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波逐流还是齐物逍遥：隐士文学的批判性阅读
摘 要：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对渔父这一形象进行模式化的解读，学生随之会陷入“随波逐流”与“随遇而安”的矛盾纠缠中，无法跳出。在深入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探寻隐士思想之根源乃在庄子齐物逍遥的理念，进一步理清随波逐流与齐物逍遥的区别，对于学生突破传统思维、建立对隐士文学的正确理解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随波逐流 随遇而安 齐物逍遥 隐士文学 批判性阅读
从随波逐流到随遇而安：进退两难的《渔父》课堂
《楚辞·渔父》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较早塑造渔父形象的作品之一，因为其中展现的渔父和屈原间不同人生态度的思想交锋，而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当代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篇目。
我们在处理这篇文章时，通常的做法是通过对屈原与渔父形象的分析，进而得出不同的人生态度，然后将这一选择题抛给学生，以促使学生理解屈原与渔父的选择及精神，同时观照自己的人生。
这一思路，在长期的操作过程中得到不断完善修正，不可谓不佳。然而，随着人们解读的加深，其问题也逐渐暴露。较早时候，我们一般认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关于渔父和屈原两条不同人生路线的冲突，时至今日，这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权威的肯定a：前者是与世推移、随遇而安，后者则是洁身自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随着大家对文本解读得越来越细致深入，就有人认为，渔父言行不一，分别代表了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和随遇而安、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加上屈原的矢志不渝，应该有三条路线。持这种观点的课例，比较成功、影响广泛的是连中国的一节课。b
按照前一种思路上课，我们就会发现，在课堂上我们难以自圆其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关于渔父给屈原的建议，学生产生了不一样的理解。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醨？（《楚辞·渔父》）
之前，我们常常将语义的重点放在第一句，而忽略后面两句，强调渔父思想中的“通变”观念，进而将其概括为一种随遇而安、达情遂命的态度。这样的解读仔细想来的确有过于武断之处。因为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后两句反问，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语气情感上，都给人变本加厉、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因此，讲到此处，常常就有学生大胆针对老师“随遇而安”的概括提出质疑：为什么将水搅浑，和大家一起醉生梦死，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随遇而安？这种行为和一个人看到大家自习课讲话，不去制止，反而也跟着讲话有什么不同呢？于是课堂上，围绕着究竟是“随遇而安”还是“随波逐流”产生争论，莫衷一是。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极力地去陈述、辩解两个词语之间的不同意味，但并不能解决学生从文本细读中产生的上述两个质疑。
由此看来，三条路线的课堂，扎根于文本，在逻辑上便显得比较严密，似乎是解决了教师因武断概括而造成的窘境。但细心的读者仍然会发现问题，即既然渔父无法从行动上认同自己所说的“淈其泥而扬其波”“其糟而歠其醨”的做法，那么为什么要给它冠上“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名头呢？并且，如果处理成三条路线的话，那么渔父和屈原的思想冲突又体现在哪里？本篇文章的重点，也就从不同人生选择的交锋，转变成塑造屈原的“玉碎”形象了。那么我们的教学思路也就应该随之改变。
于是，一方面是传统，一方面是新解，两者似乎都存在明显的问题，如何解决？在《渔父》的教学上，我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
从随遇而安到齐物逍遥：隐士思想的逻辑起点
细读文本可以看出，渔父回答屈原的一段话，从内容上看，巧妙地呼应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不满和愤激；从形式上看，两个反问句，在举重若轻之间，透出一丝不解。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渔父在回答中同样使用了颇具象征意味的“清”“浊”“醉”“醒”。因此，渔父的回答，本身就是一种朦胧的文学性表达，而非确切的方法性指导。所以，我们在解读中，就很难具体而清晰地描述出一个“清”和“醒”的人如何“随遇而安”于“浊”和“醉”的世界，而自身仍不至于陷入其中与其“同流合污”，其中的分寸拿捏是“玄之又玄”的。
那么，我們换一种思路来看呢，会有什么不同？正如解读《劝学》时，必须弄清楚荀子论证的逻辑基础是“性恶”论一样，解读《渔父》，我们同样也需要弄清楚渔父思想背后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很显然，从故事情节的角度看，《渔父》同一时期的著作中，有不少类似的文字。这些文字背后反映出在当时那个混乱的时代中，士人群体普遍地对自身的处世观念和方式有着深刻的反思。这里举其要者而言之。较早一些的，如《论语·微子》中“长沮桀溺耦而耕”一章：
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从表面上看，对话发生在长沮、桀溺和子由之间。但细味文章，长沮、桀溺所说的话，实际都是冲着孔子而去的。“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反问的语气，像极了渔父对屈原的回答，无疑，长沮、桀溺可以称为那个时代的隐士。
到了《庄子》中，甚至直接用“重言”c的方式，编排出一段渔父与孔子之间的对话，详见《庄子·渔父》。渔父对孔子提出了“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孔子以此心悦诚服地向渔父请教“至道”。最后，渔父向孔子提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建议。d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类文字的共同点，即对话的双方都是拥有明显思想差异的两种人。一方以孔子、屈原为代表，是典型的儒家士人形象；另一方则以农夫、渔父为代表，是典型的避世隐士形象，他们的思想大多是滥觞于道家的学说。
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出了“无待”的逍遥之境，与“有待”的限制之境相对，成为庄子哲学的最高理想。很显然，《楚辞·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超然洒脱，就是对庄子逍遥之境的形象化表达。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关键就在于“齐物”的功夫。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所以，“齐物”也就是要泯灭人心中对事物的是非、善恶、大小等的一切区分，以致消除物我的对立。而所谓“无待”的逍遥之境，也就是没有物我之别的状态。
《骈拇》篇中，庄子以伯夷和盗跖为例，揭示了人们纠结于世俗的善恶观念而不自知的可笑，进一步论述了他泯灭分别之心的主张：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e
这也就是渔父回答屈原的那段话的逻辑起点之所在了。在庄子那里，哪有义和利的高下之分呢？但在儒者眼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两者却是含糊不得的；同样的，在渔父那里，真有“清”与“浊”、“醉”与“醒”的不同吗？但在屈原看来，是非黑白是清清楚楚、不可置疑的。
所以，渔父所说的“淈其泥而扬其波”“其糟而歠其醨”的弦外之音是，要屈原不必过于拘泥于“我”与“世界”的不同，而要消除心中对事物的主观分别，以达到齐物逍遥的境界。随后所说的“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同是一条沧浪的水，有人说它清，我就用它来洗帽带子，有人说它浊，我就用它来洗脚。然而，我洗帽带子和洗脚的水，终究还不是同一条水吗？一个人执着于分辨水的清浊，再决定洗帽带子还是洗脚，不是很可笑吗？
然而，屈原毕竟是听不出这一层意思的。在长期受儒家是非、善恶观念的道德浸染的屈原看来，“淈其泥而扬其波”“其糟而歠其醨”和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这番话，与渔父针锋相对，言辞激烈。两个反问句情感充沛，不容置疑。一个“宁”字坚决果断，表现出赴死的义无反顾。渔父听后，并不再劝，只是“莞尔而笑，鼓枻而去”。
弄清楚渔父思想的逻辑起点之后，整篇文章在逻辑上便显得顺畅合理：文中其实只有渔父和屈原的两种不同人生路线之争，即齐物逍遥与执着不渝的分歧；屈原和渔父的形象也随之变得清晰而突出，他们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及背后的精神境界同样得到了深刻的解读，课堂上的两难问题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同时，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当我们一味地强调隐士“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而又不能明确阐述“随遇而安”与“随波逐流”间的区别时，我们在课堂上究竟会给学生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呢？当然就会有学生产生渔父的这种做法和自习课上跟随大流一起讲话有什么区别的疑问了。如果我们能走入隐士的思想深处，阐明他们的逻辑起点在于消除分辨之心，他们的理想境界在于齐物逍遥，那么学生对于隐士的形象才会有較为深入的理解，而不会简单地用“随遇而安”的套话来概括了。
看起来，两个人谁都没有说服谁，没有改变谁，都坚定地走向了各自的道路。然而，这次历史性的偶遇所形成的思想交锋，却成了历代士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矛盾。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真的隐士并不容易做，不是随便贴上几个“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标签就可以的。正因为齐物逍遥境界的难以企及，隐士形象也才成为千百年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受到一代代文人的摹写。
隐士文学的多重意味：柳宗元《渔翁》与《江雪》的对比阅读
隐士文学，在本文中指以隐士为写作对象的文学作品，并非指由隐士本身创作的作品。渔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在普遍的认知中，这一群体无疑可作为隐士的形象代言人；“渔樵”这一复合动词也由此拥有了超然洒脱的隐士况味。
有趣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隐士文学，其作者八九皆来自士大夫群体，鲜有真正的隐士。即便是被后人称颂的“征士”陶渊明，他的一生也长期在“仕”与“隐”的矛盾挣扎中度过。f也正是在反复的出仕与归隐中，陶渊明才得以真正体悟到隐士精神的内核。他四十九岁这一年，朝廷再次征召他为著作郎，陶渊明坚辞不就，从此彻底告别仕途，内心的纠结至此释然，遂与周续之、刘遗民相携归隐，号为“浔阳三隐”。同年写下一组著名的《形影神》五言古诗。
这组诗共三首，将形、影、神三个抽象的概念人格化，分别隐喻着人的生命、名誉以及精神，并借用三者间的赠答，阐述了陶渊明对于人生透彻的领悟。在最后一首《神释》诗中，陶渊明既解开了《形赠影》中对生死的执着：“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不复数。”同时，也消解了《影答形》中对于“名”的迷误：“立善常所欲，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最终提出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浑然融通、洒脱从容的态度。这与渔父沧浪歌的精神以及庄子齐物逍遥的境界不正相通吗？
因此，隐士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写实的文学，而是想象的文学，在这些作品中并不是对真实隐士的描写，而是寄寓了士大夫对隐士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的幻想与追慕。柳宗元的《渔翁》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被贬柳州，是柳宗元仕途的一个重大挫折。诚如他同一时期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说：“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他此时的心态与“屈原既放”后“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状况是差不多的。而支撑他走出那段艰难岁月的，恐怕就是《渔翁》诗中所刻画的那个自由而神秘的隐士形象了。对逍遥自在的想象，正是士大夫对苦闷灵魂的自我安慰和麻醉；然而，真正要在现实中去效法实践，则不免有一种但闻其声不见其人、“烟涛微茫信难求”的感叹了。
《红楼梦》中，经历了家破女失的甄士隐，听了《好了歌》后，了悟人世的空虚幻灭，跟随跛足道人云游四方。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屈原，听了渔父的一番话后，也随之泛舟湖海，那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生的答案五花八门。但其中有一个声音，是颇受赞同的：屈原不会成为真正的渔父，他也得不到真正的解脱。这幅景象，不正是柳宗元《江雪》中所描绘的画面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渔翁》与《江雪》写于同一时期，都是柳宗元被贬柳州后，借以排遣内心愁苦的作品。然而两诗的意境和情感完全不同。如果说《渔翁》是对隐士的想象，那么《江雪》就是柳宗元给自己的画像，充满孤独和凄凉。
上文已经说过，渔父的超然洒脱，在灵魂深处与庄子的齐物逍遥思想是相通的。但是，这一点对大多数士大夫而言，都是难以做到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虽然柳宗元最后口口声声说：“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他的心中，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分辨事物的意识。因为，整篇文章的抒情基础就是“我”对“西山之怪特”的发现与情感的认同：“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这和屈原的“深思高举”又有什么区别呢？带着这样的情感和态度，柳宗元在《江雪》中塑造出的那个渔翁形象自然就显得凄冷而孤独了，这只能是他对隐士的拙劣模仿罢了，徒有其表，而不得其心。
综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隐士文学，其意味是多重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下的创作，都赋予自己笔下的隐士以独特的形象。这些隐士，既是他们的向往，让他们迷恋；也是他们的镜子，照出他们自己的落魄。唯有我们给以充分细致的解读，才能看到各自笔下隐士的独到。
就像西哲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所说，人类用各自的自我意识，在自己和世界之间拉上了一道帷幕，透过这层帷幕，人类只能看到作为表象的世界，而并非这个世界的真实，唯其如此，人生才有了所谓的悲剧。那么可以说，屈原所代表的士大夫群体，乃至所有的常人，都是意志的、表象的；而领悟了庄子齐物逍遥思想的“渔父们”，则是自由的、本质的。
结语
我们在阅读中常常有着自己难以察觉的惰性，对固有的模式化认知理所当然地接受，并且以教师的身份武断地加以确立和推广，这对于自身阅读和语文教学都有着诸多的弊端。因此，我们必须克服这种阅读中的“套板反应”，跳出固有模式，向更深和更广的方向推进。
批判性思维，无疑是我们摆脱“套板反应”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领域是广博浩瀚的，然而大道至简，在笔者浅薄的学习实践中，也逐渐有一些思考感悟，概而言之：一切批判的可能在于细读，一切批判的动力源于质疑，一切批判的方法赖于逻辑。还是胡适的话说得最为精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a《语文（必修五）教学参考书》，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
b连中国：《冲出来的第四條路——〈渔父〉课堂实录及执教感言》，《语文教学通讯》2011年第28期。
cde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7页，第824页，第239页。
f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1页。附录载有逯钦立编写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陶渊明一生，前后有十九年，数出数隐，徘徊于“仕”“隐”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