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存在与可能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验成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词。有关中国经验问题的讨论，也常见于报刊和学术论坛。不少作家以中国经验定位自己的创作追求，不少批评家以中国经验作为文学判断的标准，不少学者则以同到中国经验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理想归宿。如此等等，中国经验俨然成了左右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文化理念。但就笔者陋见所及，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还存在着诸多理论混乱。本文对此略作梳理，仅就以下问题略呈管见。
　　
　　一、为什么要提出中国经验问题?
　　
　　提出中国经验问题，自然不是要告诉人们这些常识，而是另有原因。这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趋势所激起的文化反弹。今天的全球化，说到底，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在现阶段的表现形式。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不过较之以往。程度有所加深，范围有所扩大，速度更加迅猛罢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的恐惧感和抵抗心理，生怕有一天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自己的文化也被这种趋势所同化。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趋势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全球化因而在有些学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看来，实质上也就是美国化。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看法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却容易激活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中国自近代社会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在学习西方“师夷长技”的同时，又十分害怕失去文化的根本，所以特别注意处理“体”、“用”关系，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心理支配下的产物。后来虽然批评了张之洞的这个说法，但却从来没有放松对西方影响的警惕。尤其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一直在不间断地反对“全盘西化”或“欧化”。就是我们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向苏联学习以后，也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同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顺理成章的发展的结果。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和历史情结，所以当全球化的大潮汹涌袭来的时候，这种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和历史情结，就很容易以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经验这个社会学的概念进入文学领域，为某些文学界人士所激赏，乃至成为新世纪以来众多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奉行的一种文化理念，就是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而逐渐增长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其实是相为表里的，正因为在整个现代化包括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存在着一种先天的警惕，对西方文化影响存在着一种本能的反弹，所以，即使如当年正遭受西方的殖民和侵略，内心却依旧保留有一己的文化自尊，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但在近现代中国，因为积贫积弱，发展缓慢，这种自尊和自信终究难以建立起来，即便在某些时候稍有恢复，也难保持长久。甚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在某些方面依旧自觉技不如人，依旧要唯西方种种是骛，较之以往，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在文学和文化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说明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要真正确立自己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到晚近十余年间，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一些东方族裔的学者，如赛义德(Edward w.Said)、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有关后殖民主义的论著被译介到中国，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一种新的启示，加上此前如美国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亨廷顿(Samuel P.Hunfington)对冷战结束后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构想，以及某些欧美学者的后现代理论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才逐渐有了一种新的醒悟，开始意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文化，长期以来所处的劣势地位，并非这些国家的文化本身就是劣质文化，而是某些西方人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中心想象和塑造的结果，其中就包含有西方文化的殖民和霸权。事实上，不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在历史上就曾有过西方难以企及的辉煌，就是到了西方开始发达的近现代利：会，西方文化也在不断向东方吸取资源和营养，尤其是当西方文化遭遇危机的时候，更要求助于东方文化。既然如此，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就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对西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也不能仅止于被动应付，而是要跳出长期以来西方人想象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视野，以平等的眼光和态度对待东西方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以便在这个诸种民族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多极多元的世界上，与西方文化展开平等的对话。凝聚和重构中国经验，正是中国文化主体重建、形象重塑、价值重估的基础和起点，是这一文化自觉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紧密，是中国文学不断追求创新的现实需要。现代中国文学自告别古代传统以后，主要是向西方寻求思想和艺术资源，但文学发展的历史又表明。西方的思想、艺术资源，并不能解决、至少不能全部解决现代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于是转而求助于已挥手作别的占代传统，尤其是民问传统，但因为现代中国文学毕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构起来的，古法、古意不但不能解决现代的问题，有时还常常与现代文学的追求相抵触。这样，在西方影响和古代传统这两维之间，就不能不引进新的一维，这一维即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求。用这样的一维来折冲、调节西方影响和古代传统之间的冲突，这一维也就成了推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杠杆。远的不说，就说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发展，当“文革”及其前的一个封闭的“民族化”、“民间化”的追求走到极端的时候，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继“五四”之后，再度把目光转向西方，学习借鉴、跟踪模仿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派文学，成为一种时潮。当种种向两方学习借鉴、跟踪模仿的文学试验，最终仍不能满足中国礼会和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的时候，“新写实”的提倡，又适时地把文学的目光引向现实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种基于现实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创作倾向，经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推动，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进一步把目光转向底层，“底层写作”成为一时风气。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古代传统，还是西方影响，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行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开放的西方影响冲击封闭的民族、民间传统，尔后又以民族、民间传统反拨西方影响造成的极端倾向，如“寻根文学”对儒、佛(禅)、道的文化阐释，古代笔记被改造成“新笔记小说”。词典、编年、方志等古代文史典籍的体例为作家所化用。进入新世纪以后，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更自觉地向民问“大踏步撤退”，化用民族、民间资源(包括方言、土语)，逐渐取代向西方的学习、模仿，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共同的创作倾向。凡此种种，这种折冲、调节西方影响和古代传统的现实需求，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中国文学的艺术经验。只有以这种独特的中国经验为基准，才能判定什么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所需要的，什么不是。也只有把文学创新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才不会为流行的西方潮流所迷惑，也不会为沉重的古代传统所窒息，而是在中西、古今之间，斟酌取用，融合创化，以张扬和提升中国人特有的感性生命体验和生存体验。这正是中国文学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偏于西方影响和偏于古代传统的极端之后，倡导中国经验的意义之所在。
　　
　　二、什么是中国经验，或有纯粹的中国经验吗?
　　
　　中国经验原本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主要指近三十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种结合本国实际、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经验，对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进程中，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关注。
　　就文学领域而言，中国经验的构成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的维度，一个是空间的维度。就时间一维而言，中国经验既指过去年代，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学活动所积累的经验，也指当下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造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前者无疑是指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和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后者则指当下的文学活动、文学创造的独特形态和独特方式。就空间一维而言，中国经验既指作为其基础和核心的感性经验，即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所得的艺术经验，和由文学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经验”，也应指由这种独特的感性经验提炼和升华的理论结晶。虽然经验主要属于感性范畴，但对于这种经验的凝聚和总结、提炼和升华，毕竟未完全脱离感性经验，仍应属于广义的中国经验的范畴。这些，还只是这个概念的意义结构，即它的意义的空间，此外，还有与之有关的现实空间，即完整的中国文学实际存在的大陆和台湾(还有“一国两制”的港、澳特区)不同的板块结构。某些身居海外的华裔作家，通过不同方式把上述中国经验带到了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也应视作中国经验的一种扩张形式。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经验，固然是以中国内地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造的经验为主体，也应当考虑这些延伸、泛化或扩张、弥散的表现形式。
　　中国自近代社会结束长期封闭的历史，国门洞开，东、西洋影响纷至沓来，就再也没有如古代社会那样相对纯粹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从器物到制度，经验的对象已不再单纯。与此同时，国人因受外来影响，其生活观念和生存理念，也不再如老中国的儿女那么纯粹，“五四”以后，更以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和生存理念为标准，去追求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中国人固有的生活观念和生存理念，往往被当作封建文化批判并与之决裂。在这样的时代，因为经验的主体也不单纯，所以纯粹的中国经验就无从发生。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这期间的文学所表现的中国经验，就显得十分驳杂。到了早期普罗文学开始表现革命的人生和革命者的活动，虽然仍不免受外来的尤其是俄式革命的影响，但毕竟是中国人为争取生存和发展而斗争的一点最初的经验，既与早期从欧美来的抽象的启蒙理念，也与后来从苏联来的俄式的革命经验，有很大的区别。早期普罗文学表现的这种萌芽状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到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笔下，就有了更中国化的表现。如茅盾笔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叶紫笔下的农民革命，和二萧(萧红、萧军)笔下东北人民的生存与反抗斗争的经验等等，已经是中国人所特有的遭遇和体验了。虽然这期间仍有作家继续启蒙文学的题旨，但如巴金尤其是老舍，已不再像“五四”时期的某些作家那样，作空洞的呼号和抽象的观念之战，而是如鲁迅那样，深入到中国式的家族和老中国的都市或乡村的腹心地带，去作社会的、人性的分析和解剖，因而也表现了现代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所表现的这种中国经验，到了四十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相适应，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文学所表现的中国经验，用毛泽东的话说，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生活观念和生存理念，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一种生活方式，所身体力行的一种生存体验。虽然表现这样的中国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的文学中，是以闭关锁国为条件的，但结束高度闭关锁国的“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却在保持表现中国经验的这种独特性的同时，又在学习借鉴外国文化、吸纳外来经验的同时，对这种独特的中国经验有所扩展和提升。近三十年来，中国所受外来影响虽然日益加剧，但中国所走的发展建设的道路，却日益特色鲜明，因是之故，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经验以及这种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也更具独特性。
　　凡此种种，现代中国文学表现中国经验的这段曲折历史，既是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经验的前提和条件，也可供我们反思和借鉴。在表现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的同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也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这种艺术经验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在西方影响下告别古代传统，移用东、西洋(包括苏联)经验，而后转向探索表现自身经验的独特方式的艰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学习与借鉴、实验与探索、传承与创新的艺术实践，包括在实践中的某些挫折和失误，都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中国文学正是在经历了这个曲折而义复杂的过程之后，才逐步接近一种适合表现中国人独特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文学发展的经验”。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并没有完结，而且永远也不会完结。这是因为，在一个从经验对象到经验主体都不再单纯的时代，要从诸多开放变动、斑驳陆离的经验元素中，分离、提炼出真正属于“中围的”经验元素来，谈何容易。远的不说，就以近二三十年的文学为例，尽管在不同阶段上的不同文学潮流，大多能反映该时期“中国的利：会生活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中国文学发展的经验”，但深入细究起来，有许多东西其实是不那么“中国”的。大而言之，如“伤痕／反思文学”所表现的，虽然是中国人的灵肉创伤和历史思考，但其价值标准却是来自西方的人道主义，某些核心理念则是西方的“异化”思想。“改革文学”所反映的，虽然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现实，但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却是一种西方模式。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创作中为中国社会所开的“药方”，如蒋子龙的小说中的“苏联模式”(如《乔厂长上任记》)、“丰田模式”(或称“家族主义”模式，如《锅碗瓢盆交响曲》)，张洁小说中的的“行为主义”模式(如《沉重的翅膀》)等，更是东西洋的现代管理模式在中国的文学版。到了一些先锋作家开始现代派的文学实验，包括发动“文学寻根”，则不但观念大多是来自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而且在艺术上，也是对西方现代或后现代某家某派的直接模仿。虽然其中也杂糅了中国人的一些生存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儒、佛、道、禅)的某些理念，但在总体上却倾向于西方人的生存经验和艺术经验。此后的“新写实”虽然有所改变，但因为深层的文化理念和艺术观念受两方影响太深，并未真正回到“中国的礼会生活经验”和“文学发展的经验”上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女作家的“私人写作”及同时或稍后与“身体”或“肉身”有关的文学潮流，虽然也可以从当时的环境找到一些经验的依据，但其基本的文化理念，却是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和大众文化。甚至当时一些倡导“人文精神”的文学创作所标榜的“人文精神”。其思想资源也并非纯粹中国的经验传统，如此等等。说明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文学中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经验”也好，还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经验”也好，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要么在经验对象中有诸多非本土的存在，要么在经验主体中存在诸多非本土的观念，甚至感受和认知结构中的某些异质的因素，也会影响经验主体的感受方式和体验方式，而使所得的经验变得复杂或不那么纯粹。
　　
　　三、今天的文学如何表达中国经验，或能表达怎样的中国经验?
　　
　　既然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的元素又很难从一个经验的混成体中剥离出来，今天的文学如何表达中国经验，又能表达怎样的中国经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就事论事地从当下说起，同样也需要追溯一下历史的渊源。因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今天的问题，而是现代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成了它的一种宿命，只不过从前的提法不叫中国经验，而叫“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或“民族化”、“民族性”和“中国特色”之类罢了。当然，中国经验对今天的文学来说，并非只是一个新概念、一种新提法，而是有它的特别意义。这意义就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所作的种种“中国化”(今天称为“本土化”)的努力，都旨在反对从内容到形式的“欧化”(或“两化”)，虽然在理论上并不反对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借鉴，也不否认五四新文学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的成就和经验，但实质上却是要摆脱和肃清西方影响，而后在民族尤其是民间传统的基础上重构现代中国文学，以便“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更好地为革命和抗战服务。虽然这种努力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最终却因为环境封闭、视野狭窄、资源贫乏、活力不足而难以为继。“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要“回归五四”，再次向西方文学学习、借鉴，并非意味着从此放弃了“中国化”的努力，更不是要让中国文学“全盘西化”，而是要在广泛吸收外来营养的同时，壮大本民族文学的肌体。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文学中所表达的中国经验，从内容到形式，就不但融入了大量非本土的外来经验，而且即使是其中可以辨认的本土经验，也大半是由外来经验激活且因此而得到创造性转化的。
　　以近年来人们热衷谈论的“底层写作”和“民间写作”(或有近似之处的“向民间撤退”)为例。虽然“底层”和“民间”这两个概念并非新创，高尔基在上个世纪初，就写过一个《在底层》的文学剧本，反映底层生活和向民间文艺学习、追求民间化的形式，一度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导潮流和方向。既然如此，何以今天义要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作为一种新潮和时尚呢?问题还得从进人新世纪以来，文学所受的某些外来影响说起。
　　“底层”在中国文学语境中，原本是一个修辞学的概念，并又特别的内涵和外延。上个世纪初。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在监禁期间的著述活动中，为避开检察官的审查，用“底层”这个概念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常用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但特指意大利南部的农民。葛兰西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受统治阶级支配，缺少理论的自觉，处于被动顺从的地位。葛兰西所说的“底层”(subaltem)又可以译为“属下”(还可以译为“下层”、“从属”、“庶民”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上个世纪中后期，印度的一个“属下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把葛兰西的这个“底层”概念。用于研究南亚社会中存在的从属群体的一般性特征，尤其是独立后的印度乡村农民、工人阶级以及贱民阶层持续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观点，得到了美籍印裔学者斯皮瓦克的响应，她不但参与了这个小组的研究工作，而且进一步把“底层”这个概念扩展到对后殖民时代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研究，用来指称那些不能言说自己，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人群，尤其是其中的女性群体。她认为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底层”是不能说话的，即使说话，也没人听到，或被转变为另外的声音。正因为如此，任何自称是“底层”代言人的叙述，都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她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就叫《底层人能说话吗?》，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界，有很大影响。
　　后殖民主义理论虽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陆续介绍到中国，但对“底层”理论的关注，却是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斯皮瓦克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被聘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并发表学术演讲(二00六年)前后。如果我的判断不错，文学界近年来重提“底层”问题，热衷谈论“底层写作”，即因此而起。可见，“底层”这个为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密切关注的对象，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后，今天又重新吸引了文学的目光，“旧话重提”，应该说主要是由上述西方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影响所致。
　　我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认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自身的作用力量。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体制变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尤其是被称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随之也受到文学的密切关注，文学把关切的目光投向这些弱势群体，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现代中国文学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关注“底层”的传统，今天关注“底层”问题，同样也是应分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今天提出“底层写作”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平民”传统或“革命”传统的继续，也未尝不可。但事实是，不但“底层”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现象或文学创作潮流的命名。而且即使是那些数量众多、被视为主流的反映下层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的作品，基本上也不涉及或不可能涉及今天的“底层写作”所关注的诸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力、城市对乡村的“殖民化”过程中的生存焦虑等等与国际范围内的“后殖民”现象类似的问题。这样的表现与“五四”时期揭示“底层”民众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与后来的革命文学描写工农群众(“底层”)的反抗和斗争，显然有本质的不同。虽然不能说这些问题就是直接演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结果，但正是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这些表面上看来“似是而非”的东西。表明这期间的“底层写作”的某些思想理念，既非完全的外来影响，也非纯粹的本土经验，而是因为外来影响的启发，对现阶段的本土经验，有了新的体认，予以新的阐释的结果。
　　我们还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以莫言为代表的小说家的“向民间撤退”，虽然取用了如猫腔等民间形式，但又显然与赵树理当年写作《李有才板话》取用民间说唱形式、《吕梁英雄传》等革命英雄传奇采用章回体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在于，前者重其神，后者重其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赵树理等革命作家的民间化追求，更接近中国文学的通俗化传统，莫言的“向民间撤退”却与他解构宏大叙事的价值立场有关。虽然他在《檀香刑》的后记中，也说过抵制西方影响、追求“中国风格”的话，并为此“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但猫腔这个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毕竟不像“板话”和章回体那样，在莫言笔下，最终体现为一种显在的文体形式，而是表现为一种隐形的话语风格，借助这种话语风格，莫言完成了一次对孙丙抗德事件的民间叙述。虽然这样的话语风格与此前被众多论者称为“狂欢化”的《丰乳肥臀》的话语风格的有诸多不同，但背后所隐含的“解构”历史叙事的观念，却并无二致。而这种“解构”历史的观念，显然又与诸如新历史主义等西方影响有关，至少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中是如此。可见，即使是像莫言这样“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到民间，也未能在《檀香刑》中找到他所追求的“纯粹的中国风格”。
　　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不同。文学中所表达的经验，实际上是作家对他自己所经历的或别人所经历的，即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事实的书写或叙述，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原模原样地复制和拷贝任何经验事实。即使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即使是采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方法，也不可能做到。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会有所增删取舍，一定会加入自己的理解、阐释和评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上主观的烙印”。由于打上了作家的主观烙印，所以文学中所表现的经验，和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经验，就不可能同一。也因此，文学中所表现的经验事实，是否是“中国的”，也就不能不与作家的主观因素发生关系。即使作家面对的经验事实是纯粹“中国的”，也不能保证作家摄取这些经验事实、表现这些经验事实的立场、观念和方法，也一定是“中国的”，如上述“底层写作”和“民间写作”然，结果也就不能保证文学中所表现的经验就一定是中国经验。中国文学自近代发生变革以来，作家的主观情志就深受西方影响，随之也改变了用文学摄取经验事实的立场、观念和方法，晚近三十年来尤甚。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许多作家有了表现中国经验的自觉，但却不能因此而将问题绝对化，否则，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重人对外封闭的历史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