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云斋说之四：文学道路上的“探求者”

　　作者简介：何镇邦，曾用笔名霄峰、方榕。福建云霄人。历任北京回民学院、北京回民中学教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研究人员，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研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特别顾问等。一九五九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的奥秘》、《当代小说艺术流变》、《文学的潮汐》等文学评论集，《笔墨春秋》、《文化屐痕》、《文坛杂俎》等散文随笔集，主编《当代名家随笔丛书》等大型书系。评论集《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获第二届当代文学研究奖，评论《诗的报告》获第三届乌金奖，评论《呼唤革命英雄主义》获《解放军报》文艺评论奖。近年来，多次应邀到北美、东南亚和港澳台访问讲学。
　　一九五七年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曾使不少知识分子兴奋莫名，以为文学艺术的春天真的就要到来了！当时，在江苏省文联创作组的几位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叶至诚、梅汝恺、陈椿年、宋词等也想干一番事业，酝酿成立“探求者”文学社团，并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社章和宣言拟好后，陆文夫自告奋勇携社章和宣言从南京赶回苏州，拉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正在苏州写作长篇小说《大江风雷》的艾煊“入伙”，艾煊于是成了资格最老、年龄最大的“探求者”。是年夏天发动的一场“反右斗争”，尽管“探求者”的宣言上写明“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还是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分子”。经过长达二十几年的“改造”，一九七九年，他们真正地迎来了文学的春天，成了文学道路上奋力探求并卓有成就的“探求者”。同“探求者”的诸位仁兄，我大都熟悉，而与其中的艾煊、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四位，交往较多，可以称为至交。而他们又都先后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作古。下面是关于他们的一些零碎的回忆。
　　艾 煊
　　我同艾煊初次见面是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中旬于苏州举行的陆文夫作品研讨会上。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正是江南的好时光，陆文夫的创作也正处于全盛时期，于是，江苏省作家协会在苏州为他举办了一次盛大的作品研讨会。艾煊其时正担任单独建制的江苏省作协的党组书记兼主席，他到苏州为这次学术活动掌舵。我当时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前一年（即一九八三年）创研室编了一册《当代作家论》，其中的《陆文夫论》是我花了不少精力写成的，陆文夫的作品研讨会我当然要参加。那时的作品研讨会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滥，显得特别隆重，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作家、编辑近百人与会。就是在这个会上，人们开始把陆文夫称为“陆苏州”，把艾煊称为“艾江南”的。（据我的朋友、后来曾任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的黄毓璜说，称艾煊为“艾江南”还是我的始作俑，版权应归我。）会上会外，我同艾煊有了不少的交流，交上了朋友。于是，对他的经历大致有了一点了解。
　　艾煊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抗日烽火燃起时就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据他说，他是于一九四二年在抗大八分校当教员时开始正式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创龄”相当长，可以说是位资深的老作家了。他虽然是位老革命、老作家，却全然没有一点官架子，身上仍然保留着相当多的文人气质；而从衣着上看，则更近似一位老工人。一九五六年（一说一九五七年），他任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是分管文艺的官。据高晓声后来回忆说：“一九五五年我住在无锡市肺结核防治院治疗的时候，艾煊有事来无锡，便坐了轿车来看我。当时有资格坐轿车的干部来医院看过我的，也只有他一个人。”（见《往事不堪细说》一文，载《艾煊作品研究》第十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高晓声、陆文夫一帮青年作家正在酝酿成立一个叫“探求者”的文学社，筹办同人刊物，起草了一纸宣言，想让艾煊看看，并拉他“入伙”掌舵。艾煊当时正躲在苏州的一个僻静处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江风雷》，于是，陆文夫自告奋勇回苏州找到艾煊。据高晓声后来回忆说，当陆文夫拿着“探求者”的宣言在苏州见到艾煊时，“他虽然不曾同意，也并未拒绝。”因此，当“探求者”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高晓声、陆文夫们无一漏网地划为“右派”时，艾煊也自然被当做“探求者”的一员，由一个老革命变成了“右派分子”，并被送到太湖中的洞庭西山劳动改造。洞庭西山是著名的名胜，又照顾艾煊这个老革命只让他干些采茶的轻活，因此后来艾煊向我陈述这段生活时说，那些年并没有吃什么苦（这有点像汪曾祺当年发配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改造的样子），反而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写下了收在《碧螺春汛》中的多篇优美的散文。当然，艾煊政治生命与艺术生命勃发的时期还是在七十年代末，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改正错划之后。那时，这位老革命又回到了革命队伍，担任江苏文艺界的领导工作，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在领导工作繁忙之余，不到几年间，就创作了电影剧本《风雨下钟山》和长篇小说《乡关何处》两部反响较大的作品，并有大量散文新作面世。这样忘我地工作，真有点拼命的架势。他在苏州时告诉我，八十年代初写《乡关何处》时，写到最后几章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常常是写一点儿就得伏案休息，于是只好草草结束。这就是作品有点头重脚轻的原因。
　　自从一九八四年春天在苏州陆文夫作品研讨会上同艾煊认识后，我们之间陆续有了些往来。
　　是年秋天，单独建制之后的江苏省作协举办盛大的太湖笔会，邀请天下文友聚会于钟山之下、太湖之滨，历时十余天，先在南京集合，畅游金陵古城，然后移师江南名城苏州，探同里、访甪直、游盛泽，最后一站到了无锡和宜兴，并在无锡闭幕。这是我一生经历的规模最大、收获最多的一次文坛盛会。在这次笔会上，我同艾煊再次见面。他作为江苏省作协的主席兼党组书记，本来可以坐镇南京指挥的，可他不愿意放弃这次同来自四面八方文友相聚的机会，于是从南京到苏州再到无锡，他一路陪着大家。当然，他不是那种事无巨细都要揽过来的官僚，在笔会的整个行程中，他潇洒得很，大事过问，小事放手。于是，当我们住在苏州南林饭庄一座旧楼里的那几天，常在一起聊天，一起到楼下的客堂里欣赏为我们专场演出的评弹，也围观他同吴强等老同志下围棋。正是这次笔会期间，他告诉我，已无意于官场，并准备把自己的创作暂放一下，腾出手来抓一下江苏青年作家队伍的建设。他说，有时连省人大常委会他都不想去参加，怕浪费时间，而为了选择青年作家进省里的青年创作组，却愿意花大把时间亲自审读青年作家的作品，这绝不仅仅是为了选拔其中优秀者进省作协的青年创作组，也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在他的紧抓之下，三五年间，江苏省青年创作组建立起来了，调进了诸如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储福金、叶兆言等一批青年作家，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和条件。看来，艾煊的心血没有白费，江苏省的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作家梯队比较整齐，继艾煊、高晓声、陆文夫为代表的“探求者”一代作家之后，赵本夫、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这一代作家成长起来，并蜚声海内文坛，这同当年艾煊的战略决策和心血浇灌是分不开的。
　　一九八四年与一九八五年之交，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艾煊率江苏作家代表团与会。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又作为江苏作家代表团的联络员在京西宾馆的十余天中同艾煊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在那十来天中，同江苏代表团的作家往来甚多，在胡石言的策划下，一九八五年元旦之夜同黎汝清讨论其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的详细写作提纲至深夜；关于张弦的理事问题也反复磋商，由我上传下达。这期间，也让我进一步了解到艾煊的朴实作风和沉着冷静的处事方式。当然，还有他身上那浓浓的文人气质，这一切，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再次见到艾煊是一九八五年的秋天。他的作品研讨会继陆文夫之后在苏州举行，我应邀再次到苏州参加江苏文坛这一盛会。记得在会上主要争论这么一个问题，艾煊的文学成就中，是小说成就大，还是散文成就大？我是分工读他的长篇小说的，并有写文章的任务（因为江苏的几位主要作家的研讨会后都要出一本研究论文集，陆文夫的会开过后出过一册，艾煊的会开过后仍然要出一册）。于是我当然尽力要举证论述艾煊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其实，艾煊的散文写得更放松自在些，有其更突出鲜明的艺术个性。而长篇小说呢，境遇大都不佳，一九五六年就在苏州埋头写出的《大江风雷》，迟至一九六六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出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书就压库里了，于是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影响。《乡关何处》，从前半部看，倒是很有特色，甚至说很有点史诗的意味，但写到后面，由于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草草收笔，就显得虎头鼠尾了。大概开过他的一九八五年秋天的研讨会后，艾煊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优势所在，于是此后十余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散文创作方面，且颇有收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友人谢永旺应邀为群众出版社主编一套“当代名家随笔丛书”前后几年共出了三辑三十种。在编第二辑时，我们想到了艾煊，于是在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南下组稿到了南京，艾煊为我安排了食宿等各项事宜，并交了打印得很清楚整齐的文稿《金陵·秣陵》，还带领我认识了诗人、散文家忆明珠，向他组了一部书稿。几年后，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协五大上，他还送给我一套新出版的散文集，共六册，总题为“烟水江南绿”，然后分为《海之潮》、《绿醉天涯》、《人之初》、《醒时的梦》、《海内存知己》、《茶之余》六部分册，由珠海出版社出版。记得之前在南京组稿时，他曾对我说，除交给我的《金陵·秣陵》外，他的散文随笔还可以编成若干集子，可是无处出版。看来，一九八五年秋的作品研讨会之后，他把主要精力转向散文创作，的确写下不少散文佳作，可是由珠海出版社推出的六部散文集，无论是从印制质量看，还是从版式来看，可能是自费书。这正说明散文创作与出版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局面！
　　话还得说回来。一九八六年五月，我到上海出差，回京途中被胡石言传唤到南京商讨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出版事宜，于是在南京有了几天的逗留。这几天，艾煊盛情款待使我没齿难忘！他不仅在金陵饭店的“六朝春”盛宴款待，还让张弦专门陪我去看了阳山碑材。所谓“阳山碑材”是当年朱元璋在南京建都时开采作为碑材的石料场，至今仍遗存相当多尚未运走的作为碑材的石材，值得一看。可是由于交通不便，人迹罕至，跑一趟阳山殊属不易。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着艾煊、张弦等故去的老友对我的厚待。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为山东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时代文学》主持一个聚焦作家的专栏“名家侧影”，向艾煊组稿，他热情支持。关于他的专辑就在这一年第三期的《时代文学》刊出。可惜我当时准备南下珠海治病疗养，行色匆匆，来不及为他写一篇文章。后来就听到他在南京举办别开生面的散文作品研讨会的消息。据说还有一封由他起草的邀请信，措辞相当幽默，其中言及此次研讨会，既无车马费、出场费，也无力宴请与会者，愿者上钩云云。手边正有他草拟的《预请柬》兹摘引若干段落于下，即可见其为人的品格与为文的风范：
　　时下谀词漫天飞舞，直言避讳敛迹。习见者，以文艺捧场，替代文艺批评。学术讨论会，演化成官场排场。这次邀请诸位参加之小集，名曰艾煊散文作品批评会。批评会有别于捧场会。批评也有别于批判。批判为金棍子、银棍子们一边倒的斥责与辱骂。批评，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真话讲坛。
　　……
　　君子之交淡如水，会上会后，既无酒宴，也无水果糕点，更无拎包红包。清茶一杯，废话一篓，龙宫鬼蜮，艺苑凡尘。会开至午，意绪阑珊，即望起驾回府。若意犹未尽，午后续谈。中午则向诸君子呈上快餐一盒。
　　越年，又听到他赴美探亲时查出绝症回国治疗的消息；
　　再后来又听说他住进医院；
　　最后终于传来了他辞世的噩耗。
　　二○○二年七八月间，我突然接到他的长女艾涛来的电话说，其父之文集八卷已校读完毕，即将付梓，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她还说，其父临终前曾留下一份送书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上，我列第一名。听到这儿，我心里一悸，觉得愧对故友艾煊。他是于二○○一年八月十日辞世的。听到噩耗时，我正在准备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理论家访问团赴台访问；访台回来后，又是重庆、武汉、深圳、上海等地跑了一圈，然后又出访加拿大东部的蒙特利尔、多伦多、渥太华等地。既未曾发唁电，又没有写悼文，真是辜负了艾煊生前对我的一片深情！直到二○○二年九月，接到艾涛寄来的艾煊文集八卷，读了一遍，才感到心中稍许平静下来。现在，《艾煊文集》同《鲁迅全集》、《张光年文集》、《汪曾祺文集》、《鲁彦周文集》等一起排列在我书柜最显眼之处，以备时时查阅，这就算是对故友的一点纪念吧！
　　高晓声
　　高晓声是“探求者”的主将，据说“探求者”的宣言是他起草的。因此，在“反右”中，他被错划为“极右分子”，遭到“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处理较严的一种），遣返回原籍（江苏武进，即常州市的郊区）劳动。在那里，一下子待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改正“错划”之后，才回到南京“归队”。高晓声在回忆艾煊的一篇文章《往事不堪细说》中这样写道：“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我们才在南京重新见面，艾煊向大家说了一句伤感的话：‘你们看，高晓声下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青年人，现在回来，已经是个小老头了！’”岁月无情，历史的错误不仅耽误了一个人的青春，也耽误了他创作的大好时机。然而，上帝（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也是公平的，二十二年的磨难也成了高晓声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和生活矿藏。一九七九年春天重返文坛之后，他接连发表了从《漏斗户主》到《陈奂生进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出国》的“陈奂生系列”及其他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中还有一些作品，诸如《陈奂生进城》还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说起《陈奂生进城》，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陈奂生系列”第一篇《漏斗户主》，写陈奂生家人口多劳力少是个透支户，生活穷困潦倒，表现出中国农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状况，是独具社会认识价值的。但是由于作品写得太实，几乎是原型生活的实录，因此发表后反响不大。而这个系列的第二篇《陈奂生进城》，写陈奂生改革开放后进城卖油绳（油条）赚了五元钱，本想买一顶帽子，后来由于他突染重感冒发烧而晕倒被地委书记路过时发现，用小车送至医院并住进县招待所的“高间”这么一段喜剧性遭遇，虽纯属虚构，却把农民进城住招待所“高间”时的心态写得淋漓尽致。其实，陈奂生的这种心态乃是作家高晓声一次住高级宾馆心态的外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七九年“右派”错划改正之后，高晓声同他的“探求者”伙伴们回到了文坛。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为了给他们一次开阔眼界的机会，组织他们一行外出参观访问。他们一行，包括高晓声、艾煊、陆文夫、方之、叶至诚、陈椿年、梅汝恺、宋词等人，从南京出发，经徐州沿陇海线到西安，又从西安穿越秦岭到成都。在成都期间，他们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住进当地最现代也最豪华的锦江宾馆。对于这个刚从苏南农村走出来，在生活的底层挣扎了二十余年的高晓声来说，这种生活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在这座高级宾馆里，高晓声感到无所适从。他觉得眼睛都看花了，从客房里的席梦思床、纯毛地毯到沙发、压水瓶，从洗刷得铮亮毫无异味的卫生间到彩电、冰箱等各种家用电器，他都感到新鲜。几天中，他好似生活在仙境中似的。他体验到人生的沉浮，也感到生活的多姿多彩。当他们一行经重庆、武汉回到南京，他一回到常州，立即投入新的创作。他在成都锦江宾馆这段非凡的生活体验可以写成纪实性的散文或别的文字，但他却把它写进了“陈奂生系列”的第二篇《陈奂生进城》，把他的这段生活体验外化为小说中的人物陈奂生的一段经历。此作大获成功，摘取了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桂冠。可是麻烦随之也就来了，小说主人公陈奂生的原型高奂声听说高晓声以他的经历写小说，不但当上了官，还获取大名大利，便到常州城里找到高晓声，要求帮他的子女安排工作，弄得高晓声哭笑不得。最后，只好给了五百元打发高奂声回乡下老家。
　　高晓声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初，他和林斤澜、陆拂为等人在无锡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上学。晚上常常是三五结队到小酒馆里喝黄酒。据说有一次喝完了交不起酒资，林斤澜脱下身上的西便服作为酒账的抵押品，回到学校后凑够钱才把那件抵押的西便服赎出来。这真是活得够潇洒的！“文革”岁月结束，但错划“右派”还未得到改正的那几年，陆文夫已从苏北回到苏州，有时高晓声到苏州看病或办事，一到陆文夫家，哥儿俩就关起门来喝慢酒，能喝上整整一天，直到陆文夫的夫人管大姐“你们这样子要喝死人的”一声断喝，他们才停杯。一九八五年秋天，我与高晓声一起参加完在苏州举行的艾煊作品研讨会之后，一起经上海到贵州，然后转赴遵义，应邀一起参加黔北笔会。参加这次笔会的除我与高晓声之外，还有以长篇小说《金瓯缺》闻名于世的徐兴业老先生，此外还有何士光、顾汶光、李宽定、曾镇南等。我们在遵义待了近一周，除参观遵义会议遗址、娄山关、红军坟等名胜外，就是喝黔北产的各种名酒。除茅台外，还有董酒、习酒、鸭溪老窖等等，几乎早、中、晚三餐均有酒。尤其是早餐，吃豆花饭、喝小酒，真是快活似神仙。这正中了高晓声的下怀。在遵义那些天，他特别快活，话也就多了起来，给各种酒起绰号，比如说习酒是“布衣大夫”、鸭溪老窖是“辣味甜姐儿”等等。当然，在喝完酒后的滔滔不绝的言说中，也说到他坎坷的经历和带悲剧性的家庭生活。我们一行从遵义又折回贵阳，先到安顺游览了黄果树大瀑布和龙宫景区，又回到贵阳讲学。我由于要赶回北京筹办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工作，提前离开贵阳返京。这大概是我同高晓声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
　　后来，也听到关于高晓声的一些消息，最后，他还是由于家庭生活不幸，身体得不到调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陆文夫
　　在属于“探求者”的诸位仁兄中，我同陆文夫交往时间最长、交情也最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拟编一卷《当代作家论》交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的《陆文夫论》由我撰写，于是同陆文夫有点书信往来。越年，即一九八四年春，江苏省作协在苏州举办陆文夫作品研讨会，我应邀赴会，在会上见到精神矍铄的陆文夫，从此，成了好朋友。当然，我同陆文夫之间纯属评论者与作者的友谊。我一向认为，评论家与作家应该可以成为挚友，可以进行沟通和切磋，而不应该成为陌路和仇敌。因此，我与陆文夫大致上是以文字之交为主，一个时期内，我几乎追踪他的创作足迹，除了《陆文夫论》（一九八三年）外，还写了不少关于陆文夫创作思想与作品的评论，主要有《艺术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略论陆文夫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一九八五年）、《精心营造小说艺术的‘苏州园林’——陆文夫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创作漫评》（一九八六年）等宏观评论，一九八六年上半年，还代他编辑了《艺海入潜记》一书，收入他的创作谈以及艺术随笔十余万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通过对陆文夫作品的阅读和评论，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比较密切的往来，诸如一九八五年一起参加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我是评奖办公室的具体负责人，他是评委，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工作或聊天），或者我在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时多次乘他来京开人大会议或作协会议时请他来鲁院讲课，我对他的为人和创作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我认识到，陆文夫是一位善于思考和探索的作家，是一位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作家。有一次，我陪他到苏州大学为学生作报告，在谈到创作过程时，他把创作过程中的准备阶段归结为“看清楚”和“想清楚”两个阶段，这同当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大家之作”往往是由于作者“见者真”、“知者深”的道理不谋而合。这种见解，深入浅出，丰富了创作学的美学理论。一九八七年秋，他到北京参加作协的理事会，我请他到鲁院给学生讲上一课，由于他白天活动多，只好安排在晚上讲。讲课前，他可能喝了点酒，且达到微醺的程度，于是讲出新的水平。在这次讲课中，他把创作的心理活动描述为“打醉拳”的过程。他说，一个作家在落笔之前，是要对生活“看清楚”，对要写的东西“想清楚”，但是，一旦动笔，就不要太清醒，太理智了，因为创作是一种情感的活动，太清醒，太理智，往往就会太观念化。他用“打醉拳”来描述这种创作的心理活动特征，实在是一种妙论。中篇小说《井》的创作过程则提出了另一重要的创作理论。他的中篇小说《井》发表后，不少读者对他把女主人公徐丽莎写成跳井自杀这么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有点不理解，甚至认为他违背了自己的创作常规，因为陆文夫的一些代表作几乎都是喜剧结尾。诸如《小巷深处》里的徐文霞走向新生活，《小贩世家》里的朱源达幸福度晚年，《美食家》里的朱自冶吃成了“美食家”等等。有一次，我就这一问题同他闲聊，探询他为什么让徐丽莎跳井而死？没想到，这一问却问出他一番精彩的妙论来。他说，当一个人物在作家笔下活起来以后（也就是具有艺术生命的时候），作家就不能任意安排他们的命运。写徐丽莎之死，正是遵照这一原则的。一九八五年春，《中国作家》刚刚创办，派编辑石湾到苏州组他的稿并坐等他的作品，他躲到苏州郊区写这篇题为《井》的中篇小说。写到徐丽莎准备跳井自杀时，他不忍心让这个盼来了春天的美丽女工程师跳进那黑咕隆咚的古井里，于是搁笔三天，想尽办法挽救她。三天过去了，还是一筹莫展，因为在那种情景下，别无他路，只有让徐丽莎跳进古井里，才符合她性格的发展逻辑。于是下狠心动笔写下那个悲剧性的结尾交卷，让坐等于苏州的石湾编辑回京交差。
　　据我所知，除社会上知名度甚高的成名作《小巷深处》和中篇小说《美食家》外，《小贩世家》、《唐巧娣翻身》等是陆文夫比较看重的作品。《小贩世家》写的是卖馄饨的小贩朱源达辛酸的一生，浓缩他对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认识和体验，细节描写也颇为精彩；《唐巧娣翻身》写的则是纺织女工唐巧娣解放以后政治上翻身了，但由于文化上没有翻身，于是在社会地位上仍然处于底层而翻不了身，作品的寓意颇深，耐人寻味。这类陆文夫自己看重的作品，发表出来由于时机不对头，宣传评论工作跟不上，却反响平平。而短篇小说《围墙》却由于一位省委书记偶尔读到，热心推荐而轰动文坛内外，这很让陆文夫哭笑不得。晚年他下工夫颇多的长篇小说《人之窝》除了得到一个“首届紫金山文学奖”外，似乎反响也不够强烈。
　　当然，中篇小说《美食家》反响的强烈程度也出乎陆文夫的意料之外。这篇写一个靠美食成“家”的“白相人”的长达八万字长中篇小说一发表，即产生轰动效应。不仅迅即改编成电影、电视，还被译成多种文字版本介绍到国外去。陆文夫也由此荣获“美食家”的美誉。陆文夫的“美食家”是吃出来的，他只会品尝美食，而不会烹制美食，这一点不如汪曾祺，汪曾祺是既会品尝又会烹制，而且善于烹制。因此，汪曾祺把陆文夫戏称为“半吊子美食家”，而汪自己当然是“全方位美食家”了！陆文夫在美食方面颇为讲究，经验丰富，例如他在中篇小说《美食家》中所说的汤里不放盐是有根据的。他说，汤往往是最后上的一道菜，这时食客们嘴里已积累了不少盐，汤不放盐一进口也就有咸味了。因此，他说，《美食家》中写汤不放盐是有充分根据的。他还告诉我，他的品尝美食的经验也是积累起来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刚出道时，稿费比较高，例如《小巷深处》发表时的稿费就有五百元之多。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五百元是一笔相当丰厚的稿酬。而当时物价低，在苏州的老作家，如程小青先生等都长于品尝美食。于是每次聚会，每人掏一元钱就可以吃到一顿丰盛可口的美食。可见，陆文夫这个“美食家”是前辈程小青先生等培养出来的。
　　我有几次同陆文夫品尝美食的经历。一九八五年秋天，我到苏州参加艾煊作品研讨会，会议期间，时任苏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范伯群把与会的七八位作家、评论家请到苏州大学同学生们见面，做文学讲座，一人讲个二十分钟左右，他们讲了足足一个晚上。参加者有我和老范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贾植芳教授，还有陆文夫、胡石言、高晓声、张弦和我，其他两位记不起来了。当时，还不兴给讲课费什么的，老范的意思是第二天安排在苏州大学招待所的食堂里请我们吃一顿算是答谢。陆文夫说不干，这太便宜老范了。于是他向老范要了一百五十元亲自跑到“小小得月楼”，从经理到厨师再到跑堂的服务员，上下关照一番，让我们美美地吃上一顿地地道道的苏州菜。这一顿美食，可谓色、香、味俱全，尤其是那道豆苗虾仁：翠翠的豆苗上铺上一层白白的河虾的虾仁，不要说吃起来味美无比，就是看起来都是美的。从张罗这顿饭，显示出陆文夫美食家的水平，也显示出他在苏州的公关能力。还有一次品尝美食的经历也让人难忘。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五六月间，我先在上海参加母校复旦大学的校庆活动，然后又到了苏州。此次去苏州一为到苏州大学讲讲课以便好混顿好饭吃，同时也想到陆文夫处把替他编就的《艺海入潜记》的书稿送给他过一下目。于是，老陆请我在家里小酌。那时他还住在善家巷的老房子里，他吩咐小女儿锦锦准备的饭。记得主要有一大盘刚出锅的叉烧肉，还有几瓶啤酒。喝啤酒，就叉烧肉，这顿饭也是我吃后久久难以忘怀的。叉烧肉制作的水平相当高，一口吃了三斤多，以至于锦锦笑着说要收我的伙食费。
　　作为一位知名度甚高的美食家，陆文夫还善饮，即喝酒、饮茶。他喝的是慢酒，以黄酒为主，偶尔喝点白酒和啤酒。我不能喝酒，一般不陪他喝。但是一九八四年秋天的太湖笔会散伙前的晚宴，他劝我陪他喝苏北的名酒洋河、双沟，差点醉了。在微醺中，已故的文友刘亚舟（黑龙江）、顾汶光（贵州）扶着我在太湖边散步醒酒，则别有一番滋味。老陆喝的茶只有绿茶，而且只喝碧螺春。我之喜喝碧螺春，就是他带出来的。一九八四年秋冬之间，由闽返京途中在苏州小憩，老陆陪我游网师园，由于老陆小女儿的面子，公园服务员给我们各冲泡了一杯上等的碧螺春茶：满杯绿色盈盈，氤氲中暗香浮动，浅尝一口，绵甜醇香，回味无穷。从此，碧螺春是我喝绿茶时的首选！
　　陆文夫一九二八年出生于江苏泰兴临近长江的水陆码头陆港，少年时代负笈苏州，就读于苏州中学（即后来的苏高中）。一九四八年渡江赴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次年重返苏州，任新华社采访员，《新苏州报》记者。一九五六年发表短篇小说《小巷深处》，一举成名。一九五七年成为江苏省文联专业创作员，即成为专业作家。后因“探求者”案错划为“右派”。他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早期，生活经历颇为坎坷，也有“三起三落”之说：即发表《小巷深处》，一举成名，为“一起”；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为“一落”；一九六○年重返省文联，为“二起”；“文革”期间，举家迁往苏北射阳插队，为“二落”；“文革”之后，举家迁回苏州，一九七九年改正错划，重返文坛，就只有“三起”了，而再也不“落”了。中年之后，他还是比较顺当的。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之交的中国作协四大上，他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随后，又担任江苏省作协主席；一九八六年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出国访问；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他还作为中国作家唯一的代表出席香港回归仪式。可以说，他的中年后期至晚年，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很是顺畅，充分享受了一个中国作家能享受到的所有荣华富贵。苏州市委市政府还把在带城桥据说原来为市领导建的一套别墅分给他住。当年以至当下，能住上政府分配的别墅的作家，恐怕只有陆文夫了。据说后来安徽也分了一套别墅给鲁彦周，其他的再也没听说了。当然，陆文夫的老境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是疾病缠身，他年轻时烟酒均好，故进入老年后，支气管炎发展为肺气肿哮喘，最后终于肺心病。另一方面，江苏省作协主席宝座突然丢失，令他颇感失落，影响到情绪。他对我说过，有一次省里打电话让他到南京来一趟，有要事相商，他驱车从苏州赶到南京，组织上找他谈话，要他辞去省作协主席一职。他同意了，也就回苏州了。当了好几年的省作协主席就这样让出去了。当然，晚年的陆文夫把精力集中于办《苏州杂志》和经营“老苏州”餐馆上。《苏州杂志》安营扎寨于叶圣陶老先生捐出的宅子里，倒是很安闲，杂志也办得颇有特色，老陆从组稿到选稿、编稿，事事过问，精心编辑，付出很大的精力。但囿于只发写苏州的作品，使杂志只有地方性，缺乏全国视野，故也难以走进全国读者的心中。倒是对吴文化的开掘与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老苏州”餐馆，他只是后台，一切由其小女儿陆锦打理。后来小女儿陆锦病逝，“老苏州”餐馆也就不知所终了。记得二○○○年秋天，我应邀到苏州大学讲课，恰遇我的六十二岁生日，老陆还请我在“老苏州”过的生日，锦锦还为我特地做了几个大寿桃呢！
　　老陆有两个女儿：陆绮与陆锦。绮绮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到北京当了律师。可在八十年代中期被查出患有肺癌，好在早期查出、精心治疗，并请当时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肿瘤科主任段凤舞大夫为她诊治。段大夫的父亲是清代宫廷的太医，家学渊源，他一方面为绮绮开了一剂常服的中药，以去邪扶正，增强体质，保证她顺利地进行“放疗”和“化疗”；另一方面，又为她开出了“犀黄丸”的处方，共五十余味中药，其中有牛黄、麝香等名贵中药。老陆夫妇为配制“犀黄丸”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估计老天也为这对夫妇的爱女之心感动了，终于把药配好了。将近三十年过去了，绮绮仍然健康地生活着。可小女儿锦锦却没有姐姐那样幸运，她因病过早地离开了父母！锦锦本来是为了陪老陆夫妇而专门留在苏州的，她过早地离世对老陆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我最后一次到陆文夫家是在他辞世的前一年的年底，即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时，我与何西来应邀先到无锡参加了为十个青年作家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会后顺访宜兴、常熟、苏州，在苏州大学讲完课后准备返京，听说老陆刚刚出院，于是准备去看看他。先托范小青给管大姐打了个电话，遭婉拒，但我不顾一切买了鲜花和水果直奔带城桥路三十六号的陆府。陆文夫此时显得消瘦憔悴，但见到我这个老朋友在圣诞节前夕到来，立刻来了精神，从躺着的床上坐起来，在我的坚持下，躺在病床上同我及西来聊了半个多小时。没想到，这竟是我同他的永诀！
　　叶至诚
　　叶至诚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二公子。在“五四”以后文化名人的后人中，叶至诚是最为低调的一位。在“反右”之前，他低调地生活，从不拿他的父亲说事；“反右”之后，他因“探求者”一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更是低调做人了。一九七九年改正错划后，他当了《雨花》的主编，“探求者”的同仁一个个红起来，他仍然一味地低调。我同他见过几次面，几次在南京的会上或某个饭局上。有一次是在北京东四八条他父亲的家里见到他，只是寒暄几句而已。和他真正有所交流是在同时参加一九八四年秋天由江苏作协主办的太湖笔会上。在这次笔会上，不仅同游同聊，还有几天同居一室。虽然彼此的鼾声有所相扰，却相安无事，而且聊得很好，因之可以称为朋友。
　　记得至诚兄多次告诉我，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名人的阴影下。小时候生活在其父亲叶圣陶（绍钧）的阴影下，叶圣陶先生是位大作家，但对子女要求极严，叶至诚虽然是其少子，其上还有姐姐和哥哥，却一点也不纵容他，由不得他耍公子哥儿的脾气，于是只好低调为人。长大成人了，娶了个老婆是锡剧名角姚澄，甚至可以称为表演艺术家，在江南一带的名气大得很，出去场面上应酬，人家一介绍他就说，这是著名演员姚澄的爱人。在老婆的阴影下生活，只好继续低调为人，仍然抬不起头来。到老了，儿子出名了，儿子叫叶兆言，在文坛上名气也不小，是位硕士出身的著名青年作家。因此父子出去应酬时，人家一介绍他就说，这是著名作家叶兆言的父亲。又得生活在儿子的阴影下，此时他除了继续低调似别无选择了。如此这般，本来老实巴交的叶至诚就更加朴实无华了，甚至可以说朴实得有点窝囊。
　　其实，叶至诚也是很有才华的，他的散文随笔写得很出彩；《雨花》在他的主持编政之后，也办成了全国闻名的名刊。只是他们一家（包括他父亲及哥哥叶至善、侄儿叶三五等等）太出名了，于是就轮不到他显山露水了。
　　一九八四年秋天太湖笔会，从南京到苏州，由于我睡觉打呼噜，一般受到照顾，单居一室。比如在苏州住南林饭店期间，就在艾煊、吴强、王西彦等老同志住的小楼上，安排一间耳房（可能是秘书或传达室之类）让我单独住，以免“扰民”。可是到了无锡住进湖滨饭店，房间有点紧张，不能单独居住一室了。于是就与同样打呼噜的叶至诚同居一室了。叶至诚的呼果然打得超水平，以至我三天晚上均无法入睡，起来挑灯夜战写文章。听至诚兄打呼噜很有特色，他是先憋住一阵子，然后一下子打出来，于是像山崩地裂似的，颇为震撼人心。他有时醒过来，睁开眼看我端坐在写字台前，开着灯写文章，似乎抱歉似的冲我嘟囔几句，我赶紧说声“没事，没事”，他又倒头睡去了，呼照打，直至天亮。于是在无锡湖滨饭店与叶至诚同居一室三夜的情况，快过去三十年了，仍然难以忘怀。
　　后来，很少有机会见到叶至诚了，倒是常常见到他的儿子叶兆言，见到时就问一句他父亲怎么样，他回一句“还好”就过去了。直到他悄然辞世后，见到叶兆言时就不再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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