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人九章
作者简介：谢克强，一九四七年生，湖北黄冈县人。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孤旅》、《三峡交响曲》，散文诗集《断章》等十余部，及《谢克强文集》（八卷）。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一级作家，现任《中国诗歌》杂志常务副主编。
我是潜江人
——曹禺印象
要见曹禺，我似有些胆怯，他是一代戏剧大师呵，而现在他因病重住在医院里。
我打电话找万方，万方是曹禺先生的女儿，接电话的人告诉我说万方出国访问去了。我打电话给张光年先生，他说：“曹禺同志是位很重感情的人，你去医院看望他吧！”
放下电话，我捧着一束鲜花，朝北京医院走去。
一
他坐在病房宽大的沙发上，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子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灰白的头发在阳光里显得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神色却是那样沉静安详。
一眼望去，曹禺先生显得有些老态了。
我迎上前去，向先生问好。先生站起身来，李玉茹女士上前扶着先生，向先生说：“你们老家来人看你。”听李玉茹女士这么一说，我忙递上一张名片，将先生扶坐在沙发上。
“啊，你叫谢克强，黄克强的小老弟，是吧？”
我望着先生傻笑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先生的幽默使我的怯意与拘束少了许多。
“《长江文艺》我知道，那是个很老的文学刊物呵，李季在那里当过主编，对不？”
我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答了先生的提问，又讲了讲《长江文艺》的近况以及这次拜访先生的目的。
“就说我们湖北话吧，你是哪个县的？”
我一听先生说着武汉话，乡音乡韵，倍感亲切。想不到刚才先生还是京腔京韵，这会儿说起武汉话还那么地道，便用我的黄冈方言与先生对话。
“黄冈，杜牧当太守的黄冈，王禹偁写《黄冈竹楼记》的黄冈，苏东坡被贬当团练副使而后写出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的黄冈，对不？”
一时间气氛活跃起来，于是，我趁机将一张刊有曹禺先生文章的报纸递给他，征求他的意见。
“既然你们要配发照片，那就发这篇吧！”先生接过报纸，读了起来：我是潜江人！
多少年来，我像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走过不少地方，没有一处使我感到这是我的故乡，是我的父母之邦。我像一只南来北往的飞鸟，山山水水，高山平原，我认识很多人，听过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声音，但是没有一处使我感到如此亲切，如此动心，你“潜江人”，这三个字，使我从心里觉得温暖、明亮。人问我，“你贵处那里？”我答：“潜江。”我从来没有到过潜江，但是近八十年了，我认为我是潜江人。这种贴心的情感不知怎样造成的，我爱潜江，这不是模模糊糊的两个字，这是其中有血有肉的联系；大约是从我婴儿起，父母的声音笑貌，我的家乡带来的食物，或者家庭中那种潜江空气，使我从小到大认为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潜江人。
“月是故乡明”。我真觉得潜江的月亮，比哪个地方都圆，都亮。这种乡土的情感也许有点偏执，但我认为中国人的爱国思想，有一个原因是从乡土来的。一出国门，人家问我：“先生从何处来？”我便答：“我是中国人！”
我病了一年多，一天也不能出院。这次潜江开一次这么隆重的会，我确实不能参加。我只感到，我工作一生的成绩不多，也不能令人满意，只凭潜江故乡人的深情才办得这样光彩。老实说，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值得我的众多老乡和许多朋友如此看重的。我打心里感谢潜江父老、家乡的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我是十分感谢的！
依依乡情，句句情深。李玉茹女士神采飞扬，忙对我说：“先生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你看他，简直像个老孩子。”
是的，他和现实世界已经愈来愈远，疾病和病房给他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他体验着与昔日完全不同的生活呵！
二
北京医院，是周恩来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地方。坐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见到曹禺先生和他的夫人李玉茹女士，我不由想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想起他们与曹禺先生交往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据说，曹禺先生与京剧著名演员李玉茹结婚时，邓颖超同志特地挑选了一套精致的茶具作为贺礼，同时还将一张她青年时代演《新闻记者》的剧照，送给这对新婚夫妇，留作纪念。
茶具与照片，依然被曹禺李玉茹夫妇珍藏着，那是友谊的证物呵！
其实，曹禺先生早在一九三八年便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一次邓颖超看了中国旅行剧团演出的《雷雨》，那复杂而突出的典型性格、紧张而又错落有致的故事情节，戏剧化而又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爱情、血缘、阶级关系，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和卑劣的灵魂，以及成功地塑造了繁漪、周朴园等人物的鲜明形象，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她，她便拉了周恩来一起去看。以后，曹禺有了新作，只要有机会，她和周恩来都要一起去看。
新中国给了曹禺先生新的机遇，他与周恩来、邓颖超接触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有一次，周恩来、邓颖超又像往日一样，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上演的话剧，休息时邓颖超对曹禺说：“恩来工作很累，他又不肯休息。你找几位文艺界的朋友来我家和他聊聊，让他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不多久，曹禺约了几个演员，一同去周总理家作客。
家里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周恩来非常高兴，拿出一瓶法国名酒，说是拿破仑送给约瑟芬的酒，斯大林又送了他，他现在拿出来和文艺界的朋友分享。
席间，周总理在谈笑风生中，还趁机了解了文艺界的许多情况。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经过十多年的沉默之后，曹禺发表了他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这部在历史题材方面作了新的开拓的历史剧，是先生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创作的，也是粉碎“四人帮”后先生献给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这部历史剧，同历代文人笔下的昭君不同，对已有的传统观念作了大胆的否定，它体现了作家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审美观念。毫无疑问，写出这样一个王昭君需要艺术家的胆识和勇气。
说起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曹禺先生显得有些激动，我怕先生沉浸记忆触动往事，忙岔开话题，先生像是按抑自己的情绪，喝了口茶，又给我讲起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一封信。
那还是一九九○年十月，为表彰曹禺先生在戏剧与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文化部艺术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十四个单位举办“庆祝曹禺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暨从事戏剧活动六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先生收到邓颖超同志的贺信。当时，先生捧着贺信，激动不已。他说：“那热情的鼓励和深切的期待，是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啊！”
后来，我在一篇题为《英灵祭》的文章里读到了那封信，信曰：
亲爱的老战友，尊敬的曹禺同志：今天是你从事戏剧活动六十五周年，我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不仅是你的光荣，也是文艺界、戏剧界的光荣。
你从青年时起，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几十年来，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用你的心血和勤奋的艺术劳动，写出了时代的人物，给我和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创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说明了它具有革命性、人民性和高度的艺术性，是中国文化的珍宝。
我们相识了几十年。相识是由你的创作为桥梁的。我第一次看你的《日出》，就吸引了我。抗战初期，凡是你的剧本演出，只要有空我就去看戏，我是你的忠实观众。几十年的事，还记忆犹新。我在青少年时期同已故的恩来同志，就热爱戏剧并有小小的尝试，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爱好。虽然，我现在已经老了，但对戏剧还是热爱和关心的，现在不能观看演出深表遗憾。在祝贺你的艺术成就之际，也祝愿戏剧界能有更好的创作为人民服务。最后祝你健康长寿。邓颖超。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三
曹禺先生谈兴正浓，也许是我的贸然来访，给他平静的生活荡起了些许涟漪，也许是那篇《我是潜江人》勾起他几多往事的回忆，先生将我递给他的《公共时报》摊在沙发上，问道：“这是我们潜江办的报纸吗？”依然乡音乡韵。
“是的，刚创刊不久，就办得很有特色，仿佛一只报春鸟，报告潜江的春消息。”
先生听我这么一说，又拿起《公共时报》，当他的目光掠过“热烈庆祝湖北省园林青酒厂建厂四十周年”的通栏标题后，又注目着《潜江人士谈搞活企业》的文章，边看边问：“你去过我们潜江吧，能不能谈谈家乡的近况？”
“我常去潜江。”于是，我绘声绘色地描述那竖琴一样竖立在江汉平原上的井架，那血一样从地下流出的滚滚石油，那探明储量惊人的盐矿以及由此而正在积极规划的化工城，那穿过潜江腹地的宜黄高速公路，那处处林带纵横的平原绿海，那饮誉三楚的园林青酒厂，那正在日新月异崛起的潜江新城，末了，我还详细介绍了曹禺纪念馆。
“乡亲们的厚爱，令我不安，只可惜我一介书生，不能为家乡建设做点什么。”
听先生这么一说，我眼睛一亮，指着《公共时报》上的一幅图片说：“曹老，这不是您给家乡的题字么？”
“园林春光，家乡美酿”八个大字，俊秀隽美。
曹禺先生见我指着他的题字，微微地笑了，那笑像是在说，这也能算对乡亲们厚爱的酬答么？
先生呵，且不说您的《雷雨》的问世，不仅宣告了一个戏剧家的诞生，也宣告了一个戏剧新时期的开始，从此，中国有了足以同世界优秀剧作家媲美的话剧作品；单说您的声名，就是潜江的一笔巨大财富，就是提高潜江知名度最具效应的广告。
我把这个意思说与先生听。先生连连摆手。
不觉间，窗外的阳光暗了下来，我知道打扰先生太久了，忙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照片，请先生过目。
“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先生问我。
“上午我去了一趟新华社，从他们的图片资料室里找来的。”
“新华社还有我的照片？”
“有呵，您各个时期的照片都有，我翻印的这张好像是六十年代的，只是没有您老的近照，这才求助您老。”
“住在医院里，我也帮不了你的忙呵，要不，你到人民艺术剧院找苏德新同志，他正在编辑一部画册，有我的近照。”
正欲起身告辞，先生朝我招了招手：“来，我们合一张影，不就有近照了嘛！”说着，先生大声笑了起来。
我将照相机递给李玉茹女士，这才坐在沙发上和曹禺先生坐在一起，就像一条奔腾的小河，朝向一条宽阔奔涌的大江，带着喜悦和欢欣。
告别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先生执意要送我出房门，当他缓步将我送到楼梯口时，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还年轻，没有什么比年轻更好的东西了。我们老啰，不能再干什么了，你们年轻，要趁年轻时多学点东西，多写出点东西。”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只感到他那只握着我的手似要抓住流逝的时间，又像是在说他多么不想和不习惯衰老呵！
急步走下楼梯，回头一看，先生仍站在楼梯口，用目光注视着我，我忙朝先生挥了挥手，口里喊着“再见——”而心里却在默默地祝愿：
祝愿曹禺先生健康长寿！
一个诗人和他的歌
也许是因为诗的缘故，我曾在几个场合，在北京在武汉见过光年先生，不过，那时我坐在台下，或者站在远处，用景仰的目光注视着他；而此刻，我就坐在光年先生家里，和先生侃侃而谈……
一
话题是从光年先生的诗作《江汉行》和日记《江汉日记》谈起的。
一九八六年十月，光年先生应邀参加了由长江沿江九省市作协分会倡导、作协湖北分会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回到阔别了四十八年的武汉和鄂北故乡，两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十月，先生又应邀回武汉参加抗敌演剧队建队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又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重返咸宁向阳湖，那是当年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
光年先生在《江汉日记·重返向阳湖》一书中这样写道：
旅访的第一站选定咸宁，是早就由我提出来的，“文革”中期，从一九六九年冬天起，我被遣送到文化部系统设在咸宁的“干校”，经受了三年严峻的考验。我当然不是作为一般干部去接受劳动锻炼，即使在“黑帮”中间，我也被列入另册。因为我是被江青、康生之流的“中央专案组”直接管理，在京“隔离审查”两年后，交文化部干校临时代管的。
我这次重访咸宁向阳湖，不是为了怀旧而忆旧，这不必要。当年的日记俱在，将来必要的时候找出来整理一下，有的地方翻译一下，补充说明一下（但略去一些人名)，可以留下—份有趣的资料。我这次来，是想着看那时在军宣队领导下，几千劳动大军花了几年心血，使得四万八千亩的绿菱红莲、鱼虾鹤鹭之乡的美丽富饶的向阳湖，终于在我辈手中遭到了彻底破坏的向阳湖，这些年是怎样拨乱反正、退耕还湖，使它重新获得新生的。
于是，当光年先生重返向阳湖时，他感觉向阳湖堤变矮了，远不似当初雄伟壮观。登堤远眺湖面，他很吃惊，那湖已不像当年初到咸宁时水平如镜，而且杂以败荷芦丛，就连围湖造田后那些阡陌纵横的田间小路，那些往日经农家之手、辛勤开垦的处处棋局般的水田麦场，也都不见了踪影。现在眼前看到的仅是一片风中起伏的荒草，还有正在嬉戏的一群群杂色牛羊。
原来，干校停办后，咸宁地区在这里办了一个农场，后改为咸宁地区奶牛场。据说，原文化部副部长赵辛初同志在这里放过牛，后来回去任湖北省委书记后，建议在这里办个奶牛场。如今，奶牛场及其附属的牛奶制品厂、饲料加工厂、金属制品厂等已办得有相当规模了，只是向阳湖没有了，稻田、麦田、菜地也没有了。
走在记忆里，光年先生在寻找。
他在寻找他与谢冰心、张天翼轮流看守的那一片菜地，他在寻找常常借故看望孟超、楼适夷而一起默默相坐的田埂，他在寻找陈白尘、侯金镜放鸭子的长渠浅塘，以及遮阳蔽雨的那一树绿荫，他在寻找与臧克家轮流值班的厨房和与杨匡满住过的那间小屋……
然而，当先生告别向阳湖时，似有些怅然若失。
二
谈了一会儿，我们又转到另一个话题。
光年先生曾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副主席，曾将大量心血倾注在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作和文学新人上。我向先生谈起我青年时读到诗人李瑛的诗集《红柳集》，谈起先生曾为《红柳集》写的序言，那本至今还立在我的书架上的诗集，对刚穿上军装、拿起笔写诗的我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光年先生在序《红柳集》中的几段话，如“他学会了用革命战士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人，用战士的心胸来感受、思考现实生活中许多动人的事物，并且力求作为普通战士中的一员，用健的美的语言，向广大读者倾诉自己认真体验过、思考过、激动过的种种画意。”“以战士的笔抒战士之情”等，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说到这里，光年先生问起我的情况，当他听说我在那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修筑祖国的钢铁大道创造着诗的英雄铁道兵部队生活了十五年之后，先生说：
“不同作家的不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拥有不同领域的生活和生活积累优势；而他们不同的气质、师承和修养，又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同艺术风格。一般的说，每一个在作品中表现出独创性的作家，他们对如何发挥自己的生活积累优势，开拓自己的艺术风格，实现自己的创作计划，都有自己的独立追求和独立见解。就说李瑛的《红柳集》吧，诗人随时都睁大着惊喜的眼睛，在注视、在赞叹、在捕捉新生活中美好的诗料，把自己的思想触角深入到自己熟悉并且受到深深感动的生活素材中去，深入到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力求获得与生活血肉相连的独特发现，并用全部热情加以酿制，使他那些抒情短章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革命战士的感情色彩。”
光年先生似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当年，作家出版社为集中展示青年诗人的创作成果，集中推出李瑛、严阵、张永枚、雁翼、梁上泉几位青年诗人的选集，每一位青年诗人的诗集都由一位老诗人作序。先生说：“我因为《红柳集》结识了李瑛，结识了这位勤奋的诗人。”
我说，我也是因读到《红柳集》结识了诗人李瑛，多少年后，当我带着《红柳集》去拜访这位著名诗人时，诗人在《红柳集》的扉页上为我题词：为战斗生活歌唱！
“对，诗应该为战斗生活歌唱！”光年先生说。
三
光年先生一九一三年十一月生于光化县老河口镇。
一九二七年，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只有十四岁的张光年就在家乡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在这一年加入了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先生曾做过商店学徒、书店店员和小学教员。三十年代初期，先生读私立大学时，就积极从事戏剧活动和文学活动，大学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因积欠学校三个学期的学杂费共九十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呵），先生四处筹措无门只得被迫退学。正当失学同时失业的时候，经友人介绍，先生在私立武昌安徽中学谋到一个位置。这时，先生结识了董必武同志，开始在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下，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发表了大量宣传爱国鼓动革命的文章，其中尤以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歌词《五月的鲜花》影响最大。这首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歌词一经谱曲后，立即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传播。
说起武汉，光年先生充满感情地说：武汉，可以说是我投身革命的起点站。接着，光年先生给我讲起了他一九八八年重返武汉寻访故地的情形。
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现在是武汉第十四中学。
在秋日的阳光里，当先生在友人和学校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当年第三厅的大礼堂前，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如今，这里是学校堆放家具杂物的仓库，外观看去，已被岁月的风雨剥蚀显得破旧，但砖瓦还算结实，依然保持当年的旧观。
先生探过头去，从窗子里，他要看看当年排戏、练歌、演出的舞台。大约是一九三八年的夏天，一个上午，冼星海、张曙先生就在这个讲台上，向几百名演剧队、宣传队员教歌，歌是由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保卫大武汉》。当时光年先生是演剧队训练班的教务主任，也坐在讲台上，与学员们一起高声唱着。突然礼堂的玻璃窗被震得沙沙作响，原来，一队敌机掠过低空，礼堂后面的凤凰山遭到扫射，紧邻的华中大学操场被炸，呼啸的飞机声和炸弹的爆破声似要压过礼堂高昂的歌声。
冼星海被激怒了，他把手扬得更高，指挥得更起劲了，而学员们的歌声也唱得更加激昂、更加嘹亮。
先生说，那真是冒着硝烟、穿过炮火呵！
说起“政治部第三厅”，我也曾听叶君健先生讲过他曾在第三厅当过外事干事，但对它的性质和情况有些不解。光年先生告诉我说：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让出一个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胡愈之、田汉、冯乃超等任处长，汇集了文化界、艺术界大批著名人物，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武汉掀起了抗日宣传的高潮，使得第三厅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的中心、抗日文化宣传的一个指挥部。
“呵，原来是这样。”我说，“我回武汉后，一定要去十四中学，看看第三厅旧址。”
“武汉像这样的革命旧址还不少呵，那是武汉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光年先生说。
我赞许地点了点头。
四
说起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说起政治部第三厅，说起由光年先生作词、星海先生作曲的《保卫大武汉》，我不由问起《黄河大合唱》的创作经过。
武汉沦陷后，光年先生辗转千里奔赴延安，毅然以握笔的手拿起枪加入抗日前线“决死队”，成为以决死信念共赴国难的一员。
一九三七年二月，抗日决死队在行军中，先生不慎从马上摔下，回到延安治疗。先生受伤的消息被冼星海知道了，他即去医院探望先生。老友重逢，没叙离情别意，倒慷慨陈词谈起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谈起民族危亡家难国难，谈到激动处，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出第三次合作，写一部反映抗日斗争的歌曲。
这也是战斗呵，躺在病床上的光年先生彻夜难眠，他年轻的血在沸腾，他想起了黄河，这炎黄子孙的母亲河呵，如今，黄河孕育的五千年的文明之邦竟遭劫难，四万万炎黄子孙竟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仿佛感到黄河那呼啸奔腾的涛声正撞击着他年轻的心灵，一刹那间，风雨飘摇的祖国，面临危亡的民族，烽火、硝烟、风吼、马啸……全都随着奔涌的黄河涌上他的心头，涌起心血的狂澜，涌向笔端——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光年先生仅仅用了五天的时间，就写出了这组著名的组诗《黄河大合唱》。毫无疑问，《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战斗的英雄史诗，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悲壮图画，它以气壮山河、激昂磅礴、深沉雄浑的旋律深入人心，激励着抗日军民“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说起《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光年先生说，这主要靠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天才的音乐创造……
五
话从远处说来，这才慢慢说到我此行的目的。当我向先生索要新作时，先生告诉我，他已年近八旬，几十年来在繁杂的工作与生活里陷于排遣不完的无尽矛盾之中，总静不下心来写点什么，现在所剩时间不会很多了，已基本上谢绝各种应酬活动，原则上也不接受采访，其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两个“工程”：一部《文心雕龙》的骈文体白话译本，一部《离骚》《九歌》《九章》的诗体白话译本，再就是一部传记回忆录。
临行时，我双手紧紧握着光年先生的手，这是—只曾经以笔作枪写过《黄河大合唱》的诗人手呵，我想，若是日后要为先生写点什么，就以《一个诗人和他的歌》为题。
如今，我就以此为题，写了这些文字。
最初或最后的拜访
说句老实话，我对姚雪垠先生并不熟悉。他生前曾任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我一九八二年从铁道兵部队转业到湖北省文联的机关刊物《长江》文学丛刊做小说编辑时，我只在机关的工资表上见过他的名字，其时他已移住北京多年了。后来，他也曾多次回武汉，我也只是在公众场合见过他几次，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我认识他，他也许并不认识我。即便如此，这也不妨碍我来写写对他的简单印象，因为我曾有机会上京登门拜访过他，并与他有过一次较为深入的谈话。
现在，我把这次拜访他以及与他的谈话内容记述下来，只是想让人们了解一点他作为一个文学大师的心灵，同时也表示我对这位尊敬的前辈作家的深切怀念。
那是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二日，是个星期天。因出差日程安排较紧，清晨，我便打电话与姚雪垠先生联系，得到他的应允后，我即匆匆赶到复兴门外木樨地他的住地，待我按照门牌号码轻叩他的家门时，门缓缓地打开了。
“请进！”我通报姓名后，姚老的夫人王彩梅女士即把我迎进门里，姚老闻声从书房里踱到客厅。我忙迎上前去，将我们《长江文艺》主编洪洋同志给他的信递给他。姚老接过信，满脸堆满笑容，连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着，便把我迎进他的书房，一边给我斟上香茗一边对我说：“快坐快坐，讲讲湖北的情况，徐迟、碧野近来身体好吗？”
我向他介绍了徐老碧老的近况，听说徐老碧老创作正忙，他听了，诙谐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老弟，年轻着哩。”说着，这才将洪洋同志的信从信封里抽了出来，不一会儿就读完了，转身对我说：“你们这个策划不俗，代我向洪洋和编辑部全体同志致谢。我离开湖北这么多年，每个月都收到一期《长江文艺》，我就感到非常亲切，看到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作家的作品，禁不住总要翻一翻，读一读。”
我一听，心里不禁为之一震。我知道，这位年愈八旬的老作家，虽届耄耋，仍老骥伏枥，正加紧完成他的宏篇巨著《李自成》，竟有闲暇读《长江文艺》，令我这个编刊人感慨万千，不禁脱口而出：“您老近期读了哪几篇作品，我想听听您的批评。”
“徐迟的那篇小说《楚王妃复苏记》（《长江文艺》一九九一年十期）我读了，我不赞成徐迟这样写。科幻小说，是从科学出发加以推想，这是有生命力的，因为科幻小说可以给人以启发和想象，但徐迟这篇小说是违背科学的，也就是说不是从科学出发加以推想，而是凭空设想，我个人认为是失败的。当然啰，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那是极富震撼力，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是一座里程碑，因为那是从科学出发的。”
徐迟先生的这篇《楚王妃复苏记》，写的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楚王妃出土后经由现代高科技与现代医学抢救复活的故事，我便说：“也许是诗人的幻想吧！”
“诗人可以幻想，但科学不是幻想。这个问题我不作结论，只是一家之言，你若有兴趣，可以找相关医学专家问问就明白了。”
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再聊下去。我想，也是。记得前些年，我在《散文特写选》（一九四九——一九七九）里读过姚老的散文《惠泉吃茶记》，对于无锡惠山的惠泉，这道被茶神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被乾隆皇帝题诗封为“江南称第二，盛名实能副”的江南名泉，他却不以为然，先是品茶，“不但觉不出味道好，甚至远没有南京鸡鸣寺的茶好吃。总之，香、色、味三者都极平常。”后进而提出“如果茶社的工作人员不依赖虚名，忘掉陆羽的品题，稍在茶叶、火候和茶具等方面注意一下，是可以泡出好吃的茶来的。”一篇小文，却可以看出姚老不拘一格的品格。想到这里，也就释然了，我问他还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姚老不假思索地说：“读过方方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载《长江文艺》一九九一年八期）。”
《桃花灿烂》是我主持编发的一部作品，也是《长江文艺》创刊以来发表的最长的一部作品，很想听听姚老的意见，我便接过他的话头：“您老感觉如何？”
姚老略为思索了一下，说道：“方方是位很有潜力的女作家，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作家。一般的来说，很多女作家常常在小说里宣泄女性心理情绪和个人的内心感受，她不是这样，她从《大篷车》开始，将自己的创作视角涉猎到较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并在充分写实的空间留有理性思索的空白；这篇《桃花灿烂》也不例外，她通过陆粞与星子的爱情悲剧，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部小说也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在表现爱一个人时，只有爱与痛苦而没有欲望，这不真实，是违背现实生活的。”
说起方方，姚老又谈及湖北的中青年作家。他说：湖北作家大多比较表层，作品缺少应有的广度、深度和厚度，如果仅仅满足于能发表、能出书、能得奖，这不行，这样下去，不会产生大作家，我多次向省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过我的意见。你这次回去，也请将我的这个意见转告毕志伦同志。作协党组的工作，就是要抓住出人才、出作品不放，推出新人新作。说到这里，姚老对我说：“我前不久读了《长江文艺》上的一部中篇小说《鱼王》（载《长江文艺》一九九一年十一期），作者的名字很陌生，但作者对当前农村的生活非常熟悉，揭示了农村新生活产生的新矛盾，很有典型性。”我听了，即向姚老介绍了作者蒋杏的创作情况，并就《鱼王》谈了我的看法。姚老听后，没等我说完，他就说：“你说的这些为什么不写成编者按呢？你们编文学刊物的同志，在推出新人新作这个问题上，责任更大。”
我听了连连点头。
姚老呷了一口茶，话锋一转，又说：“湖北的文学批评也不够活跃，似也没有数得着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要倡导正确的创作思想，一方面热情介绍优秀的文学作品，帮助读者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另一方面，对有缺点的作品，要秉笔直书，真诚帮助。至于对那些有错误的文艺观点，要敢于批评，以理服人。”
我自知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浅薄，也知道姚老与几位文学批评家们的笔墨官司打得火热，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与他谈下去，便把话锋一转，向他问起《李自成》四卷、五卷创作的进展情况。
“很多人都关心《李自成》的进展情况，我告诉你，我写得很慢，但天天在写，目前正在写第五卷，今年估计可以完成；但第四卷没写，准备写完五卷后再写四卷，每卷约八十多万字。我写得很慢，也写得很苦，目的就是想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一个高标准的东西。”
“您老为什么先写五卷后写四卷呢？”我有些不解。
“也许李自成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剧更牵动人心些。”姚老笑了笑说：“我将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待《李自成》五卷完成后，接着就写我早已构思好的反映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天京悲剧》，如果上帝给我的时间还够的话，我还写一部反映辛亥革命的长篇小说。”
姚老说起他的创作计划，侃侃而谈，充满自信，说话的声调也铿锵硬朗，完全不像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聆听他的创作计划，不禁使我汗颜，我忙捧起茶杯喝了口茶，以掩饰自己的不安。
姚老谈锋正健，继续说道：“很多作家到了八十多岁之后，要么不写，要么写的东西一篇不如一篇，像我这样步步攀高，在当代中国，恐怕独我一人。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应该说是具备了各种复杂条件，譬如说少年时我的生活经历比较丰富，有的还比较独特；成年后，比较重视马列主义的研究；在史学的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和历史方面，达到我这个程度的恐怕也不多；古典文学造诣也比较深；另外，我很重视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
这就是姚雪垠，说起自己来，虽有某些夸饰，但更多的是自信。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半小时，我不敢多有打扰，这才说起此行的目的。他听后，忙从林立的书橱上拿来一部影集，从中抽出一张他的照片递给我：“选这一张做你们《长江文艺》的封面怎么样？”
我接过照片一看，似觉照片庄严有余，情趣不足，没有立即表态。姚老似看出了我的意思，忙说：“就选这张吧，这是我的标准像。”说着，话里透着得意的神色。我不便再说什么，便收起了照片，藏在我的公文包里。（后来这张照片我带回后，美术编辑和编辑部其他负责人与我的感觉差不多，没有选用这张标准像，最后从朋友处选了姚老的另一张照片刊在一九九二年第四期《长江文艺》的封面上，这是后话。）我本想开口向姚老讨一幅墨宝，恐有交换之嫌，便没有开口，起身告辞。
姚老起身送我，送到门口时，他伸出手来：“我准备今年四月回湖北一次，然后去深圳走走，到时我们武汉再见！”
“我们在武汉等候您！”说着，我紧握着姚老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初访陈荒煤
走在复外大街上，望着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车辆和忙忙碌碌熙熙攘攘的北京人，不，还有外地人和外国人。今天街头的行人怎么多了起来，多得成了灾！呵，我蓦地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天。该不该在星期天休息时打扰陈荒煤——这位历经劫难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呢？我有些犹豫，不由皱起了眉头。
“既已到了木樨地，还是去吧！”另一个我在劝道。于是我鼓足了勇气，朝木樨地二十二号大楼走去。
我一边走，一边搜索着记忆……
荒煤先生，湖北襄阳人，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于上海，小名泸生。先生从未回过襄阳，对自己的籍贯也将信将疑。一九八六年十月，荒煤先生应邀参加由长江九省市作家协会倡导，作协湖北分会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第一次回到襄阳。一天，他无意中翻阅襄阳人物志，看到他父亲的小传，惊喜得大叫了起来。
荒煤先生的父亲是位军人，参加过革命组织共进会，武昌辛亥革命起义时，任营代表，率部队攻占清督署衙门。之后又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活动，被通缉逃至广东。少年时候的荒煤先生，满脑子里充满“革命党”的形象。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荒煤先生正读高小，只身寄居武汉亲友家，虽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仅十四岁的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目标和目的，因而大革命的失败，给少年时代的荒煤先生在思想感情上带来许多迷茫、惶惑、不安和苦闷。由此，他爱上了文艺。
之后，他在省立的二中和商业专科学习了三年，由于一九三一年武汉发生大水灾，父亲失业，他随即失学，经友人介绍，他参加了武汉反帝大同盟、武汉左翼剧联。不久，荒煤先生被推为剧联代表，参加武汉反帝大同盟代表团，准备去苏区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到上海后，因去苏区的交通线被封锁，未能如愿，旋即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返汉。此时，因武汉反帝大同盟领导人被捕，他又返回上海参加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两年后又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七·七”事变前夕，他来到北平，事变发生后曾参加北平学生话剧团离开北平到山东、徐州、河南一带活动。不久，他来到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并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解放战争期间，荒煤先生调至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任副理事长，负责日常工作，主编《北方文苑》杂志，兼任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后，任华北人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后调石家庄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接着，他先后参加了天津、武汉军管会文教部工作，先后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之后，他调至北京，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剧本及故事片生产管理工作。
客观地说，荒煤先生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是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名作，至今还为观众称道。然而厄运和灾难却等待着他。一九六四年文化部整风时，他因拒绝带头揭批夏衍、拒绝与之划清界限而被撤职，调至重庆市当了一名主管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副市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调回北京，旋即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受尽磨难与摧残。荒煤先生曾写了一篇题为《梦之歌》的散文，就是写自己这段囚禁生涯内心的沉痛和绝望，其情感的凄楚与哀伤，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读完之后，都会掉下眼泪。走出监狱恢复自由后，荒煤先生又回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清理书库，填写卡片。直到一九七七年冬，夏衍同志主动与他联系，建议他写申请书，要求组织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夏衍同志将他的申请书转交邓小平同志。之后，荒煤先生又回到北京，并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第四次文代会后，他又兼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参加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工作，并兼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委员、《文艺报》副主编。一九八一年三月，又调回文化部任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
荒煤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组织工作者，也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早在一九三四年秋，他在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三年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和《在长江上》；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他深入农村、部队采访，先后写出《陈赓将军印象记》、《刘伯承将军会见记》、《新的一代》、《模范党员申长林》等报告文学，创作和与人合作了多幕剧《总动员》、独幕剧《我们的团指挥部》、多幕剧《粮食》以及短篇小说集《在教堂歌唱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评论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一九六四年他编撰了近四十万字的论文集《在电影战线上》已付排，终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致使其胎死腹中。但新时期以来，荒煤先生像久贮地底的岩浆遇到突破口，以不可遏制的热情喷吐出来，他共写了一百二十多万字的评论文章和大约五十万字的散文，著有《荒煤短篇小说选》、《荒煤散文选》，散文集《荒野的地火》、《梦之歌》，《荒煤选集》二卷，文学电影评论集《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攀登集》、《探索与创新》等，其中散文集获优秀散文奖（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前身）。
没等我走出记忆，我已按响了荒煤先生家的门铃。
门开了。开门的正是荒煤先生，当我把目光投向先生时，我看见他宽大的前额闪烁着哲人与思想家的光泽，而棕褐色的脸膛上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盛满世事的沧桑。
荒煤先生将我让进他的书房，当我带着歉意说明来意称打扰先生休息时，他声音朗朗地说：“不碍事，不碍事，今天孩子们都出去玩了，就我在家，正好聊聊。”说着，先生亲手为我泡了一杯果汁，我忙伸手接了过来，甜甜的果汁暖暖的，使我感到几分暖意。
喝了一口果汁，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轻松了许多。初见荒煤先生，不免有些拘谨，而先生的热诚，使我感到亲切，就仿佛回到久别的家里一样。
我把刚出版的《长江文艺》递给先生，先生接过刊看见徐迟先生安详地坐在一张古木藤椅上，坐在《长江文艺》封面上，他笑着对我说：“如今不少期刊的封面都是美女佳丽，你们怎么要把我们这些老头子搬上封面？”
“《长江文艺》今年的封面设计，几种方案经过选择与比较，最后决定以湖北籍和曾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的著名老作家的艺术照片做封面，除了表示对这些著名老作家的尊重与热爱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表示我们对文学的忠诚。”我说。
先生听我这么一说，便问起《长江文艺》编辑部的编辑构成情况，稿件来源情况，发行数额以及办刊经费来源等等，先生问得很仔细，我也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详细向先生一一作答。
先生听了我的回答后说：“文学行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这就是说，作家要写，编辑要编，还需要工人印制出书，这样才能使一部文学作品问世。所以，作为参与文学行动本身的编辑人员，除了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鉴赏力外，还应具有敏锐的创新精神和良好的创新意识，才能推动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作家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获得空前的繁荣与发展，这与一大批编辑辛勤耕耘默默工作分不开，我也做过编辑工作，我对编辑这个职业怀有深深的敬意。”
当我向先生说起目前严肃文学刊物，由于供血不足生存艰难而不得不发表“广告文学”搞有偿服务时，先生的脸沉了下来，他说：这只能是饮鸩止渴。
是的，荒煤先生说得对。近年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多文学期刊处境窘迫，有的刊物为维持生计，不得不改变办刊宗旨，改成通俗文学、纪实文学或其它生活类刊物，有的文学期刊，欲抱琵琶半遮面，刊发有偿“广告文学”，致使刊物订数下降而失去应有的读者，使刊物处境更加艰难，这不是饮鸩止渴又是什么？
为了能够在拜访先生时可以对话，临行前我特意找来荒煤先生的散文集《荒野地火》来读，而先生在参加了首届长江笔会后写的散文《长江上永不消逝的彩虹》，使我读后倍感亲切，痴爱深深。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十月灿烂的温暖阳光照耀下，我独自坐在宜昌市滨江公园护堤坡前眺望长江。我似乎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重新回到异常亲切又仿佛有些陌生的长江身边。”
面对浑黄的宽阔的长江急流在脚下静静地流逝，他不能不抚今追昔：他忆起一九二五年坐在轮船上，从上海溯江而上看到南京、芜湖、九江码头上那些扛着比自己要高大几倍棉花包的少年码头工人在跳板上闪晃的影子；他忆起一九二七年经过血的清洗，革命歌声漫天飞扬的日子突然沉寂下来后，自己陷于极端的苦闷与忧郁徘徊在长江岸边；他忆起一九三一年那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使他父亲失业，继而使自己失学，在心灵上留下一片片难以忘怀的创伤……长江啊长江，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他静坐在长江边，在痛苦的回忆后咀嚼这几日旅途中的感受，他忘不了站在巍峨的黄鹤楼上眺望武汉三镇繁荣的景象，忘不了夜间车过长江大桥时迎面掠过的一串串灯光，忘不了参观武钢轧钢厂时在眼前翻滚、跳跃的红光闪闪的钢锭，忘不了参观那宏伟的葛洲坝发电站时的情景……
荒煤先生说：“这两个小时独自在长江边的沉思、眺望、回忆、展望，的确是我一生中和滔滔长江最亲切、最温柔、最真挚的一瞬间默默的会晤。”
品味着荒煤先生散文的意味，想起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还笔耕不辍，思索不倦，我下意识地打量起先生的书房。临街的窗口安放着一张并不宽大的写字台，桌面上还散乱地摆着几张写满字的稿纸，似在告诉我先生正在写着什么。临壁的几个书柜也不算高大，整齐有序地排满各种版式的书籍，书籍不算多，也不算少，但整个书房的陈设似和先生的学识不大相称。呵，我想起来了，不久前的报纸上曾报道：著名老作家陈荒煤先生将所藏八千多册书籍，捐赠他的家乡湖北省襄阳县文化馆。
我问及此事，荒煤先生不经意地说：“我老了，孩子们中间也没有人搞这个行当，留那些书放在家里也没有多少用，我没为家乡做什么事，将这些藏书捐赠家乡文化馆，多少也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出一点力，也使这些书发挥一点作用。”
听荒煤先生说到这里，我忙向先生介绍正在修建的湖北省文学资料馆，其功能就是收藏湖北籍和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的作家的作品，包括作品手稿及相关资料。先生听了，大加赞扬，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并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和现有能找到的手稿献给湖北省文学资料馆收藏。
我听了，当即表示要将先生的好意向省作协负责同志汇报，并对先生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看荒煤先生的精神不错，我试探地征询：“可否再回武汉走走，黄鹤楼和东湖山水等待着您老再次光临！”
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决定今年在武汉召开，我和冯牧同志将应邀参加。”
临别时，荒煤先生亲自挑了几张近照给我，我请求先生送我一张留作纪念，先生爽快地应允了，随即在照片上签名题字。
我起身告辞，先生握紧我的手说：“等到春暖花开时，我们武汉再会。”
我说：“我期待在武汉迎接您！”而握着先生的手却久久不愿松开，我又一次凝视着他，凝视着先生每一条纹路都盛满世事沧桑的脸膛，凝视先生那闪烁着哲人与思想家光泽的宽大前额……
在严文井家里
此刻，我就坐在《诗刊》编辑部，请我的朋友——诗人王燕生给严文井家里打电话。昨天，我按一位朋友给我的地址找到东总布胡同时扑了个空，原来严文井先生乔迁新居了。没法，我只好找朋友帮忙，寻访严文井。
燕生曾在我工作过的铁道兵某部工作过，是我不曾共事的首长，也是我因诗而识的多年朋友。从他介绍文井先生的近况，我才知道先生有两男一女，两个儿子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加拿大，女儿也早已成家单过，目下先生与老伴康志强住在一起。先生自打离休后，基本上是闭门不出，有时有些场面需请先生光临出席，他一般也是婉言谢绝，不是朋友，一般拒绝来访。
电话拨通了，问过好之后，燕生将我介绍给文井先生，把话筒递给我。听到文井先生那熟悉而又陌生的乡音，我刚才拿话筒的紧张也渐渐消失了。
“来吧，来吧！欢迎来家里作客。”先生怕我多走冤枉路，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从农展馆到红庙北里坐车的路线。
好在距离不远。
严文井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尤其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尽管先生在小说、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但论起先生的创作成就，我以为应该主要仍是表现在儿童文学方面。也许是因我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喜爱吧，谁叫他是个“九头鸟”呢！
文井先生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武昌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里，对于这个最早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父亲疼爱有加，刚刚省事，父亲就把他引起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长到十来岁，作为长兄的他已不满足于将他听来的故事、读到的童话照本宣科地讲给弟弟妹妹们听，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象，编些有趣的故事和迷人童话，逗得饥饿的弟弟妹妹们哈哈大笑。进入中学后，他开始接触新文艺作品，鲁迅、郭沫若、蒋光慈、郁达夫，使他的中学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他已按捺不住胸中涌动的激情，止不住地倾泄在稿纸上，他开始尝试创作。这年，他还坐在高中二年级的课堂里，便偷偷将一篇散文寄给汉口的一家报馆。不多久，他收到一份铅印的报纸，他的第一篇散文就印在那张报纸上。
一转眼，春花开了，秋叶落了，先生也高中毕业了。生活的困顿，使这位有着七个弟妹的长兄不能如愿走进大学。他已十九岁了，他想用自己还不太健壮的肩膀去承担一点父亲肩上的重量，于是，他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一个小职员的职位。
生活，给他洞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他有机会，也有时间博览群书。知识的砥砺，加之刻苦地磨炼，很快便使他显露出文学才华。一九三五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吃了一串葡萄》的散文，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一九三七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出版。
正当先生的笔饱蘸激情流出一篇一篇散文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家仇国耻，使他一腔沸腾的热血再也不能安静地在桌前流淌，他毅然奔赴延安，先后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任教。后来，他又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出任《东北时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他的文学创作，自二十五岁创作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后，便以主要精力投入到儿童文学方面。
先生先后出版了十多部童话和寓言集，限于目力，我未能读到先生的全部儿童文学作品，但先生的童话《南南和胡子伯》、《三只骄傲的小猫》、《南风的话》、《小溪流的歌》我还是读过的，并饶有兴趣地推荐给我的女儿读。这些长于幻想、富于哲理，给人启迪又语言凝练、幽默深刻且充盈着诗情画意的童话和寓言，理所当然地爱到读者们的赞誉和喜爱。怪不得先生的作品，作为使者，被译为英、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出访世界各地哩！
落座之后，我忙递给文井先生一张名片，那小小的一张名片，就仿佛一封介绍信介绍着我自己。
趁先生低头看名片的当儿，我细细打量着他，逆光勾画着他魁梧的身躯、宽阔的肩膀和充满智慧的前额。待他抬头，谦和地笑着将一支烟递给我时，我摆了摆手。
“徐迟忙吗？碧野身体好吗？”文井先生问道。
我向先生介绍了徐迟先生的近况，当他听说徐迟先生正翻译荷马史诗时，忙要我转达他的敬意和问候。当我介绍碧野先生忍着失去爱妻的悲痛，忙着撰写自传体小说、整理自己的文集时，先生听了似有感慨：“碧野的东西多，光散文就出过十几部，出版文集，这个工程量不小呵！”当我向先生介绍徐迟文集、碧野文集出版进展情况时，这位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感慨万千。
好几年前，文井先生应约为四川一家出版社编选自己的文集，计划将自己的著作全部收进去，也算为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当话题由徐迟文集、碧野文集谈起时，我问及先生的文集是否已编辑出齐，他用手指弹了弹烟灰，深深吸了一口烟，这才告诉我说：“此事搁置好久了，出个人文集，订数都不会很多，出版社也赔不起，我知道出版社的苦衷，也就不想给出版社增添麻烦。”
增添麻烦？我的思绪随着他吞吐的烟缕缭绕：一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老作家，一位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为扶持一代一代文学新人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老编辑，自己的用青春、生命与爱撰写的文集却不能出版，我听了，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几下，真有说不出的悲哀。
先生问过几位老作家的近况后，又问及湖北近年的创作状况，问及《长江文艺》编辑出版状况以及文联、作家协会的生存发展情况，我都一一作了简要介绍。我们说着说着，一只精壮的花猫从书房跑了出来，跑到先生脚边蹭了几蹭，喵喵地叫了几声，先生听懂了似的，忙伸出手来，轻轻抚摸着小花猫。
看来，同猫戏耍，也是先生幽居生活的另一番乐趣了。
这时，康志强女士为我端上绿茶和苹果，我慢慢品着香茗，这才细细打量这间会客室。
会客室略为显得窄一些，陈设也略显简陋，给我的感觉似和先生的身份不大相称。顺墙摆着一套简易木制沙发，对面是几只略显陈旧的矮柜，上面安放着一尊瓷质毛泽东主席的雕像，毗邻的是一台十四英寸电视机，柜前摆着一溜枝叶凋零的越冬花卉，和花卉交相辉映的是一些铺展开来的五颜六色的贺年片，使这间略显简陋的会客室鲜亮了许多。
放下茶杯，我站了起来，注目墙上悬挂的一幅字画，边看边默默念着：“岁晚喜不归，扫除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清碧。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里之外，有沙鸥相识。”
先生见我注目，便向我介绍：“录陆游词，朱乃正先生书。字词相得益彰，是件不多得的珍品。”
而我却从这幅字画里，读出先生幽居的心境。
文井先生请我走进他的书房。书房也不大，一张单人行军床占据一角，一排书柜依墙而立，由于书柜时空所限，地板上堆放着不少书报杂志。先生穿行在书报杂志间，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影集，顺手递给我。
我就坐在先生的单人行军床上，翻开影集，追寻先生的身影：有与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合影，有与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合影，有与茅盾、夏衍、萧乾的合影，有与冰心的合影，有与中央电视台儿童节目主持人鞠萍和《中国少年报》编辑徐国静的合影，还有不少与少年儿童的合影，其中有一张照片把我逗笑了。
“是您老的孙子吗？”我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孩子问。
“是一位朋友的孩子，挺逗的。”照片上，只见先生头戴一顶孩子们戴的“警察帽”，与这位友人的孩子在一起，仿佛是个老孩子，正开心地笑着。
真是童心不泯呵！
翻着，看着，我的眼睛一亮，这才是我要选的艺术照片啊，且不说那构图错落有致，虚实相间，也不说那光泽浓淡相宜，层次有序，单说先生的头像，就仿佛是一尊古铜色的雕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我欲取出，先生不允。他说这是一个画家朋友留给他的纪念，而画家已远走异邦了。他之所以欣赏珍藏这帧照片，除了珍藏那一份情谊，还欣赏这帧照片所选择的角度。他说，艺术的审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选择角度。
经不住我再三的请求，先生终于应允了。这张照片后来做了一九九二年八期《长江文艺》的封面。
临别时，我紧握着先生的手，我在想，岂止艺术呵，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不都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角度，去展示生命的风采吗？
文井先生，你的生命给了我这样的启示。
满目青山夕照明
——叶君健印象
我是在报纸上知道叶君健先生患病住院了，也不知先生患的什么病？前不久我去拜访先生时，先生还红光满面、健健朗朗，谈笑风生，怎么就突然病重住院了呢？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先生的病中杂记，才知道先生病情有了好转，甚是欣慰。
一
那是一个冬日，在温暖的阳光里，我按响了坐落在北海公园后门附近的一座四合院门铃，门儿“吱呀”一声开了。一位身着中山便装的长者，向我微笑颔首。
哦，这不就是我要拜访的叶君健先生！我差点惊叫起来。只见先生腰板笔直、面颊红润，虽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身材魁梧，看上去似比我在报纸上看到的照片精神些，就仿佛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是的，这位出生在湖北红安的国际知名人士，不就是红安这个孕育出二百个将军的名县又一个将军么？
“叶老，您老身体好唦？”落座之后，我用黄冈方言向先生问好。
“你是黄冈人吧？”先生一听我的口音，问道。先生一口地道的红安腔，使我听了倍感亲切。说不清为什么，远在千里之外，说起故乡，纵是素昧平生的人，也觉得格外亲近。
话头自然谈起故乡。从大别山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到革命老区科技扶贫的具体措施，从红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建立到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从生态环境保护到山区交通邮电基础建设的状况……当我向先生介绍黄州科技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介绍横穿黄冈地区腹地的京九大铁路的动工兴建，介绍装机二百四十万千瓦的黄冈火力发电厂的立项，介绍汉黄微波、鄂东微波、黄浠光缆、黄红光缆等四条干线大通道的架设，介绍黄界、沿江、大别山腹地公路三条主干线的建设等等，先生听了脸上泛出喜色。
“我这个红安人，没为家乡做什么事情。”先生给我讲起这样一件事：前几年，红安县政府想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开一个窗口，推销红安的土特产品，偌大的北京，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一间房子。最后找来找去，找到秦基伟将军，将军立马过问，才使红安驻京办事处有了立足之地。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将军指挥千军万马，我只能指挥我的笔呵！”
这时，先生的夫人苑茵女士从屋里出来，给我的茶杯和先生的茶杯又沏上开水，先生捧着杯呷了一口，脸色似有些凝重，给我讲起了一件事。
原来，君健先生最小的儿子，曾在湖北汉川农村插队落户，返回北京后，常有朋友从汉川来。前年，一位与他小儿子要好的朋友又来到家里，请求先生帮忙在北京推销粮食，先生听了乡村卖粮难之后，心情不禁为之一沉，忙写信找北京相识的朋友，请求支援。说到这里，先生又向我询问湖北农村种粮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先生听了，一缕忧虑掠过眉头：“民以食为天啊！”
我的心不禁为之一动。我为先生身居京华却情系故乡的一片赤子之情所感动。是的，提起阔别的故乡，谁的心头不生出一种乡情和依恋哩！记得君健先生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
“湖北虽然是我的故省，但我一生在这里的时间并不多，我出生在它东边的一个贫瘠的小县——红安。十四岁就离开它远行，十八岁时我回到武汉，在那里上了四年大学，一年以后我又回到那里，参加抗战的工作——在当时的政治部第三厅当了一名外事干部，武汉沦陷后又离开了它再没有回去，虽然曾经多次路过……但它对我的影响——就创作活动而言，却是持续了一生，直到现在。”
“至于我出生的那个贫瘠小县，它成了我国最早革命武装斗争的基地之一，它给中国提供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红四方面军。我写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故事的时候，我的视野离不开我的这个故省，我的两个三部曲——《土地》和《寂静的群山》就是以我的这个故省所发生的事件为背景，但所描写的人物和情节却是整个中国人民在受难和在受难中创造出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的一个缩影。”
“所以，湖北是我的情感所寄托的地方，也是我的灵感的源泉，我永远忘不了它。”
二
事实也正如叶君健先生所述的那样，故乡不仅是他感情寄托的地方，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
早在四十年代中期，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研究学者的叶君健先生，在作文学研究的同时，用英文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村》。这部描写故乡大别山人民苦难命运和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一九四七年七月在英国伦敦出版，不久即被英国图书会评为该月“最佳文学作品”；出版不过几个月，纽约普特南又出了美国版，接着瑞典、冰岛、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等二十多个国家相继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大别山大革命时期的故事在欧美大陆不胫而走。近五十年来，《山村》以富于传奇而生动新鲜的故事、优美抒情而富于张力的文字深深打动了亿万读者的心，一版再版，经久不衰。一九八五年，荷兰茂伦霍夫又一次重版此书，一九八六年，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也将《山村》译出介绍给日本读者，接着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也相继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难怪一九八○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惊叹：“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章节在叶君健身上浮现了。”
君健先生从故乡的山村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他故乡的山村。
“那继《山村》之后的第二部《旷野》、第三部《远程》怎么隔了四十多年之后，您老才续写呢？”我不知个中缘由，好奇地问道。
先生沉默了一会，像是要让思绪凝聚一起，这才打开记忆的闸门：“说起来话就长了。”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吧，那时，先生的《山村》刚出版一年，声名鹊起。这时，先生接到法国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画家大师毕加索和著名诗人阿拉贡的邀请信，邀请先生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当时会议的主持人是法捷耶夫、爱伦堡和阿拉贡。就在这个会上，先生意外地遇到了新华社记者吴文涛和解放区派去的观察员，他们告诉君健先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身受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就要彻底解放了。
解放了。天亮了。还有什么消息比这更能振奋远在异国他乡的君健先生呢？他的眼睛湿了，他想起了故乡，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山村，想起了那些为中国革命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的乡亲们……他的心飞了，他当即决定放弃留在英国永久居住的权利，并立即启程漂洋过海、穿云破雾，终于在开国大典的前几天，赶回到云开雾散的北京，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时，叶君健刚好三十五岁，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光，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呵，各种工作都亟待人去干，君健先生便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的文化事业中去，恪尽职守，辛勤耕耘。
这是一个新生的年代，也是一个开拓的年代，新中国要用新的文字书写自己新的一页。
一九五一年，《中国文学》开始创办，对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一九五三年，《中国文学》正式创刊出英、法两种版本。当时，茅盾先生任主编，君健先生任副主编，负责具体工作。那时刊物工作人员也很少，就是四五个人，从编稿、校对到跑印刷厂，什么事都是自己跑，那时候也没有汽车，办什么事都是脚蹬自行车，来来往往，追星赶月，把个刊物办得红红火火，先后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一大批优秀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看到了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说到这里，先生说话的节奏慢了下来，他呷了一口茶，说道：
“人生真是难以预料，我这一干，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干到七十年代中期，整整二十五年！三十五岁时我还是一个黑发大小伙子，二十五年后我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岁月不饶人呵！”
“最滑稽的是‘文化大革命’时，家抄了，被专政监督劳动，房子也被挤占了，只剩两间小房，好在我有一技之长，没被放到‘五七’干校去，一直留在北京，因为得给他们看校样呀，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你还记得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吧，今天这个运动，明天那个运动，造反派忙着打派仗，把我撇在一边，没有人整天追在屁股后面管着我了。这下我琢磨着该干点事了，于是我就想到写作，开始写《土地》三部曲。好在这个三部曲是我早就想写的，酝酿多少年了，熟烂在心，所以写起来还算顺手。倒是写的时候心里有点紧张，松弛不下来。”
“那是为什么呢？”我插问道。
“你想想，那时候国家的政治生活动荡不安，我个人的身份也不明不白，虽然我已经恢复自由了，但政治上还没有作结论，也不知道会把我定成什么性质的问题；加之我家的院子被别人挤占，住着办公室，我怕别人发现我在写东西，就格外小心，偷偷地写，还请我的老伴给我放风，就像战争年代搞地下工作似的，每晚写一两千字，到‘四人帮’倒台时，这部三部曲也基本上写完了。观望了半年，我才把这件事跟严文井说了，他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当即拍板出版这部三部曲，书总算出来了。”
“这时，我也办了离休手续，终于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就又开始写第一个长篇三部曲《寂静的群山》。你知道，这部三部曲的第一部《山村》我是用英文写的，出版后不久我就回国了，一直没有精力和时间续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于是在隔了四十年漫长的时间之后，我又花了两年时间，写完了《旷野》和《远程》。”
呵，原来是这样，我长长叹了口气。
三
令人遗憾的是，我至今不曾读过，甚至不曾见过君健先生的长篇三部曲《寂静的群山》，国内读者和评论界也不曾对这部描写大别山人民苦难命运和英勇斗争的宏篇巨著给予应有的评价。
我把我的这个感觉告诉先生，先生那张容颜沧桑的脸倏地沉了下来，他的话语凝重而又抑扬顿挫。
这是一位有着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老作家啊！
《山村》是先生用英文创作且在英国出版的，先生不忍这部作品只漂流在国外，他要将这部书的故事说与父老乡亲听，于是他在几近古稀之年，重振雄风，将《山村》译为中文，一九八一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在国外流浪了三十四年的作品。出版后，评论界似很冷漠，是呀，当时的评论界关注的是“伤痕文学”，谁对当年发生在大别山的那个苦难的故事感兴趣呢？
如果说《山村》的出版还算顺利，那《旷野》和《远程》就命运多舛了。由于追逐经济效益、追逐利润，其中《远程》仅为参加一个有规模的书市展览，印了几本样书，就被束之高阁。
先生的心流血了，他为他的《远程》被束之高阁而悲哀。然而，君健先生毕竟是蜚声中外的大作家，他拂去心头不快后，依然坐在灯下，将《旷野》和《远程》译成英文，送它们出国。是的，文学没有国界。
先生说到这里，似有些激动，起身打开一只书柜，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各种文字、各种版本书籍，据先生介绍，这都是他的著作。我随意翻看了几本，装帧精美印刷考究，不少版本的封面都是中国水墨画，淡雅、清新且古色古香，其中有一幅画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整个画面是一只紧握的拳头，拳头的指缝里冒着火苗，似在表现被压迫者的愤怒与反抗。
“这是您的《山村》英文版吧？”我问。
“不是，这是挪威文版。”君健先生指了指柜中的书说：“那才是在英国刚出版的《寂静的群山》三部曲。”接着，先生愉快地回忆起偕夫人一九八八年十月难忘的英国之旅。在《寂静的群山》三部曲首发式和新闻发布会上，当君健先生面对少女献上的花簇和电视台记者递来的话筒，他眼里涌动着激动的泪花……
他想起了那个给他昨日灵感今日辉煌的遥远的山村。
四
那真是一个遥远而偏僻的山村。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叶君健先生就出生在红安八里湾这个叫叶家河的山村，在这里度过了他贫穷而苦难的童年。一九二六年，他来到武汉，投靠在商店给人帮工的哥哥，其时，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武汉三镇，十二岁的叶君健也被卷进这场大风暴。一次一次，他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行进在群众游行队伍中。不久，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哥哥亡命上海，他不得不又回到那偏僻的故乡山村。
几年后，他又一次走出山村。一九三三年他考入武汉大学，专攻外国文学。大学二年级时，他就以“马耳”等笔名在武汉《大兴报》上发表翻译作品，并用世界语创作了小说《岁暮》。三年后，他出版了世界语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从此，他踏上了一条用外文直接从事写作的独特道路。
大学毕业后，君健先生在外国友人帮助下负笈东瀛，以教授英语和世界语谋生，并结识了日本著名作家秋田雨雀。由于先生积极参加日本左翼运动，遭到日本当局逮捕，非法审讯达三个月之久，先生在狱中坚持英勇斗争，日本当局最后强行将先生送回中国。先生又一次回到武汉，不久，他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积极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救亡运动。
回忆，实在是一杯冰镇了才有风味的啤酒。看到先生在记忆中搜寻飘逝岁月的神情，我仿佛看到先生仍在品味人生的甘醇。
“叶老，我已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您的回忆录，您老这项工程进展还顺利吧？”我问。
“已基本完成，最近《香港文学》已发表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一章。”
“您在武汉的生活回忆，能不能在武汉的报刊发表呢？”我当即向先生约稿。
先生高兴地应允了，那神情似在说，他在故乡的故事说与故乡的父老乡亲们听，不正可以慰藉他魂牵梦绕的思乡之情么？
说到这里，我不由仔细打量坐在我眼前的君健先生，打量这间起居室和写作间。在我眼里，和先生简朴的中式便装比较起来，这间居室简直就是一座艺术殿堂。除了我坐着的沙发外，那一柜、一台、一椅、盆景坚架，都是如今难得见到的古色古香的雕花工艺品，还有那书柜隔扇上挂的雕塑、手工艺品和奇形怪状的各类小摆设，异彩纷呈，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列书架从上到下，摆满了来自海内外友人的贺年片，色彩斑斓，仿佛要把先生的斗室装扮成一个童话世界。
话题又从《安徒生童话》说起。
客观地说，在外国人眼里，君健先生是位作家，大师级的作家。先生是英国笔会、美国笔会和国际世界语作家协会的会员，同时还是设在墨西哥城的“世界文化理事会”的“达·芬奇文艺奖”的评议员。但在中国人眼里，先生却是一位大翻译家的形象，先生的名字是和安徒生的童话连在一起的。我告诉先生，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读安徒生的童话，我是认识安徒生童话后才认识先生的。
君健先生听了，哈哈一笑：“那是小儿科，都是给孩子们看的。”
“小儿科不小呵，”我说，“您把安徒生介绍给中国的孩子，就是给了孩子们一个新的世界呵！”
“也不尽然都是孩子们看。”先生说，“安徒生的童话，不是一般意义的童话，有些篇章内蕴比较丰厚深刻，像《皇帝的新装》，成年人，老年人也喜欢看。”
正是由于君健先生翻译的这部《安徒生童话》具有经典性，自出版后，一版再版，数十年经久不衰；有鉴于此，一九八八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君健先生相当于“爵士”爵位的“丹麦国旗勋章”，以表彰他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过去了，打扰先生太久了，我起身告辞。先生将我送至小院的门口，握着我的手说：“你使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欢迎你有机会再来！”
“您老多保重，有机会我一定再来！”我握着君健先生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走了几步，回头一望，先生依然站在门口朝我挥手，这时，我看见冬日的阳光灿烂地洒满先生高大的身躯，使先生显得更加魁梧健壮，我不由吟起叶剑英元帅的那句著名的诗：
满目青山夕照明。
风雨知劲节
——深切怀念秦兆阳先生
一
惊悉兆阳先生逝世，握着这冰冷的消息，我默立着，遥向北京，深深三鞠躬，遥祝先生在那宁静的天国里安息！
一连几天，似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涌动，是久贮胸中的崇敬之情，是魂系那一方热土的乡情，是最初的晤面也是最后一见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说不出，哀婉渗着怀念。
我知道秦兆阳这个名字很早，大约是六十年代初期我读中学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我的故乡黄冈县，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很出了几个著名人物的，这其中有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兆阳先生是可以列入这几个著名人物之中的。不过，我初知道先生时，他是和哲学家马哲民一起列入另册的。等我稍稍知道先生更多情况时，时间匆匆流逝了十年。
那是一九七一年春，我奉命参加我所在的铁道兵部队文艺创作学习班。在那个学习班里，需要学习一个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文件，在这份《纪要》里，所谓“黑八论”之一“写真实”论的创始者秦兆阳先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
当时我想：林彪、秦兆阳两个黄冈人。
那时我没有找到兆阳先生以“何直”为笔名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九月号上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论文，但我却从有关学习资料中知道由这篇论文所引发的那场关于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讨论。
不久，我有机会读到这篇著名文章。引起我注意的是先生在文章中的一段话：“文学的现实主义，以无限广阔的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就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探索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
一个作家，基于自己的认识，对当时文艺理论和创作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点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文艺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简单地把文艺当作某种政治概念的图解等做法，直率尖锐地发表了一点自己的批评意见，这在当时竟触犯了某种天条。为此，先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遣送到边疆接受劳动改造。
秦兆阳从《人民文学》编辑部消失了，从中国文学界消失了。
然而，我却在寻找着秦兆阳，寻找秦兆阳先生的作品，看看这位从离我家三十多里的枣树店走出的著名作家是如何走上作家之路的，这或许对我有点什么启示。
我的文学情结在作祟。
最早读到兆阳先生的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农村散记》。这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生动而鲜活地展示了新中国诞生之后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貌，使我看到了我的父辈们生活的影子，尤其是那篇著名的《王永淮》。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在县里当了科长又回到故乡山里当区长的王永淮，笑眯眯，一边捧着碗喝水，一边说“嘿嘿，干革命哪儿都一样，山里边也得有人干啦”的样子。
后来，我在部队驻地的县文化馆里找到了先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再后来，先生复出，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文学双月刊主编，先生的作品出版也多了起来，我读先生的作品也多了起来。记得读先生的散文集《风尘漫记》中的《两封信引起的故事》，我不忍卒读，热泪涟涟；后来读到先生的散文集《黄山失魂记》的第一篇《时间呀，时间》时，夜不能寐，许是先生的呼喊给了我灵感，那一夜，我也以《时间》为题写了八章散文诗。而先生用心最深、用力最多的长篇小说《大地》出版后，我到手通宵达旦地读完了。
客观地说，兆阳先生的著作并不是很多，凭他的才气和笔力,凭他对生活的体验、观察与积累，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的。人生有什么比创造力被扼杀、被毁灭更痛苦的事呢？然而，先生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的《秦兆阳》一书的自序里写道：
“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战争的洗礼，人民的教育……时代的要求与个人的特点相结合，几十年走了一条艰难的文艺之路。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探索，耕耘，倒下，起来。遵从历史的使命，天经地义；经受左风右雨，不改初衷。亦云有愧，奉献甚少；亦云无愧，赤子心肠。”
这是一个来自大地儿子的自白。
二
见见秦兆阳,是我儿时的愿望。几十年过去了,也一直没有机会拜见先生。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所工作的《长江文艺》编辑部在讨论一九九二年《长江文艺》封面设计时，几种方案经过比较和选择，决定以湖北籍和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的著名老作家的艺术照片做封面。不久，我受主编洪洋同志委托，进京组稿。
按照青年作家刘醒龙给我的示意图，我敲响了这座位于北池子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四合院，开门的是一位青年男子，是兆阳先生的小儿子。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很礼貌地说了声：“请进!”
院子有两进平房，跟着他左拐右穿，方位我都有点辨不清了,后来才知道里头一间是南屋，是兆阳先生的书房、卧室兼工作间。
“爸爸，家乡来客人了!”
门开了，迎出来的是一位身材颀长的长者，满头白发，颜面清瘦，戴一副秀朗眼镜，着铁灰便装棉袄和黑布鞋，斯文之极，质朴之至，就像我儿时见到的乡下教书老先生。
这就是秦兆阳，这就是我几十年前想见的秦兆阳，我忙迎上前去，向先生问好。
先生听我一口乡音，便问：“你是黄冈什么地方人？”先生也是一口黄冈乡音，听了倍感亲切。
“老家在路口谢家小湾，出黄州东门十八里。”
先生“呵”了一声，将一杯沏好的茶递给我，自己也呷了一口热茶。
“常回黄州吗？”
“我也离开黄冈二十多年了，早年当兵在外，每年探亲还回去一次，后来转业到武汉工作，倒不常回黄州。”
“你能讲讲黄州城现在的样子吗？”
我从先生的传略里知道，先生从湖北武昌实验师范毕业后，曾在黄州城内中心小学任教。先生一生乡情依依，他曾在《风尘漫记》中写道：“童年啊，从一片混沌开始，在血光泪影中结束。在穷苦诞生而不知穷苦的滋味，在忧愁里孕育而不知忧愁的意境，你的每一段情节都是在故乡美丽如画的背景上映现出来的，你就是我一生几十年的故乡，是美丽、多情，然而又是血和泪所浸染过的故乡，永远忘不了的故乡……”
我也呷了一口茶，坐在先生对面，从先生曾经任教的中心小学讲起，讲昔日支起帐篷举办乡试的考棚街如今已变成了商业街，讲当年黄州城内的青石小路早已不见踪迹，讲东坡赤壁公园、宝塔公园、安国寺等文化旅游景点修葺一新，讲新修的李四光纪念馆，讲陈潭秋故居，讲《大决战》第一部《辽沈战役》在黄州放映的情景……
“听说黄冈改市了，称黄州市。”先生插话道。
“是的。”我答道，便向先生讲起地委、行署以及市委“开放大黄州，建设中等城”的战略举措，讲黄冈火电厂立项，讲鄂黄长江大桥论证，讲即将动工兴建的京九大铁路。这条横穿黄冈腹地的大铁路，正从先生老家枣树店的门前路过，我趁机邀先生回故乡看看。
见我热诚相遨，先生忙说：“要回去的，要回去的，我几十年都没回过老家。”先生的话语有些激动，“赶明儿坐火车回去吧!”
“我就在黄州火车站迎接您老！”我说。
先生笑了，含笑的眼里闪着泪花。
三
兆阳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家。先生早年曾在陕甘边区保安处编印《锄奸画报》，后又先后任冀中第十地委《黎明报》社社长，冀中军区《前线报》社副社长，华北文联主办的《华北文艺》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四月进北京，同年七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一九五五年任《文艺报》执行编委，翌年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一九七九年，先生右派平反改正，重回北京，一九八○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文学双月刊主编。能有机会见到这样一位资深的编辑家，作为时任《长江文艺》副主编的我，能不当面讨教吗?
先生又呷了一口茶，便如数家珍地谈起他的编辑经验。他说：编辑，说白了就是编，就是辑，也就是发现、选择，这需要眼光。他又说：当编辑，不能只忙于编，忙于辑，更需要学习，学习书本，学习生活，这样你才能使自己充实，你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他还说：当编辑，就是要和作家交朋友，着力推出文学新人、文学新作。说到这里，先生问起了青年作家刘醒龙的近况。先生说：我读过刘醒龙的小说，这个人应引起你们的注意，着力推推。
我向先生介绍了刘醒龙的创作情况，并告诉他湖北三家文学刊物《长江文艺》、《长江》文学丛刊、《芳草》曾联合在武汉召开了刘醒龙作品研讨会，醒龙近年的作品，主要都是发表在这几家刊物上。
“他应该走出湖北。”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
“他正在这样做。”我说，“他的近作《村支书》即将由《青年文学》推出，据说冯牧先生还撰文推荐这篇新作。”“待《村支书》出来后，我一定找来读读。”兆阳先生充满期待的话语流溢出喜悦，我知道，他是为故乡走出一位青年作家而高兴。
四
我抬手看了看表，真快，时间流逝快两个小时，我还没进入正题，便向先生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先生一听，忙说：“要得，要得，我这就给你找，都是朋友和孩子们照的，哪有艺术照片!”
我接过先生递给我的影集，一页一页，一张一张地翻了起来，最后挑了两张，请先生过目。接着，我又向先生索要近作，按编辑体例，封面发作家照片，同时发一篇该作家的近作。
先生忙摆手：“不成，不成，我好久没动笔写文章了，只是兴趣所至，动笔写个字，画个画，以娱乐消遣！”
“那也成，就选您老的字画吧!”我站了起来，这才细细打量起先生的这间书房、卧室兼工作间。屋子相当宽敞，一列书柜书架，装满了各种种类和各种版本的书籍，排列有序。墙壁四周，悬挂着先生自己的水墨画和书法作品，题材多是竹、荷、鹰之类，而画得最多的是竹。看来先生爱竹，不然，他怎么把竹画得那样多姿多彩，或飘逸，或坚韧，或劲节……
先生又拿出一个影集,递给我。我翻开一看，是先生字画的照片和发表字画的剪报。我选了两幅竹画，又指着墙上先生自己书写的一副对联，问道：“秦老，有这副对联的照片吗？”
先生翻了两页，从影集里将这副对联的照片抽了出来，递给我。这副对联是这样的：
犹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岂由之
我知道，这是先生将鲁迅的“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七律《悼杨铨》前两句)改了两个字而成。仅仅改了两个字，使这两句诗渗透出一股凛然正气，展示了先生的人格，使人读后肃然起敬。告辞之前，我请求先生为我画张小品，留幅墨迹。先生欣然应允，走到宽大的写字台前，铺开纸，拿起笔画了起来，寥寥几笔，便成了一幅竹图，然后又在竹图上题字：风雨知劲节。克强同志存正老芹兆阳(印章)
好个风雨知劲节，是鼓励，是期待，还是先生自身的生动写照呢？
我从兆阳先生那里拿回的照片和字画，刊登在《长江文艺》一九九二年七月号的封面和封二上，先生赠我的《风雨知劲节》竹图还挂在我的书房里，可先生却于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八日晨和我们永别了。睹物思人，我写了这些文字，以怀念这位卓越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编辑家和优秀的书法家、画家。
又见邹狄帆
一
云开日出，阳光似知道我的心思似的，透过玻璃窗，把这间书房兼会客厅辉映得热烈而明亮。
我迎上前去，又一次握着著名诗人邹狄帆的手。
狄帆先生依然满面红光，当我再仔细打量先生时，依稀发现他头上的白发似比前几年明显地多了起来。狄帆先生是我景仰的诗人之一，早在三十年前读中学时我就读过先生的诗集《祖国抒情诗》和《走向远方》，那礼赞祖国的激情和向往远方的热烈，给少年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熟识先生却是在先生担任《诗刊》副主编、主编之后。那时，他以诗的忠诚和《诗刊》其他负责人一道，为全国某些因历史的原因受屈的诗人们平反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同时，又为推荐新人新作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记得是在一九七九年元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庄严宣布：全党工作的重点今后将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诗人如何放声高唱“四化”？诗笔怎样谱写新时期的节奏与旋律？这是当时摆在每一个诗歌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团结诗歌队伍，繁荣诗歌创作，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诗刊》社在北京召开了诗歌创作座谈会。
当时，我正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帮助工作，诗人李瑛、纪鹏要我也去听听这个会，我便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座谈会。会上，我除了幸运地听到胡耀邦同志富于激情的讲话和胡乔木、周扬同志关于发展中国新诗精到的发言外，我也有幸见到了我从小就景仰的一代著名诗人艾青、臧克家、贺敬之等。
会议休息时，诗人叶文福引我去见邹狄帆先生。先生如同他的诗一样热情纯朴、豁达豪放，琅琅的天门乡音使我少了几分拘谨，多了几分轻松。
这之后，我对先生也熟知起来。这才知道早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先生还在应城县读初级中学时就开始学写新诗，并给上海的《青年报》和武汉的一些报纸投稿，均被刊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先生在武昌实验师范学校读书时，又以满腔的激愤写了两部长诗《没有翅膀的人们》、《木厂》。这两部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不幸、对不合理的社会进行了血泪控诉的叙事诗，前一部寄出后几经周折才于一九三七年初在《中流》上发表，而后一部直到一九四六年才由巴金为之出版。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先生写了《在天门》，揭露抗战后方的黑暗，巴金又以《烽火小丛书》出版了他的这部报告文学式的长诗。
怪不得后来有机会见到狄帆先生，他总告诫我们说：诗歌创作来源于斗争生活。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对崭新生活的实践经验，也就是说你不深入到生活的深处，你就无法深入了解新的现实生活和奋斗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风貌，你就无法了解新的生活中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无法倾听他们的呼声，你就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你生活的这个时代和人民大众的瑰丽诗章。
听先生的教诲，我每次都有许多收获，得到许多教益。
二
和狄帆先生熟了，自然谈话也就放得开些，这位前《诗刊》主编，和我谈得最多的还是诗。
我请先生谈谈当前诗的生存状况并就此谈一点意见。狄帆先生斜躺在沙发上，突然扬起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就仿佛梳理久贮的思绪一样，显得宁静安详、神情泰然。
“我们的时代需要诗歌。”狄帆先生说，他显得有些激动。
是的，人没有物质财富的支撑将难以生存下去。同样人没有精神财富的支撑也将难以支持下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为人类筑起了塑造人类精神的圣洁殿堂，收容人类流失的灵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为人类创造了与物质世界相辉映的精神世界；如果说物质世界的主宰是能量，那么精神世界的主宰就是美。
“无需讳言，当前的诗坛，客观地说正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缺乏热点，或者说缺乏攫取人们整个心灵的力作。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诗坛以外的外部客观原因，就诗本身而言，它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纯艺术现象，时代精神的淡化和社会功能的弱化几乎使诗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先生说到这里，语气显得有些沉缓凝重。
听了先生的话，我也有同感。我说：“ 媚俗的诗歌写作，带来了诗歌的矫情、粗制滥造，而诗歌虚假的繁荣，又使真正优秀的诗歌被掩盖，也使诗歌的自身受到伤害。就拿曾经走俏的席慕蓉、汪国真的诗来说吧，不错，他们有一些诗写得还算清新、隽永，也确实能给人一种审美享受，但诗坛更需要有深度有厚度也有力度的诗作。而另一部分诗人，我以为仍停留在对旧的诗歌的背叛与反动上，标新立异，他们怀着被遗忘的恐惧，凭着年轻气盛，拼命地鼓捣出舶来的眩目的东西抛向诗坛。这些年轻人更像一群伐木者，只带来了锯子，只知道砍伐。我以为，对惰性的旧的诗歌及其审美传统的警醒与破坏已基本完成，我们的诗歌写作应该上升到建设意义上来，我们的探索与实践应该上升到建设意义上来。”
先生听了我一番感慨，点了点头，又说：“当今诗坛，似显得浮躁，盲目地追赶潮流，随意翻翻诗歌报刊便可以看到大批泛滥成灾的‘农业诗歌’ 、‘工业诗歌’、‘城市诗歌’、‘麦地诗歌’等等，致使大批平庸的作品出笼。殊不知，诗人的浮躁往往使他们无法拥有诗的感觉，所以，很多浅薄的诗人比他们的诗还要速朽。”
“诗歌的力量，在于生命的力量。”先生从沙发前的茶几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接着说：“我们有些诗人注意了深入到诗歌之中去感悟生命，而忽视了深入到生命中去感悟诗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倒是要感激那些以生命殉诗的诗人。”
“深入到生命中去感悟诗歌”。我默默地听着，默默地念着，更是默默地记着。
说到这里，我问起先生的近况。先生指了指铺在写字台上的稿纸说：“我目前正在写一部描写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的故乡青年思想、生活的长篇小说，近四十万字，初稿已经杀青，正在修改中。”
顺着先生的手指，我看见厚厚的一叠稿纸堆在案头，我想，先生出版的二十五部诗集、诗论集、散文集，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四部译诗，一部翻译长篇小说，不就是这样一页一页、一叠一叠稿纸叠积起来的吗？
三
诗人说起诗来，总有说不尽的话题。
狄帆先生先是问起老诗人徐迟、曾卓先生的近况，待我一一介绍后，他又叮嘱我回到武汉后见到徐迟、曾卓先生，一定要代他向他们致以诗的问候。接着，先生又问起湖北诗坛的近况。
我说：湖北的文学期刊，除了我供职的《长江文艺》目前给诗还留有一席之地外，其他报刊上诗只是篇尾题头补白，我的感觉是今日的湖北诗坛，似乎有天地悠悠、苍茫寥廓之感。
先生听我这么一说，抬起头来，略一沉思后说：“新时期以来，湖北诗人应该说为了新诗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可贵的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乡土诗’的创作实绩，令诗坛侧目。”
先生十分关心家乡青年诗人们，点着名字问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问他们在思索着什么写些什么。我向先生介绍了几位青年诗人的创作态势及他们的追求与向往后，又介绍了湖北几位重要诗人的近况：有的北上南下，有的远走异邦，有的改弦更张经营小说，有的下“海”闯荡……正是由于用力不专，持之未久，以至“乡土诗”风流云散，未取得更大成功。现代主义的诗歌实验，也有创作实绩，但缺乏有力的推动终致中道夭折而未能闻达于世，思之，感慨良多。
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诗人应比常人更有甘于寂寞的勇气，尤其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时代，要少一点适应的“聪明”，多一点执著的“笨拙”。
是的，执著于诗的人必将淡漠功利主义对自己的引诱，而现实生活中，依赖功利主义的恩惠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这常引起诗人们的痛苦与烦恼。
接着，狄帆先生说：“感谢故乡诗人对我的信任，我常收到青年诗人出版的诗集，我有一种感觉，不少人的诗集出版后，似乎未看到批评媒介的响应，限于目光和精力，我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也很少。”先生的真诚令我景仰，事实上且不说先生在主持《诗刊》工作期间，曾以极大的热情推出一批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人，推出一批批格调清新的新作，单说他重返故乡参加平原诗会，对家乡的青年诗人们的爱护、帮助，就足够我大书一笔的。青年女诗人华姿曾给我说起这样一件事：她出版的处女诗集寄给狄帆先生后，先生一口气读完了，并写信给她，称她的诗“是青年人的诗，充满青春的活力，清泉一样的爱之歌。”“但是，作为一个家乡的长辈，我也希望你不要倾尽全力写这样的诗(这里是说你在写这类诗时，是要倾全力的)，而要有广大的心志，拥抱社会，把精力花在写人，写千百万人们的目前的生活斗争上，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儿女，为他们而唱！”这岂是一位长辈诗人给青年诗人的殷殷教诲，这更是一位时代歌手内心的独白。
临别时，狄帆先生问起我近年的创作情况，使我惶惑不安。听了我的介绍后，先生赞许了我对诗的执著，同时希望我利用《长江文艺》这块阵地，团结更多的青年诗人振衰起弱，为湖北的新诗发展作出可能的努力！
我点了点头，当我伸出信心和决心的手与先生握别时，我感到先生手中的力量，那是支持、鞭策和鼓舞呵!
当死神扇动翅膀的时候
——忆念戴厚英
这是一篇小说的题目，这是戴厚英一部中篇小说的题目，这是戴厚英的一部没有发表的中篇小说的题目，就因这部小说，我结识了戴厚英，和她相处了一些日子。
那是一九八三年七月，我供职的《长江》文学丛刊决定在神农架举办一次笔会。戴厚英在被邀请之列，这不仅仅因为戴厚英此前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人啊，人》和《诗人之死》饮誉文坛，也更因为我的同仁们注意到她刚刚发表的那些描写她故乡淮河岸边的乡村故事。
戴厚英来了，戴厚英风尘仆仆从上海来了，当我接过她简朴的行李时，她握着我的手说：“真不好意思，我把我的女儿也带来了。”说着，便把她的女儿介绍给我，并嘱她：“快喊叔叔。”
“叔叔好!”说着，戴厚英的女儿便躲在妈妈身后，看上去，女孩剪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高挑的个儿，一副中学生的模样。
后来，在神农架的日子里，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才知道戴厚英的女儿叫醒醒。这孩子生下一百天后，由于与丈夫两地分居，在上海的戴厚英举目无亲，又住在集体宿舍里，无法照顾孩子，便把女儿送给自己的父母抚养。孩子四岁时，因夫妻间感情的恶化，她与在安徽工作的丈夫离婚了。此时，她很想把孩子接到身边，让孩子的欢声抚慰一下她滴血的心。然而，要养老抚小，她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带孩子，女儿不得不依然留在她的父母身边。孩子五岁半开始在乡下上小学，直到上中学后，戴厚英才把她接到自己的身边。如今醒醒已是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三年级学生。
怪不得在神农架踏访的途中，无论是登上壁立千仞的巴东垭看千里云海、群峰奔涌，还是钻入深不可测的燕子垭上的燕子洞与一群群野燕嬉戏；无论是在飞流直下的香溪源头手捧清泉洗去旅途的风尘，还是在阳日湾清澈的山溪中寻觅一枚枚花纹奇特的石子；无论是结伴携手丈量数十米高且有千岁高龄的铁坚树，还是注目红坪十里画廊的一步一景；无论是夜宿酒壶林场与伐木工人畅饮美酒，还是登上神农架的主峰眺望万里神州……我都看见戴厚英和她的女儿一路相携相伴，谈笑风生，仿佛一对老朋友，惹得同来参加笔会的水运宪、陆星儿嫉妒不已。
我理解戴厚英与女儿相濡以沫的情感，何况在这谜一样的神农架，有那么多诱人神往的东西呢！
我知道戴厚英，与诗人闻捷之死相关。
诗人闻捷，是我喜欢的当代著名诗人，且不说他的诗集《天山牧歌》至今立在我的书架上，单说他的《我思念北京》，不知被少年的我吟诵了多少遍，以至成为我中学时代诗朗诵的保留节目。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著名诗人，一位十五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共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迫隔离审查。在由上海作家协会与上海京剧院组成的审查组中，就有戴厚英。后来，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竟然相爱了。在那个非常时期，他们的恋爱对于个人也许是寻求一种非常的支持与安慰，然而社会评判不然，他们的恋爱被当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闻捷愤然自杀了。戴厚英也因闻捷之死猝然病倒，她把失去恋人的巨大悲痛埋在心中，七年后，她含着泪水写完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笔会期间，我曾几次想和戴厚英谈谈我读《诗人之死》的感慨，但我终于没有这样做，我怕触动她痛苦的伤疤。
戴厚英是以《人啊，人》饮誉文坛的，她的处女作《诗人之死》却是在《人啊，人》出版一年后才出版，这本书出版后我很快就找来读完了，可是《人啊，人》却无缘相见。说来也巧，一日，我们几位编辑去神农架的首府——松柏镇，就在这个镇的小小的新华书店里发现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总共五本，我们便一人买了一本，回到招待所后，我们拿着书，请她签名。
戴厚英一惊，似有点不相信地说：“这深山老林，也有《人啊，人》？”李建纲诙谐地说道：“神农架不仅有《人啊，人》，还有野人哩，把美国佬都引来了。”说得大家都笑了。
她签完字后，连连说：真不好意思，应该由我送你们的，说着便要掏钱，被我们笑着谢绝了。
一连三天，我便读《人啊，人》，当我掩卷沉思时，灵魂仿佛受到一次洗礼。不是么，那富于文采也富于哲理的文字，就像一把把犀利的解剖刀，剖析了众多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更令人折服的是她在入木三分地剖析刻画别人的灵魂时，首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冷静剖析，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大胆否定。她在《人啊，人》的后记中写道：“我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我曾经虔诚地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阶级斗争。”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我从黑暗引向光明。……于是，我开始思索。一面包扎身上滴血的伤口，一面剖析自己的灵魂。一页一页地翻阅自己写下的历史，一个一个地检点自己踩下的脚印。”
一天晚饭后，我陪戴厚英在招待所门前的小河边散步，感慨万千地谈起我读《人啊，人》的感受。她听后淡然一笑：“别浪费你的时间，多写点诗吧，你看这山这水多美!”
她扬起手，指着浴着夕辉的神农架的山山水水。
神农架，以其涛声不绝的八百里原始林海，以其披云裹雾、重峦叠嶂的三千米高山，给来自各地的作家们留下了多姿多彩的美好回忆；而作家们则以神奇的山水赋予他们的神奇文思，日夜挥笔，给我供职的《长江》文学丛刊留下了风格各异的新作。
戴厚英留下了她的新作《当死神扇动翅膀的时候》。作为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一位读者，笔会结束时，我也读完了这部近六万字的作品，并且写好了送审意见。
戴厚英曾告诉我说：她的文学创作是分两个部分进行的，一部分是写她熟悉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写她故乡的老百姓。她说她是淮河的女儿，她对淮河有割不断的亲情。她居住在上海，几乎每年都回故乡，有时还一年回去几次，每次回去总要小住几天。她说，每次回去都有收获。
我说，我们已注意到你写故土的小说，比如你发表在《花城》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后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的中篇小说《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那纯然的乡亲乡情令我感动。
《当死神扇动翅膀的时候》，写的则是戴厚英熟悉的知识分子。这部中篇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他死了。
一个月之前，他还是生气勃勃，神气活现的，为什么突然变成一具尸体？
我怎么也不相信，当初死神明明扇动着翅膀在我和你的头顶上徘徊，结果掠去的却是他。会不会弄错了？
在作品中，“我”是个“不该把自己和自己的艺术缩得那么小”的微雕艺术家，“你”是一位“照相机里有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精灵”的摄影艺术家，也是一位肝癌患者，而“他”则是一位“就是将报纸上的社论，翻译成文艺上的术语，生吞活剥，不伦不类”的文艺理论家。就这么三个人，在疗养院里面对人生、事业、爱情以及生死问题共同演绎的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
也许戴厚英从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的是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故而她的作品理性似乎多一些。在这部小说里，她依然以她那支力透纸背的笔，剖析灵魂，拷问人性。
小说送审通过，拟与其他几位作家在笔会期间写的作品一起发在《长江》文学丛刊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上。因编辑部当时实行轮班制，发稿三校付印后，我便请创作假去了我的故乡黄冈。一个多月后，我从黄冈回汉，发现已经印好的刊物重新拆装，拆下戴厚英的《当死神扇动翅膀的时候》，临时补进汪承栋的《还我女神》。真是神来之笔，两部作品篇幅相当，补得严丝合缝。
这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的早。
解释是多余的。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戴厚英，并从印刷厂找来两本刊有《当死神扇动翅膀的时候》的《长江》，一本寄给了她，一本自己留作纪念。
如今，这期没有公开发行的《长江》还存放在我的书架上。这就是说，一九八三年第四期《长江》有两个版本，不知寄给戴厚英的那本《长江》还在不在她的书架上？
后来，我在《长江》文学丛刊工作期间，曾几次写信向她约稿，她都来信婉言谢绝了。
戴厚英在家中突然遇害的消息被新闻传媒披露后，使我大为震惊。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作家呵！她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人啊，人》之外，还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脑裂》、《空中的足音》、《悬空的十字路口》、《流泪的淮河》三部曲中的两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落》，以及散文集《结庐在人境》、《性格与命运》、《戴厚英随笔》等，共计八百万字。我们知道，戴厚英是位大学教授，育人教书是她的职业，而这八百万字的著作，是她教学之余创作的，这意味着她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况且，这是一位创作生命正进入成熟期，思想敏锐，才气纵横，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呵!
后来，我在《女作家戴厚英被害案告破》的通讯中得知：戴厚英从电视上看到家乡安徽水灾的消息后，心情沉重，寝食难安。七月初她匆匆赶回安徽颍上县南照镇老家，捐上自己呕心沥血积攒的稿费，之后又冒着炎炎烈日四处奔波筹集救灾款。水灾过后，她于八月二十五日凌晨六时返回上海。也就是她在回到上海的当天下午，她和侄女戴惠在家中被人杀害。
读到这里，我已没有眼泪，只有满腔愤怒。凶手竟是戴厚英中学时一位老师的孙子，就是这位老师曾写信给戴厚英，嘱她给予自己的孙子多多关照。然而，多多关照却引狼入室，反害了戴厚英自己。
前不久，我从上海的朋友那里得知戴厚英后事的处理情况。九月三日，上海各界为戴厚英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数百友人、读者以及戴厚兴的亲属参加了悼念仪式。据朋友说，悼念仪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厅门前立柱上悬挂的王元化先生手书的一副长达五米挽联：
辞乡四十年几番风雨几番恩怨就有文章愧须眉江淮自古生人杰
断肠三千里如此才华如此柔情竟无只手挡贼刃南北至今诧噩音
南北至今诧噩音，我便是其中的一位。于是，我写了这篇短文，深深悼念这位我熟识的女作家。
（责任编辑：郭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