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马厩”中的罪与非罪

时间：2014年4月8日

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会议室

人员：霍俊明 张 莉 金 理 房 伟 陈 亮 李文钢 王学东 程天翔 赵目珍

一、先锋写作的“落地”之作

霍俊明（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是集中讨论刚刚发表在2014年第3期《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马厩之夜》。作者张庆国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写作者，甚至可以说是是一个曾经很“先锋”的小说家。这部作品也不仅代表了个人意义上写作风格的转变，而且也可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先锋文学转型的一种“命运”。而安静的写作姿态在当下的小说生态与市场化的场域中显得几乎有些“格格不入”。我觉得越是这样的写作者越值得尊重，也值得深入探讨其文本的特点。我希望各位青年评论家尽量说真话，无论是肯定还是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这都应该是真正的“批评”所应该具有的。《马厩之夜》在我看来是一部特殊的指向“历史”和生命自身同时又在叙述方式上具有很强的个性尝试和探索的文本。

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庆国的《马厩之夜》，是一位有过先锋写作经验的作家的“落地”之作。故事性很强，叙述的语言也与当下流行文学期刊上的语言保持了距离。它让我想到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某种调性，但整部小说又是结实的。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初读张庆国的《马厩之夜》，在形式和内容上似乎都有似曾相识之感。个人孤身深入历史迷雾探寻谜底，这样的情节推动此前在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中都曾被演绎。而“敌方之女”的故事，无疑让人想起《羊脂球》或《我在霞村的时候》（这里“敌方之女”的说法就来自王德威对“贞贞”的概括）。自古以来，“敌方之女”往往成为战争获胜一方的战利品，因为她们不是同类，所以施之于同类身上的道德、人道主义等等可以无所顾忌；但是且慢，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敌方之女”的身心首先被敌人所蹂躏，此后，她们作为“被敌人蹂躏的女人”（一个耻辱的象征）其尊严将再次遭到同胞鄙弃、或明或暗的拒斥。在《马厩之夜》里，悲剧降临到了小桃子身上。

李文钢（任教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作为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张庆国先生的叙事艺术堪称精致成熟，这一点在《马厩之夜》中仍有表现。尤其是文中那些信手拈来的精彩比喻，不时给人眼前一亮之感，颇见功力。然而，在艺术本身之外，这篇小说却有着更为沉重的话题引人深思。

程天翔（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近年来，不少作家将笔触深入到抗战题材领域，逐渐成为一股写作潮流。不仅作品数量可观，类型上也可谓“花样繁多”。无论是“英雄主义”的土匪抗战，还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帮会抗战，都或多或少表现出此类作品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浮躁特征。但张庆国的《马厩之夜》不同，这部小说表面上也属于抗战题材范畴，但和其他作品相比，它在叙事的视角和结构方面给人印象深刻，显得非常独特。

房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厩之夜》这部小说充满了历史的神秘气息。桃县桃花村一个叫作“桃子”的慰安妇的命运，在数十年后的后辈思绪中，被还原和想象。张庆国没有宏大叙事惯常的民族国家的忧患感与使命感，而是从复杂人性的幽微之处，从历史毛茸茸的现场感中，去探究世界的真相和历史的本源。

王学东（四川西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庆国在小说领域中已创作了颇具特色的《卡奴亚罗契约》等小说，并初步酿造出了一个属于自我的艺术疆域。他近期创作的中篇小说《马厩之夜》，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战争”这个主题之下弹奏人性和命运。更为重要的是，他小说中“战争与人性”摩擦的“战争书写”，蕴含着比较独特的“战争美学”，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战争文学写作的新可能。

陈亮（任职于中国铁道报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关“后退”的故事。陈医生本来可以坚决一点，不给日本人做事，可他想到自己有娇妻幼子，只能委曲逢迎，从自己的行事准则上后退了一小步，给日本人当了翻译，直至到桃花村为日本人招揽慰安妇。桃花村的主事者王老爷本来也可以坚决一点，不给日本人派慰安妇，哪怕拼个玉碎，可他想到村中力量比起日军势单力薄，不敢逞强，只能从自己的道德标准上后退一小步，图个瓦全，派出村里非直系的外来女子去做慰安妇。

二、超越历史和世俗道德

霍俊明：刚才各位谈到了《马厩之夜》这部小说在叙述方式、艺术特点以及对“历史故事”本身的双重思考。实际上二者正是相互打开和彼此映照的。这样的文本才恰恰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而关于历史尤其是战争叙事（涉及抗日题材的更是如此），现在看来其写作难度越来越大了。这种难度甚至困境不只是体现在小说中，也体现在影视剧当中。而叙述者如何理解小说文体，如何理解和重新进入“历史”，二者显得同等重要。而既能够深入历史又能够一定程度上予以超拔和理性的观照可能是小说品质的一个保障，这就需要叙述者不能局限于道德、伦理、社会学和历史学式的小说叙述姿态，而是应该具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虚构与现实相见的“求真意志”的努力。

陈亮：关于二战期间慰安妇的小说有不少。张庆国的《马厩之夜》显得独特的地方是，其中没有出现一个日本人的形象，也没有任何关于慰安妇经历的正面描写，甚至慰安妇也不是小说的主角。小说叙述的是桃花村的村民如何接受了日本人的指令，选出了六个少女做慰安妇，在战争结束后，又如何对待逃回来的少女。

李文钢：慰安妇这一敏感的词汇，至今仍是铭记在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一份屈辱。对于曾经直接承受了这一苦难的人们来说，其心灵的痛苦不言而喻，哪怕他们是虚构中的人物。然而，在有着“儒教古风”的桃花村，无论是直接受害者小桃子、被迫为日本人做事的陈医生、还是因“无奈地”交出了六个姑娘而备受良心折磨的王老爷，几乎所有被牵涉其中的人，无一不想守住历史的秘密。他们更多的是将之视为羞耻，而非受害者的罪证。

房伟：有关中日之间的民族宿仇，慰安妇题材的人道主义谴责，战争对人性的挤压和扭曲，似乎都不是作者最终落脚的逻辑所在。或者说，作者以更为心平气和的态度和悲悯而平静如水的目光，超越了这些世俗层面的爱恨情仇与简单的道德判断。

金理：读张庆国这个小说真正让我动容的，是王老爷负疚自戕的那一刻。这部小说没有主人公，或者说，它要展示的，是所有参与“那场事变”的人。泰纳曾宣称，历史学家以样品为材料，处理的是类型，而非个体：“18世纪的法国是什么？两千万人……两千万根交织构成了一张网的经纬线。这张有无数结节的大网，不是任何人靠记忆或想象能就其整体清楚地掌握得住的。在《马厩之夜》这部小说中，罪与非罪，不是几个人的事，而是涉及历史黑夜中的所有人。

赵目珍（供职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事件的复杂性，是由叙述的复杂来完成的。《马厩之夜》中叙事主体的“我”，并未参与母亲“小桃子”人生经历的全过程，于是，其故事的演绎，无形中变成“讲述+转述”的双层结构。这从小说叙事中数次出现的“母亲破碎的叙述”“母亲说起”“我的母亲小桃子说起”以及第二十一节中插叙的“苦菜老头”“有话要说”可以证实。同时，它也说明了作者对故事的“转述”，并非出自一人。这种“讲述+转述”的双层叙述结构，必然决定小说的“叙事主体”要采用“全聚焦模式”进行“全知的叙事”。“我”要掌握整个“事变”中的一切，并且对其中的人物以及事件的看法发表见解（如第二十三）。但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当叙述主体进入了故事，作为其中的角色之一时，这种“全知的叙事”就要被打破。比如，第二十二、二十三节交代“我”的身世时即有如此视角的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马厩之夜》的整体结构中，有两个章节（第二节、第二十一节）在文本中起着关键作用。从功能上看，第二节是引叙，第二十一节是插叙，它们在文本中的承转作用，使整个小说的结构叙事，表现出非凡的意义功能。第一节将读者从现实带入故事；第二十一节将读者从故事拉回现实。这两条线仿佛米兰·昆德拉在谈小说艺术时，所提到的“复调结构”，它们好似互相独立，但又通过主题统一在一起，不可割裂。

张莉：张庆国这位小说家的中篇小说掌控能力，让人惊讶，他的中篇小说都令人印象深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读《马厩之夜》这部小说时，我想到了作者的另一部小说《如鬼》（《钟山》2011年第4期），我曾经在《2011年中国文学年鉴》里，特别推荐过张庆国的中篇小说《如鬼》。

三、战争在战争之外

霍俊明：刚才大家说的都非常准确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张庆国的这部《马厩之夜》确实在故事自身以及叙述故事方式上都是非常有深度的。叙事方式以及故事自身都成了某种“黑夜”一样的繁复状态。说到底，写“战争”从大了说涉及民族、家国，从小了说则是生命、人性和命运。也许，在一定情况下后者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当然，故事必须放置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去处理，如果只是依赖作家的虚构和凭空想象也是得不偿失的。张庆国的这部小说的可取之处就在于此。也就是说写作者既不能完全沉坠入历史材料中去，也不能完全滥用了想象和虚构的权利，而恰恰是应该在二者的平衡度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支点。

王学东：《马厩之夜》这部小说的整个故事，在“战争”的强光照射之中穿行，以“战争”作为故事推进以及人物命运的绝对舞台。“战争”是这篇小说整个故事向前推进的总控制枢纽，也是作者要浓墨重彩地表达的绝对主题。

程天翔：《马厩之夜》这篇小说，没有直接写“抗战”，没有英雄赴死、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而是将“抗战”作为一个模糊背景，以当事人之子“我”的视角去叙述多年前那场恐怖的“事变”。

王学东：《马厩之夜》中，绝望的战争饱蘸着浓墨的汁液，但是小说中的这些“战争”，极少正面的战争描绘，呈现出一种“越过战争”的战争书写方式。也就是说，这篇小说中不但很少直接出现军人、军队形象，而且也没有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等宏大战争场面描绘。这里的“战争”，更多的是对人的存在背后那种层层覆盖、不断包裹的“战争氛围”的凸显。

陈亮：还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后退，实际上，后退一小步，可能就是无止境的坠落，身后就是万丈深渊；后退一小步，可能就会带来一个文明秩序的坍塌。在《马厩之夜》这部小说中，陈医生后退了一小步，最后无法自拔，直至在战后送了命。王老爷后退了一小步，一直受着内心道德感的煎熬。而到了少女们逃回家乡后，他又把这些遭过玷污的少女，当作桃花村的污点，选择了杀死她们，最后与他们同归于尽。就是他们一开始小小的后退，让他们无法拉住命运的缰绳，步步后滑，直至毁灭。许多人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金理：史学与文学在再现历史时，各有专擅和怀抱，前者心无旁骛于“大网”的整体，这“不是任何人靠记忆或想象能就其整体清楚地掌握得住的”。而文学恰与此相悖，它仔细打量“大网”的罅隙里每一处盘根错节的脉络，就像张庆国那样，执着关注“那场事变”中的“每一个人”，尤其当往事如烟，或历史被板结成统计学的数据、知识之后，密切关联着具体性、感官性、现场性的文学记忆，如沸水融开坚冰，让单一的历史叙述变得复杂可感。

房伟：在王老爷家祠堂后的马厩里，所有惊心动魄的人性挣扎，都表现出大历史对个体生命无情却荒诞的吞噬，以及作者深沉悲悯、却内敛含蓄的想象。由此，那些早有定论的历史概念，如汉奸、地主、慰安妇，似乎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作家没有沉溺于对慰安妇肉身遭际的细节刻画，他甚至在这些习惯性出彩的地方，为我们保留了空白的想象。

李文钢：《马厩之夜》的叙事者“我”，在文末第二十三节，忍不住跳出故事之外，强调“现实永远超出想象，人性的错乱与复杂，远在书本的推测之外”，以此为故事的真实性辩护，似乎显得多此一举。然而，沉心再想，小说的叙事者“我”，不惜以破坏故事的整体情境为代价，“贸然”站到前台发表的这一番言论，毕竟也有其理由。其理由不仅在于为自己所讲述的故事真实性辩护，更在于提醒人们，历史的沉重和人性的模糊。而这，或许正是《马厩之夜》这篇作品的主题。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儒教祖训，有着“儒教古风”的桃花村，为了自保，将外来的姑娘送给了日本人，明显构成了对自己的反讽。因为这样的裂缝存在，似乎也就更可以理解，叙事者“我”为何会忍不住站到前台，来为自己的故事的真实性辩护了。

赵目珍：虽然《马厩之夜》这篇小说，一直在长篇大论地叙述“母亲经历的事变”，但作者真正的意图，却在看似游离于故事之外的第二十三节的评骘中“闪现”出来。作者从“寻根”的苦痛与内心的焦灼出发，告诉我们：“战争搞乱了世界，让很多人身份混淆，永远惴惴不安。”“现实永远超出想象，人性的错乱与复杂，远在书本的推测之外。战争就是一本烂账，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只有绝望、慌乱和一错再错。”故而，小说中第二十一、二十三节，是小说的特殊结构。它们看似游离于整个故事之外，其实正“体现出”作者别具匠心的“剥离”意识。

米兰·昆德拉将这种表现方式称之为“离题”。这是一种处理主题的方法，即作者将要展开的故事暂时搁置，来直接进攻故事主题。的确，从整篇小说来体会，读者确实可以感受到，这两节在突出主题上所表现出的举足轻重的分量。

《马厩之夜》中，张庆国对自己观点的阐发，我保持高度认同。“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索。”而且，这样的思索方式是多样化的。《马厩之夜》通过“离题”的方式，将这种思索直接呈现，在小说的故事进展中尽管显得突兀，但是“离题并不削弱而是巩固结构原则”。相反，在小说中，因为满足于讲故事而被平淡化的主题，在“离题”的这一部分被强化了。另外，从这篇小说创作的叙述笔调来体会，我觉得小说中这样的结构布局在作者那里，应该是信笔所至的。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圆满，我有这样的感受。

四、黑暗深处的痛苦与尊严

霍俊明：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马厩之夜》这部小说的故事所依托的空间。毋庸置疑小说中的故事一定是要在特定的空间展开和进行的。这部小说的故事空间和叙述空间就显得非常特殊，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讲具有来自“边地”的陌生感。而恰恰是这种地方性的特殊空间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人物命运、精神状态在一个同样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上凸显了异样和个性化的质素。

王学东：《马厩之夜》这篇小说中的“战争”，与其说是对战争的描绘，不如说“越过了战争”，将战争作为故事与人物出场的背景，将人的存在纳入绝对的“战争氛围”之中。这种“战争主题”之下而又“越过战争”的战争书写方式，让我们在小说中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个挣扎着的翻滚的灵魂，最终映带出“难以承受战争之重”的“战争美学”。也就是说，小说中“越过战争”的战争书写，其宏旨在于把战争与人性编织在一起，以战争打量人性，以人性来朗照战争，展现出肉体、人性、精神、命运在战争中被蹂躏，被战争的铁杵所一锤一锤地敲碎的苍凉之境。

赵目珍：马厩之夜》中的主要人物，如果从“故事”的主导看，可以认定是“我”的“母亲”小桃子和“父亲”鬼眼睛哥哥。但在这篇小说中，我想谈的却是另外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一个让我印象深刻，一个让我刮目相看。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有个性”。这两个人物一个是陈胖子，一个是王老爷。陈胖子是小说结构故事情节进展的穿针引线式人物，王老爷在整个小说结构中是关键人物。陈、王二人一个是故事开局的人物，一个是故事收束的人物，作者在小说布局谋篇上，对此二人的安排并非是无意形成。他们是小说故事情节展开的行动者，还是作者带有个人审美和从人性、伦理角度进行审视的艺术人物。因此，他们既是叙事学人物分类中所说的“功能型人物”，又是传统小说批评中所谓的“心理型人物”。

房伟：桃子作为一名慰安妇，并非一个苦情的形象，而是以天真无邪映衬出了历史的残酷。同样，陈胖子是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他被迫为日本人做事，为日本人去桃花村讨要“花姑娘”。然而，作者并没有从民族大义的层面对他进行更多谴责，而是关注陈胖子在良心和苟且偷安的心态之间的苦苦挣扎。

程天翔：《马厩之夜》以几场血淋淋的命案宣告终结。作品用急促、焦虑的笔调，从现实切入历史，构成了小说隐性式的二重叙事结构。纷杂耻辱的秘闻背后，是作者对复杂人性的深刻书写，引领读者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抵达事件的真相本身。

金理：《马厩之夜》逼迫我们去直面特定时空中具体的人如何参与“那场事变”，他们携带形形色色的性情、意愿、心态，做出抉择，而每个抉择背后都隐藏着算计、希望与无奈，在“大网”里扑腾，最终扭结成历史行进的力量……张庆国的叙述，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特里林的判断：“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文学能最充分、最精确地讨论与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以及困难性相关的问题。”

房伟：张庆国不止拷问了陈医生的人性怯弱，更是将笔触深入到了桃花村里的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着日军的无理要求，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并以牺牲外姓人女孩为代价，换来短暂的和平。从这个角度而言，桃花村的每个人，似乎又都是日本人和陈胖子的帮凶。当死里逃生的姑娘们回到了桃花村，却无法被村里人所接受。村人无法以正常的心态，面对这些被日本人“弄脏”的女孩，村人更无法面对的，是自己在良知上巨大的苟且与丑陋。

李文钢：当小桃子把自己变成了哑巴，是什么让她对往事绝口不提？历史的黑夜里掩盖了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中，有多少来自自身的精神矛盾和负重？这也许是《马厩之夜》的作者一直在思考着的。

房伟：小说结尾，王老爷陪着姑娘们一起喝毒肉汤而死的情节，却似金黄的闪电，划破了沉闷的夜空，显现出人性自我救赎的尊严。由此，张庆国的这篇《马厩之夜》，也就表现出了与当下的抗战小说很大的区分度和创新性。张庆国的笔下，抗日战争也不仅是民族国家的仇恨，而是一场人性角力的竞技场，他深刻地洞见了历史与国民性中那隐秘难堪的真实与对人性最后的拯救。

王学东：《马厩之夜》这部小说，体现出了难以承受战争之重”的“战争美学”，也让我们看到了从战争出发去触摸“人性的整体”的新视域。反思战争，就是重铸人性。面对着“战争”所带来的坚硬且锐利的绝望、空虚，《马厩之夜》这部小说中，“我母亲”被战争沉重而持久地毁灭，清晰展现出“战争之重”让人“难以承受”，也让我们看到了“人之重”。在“难以承受战争之重”的“战争美学”中，重新打捞人性和重组人，这是战争文学不断向前推进的坚实地基。由此，《马厩之夜》所呈现出来的“战争美学”，在当下的战争书写中，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

张莉：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小说家张庆国的功底好，触觉敏感，因为作者用心，所以读者被打动，尤其是读到小说结尾。《马厩之夜》这部小说成功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有着异域色彩、边远色彩的情境之中，非常有说服力。就此而言，张庆国达到了他的创作目的，他使我们和他一起共同回到历史，共同记取那些在历史深处的黑暗和隐秘。

霍俊明：最后，谢谢大家。我觉得这次集中讨论非常深入，从中我也体会到很多重要的文学问题值得今后继续探讨。我想这次对张庆国《马厩之夜》的讨论既对他本人和文本进行了深入腠理的个案分析，同时也对当下的小说创作具有整体性的观照、反思和参照的意义。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