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苦的少年时代
作者简介：程树榛，江苏省邳州市人，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系，曾任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技术员、工程师，工厂党委宣传部长。一九八二年调入文学界为专业作家，先后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等职。中学时代便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共发表约五百余万字，结集二十部，其中长篇小说《大学时代》、《钢铁巨人》等六部，中篇小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十余部，散文、报告文学集多部。多次获奖（包括全国奖），二○○八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程树榛文集》（十卷）。
一、我的家族及其由来
我的故乡在江苏省邳县（现改为邳州市）。邳州古称邳国，后称下邳，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她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京杭大运河横贯其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为苏北著名的鱼米之乡。我们家就住在运河边上一个古老的村寨——程家圩。
我们程家乃宋朝理学家程颢、程颐（世称“二程”）之后，论辈数，我是他们的第二十七代后人。根据家谱和有关史料记载，我们的先祖程颢（公元一○三二年至一○八五年）字伯淳，是北宋嘉祐进士，曾任湖上元（今江苏南京）主簿、晋城（今山西晋城）令等地方官，熙宁初，被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元祐初，被召为中正承。他早年与其弟程颐（公元一○三三年至一一○七年）就学于北宋大哲学家周敦颐，同为理学的奠基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道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说“天下只有一个理”、“理是心”、“天人本无二”、“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宣扬“气禀”说，认为“人有贤、愚之分”，宇宙为“阴、阳二气演化”。竭力维护“三纲五常”、“周孔之道”，主张“灭私欲、存天理”。后来的南宋理学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构成了完整的“程、朱理学”体系，对后世一千余年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思想的核心是唯心主义的，但也有某些合理与进步成分，对他们的评价，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来考量，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程门立雪”这个著名典故，我们程氏一直引以为荣。它源于与“二程”同时代的大学者杨时、游酢年轻时求见程颐的故事。据《宋史。杨时传》：“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明初思想家谢应芳著《杨龟山祠》有诗云：“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于是，“程门立雪”便成为国人尊师重道的典故。我们程家亦以将此典故作为一种家传盛典予以世代传扬，历久不衰。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程家家祠的大门上，高悬一块金匾，上边镌刻着“立雪堂”三个大字；而在过年时，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挂着硕大的红灯笼，灯笼上同样印着“立雪堂”的字样，足以为证。
又据家谱记载，我们程家这一支原来居住在河南洛阳，后因躲避战乱，迁居到现在的江苏省邳州市，子孙繁衍，形成一个数百年的老村——程家圩，我一九三四年七月就出生在这里。由于祖上曾经官高爵显，故一直是名门望族，诗书传家，代代相袭，被誉为书香门第；直到我的祖父程作云，仍为前清的末代秀才，他才赋甚高，饱读诗书，是家乡的一代名儒。但是他恃才傲物，孤高自诩，故为世人所不容，一生怀才不遇，壮志未酬。于是便退而求其次，从事家乡教育，设塾于家祠，广招乡邻子弟，孜孜不倦地向他们传道授业，谆谆解惑，育以成才。因此，桃李遍四方。而且祖父还以书法见长，先学柳公权楷体，后效王羲之行书，大篆一挥，笔走龙蛇，或如行云流水，或似天马行空。据说，当年来我们家向祖父求书者不绝于缕。遗憾的是，因饱受连年战乱与兵燹所苦，屡遭盗匪抢劫，以及几次浩大的火灾，不仅家财毁尽，而祖父的墨宝亦荡然无存。
历经劫难，我们原为富庶的门庭此后便一蹶不振，到了我的父辈，即沦为平常百姓之家。幸有我的大伯父程之藻（字耀卿），继承父志，苦读诗书，学业有成，先是以教育为本，后又从事医疗事业；经过他苦心的钻研中、西医术，长期的诊病疗伤实践，成为当地的名医。他心慈量宽，厚德载物，广接善缘，胸怀国家。当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拔到我们家乡，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游击战，经常有伤病员前来请伯父就诊；伯父都及时地予以疗治，并且不收任何费用，从而得到父老乡亲和人民政府的热诚称赞。当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抗日政权时，伯父被推选为首届参议员。后来虽因时世多变，历经坎坷和多重磨难，但他仍活到百岁高寿，最后无疾而终。只是他的三个弟弟（包括我的父亲）和妹妹，均先后英年早逝，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
我们这一代，根据旧的封建家庭大排行，共有兄弟四人。长兄树槃，为二伯父之子，中学毕业后，恰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出于满腔爱国热情，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便投笔从戎。因受时代所局限，他报考了黄埔军校，毕业后，成为国民党的一名军官。抗战八年，辗转于华中、西南各地，曾身经百战，与侵略者拼搏于疆场，多次负伤，也算为保卫祖国流了血；解放战争期间，他供职于傅作义将军部，随北平的和平解放而进入革命阵营。但后来因为厌倦军旅生涯，解甲归田，意欲终生隐居乡野，不问时政。但是，现实是不允许他那不切合实际的奢望的。回到家乡后不久，不得不改行从事教育事业。由于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加上非常的敬业精神，他的教学工作受到乡亲的好评，得到学生的由衷敬爱。但是，后来因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在教师的岗位上，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
二哥树棨和三哥树荣都是大伯父的儿子。二哥从小聪慧，为伯父所钟爱，初中毕业后，考入清江（现在的江苏淮安市）医士学校，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算是苏北的医学最高学府了。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遍地烽火，他难以去大城市的医疗部门就业，只好回到家乡在伯父开设的乡村医院“屈尊”当了医生。对这个乡村医院，伯父当时很低调，不事张扬，名曰“农民诊所”。在门前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诊病疗伤但求有所；下联是：农村陋巷为便贫民。其宗旨一看自明。但由于当时战乱中的农村，缺医少药，诊病困难，伯父的这个农民诊所，就给家乡的那一带疾病患者，带来了求医的方便条件。加上伯父中医功底深厚，二哥西医的医疗水平较高，父子俩中西结合，许多疑难病症都可以疗治，以致臻于药到病除之效，因而每天患者来往不绝，一时名扬下邳。特别可贵的是，这一对父子医生，思想并不保守，我们家乡刚刚解放时，二哥便进入革命行列，成为我们县人民医院的业务领导。他率领全院医护人员，救死扶伤，不辞劳苦，受到群众和领导的广泛好评。但是，极“左”路线也没有放过他这个在生活上、工作上都曾经犯过“错误”的人，最终被迫害而死，使当地的乡亲失去一位非常信赖的好医生。
三哥树荣的命运虽平常而又坎坷。也是因为战乱的关系，他没有求学的机会，及早便辍学在家务农。他老实憨厚，勤于耕耘，使我们家的农田得以收获，以维持全家的生活，无饥馁之虞。但因我们家的成分不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也吃了不少苦头。好在他熬过了那艰难的岁月，耄耋之岁，仍很硬朗，在儿孙绕膝中，颐养天年，于二00八年秋，驾鹤西去。
我在众兄弟中，年龄最小，排行老四。谈到我的生平，必须首先说一下我那英年而去的父亲。父亲名程之藩，是祖父最小的儿子。自小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尤其喜爱绘画和雕刻，被祖父母视若掌上明珠，对其期以厚望。但他却生不逢时。年龄很小时，祖父便去世了，家里灾祸频仍，使他没有能够受到完整的教育。不过，由于他过人的聪慧，而自学成才，及长，便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同样作为清末秀才的外祖父，慕我们程家的盛名和我父亲的才华，便把最心爱的女儿——我的母亲，许配给我的父亲。外祖父为孔子的名弟子颜回的后裔，在家乡亦属名门大户，和我们程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吧，所以才会结成亲眷。母亲是外祖父十二个子女中倒数第二，应属大家闺秀之列。与我父亲结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加上待人接物礼数周到，深受祖母和兄嫂的关爱，贤惠之名，闻于乡里。我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不幸的是，我的哥哥和姐姐，出世不久便先后患病夭亡了，父母曾经为此非常悲伤；我的出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喜悦，对我无比珍爱。为了我，父亲曾经花了数月时光，精雕细刻，做了一只小手推车。小推车描龙绘凤，小巧玲珑，其工艺之精巧，受到人们热烈的称赞。父亲经常把我放在小车上，走街串巷，亲子之情，备受邻里的欣羡。但是，这种幸福的时日没有持续多久，就在我不到三岁时那年，父亲却意外地撒手西去。
父亲的早逝，与我大伯父有很大的关系。当年，我们家乡因为水利失修，经常有洪水为患，每每田园歉收，乡亲们难得温饱。我们家本来是个大家庭聚居在一起，大伯父在外边工作，家事由我父亲掌管，事无巨细，他都必须过问，诚然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可是，在一年洪水围门、全家生活面临空前困难时，伯父突然从外地归来，提出立即分家的要求；与此同时，因为对某一件家事处理得未合他的意愿，从而对我父亲进行严厉的指责，使其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在一时的愤激之下，性格刚烈的父亲，竟然用自尽表示对兄长暴唳无理行为的抗议。父亲的遽然长逝，我年轻的母亲，感到如同天塌地陷一般，痛不欲生。当时，我还不到三岁，刚刚牙牙学语。我已经记不清父亲去世时那些无限悲痛的日子的具体情景。朦胧中仅记得有一具硕大无朋的黑棺材，搁置在我们住房的正中，一身缟素的母亲，伏在棺材前号啕大哭。她捶首顿足，泪湿襟衫。据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她当时直感到眼前一片渺茫，难以生存，一心想追随父亲而去。但是，亲戚邻居都在一旁苦苦相劝：不看死者还要看活的。你若有不测，你这嗷嗷待哺的孩子，将何以生存下去？而我当时亦似有所懂事，伏在母亲的怀里，双手搂紧母亲的双臂，痛哭不已。母亲这才从痛苦中有所省悟，也便紧紧搂住了我，当即盟誓般地对着父亲的灵柩说：为了你的亲骨肉，我要活下去，把他抚养成人，继承你的遗志，如你所期盼的那样——光耀程家门楣。
母亲坚强地活下来了，但痛苦并未稍减。封建大家庭的社会环境，传统的道德和礼教的束缚；特别是缅怀和我父亲的感情，使她未能也不想从一个未亡人走出我们程家一步。母亲把我当成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以维系自己青春的生命。此后的七十余年，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也许是出于某种自责吧，在我的父亲下葬之后，伯父顾念兄弟之情，痛悔昔日苛责弟弟之过，当即收回分家的成命，将我们母子收留在大家庭里共同生活，并且从此对我也另眼看待，呵护有加。我们也得以和伯父的家人一起，共享他事业发达的荫泽。
另外，我还有三个姐姐。大姐、二姐为大伯父所生，三姐为二伯父之女。她们因受时代局限，均未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因“书香门第”的耳濡目染，也都粗通文墨，可以阅读通俗书刊，并和亲朋有书信往来。她们对我都非常友爱，视若亲生兄弟。特别是三姐树芬，从小就对我呵护备至；我对她也充满依恋之情，直到她驾鹤西去，姐弟深情，也没有少减。
二、母子相依为命的苦日月
父亲去世后，母亲虽然坚强地活下来了，但孤独的痛苦却一直伴随着她。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母亲总是以泪水洗面；平日郁郁寡欢，沉默不语。每逢年节和父亲的忌日，便挎起食盒，拎起一筐冥钱，牵着我的手，到荒野之外，去为父亲上坟。她先是伏在坟墓前，哀哀痛哭，既则把冥钱烧化；最后把食盒内父亲平日爱吃的菜肴，摆在坟前的一方平地上，放好杯盘、碗筷，把酒杯斟满了酒浆，对空遥拜，口中轻声默念：你在天有灵，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保护儿子健康成长，读书习礼，早点长大成人。然后，让我也跪拜一旁，教我向父亲祷告，乞求父亲在天之灵，佑护儿子身心康健，学业有成，鹏程万里。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我的内心很小便充满孤寂和凄苦之情。
我的童年时代，正赶上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期，敌人的铁蹄践踏了祖国半壁河山，也践踏了苏北大地。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连年的兵荒马乱，使我们家乡的学校皆荒废而倒闭。我虽然到了上学的年龄，却难以入学就读。对此，我母亲甚为忧虑。因为我们程家素称“书香门第”，诗书传家，父亲在世时，对我期望很高。可是，我现在年龄已过了六七岁，却无法上学读书，怎么能成？不读书，难以成才，何以对得起九泉下的父亲？在无奈中，母亲遂央求我年长的叔伯哥哥、姐姐们，用他们现有的知识，教我读书习字。哥哥、姐姐并无现成的课本，他们只好东拼西凑一些儿歌、俚语，写在纸片上，教我诵读识字。我现在还能记起当时所学的儿歌片段。
如：绣花轿，门前到，锣鼓喧天真热闹，姑姑姨姨接到家，哥哥今天娶嫂嫂。
又如：看看日头看看天，看看烟囱不冒烟，几家娘子喊吃饭，几家娘子借油盐。
再如：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带了媳妇高飞去，巢中老娘泪成行。
等等。
而我母亲则把这些纸片装订成册，挂在我的脖子上，以便我能够随时翻看。每天晚上，在临睡觉之前，母亲一定要我逐篇念给她听。在诵读时，稍有不通畅，她的脸上便露出不悦之色；如果在什么地方“卡壳”了，她会立即撂下脸来，对我严加斥责。对她这些表情，我往往并不十分在意；而我最畏怕的是，母亲因此而放下手中的活计，暗自饮泣流泪，这比任何惩罚都令我难以领受。“孟母断机”之典，而今方感同身受。因此，我只能乖乖地认真读书识字，丝毫不敢懈怠。
幸而不久，新四军来到了我们的家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且兴办了各类学校。我们程家圩随之也开办了一个小学，教师就是我的本族哥哥名叫程树楹。他也是一个有志青年，毕业于运河乡村师范学校，因为战乱，毕业后一直失业在家。现在本村开办学校，他正好有了工作的机会，因此办事非常认真、投入，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很快就筹办好了。母亲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让我报名入学。由于我此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开学时，我竟一下子插班直接进入二年级就读，在班上我的年龄最小，但是学习成绩却非常优异，而且，我的书法也很突出，因此，屡受老师哥哥的表扬。
不过，当时的学习生活是很不安定的。因为日本鬼子经常下乡“扫荡”，为了避免受到敌人的伤害，我们经常需要“跑反”，因此，只能是断断续续地上课。可是，这也激发我们更加珍惜时间的可贵，大家的学习都很用心。
当年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建立了各种救国组织，诸如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我虽然年龄很小，却也怀有报国之志，便报名参加了儿童团，而且尽到了儿童团员一份责任：站在村头上，手持红缨枪，进行站岗、放哨、查路条等盘查过往行人的活动。这些活动我都做得很认真，得到长辈们的赞许。
在本村上了不到两年学之后，次年，我又考入了我们村西边的乾坤寺小学五年级。那时候，高小和初小是分开的，而升入高小，必须经过考试这一关，就像现在的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那样。乾坤寺是我们当地一个很大的庙宇，大雄宝殿雄踞于后，其他各路神仙各得其所，殿宇宽大齐整，寺内古木参天，庭院森森，很有气派。抗日政府把它征用来开办一个完全小学，实乃英明之举，深为广大群众拥护。
乾坤寺距离我们家大约有六七华里之遥，中间隔着一道小河，一片旷野，还有一处“乱葬岗”。对于我这个刚满十岁的孩子来说，起早贪黑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我经常是胆战心惊，不敢前往。母亲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每天很早便起来，为我做饭，并准备好当日的干粮，然后，亲自送我去学校。其时，天色尚早，到处黑黢黢地，只有一条白色的小路，在夜色中向远处延伸。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踏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一溜小跑，向学校奔去。有时，走着走着便见有几片磷火闪烁，间或听见有猫头鹰凄厉的号叫，吓得我毛骨悚然，不敢挪步。母亲便强打精神告诉我说：孩子，别怕，有娘在这儿保护呢！于是，我便把脑袋伸进母亲的衣襟之下，一跌一踬，艰难行走。走到学校时，天边才刚刚呈现鱼肚白。母亲一直把我送进教室，才兀自踅身回家。而我却是少数几个最早到校的学生之一。（后来，这条路走熟了，习惯了，我便坚持不让母亲再送我上学）。有母亲如此用心，我怎敢不用功读书？因此，我便成为班上学习成绩最佳者，故又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在此期间，曾发生一件趣事，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此事发生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前一天，刺骨的寒风一直刮个不停，树上的残枝败叶都被刮了下来。那呼啸的吼声，从窗棂的缝隙中吹入室内，吓得我很久未能入睡。可第二天早上开门一看，眼前竟是一片银色的世界。皑皑白雪，铺天盖地；参差的房舍如琼楼玉宇；干枯的树木枝条上，都着上了银色的树挂；广袤的田野，更是银装素裹。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顿时觉得进入一个神话天地。
面对如此大雪，母亲不想让我去上学了。她怕我倒在雪窝里爬不出来。可是，我怕耽误功课，执意要去。母亲拗不过我，只好用厚厚的棉衣把我包得严严实实的，并亲自送我走出村外。
出了村子，到了田野，精神更是为之一振。只觉视野更加开阔，白雪更加耀眼，四处杳无人迹，阒无声息，连飞鸟也不见影儿。但当我走到一条小河边时，忽有一个景象意外地映入我的眼帘：在小河拐弯处，停靠着一只小船，船上有一个老人，身穿蓑衣，手持渔竿在垂钓。他站在雪铺的甲板上，全神贯注，一动不动，俨如一尊雕像。我走近他时，方认出老人竟是我的一位本家爷爷。他是一位慈祥的老头，年已古稀，发须斑白，但仍精神矍铄，平日和蔼可亲，与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友好，我们对他也非常敬爱。谁知今天竟冒着严寒来河边钓鱼了。当我在靠近他时，他毫无所察，因怕惊扰鱼儿上钩，我未敢和他打招呼。
来到学校，刚刚迈进教室，上课铃声响了。这一节是作文课。语文老师是位年过五旬的老先生，他的国学底子很厚，平日除了按部就班教授我们课文外，还经常辅以古典的诗词歌赋和一些较浅的文言文，这使我们大为受益。今天早晨，他进教室后没有多说话，只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雪”字，作为我们今天作文的题目。
这完全符合我的心意。我立即拿起笔，略加思索，便摊开作文簿奋笔疾书起来。刚刚经过的那些画面，如电影镜头般地在我面前一一闪现；特别是那位老爷爷在小船甲板上垂钓的情景，也映入我的眼帘，流入我的笔下，我似乎在描绘一幅风景画。
我酣畅淋漓，一挥而就，当场交卷。
老师正端坐在讲台上。我交上作文簿，他立即展卷评阅。少顷，他便站了起来，眼含慈爱的笑意径直走到我的课桌前，连声说道：“这篇作文写得好！立意和叙述都很出彩。”说罢，他又迫不及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读了我的作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他还引用了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咏雪诗《江雪》，赞扬我的作文所蕴涵的诗情画意。说着说着便摇头晃脑地高声吟诵起来：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吟罢，他又再三向同学们说道：“请大家品评一下，这首诗和这篇作文的意境何其相似！当然，这篇作文是不能和柳诗相比的，但我说的是‘意境’，这是为文之本啊！”
课后，老师又鼓励我，要在语文方面多下工夫，“你的前途是很广阔的，望你好自为之！”老师的鼓励，使我尝到了写作的乐趣，此后终生不改。
另外，我的这篇作文竟不胫而走，迅速在我们家乡流传，亲友们也广为称赞；而且因此使我获得一户富裕人家的青睐，托人前来我家说亲，他的女儿成了我的未婚妻。此事的结果，容后再详细表述。
三、借助亲戚，求学土山
苦星熬月，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普天同庆之余，人们都希望从此国家会繁荣昌盛、统一富强起来，老百姓可以过上太平幸福的日子了；可是战火的硝烟未息，内战又爆发了。蒋介石罔顾民心，逆时而行，凭借美国的“援助”，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我的家乡，原为新四军的根据地，可惜，一九四六年秋，解放军进行战略转移，家乡又被国民党的军队占领。由于时局巨大的变动，乾坤寺小学便随之解散了，我又不得已而辍学。
面对这种情况，母亲更加着急了：对于一个正在求学的少年来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哪！怎么能让时间从我身边白白流过呢？可是，附近的学校全部停办了，我无处可去了。
情急智生，母亲又有了新主意，采取了新措施。因为她听说离我家二十华里以外的土山镇，那里的高等小学已经恢复上课了。于是，我母亲便亲自去土山镇，找到了我的一位姓沈的表伯（我祖母娘家的侄子），流着泪向他倾诉了对我失学在家她内心的焦急，同时表述了我父亲“望子成龙”的遗愿，恳求允许我借住在他家，去就读土山小学。表伯也粗通文墨，他的两个儿子恰巧也正在那里读书。念及与我父亲的表兄弟旧情和我母亲的育儿苦心，特别是他还是我的媒人，经过他老人家的做媒，使我和前文所说的临近一个刘家村中的一位小姐订了婚，他当然和我家的关系又近了一层。有了上述几方面的原因，表伯欣然应允我母亲的要求，使我得以住在他的家里，在“土小”顺利地完成高小课程，并且留下一段温馨而难忘的记忆
我就读的这个“土山小学”旁边，确实有一座小山，它就是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里所描写的那个地方。当年，关羽被曹操设计诱出下邳（即现在的邳州），就在土山为曹兵所困，不得不和曹营使者张辽进行谈判，而达成著名的“三项协议”。此后得以养精蓄锐，继而“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在古城与刘备、张飞会合；刘、关、张终于又重整旗鼓，逐鹿中原，最后建立蜀国与北魏曹操、东吴孙权三足鼎立……这个故事在我们邳州老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们并以此为自豪。后虽经千余年的风雨剥蚀，沧桑巨变，但小小土山，依然如故。
其实，这土山虽名头很大，实际却甚小，海拔不足三十公尺，面积不到半平方公里。不过，它周围的风光却很秀丽。山下绿树环绕，浓荫蔽日；山上怪石嶙峋，虎伏熊立。峰巅建一小亭，飞角翘檐，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玲珑剔透。檐下嵌一金匾，镌有“马迹亭”三字，盖因亭前的巨石上留有数个马蹄印儿故也。相传是当年关公的千里马踩出的印痕，小亭因而得名。更为难得的是，山脚下有一条小河，在此徐徐流过。小河名曰“芳亭河”，发源于我县一座称之为“巨山”而实际海拔不足百米的山涧，东流汇入横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河水系山泉汇合而成，一尘未染，绿如碧玉，清可见底；两岸翠柳如屏，芦荡似墙，流波泻玉泛银，水声潺潺，长流不息。
我们的学校就建在这山水相连的关帝庙内。它依山傍水，沐浴在绿树喷泉之中，约定俗成，取名为“土山小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中期，她得天独厚地成为那一方的“最高学府”，周围数十里的有上进心的少年儿童，对其皆向而往之。我母亲亦是仰慕其名而要我前去就读的。虽系中途转学，仍照例经过考试凭成绩录取而后插班随读。
由于我初来乍到，中途插班，再加我生性木讷，不善言词，疏于交往，故在班上有点儿离群索居，落落寡合。每当课余，总是独自一人踱到山脚下的芳亭河边，伫立在岸旁凝思聚想。时而仰望天上流云，时而俯视河中倒影；面对水光山色、绿树红花，心中不禁触发少年人的浪漫情怀。古今中外，人间天上，自思自想，其趣无穷。
有一天傍晚，夕阳已落入地平线下，在日没的地方，泛起一片橙红的火光，映得河水灿若镀金，微风吹动，掀起片片涟漪，被霞光照得金翅金鳞，熠熠发亮，瑰丽极了。正当我被这绝美的景色陶醉得如梦如幻时，忽见不远处走来一位小姑娘。看样子她大约有十来岁年纪，蓬松的短发，覆盖着前额下一双明亮的大眼，双颊被晚霞照得艳红艳红；亭亭的身躯，如一株迎风摇曳的小垂柳。她莲步轻移，当来到山前的小河畔便站住了。迎着晚霞，两眼怔怔地望着河面上美轮美奂的景色。再一端详其侧影，我已认出来了：她是低我一班的女同学，也是今年考进来的插班生。记得入学的那一天，由母亲送我来校报到，在传达室前，遇到了一位仪表端庄、衣着非俗的中年妇女，她领着一个十来岁眉目清秀的小女孩和我同时走进校门。母亲当时还和那位妇女热情地打了招呼，而后告诉我：这是前村的表舅妈，也是送女儿来上学的。随之，又让我们这两个新同学相互认识。经表舅妈介绍，我方知道这位小我一岁的小姑娘名叫萧碧，和我一样，也是借住在一位亲戚家中。表舅妈当场还嘱咐我们两个今后要互相照应，特别要我多帮助这个小表妹。可是在入学之后，我们在各自教室上课，很少有机会在一起，即使偶然见了一面，也因彼此生疏、“男女有别”而低头过去。有时，我也隐隐感觉到她的目光在我身上有过片刻的流连，可生性腼腆的我，也不敢多看她一眼。因此，我们的相识还停留在最初那次见面的水平上。
想不到今晚我们却在这儿见面了。两人虽然距离很近，我却没有勇气首先过去打招呼；尽管我已经感到从那双明眸的秀目中射过来一束温柔的光，可是，我的双脚就像被钉子钉在那儿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不一会儿，夜幕降临，黑色的羽翼覆盖大地，天色暗了下来。这时，只听她自语般地说：“该回去了。”而后轻移脚步离我而去。此刻，我才放开胆子，转过身来，回到亲戚家。不知为什么，这天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很久未能入睡，眼前总是晃动一个美丽的倩影。
此后，因忙于毕业考试并准备升入中学，时间有些紧了，我再也没有去小河边散步，当然我也不知道萧碧又去那儿没有。不过，有几次我在教室内上晚自习复习功课，当离开校门的时候，总见到一个俏丽的黑影徐步走去。我敢断定这是萧碧。她一定是从山后边的芳亭河旁走来。可是，我还是没有勇气追上前问她一声。
不久，暑假到了。我考完了试，领了毕业证书，便准备回家去。那阵儿，因连日阴雨，大沟小堑都被雨水填满。由于不熟悉回家的路径，我不敢从旱路走了。听从亲戚的劝告，到芳亭河渡口乘船回去。我们家离河道不远。
来到渡口码头，当即看到一只乌篷船正准备解缆，我急促走了过去问明情况，碰巧正是往下游开的。我毫不犹豫地登了上去。
我把随身携带的手提包放在甲板上，想找个地方坐下来。还没坐倒，只见从船舱内娉娉婷婷地走出一个小姑娘来。她上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下面系着一黑绸短裙，翘起来的两个小辫，分别系一条红色的蝴蝶结；白如凝脂的双颊上，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扑闪着。竟是萧碧！由于喜出望外，我竟冲口叫出声来：“呵呀，你怎么也乘船来了？”
她大概早已看见了我，闻声又调皮地瞅了我一眼，然后朗声地说：“我回家呀！”
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
也许此处只有我们两个彼此熟悉；也许因为已远离众同学睽视的目光；现在，我不感到那么拘束了。她似乎也不像在学校那样羞怯，居然敢于用目光直射到我的脸上，我竟也在几秒钟内没有躲闪。于是，我们第一次正式交谈起来。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她们班的考试，前几天就结束了，早就想回到家里去，只因连日阴雨，未能成行，拖到今天，她实在不愿再等了，才决定从水路乘船而归。
看来我们的心情和想法都是一样的，在小船上邂逅，可以说是不约而同了。因此，共同语言顿时也多了起来。还没说上几句，她又向我建议道：咱们到船尾去坐吧，正好可以观赏芳亭河的风光。看来，她对大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心同此理，我自然乐意奉陪。
齐齐方方的小船尾，正好坐得下我们两个孩子。但一开始，我们还保持一定的距离，生怕挨得太近触碰着谁。不过，两个人目光，总是注视着同一个方向，因为萧碧的小手不停地挥动，指挥着我去瞅她的指向。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雨后初晴，蓝天如洗；几片白云轻柔地飘过，越发显得天穹的幽深。芳亭河经过洗涤后，也越发秀丽多姿。清澈如玉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两岸的河堤，被碧草铺盖得严严实实，像是披上了绿毯；堤上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垂柳，披展着长长的发丝，阿娜风流，如无数妙龄少女，沿河岸而亭亭玉立；河岸下是一溜密密层层的芦苇，墨绿的躯干，冠着雪白的芦花，阵风吹过，如雪浪翻云；芦苇深处，无数只小鸟在鸣啭飞翔，有的还飞出芦荡，追逐着船儿，和浪花一同嬉戏；靠近河岸边，游弋着一只只小渔船。船头都站着持网的渔夫，有白发苍苍的老翁，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儿，也有头紧脚俏的渔娘。只见他们用力将网猛地撒开去，然后慢慢收回，拖到水面上来的是一串串白花花的鱼儿。它们在船舱内活蹦乱跳，迎着阳光，银光灿灿，好不诱人！而在我们的小船行驶过后，随着浪花的飞旋，则有无数的鱼儿上下蹁迁，逐浪而游，唼喋有声……
面对如此壮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这两个少年的心被深深地陶醉了，只顾全神注目凝视，很久未作一声。后来还是萧碧打破了沉默，侧身含笑对我说：“你看，咱们家乡的这条芳亭河真是太美了！”
我连忙应声说道：“是呀，让人看不够。”
听了我的话，她稍稍沉思了一下，忽而向我问道：“听说你写了一篇作文《故乡的河》，是不是就是写的它？”
“是的，”我答道，立即又反问她：“你怎么知道？”
“嘿，咱们学校谁不知道呀，就是因为写了这篇作文，你才被破格录取的！”她又调皮地扬起那好看的脸问我：“对不对？”
我点点头，她说的确有其事。我因六年级上学期没上几天，便来考“土小”的六年下期的插班生，很为吃力，算术和常识考得一塌糊涂，只有那篇作文还算说得过去，恰好又被那位讲国文课的校长先生看中了，指名录取了我。
“我们班上的同学背后都叫你‘小先生’呢！”她又冲着我说。
我连连摆手，说：“这可不敢当！”其实我内心蛮得意，为了这篇作文，班上好多同学也都这样称赞我，没想到也传到她们班上去了。
“能给我看看吗？”她突然说，态度极为真诚。
“早就扔掉了，谁还保存它呀！”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并冲她一乐。其实我是撒了个小谎。我的那篇作文由于老师的偏爱，曾当作范文在班上让同学传阅。我把它保存得很好，而且就在我的包袱里。但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确不想让她阅看。
“太可惜了！”她遗憾地说，“我呀，就是写不好作文！明明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可一拿起笔来，那些词儿全跑得无影无踪了。”说罢，她哈哈笑了起来，声音像银铃那样悦耳动听。“你是怎么逮住那些词儿的呢？”她又侧着头来问我。
她的这个姿势美极了。脸半仰着，双眼半眯着，两道细眉弯到两鬓，樱口微张，薄薄的嘴唇，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其时，我虽年龄尚小，情窦未开，但面对这一至美至纯的形象，不由得竟也看呆了，一时竟未回答她的话。
“你怎么不说话呀？”萧碧不解地看着我。
我如梦方醒，赶快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窍门，就是当你拿起笔来时，不要忙着往本上写，先在脑子里想一想，过一过，前后起落想好了，再慢慢去写，就成了。”这并非我的体会，多半是老师教给我的，我又郑重其事地贩卖给她。
“噢，是这样。”她似乎听懂了，又转过脸去。
随后，她又问了我一些作文的常识和六年级将要学的算术难题，我尽可能地将所知道的全部抖了出来。
一谈到功课，我们的共同语言更多了，互相一问一答，你说我接，滔滔不断。此刻，我们两个已完全解除了彼此生疏的戒备状态，都放松开来，身子也自然而然地挨在一起了。隔着薄薄的衣裳，肌肤相触，我隐隐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而从她的身上所飘过来的清馨的香味，使我产生某种甜甜的惬意。
此时，太阳已高高地升起来了，河面上的温度也有所升高。我身上觉得汗涔涔的。于是便脱去衬衫，打起赤膊；但犹嫌不够凉快，索性把鞋袜也脱掉，赤脚搭放在船尾下的河水中。清凉的河水，冲着我的脚丫，洇凉洇凉，舒服极了。有时，调皮的小鱼儿还故意从我的脚趾缝中钻过，惹得萧碧又银铃般地笑了起来。
瞅着瞅着，她的兴头也来了，背转身去，脱掉鞋袜，学着我的样子，把双脚伸进水中。她的那双小脚非常美丽，胖乎乎、白生生，脚趾整齐如裁，比例搭配匀称，沐在水中，有如一对雪白的嫩藕；水波荡漾，又似两只竹笋，连鱼儿也觉得它的可爱，纷纷弃我而去，围绕那两只“嫩笋”上下左右嬉戏翻游。而萧碧也不老实，将双脚互相搅动，掀起浪花朵朵。我情不自禁，也把双脚翻动起来，有时还故意碰她一下。一开始，她还本能地躲开，但过不多会儿，反把她的脚放在我的脚背上，狠狠地压着；我也反过来压了过去，并张开脚趾，夹住她的脚趾，让她动弹不得。四只脚上下翻腾，两颗纯洁无邪的心，也一下敞开了，并靠得更亲、更近了。萧碧高兴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笑声不断，逗得撑船的老大，也不禁瞅着乐了，连连笑骂道：“这两个小鬼，真陶！”
船行两个多小时，快临近上岸的码头了，我们两人才重整鞋袜，准备登岸。此时，我忽然感到航行的时间太短了，我还没有坐够呀，一种怅然若失之感油然而生。于是，我又沉默起来。她似乎也有同感，但很快地就被即将回到家中和久别的父母相聚的喜悦掩盖过去了，只是稍微遗憾地说：“你马上要升入中学，我们怕很难再见了。”
我连忙说：“不！放假我们还可以见面嘛！再说，你明年毕业了，如果也和我考进同一所中学，见面的机会岂不更多了？”
“是呀！”她双手拊掌而乐，“我一定努力把功课学好，争取考上中学，你可得好好帮我一把呀！”
“那还用说？随叫随到！”我满口答应。
“你的话当真？”
“谁还骗你？”
“一定？”
“当然！”
“好！咱俩拉钩！”她伸出小手指来，我也马上将手指伸出，与她的手指紧紧地钩住。
正好，这时船已靠岸了。码头上搭起小小的栈桥。我捷足先登上了岸，回头又过来牵住她的小手，扶着她走过了浮桥，然后双双走上堤岸。堤岸下有两条路，一条通往我们程家圩，一条通向她们的村。来到叉道口，我们两个同时站住了。望着她那美丽而纯净的面孔，我感到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熟悉，好像我们已相识了好几个世纪。我怔怔地站在那儿，不作一声；她呢，不断摆弄那两只羊角辫，低着头瞅自己的脚，半晌，才抬起头来，用低得我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走了，再见吧！”
我点点头，看着她迈动小巧的双脚，一步一步向前移动着；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向我招招手，然后又向前慢慢走去，直到她走得很远，那美丽的倩影在我的眼帘中消失了，我才转过身来，朝我的家的方向走去。
遗憾的是，这一次分手，因为种种原因，以后我再也没有和萧碧见面，所以只能把这一段相处，当作温馨的回忆了。
四、第一次金榜题名
从土山镇回到家里不久，我们的家乡因芳亭河决口而被洪水包围。而这时恰巧又到了报考中学的时刻。二哥树启出于对我的关爱，亲自陪同我前往徐州报考中学——因时局动荡关系，我们邳县没有一所中学，去徐州考中学几乎是我的必然选择。
当时，徐州的中学很多，公立的，私立的，教会办的，铁路办的，五花八门。可是，我的目标却是江苏省立徐州中学（简称“省徐中”）。这座学校，创办于一九○三年，它的前身是云龙书院，堪称历史悠久，加上师资雄厚，教学严谨，故成为苏北名校；特别是因为其为“省立”中学，收取的学费较少，因此成为众多学子向往的地方，理所当然成为我的“首选”。
当二哥送我去徐州考学时，途经当时还存在的猫窝镇。这个猫窝镇位于京杭大运河的西岸，是我们那个地方比较繁华的小镇，它的名字来源于这样一个故事：在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在这个地方突然挖出一窝石头一般坚硬的小猫，一个个栩栩如生，煞是好看。后来人们觉得这里是一块不寻常的宝地，随之在此建设了一个小集镇，并称作“猫窝镇”。小镇背靠运河，交通便利，因此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生意兴隆。小镇上有一条主要街道，为青石板铺路，两侧的商店均为青堂瓦舍，最高的建筑仅有两层小楼；街道上绿柳成荫，花木扶疏，综观小镇全貌，类似电影《早春二月》中的那个江南小镇。
小镇是我们去运河火车站必经之路，我们出了家门，首先来到这里。当我们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忽然被一个中年人拦住了并直呼二哥的名字。二哥立刻停下脚步，和他热情打招呼。经过介绍，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二哥的一个朋友，名叫郭鹏飞，二哥让我称他“郭先生”。这位郭先生，在我们当地是有点名气的青年知识分子，抗战期间，他在四川大学读书，毕业后在重庆教了几年书，胜利后回到家乡，由于时局动荡，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仍赋闲在家。好在其家境比较富裕，不愁用度。他的家住猫窝镇附近的郭庙，今天是前来“赶集”的。
他们二人相见后，非常亲热，随之郭先生便邀请我们兄弟到了一家有二层楼的小餐馆，想好好叙叙旧。二哥觉得我们去车站登车的时间还来得及，便和我一同随他登上二楼的“雅间”。坐定之后，他便问及我们兄弟的去从。当他得知我要去徐州考学、冀图专门报考省立徐州中学时，顿时显得非常高兴。认为我小小年纪立志报考鼎鼎大名的“省徐中”，其志可嘉。随说：我在“川大”是学数学的，现在出几道数学题你做做看，就算我先考考你。随手找了一张空白信纸，迅速地在上面写了几道题，然后就交给了我。
我接过一看，原是一些诸如“鸡兔同笼”等“四则杂题”，是不难解答的。于是，我拿了过来不假思索，很快就做完了。郭先生接过来一看，连声高兴地对二哥说：题目做的完全正确！令弟很聪明，思路敏捷，考取徐州中学没有问题。他说的很肯定，二哥自然也很高兴。
随后，这位郭先生请我们吃了一顿丰富的午餐，说是为我们饯行。饭后，我们就和他告别了。
这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之后，他的亲侄女郭晓岚竟然成了我的爱人。每当我提起这件事时晓岚总是说：看来我们早就有缘分的。
离开猫窝镇之后，我们便来到大运河的码头，乘船直奔运河车站（现在改称邳州车站），登上了去徐州的火车。
徐州乃苏北名城重镇，有两千余年的文明史，楚汉相争时，她是西楚霸王的首都，城内有不少楚汉遗迹，诸如九里山下的范曾墓，黄河故道旁的霸王楼，均著称于世。徐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号称“五省通衢”，为军事要冲，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津浦、陇海两条铁路通车并在此相汇，徐州又成为江北交通咽喉，地位更加重要了。日伪时期，汪逆为巩固其傀儡政权，又把徐州列为淮海省的省会。不过，其寿命并不久长，随着日本鬼子战败投降，汪伪垮台而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现在，国共鏖战，逐鹿中原，徐州又成为国民党据守江北的重镇了。她虽然名气很大，但因战乱频仍，兵连祸接，没有机会进行必要的建设，所以，至今市容仍很破旧，到处断墙残壁，垃圾成堆，整个市区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一辆公共汽车，只有一些简陋的黄包车在招徕顾客。因此，我虽然初次来到这座名城，却没有少年起码的新鲜和激动。
抵达徐州后的次日，二哥便陪我去省徐中打听学校招生情况。到学校仔细一问，忽然听说省徐中招生延期了。事出预料，我们都觉得有些被动。但是既然已经来了，也不好轻易回去，当即决定留下来等候考试。可是，二哥是医生，医院内医务繁忙，不能在徐州久等。于是，他便把我交给一位在这里工作的本家叔叔照应，径先回家去了。
这位叔叔名叫程公权，也是在抗战时期流亡大后方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长我们一辈，但因年龄和大哥、二哥相近，志趣相投，因此过从甚密。胜利后，他从大后方归来，没有回老家，就在当时徐州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江苏学院任职。由于他学历不高，仅仅当了一名职员。只是这位叔叔家里的家境和住房并不宽裕，只好把我安排在他的一间小仓房住下。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人家还供我一日三餐。那时能够有此种待遇，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对叔叔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心无别骛，一心复习功课。至于能否考取，当时，我心里没有一点把握；但是，努力拼搏一下，争取考中，这个决心是下定了的。
考期很快就来到了。考场设在夹河街省徐中大院的教室里。考试的那一天，校门口车水马龙，到处涌动着黑压压的考生，他们的身后几乎都有亲人陪伴着。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尾随在众考生之后，到处转悠，寻觅自己应去的考场。最后，终于在一间教室里对着准考证找到了我的座位。正好这时考试的铃声响了。
第一节考的是语文。其中作文的命题是《幸福要在自身去求》。
这个题目很对我的口味，也暗含我这个孤苦少年的理想、追求与个人奋斗途程中不屈于命运安排的顽强抗争。因此，我拿起笔略加思索便奋笔疾书起来。文思如潮，滚滚而下，不多会儿我便写好了。凭着一股意气方遒的劲儿，我抢先交了头卷。在潜意识中，似在向那些衣冠华丽的考生们挑战——也是一种示威：你们不是有钱有势吗？而我却有一只任我驱使的笔；谁能占先，那就在试卷上见高低吧！
其他两门考的是算术和常识，考的都很顺利，我心里暗自得意。
不过，一走出考场，我那“得意”的感觉便荡然无存了。因为在考场前迎候众考生的有小轿车、黄包车；至少也有亲人的笑脸，亲切的抚慰；随之，或走进高楼深院的大门，或步入旅馆的客房。而我呢，依然形单影只，走进那间窄矮的小仓房，用凉开水浸泡着叔叔吃剩的菜饭，以充实我那又饥又渴的肚子。
也许是因为我的幸运，也许是因为我确实在学业上下了工夫，我居然在的三千余名的考生中，以八十比一的几率，考取了省立徐州中学。
我是在发榜后返回邳县的。谁知，消息比我回家的速度更快。此后不久，我小小的名字，便远播乡里。据说，那一年，邳县考取省徐中的只有我一个人。
听到这个消息后，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父老们赞扬的目光，儿时小友们钦敬的笑容；连一向不苟言笑的伯父，也展现出满意的微笑，连声说：“想不到啊，小小年纪，想不到……”我不知当年状元及第是何等地荣耀，反正在发榜后的那些天，前来我们家祝贺的亲友，络绎不绝，确有“门庭若市”之概。
于大喜过望之余，悲伤也同时袭击着母亲。因为她又忆念起我的父亲来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和她分享儿子金榜题名的喜悦。在送走祝贺的亲友之后，她又领着我来到荒郊野地里父亲的墓前，首先焚化了筐中的冥钱，然后让我跪拜在纸灰旁对空祷告：谢谢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使儿子得以升入省立名校。而母亲则在深沉的哭泣之后，含泪倾诉：孩子将要离家出外读书去了，你可要随时佑护着他，使他身子骨康健，早日学成归来，以继程氏祖业，以光程家门楣。望着母亲挂满泪痕的脸，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愿：一定发奋读书，决不能辜负母亲拳拳期盼之心。
那时，由于堂兄姊们都已长大成人并生儿育女，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早已不堪重负，从而正式分家了，我和母亲也只得自立门户。孤儿寡母，本来日子过得就很艰窘了，再来供养一个中学生，是何其困难？特别是当时正值内战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占领区，灾祸频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物价涨到天文数字。因此，学校收取学杂费和膳宿费均以银圆折算，每学期至少需要数十块银圆。我们家当然没有这么多现成的钱财。为使我能够按时入学，母亲将当年所收成的粮食，全部变卖掉；但即使这样，犹嫌不足，只得又向亲友借贷。对此，有人好意地规劝母亲：你寡妇失业的，怎么能够供得起一个中学生？还是让孩子下田习点农活，耕种祖上留下的几亩薄地，以求温饱吧！
可是我母亲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劝告。她说：谁不望子成龙？难得孩子自己还知道上进，考取了名牌学校，我怎么能因眼前一点困难而耽误了他的前程？那样既对不起程家祖先，也对不起他死去的父亲。我打定主意了：就是摔锅卖铁、租宅卖屋，也得让他上学！
休看母亲平日柔弱寡欢，多泪少言，但要下决心办什么事，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劲。就在借贷无着中，母亲下狠心卖掉了靠近我们家园的几亩好地。这是旱涝保收的园田，是祖上多年遗留下来、轻易不允许易主的。当母亲手捧着地契送给买主而拿回我入学急需的钱钞时，她又拎着一筐冥币带着我来到了父亲的墓前。她一边烧化冥币、一边眼含热泪仰天祝告：我对不起你和列祖列宗，把祖传最好的园田卖掉了，为了孩子的前程，我必须这么办。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原谅我！当时，我听了此话，幼小的心像刀扎的一样难受。
在母亲的努力下，终于凑足了学杂费，我可以去徐州上学了。
徐州离我家不足二百华里。但对于我这个刚满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可算是出远门了。母亲决定亲自送我到徐州入学。那时因为战乱关系，火车行车没有准头。为了在当天能赶上火车，那天夜里在第一次鸡鸣的时候，我们母子便起床了。我穿上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新衣，母亲拎着连夜为我缝制的被褥，踏着朦胧的夜色，赶赴就近的运河车站。
世界上大概只有母亲能够如此呵护着儿子：在那个秋雨绵绵的黎明，在坎坷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背负着几十斤重的包袱，同时牵着我的手，步履蹒跚，行走得多么艰难啊！二十余华里的路程，好像怎么也走不到头。等到我们娘儿俩到达大运河的渡口时，汗水和雨水，把我们的衣襟都湿透了。母亲忙着从包袱里取出毛巾来，用力擦拭着我的身子，同时拧干我的衣服。而她自己却听任湿冷的衣衫紧贴着前胸后背。在踏着登上渡船的跳板时，素来胆小怕水的母亲，战战兢兢地拉着我的手，瑟瑟缩缩地一抖一晃横着身子，忍受着那些急着过河人的厉声呵斥，好不容易才迈上渡船的甲板。在风急浪湍中，渡船摇摇摆摆，一溜歪斜地划行。我紧紧地偎依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敢动；母亲则用力搂住我窄小的肩膀，一点也不敢放松。在风浪的颠簸中，渡船终于划到了对岸。但是，由于水流太急，渡船未能直接靠近码头，却在下游很远的地方搁浅停了下来。于是，乘客们只好下船趟水上岸。身强力壮的男人们，自是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去，最后只剩下我们母子还滞留在船上不知所措。而船老板却在一旁厉声吆喝，催促我们快点下船。万般无奈，母亲只好牵着我的手，跪在船帮上，慢慢地滑下船来。然后，娘儿俩互相搀扶着，涉着齐腰深的河水，蹒跚地踱到岸上来。而这时候，已经时光过午了。
那时陇海线上几乎没有什么过往的旅客列车。我们是乘坐一种“闷罐子”货车来到徐州的。眼前的徐州，似乎比前些日子更加破败了：到处墙倒屋塌，路陷桥斜；流浪的乞儿，逃难的难民，充斥着街头巷尾；从前线回来的伤兵，拄着双拐，横行于马路和商店。我们当然无钱下榻于灯红酒绿的饭店，而是又去投奔我的那位本家叔叔程公权家。承蒙这位叔叔怜惜，仍然腾出那间小仓房，让我们母子栖息。次日，母亲亲自背着行李，把我送进省立徐州中学的大门。
现在正是学校开学新生报到的时间。校门来往的人更多了。其中许多人系学生家长送子女入学的。他们大都衣冠楚楚，神气十足。或将小轿车直接驶入校园内，或乘坐黄包车在门前傲然而下；或父兄陪伴子弟，或亲友眷顾晚辈，皆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只有我是由寡母陪伴悄然而来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找到了新生报到的地方，办好入学手续。
但是，报到后母亲仍然放心不下，又拐弯抹角，寻迹觅踪找到了我们未来的班主任，把我当面进行了交代。冒着对方的不快或嫌弃，详细地讲述了我们家境的艰窘和对我少小离家的担忧。幸亏那位至今还让我感念的班主任老先生，听了母亲的话之后，不但没有厌烦，反而萌生了同情和怜惜之心。他恳切地对我母亲说：请你放心地回家去吧！我一定会把孩子照顾好的。他还立即亲自把我领到宿舍，安排了我的铺位。母亲随即把行李打开，将被褥铺好，一切停当之后，才依依离开学校。当我把母亲送出校门，站在门楼下，看见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蹒跚而去，同时又一步三回头的身影，我幼小的心灵，不禁悸悸作痛，眼睛里的泪水，潸潸而下。
开学上课之后，我内心便平复下来了，因为和同学们一同起居，一同游戏，大家年龄相仿，如同兄弟姊妹一样，反而减少了往日那种孤寂之苦，心情舒畅多了。到我放寒假回到家里时，母亲和邻居们，都说我这半年既长高了又长胖了。
寒假完了，我坚持没让母亲送我去徐州，而是自己独自回到学校的。
当时，全国各地内战打得很厉害，徐州地区却相对地比较平静，因此，我们的课业进行得很正常。我因为上学期考试成绩较好，又因家庭贫困，被评为“贫寒优秀学生”，被减免了好多费用。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鼓励，因此，我学习更加努力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初中一年级的下学期，我们班上办起了一张墙报。因为我的作文比较优秀，被同学们推举为墙报的主编。我竟然欣然应允，并且提议为墙报起了一个刊名：激流。我当时正在阅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深深地被作品感动了，故而产生这个念头。征得同学们同意之后，我还为《激流》撰写了“发刊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编辑”，而且是“主编”。
编辑工作占据了我许多课余时间，但也使我感到生活的充实。只是心里还总是经常惦记着家乡的母亲，觉得没有我在她的身边，她会更加孤苦了。可是，面对这样的处境，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想，只好发奋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告慰慈母了。
第一学年，我的成绩报告单上的功课是：全优。
时为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度。
五、徐州“天亮”前后
初中一年总算勉强过去了。但在新的学年开始时，我却面临辍学的危险。因为这一年，国民党军队在前线处处失利，旧政权即将全面瓦解。于是，那些官吏们便越发横征暴敛，拼命敲诈勒索，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还能够交得起昂贵的学杂费呢？而现在，我家的仓廪已空，无可卖之粟；土地荒芜，亦无购置之人。直到开学前夕，母亲尚未筹措到入学急需之款。我已经感到绝望了。
可是，母亲却顽强地驾起与命运抗争的小舟，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奋力地搏击着。她在筹措无门之后，又去求助我的那位在徐州工作的叔叔。这位叔叔出于对我的同情和怜惜，又求助一位富裕的同事，在其家里谋取了一个女佣的位置——母亲要用自己的血汗换取的微薄工资，维持我继续求学读书的机会。
对于母亲的此举我本来是坚决反对的。一则，我不忍她为人奴仆的那种屈辱的生活；二来，中学生的“自尊心”也不愿看到母亲寄人篱下，任人驱使。因此，我向母亲表示：情愿辍学回家，也不愿意看到她迈出这艰难的一步。母亲深切了解我的初衷，而对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她说：给人家当佣人怕什么？这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否则，你小小年纪便失学在家，将来还有什么前途？不把你培养成人，我愧对程氏祖先，愧对你父亲在天之灵，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母亲把话说到这个分上，我还有什么话说！只能听从她的意愿。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此举是非常英明的行为，既解决了当前的燃眉之急，又缓冲了母子离别之苦。但是，每当我前去那位有钱人家看望我母亲的时候，看到她那种无尽无休的辛劳之状，我内心的痛楚，非寸管所能形容于万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么一天：朔风凛冽，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人们在室内围炉而坐尚且感到冷不可耐，可是，我的母亲当时却坐在室外一个水龙头流水变成的冰砣子前，为人家洗涮食用的器皿。她的双手冻得像紫茄子一样，有的地方裂开长长的口子。看到这个情况，我痛哭失声，抱着母亲的手臂央求道：娘，你快点离开这里吧！我决不愿你为我受这样的罪了！
母亲听了我的话，用手默默地抚摩着我的头，半晌才说出话来：傻孩子，别这么说！只要你能够继续上学，有个立身之本，娘受什么苦、遭多大的罪，都值得。
这就是母亲的心啊！正如一首古老的歌谣所唱的那样：“慈母心如三春晖，只有温暖只有爱……”
由于时局的骤变，叔叔所在的江苏学院迁到镇江去了，母亲的雇主亦举家随之迁居江南。因此，母亲的雇佣生涯没有持续很久便结束了。但是，在此后不久，我们母子又经历了一次危险的遭遇。
时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当时全国范围的内战，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东北地区全部落入解放军之手，平津战役已经拉开序幕，距离徐州不远的济南市失守，守将王耀五被解放军活捉，而我们身边的淮海战役，呈一触即发之势。就在那几天，我因故请假回家。在返回学校时，母亲照例送我去运河车站。我含着眼泪登上西去的火车。谁知列车刚刚开过赵墩车站，运河方向的枪炮声便剧烈地响起来了。车上的人们惊呼：解放军追过来了！我非常担心为我送行的母亲的安危，一路上忐忑不安。
出我意料的是，我在徐州车站下车后，在站台的人丛中却见了母亲。她正在四处张望，当然是在寻找我的踪影。我赶紧跑了过去，叫了一声：娘，并问：你怎么也来了？母亲说：我看今天乘车的人太多，太乱，我不放心，就随后跟着上车了。这又是为了我，我还能说什么？
当天晚上，母亲便把我直接送到学校。幸好当时由于时局紧张的关系，好多同学都随父母南迁了，宿舍空了许多。我便找了一间空房，让母亲住下，我也同时搬了过来，和母亲住在一起。
没曾想，母亲来了之后，便回不去了。因为淮海战役已全面爆发，东陇海铁路成为交战双方争斗的焦点。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国民党王牌军邱清泉部从徐州前去解围，被堵截得寸步难行。如此险恶的路程，我母亲如何越过？在无可奈何之下，母亲只好住在那间已经走空了的学生宿舍，由我在学生食堂多买一点食品充饥。那时生活的艰苦，自不待言。
这时，学校已经完全停课，只有很少无法回家的学生留在学校。周围炮火连天，我们白天都不敢走出房门，害怕为流弹所伤；夜晚更加恐怖，因为双方的战斗都更加激烈了，就像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一样。这时，我又像孩童时代那样，伏在母亲的怀里。而母亲便用衣襟护着我的脑袋，轻声告诉我：有娘和你在一起，别怕！而听了母亲的话，我真的镇定了许多，感到安全很多。
在枪炮子弹的爆炸声中，我们母子胆战心惊地熬过了半个多月。黄伯韬兵团被歼灭之后，陇海铁路东段的战斗初步停息了。母亲决定从徐州回家。可是，这时铁路已经中断，步行近两百华里的路程，是很不安全的，我实在放心不下。但是，任我怎么劝留她也不听。母亲的理由是：家，总得有人守护。破家值万贯，今后还是我们栖息之地，不能撂下不管。母亲的理由也是充分的。我只好劝告母亲：路上要格外小心。
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胆识过人，敢说敢做。决定回家之后，便亲自到我们的班主任家，恳切地把我托付给班主任老师，请他对我多加照顾。次日一大早，便启程回家了。据后来母亲告诉我，由于脚小，步履维艰，她整整走了三天才回到家中。路上到处是弹坑和掩体，随处可见肢体不全的军人的尸体，有时还有流弹飞过，一个人走起来实在是心惊胆战。但是，母亲凭着她的毅力和勇气，硬是挺了过来，安全地抵达我们那百年老屋。亲邻们闻之无不向她表示庆幸和钦佩。
母亲走后，我又搬回原来的宿舍，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现在已经到了十一月底了，天气逐渐冷了起来，寒流伴着激烈的枪炮声，一齐逼向我们。解放军已经紧紧地包围了徐州市区。此时，我们袋里的米，快要吃空了，手中的钱，也要花光了，为了多维持一些时日，学校食堂每天只能供以稀粥和咸菜度日。大家伙儿几乎都持有这样一种急切的心情：解放军快点打进徐州城里来吧！不管平日是何种政治态度，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求生的欲望，已经压倒一切。我和几位曾经在解放区生活过的同学，希望则更加迫切。
十一月三十日，是个天气阴沉的日子。天上彤云密布，地面朔风凛冽；盐粒似的小雹和着丝丝细雨，无声地洒落在地上。我和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实在窒闷极了，就从校园中踱了出来，到了夹河街口一看，只见通向庆云桥的那条马路上，车水马龙，数不清的国民党官兵，拥挤在大道上，一个个神色仓皇，如丧考妣。我们不禁有点儿纳闷：他们这等模样是怎么了？正好，此时有一个报童走过来，手里抱着一叠新出的报纸，大声叫卖。我走了过去，顺手买了一张徐州出版的《徐报》。注目一看，只见报纸上头版头条通栏套红的标题是：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取得伟大胜利。”
“徐州外围，固若金汤。”
看了这个标题，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难道他们真的要死守到底了？我们俩立即跑回学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学们。大家一听，眉头一齐皱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谁知在当天夜幕刚刚降临时，突然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开始时还时紧时慢，清晰可辨；后来则响成一片，分不清是枪声、炮声、炸弹声。这响声震得我们无法入睡，都惊愕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胆战心惊，通宵达旦。快到天明时，这爆炸声却奇怪地消失了。这又是怎么回事？正当我们惊疑不定时，只见一位同学急匆匆地从外面跑来，气喘吁吁地说：“国民党军队从徐州撤退了，爆炸声是他们自己把云龙山下的火药库炸了。”
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一位同学不禁欢呼了一声：“阿弥陀佛！老天保佑咱们。”
我们又有点奇怪：《徐报》上不是说“固若金汤”吗？
充满了孩子好奇心的我们，立即走出校门。这时，黎明的晨曦刚刚退去，旭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大地一片晴明。忽然，远处传来了鞭炮声、欢呼声和歌声。这声音由远及近，随着这声音，大路上涌来了黑压压的人群，人群中间走着一支雄壮的队伍，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脸上洋溢着亲切的微笑。
啊，是解放军进城了，徐州解放了！
随后，战线南移了，两军在徐州西南永城一带厮杀。最后，徐州“剿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国民党全军覆没，淮海战役，宣告结束，长江以北，全部解放。
我们母子苦难的岁月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也有了尽头。我们的家乡完全解放了，生活改换了新的天地。我们的学校在徐州，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徐州第一中学而复课。随着学校的复课我又随班上学了，师生几乎还是原班人马。但是，学校的领导全部更换了。校长是上级新派下来的，名叫丁志刚。原是徐州的一个地下工作者，老共产党员，其公开身份是原铜山中学的英语教员，平时和广大师生联系密切，教学成绩突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谈吐高雅，口才极佳，深受学生拥戴。在徐州解放后，立即成为文教界的重要领导人物，因为徐州中学位置重要，影响面广，所以就任命他为校长。随他一同来学校的还有几位年轻人，据说他们都是浙江大学的地下党员，现在也成为我们学校的教学骨干，他们和丁校长一道，开创了一个完全的新局面。我们的课程内容完全更新了（主要在语文、政治方面），学习生活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另外，新领导的新作风也使我们的学生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除了上课之外，就是唱歌、跳舞，排练文艺节目，到街头巷尾进行宣传活动。其内容多半是宣扬解放战场上解放军的胜利捷报。当然，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不是主角，只是在旁边摇旗呐喊吧了。记得我曾在一出话剧中扮演过一个角色，是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但没有一句台词，可我自己还是觉得很满足的。
由于我们这个班级比较活跃，丁校长也特别注意和关注我们，经常亲临我们教室参加我们的班级活动，因此，我和他也就有缘认识了。三十多年后，当他身居北京图书馆馆长要职时，我在东北工作，因为来北京修改稿件前去“北图”查资料，得便拜访他，他不仅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且还说记得我的名字，因此对我关爱有加。从此，我和他联系更加密切了，并成为他家的常客，直到他驾鹤西去。
新中国成立后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学习生活的变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新的人民政府还对贫寒的学生发放了人民助学金。我因为家庭孤苦，虽不十分贫寒，却也享受了助学金的待遇，因此大大减轻了我母亲的负担，为此，我一直心怀感激。
由于解放战场上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形势发展很快，我的思想也逐渐趋向成熟，对共产党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因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不久，我便向团组织提出了入团申请书。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我的入团申请被批准，从而成为一个正式的新青团员。入团介绍人是我的同班同学黄保勤，他是个抗日烈士的儿子，年龄比我稍大，当然思想比我更成熟些，是我们学校第一批团员。参加团组织，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把它看得很重。
就在次年（一九五○）秋，我初中毕业，顺利地考进了原学校的高中部。
六、自行拆断的红丝绳
由于年龄和学业的同时增长，我的婚姻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了。亲戚邻居都向我母亲进言：把孩子的婚事早点办了吧，媳妇娶到家，既是个伴，也是个帮手。多年生活孤寂的母亲，对这个意见倒颇为赞成，可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却难以平静了。
其实，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
由于我们程家号称“书香门第”，因此，我先辈历代的婚姻都讲门当户对，要反复挑选，方才成婚；而且根据家族的习俗，皆在很小的时候就订下婚约，而且对方均是名门大户。
我因为时乖命蹇，父亲英年早逝，只有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因此，我的婚姻也便搁浅了。家庭条件好的，嫌我们家江河日下，前途未卜，不肯俯就；家庭条件差的，我母亲又觉得门户不相当，有损程家门楣，也不愿轻易答应。虽然提亲者不断，皆未能达成“协议”。我那时正在童年朦胧中，对此浑然不觉，漠不关心，任凭命运安排。不过，老人们的那套嗑儿我却是相信的：月下老人手握的那条红丝绳，总会系在互有缘分的两个人的头上，谁也不能例外。“是婚姻棒打不退，不是婚姻巧说不成”，我就等着月老的“红丝绳”自动系过来吧！
可是，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我对自己的婚姻逐渐从朦胧和混沌中走出来而有明确的冀求了。主要是受旧小说的影响。
“书香门第”给予我最明显的“烙印”是较一般孩子过早地获得书本知识。如前所述：我虽系孤儿，但叔伯兄弟姐妹却很多，在大排行中我属最小，备受兄姊们的宠爱，从牙牙学语时，他们便教我读书习字；我很小时已能阅读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七侠五义》等通俗小说了，书中的才子佳人对美满婚姻的追求，开始给我以启迪。在懵懂中我逐渐模拟出未来妻子的形象：一个容貌端庄、知书明理、三从四德的大家闺秀。我母亲同属名门之后，目光所及，也和我大体相同，故在我的婚姻上多有所挑剔，总认为，我们家虽属平民百姓，但祖宗余荫犹存，一般农家女是配不上我的；加上我小时念书的天资尚可，屡受师长表扬，认为未来必成大器，这亦为母亲在挑选儿媳妇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因此，童年的我在婚姻上便有“高不成、低不就”之议。
直到十岁过了，我的婚姻尚无着落，这在我们家乡“有身份”的人家中是少见的。我母亲也有了危机感。每见亲朋好友，总要提及此事，希望帮助我找到一个“合适人家”的女儿做媳妇。
不久便有一位“有身份”的媒人来说亲了。此人就是我在土山镇借住在他家上学的表伯父。他年高德劭，家学渊源，那时正在私塾里教书。他是我祖母娘家的侄儿，父亲在世时，这对表兄弟友情甚笃，因之常来我家走动，二人相对而酌，一醉方休。父亲故世后，他仍经常看望我们母子，来后，总是抚摸我的脑袋爱怜地说：“呵，孩子长这么大来，快熬出头了。”后一句是对我母亲的安慰，当然，也总是顺口问上一句：“说亲没有？”
过去，母亲听到这话时，通常是这样回答：“还小呢，不忙。”一句话支吾过去了。然而，最近却不然了，立即恳切地答道：“都十岁过了，还没着落呢，请表伯帮个忙吧！”
表伯父是个热心人，立即欣然应曰：“好，这事包在我身上了，一定给你儿子找个好媳妇！”
开始，我们还以为这是表伯的一句戏言，没以为意；谁知过不多久，便从表伯处传来了好消息：他已经物色到了一家“合适人家”。原来，这个“合适人家”乃是表伯的一个远房亲戚，住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刘家庄。他家有良田数十亩，镇上有茶食店一爿，为一殷实小康之家。主人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女，生得娇美端丽，老两口视为掌上明珠，今已芳龄十二，因攀门户，尚未找到婆家。日前表伯去他家做客，主人恰好也提出为女儿说媒的要求。表伯一听，正中下怀，当即把我们家的情况说了，除了宣扬我们如何家世久远和我母亲如何贤惠外，又特别把我美化一番：什么“年纪虽小，但天资过人、识书明理、将来必成大器”云云。主人对我们家族的内情也略知一二，兼又听到表伯对我的溢美之词，再加上早就知悉我那篇轰动乡里题目叫做《雪》的作文，当时便动了心。遂正式委托表伯从中作伐，使两家能够结为“秦晋之好”。
不过，从表伯的叙述中，我母亲也听出一点美中不足来：即这位“美若天仙”般的姑娘，没有上过学，目不识丁。这与我们程家的“书香门第”可不大相称，为此，我母亲有点犹豫了。但话还没有完全说出口，却遭到我表伯的严厉批评。他说：“古人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姑娘家认识几个字有多大用处？再说，凭你们这样孤寡人家，还能挑出个什么样的？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此等人家你们打着灯笼也没处寻哩！”
经表伯这番义正词严的“训导”，我母亲无话可说了，便点头应允；又是在表伯热心的催促下，很快地向对方下了聘礼。说来很惭愧，那个聘礼实在太简单了：一批大红缎子，两盒点心，外加一张书写生辰八字的红帖子。一对少年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决定了。而此时的我，还蒙在鼓里，过了很久，我才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这件事。
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所以表伯父后来才那样慷慨地允许我借住他家里，得以在“土小”读书。
对于将和我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那位闺中少女，我那颗少年的心里充满神秘的向往，多么想一睹她的芳容呀！特别是听到有关她生得如何美丽的传闻后，想亲眼见她一面的兴趣更加强烈了。
可惜我一直找不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刘家封建道德很浓，家教甚严，对女儿管束很紧；这位淑女也恪守家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几次，我偕同二三学友出外野游，故意绕道从刘家庄经过，希望有幸与我的未婚妻邂逅，可是每次都落了空，留下一片怅惘。
我怎么也不甘心，好奇充满我思想的每一个空间。但我又不好意思对别人说，只能默默地在心里忍受着煎熬。
左等右盼，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位堂嫂的姐姐和我的未婚妻住在同一个村子。有一天，这位姐姐来我们家看望妹妹，在闲谈中偶尔说到刘家小姐的情况，说姑娘最近身体欠佳，患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疾病，久治不愈，正拟到附近的“猫窝镇”医院去就诊。如前所说，这“猫窝”镇虽然名字不起眼，但因其背靠京杭大运河，脚下有通向县城的公路，也算个小小的“水陆码头”，在当时，是我们那一带的商业中心。它两天逢一集，周围几十里的乡亲，都到这儿来“赶集”，或推销当地的土特产，或采购生活必需品；有的郎中也因而看中这个地方，在此开业行医，为周围的乡民治病疗伤。刘小姐到此求医，乃情理中的事。
在得知刘小姐要去猫窝镇瞧病的消息后，我便央求堂嫂帮助我打听她去医院的准确时间，同时也告知这种要求的目的。我的希望得到了嫂嫂的同情和支持，“情报”很快便获取了：刘小姐将于某月某日由父亲陪同，去镇上医院诊病。说来也巧，这一天正好是学校放春假的日子，因此，我有时间从容地进行这次美好的“侦察”活动。
阳春三月，是我们家乡最美好的季节。到处桃红柳绿，莺飞草长，暖融融的春风用温柔的手，抚慰着万物，大地一片生机。我怀着一颗忐忑而好奇的心，走向通往“猫窝镇”的大路上。
正好逢上赶集的日子。四面八方的行人都向镇子聚集。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由于是仲春天气，风和日丽，人们都着上了崭新的春装，特别是那些少女、少妇们，更是花枝招展，艳丽夺目，因此，每条路都像一道色彩斑斓的小河在流淌。我淹没在滔滔人流中，迈着匆匆的脚步，疾步而行。我怕错过了这大好的“相亲”时机，怦怦乱跳的心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在呼应。
来到镇上之后，只见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我茫然四顾，不知所从。我努力地定了定神，然后打听去医院的方向。可是，当我到达医院门口时，我更加茫然了：我和未婚妻从未见过面，到哪儿去找她、又能猜出哪位是她呢？面前是出出进进的人流，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啥样人都有。我怔怔地站在那儿，两眼瞪得溜圆，注目过往的病人。现在，我只能凭感觉寻找要看的“对象”了。
从日出三竿到夕阳西斜，我的眼前闪过数不清的身影：脚步蹒跚的老人，步履艰难的孕妇，嗷嗷哭叫的孩童，满面痛苦的病夫……可是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个莲步轻移、窈窕多姿的美丽少女。有几次，远远看去，似乎来人就是“伊人”，但一到跟前，我自己便首先否定了：“她”怎么能是这个样呢？一连数次，都觉得无法对号，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归。晚上，当兄嫂弟妹们以好奇和戏谑的口吻打听我今天“侦察”的战果时，我竟羞臊地躲开了，什么也未对他们说。
此事曾在我的心中萦绕好几年，一直念念不忘，疑虑重重。一来我不满意这种封建包办的婚姻，同时也不希望一个目不识丁的妻子伴我终生。但母命难违，我又感到无能为力。幸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颁布了《婚姻法》——婚姻自由成为青年人理直气壮的追求并受到法律保护，我才从疑虑中解脱出来。而且在此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知识和年龄的增长，使我有了一定的自信；当时，我在阅读巴金的小说《家》，其中主人公觉民和觉慧反抗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故事，对我也有很大启发。于是，我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婚姻关系，恢复我们双方的自由。
经过一番认真的琢磨，我于学校中写了一封措辞严谨的信，直接发向未婚妻的家。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这是一桩属于家庭包办的不自主婚姻，肯定不会为我们两人带来幸福。我希望
早日解除这个婚约。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愿以此信为凭。
在今天看来，这种单方面的毁约短信，很难具有什么法律效力，但在当时，却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据说，收到这封信后，我未婚妻的一家便“炸营”了。还在封建婚姻桎梏下甘受其束缚的那位可怜的姑娘，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她悲伤的不仅因为失去我这个早已闻名乡里的“如意郎君”，而是害怕那封短信会给她的名声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就像她的父亲愤怒中所说的：我女儿究竟在哪一点犯了“七出”之罪，值得他写此一纸“休书”？
一向墨守成规的表伯父闻讯更是暴跳如雷。他一方面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又大加指责政府提倡婚姻自由“成何体统”、“是何世道”？而且他还专门去我家大兴问罪之师，他当面斥责我母亲教子不严，治家不力，致使“竖子”居然有此无礼之举；同时又骂我“忘恩负义”、竟然做此荒唐之事。他声色俱厉地说：“这孩子的书算白念了，竟会做出此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真是有辱程家门声！今后我和你们家一刀两断，再不来往！”话虽如此，此后表伯父一家仍和我们有亲密的联系；而我对他老人家给我的厚爱，也一直感念不忘。
那年暑假回家，母亲狠狠地埋怨我一通，但事已至此，她也无可奈何，只是慨叹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就我而言，婚约的解除真是如释重负。但我也暗自歉疚：对那位始终未谋一面、未交一言的“未婚妻”，由于并非我的过错，使她少年的心灵受到不应有的挫伤，耽误了数年青春时光，也许还影响了对乘龙快婿的选择，着实过意不去。在当时，我只能暗暗向她祝福：尊敬的姑娘，愿在未来的岁月中，盼你找到一个与你心心相印、你倾心相爱、比我强得多的丈夫，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年逾古稀，儿孙绕膝，每想起此事，仍觉心潮难平，这是我生命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曾点缀了我的青春年华，总令我回味……
编者注：摘选自程树榛长篇自传《坎坷人生》（待出版）第一章。
（特邀编辑：王少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