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灯

房中被窗外点燃的路灯照得几近明晰。光线泛着某种蓝色，阴晦暗淡，如果不是因为从床上使劲向右探出去可以看见月亮，那就真是十足瘆人。月光冲淡从高耸电杆辐射而下的苍蓝光锥，使之显得更加隐约和神秘。但就在我向右探身的刹那，两支铁质支脚失去依托，下一刻重重撞到地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响，声音奇特地映衬了那洒在狭窄床间的蓝色光带。

“别吵，”科斯德里说道，向我挥了挥泛蓝的拳头，“听不见了。”

我开始倾听。

“你们知道死城吗？”托尔斯泰问。无人出声。“那好。一个男人外出出差两个月，回家时发现周围所有人都死了。”

“什么？直接倒毙街头吗？”“不，”托尔斯泰说，“人们走去上班，聊天，排队。一切照旧。只是他发现他们其实都死了。”

“那他是怎么发现他们死掉了呢？”“我怎么知道，”托尔斯泰答道，“又不是我发现的，是他。不知如何就发觉了。简而言之，他决定装作什么都未察觉，搭车回家。他有个妻子。当他看到妻子时发现她也死了。这个人非常爱自己的妻子，于是便向她询问起自己离开期间发生了什么事。但妻子回答说什么都没发生，甚至不明白他为何有此一问。此情此景他决定向妻子和盘托出，说‘你知道自己死了吗？’，妻子回答说：‘知道’。他追问：‘那你知道这城里所有人都死了么？’她答道：‘知道。但你知道为什么周围全是死人吗？’他回答：‘不知道’。她又问：‘你知道为什么我死了么？’他再次答道：‘不知道’。于是妻子问：‘要我说吗？’男人虽惊恐不已但仍说：‘你说吧’。妻子告诉他：‘那是因为你自己就是死人。’”

结尾从托尔斯泰口中道出时，他的声音如此冷漠和一本正经，让气氛几乎真正惊悚。

“对了，叔叔去出差了……”

说话的是戈利亚，还是个小男孩——比其他人小一至两岁。但实质上他看起来并不显小，鼻上一副巨大的角框眼镜使其显得稳重。

“现在由你讲，”科斯德里对他说，“既然你第一个开口说话。”

“今天又没有约好，”戈利亚说。“他总是这样，”科斯德里回嘴，“来吧，别拖了。”“不然我讲吧？”瓦夏插进来，“蓝色指甲你们知道吗？”

“当然，”另一角落传来一阵嘟哝，“谁不知道蓝指甲啊。”

“那红斑知道吗？”瓦夏问道。“不，不知道，”科斯德里替大家回答，“讲吧”。

“从前有一家人搬进一套住宅，”瓦夏缓缓地开始讲述，“住宅的一面墙上有一处红色的斑点。孩子们注意到它后便叫母亲来看。但母亲只是沉默着，就那样看着，嘴角微微露笑。于是孩子们叫来父亲，说：‘看啊，爸爸！’但父亲十分惧怕母亲，对他们说：‘走开。不关你们的事’。母亲在一旁只是微笑，一言不发。就这样大家上床就寝了。”

瓦夏停下，深吸一口气呼出。“接下来呢？”须臾寂静后，科斯德里问。

“接下来到了早上。清晨大家睡醒后发现一个孩子不见了。于是孩子们去找妈妈问道：‘妈妈，妈妈，我们的哥哥去哪儿了？’母亲回答道：‘他去奶奶那了’。孩子们相信了，母亲便出门上班。傍晚母亲微笑着回家了。孩子们对她说：‘妈妈，我们怕！’但她还是微笑着，并对父亲说：‘他们不听我的话，抽他们一顿’。父亲便抓住他们打了一顿。孩子们甚至想要逃走，但是母亲在他们的晚餐里加了些什么，连从座位上起身来都费劲……”

门开了，我们所有人迅速合上双眼佯装睡觉。几秒钟后，门又关上了。瓦夏继续等了一会，直至走廊中听不见脚步声。

“第二天早上醒来，又一个孩子不见了，只剩下最小的女儿。她问父亲：‘我二哥呢？’父亲答道：‘他去少先队夏令营了’。母亲却说：‘你要是对人提起，我就打死你！’他们甚至不放女孩去上学。晚上母亲回家，又喂了某些东西给女儿，让她无法站立。而父亲则锁上了门窗。”

瓦夏再次停顿。但这次谁也没有催他继续讲下去，黑暗中只闻阵阵呼吸。

“再后来，来了另一些人，”他接着说道，“他们四处查看，但住宅空空如也。一年过去了，新的住户搬了进来。他们发觉了墙上的红斑，便上前划开墙纸——里面赫然蹲着那个母亲，浑身发蓝，吸饱了血而无法动弹。原来她一直在吃小孩，而那父亲则是她的帮凶。”

许久无人出声。而后一个声音问道：“瓦夏，你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无关紧要。”“那你有妹妹吗？”瓦夏没有应声，似乎是受了气或者睡着了。“托尔斯泰，”科斯德里说，“再讲点关于死人的故事。”

“你们谁知道怎么变成死人？”托尔斯泰问。“知道，”科斯德里接话，“被子弹打中，就死了。”“然后呢？”“没有然后，”科斯德里说，“就像做梦，只是再也不会醒来。”

“不是，”托尔斯泰说，“我指的不是这个。你们知道死亡过程如何开始吗？”

“怎么开始？一开始会听到关于死人的故事。接着就会躺下来并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在听死人故事？”

有人神经质地吃吃窃笑，而戈利亚猛然从床上坐起，认真地说：

“伙伴们，别说了。”“好，正好，”托尔斯泰满意得说，“就是这样。重要的是明白你已经是死人，余下的就好理解了。”

“你才是死人，”戈利亚并不自信地顶撞回去。“我不是要吵架，”托尔斯泰说，“你好好想想，为什么是你突然开始说起死人？”

戈利亚想了一会，“科斯德里，”他问，“你真不是死人？”“我么？”科斯德里反问，“如你所说。”“你呢，廖沙？”廖沙和戈利亚还在城里时就是朋友。“戈利亚，”他说，“你自己想象，原来你是住在城里，对吧？”

“是啊，”戈利亚回答。“可是突然有一天把你送到某个地方去了，对吗？”“对，”戈利亚说。“而你突然察觉自己睡在一堆死人中间并且自己也是死人。”

“是，”戈利亚答道。“就是啊，”廖沙说，“你动动脑子。”“我们总算等到了，”科斯德里说，“本以为你自己会想明白的。我死这么久了就没见过如此之笨的死人。你怎么样，还没明白我们为何聚集一堂？”

“不，”戈利亚回答。他坐在床上，把腿紧紧抱在胸前。

“我们正在接受你成为亡者的一员，”科斯德里说道。既没听见戈利亚低声咕哝，也未呜咽抽泣，却见他从床上弹起来，子弹一般冲向走廊，只传来光脚飞速拍击地面的声音。

“别笑出声来，”科斯特里低声说，“他会听到的。”“干吗要笑？”托尔斯泰阴郁地问。漫长的几秒内屋里一片死寂，而后角落里传来瓦夏的声音：

“伙伴们，突然……”“得了吧你，”科斯德里打断，“托尔斯泰，再讲点什么吧。”

“有这么一件事，”托尔斯泰顿了一顿说，“几个人约好去吓唬一个朋友。他们扮成死人的样子，接近他并说：‘我等亡魂，为你而来’。那人大吃一惊逃了开去。几人站住大笑，然后其中一人说道：‘听我说，哥们，为什么我们要装成死人？’他们看了看他，不解其意。那人又说：‘而且为什么活人见着我们要跑？’”

“然后呢？”科斯德里问。“然后，”托尔斯泰答道，“他们就都明白了。”明白了什么？”“该明白什么就明白什么。”

一片寂静。随后科斯德里开口：“我说，托尔斯泰，你就不能讲点正常的？”

托尔斯泰沉默了，“喂，托尔斯泰，”科斯德里又叫道，“你怎么不说话？死了么？”

托尔斯泰沉默着，他的沉默让每一秒都变得更加意味深长。我觉得该出声说点什么以防万一。

“你们知道《时间》这个节目吗？”我问道。“讲吧，”科斯德里很快接话。“但不是很恐怖，”我说。“只管讲就是了。”

要讲的这故事如何结尾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还是决定记得什么就先讲什么。

“总而言之，从前有个男人，三十岁了。一次他坐着看电视节目《时间》。他打开电视，又稍稍挪近沙发让自己更舒适。一开始显示出来时钟——嗯，就像平常一样。他各处检查了一番看是否正常运作，一切如常。少顷，时钟敲响九点整。屏幕上显示出单词‘时间’，但异于往常的白色，文字全黑，不知何故。他略微惊讶，觉得可能只是新外观便继续看下去。接下来又一切正常。先播出了某个拖拉机节目，然后是关于以色列军队，接着报道某位院士过世了，然后是些许体育节目，再来是明天的天气预报。就这样《时间》播出完毕了，而男人打算从沙发上起身。”

“一会儿提醒我，我来讲个绿色沙发椅的故事，”瓦夏插话道。

“所以，他想从沙发起身但是发觉不行，一点力气都没有。当他望向自己的手时，发现那儿所有的皮肤都松弛干瘪了。他惊恐不已，用尽全身力气绷紧肌肉从沙发上站起，步履蹒跚地挪向浴室的镜子……最终走到了。他望向镜中的自己，所有的头发全白了，满脸褶皱，牙齿掉光。当他看《时间》的时候，一生都流走了。”

“我知道这个，”科斯德里说，“一模一样，只是那个版本里有冰球。男人看了冰球。”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女人愤怒的声音，我们瞬间静下来，瓦夏甚至发出不自然的鼾声。几秒钟后，门被打开，房中的灯也亮起来。

“那么，谁是死人司令？托尔斯泰，是你？”门边站着身穿白色长睡衣的安东宁娜·瓦夏里耶夫娜，旁边是号啕大哭的戈利亚，一副小心警惕的样子站在角落的电池组旁。

“死人司令，”托尔斯泰庄严地答道，“葬在莫斯科红场之上。但您为何半夜把我唤醒？”

安东宁娜·瓦夏里耶夫娜被如此夺理强词塞到一时不知所措。“进去吧，阿韦里亚诺夫，”终于她开口说，“躺下睡觉。至于死人们，明天让夏令营教官来收拾，叫他们回不去家。”

“安东宁娜·瓦夏里耶夫娜，”托尔斯泰缓缓地说，“为什么您穿着白睡袍？”

“因为需要，懂吗？”戈利亚迅速地瞟了安东宁娜·瓦夏里耶夫娜一眼。“上床，阿韦里亚诺夫，”她又说，“睡觉。你是不是男人？而你，”她转向托尔斯泰，“要是再说一个字，就给我光着身子去女孩房间站着。明白了吗？”

托尔斯泰静静盯着安东宁娜·瓦夏里耶夫娜的白色睡袍。她扫了自己一眼，又把目光转回托尔斯泰，一边用手指搓着额头。然后她突然爆发，脸因恼怒而涨得通红。

“你还没回答我，托尔斯泰，”她吼道，“你知道自己将有何下场吗？”

“安东宁娜·瓦夏里耶夫娜，”科斯德里发声，“是您自己说的，要是他再说一个字，您就把他……那他怎么回答您？”

“至于你，科斯德里耶夫，” 安东宁娜·瓦夏里耶夫娜说，“谈话会专门安排在校长办公室。记好。”

灯灭了，门被碰得一声关上。一段时间里，也许有三分钟，安东宁娜·瓦夏里耶夫娜站在门口倾听着。然后走廊里她轻轻的脚步声渐渐走远。为防万一，我们继续沉默了两分钟。然后传来了科斯德里的轻声细语。

“听着，戈利亚，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我知道，”戈利亚郁郁地应道。“噢看我怎么收……”“你们还听不听绿沙发椅？”瓦夏问。没人回应。

“在一个大型企业里，”他开始讲述，“有一间厂长办公室。里面铺着地毯，摆有衣柜和办公桌，桌后是一张绿色的沙发椅。办公室一角竖着一面流动红旗，已长久不曾流动。有一个男人被任命为这家企业的厂长。他走进办公室四处端详一翻，觉得十分合意，于是便坐下开始工作。过一会儿副厂长走进办公室，看见厂长坐的地方只剩一具骨架。他报了警，却没搜查到任何蛛丝马迹。不久，副厂长便被委任正职，坐镇沙发椅主管工作。再后来人们走进办公室一看，又只坐着一具骨架。报警后警察再次一无所获。当再任命的新厂长得知自己前任们的遭遇后，便给自己定制了一个真人大小的木偶。他把木偶套上自己的西服，并将它放置在沙发椅上，便转身藏入窗帷之后，过一会提醒我，我记起一个黄色窗帘的故事，看会发生些什么。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了。突然他看见，从沙发椅中伸出无数铁丝，将木偶牢牢包住，而其中一根直朝咽喉而去。而后，当铁丝“扼死”木偶后，流动红旗从屋角挪出来，它靠近沙发椅，用自己的旗面盖住木偶。几分钟之后木偶一点不剩，而流动红旗从桌后挪开返回了自己的角落。男人悄悄从办公室走出下楼，从防火架上取来消防斧再返回屋内，对着流动红旗一顿猛劈。阵阵哀号传出，而从砍下的木块中涌出潺潺鲜血。”

“接下来怎么样了？”科斯德里问。“完了，”瓦夏回答。“那男人如何了？”“进了监狱，因为毁坏旗子。”“旗子呢？”“被修补好了摆回原处，”瓦夏考虑了一会答道。“那新任命的厂长会怎么样？”“一个样。”“我突然想起校长办公室的角落里有几面旗子，上面绘着红色的各中队编号，他有两次在各种庆祝大会上颁授过这些红旗帜了。他办公室里也有沙发椅，只不过不是绿色，而是红色，可以转动的那种。”

“噢我忘了，”瓦夏说，“当男人从窗帘后溜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须发全白了。你们知道黄色窗帘吗？”

“我知道，”科斯德里说，“托尔斯泰，你知道黄色窗帘吗？”托尔斯泰不说话。“喂，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没有回应。

我回想起莫斯科家中的窗户上正好挂的都是黄色的窗帘，准确地说是黄绿色。夏日，当阳台的门整日敞开的时候，从下面的林荫路上传来马达的嘈杂和混杂的汽油味的某种花香，我常常坐在阳台旁的绿色沙发椅上，看着风儿如何拂动着黄色的窗帘。

“嘿，科斯德里，”托尔斯泰冷不丁地发话，“接纳亡者的方式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那是怎样？”科斯德里问。“多种多样。但却从不说白，接受为亡者。因为这样死人就不会明白自己已经死了，而认为自身还活着。”

“你呢，已经被接纳了吗？”“不知道，”托尔斯泰说。“有可能已经接受了，也可能回城里才接纳。我不是说了么，他们并不会通知你。”

“他们是谁？”“谁是谁，亡者。”“你又这样，”科斯德里说，“住嘴，我受够了。”

“好，正好，”戈利亚吱声了，“确实受够了。”“你，戈利亚，”科斯德里说，“明天一顿收拾仍旧跑不掉。”

托尔斯泰沉默了一会，“最重要的是，”他又开口说，“那些接纳者，也不知道自己正接纳别人为亡者。”

“那他们怎么接纳别人？”科斯德里问道。“想怎么接纳就怎么接纳。比方说，你向人询问问题或者叫人打开电视，而实际上你就被接纳为亡者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当他们接受某人的时候，他们应当知道自己在接纳别人。”

“正相反。如果人都死了，怎么知道事情呢。”“那就完全说不通了，”科斯德里说。“这样如何分辨谁是死人，而谁又活着。”

“怎么，你不明白？”“不，”科斯德里回答，“如此说来就没有分别了。”

“那你就想想，你属于二者哪一类，”托尔斯泰说。科斯德里在黑暗中动了一下，某个东西就重重撞在托尔斯泰头边的墙面上。

“白痴，”托尔斯泰说，“差点就打到我头了。”“反正我们都已经死了，”科斯德里说，“是吧。”“小伙子们，”瓦夏又冒了出来，“要我讲黄色窗帘吗？”

“带着你的黄窗帘滚一边儿去，瓦夏。都听了一百遍了。”

“我没听过，”戈利亚在角落里说。“那又怎么样，为了你所有人都该再听一次吗？一会又该跑到安东宁娜·瓦夏里耶夫娜那去哭了。”

“我是因为脚疼才哭，”戈利亚说，“我出去的时候撞到了脚。”

“你，顺便提一句，也应该讲故事了。当时你第一个开口说话，以为我们忘了么？”科斯德里说。

“瓦夏替我讲了，”戈利亚说道。“他不是为替你才讲的，仅此而已。现在轮到你了。而且明天你绝对躲不过一顿收拾。”

“黑兔子你们听过吗？”瓦夏问。不知为何，我马上明白他指的是哪只黑色兔子：在食堂前的走廊上，与其他东西挂在一起的有一副胶版画，画上是一只焦黑的戴着领带的兔子。画作完成得一丝不苟细致翔实，使那兔子显得通体黝黑。

“你看，我说过，你不是一无所知。来吧。”

“从前有一个少先队夏令营。在营区主楼的墙上画着各式各样的飞禽走兽，其中有一只敲鼓的黑色兔子。它的脚爪上不知为何被钉入了两颗钉子。有一天一位小女孩经过这里——吃完午饭去午休。她觉得兔子很可怜，便走上前拔掉了钉子。突然她觉得黑兔子在盯着她，就像活了一样。但她觉得这只是幻想，便自顾回了房间。午休时分，那黑色兔子突然开始敲槌打鼓。即刻营中所有人都昏然入睡。他们开始梦见午休已过，而自己醒来去喝下午茶。然后他们就像往常一样开始做事，打乒乓球，看书报等等。但他们其实一直在梦里。不久营期结束，他们各自回家。再后来他们长大成人，毕业工作，结婚生子。但实际上他们一直深陷梦境，而黑色兔子一直都在敲着自己的鼓。”

戈利亚说完了。“有些不明白，”科斯德里说，“你说他们各回各家，要知道他们都有父母和朋友，难道这些人也都睡着了？”

“不是，”戈利亚说，“他们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梦中。”“一派胡言，”科斯德里说，“伙伴们，你们听明白了么吗？”

无人回应。看起来似乎全都睡着了。“托尔斯泰，你听明白什么了么？”托尔斯泰的床一阵吱噶作响，他俯身拾起某物向戈利亚掷来。

“你这混蛋，”戈利亚说。“小心你的嘴。”“拿过来，”科斯德里说。那是他之前扔向托尔斯泰的运动鞋。戈利亚交出了鞋子。“喂，”科斯德里对我说，“你怎么一直不说话？”“没什么，”我说，“想睡觉了。”科斯德里在床上翻来覆去，我以为他还要说些什么，但他不再吱声。所有人都不出声了。瓦夏在梦中含含糊糊呢喃着。我双目注视着天花板。窗外，路灯摇晃着，灯后的阴影随之在我们房间内摇曳。我转向窗台。月亮已然隐去不见。四周一片沉寂，只能听见远方夜班电车轱辘传来的断续细碎的声音。我久久凝望着窗外的蓝灯，不曾察觉如何入梦。

（责任编辑：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