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近些年来，“新世纪文学”已逐渐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仅我收到的一些当代文学学术会议的邀请函，其中的会议议题都是“新世纪文学××××”，足见它已成为学界约定的概念。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概念，一个不具备科学性的空洞的能指，因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能恰好在“新世纪”这个时间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充其量只是批评家们喜新厌旧的一种表述策略。一种针对特定时间的命名活动而已，折射了当前批评界的理论焦虑症。
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其主要理由是，“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一个有关文学现象的简单命名，也不是批评家们用完即扔的临时口号，而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文学史指向的特殊概念。也就是说，“新世纪文学”是以明确的时间为依托，描述自此以后种种新的文学变化，以及这些文学变化在未来时空中的演进态势。它只是试图区别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被无限延伸所带来的尴尬和不足，而不是要与此前的文学历史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告别。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任何文学史的概念都具有特定的时空指向性，同时又具有相对的时空包容性。譬如，我们说“先秦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等，无一不是指向特定的时空，同时义无一不是体现了某种时空的包容性。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元年，便是中国文学出现又一划时代变革的明确标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它们来对文学史进行阶段性描述，也不妨碍文学研究内部的专业化学科设置。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命名也同样如此。譬如“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划分，也是依据特定的历史时间，即一种政治化的历史时间作为界限。尽管人们对这种划分充满疑虑，甚至在专业化的学科建设中不断进行调整，但是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文学史概念。即使在当代文学领域中，有关“前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概念，也都是依据特定的时空指向，描述某一阶段的中国内地汉语文学。如果动用严格的科学概念所必需的内涵和外延来审视，它们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都必然要受到置疑。但问题是，质疑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些更严密更合理的概念来描述?
文学史不同于社会政治史。社会政治史可以通过明显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结构形态的断裂性变化，来体现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截然不同。而对于文学史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都有其内在的不断延续的精神脉络，也都隐含了某种潜在的审美惯性，也即文学内在的完整性。但是，我们在对文学史进行阶段性的研究时，又必须启用一些特定的概念，以便设定相对独立的文学范畴。这些概念的命名和启用，主要依据的原则就是文学自身的重要变化。
譬如，我们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是基于此后的文学开始了白话文的自觉写作。此一行动使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在表达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确定了以前文学创作不甚明确的启蒙思想。但是。我们不能紧紧盯着“一九一五年”这个特定的年份，以此来审察“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否科学，因为仅仅通过这个特定的年份，很难甄别中国文学由近代到现代的变化。事实上，很多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十九世纪末期的大量文学实践，都已在推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如果从发生学角度来探讨，近代文学中有近一半的历史时段，也可以划入现代文学之中。但上述这些情况并不影响“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的成立。相反，这些延伸性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现代文学颇为漫长的孕育过程。
再看“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通常情况下，它是指一九七八年之后的当代文学，即由“伤痕文学”为发轫之作的文学写作。它突出地体现了当代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不再简单地迎合权力，而是开始自觉控诉“文革”十年的动乱历史，并对极“左”思潮及意识形态化的工具性写作有了明确的反思。此后的文学发展，正是沿着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张扬而前行，并与“文革”时期的文学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如果一定要追究为什么是“一九七八年”而不是“一九七六年”或“一九八0年”，那么，这种讨论就成了对文学史概念的“精确定义”了。而事实上，这类“精确定义”最终都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变化都是一个过程。
我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是为了说明“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虽然将起点确定在新世纪的开始，但这同样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界限，具有特定时空的包容性。如果一味地追究“二000年”是否具有绝对的界碑性意义，是否明确体现了当代文学在某种本质上的裂变特征，那无疑是难以做到的。有很多学者谈到这一问题，也认为九十年代后期的很多文学现象，其实已经预示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特征。张清华就认为，“新世纪文学”的起点，不宜机械地划为二00一年零点钟声响起的那一刻，实际上与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文学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张未民也曾说：“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是相互重叠在一起的，互相包容的，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并不是对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反动和抛弃，我们宁可将两者看做是一体生长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将新时期文学的一九七八年的起点，同样看做是开启了二十一世纪文学的起点。站在今天新世纪的立场向后看，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新世纪文学不过是从新时期文学中仿佛蝉蜕一般生长出来的一种新质的文学，而新时期文学就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前世肉身，一个可供蜕变的潜结构，一个过渡性前奏。”此外，像雷达和任东华也强调，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传统文学经验陷入困境和“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三个要素。都对“新世纪文学”的生成产生了内在的作用。
当然，“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之所以被学界不断提起，还是因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确实出现了诸多根本性的变化。就我个人的思考，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以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网络文学的全面兴起。在此之前，活跃于网络之中的作家，仅有痞子蔡、安妮宝贝等少数人，而且他们没有依靠网络形成自己的消费市场。但新世纪之后，网络作家迅猛崛起。据白烨统计，仅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榕树下四家网站，就有注册作者七十多万人。网络文学的作品数量更是几近天文数字。有人统计，目前的起点中文网就存有原创作品二十二万部，总字数超过一百二十亿，日新增三千余万字。即使是像“幻剑书盟”这种类型化的文学网站，也拥有原创作品两万多部，其中有四百部作品日均点击率达万次以上。在这些网站中，有大量作品均需付费阅读，这属于一种商业化的常规运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甚至可以预见网络将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文学领域。
二是大量类型化写作模式的涌现，改变了以往文学的审美特质，使人们很难以既定的审美价值系统来做出艺术判断。譬如，在“七0后”和“八。后”作家群中大量存在的“青春”、“架空”、“悬疑”、“玄幻”、“戏拟”、“盗墓”等写作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作家对历史和人生的严肃思考，也看不到作家对人类精神的深度追问，但这些写作的背后依然凸现了某些主体精神的反抗倾向，亦折射了新一代作家对理性生存秩序的怀疑。这种由消费市场培育出来的文学创作固然存在诸多的弊端，包括以利益化的、自下而上的手段，对创作主体进行潜移默化的精神劫持，但是，如果将它与体制培养出来的文学进行比较，前者无疑更能够体现文学的自由生长状态。更重要的是，随着历史的自然发展和一代代前辈作家们的老去，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终归由他们来承接。
三是创作视点的下移和底层群体书写的全面兴起。以往的精英化宏大叙事不断减弱，作家的关注焦点越来越滑向俗世主义。譬如，在书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作家喜欢将各种时尚化的信息或夸张的言词作为创作的核心元素，精心描摹人性本能的骚动和放纵，以及两性之间的欲望游戏。特别是一些年轻作家的创作，表面上看，充满了对现实伦理的反抗精神，具有某种人性自由的理想冲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下半身写作”的诗歌，像沈浩波的《一把好乳》、伊沙《一个雏妓的世界观》、朵渔的《我梦见犀牛》、尹丽川的《今天上午》、巫昂的《青年寡妇之歌》等等，但读完这些诗作，你会发现，所谓的反抗，其实是替人性的堕落提供某种消极的辩护。这种情形在九十年代虽然也有所体现，但是并不突出。自从卫慧、棉棉、木子美等人在新世纪之初发出另类的“尖叫”之后，便更为突……另外，在“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中，俗世主义气息或许不那么突出。但是，强烈的道德化立场、表象的经验化临摹、模式化的艺术思维，却显得非常突出，这让人很难发现创作主体的深刻思考。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反思，还是对弱势者内心梦想的体察，这些作家都只是停留在各种社会新闻所提供的信息层面上。
四是文学理论的位移与实用主义美学的兴起。与新世纪之前的学术界相比，近十年来，理论界明显感受到以往的本质主义并不能解释当前变化了的文学创作。于是，理论界出现了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争论，并进而全面思考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特质，即“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有很多学者都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不仅是对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文学发展的一种科学阐释，体现了纯文学衰微和文学性扩张的特点，而且也是文学实践对实用主义美学的不自觉的捍卫。
对于新世纪文学所涌现出来的各种特质，不同的学者当然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法。就我所看到的一些文章，都是通过对此前的文学创作进行认真比较而得出的，并非印象式的妄断。譬如，白烨就从“民间化”、“商业化”、“青春化”、“分群化”等角度进行比较性分析，认定新世纪文学打上了它特有的时代印记，使它呈现出了与以前的文学时代完全不同的独有风貌。张炯从全球化的角度，认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全面崛起，新世纪文学更加体现出世界性的走向。孟繁华则强调，商业霸权已构成新世纪文学极为显著的特征……尽管这些判断不完全一致，但它们都阐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世纪以来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正是“新世纪文学”作为文学史概念成立的核心依据。
毫无疑问，“新世纪文学”毕竟才走过十年的时间，所有的审美特质还有待于通过具体的文学实践进一步发展，所有学者的思考和判断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化。但这并不影响“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的成立。因为它既呈现了对九十年代文学的承续状态，又体现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合理性的存在只是一个前提，就“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而言，还有命名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主要体现为我们对文学史的描述必须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概念。从当代文学学科角度看，“新时期文学”确实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主要指向由禁铜到开放、由规训到自由、由一元到多元的文学创作实践。当这一过程历经三十多年的努力，同时新的消费主义与信息主义时代已经全面确立后，再延续这一文学史的提法，多少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事实上，九十年代中后期，不少学者就已开始自觉回避这一概念，他们要么改称“九十年代文学”，要么提出“后新时期文学”，这都说明“新时期文学”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由“新世纪文学”接过历史的旗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更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的概念本身还有一种开放性和伸展性。张未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更加具有整体性和存在的理据，从而开启自己的“新”的“世纪”。这正是新世纪文学的历史逻辑的起点。新世纪的文学视野会超越近代、现代、当代等断裂性划界，而整体地与二十世纪相对接，进而开启新的境界。它不拨乱反正，也不新旧两重天。更不狂热的创新。创新和继承都将是谨慎的，而“新”已不再是激进之“新”，“新”这时已是我们不能不追求并与之对话的平常之物，这样，也只有这样。新生或生长才是新世纪的“新”的态势。我非常认同这一阐述。“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一个断裂性的口号，而是面向新的文化历史语境，面向新的文学发展趋向，在承续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脉络之中，又全面展现中国作家新的审美追求的一种历史表述。
(作者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新世纪文学”：一种“大文学史”观的建构
欧阳光明
自从《文艺争鸣》开辟专栏探讨“新世纪文学”以来，“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就受到了大多数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的青睐，他们认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的个体意识和社会的整体意识都有别于上个世纪，社会环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中，使得文学的表现形式和书写内容也出现了新的质素，雷达曾有言：“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有五、六年，若加上性质相近的上世纪最后五、六年，也有十年左右的光景了，这段时间所呈现出来的大量新质素。已不容忽视。”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新质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它有别于“新时期文学”。既然“新时期文学”已经不能涵盖这一文学现象，为了对新的文学现象进行有效的研究，对文学的重新命名势在必行。
虽然许多学者都意识到“新时期文学”的使命已经终结，但对文学进行重新命名，他们还是持审慎甚至反对的态度。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批评者认为。现今文学的变化还处于未明状态之中，在没有对文学的新质进行系统研究之前，就进行仓促的命名。会使得命名活动无疾而终，因为它名不符实。更有甚者认为，这一命名不过是“当代文学界与批评界在精神资源清空的前提下，为保证自己话语权的不被散失而精心合约过的一次集体逃亡行动”。出现这样争鸣现象，得出如此截然相反的结论，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也可以理解。因为“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一个总结性的命名，而是对文学发展的前瞻性展望，这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展开性。它既没有固定不变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还在不停地生长当中)，也没有成型的研究策略和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从另一方面来看，论争这一现象，也从一个反面说明了学界对重新命名的慎重，也说明了学术生态环境日趋健康。
我赞同“新世纪文学”这一命名。但对这一概念本身所潜藏的危机，我以为也需要保持高度的清醒认识：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大而化之而无具体指称之嫌，这无疑会受到批评者无尽的责难。但舍此，实难再找出一个更为合适的概念。因为这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文学，任何具体而确切的命名都有可能被文学的具体发展所颠覆，最终都将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将之称为“新世纪文学”，既是为了慎重起见，也是为了对文学的发展变迁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因此，这一概念看似空洞且言不及物，实则具有可供阐释的广大空间和巨大的包容性。
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中，“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一个被学界广为接受的文学史概念，虽然质疑之声仍未消失，但至少已经表明，“新世纪文学”的合法性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可。为了厘清“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实质，打消批评者们的一些疑虑，我们有必要重返这场争论的现场，以其获得一个相对明晰的答案。围绕“新世纪文学”的争论，学者们探讨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新世纪文学”究竟开始于何时?二是它究竟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还是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关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人都知道，“新时期”文学，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新世纪文学”并没有出现断裂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可以视“新世纪文学”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的延续，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结果。由此，一些学者提出，新世纪文学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世纪文学不是一个自然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因而它的起点，不应该是新世纪元年，而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张未民、张颐武等人也持相类似的观点。确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开始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由孤立到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在这一经济大潮的影响之下，人的心理、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时代的大转型中，文学也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从产生机制、出版发行机制、审美形态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大大减弱了，…新时期文学’那种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新世纪文学’中似乎变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的踪影，一个无足轻重的历史档案。”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松绑，使得文学终于卸下了背负已久的宏大历史使命，重新回到了自身之中。通过对这些新变的观察。一些学者认定，文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新时期文学”的想象，因此，“新时期文学”已经终结，“后新时期”或者“新世纪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就此认定“新世纪文学”开始于九十年代，不仅会在时间的认知上对“新世纪文学”的接受造成混乱，从而自行瓦解“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也会给批评者以批评的口实。面对这一两难困境，我认为，把九十年代作为进入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是一个比较合理也比较稳妥的做法。诚如雷达所言：“尤其是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九年，中国文学是以逐渐渗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处的历史环境、文学自身的思想内涵、审美精神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看做是‘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这样，既可以看出九十年代文学与“新世纪文学”内在的联系，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探究“新世纪文学”发展的新变。
与时间的争论相比，对“新世纪文学”究竟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还是具有文学史的意义的探讨也许更为本质。早在二00五年六月，在“文学新世纪与新世纪文学”的研讨会上，程光炜就指出：…新世纪文学’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术语，而‘新世纪文学五年’已初步具有了文学史概念的含义”，尽管“现在就明确地指认它恐怕还为时尚早”。惠雁冰等批评者也反对把“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作为文学史来看待，认为其中“隐匿的‘私人意识’与‘作秀意识’可能比‘文学史意识’更为鲜亮”。随后，雷达认为“新世纪文学”无疑具有文学史的意义，提出以“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为背景、并以此来观照“新世纪文学”，作为建构“新世纪文学史”的理论基点，认为“这样一来，‘新世纪文学’的时间就具有了开放性的特质，它可以指二000年后至今的文学，也可以指二十一世纪以内更长时间的文学。”在这里，他把文学的发展演变放在一个较长时间段里进行考察研究，力图打破以时间和社会事件来划分文学阶段性的神话。雷达的这一观点发表之后，“新世纪文学”作为文学史的观念得到了认可。
“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一观念值得我们深思。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人曾经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结晶，他们强调文学的研究不应该比附于政治事件。虽然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以社会事件作为文学阶段的划分有其合理性，但这样的分段，也可能掩盖很多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学毕竟不仅仅是社会变迁的“书记员”，它有自身的演变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才凸显其深远的意义。如果仅仅根据社会的变化来界定文学的变化，结果必将出现命名的“焦虑”。事实上，从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一直都处于命名的“焦虑”当中。“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概念不断衍生出来，而这些概念，并不能有效地对期间发生的所有文学现象进行有效阐释。如“‘文革’文学”就不能涵盖“地下写作”、“潜在写作”或者“民间写作”这些丰富的文学现象。为了研究这些被挤压、被掩盖的文学，研究者只好不停地进行命名。不能否认，每一个新的概念的出现，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文学批评的热情，给文艺研究和文学批评带来生机与活力，为文学史的建构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概念和命名的泛滥，不仅文学的整体性被分解得支离破碎，而且一些固有的审美因素。一些本该可以壮大、成长，有待于培育的文学新质也在这种掩盖之下流逝了。
为了避免这些弊端，我们需要把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建构一种“太文学史观”，而“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正体现了学者们这一建构意图。“新世纪文学”史观首先表现在时间的长度上，这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把握。这种文学史观把文学的发展看成一个连贯性的事件。它有利于我们确立这样一个观念，即文学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体系，它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高度的自律性。社会的巨变虽然给文学的发展演变予以很大冲击，甚至会一度决定文学的走向，但就其长远的发展来看。文学总会在经历冲击之后慢慢地回归自身，回归自己特有的演变规律中来。例如，人们常常把“五四”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文学与晚清以前的传统文学看成是一个断裂的文学形态，但通过王德威等人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新时期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断裂似乎也是一种绝对性的存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文革’文学”的终结除了社会的变迁这一外部形态的影响之外，更为根本的一个因素或许是，它在非常态的发展中耗尽了自身的能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
相对于时间的长度，“新世纪文学”史观也具有空间的广度，是对一个整体空间里生长的文学所做出的宏观把握。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总是有意无意地以中国内地为中心，而把其他以华语创作的文学视之为边缘文学，视为大陆文学的附属产品，一种补充性的存在，而忽视了它们的真正价值。这不但割裂了华语文学的整体性，也不利于拓展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近年来，华语文学创作，不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已经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特别是一些海外华人，如严歌苓、张翎、陈河等人的文学创作。经常发表在国内一些重量级的刊物上，而且还在各种排行榜上崭露头角，也捧走了大大小小诸多奖项。面对这些新的情况，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把这些创作视为“边缘”或者“附属”性的存在，显然不合时宜。为了对这些问题给出有效的阐释，就需要我们的文学研究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把这些曾经被排挤出中心的文学重新纳入进来，把散落的“瑰宝”重新串联起来，从而重建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中国文学史。
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心／边缘、大陆／海外这样的二元对立的观念遭到了人们的批驳和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以对话的方式来对待不同的事物。在这种大的语境之下，那些曾经受到贬低的网络文学写作，也应受到学者们的正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网络文学都被斥之为低俗文学，思想平庸，甚至没有什么文学性而被排斥在文学研究之外。但是，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网络文学这种新型的文学生产方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其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人的阅读能力。而且，网络文学作为“新世纪文学”生产的一个最显著的方式，其生产和接受环境都迥异于传统以纸质为主要载体的文学。在这种文学中，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读者的兴趣和爱好能直接影响到作品情节的具体走向。网络文学的另一个重大特征，即文本的超链接性，这种超链接，可以把相同或类似主题的文字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串联起来，在读者周围布下了一个无限巨大的阅读场域。如此种种情形表明，它的存在理应受到文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视。如果仅仅将其斥之为一种文学性不强的文学加以排斥，或者干脆冠之以“非文学”的称号进行否定，这无论如何都是简单化的处理，甚至是一种“盲视”的表现。虽然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了一些敏锐的批评家的重视，但要扭转整个批评界对网络文学的轻视态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我们在论证“新世纪文学”作为“文学史”的概念而捉襟见肘时，才会发现，网络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其实并非“没有价值”，而是有意无意地被研究者们忽视了。
新世纪的到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建构一种“大文学史观”，即“新世纪文学”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媒体的发达，传播技术的多样性，使得多种文化在对话中相互交融渗透；交通和网络信息的便利，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地域的限制，不同地区的人可以非常轻松的超越以往的障碍进行交往和直接对话：“地球村”也开始变成了现实，那些曾经因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被隔离的文学，都纷纷出现在研究者的眼前，等等。另一方面，新世纪已经走过了十年，文学中一些曾经比较模糊的变化，日渐清晰起来；研究者的研究视域也日益广阔i批评界对文学创作、文学审美形态等方面做了持续的跟踪与批评，总结出了许多规律。这些研究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新世纪文学”与上个世纪的文学相比，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已经具备了被独立研究的价值。
因此，“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存在，不是文学界一时的“命名的冲动”，而是对文学发展的现状进行审慎观察的结果。可以想见，这一概念还将会受到批驳和责难，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中，很多新概念的出现其实都具有相对性，因此，重要的不是去纠缠‘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合理，而是要认真梳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出现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又潜藏着哪些深层的局限?”只有不断发现文学中出现的新的变化，挖掘其中所潜藏的审美新质，才能在建构“新世纪文学史”这一宏大构想时，避免陷入无源之水的窘境，也才能在质疑和批驳中，迈出坚实的步伐，满怀自信地建构出一种“大文学史”。
(作者为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新世纪文学”：一个悬而未决的概念
吴礼旺
二00五年以来，有关“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讨论始终是学界热门的话题之一。以《文艺争鸣》为主要阵地，不少当下知名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陆续发表文章，加入了上述讨论。也有人对这一命名进行了怀疑和反思，就连《文艺争鸣》作者群内部也有人表示了应有的审慎。综观这些年的讨论，我的感觉是，人们并未就“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达成最后的一致意见，“新世纪文学’’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只是，近年来，对“新世纪文学”这个偏正短语的使用倒是越来越多。许多人并非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它，而是将之当作一个自明的概念，来讨论“新世纪文学”(假定其成立)的特点。这种仓促的做法，或许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它折射出当代文学研究界问题意识的淡薄。许多人不喜欢、不愿意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而是停留于某个既有的判断、结论。
在有关“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中，赞成方和反对方两个阵营里的大多数人都将之看作一个文学史概念，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并且主要是与“新时期文学”形成对话的两端。这说明大多数论者都注意到了并力求突出“新世纪文学”的真正意旨：它是对当代文学的分期处理。我赞成将“新世纪文学”看作文学史概念。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文学来源于现实，最大的现实就是人的思想具有绵延性，而政治话语则痛恨这种思想的连续，因为在严密的思想中，政治无以落地生根。……换句话说，‘知识谱系学’是一门可以用来证伪而难以证明的学说。‘新世纪文学’同样是在类似的情景之下提出的一个文学批评概念，但因为其表现出来的宏大叙事特点，与一般文学史叙述并无明显区别，因此在‘当代文学’下限未予明确界定之前，也可以将其视为构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尝试。”而且，文学史意义上的概念天然的具有相对性的特点，它不可能与此前、此后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概念之间存在着基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是互相联系的。正如我们在言说“新时期文学”时常常要与“‘文革’文学”等进行比照一样。
问题是，许多论者或者忽视“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所以选择“新时期文学”，原因在于“新世纪文学”明显是为了取代“新时期文学”而提出的)的联系，刻意强调“断裂”，或者将“新世纪文学”的时间上限无限上溯，把它和“新时期文学”放在同一个历时层面上，把“新世纪文学”的内涵搞得更加模糊。这种种做法，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反对“新世纪文学”这一提法的想法。为了便于论述，我将在下文逐一对坚持、赞成“新世纪文学”这一提法的主要观点进行必要的反驳，其间将涉及“新世纪文学”的提出理由、时间涵盖范围、异质特征。我这样做的目的，可能达不到对新世纪以来文学状况的再次命名，事实上，这也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为什么提出“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时候，雷达、任东华合撰的《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走向》认为：“新世纪文学”的提法是有原因的，因为“进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有五、六年，若加上性质相近的上世纪最后五、六年，也有十年左右的光景了，这段时间所呈现出来的大量新质素，已不容忽视。例如，关于日益成熟的市场运作究竟是镣铐还是翅膀，关于全球化视界下的本土立场究竟包含哪些要素，关于高科技对文学广泛的、潜在的控制，关于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关于多媒体时代更为多元的审美意识，关于汉文化价值伦理的重构和思想的渗透。也即新世纪文学的精神资源问题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尖锐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有必要发问：是不是一个新的文学时段已经来临”?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新世纪文学”以其“十年’’的时间承担起了建构一个新的世纪的“大文学”(张颐武语)的重任。也即新的历史时代有新的文学情况，“新世纪文学”就是对这一文学情况的概括。“大文学”与“大历史”紧密相关，见于张颐武的《大历史下的文学想象——新世纪文化与新世纪的文学》。在废文中，张颐武认为，之所以提出“新世纪文学”在于新世纪文化背景下文学出现了新的情况，不宜再延续以往的理论。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述还有许多，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历史与文学”这对关系来进行，证明新的历史时间里存在着新的文学。
当“新世纪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提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对这一概念的时间涵盖范同进行界定，好让分割当代文学史的工作得以进行下去。一开始，人们认为，“新世纪文学”仅指二000年之后的文学，与“新世纪”这个词语保持名实一致。但随着讨论的进行，新的观点出现了。於可训将“新世纪文学”的时间上限定在九十年代，认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就有一种新质开始在新时期文学中萌芽生长。这种新质的发生，无疑是由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致文学的一系列变化引起的。这科，变化一方面延续了‘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革新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使得新时期文学内部各要素发生了一种颇带根本性的历史蜕变。正是这种蜕变，最终完成了从新时期文学向新世纪文学的转型，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张未民走得更远，他指出：“在这种认识下，我渐渐倾向于将‘文学新世纪’亦即‘新世纪文学’看成是与‘新时期文学’或‘文学新时期一一体生长的文学。”它与“新时期文学”同生于一九七八年，八十年代是它的初生期，“新世纪文学早在八十年代就以另类的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而出世不凡”，“九十年代是新世纪文学形成主导趋势，以集群方式搅动文坛的时候”，而二000年以后是新世纪文学的繁盛时期。后来他又追加道：“站在今天新世纪的立场向后看，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新世纪文学不过是从新时期文学中仿佛蝉蜕一般生长出来的一种新质的文学，而新时期文学就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前世肉身，一个可供蜕变的潜结构，一个过渡性前奏。”以上二三种观点基本上涵括了近年来列“新世纪文学”时间阈限的讨论成果。
仅仪规定“新世纪文学”的时间涵盖范围对于确立这一概念明显是不够的，它要自成一体，总要在既破且立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总要有属于它的异质特征，近年来对“新世纪文学”异质特征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地位边缘化、写作青春化、生产方式多样化。
尽管已有的对“新世纪文学”提出理由、时间涵盖范围、异质特征的讨论不胜枚举、观点纷呈，我却无法衷心赞成这些讨论。乍看上去，这些讨论、观点很有说服力，但我以为，从中还是可以看出论者的疏忽和仓促。
首先来看“新世纪文学”的提出理由。归纳上述论者所提出的观点，那就是“大历史”下必然有“大文学”，新的历史时期必然有新的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在张颐武那里，就是“今天的‘新世纪文学’则在这两个方面郝对‘新文学’实现了超越，一方面，是对文学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导致了对于文学复杂性的再认识……：另一方面，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口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这两种文学走向都是对当下历史境遇的投射和反映”。问题是，“大历史”下是否必然有“大文学”?“文学复杂件”是否从新世纪才开始?所谓“日常生活的特色”是否就是新世纪文学的新状况呢?我们知道，文学发展与时代的发展也往往是不同步的。坎坷曲折的历史阶段往往能产生伟大的文学，正如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一样，而繁荣昌盛的历史阶段却不一定有“伟大”的文学。新世纪以来，在历史的层面上，中国确实可以说具备“大历史’’的特点。但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却还难说就已经是‘‘大文学”了。而对于“文学复杂性”的认识早就开始了，而且接近完成。就连张颐武自己也承认：“这种再认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实验文学’开始，直到二r一世纪初有关‘纯文学’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文学与现实复杂的想象关系的建构。”况且，复杂性对于文学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可以成为完成时的命题，新的历史时期会有新的复杂性。所以，以“文学复杂性”来支撑“新世纪文学”总让人觉得不那么牢靠。再说所谓的“日常生活的特色”。据我所知，日常生活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很普遍了。新写实小说就是对这一状况的指称。因此，将描写日常生活的特色当成新世纪文学的新状况，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我以为，新世纪文学是延续了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并且在本质上也并未有所改变，大致不离烦闷、颓废、欲望等等这些关键词。因此，论者祭出“大历史”和“日常生活”两面大旗来开路，实在是出力不讨好。
其次来看“新世纪文学”的时间涵盖范围。将“新世纪文学”理解成二000年之后的文学，这在时问的指称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新世纪”最为明显的是指二十一世纪。但问题随之而来：我们以十年左右的文学成绩去命名一个世纪的文学，是不是太仓促了?答案是肯定的。未来的文学状况如何，现在是绝难预测的。于是，有的论者为了回避这种指责，开始将“新世纪文学”时间上限推前，一个推前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另一个是推前到一九七八年(“新时期文学”开始时)。将时间上限定位在九十年代，意味着将“新世纪文学”与九十年代文学直接联系起来，这两个时间段里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发生断裂。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市场化、全球化、文学体制的变化、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等在二十一世纪还在继续。可是，问题在于，将“新世纪文学”与九十年代文学嫁接起来。就抹杀了它们之问的区别，这样，“新世纪文学”的存在必要就值得怀疑：因为我们大可认为，既然这二者之间没有区别，那么，选择“九十年代文学”或者选择涵括更大的“新时期文学”不是更省心吗?何必劳烦“新世纪文学”呢?
至于那种认为“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同体共生的观点似乎就更值得商榷了。我以为，这种观点的意思是：“新世纪文学”好比是一个暗流，潜流在“新时期文学”的时间隧道里，逐渐生长，最后终于借助“新世纪”这个时间名词破土而出，而且还代表着一个文学的新时代、新纪元；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同时，还有着另一种形态的文学即“新世纪文学”在发展，只是我们没有注意罢了。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论证。第一，论者所归到“新世纪文学”上的特点、性质等几乎都是可以放到“新时期文学”上去的。所谓的“生活现代性”、“物质现代性”不过是九十年代文学的重要表现主题罢了。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文学”就无法自足地宣称代表一个文学的新世纪、新时代。第二，“生活现代性”、“物质现代性”是一个双面体，我们不能忽视它们隐含的害处，不能只看到它们的好处。再者，“生活现代性”、“物质现代性”似乎是表面上的事物，不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第三，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阶段往往都与前一阶段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因为文学自身发展总是前后联系的。“同体共生观”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了这个规律罢了。而且，我们会发现，一旦“新世纪文学”成功正名之后，使用它时将陷入一个意义极为模糊的怪圈：在字面意义上，它应该首先指向“新世纪”的文学状况。可是。有人却硬要将我们的视线拉到几十年前去，对我们说：“看，这也是‘新世纪文学’!”这样的“新世纪文学”倒是很像一个文字游戏。
再来谈谈“新世纪文学”的异质特征。我以为，“新世纪文学”的异质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有：地位边缘化、写作青春化、生产方式多样化。
第一、地位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问题是对当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的深刻感触。不过，文学“边缘化”并不是从新世纪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从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下文学的“边缘化”，延续了九十年代边缘化的态势。也许更为明显的是，文学更为边缘化了，越来越脱离社会的中心了。所以，我们不能把“边缘化”作为新世纪文学的异质特征。
第二、写作青春化。“写作青春化”(“青春写作”)是新世纪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并不是足以撼动文坛的力量，也不构成新世纪文学的主要力量。因此，“写作青春化”不是“新世纪文学”的有力支撑。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青春写作”在肆意挥洒青春的同时，也陷入了斟境，对我们所习以为常的高贵品德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放逐、破坏。它能否继续下去，还要看它能否自我纠偏及纠偏程度。所以，谈论新世纪文学的时候，目光要长远一些、“大”一些、透彻一些，将那些真正制约文学发展的力量、构成新世纪文学真正的主元找出来。
第三、生产方式多样化。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生产方式确实多样了，体制内、体制外的生产方式并存，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等新的样式出现了。可是，这些新的生产方式、文学样式改变了文学的内在精神吗?我们似乎不能给予肯定答案。相反。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共通性的精神取向存在于这些新的文学样式当中。譬如，在某种程度上说，高扬欲望旗帜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特点。而我们也看到，在研究“个人化写作”思潮时，“欲望”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关键词。况且，我们的不少作家也把自己发表在传统期刊上的作品放到博客、论坛里去，这是借助了网络来加强文学的传播，在“网络文学”定义未决情况之下，这些文学作品电可看成是“网络文学”。因此，我们看到，这些作品里文学的内在精神特征是没有变化的。它们蕴含的思想文化质素并不会因它们被搬上网络就打了折扣。所以，“生产方式多样化”也难以支持“新世纪文学”这一提法。
鉴于“新世纪文学”的提出理由、时间涵盖范围、异质特征都还存在着有待进一步论证的空间，我对“新世纪文学”这一提法暂时持反对态度。应该承认，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状况进行命名不会是件易事，到底该起个什么名称我也没有成熟的意见。但我认为，命名行为还是要思考周全、行动谨慎，多看看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实情。这样才能以理服人，毕竟这次命名活动影响深远，甚至将导致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认识。
(作者为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新世纪文学”：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
陈霄
自二00五年开始，《文艺争鸣》发表了若干篇讨论“新世纪文学”这一命名的文章。论者的意见并不统一，持高度肯定意见的如雷达、张未民等人；持审慎态度的如程光炜。此后，其他论者也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自己对这一命名的思考，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学术界都对这一命名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如今新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年，文学的发展也在其特有的方式中持续，对这一命名的讨论仿佛已尘埃落定。《文艺争鸣》所开辟的“新世纪文学研究”专栏一直持续至今，但近年出现的一些研究论文，大多已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来使用，不再去辨析这一命名的合法性。如吴海庆在其文章的开篇便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新世纪文学’逐步成为一个外延明确的概念，即二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正因众多学者针对这十年来的文学境况进行了专门的跟踪性、纵览性研究，我们如今再来讨论该命名的合法性，便有了更为丰沛的学术资源。
“新世纪文学”最初的提出更多是因为批评实践的需要，“它的实践意义大于学理意义”。并且因为当时新世纪仅仅过了五年，这一概念的提出难免带有一定的感性色彩。而今又是一个五年过去。我们的文学本身与学术批评均积淀了十年的重量，可以较为理直气壮地认为，对文学史的重新命名是必要的。对于目前“新世纪文学”这一命名因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潜移默化”为约定俗成的概念。笔者虽然强烈地认同其重新命名的必要性，但也未敢持过分乐观的态度。对这一新名称本身，认为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其实早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前。人们已经产生了命名“新世纪文学”的冲动。在公元纪年上，二00一年不仅是世纪之交，更是千年的跨越。这一时间上的“荣幸感”与“宏大感”无疑会激发人们的冲动。在面对颇具神秘性的新世纪时，我们渴望能有个崭新的命名，梦想着文学能在这一新的标度下取得更大的跨越。对于这种愿望，笔者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客观上讲。中国文学已经被“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界定了三十多年。其长度已经接近于现代文学，不可能无限期地使用下去。几乎所有论者都会注意到“新时期文学”这一命名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于政治色彩同样浓厚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十七年文学”，“新世纪文学”这一名称仿佛脱去了意识形态束缚，获得了某种自为性。这种感性意义上的满足或多或少构成了论者们的心理内驱力。
真正从学理上细究起来，“新世纪文学”新在何处是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它是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以致必须得使用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来界定。大多数的论者已经认定“新世纪文学”与前期的文学并没有明显的断裂，或者说断裂性与承续性同时存在。
对于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文坛所拥有的作家群体(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乃至七十后作家群)来说，这种断裂性与承续性表现最为明显。按照程光炜的话说。就是从一种“姿态写作”转向了“无姿态写作”。或者如陈思和所言，由“共名”走向了“无名”。而且这些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转向，是以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消费主义开始抬头为背景的，其震撼效果导致的是一九九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当然这种讨论主要集中在作家的主体意识上。并未过多涉及文学本身。此时文学上的“断裂”性表现在与先锋文学告别，从“高端”的艺术试验走向“庸常”的生活叙事。但换个角度观察这次“断裂”，我们又可以将其理解为文学被先锋实验推向极致后产生的自我反拨。市场经济只是作为一个幕后推手，它并未改变文学的审美形式、叙事伦理等等深层因素。
在政治经济没有大范围的波动、社会思潮趋于多元却并无旗帜鲜明的异质性存在、文学的边缘化地位愈加明显的情形下，要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文学运动以期取得绝对断裂性的效果，恐怕无论从内因还是外因上看都难以实现。因此过分纠结于断裂，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也必然导致正常命名的艰难。但若不加考量地用时间的断代来命名文学史，又难免有浮躁之嫌。在旧命名逐渐失去了其涵盖能力的大背景下，我们以各种强盛的文学新质为基础来进行文学史的划分，完全具有合法性与必要性。
在这十年间涌现的大量新质中，我们观察一下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而勃兴的网络文学和八0后的写作，不难发现其断裂性要大于承续性。首先这些作家是在新世纪开始后才陆续登上文坛，他们不存在对自身的承续性。其次他们的写作者与读者大多年纪较轻，其经验与思维方式对早期的作家来说都相当新鲜。再次他们使用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网络文学)大大不同于传统文学，在文学生产方式上有着截然的差别。最后他们并没有进入“文坛”，而是和纯文学圈子泾渭分明，形成了另一个群体庞大的“圈子”。
互联网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出现的，它彻底地将人们带入信息时代。在人类文化上，它不仅仅使人们进入读图时代、快餐文化时代，更是构成了对纸质媒体的强烈冲击。互联网上信息量的无限庞大与信息交换的迅速便捷甚至使得人们一度怀疑书籍是否要消失了。中国的网络文学正是成长于这种背景之下，从九十年代末起步，作家群体由曾经的“四驾马车”迅速变为如今数量已达百万的庞大群体。现在各大原创文学网站的作品总字数已是天文数字的级别，表征着阅渎次数的点击率是决定作品排名的唯一标准。作品从产生到消费是一整套的商业运作模式，专业的批评在这里基本是失语的。
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八0后写作，其震撼之势丝毫不低于曾经的“个人化写作”，乃至更甚。青春期恰好处在世纪之交的八0后，曾因为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强烈叛逆性而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且不论这种看法的过度担忧之处，单从这一评价口气便可体会到其中的规训之意，以及规训失败的愤恨意味。其实以韩寒、郭敬明为首的八0后写作最初也是种“姿态写作”，其创作的内驱力“来自成人世界的压抑与规训，来自人性中永久的无意识冲动”。因此这些作家身后瞬间积累了大量的青年粉丝群。当然八0后写作一直在发展，“校园文学”、“青春文学”早已无法概括其现状。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个性的张扬，在张扬的同时也带有宣泄的成分。这支成长中的文学群体也在随着时间而逐渐扩大队伍，文本类型、作家的精神建构也在逐步地走向多样化。
文学地位的边缘化与消费主义的进一步泛滥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大背景，网络文学与八0后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改善了文学的边缘地位。而这一改善又恰恰是因为迎合了消费主义。反观被批评界认可的纯文学，其边缘化地位仍在持续，更加表现为一种“圈内文学”。面对这一尴尬，不少论者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思考。洪治纲在《增量的文学现场与感性主义的兴起》一文中较为详尽地阐释了他对十年文学的观察，“与九十年代的作家队伍来进行比较，新世纪以来的作家正在以几何倍数急速增加，而且这些新增的作者大多以青年为主，他们不在乎作家的身份和头衔，但是充满了创作的激情。”这种“几何倍数”式的增加不仅仅是某种市场现象，恐怕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它的内在文化逻辑。这些几近完全自由生长的文学维系了数量巨大的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互动，从它的“文学性”中必然能够透视出我们这个时代特定年龄的人群的精神世界。也许有论者会认为这两种写作的大量出现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内在特质并未有显著的变化，甚至将其一味视为文字垃圾。未有全面而又长期的观察介入，便下如此判断，显然是不负责任的。面对势头强劲、影响力显赫的网络文学，以及注定要成为文学接班人与主力军的八0后写作，批评界与这些增量的文学之间的相互“不屑”定然会导致双方的损失，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毫无裨益。
因此面对这一巨大的批评盲区。重新命名就显得必要起来。一来在时间上恰切地涵盖了这两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二来这种文学批评的自我建构在无形中凸显了两种现象的重要地位，将它们纳入文学史的进程。哪怕现在的文学批评介入仍然很贫乏，但是这起码预示了参与其中的良好动机，表明对这一新世纪特有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开始进入日程安排。
纯文学地位的衰落并未阻止异质性力量的崛起，面对异彩纷呈而又烟雾迷蒙的“新世纪文学”。重新命名是必需的。但是对于目前这一命名的突兀与名实不符，早已有学者注意到。吴思敬在二00七年的一篇文章中简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将仅仅过去了几年的文学状态概括为“新世纪文学”有些太过匆忙。“与其用宏大而有理想色彩的‘新世纪文学’，不如用具体而切实的‘世纪初文学’。”
但是对宏大性的迷恋和强烈的建构欲望使得学术界没有普遍吸纳这一提议。“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光鲜的词汇出现在诸多论者的笔端。其实这一命名的不恰切之处是显然的，出于种种愿望和忌讳，人们不愿细究而已。
“新世纪”作为一个外延逐渐扩大，方向恒定向前的“矢量性”概念，它的所指是模糊的。人们会轻而易举地认为“新世纪文学”指的就是二十一世纪一百年的文学。且不论这一宏大的历史概念是否冲淡乃至遮蔽了文学性，单看这一命名的时间覆盖范围就明显透着虚幻和理想主义心态。一百年的文学容量不可能在世纪初就得以命名，这种一开始就进行总括性命名的心态无疑忽视了文学的复杂性，显得过于激进。中国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社会变迁远多于过去的几千年，文学的变动自不待言。面对刚刚迈开脚步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断然不期望更为激荡的变迁产生，但是我们凭何“拎”出这个华而不实的概念?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实践，我们缺乏着理论建构，此时便冠以宏大的名称不仅言之无物，而且有可能滋生不负责任的理论潮流，导致批评与实践的愈加背离。
而且就“新世纪’’这一能指来说。其自身的持续性也是不强的。有着二十世纪的生活背景的人，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阶段自然是乐于使用“新世纪”。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出生的人就无所谓什么新世纪，并且到了若干年以后，“新世纪”还是“新”的吗?谁会在二0五0年称呼二十一世纪为新世纪?同时这个只有起始时间，终止时间未知的“新世纪”，将后续命名的空间给挤压殆尽了。它作为一个半开放的时间区间，在本质上同“新时期”是相通的。但是当人们再次发现它的外延过大时，又该如何重新命名?难道使用后“新世纪文学”，乃至后后?所以其最终命运自然是跟“新时期文学”一样，落得个不合时宜，被迫收场。
因此基于一种踏实的批评观，我们最好还是比较保守地称呼这段发展中的文学。本身这次重新命名就带有权宜的性质，如果还在此基础上增加浮夸的成分，就实为不理智的选择。文学在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无论概念还是理论，当它的容量扩展到过分庞大以致无所不包时，就丧失了它存在的根本。“新世纪文学”这个称谓因此而显得大而无当。不具有特定的指称性，这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它还对往后的命名产生了极坏的压抑作用，造成再次命名的艰难。所以笔者在此拟提出“新世纪初文学”这一概念，它同样时间断代模糊，名称也因为多了一个字而显得拖沓。但是却更为恰切地表征了如今正在发展的文学现状，同时也暗含了学术界“破”的勇气与“立”的诚实。
就算如孟繁华所言的“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我们也不用为此而灰心失落。新世纪初文学所展现出的动荡与异质性突起本身就令人兴奋。本文并未详细辨析八0后写作与网络文学作者群体之间的交叉，更多意在强调这两种尚被忽视的文学现象。这两种并非“表面现象”的异质性突起使我们的重新命名显得必要。当然专业批评的介入是艰难的，一是因为相应年龄段的批评主体尚未成熟起来，二是技术上操作的困难，作品数量巨大，而且我们没有相应的批评伦理。但这些“新”的本质激励着文学研究的继续。对这两种文学现象与专业批评的破冰融汇过程，我们抱着无限的好奇。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了很久，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其主体精神都在此得到考验。因为一个命名时机的到来，批评界便掀起如此波澜，不难想象这是新世纪的喧嚷侵入的结果。“新世纪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批评术语还是一个文学史概念，都因着它的空泛而难以站住脚，从中折射出的恐怕不只是学理上的问题。我们作为批评者，一旦放松对自身的批评，便很难产生真正的学术。只有以踏实与诚恳的学术态度为先导，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二十一世纪的文学。
(作者为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对“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追问与反思
张静娜
对“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研究与讨论是近几年来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批评者在不同的价值趋向与立场指导下，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说。但遗憾的是，尽管讨论很引人注目，但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能对此给出有效的解答与分析。这一方面同然显示了此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更多地却体现出“多元”的文化语境下，文学现实的混乱状态与批评标准的迥异情形。这也不得不让我们开始怀疑：“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到底是对新的文学现实的有效命名还是又一场话语夺权活动的正式上演?
正如洪治纲所言：“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中，很多新概念的出现其实都具有相对性。”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新世纪文学”也不例外。因此，面对这一概念，我们更应该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和严谨的学术立场对其作出客观的评判与定位。而且，伴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例如，“新世纪文学”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进入当代文学，成为继“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之后的第四个发展阶段?支撑“新世纪文学”成立的文学基础到底是什么?此概念的背后又说明了怎样的文学现实?……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合理阐释，不仅关系到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与整体布局，而且对当代文学的未来发展电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对此概念及相关问题进行一番仔细地推敲与追问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
作为一个极具商榷性的概念，“新世纪文学”究竟是一个仅仅倚重时间而存在的一般概念，还是一个内含“新质”的批评术语，并非是不言自明的。从近几年的研究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倡导者内部，对“新世纪文学”的表述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如对“新世纪文学”的时间涵盖范围，就存在着大致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新世纪文学仅指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典型代表如张颐武。其二认为，新世纪文学产生于上个时代九十年代初，繁盛于二000年之后。雷达和任东华合写的《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中就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有五、六年，若加上性质相近的上世纪最后五、六年，也有十年左右的光景了，这段时间所呈现出来的大量新质素，已不容忽视。”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於可训。其三是认为，“‘新世纪文学’正是从新时期文学中自然而然地蜕变生长出来的，完全可以将一九七八年看作是一个开启了二十一世纪的起点。”参与者一方而在大力提倡并积极地言说“新世纪文学”，一方面却又对其基本要素都不能达成共识，这就说明“新世纪文学”成立的时机并不成熟。而且，用“新世纪”这一时间线索极其明显的术语来观照“中国文学”，即形成“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与新世纪的到来具有直接的关系，无论如何规避此概念的时间性准则，怎样表现“新”的深层内涵，都难以逃脱其在时间生长链上的牢不可破。
如果“新世纪文学”是借由新世纪的到来而大行其道的，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命题是，文学的嬗变与时间的变化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在此，我认为金汉教授的看法也许更具有说服力，他指出，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并不具有同步性，有时甚至是对抗的。文学史的分期分段应从文学时代划分而非社会历史划分。“时间”只是人们为了记忆的方便而发明的主观性产物，二十一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延续，是二十二世纪的前奏，并没有什么新旧之别。如果二十一世纪是“新世纪”，那么是否意味着二十世纪就是“旧世纪”了?对于将到来的二十二世纪，人们又将如何处置呢?文学的发展自有其固有逻辑与内在规律，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或是世纪的更替而骤然生变。正如惠雁冰所言：“文学发展阶段的‘命名’也不能单纯把政治体制的转换、社会生活的变迁作为属性认定的标本，更不能仅仅依照时间的某种纪元特征来狭隘地切割文学时段的连续性。”所以，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只是一个借世纪更替而衍生的一般性概念，除其在时间意义上的明显所指外并无其它意义。
也许有人会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新世纪文学”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其要点在于彰显一种文学新质的诞生。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新”究竟有哪些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是否成立，单看这个“新”是针对哪个时间段而言的就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例如，雷达曾旗帜鲜明地提到：“与‘新时期文学’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更多的是从时间出发来阐释文学的变化，而这变化主要是相对‘新时期文学’而育的”。张颐武则认为：“目前的文化显然已经具有了不同于九十年代‘后新时期’的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前期的文化的新的特点和表征。”有倡导者甚至将“新世纪文学”直接与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相对照，认为新世纪文学已有了对过去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整体超越的端倪。毋庸置疑。如果对此问题不能作出准确客观的阐释，“新世纪文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有效支撑点，更不用妄谈这一概念所谓的“异质特征”了。
在这里，必须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即如何处理“新时期文学”、“九十年代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承续”与“断裂”是文学发生新变时不可缺少的两个因素。只是新概念的诞生似乎更应以“断裂”为主要矛盾。唯有如此，新概念内部的“新质”与超越性才能愈加明朗，命名也会因具备充分的理由而变得信心十足。问题在于，“新世纪文学’“‘断裂”了吗?是相对哪个时期“断裂”的?在此，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相对于“九十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就连提倡此概念成立的张炯也不得不在文章中承认，“新世纪文学”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延续”。所以，“新世纪文学”的命名是强行制造“断裂”，生硬地肢解文学内部生长链的主观行为，并不具备任何存在的必要性。
二
假如将以上问题暂时搁置，勉强赞成“新世纪文学”成立的话，那么，其所谓的“异质特征”就成了讨论的重中之重。因为无论是站在文学发展的历时性生长链条上，还是横亘在各种文学形态的共时性平台中，“新世纪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都要归结到这个“新”字上。学者们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新”大讲特讲，似乎已经成竹在胸。但是，我对此并不能持赞同意见。因为这些论述虽看似颇具说服力，但细究起来，还是能够发现其中隐藏着诸多的漏洞。
从外部环境上讲，有论者认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雷达、张炯等人。由此可见，全球化与市场化是“新世纪文学”不可缺少的立足双翼。问题在于，全球化与市场化是否可以成为“新世纪文学”成立的依据?众所周知，全球化与市场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发生，如今再将其作为评判“新世纪文学”成立的依据，显然不具备任何说服力。正如罗义华所言：“中国当下的全球化发展状况正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果，但是并没有表现出足够鲜明的二十一世纪特征。”因此，我们并不能把这两个方面当作这个概念成立的理论支撑点。
就文学内部的变更来说，文学领域的确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例如雷达将打工文学、亚乡土叙述、“八0后”写作、网络文学列为“新世纪文学”重要的构成因素。由此可见，网络文学、写作青春化、打工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底层写作”等要素构成了“新世纪文学”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这些题材内容方面的变化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触动文学形态的固有基础，而成为文学新变的决定性因素?仅仅根据“网络文学”、“八0后写作”等这些表面现象就对“新世纪文学”妄下判断，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究，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文学”在被积极建构的同时潜藏着诸多暧昧不清、悬而未触的难题。学者们对“新世纪文学”的莫衷一是，一方面固然显示了他们对文学新现象的良苦用心，但同时也体现出批评标准与理论依据的混乱情形。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固然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在大幅增加，市场经济体制所引起的各种变化也让人应接不暇，但是，面对如此纷繁杂乱的文学现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鉴定依据与评判标准。因为要提出一个新的术语，规定一个“什么才算是什么不算是”的统一性尺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例如，王朔的作品算不算在“新世纪文学”里?“网络文学”如果是“新世纪文学”的话，那么什么又是“网络文学”7当前热门的“博客”与“微博”算是“网络文学”，进而算是“新世纪文学”吗?韩寒、郭敬明的“青春写作”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文学正统的承认?所谓的“穿越小说”、“悬疑小说”、“网络言情小说”又能不能算到“新世纪文学”的领域范畴内，甚至它们算不算文学?对于所谓的纵横网络江湖的写作高手，真正对其关注的又有几人?……对于这些问题，那些对“新世纪文学”津津乐道的批评者们却不能给出让人满意的答复。我这样说，并不是表明自己就能对这些问题胸有成竹，而是想强调在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的情况下，任何对“新世纪文学”的界定都会大而不当、名不副实。新世纪文学与之前文学状况的差异性暧昧不明，甚至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不清，都在无形中使“新世纪文学”失去了有效的立足点。仅有内容与题材方面的变化，并不能有效地支撑“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成立，更何况这些内容之中，有些并不属于“新世纪文学”的范畴。如果不加辨别地将其归人到此概念之中。只会使这一概念变得更加空洞。因此，对待“新世纪文学”的命名有必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在相关因素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适合妄下断论。否则，“新世纪文学”难免不会因内在特质的缺失而随时间的消逝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三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年，“新世纪文学”也经历了无数次的讨论、重述，并慢慢变成了一个既定的文学概念。然而，它所经历的每一次表述不但没有使问题变得清晰，反而因问题不断堆积而使其面目更加模糊。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此次命名进行一番深思与反省，进而达到窥见文学内部发展局限，寻求解决良方的目的。
首先，“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体现了文学内部对新概念命名的随便与轻率。“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并不是自开门派的创新性活动，而是之前文学命名传统的重复上演。命名的混乱与称谓的随便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俯拾皆是。随便翻开一本当代文学史，我们都可以看到一连串的“新……”、“后……”映入眼帘：“新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新新后后，无穷尽也。“新世纪文学”只不过是重蹈之前的覆辙而已。中国文学势必还有很长的路还要走，如果每一次文学的发展遇到了变化都不假思索地在原有名字面前加上“新”、“后”等字眼，那么若干年之后，后人又该如何处理?“二十一世纪文学”是“新世纪文学”，那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是不是应该叫做“新新后世纪文学”?当代文学史上的很多术语只是评论者们初见端倪就匆忙断言的主观产物，之后这些术语因为难以涵盖自其诞生以来的文学事实，最后不得不在热闹一阵之后被永远地打人“冷宫”，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了。所以，如果“新世纪文学”不具备令人信服的存在理由，那么，它难免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一时风光后留下的唯有满地的苍凉。
其次，这次的命名活动体现出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着主观想象大于文学现实的不良倾向。关于这一点，很多评论者也注意到了。比如，吴思敬曾提到：“二十一世纪波澜壮阔的文学画卷还远未展开，未来的艺术潮流、未来的文学走向谁都难以做出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就把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这五六年的文学状态概括为‘新世纪文学”’，“名与实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对应的现象。”的确如此，新世纪刚刚过去十年，未来还有近百年的容量与空间，在这样一种云遮雾罩的不明情势下，就迫不及待地断言预测，实在有些匆忙了。试想一下，在多年以后，“新世纪文学”现有的所谓特质、变化因不能涵盖未来丰富的文学现实而被人诟病时，是不是又会出现一个更加热门时髦的词语来替代它?如此重复累积，恶性循环，到最后除了给文学研究带来更多的困扰与阻碍外什么也不会剩下。
最后，这场命名活动透射出当前的文学批评面临着巨大的现实考验。面对新的文学现实，文学批评的“失语”状态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创造话语，主动言说，争夺新的话语权便成了部分批评者的当务之急。不难看出，“新世纪文学”的提出便是为了学者们为求创新而创新，为找话题而扯话题的私心，“为保证自己话语权的不被散失而精心合约过的一次集体逃亡行动，其中隐匿的‘私人意识’和‘作秀意识’可能比‘文学史意识’更为鲜亮。”当然，这并不能否定批评者们在文学研究上所做的努力与良苦用心，但是，当“新而为新”的力图创新一步步变为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批评的主观意图变成对话语权的隐性争夺时，“新世纪文学”的存在也许早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全面的转型期。身处其中的中国文学也一直处于一种混乱不堪的发展状态。种种现实的诱惑不断地考验着批评者和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和批评动机。复杂的文学现状又使其智慧与能力不断受到挑战。在如此丰富复杂的文学背景下，批评者与研究者究竟该以什么样的立场敏感地嗅到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而及时地作出反应?除了对文学术语的简单争论，我们到底还能为这一学科做些什么?也许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思和反省的问题所在。
(作者为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倩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