藻。这样的散文中如何能看到切实的中国经验？
张光芒：记得刘长春散文中有一句话，“说山、说水、说佛、说道，说来说去，说的还是人。”然而，当前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色却正是“人”的异化与价值观的虚化。“碎片化”、“即时化”、“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弥漫泛滥，道德意识、理性精神的消弭又导向平面化、肤浅化、瞬间化的快感与娱乐。这些年来，“小女人”散文的走红便迎合了这一审美潮流，怀孕、生孩子、爱家爱丈夫……七零八碎地被展览出来，某些“小痛苦”成了炫耀的资本，美学精神的复杂性遭到拆解。这样一来，“中国经验”便有被类型化、平面化的经验所排解的危险。
何 平：在阅读今天的散文的时候，我发现就像诗歌、小说一样，“底层”、“乡村”似乎忽然赢得许多人的亲睐，成为散文书写中一个很有号召力的旗帜。在这里，我以为要像警惕“小”什么的散文一样，警惕聚集在“底层”旗号下的各色人等。因为，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类散文中固然有像张承志的《旱海里的鱼》、石舒清的《西海固的事情》、夏榆的《白天遇见黑夜》、谢宗玉《一个夏天的死亡》、冯秋子《荒原》和桑麻的《一九九二年的暴力》等朴野、有力的“底层”、“乡村”，但更多却是“文人”对“底层”、“乡村”的走马观花式的打量，甚至是他们一件时尚的外衣。三月小病加田园乡愁依然在我们的散文中大行其道。中国文人有借“底层”、“乡村”抚摩自己心灵的传统，今天这么多写“乡村”、“底层”的散文是不是又是他们言此及彼的花腔？事到如今，“底层”、“乡村”是不是也到了反抗被描写的时候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底层”、“乡村”书写会不会是另一种“政治标准第一”在新时代的借尸还魂。于坚的《暗盒笔记》有一个副标题“全球化时代背后的日常生活”，这应该是最细碎的中国经验。他说，他的内心一直被某种危机感所笼罩，“最后的……最后的……”一直是他最强烈的感受。“而可怕的是‘最后的’并不是最坏的世界，相反，它们一般来说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世界，它们只是与那个被‘看不见的手’单方面设计出来的世界图纸不相符合而已”。当此世界，中国经验真如万花筒一样的变幻莫测。散文可以或韧或刚，抵达世界的真相，也可以制造我们世界的幻觉，予我们以致命的毒药。
张光芒：一个极其显著的幻觉或假相就是“个体化”的表面扩张和实质性的退场。面对强势的大众文化产业，本雅明曾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悲哀地宣告了叙事艺术的衰竭。我们也已经迫近了一个文学叙事日益被纪实、新闻报导、信息、知识逼仄的年代，个人化的特征正在“一一瓦解、脱落”。个体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在市民神话、消费欲望、大众产业的夹击中渐渐萎缩，如丧失了香气与血色的干花，有卖相，却无真情。不少作品沉迷于材料或野史逸闻的展示与发掘，把知识当作思想，企图以拼凑、点缀来掩盖心灵感觉力的弱化与个体经验的干枯，成了卖弄信息、知识的拼盘与大杂烩。余秋雨《文明的碎片》力求将“文化反思变成一种感情的体验”，如果说前些年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成功深刻地得力于个体的文化感悟与山水历史的发生了剧烈碰撞和交融，那么当为反思而反思，为抒情而抒情日渐流行，思辨与性情发生断裂的时候，贾平凹所呼唤的“大散文”，王充闾所追求的超越的“精神家园”意识便越来越远离读者。常有人慨叹“文化散文终结”了，这是不无道理的。
贺仲明：我很赞同你们两位的这一批评。最近一些年的散文似乎总在赶潮流，一会儿是生活琐碎，一会儿是文化，杂七杂八的各种文化，一会儿是乡村，一会儿又成了底层。这不是散文自然的呈现，而是金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散文作家们不过是市场的工具而已。一个真正的散文作家应该有比较稳定的创作点，当然会改变，但不会是那么频繁。像张承志、韩少功，就比较有持续性，挖得也比较深。还有一些西部散文作家也做得比较好。老是跟在时代风潮后面创作，是不可能写出深刻的东西来的。
汪 政：不管是真相，还是幻觉，散文一直在努力。我以为，相对于十七年的模式，新时期的散文从叙述打开了突破口，抓住叙述，就抓住了散文的基本动作，也抓住了经验这个中心。有了叙述，就有了叙述的对象，有了叙述，就与真实面对面了，有了叙述，我们的文字与笔触就突破了纸的限制，能够在大地上行走。许多人都认为，新时期的散文抒情性弱了，文学性弱了，变得平淡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它突出了叙述，它主要依赖文学修辞等中介而直面真实经验。这种带有哲学思想在内的散文观的极致就是于坚等人所谓去隐喻化。因为隐喻会遮蔽经验，会使经验变型，长期以往，将会使我们丧失对经验直接表达的能力。用南帆的话说，他们建立了一套新散文叙述学。我以为这是有道理的。因此，围绕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散文的变化，它的多样性。比如新散文或新生态散文，它们新在哪里？许多人是从语言与表现手法去讨论的，这种讨论的思路是非散文的，是从小说与诗歌那里延伸而来的。它们的新就新在对经验的重视，对经验领域的拓展和对叙述的运用，何平刚才点了一些人，他们的作品就是有这个突出的特点。你看格致的《减法》，出来还没几年，就已经有了“经典”的味道了，这篇东西并不大，写同学的，这样的文章太多了，大抵脱不了怀旧与感伤，但格致的这篇就硬多了，狠多了。一个班的同学，一个个离开了集体，离开了课堂，为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和遭遇，这些遭遇是很个人化的，甚至带有偶然性，但是它们是残忍和有力的，如同刀子一样，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斩落，是的，许多人还活着，但虽生犹死。这些被迫离开文明的孩子将在另一个我们都熟悉的环境中长大，麻木地生长，这个世界就是在这样延续。这样的叙述是真实的，同时也是本土的，说大了，就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的构成。
张光芒：在前面提到的《原生态散文十三家》（百花文艺出版社二○○七年版）中，“原生态散文”的倡导者杨献平有一篇题为《散文原生态：大地原声和现场精神》的文章，里面就提到，“新散文写作至今仍旧是一个圈子内的热闹，而没有和大众很好的沟通，没有与我之外的事物形成一种自觉的街接，有点一群人自己上台表演，而观众空空如也的喧闹和寥落。”正是针对这一现象，在散文的阵地上，一些既继承新散文写作路数又很好地融合现实现场的散文写作群落，正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和创作态势，他们“积极容身当下的生存和自我的生活，最大限度地提供和发现原生态的人文精神和文学品质，以个人的在场、个人与周遭现实（物象）的精密融合，促成感官、身体和精神的‘我在’。”阅读该书所选的散文创作，总体上感觉的确是符合大地与本土、时代现场与个体体验的沟通和交融意识的，这一创作姿态值得人们去关注。
汪 政：对，我也想说一下原生态散文，或者原散文，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它的立场。我觉得只有散文可以说原生，诗歌、小说还真不好这样说，除非不是文人化的民歌。原生态散文比起其他类型的散文更强调其与经验的平等态度，更强调经验本身的直接呈现，更具有即时性与现场感。也因为这一点，它使许多非专业的、身处经验之中的写作者（记录者）进入到散文创作者的行列。近年，许多农民、城市打工者写出了大量值得重视的具有人类学与社会学意义的原生态作品。何平提到了底层，这些散文确实是有不少是底层人士写的，但它们超越了底层。立场、价值评判与道德批判不重要了，经验的呈现才是重要的，即使有主观的成份，那也本来是自己经验的一部分，他们从来不轻易溢出自我的边界，更不想脱身到高位去俯视和指点。比如二○○七年引人注目的广东打工者郑小琼就在广获赞誉的《铁》中这样说：“当我自己不断在写打工生活的时候，我写得最多的还是铁。我渐渐没有了刚才来南方那种兴奋与眺望，但也没有别人那样的失望与沮丧，我只剩下平静，不断在平静中回味自己曾经感动过的日子，在这些感动中，原本属于铁样冰凉的内心也渐渐温热起来，在炉火中得到了煅烧，变得通红起来。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自己对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像烧灼着的铁一样，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视角常常把一己所识的打工当作了唯一的真实的证词与证据，我的感受总是不断地与自己曾经眺望的有着太大的偏移与悖反。我知道打工生活的真实不仅仅只是像我这样在底处的农民工，同样还有一些在高处的老板们管理层，但是我无法逃脱我在现实置身的具体语境，这种具体语境确定了我文字是单一向度的疼痛。”这样的写作是超越前人的，也是散文书写中国经验的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