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是的
作者简介: （一九七五—），出生于河北丰润，诗人，博士，诗歌评论家，兼职教授，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诗刊》、《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今天》等刊物（含台湾、香港）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八十余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和各种报刊转载，曾获新锐批评奖和多次诗歌奖。业余时间从事诗歌写作，已在《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中国诗人》、《诗歌月刊》等发表诗作四百余首，诗作入选《二○○七年中国诗歌精选》等十余种中国年度诗选。
逆光中，打开诗的漂流瓶
在一个又一个寒冷粗砺的夜晚（这差不多是一个时代诗人写作的整体性象征），那些不甘沉默的灵魂挖掘者写下这样的诗句——“在我食指与拇指之间/夹着胖墩墩的钢笔/ 我用它来挖掘”① 。多少次我震惊于“挖掘”这一朴素而高贵的词汇，我也坚持用它来厘测和评价陈超这样一个诗人，一代先锋诗歌批评家。倾听诗歌的人注定行走在时代的暗夜，黑暗中孤寂而不懈追寻的“汲水者”，多少次黑木桶空旷寂寥的声响使人暗自惊心。然而一次次的坚持，终有一天，清冽的泉水溢满了这只略显疲倦的木桶。而陈超就是诗歌群体中少数的“汲水者”，用手中的一根“榛木杈”在旁观者的发愣和无知中，“猛然一沉，精确地震颤，突然发布地下水的消息。”这诗歌秘密的揭示者，终会在漂泊的大海上寻得那只尘封已久的诗歌漂流瓶。他打开的一瞬，是什么在战栗？是什么使人睁大了眼睛？
辽阔喑哑、暗流汹涌的时间河流上，作为时代印记和灵魂探险的孤独而无畏的水手——诗人们——扔下的漂流瓶，只能凭借时间洪流的冲荡和岁月手中细沙的淘洗等待一个倾听者去揭开它的秘密。痛苦而难挨的等待与努力，彷徨无助中渴求对话的希冀之旅，必须有人作为揭秘者和探询者或早或晚地跋涉到苍茫的海上抑或在淤塞的浅滩边，在咸涩的风雨浊蚀中，倾尽一生的脚步在艰砺的路途中轻轻地打开那简陋而飞翔的秘语。
对于在诗路跋涉、探询，挖掘了二十余年的先锋诗歌评论家、诗人陈超而言，在黑夜的明灭闪烁的火光中揭开诗歌漂流瓶，在物欲、金钱、权力和疯狂幻象围拢、挤迫的黑暗中沉潜下来，倾听这遥远而本真的灵魂独语或对话的神秘召唤是如此的必要，而这一切无疑是良知的体现。从“诗言志”的词汇含义上就含有记忆和“怀抱”的精神维度。正是在此意义上，诗歌的漂流瓶盛满了人类的记忆积淀，而那明灭闪烁的火光中本真的宁静与自足闪现就是必须的，是倾尽一生之力追问和挖掘的高贵姿态。巴什拉尔说“哪里有烛火，哪里就有回忆”，是的，哪里有倾听，哪里就有回忆。
陈超选择了诗歌，诗歌也选中了陈超。
赤红的时代，脆弱的青春
一九五八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的狂热潮流中，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七日，陈超出生于山西太原的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他名字中的“超”字，无疑有着当时那个特殊时代氛围的印记。一切都可能充满了机缘，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无疑成了当代中国文坛最为重要的事件甚至闹剧，而陈超则与现代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干坼的黄土地，带给陈超的是一个短暂而孤单的童年。红色年代，陈超的童年也有小小的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是孤单。儿时的陈超和其他同龄的小伙伴一样对身边发生的事更多的是好奇，他们当时最高兴的事就是喜欢“爬卡车”。在那个年代，包括陈超在内的青少年是如此的痴迷那些解放牌的绿色大卡车，他们幻想有朝一日能像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样穿上草绿色的军装、挥舞着红旗，乘上飞速奔驰的卡车去革命……曾经有一段时间，陈超经常和其他四五个要好的小伙伴去爬卡车。看着卡车开过来后，他们这些小家伙就拿出吃奶的劲飞速追赶着卡车然后借助惯性抓住卡车的后车沿，然后将腿搭在车帮上，也享受一回“飞翔”的快乐。而当陈超为此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母亲正愤怒地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赶。而年幼的陈超哪里在乎和懂得母亲的担心与苦心，在他年幼的记忆里，破败的灰砖墙上粉刷的红色标语“不怕大风大浪，勇做革命红闯将”永远留在了童年斑驳的记忆深处。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时的陈超只有八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串联、造反，砸烂一个旧世界还没有小小陈超的份儿，他只能“遗憾”地望着那辆满载着革命青年的红色列车在轰响中开走，但是，在一个孩童的记忆中，那个疯狂的年代和失去理性的青年却以特殊的难以泯灭的方式定格、放大。那是怎样一个红色的年代，年轻的一代人曾经是如此的疯狂，如此充满理想主义的冲动与激情，但是，当政治风暴吹散，留下的只能是无尽的被愚弄的创伤与血痕。小小的陈超也不能例外。
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陈超当上红小兵连长。在一次工宣队组织的批斗会上，陈超和其他同学开始批斗王老师。王老师在当时被扣上了种种罪名，什么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而连她一贯微笑、慈祥的表情都被看成是别有用心的“克己复礼”。在批斗王老师的时候场面相当混乱，年幼的陈超因为高度紧张而一时忘记了事先备好的台词，小脸憋得通红，而此时正弯腰赎罪做“喷气式飞机”状的大汗淋漓的王老师，却艰难而痛苦地转过深埋的脸悄声对小陈超说：“孩子，慢慢想，别着急”。这难忘的一幕同样刻在了陈超的记忆里，在那个动乱年代，王老师那句安慰的话让陈超茫然，因为他只觉得王老师是个好人，很像自己的妈妈……暴风雨下没有一个安静的鸟巢。文革时期，在山西省委工作的父亲同样没有避过那场政治灾难，整日整夜地受到批判，写检讨，而母亲此时也无暇顾及小小的陈超，所以陈超被送到河北的奶奶家。而当时幼小、懵懂的陈超还不可能理解那个时代，更不能理解父母的灾难与痛苦，他一心向往的只是燕赵大平原的一草一木和乡下慈爱的奶奶，他高兴的是没有人再约束、管制自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了。在一场还未消融的大雪中，喧嚣不已的高音喇嘛，漫天飞舞的红旗和穿着草绿军装的红卫兵增添了太原火车站的温度，一辆火车由太原缓缓开往河北，连同一颗尚显幼稚的童真，“令我羡慕的红色列车开走了/为爸妈想，我也装出凄然。/可我的心早已欢跑在奶奶的田野，/‘再也不用读书啦，我要一个人串联’”。老式蒸汽机喷出白色的烟雾，尖厉的汽笛长鸣，没有人能够看清前方的路……陈超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翻天覆地的"文革"中度过的，他的青春岁月是敏感而脆弱的，一代人被无情地卷到海岸，而更多的人则被卷入到无边无际的海水中，被吞噬了青春，淹没了人性。
出生于平民家庭的陈超却酷爱读书，而书籍也成了陪伴他的最好的朋友。幼小的他会独自一人走出阴暗窄仄的胡同，踩着冬日里僵硬的车辙印去一个小书铺去租一本两分钱租金的黑乎乎、油腻腻的小人书（连环画），每次都乐此不疲。父母在“文革”时期偷偷藏下了十几本书，而《红楼梦》尤其是其中的诗词成了陈超文学启蒙的老师，陈超最初的文学练笔也是从格律诗开始的。一九七○年，陈超进入太原铁路一中读书，陈超兴趣广泛，热爱文艺，成为文艺宣传队队员。陈超嗓音洪亮充满迷人的磁性，而他的歌声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二○○三年非典肆虐的时期，由于我当时正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书而滞留在秦皇岛，不能按时返回石家庄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在其他同学完成答辩的那个夜晚我才克服种种困难赶到了石家庄，在阔大的华北平原上我感受到了空前的寒冷与荒凉，尽管此时已经是五月。当时河北师大校园仍处于严密封锁之中，未经严格的身体检查和学院领导的批示我是不可能进入学校的。但是令我感动的是陈超、郭宝亮、马云、张俊才、崔志远等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却不管什么非典不非典，让我参加了其他同学毕业答辩之后的聚餐。其间，陈超鼓动我唱一段唐山老家的皮影，而陈超则以一曲高亢、婉转而又缠绵悱恻的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而技压全场，引得很多女生在多年后还念念不忘那个令人热血贲张的场景。
一九七一年，这时的陈超十三岁，正在太原铁路一中读书。一天下午放学后，班主任老师将陈超等几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员留了下来，传达区教育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让这些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集中转到另一所学校读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集中节目排演，并与其他区的宣传队抗衡。这个消息使陈超整个晚上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快到凌晨的时候才辗转入睡。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青少年而言，包括陈超在内，社会对知识的漠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教条使得他们都沉浸在知识之外的喜悦当中，而能够和一群有艺术特长的朋友们一起唱唱跳跳，在舞台上赢得掌声确实是相当令人幸福和激动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陈超就和其他的宣传队队员一起到新校报到。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但是在那个红色年代，一个个热血贲张的少年和青年不能不以特殊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光。课间休息的时候，来自不同学校的十几个男生齐刷刷地跑进厕所。当时的厕所就是一排溜的蹲坑，要是到了夏天，身后是成群成群的苍蝇，而到了冬天，刺骨的寒风会冻得人屁股发麻，牙都哆嗦得咯咯响。而陈超他们这些十几岁的男生进厕所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吸烟，在他们看来吸烟就是长大成人的一个标志，甚至一个漂亮的吸烟动作和喷出的好看的眼圈，都能够成为人前炫耀的资本。当这些大孩子在厕所一字排开，陈超掏出八角五分钱一盒的“红玉”，自己叼上一支并分给旁边的同学，而其他的同学抽得更多的则是二角八分一盒的“战斗”，这盒当时看来已是相当昂贵的“红玉”也成了满足小小陈超的虚荣心的“法宝”，要知道这盒烟是陈超从父亲那里偷来的。但是也是这盒“红玉”和其他同学对陈超的羡慕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在陈超从厕所出来的时候，被一个来自铁路小学的膀大腰圆的外号叫“棒子”（当时小有名气的唢呐手）的人给叫住了，不容分说，“棒子”朝陈超猛一挥手，险些碰到陈超的鼻子，然后佯装整理自己的军帽，而这正是当时流行的表示鄙夷和挑衅的动作。如果陈超此时默不作声，那么今后就只能俯首称臣，唯“棒子”马首是瞻。还没容陈超反应，陈超的哥们甘宏已飞快地转到“棒子”身后，用双膝撞击双膝，“棒子”一下子跪在了操场上。陈超趁机上前对准“棒子”的头部接连猛击，“棒子”软了，服了。从此，陈超无形中成了“头头”。对于陈超他们这些正处于萌动期的少年来说，宣传队的女同学无疑有着一种神奇的吸引力。每个人都找出了自己钟情的“对象”，大家一起互相化妆、帮忙，一齐打饭甚至偷偷地约会。和陈超要好的“对象”是一个很文静的弹中阮的女生，他们俩显然比其他的人更安静，更纯真，也够情投意合。那段在一起的日子，留下了“初恋”的美好记忆。在关于文革的电影叙事中，尤其是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中反复出现红色经典电影《红色娘子军》的音乐，那一个个带有红色年代印记的中国式芭蕾舞也多少成为那一代年轻人暧昧的两性憧憬。而陈超在文艺宣传队的日子，在批资反修的革命的火热声浪中，那颗鼓胀的青春火焰也在那个难以想象的禁欲年代悄悄地燃烧。那天陈超他们照例外出文艺汇演。演出结束后，其他文艺宣传队的队员还要进行徒步拉练，而幸运的是陈超和他的“对象”负责乘卡车押运道具和乐器。那个年代，这小儿女的情感是受到难以想象的压力和道德禁忌的。当两个人在朦胧的月光下，在行驶的卡车上，在徐徐的晚风中单独相处、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都是如此的紧张，面孔潮红，连军大衣下面的心跳都失去了节拍，但是他们仍极力克制着情感的潮水的冲荡，痛苦的眩晕啊！当卡车驶上一个陡坡时，因为惯性她和陈超撞在了一起，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终于抱紧在一起，嘴唇和嘴唇在慌乱地寻找，而他们的身边就是红旗、小号、战鼓、军装，革命时代的情感就是这样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戏剧性，“唇和唇慌乱地碰在一起/红色情欲中的陷落是更刺激的越轨的陷落//已望到电厂的散热塔/颓废的时间还剩三分钟的路程/吴琼花逃亡的身体在努力加速/他的手畏葸地撞到她红军军服下无辜的乳房//修就修吧，热泪迸涌/纯洁，请原谅他们再起义三分钟/当虚弱的心在黎明的湿漉中警醒/悔愧的他们已彼此回避着犯罪的眼神”（《回忆：赤红之夜》）。正常的爱的冲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无异于“犯罪”，这次小小的“冒犯”让我们感受到疯狂的年代是如何压制和泯灭着正常的人性。这种当时看来“修正主义”的举动尽管是短暂的，但是真挚的情感冲动是最真实的，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但是这段青涩、清纯的情感也有浓浓的感伤，初恋可能总是以感伤结束，陈超也不能例外。当这个女孩得到被南京军区歌舞团招文艺兵入伍的消息时，她和陈超既喜悦又忧伤。临行前的那个晚上，风很大，夜很冷。她和陈超有一步没一步地走着，最后他们在铁轨枕木厂的仓库后门告别。分别之际的忧郁和伤感笼罩着他们，他们只能用拥抱来安慰彼此颤动的心。临别前，她送给陈超一块蓝色的手帕，里面是她弹琴用的“指甲”。而这次分别竟成了陌路。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陈超他们的这支文艺宣传队又被集体调到太原的另外一所中学，陈超他们已经能够整场整场地演出《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革命样板戏了，而且《洗衣歌》、《毛主席的光辉照祁连》、《丰收舞》、《风雪小红花》、《雪里送炭》、《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等舞蹈已经是远近闻名了。
知青岁月：翻烤那些受潮的陈年
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间，一些后来被称为“老知青”的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自愿下到农村劳动，从而揭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一九六七年四月，“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瓦解，红卫兵运动受到挫折。以干部子女、“红五类”子女为主干的“老红卫兵”退出运动。一部分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由原来的狂热转向怀疑和反思。一九六八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作为回乡知识青年，陈超于一九七四年的春天赶赴河北省获鹿县的李村“知青农场”务农，而此时的上山下乡已经失去了当初被赋予的种种光环。此时，除了劳动，陈超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红楼梦》、《静静的顿河》、《吉檀迦利》以及《人民文学》、《蜜蜂》等他都是反复看了又看。实际上，在中学文艺宣传队期间，陈超就喜欢上了读书，因为当时宣传队的同学大多出自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们除了吸烟、打架和找“对象”之外，书籍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陈超和同学在秘密地交换各自的书籍，当时陈超读到了《红楼梦》、《古文观止》、《青春之歌》、《巴金文集》、《迎春花》、《牛虻》、《海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集》、《红与黑》、《契诃夫小说选》、《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等，至今留有一摞发黄的摘录本。丰富、广泛的阅读经历对日后陈超的文学修养和诗歌写作以及诗歌评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能够阅读的文学作品中，陈超最为中意的还是诗歌，当陈超在一个夜晚打开残破的《普希金抒情诗集》时，他当即被诗歌深深震撼住了，“一切是幻影，虚妄，/一切是污秽和垃圾；/只有酒杯和美色——/这才是生活的乐趣。//爱情和美酒，/我们同样需求；/若没有它们，人/一生都打欠伸。//我得再添上疏懒，/疏懒和它们一道；/我向它颂扬爱情，/它给我把酒倾倒”。是，神奇的诗歌打开了一个青年隐秘而懵懂世界的窗口，是诗歌使陈超开始以冷静、睿智来看待那个迷乱的世界以及自己的青春。
知青岁月里，书和诗歌给苍凉的青春以些许的慰藉。
在闲暇时，陈超就抄录了三大本的知青歌曲，这些或豪迈或悲壮的歌曲成为那个时代最为有力的回声与见证。落潮的红卫兵运动，加之知青到农村的思乡之情和孤寂，这些知青开始传唱并自己创作出了不少的歌曲。这些歌曲一般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诗歌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加入了一些思乡之情和感伤情调，有些知青歌曲则委婉地表达了对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的初步反思与不满。当时的很多知青都写有类似的歌曲和诗歌，较之其他体裁，诗歌似乎更能反映这些年轻人的特殊心态，同写小说相比，知青们更适于写诗，不少知青都可以诌上几句，当然，很多知青诗歌大都藏匿在知青自己的笔记本中，只有极少数诗歌才能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
繁重而有趣的农业劳作也无形中锻炼了陈超强壮的体魄，陈超在河北师范大学每年新开的中文系的课上走进教室的时候，他高大而健硕的身躯都使学生误以为他是一名体育健将。陈超上大学时就开始喜欢上了游泳，而且几十年来从未间断，一般是夏季每天游三个小时，其他季节每周游两次。下乡劳动，锻炼了陈超的体魄，也考验着一个人并不坚强的青春岁月，繁重的劳动，脱坯（农村当时盖房子、搭炕不用红砖或青砖，而是用土、水、麦秸或稻草和成泥浇注在一个木制的长方形的坯子里，即脱土坯）、拔麦子、运粪、挖河沟，对于陈超而言都算不得什么。但是，一个渐渐被理想催生的内心却不能不在一个个寒冬期待着一个不一样的春天的来临……
在农场劳动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超在运粪时哼唱的歌声被人听到，他因此又成为人民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队员。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画革命宣传画、写宣传标语，成为陈超知青岁月中的一段插曲。在简陋的农舍的火炕上，那盏十五瓦灯泡发出的昏暗的灯光摇曳着一个又一个夜晚，而北方的冬天是如此的寒冷，窗棂纸都被吹烂了，由木门缝隙穿透进的寒风直往军用棉袄中钻，整个房间似乎都在摇晃，冷得像个冰窖。男人，尤其是青春期的男人，聊以度日的只有酒和烟以及禁欲时代没有结果的虚幻的爱情白日梦。然而那个“勺多菜少、瘾大烟缺”的年代，陈超和绰号叫“大头”的知青们一样，三毛五分钱一盒的“瑞金”烟都是不敢奢望的。乡间地头老农们自己栽种的劣质烟草就成了陈超等青年人最好的伙伴，而且还要在这些烟草中混入干枯、碾碎的丝瓜蔓来“滥竽充数”。而伴随着受潮的烟草，烟雾缭绕中还有失恋的青春，苦恼的岁月。寒冷的夜晚，失眠的青春，只有反复翻烤那些廉价而温暖的烟草才能够在漫漫长夜里度日。陈超在多年之后的一首诗中呈现了当时的场景，“大头，最近我常想起你／崚嶒的咬肌，一双困倦的红眼／运了一天粪，黄棉袄斑斑点点／和衣躺在知青户火炕上／向我诉说对广播站彭金凤的爱恋／／门缝钻进的风摇晃着十五瓦灯泡／堆柴的地上，牙狗懵懂着双眼／烟瘾在催促，呼神唤鬼舞蹁跹／我躬身在炕火口翻烤受潮的烟草／那年月，咱们抽不起三毛五的‘瑞金’烟／／烟草在瓦刀下忽悠忽悠发出香味儿／像金色的草褥，集拢起清贫中的温暖／你单相思的故事教我腻烦……‘烤得嘞’／旧报纸变戏法似的卷成两门大炮／腮帮子嗖嗖鼓翼，脑袋紧跟着眩晕／／烟草质地粗劣还混着丝瓜蔓／‘妈的，孬烟让老子喷不成烟圈’／像你对彭金凤的单恋还没有成形就已溃散／剩下的事是睡前借助右手在兴奋中臆想／后半夜才发出‘革命青年’的雷鼾”（《一九七五年冬：夜烤烟草》）。红色的年代，青年人的欲望被压制和冷藏，但是那一颗颗随着身体的增长而躁动的青春热血和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也一次次冲向那个红色的铁门。在下乡期间，陈超熟悉了农村一切，如果不是后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一个不显眼的农村又会多一位农民。
尽管下乡的时间不长，但是这段生活却给陈超留下了难忘的印记，对于十六、七岁的陈超而言，懵懂的爱的萌芽、单相思的多情使那段黑暗的日子有了些许的温暖和亮光，而这种爱不是简单的男女之爱，而是出自一个青年的美好的、纯真的、朴素的情感，而这一切注定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当几十年倏忽远去，当春日再次解冻了严寒，郊外的抽水机又轰然作响的时候，一切的场景是如此的相似，只不过物是人非，一切如梦。陈超在下乡期间曾有段时间负责看管机井，期间他暗恋上了一个乡村社中的女教员，“瞧，蚯蚓翻松的苋菜田／绿白碎花迸涌，已高过了绀紫的叶片／哦，它多像那件我暗恋的／七十年代的紫地碎花罩衫，干净，柔软／裹住社中女教员瘦削的身子／可这花布衫的旧日子为什么教我伤感？／／苋菜静静地饮足了春水／椭圆的叶簇因感激而微微摇晃／听我说，插队的旧日子我也曾看管机井／也是一个为苋菜上水的午后／社中女教员通知给我她的婚期／机井轰鸣，水渠闪亮／可我的心为什么蓦地孤寂而黑暗？”（《是熟稔带来伤感》）。陈超所暗恋的社中女教员的婚期带给一个青年人的是怎样的茫然不知所措，他的暗恋只能就此结束，那幽暗的沟渠、闪亮的流水带走了一个短暂的青春梦幻和爱的萌动……
尽管两年的下乡生活在陈超的生命历程中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就是这短短的一瞬却幻化成了永恒的记忆或者忧伤，尽管这段下乡的生活有着苦涩和沉痛，但是更有着那个时代青年特殊的理想和浪漫情怀，尽管这种理想和浪漫遭受到了红色时代前所未有的愚弄与禁闭，但是乡下的人们、土炕、菜田、社中女教员、夜烤烟草的大头、健壮美丽的乡村姑娘、文工队的宣传员，甚至还有村口成排的槐树都成了永远难以抹去的记忆。而这种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就愈益显豁地呈现为忧郁的怀乡病，而且愈益强烈，“如今城里多的是梧桐，／每天我和它们互相走过，／像是许多陌生的面孔，／望过去望过来都是冷漠。／有时我默默地抚摸它们，／干净的枝丫愣得寂静。／我会想起我插队的故乡／那儿多的是槐树／／我知道它们/每一道擦痕的来历，／如今它们还站在村口／睁着蛀空的眼睛，像苍老的／奶奶等我回来”（《槐树》）。
学徒纪事，草绿色的诗歌练习簿
当陈超这代经历过红色狂潮的年轻人逐渐清醒，逐渐知道被愚弄之后，这些抱着改造自己、建设祖国的上山下乡的一代朝思暮想的就是离开乡村这痛苦之地回到城里。
转眼陈超下乡劳动已经两年了，按照当时的规定，陈超已经具备了返城的资格，但是陈超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又没有特殊的社会关系，所以他们为不能尽快让陈超回城而焦虑不安。当时的青年人的梦想就是当兵，这在那个革命理想主义空前高涨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长年在幽暗的灯光下读书，陈超已经近视，视力明显下降，所以当兵的梦想也只能破灭。而陈超也不想回城做一个又脏又累的壮工，他对农村倒是怀着相当的好感。他甚至憧憬靠自己的劳动在村里盖上四间砖房，用篱笆圈成院子，养条大黄狗，然后再娶一个漂亮健壮的乡下媳妇，甚至如陈超后来回忆的，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心上人”。而陈超在下乡期间，不仅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而且还通读《赤脚医生手册》《实用医疗全书》并偷偷地练就了一门手艺——针灸。在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的针灸理论书籍以及对经络、腧穴理论烂熟之后，陈超就在自己的身上和一块块猪皮上练习，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做一名乡村的赤脚医生，养家糊口、救死扶伤。
但是，一切并没有像陈超所想象的那样……
在春节回家探亲时，一天午后，父亲从外面带来一个陌生的中年人。父亲对陈超说知道你小子喜欢音乐就找来这位老师给你点拨一下。陈超立即弹奏了当时刚刚问世不久并且难度相当大的改编自锡伯族民歌扬琴独奏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那个中年人听后频频点头，之后又考了陈超一通乐理知识，并且拿出随身携带的校音器试陈超的耳音。一番忙碌之后，中年人对着父亲夸奖了陈超的音乐素质，之后转身便走。父亲在送这个陌生中年人出门时送给他一顶当时颇为流行、昂贵的高档棕色长毛皮帽，那人倒也没怎么推辞。陈超若有所悟，问父母是不是自己有可能进入文工团啊！这可是陈超想都没有敢想的事情，要是真的进入文工团那该比进城当工人强上多少倍！事后陈超才知道原来市拖拉机厂要一个弹扬琴的，陈超为此有些失落，但是想想父母为自己操了这么多心也该让他们省省心了，如果能进厂当一名“工人”也不错。这年春节，父母为了陈超的工作拉关系将家里一年的肉票（副食供应券）都用光了。
春节过后，陈超返回村办理返城入厂手续，并在“爱好与特长”一栏小心翼翼地填上：“扬琴。有独奏水平”。而为了祝贺陈超能够回城进厂，叔叔忍痛割爱把他排了三年号才轮到的“凤凰”自行车车票送给了陈超。但就是这辆在当时看来相当贵重的自行车，却引发了一段让陈超意想不到而又终身难忘的故事……
文革后期的一九七五年，冬天已经结束，春天再一次来临，河水解冻了，冰块消融，春天原野上的植物如燃烧的绿色导火索在迅速地生长、燃烧。高中未毕业下乡两年之久的陈超也终于进入石家庄拖拉机工厂当了车工，而闲暇之余陈超就在厂里的文工队弹奏扬琴、排练演出。进厂学徒都有一个师傅，陈超的师傅是一个身高体壮的二十六、七岁的来自天津拖拉机厂的“援建”工人——高坦，但是高坦从来是一脸冷漠，不发一言。陈超深为不解，后来才知道，师傅高坦的母亲曾是“三青团”的队长，在“文革”中与其父办理了离婚手续，高坦跟着父亲一起生活。在那个非常年代，尤其是“血统论”盛行的年代，人们往往把高坦和他的父亲看做是反革命家属。这也是为什么高坦从来不与任何人交往、从来一脸严肃的原因了。
而当学徒的日子是难挨的，师傅高坦从来是不苟言笑，对陈超一连漠然，而陈超也只能毕恭毕敬、万事谨慎。拘谨的两个多月的学徒生活使陈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万分失落，躺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不免留恋下乡的那段日子，想起一同在寒冷的夜晚烤烟草的“大头”，想起那个瘦弱文静的社中女教员。更为重要的让陈超牵挂、放心不下的是他看中的那个漂亮、活泼、能干的“村姑”。陈超为了打发苦闷的日子，写了三十多首五言、七言格律诗、半格律诗和自由诗，献给自己乡下的这位“心上人”。
尽管在后来的日子，高坦和陈超的交流有些增多，但更多的时候高坦仍是沉默不语、面无表情，看到其他的学徒和师傅好成一个人似的，一起唠嗑、一起打饭，休闲时一起出去逛街、打鸟、捞鱼，陈超失落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拖拉机厂的车间主要有锻压、铸造、底盘、装配、齿轮。其中底盘、装配、齿轮车间是热门车间，这些工人也大抵有些家庭背景，甚至有很多都是干部子女。这些人仰仗家里的优势就互相排挤、较劲、明争暗斗。而高坦是一个喜欢独来独往的人，他和任何人都不来往，没有一个朋友，更多的时候是一脸的严肃和冷傲，即使是在大澡堂子里工人互相开着黄色的玩笑，高坦仍是毫无反应，这就使得其他的工人和师傅对之敬而远之，而陈超也因此受到了“牵累”，形单影只、孤鸟绕枝。
但是，陈超和师傅高坦之间尴尬、紧张的关系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了转机。
这天是星期三，厂休日。别的工友都出去溜达、逛街了，厂子里空荡荡的。陈超闲来无事就独自躺在宿舍床上翻看《人民文学》。陈超当时手里有十几本五六十年代的已经发黄、变脆的《人民文学》和《蜜蜂》，这些杂志是陈超当时在下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老农家发现的。看到陈超看书，师傅高坦十分惊讶，而就是这次关于文学的对话使他们成了好朋友，起码是文学上的好朋友。当时陈超正在读的是一九五七年第七期的《人民文学》，众所周知，在当时的“反右”运动中，这一期的《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诗歌和小说后来大都被视为“毒草”而遭到了否定与批判，其中有穆旦、宗璞等。高坦试探性地问陈超喜欢其中的哪部作品，陈超说最喜欢的是《美丽》，而高坦则认为是宗璞的那篇小说《红豆》，并且当着陈超的面成段成段地背诵主人公齐虹对江玫的爱的誓言，“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是那个下雪天，你记得么？我看见了你，当时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就像头上的那两粒红豆，永远在一起，就像你那长长的双眉和你那双会笑的眼睛，永远在一起”。这让陈超甚为惊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文革这样的岁月，两个人对一篇有“严重问题”的小说居然达成了共识，这无论是对陈超还是对高坦都是一个不小的意外。
这天下午，相见恨晚、谈兴正高的陈超和师傅高坦破天荒地下了饭馆。当时陈超的工资是十八块五毛，而大喜过望的陈超出了血本，点了葱爆羊肉、酱烧茄子、卤煮花生米和啤酒。在饭桌上两人谈论最多的仍然是文学，两个人都有了微微的醉意。这是可以想见的，在那个文学几乎成了一片荒漠的年代，还有人在一起谈论文学是让人瞠目、也是让人心仪的事情。甚至当夜幕降临，二人回到宿舍仍然继续谈论文学，陈超把自己在生日过后不久写了一首诗当即朗诵给师傅，“偷生燕赵地，寒鹤倚衰林，残英犹在目，秋风已吹心。淅淅添泪眼，阵阵暮云深，怅望东天月，长啸欲损神。”高坦表示认可陈超的文学素质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陈超当晚失眠了。他为自己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在文学上谈得来的朋友和师傅而庆幸，他甚至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够将厂子里和自己一同学徒的最有气质的漂亮女工介绍给仍然单身一人的高坦。高坦和陈超的关系从此由冬天转入了春天甚至盛夏，正如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所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此后，无论是工作时还是闲时，陈超和高坦谈论最多的就是文学和哲学，也只限于文学和哲学，两人从来不谈论各自的家庭生活。高坦兴趣广泛，喜欢文学、哲学，也喜欢画画。他藏有一本一九六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但他只是让陈超粗略地翻看。高坦喜欢摘记名人名言，当时他已经做了三大本摘记，上面是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斯宾诺沙、卢梭、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斯宾格勒、叔本华、马赫等人的哲学语录（陈超的哲学兴趣由此被激发，以至他后来在大学一直给研究生开现代西方哲学必修课）。更为重要的是高坦也写诗，甚至他写的诗已经抄满了两大厚本，其中不乏爱情诗作，这让陈超感到兴奋又意外，多年之后陈超还记得高坦一首诗中的句子——“让我扯住你头发的电线”。
一九七六年是特殊的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年是要加上着重号的一年。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举哀。那时候电视机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稀罕物件，而当时的拖拉机厂的职工宿舍大院有一台十八英寸黑白电视。天天晚上，陈超与几百名工友围坐在一起观看周总理逝世的追悼情况。激动而悲伤的陈超，连夜为厂文工队写了一首悼念周总理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500余行的长篇朗诵诗。由于诗太长，不适合朗诵，陈超就用40张白报纸誊抄，抻铁丝挂在了厂里一条人流最多的路的一侧。那天晚上寒冷异常，零下十几度的夜晚，陈超却一次又一次跑出门去看自己的“伟大”作品，生怕被风给吹掉了。陈超的这件作品引起了厂宣传科的注意，他被抽调去参加“‘学习与批判’研讨班”。
但是也有让陈超遗憾的事情。
比如，入厂一年期满，车间要对徒工进行技术考核。但是考核的结果陈超却是“较差”，陈超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只会下料、粗车和倒角等活儿，而其他的徒工已经学会了技术含量较高的“精刀槽”。这时陈超才明白师傅高坦在技术上一直没有深教自己，这让陈超很为恼火。在后来一次高坦因工外出期间，陈超在另一位老师傅的指点下数月勤学苦练，不但掌握了精车，甚至学会了镗孔和挑扣这些高难度的技术。每天下来，看着车好码齐的闪着迷人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晕的滚齿轴，陈超竟有着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对此时的陈超而言，在车工和文艺宣传队员之间，他甚至更喜欢车工这门手艺。
接下来的一件事则更让人欷歔感叹。
文革大革命已经结束，转眼到了一九七七年。这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陈超和师傅高坦都在准备复习参加高考。这是深秋的一个夜晚，天上飘着不大不小的雨，陈超和高坦赶上加班只好滞留在工厂。为了抓紧时间复习数学，二人商量好到厂道对过儿的文工队乐队排练室去复习。在雨中，高坦提议陈超一起推上自行车（中、夜班时，工人都是将车子放在车间进口空地），将车子放在主楼走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会让人感到天意弄人。上楼进了排练室，陈超和高坦复习了一会儿，高坦突然说肚子疼就去了厕所，一去就是十几分钟。而等到复习完数学，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息了。可是来到楼下，让陈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那辆九成新的“凤凰二十八型”自行车已经不翼而飞了，找遍厂区也没有结果。第二天，陈超向厂保卫科报了案，在接连几天的调查取证中，高坦成了被保卫科重点怀疑的对象。连陈超也将信将疑，与高坦渐渐疏远了。这事尽管最终也没有结果，但是高坦因为此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那些一贯看不惯高坦的工人则借此机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而高坦因为“自行车”事件，已无心高考复习。
一九七八年初，陈超接到了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高坦却意料之中的落榜了。在陈超即将离开工厂上学前夕的一个黄昏，高坦找到陈超，“我没偷你的自行车，可想想是我让你把车子推到主楼的，我现在赔你两百块钱。我知道你这个人不会收，也相信你现在不再怀疑我。但作为曾经的朋友，我的这两百块钱就当是送你上学用的。你脑子够用，好好学。”高坦不容分说将钱和他摘抄的三本笔记塞到陈超手里，而陈超一时百感交集，失声痛哭。而如血的残阳正泼洒在宿舍老旧的窗户上……这成为陈超永难释怀的心病。
陈超在拖拉机厂当车工期间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其时，陈超除了与师傅高坦的文学交往之外，主要是与其他三位要好的工友秘密组成读书写诗的小圈子，他们互相交换各自偷偷珍藏的书籍，主要是古典诗词和少量的外国浪漫主义诗歌（包括海涅、雪莱、普希金）的中译本，而就是这带有秘密性质的阅读使得陈超开始用古典诗词和新诗来“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并完成自制诗集《柳叶刀集》。这本略显粗糙的绿色封皮的手抄诗集成为陈超诗歌学徒期的见证，其中很多是对古典诗词的仿写，而其中的新诗也明显带有青春期的感伤而多情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气息。在这些还显稚嫩但是充满热度的诗行的背后，一代人的青春岁月逐渐远去，命途多舛的下乡和进厂的经历，都呈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时光，但是陈超仍清晰地记得一次生日时自己“草就”的诗作，“吾心迷离滹沱边，仲春离情起霜寒，琵琶踉跄弹契阔，再举殇羽恸低天。”在陈超的青春岁月中写就的这些带有萧瑟“暮气”的诗作，不能不折射出文革时期一代人的真实心境和心灵履历，而伴随这一切的是沉重的戴着枷锁的灵魂叹息。
尽管文革后期，陈超在工厂的那段短暂的时光中的诗歌练习还带有明显的稚拙的成分，但在工友们看来，陈超显然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诗人了，也正是在朋友的认可中，在早期的那几本淡绿色的诗歌修辞本上奠定了陈超日后成为一个优异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的基础，甚至也可以说，是诗歌使得陈超当年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诗歌，就是暗夜沉沉中一盏闪烁着温暖也闪烁着忧伤的灯盏，渐渐照彻了这个怀着文学冲动的年轻人的世界……
诗歌的校园与“七七级”逸事
文革终于结束了，冰冷的冬雨也结束了……
一切都像此后的社会史和文学史所谈论的那样，一切都开始逐步走向正轨，新时期开始了……
一九七八年二月，陈超走出了令他一生难忘的石家庄拖拉机厂，在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他伫立良久。他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会深深烙在脑海里。还有令他愧对的师傅、朋友——高坦。这工厂里的青春岁月，有过幸福也有过痛苦，这段青春是脆弱的，让人心酸……
入学后，陈超把两百块钱和抄完的笔记本寄给了高坦，他和高坦有过几次通信，但是，每次高坦的回信都是寥寥数语。至此，这段工厂的故事告以结束，一切都在渐渐地散去，但是那一段可贵的文学交往对于陈超而言却是一笔财富，一笔青春岁月里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说到“七七级”会给人相当多的话题，而“七七级”的含义也不只限于在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文革”后第一届进入高校的大学生，“七七级”甚至成为一个代际概念，在这代人身上承载了一个中国浓厚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内涵。在这代人身上，相当尴尬而有意味地呈现了命运多舛的中国的社会转换，新旧气象在这代人身上有着含混而暧昧的共同呈现。当年的很多人因为“文革”后恢复高考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很多人扔掉了放羊的鞭子和耪地的锄头进入了高等学府……
而说到“七七级”大学生，包括陈超这些当事人自己都在反复地追问，这是怎样的一批人？是被红色文革愚弄者？还是天之骄子？是幸运儿？是有社会经历的老童生？是时代的禁欲者？还是伪道学？是“囊萤”、“映雪”的读书郎？是性蒙昧者？还是会玩“权力斗争”的后红卫兵？是休妻（休夫）大战的参与者？是笨拙地开始学习将理想主义置换为实用主义的于连？是后几届大学生眼中的“土鳖”？这一切难以解答的疑问都呈现了这代人特殊的命运遭际和精神履历。
陈超进入河北师范大学的时候，刚好二十岁，算年龄最小的那拨儿。众所周知，“七七级”的学生组成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有民办教师也有国家干部，既有农民、工人、军人、知青，也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啊！有刚从庄稼地和北大荒跑出来的知青，有刚从海河工地上卸了板车、扔掉铁锨的农民，有刚从各种车间偷偷逃出来的工人，有刚从煤窑里爬出来浑身漆黑的挖煤工，有寒酸潦倒留着小分头的小学民办教师，还有享受特殊待遇的买肉不要票的售货员……可以想见，在红色的政治浪潮逐渐隐去，一群人带着各自的梦想、各自曾经承受的重压甚至苦难的故事走进大学课堂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但是可以肯定，从“文革”后恢复高考之日起，还没有哪一届学生能比“七七级”更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他们是如此如饥似渴的在图书馆和宿舍里挑灯夜读，在知识贫乏的年代他们曾患上深深的精神饥饿症，只有书本能够让他们大口大口地“吸氧”。而“七七级”也包括紧跟而来的“七八级”已经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脊梁，就文艺界而言，北京电影学院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的“第五代”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而就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而言，“七七级”、“七八级”的毕业生很多已经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科研院所的高级研究人员了。正是由于“文革”特殊的政治原因，高考的被搁置，积压了如此多渴望上大学的人，这也造成“七七级”的学生年龄从三四十岁到十几岁、二十几岁不等。在陈超的那个班上就有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有个同学叫老鄢，而他的儿子是与他一起来报到的，上的是物理系。这样全体“七七级”同学就都成了这可怜孩子的“叔叔”或“姑姑”，而为此也闹出了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次，十七岁的小高向老鄢同学告状，因为他让小鄢喊自己叔叔，结果这孩子却张口就说“操你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像“七七级”这样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渴求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他们曾长期被剥夺了求知的欲望。而大量知识的断档和贫乏也闹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笑话。尽管“七七级”进入大学的时候，文革结束也有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那时候的情势也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乐观。陈超等这些进入大学的生机勃勃的青年人，正赶上身体猛涨的时候，而由于中国的教育和对性问题的闭口不谈，导致青年对性知识的了解极其贫乏，最多也就是有人在文革时期偷偷看手抄的《曼娜回忆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科技出版社率先打破了性教育的僵局，大胆推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青年性知识手册》，印数达好几百万册。八十年代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粉红封皮的《性知识手册》，七十多个页码，印数七十五万册。《青年性知识手册》成了青年人最喜爱的畅销书，不亚于现在的少男少女对周杰伦和韩流的追捧。但是，当时去买《青年性知识手册》这本书的人都跟做贼似的，趁前后没人且售货员是同性时才敢张嘴。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打开了这些禁欲年代青年的情感闸门，但是也有人开始犯愁。临近毕业时，陈超班上的十几个同学遇到了发愁事儿，因为他们从《青年性知识手册》 上知道了自己“包皮过长”，而这样会影响日后的“夫妻生活”，于是这十几个精壮的大小伙子就集体请了假去医院偷偷做了手术。而刚好赶上中文系毕业卫生大检查，瘦弱的女生们突然发现十几个身板结实的男生都集体消失，于是她们愤愤不平尖声尖气地喊“他们干吗去了啦？他们到底都干吗去啦？”辅导员说：“真不凑巧，他们都得了重感冒！”
尽管禁欲的年代已经过去，但是当时的大学校园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的，而有的同学却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而“玩火自焚”。某系一高材生，品学兼优，在师生当中口碑极佳。但是有一阵子，女生宿舍在熄灯前常常发出尖叫，说是有人在窥视。学校埋伏了好几次，都没能找到这位肇事者。后来这位窥视者在暑假改用高倍望远镜窥视女生宿舍时不幸被抓，原来就是那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而更有意思的是，陈超居然也竟鬼使神差地给同学做了一次“红娘”。为了反对学生“搞对象”，一到夜幕降临尤其是晚上学生宿舍熄灯之后，学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就拿着手电筒到校园最黑暗的角落、树丛围捕那些“罪犯”。 有一天，班上同学老江破天荒地邀请陈超去看电影，快到校门口的时候遇到一个叫杨子的女生，她也恰好要去看这部电影，于是三人一同前往。后来每次看电影甚至外出旅游都会上演同样的一幕，在杨子和老江当中夹着陈超，陈超竟然傻呵呵地毫无察觉。直到临近毕业，老江和杨子公开恋情，陈超才如梦方醒。在毕业纪念册上，杨子写道：“谢谢你，我的好友和红娘。”而老江给陈超的题词是：“积德您呐，红爷！”
大学期间，图书馆成了陈超唯一的绝好去处。在蒙尘多年的光线暗淡的图书馆里，陈超将堆砌在潮湿墙角的诗集、尤其是外国诗人的诗集如获至宝而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将那些打动他的伟大诗行记录在他的黑色或绿色的笔记本上。随着八十年代朦胧诗的热潮和文学语境的逐渐解冻，图书馆中的书籍数量与日俱增，而陈超也得以开始接触大量现代主义诗人作品，其诗歌写作风格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诗歌的黄金时期，陈超也在私心里想成为一个诗人，因此，在大学期间陈超的诗歌阅读量和写作量都是相当惊人的。陈超在大学初期发起成立省会（石家庄）大学生诗歌社团 “新松社”，任社长，编辑油印刊物《崛起》。期间，完成自制诗集《解冻》。“解冻”这一词汇，让人想到在“文革”时期秘密流传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无疑也成为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最好象征。而与社会转型一同发生的，还有青春生命的解冻和诗歌创作的解冻，春天，终于在被长期寒冬搁置之后降临了……
从一九八○年代初期开始，陈超开始活跃于大学校园并崭露头角，其诗歌作品和诗歌评论开始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如一九八○年四月，《大学生文选》首次公开发表陈超的诗学文章《做个人真实情感的歌手》，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的《河北日报》首次公开发表陈超诗作《未来》等。大学毕业前夕，陈超完成自制诗集《给西西》。伴随着八十年代后期朦胧诗热潮的消退，“第三代”先锋诗歌如火如荼地展开，陈超作为一个敏锐的先锋诗歌批评家开始将视野投注到中国的先锋诗歌上，他八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相关论文已经成为如今研究者和大学课堂谈论的经典范本，如一九八七年，二月在《诗神》发表论文《悄然而至的挑战——论第三代诗人（之二）》，在《河北文学》发表《论青年诗人群落》，五月于《诗神》发表的《中国诗歌新生代》，六月在《山花》发表《第三代诗人的语言态度》，十一月于《黄河诗报》发表《骚动不宁的调色板——论第三代诗人（之一）》等。这些高密度、高质量的、视角新颖、精准，语言独特的批评文字立即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广泛注意与业内人士的认可。陈超关于先锋诗歌的评论文章已经引起了诗界同行们的注意和赞许，但是，可惜的是，陈超的诗歌写作却在八十年代中期中断了，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陈超才又开始了诗歌写作。而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重要的原因在于陈超是一个自觉而自省的诗歌写作者，尽管他接触了外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作品并大量阅读了当时朦胧诗人北岛、舒婷、江河、杨炼、芒克等的诗作，这些诗作也更新了他的情感和认知，但是他同样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悖论，即这些诗人的诗歌能够给自己产生深深的震撼和同感，但是自己的诗歌却不能表达自己的内心，自己创作的诗歌竟然与自己的内心是如此的隔膜。这种“揪心”的痛楚使得陈超最终在一段时期里放弃了诗歌写作，这种心情和对诗歌写作的认识在他那首《堆满废稿的房间》中有着相当清晰地呈现：“小林的披肩在颤抖／播撒出香膏和残叶的气味／她的双休日架在叠句和泪水之间／她想象自己是低语的爱玛／等着接他私奔的马车敲击路面／在她的书房，我踏实坐着／翻看新版的《汉语词典》／它与修辞无关，没有伤心的‘夜莺’／‘火焰’燃烧后产生一氧化碳／它是一个词与捐躯无关／／词典在一个外省教书匠手上／其意义在于控制‘能指’无边的发展／三十八岁已不是涂鸦的年龄／只要准确，我不再担心意象的暗淡／诗是准确的力学，无论拉近或推远／／小林甩动她深棕的长发／房间的格局随之变幻／三年前我曾为这个动作心跳／犹如面对一张十九世纪的倩女照片／如今，我只注意窗外赤日炎炎／／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在挥霍语言／她的废稿在堆积比她更慵懒／我已从她心上滑落／不会再为趣味起劲的争辩／我喜欢踏实坐着随便聊天／／小林的手指抠着水杯／她微蹙的眉间流露了怨叹／我已不习惯不期的罗曼史发生／衰老是美的，干吗要‘赎回时间’？／讨论开始了，‘咱俩谁更荒诞’”。实际上，《堆满废稿的房间》中的“小林”和“我”无疑是陈超不同时期的诗歌观念的投影和象喻，曾经迷恋和沉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被“圣杯”、“玫瑰”、“火焰”、“夜莺”、“枝形烛台”、“管风琴”、“圣水盆”等等这些“西方”式意象深深吸引，但是经过时间的淬炼，陈超终于认识到诗歌不是简单的修辞练习，更非浪漫主义的滥情易感，而是对宏大病态的意识形态“圣词”的重新清洗和消解，是对实实在在的事物呈现和关心“窗外的赤日炎炎”的日常生活，换言之，诗人除了秉持语言的炼金术和优异的想象力之外还要深入时代和现实的“噬心主题”。而这种诗歌观念的转变体现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陈超诗歌写作的实践当中。
在八十年代初声势浩大的“朦胧诗”论争中，陈超起身为朦胧诗辩护。在喧嚣的诗坛论争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北岛等“朦胧诗”人的批判中，陈超再次感受到空前强烈的“挫败感”。陈超放弃自认为意义不大的诗歌“时评”，为了寻找“内在的自我”和“命运伙伴”，于一九八四年远赴山东大学访学，跟从牟世金教授研读古文论研究课程，后来转学吴开晋的“现代诗学”课，并在山东大学路凡主持的美国文学研究所听课。八十年代文学“方法论热”的潮流也强烈地席卷着陈超，在这里，陈超阅读了当时大量的西方现代文论，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欧美文论。而赵毅衡编选的那本“新批评”文集则使得陈超如获至宝，文本的“细读”方式深深吸引了陈超，这也是后来成就陈超式的文本细读的契机，曾有好友唐晓渡和西川戏称陈超为“诗歌细读学”教授，新批评文本细读理论对陈超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从一九八五5年秋天到一九八七年冬天，陈超每天的必修功课就是解读从李金发开始一直到“第三代诗歌”的有难度的现代诗，而长期的坚持陈超竟写下了七十万字的诗歌细读文章，后结集为《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②出版。但是，一九八六年以来的“第三代”诗歌浪潮中的口语化、非智性、拒绝深度、拒绝隐喻、追求日常语感的“全新”而“陌生”的诗歌写作方式让陈超重新检视“新批评”的有效性和缺陷，即诗歌的语言自足与文化、社会、经验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一诗学问题。
西西，陈扬……
还是在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前夕，陈超完成了自己的另一本手抄诗集《给西西》。这显然是一部爱情诗抄，激情的、缠绵的、平静的爱的对话和倾听本身就是一首首伟大的诗行。西西，此后成为陈超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帮手和知己，尽管据我所知，西西早就不再写诗，但是没有她在此后岁月的强力支撑，陈超的诗歌和评论的写作可能会是另一番状况。夫妻恩爱，西西异常美丽、温柔，这在当时的石家庄文人圈被传为佳话。至今，仍有我的师弟、师妹好奇的探问他们的爱情逸事，……
然而，当陈扬降生不久，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小小的陈扬被巨大的病痛所折磨，也折磨着西西和陈超。那是一个又一个怎样黑暗而令人不寒而栗的夜晚。好像黑夜永远都没有尽头，但是，阳光总会来的。陈超曾写过一首名为《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的诗，“金红头发童子军在风中集合／绿领带系得潦草而飘逸／腰身一齐弯向东方／金子的心，无辜闪亮／／这时，我们骑车逆风冲上斜坡／我突然想加入这单纯的集体！／谢谢天，一切最终都会如愿／拜托你那时将我撒入这片绿吸墨纸的大地”。而这首诗我更情愿将之视为他们在不平坦岁月中的心灵履历的呈现，秋风向晚，逆风，上坡，都显示了当时生活的艰难与辛酸。
在陈超和西西的悉心照料下，小陈扬的病情逐渐得到控制、好转。当我看到陈扬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帅气、懂事的少年了，高高的个子，喜欢唱歌，喜欢大汽车、火车和自行车。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坐上火车，跟随爸爸和妈妈去远行，看看灰暗的石家庄外面的精彩世界，看看雪山、草原、瀑布、高原红、大海……而陈扬多想自己也成为一个杰出的舵手，在他自己的人生长河中任意地遨游、远航……陈扬从小就养成了善良的性格，同时，他以孩童般的心看待这个世界。一次，陈超和陈扬一起去西清公园散步，突然天降大雨。本来是两人共撑一把伞，突然陈扬发现在冬青丛边有一个被雨淋湿的无家可归的瘦猫，当时陈扬想都没想夺过雨伞就向那只猫冲去。他想让小猫避避雨，但是，猫吓跑了，陈超也淋成了“落汤鸡”。
陈超一家曾长时期居住在石家庄的北郊，外面的菜市场人流熙攘，而当他们即将搬出这栋已经有些老旧的房间时，他内心有深深的不舍。那窗外的梧桐、白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季节的轮回，“西西在收拾厨房／刮干净油渍的灶台／阳光邀约高大白杨树影／静静地搭在她淡青色的围裙上／／对就要告别的老窝／她如此恭谨，殷勤备至／一半出于留恋／一半出于好心／搬空的房子，明天／还要由施工的河南民工暂住”（《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正午，从窗外投射进来的斑驳的光斑在将这里发生的一切重新聚集，温习……
在二○○六年初夏的微醺中，我来到南郊的陈超新居小坐，多年来和他的交往，他的呵护，他的鞭策，他的鼓励和诸多细节都急速地在我的脑海运转起来。这一切如此强烈地搅动和澎湃着我的内心和记忆。当陈超老师的公子陈扬高兴地叫我叔叔时，我有些伤感和无奈。陈扬已经这么高大壮实了，我都成了他的叔叔，时间真的是无情的。它巨大而无形的指针日夜匆促而无情地划过的时候，一种叫苍老的东西在纠缠着我三十岁的身体和内心。看到高大的陈扬满足的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着妈妈削好的苹果，我想到了陈超这样的来自于生活深处的诗句：“家中曾有或正在经历的磨难／我们承担得起。心灵的需要是这般简朴单纯／一片微响的竹林会轻拍并安顿一家人老派的心扉。／当儿子从玩厌的庑廊里溜回／他懵懂的催促声，也仿佛来自另外的岁月……”。
陈超和他的“西西”在巨大生活压力面前的乐观、倔强与和谐都使我内心多少次的感动，“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秋天深了，柳条转黄是那么匆忙／凤仙花和草勾子也发出干燥的金光……／雾幔安详缭绕徐徐合上四野／大自然的筵宴依依惜别地收场／／西西，我们的心苍老得多么快，多么快！／／疲倦和岑寂道着珍重……／十八年我们习惯了数不清的争辩与和解／是呵，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你瞧，在离河岸二百米的棕色缓丘上／乡村墓群又将一对对辛劳的农人夫妇合葬；／／可记得就在十年之前的夏日／那儿曾是我们游泳后晾衣的地方？／／携手漫游的青春已隔在岁月的那一边／翻开旧相册，我们依然结伴倚窗／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秋日郊外散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这个季节更容易让人怀念往昔，或者欢愉，或者悲悯。陈超，西西，一起牵手相依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是熟稔带来了幸福和默契，也是熟稔给生活制造着小小的麻烦和不悦。世间夫妻哪有不生气拌嘴的，但是，伟大的夫妻永远会珍惜难得的拥有，宽容、爱惜、和解，这是真正的至理名言。当又一个秋日的黄昏来临，石家庄的郊外有些空旷和荒凉，陈超和西西难得偷闲地出来散步，西西刚刚洗过的发辫散发出丁香一般的气息，而头顶上的落叶和粉色的蝴蝶正在纷飞。这金黄的叶片让人惆怅也让人平静，陈超和西西在谈论着陈扬，孩子病情的好转使他们能够在此刻享有温暖的黄昏的余热，让树林中播撒下的光亮将往日的忧郁镀亮。而河水已经在多年前的某个夏日干枯，只有河床似乎还证明这里曾经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谁都不能阻挡时光的利刃，一切消逝得那么快，从偶然的相识、一见倾心，转眼青丝都沾染上了少许的白雪。在树林投下的斑驳的光影中，有明亮也有灰暗，而远处乡间的墓群提醒人们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也许，只有伟大的诗歌和伟大而平常的爱情能够承担这种宿命性的痛苦与悲凉。
西西是一个心灵手巧、安家务业的人，她几乎很少去商场为陈超购置毛衣、毛裤。工业时代的机器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每当冬天难得清闲的时候，西西就开始温习她擅长的功课——给陈超和孩子织毛衣。她不学自通，深谙各种复杂针法，她的一针一线也流走了一个又一个冬天，“整个冬天／西西在闲暇中／织着浅灰色的毛衣／／她光洁的额头／微微低俯／顺从着双罗纹的针法／／毛线像挽留着／默逝年代的恍惚光丝／我心安静／时间慢了下来／／高大悬铃木／在北风中也轻摇棒针／织出浅灰的芽苞”（《在这儿》）。
石家庄，红旗大街，读诗的女生……
如果说一个诗人的写作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也许这话没错，但多少有些大而无当。石家庄，这个一年四季灰暗乏味、污染过于严重的北方城市（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一个时代诗人写作的普遍境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提醒陈超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深入命名的迫切感。陈超在阵雪飘飞、枝丫无声的冬夜静顿、沉潜下来，在记忆和现场的萦回中面对内心和想象力的折回与飞翔，“夜深人静。窗外飘起冬雪。这是天空中落下的唯一使人不必设防的东西。我在写诗。一切喧嚣止息了，我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发现自己心灵中残酷、阴沉的一面。有时，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 ③陈超手中雕刀的弧光在时光沙漏的阵微细响中，雕琢着已逝和将逝的内心阵痛与宽怀，“年岁已晚，让我谛听那柔韧的刻刀/在一阵窸窣中剥啄，吹息，呈现。/这世界在黑夜中也荫荫生辉，/玻璃上的纹章吮足了涧溪”（《毕肖普，刻刀》）。在陈超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这样一个字条，这是格劳肯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当格劳肯听到苏格拉底描述理想的生存形式后，反诘道：‘苏格拉底，我不信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座上帝之城。’苏格拉底回答说：‘无论天堂中有没有这样一座城市，或者地球上有没有这样一座城市，有智慧的人都将循着这城市的方式而生活，并以此装点自己的家’”。而格劳肯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和互相的盘诘，也正呈现了陈超多年来在学术研究和诗歌批评甚至是诗歌写作中所长期坚持的一个准则，对历史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双重坚持。陈超更像是一个工业时代大汗淋漓的骑单车的人，他在阵雪和逆风中前进，诗思和存在的隐痛在冬夜中静顿、沉潜。在时间的指针悄然掠过惊惧的目光，诗人则擦拭和点亮了那个略显老派而又温润萦怀的旧式灯盏，“我站在最冷最暗的旷野/望着你给我展示的家园，/今夜啊，让我放下火杖，拿起诗歌”。
由北京向南，乘火车或走京石高速，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石家庄。石家庄，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城市，如果有的话就是长时期的环境污染，云烟弥漫。石家庄，一年四季都让人心生烦闷，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尤其是夏天，下雨的时候地上铺满一层黑乎乎的东西，而更多的时候则是令人憋闷的桑拿天气。石家庄，很难与诗歌和诗意发生什么关系，但是，正因为陈超的存在，很多诗人在提到石家庄的时候都会最先想到陈超，想到陈超的时候也会自然想到石家庄。陈超曾有很多机会调离石家庄去更好的城市发展，包括北京的某所著名高校，但是陈超留下来了。因为，他在石家庄不仅可以更为方便地照顾母亲和孩子，而且他已经深深爱上了石家庄这座年轻的城市。每当有课的时候，陈超就提前下楼，擦拭他那辆骑了多少年的二八型自行车。因为石家庄多的是风沙和烟尘，所以每次都得擦拭，这成了陈超每次上街或上课的必修工作。在寒来暑往中，陈超一大早骑着他的单车在逆风中穿过菜市场、大街、小巷，一排排的梧桐树成为他最好的伙伴，而最令人心动的还是那些等在课堂的嗷嗷待哺的学子。陈超每年要给大四的学生开设名为《现代诗歌研究》的选修课，当时听课的火爆场面甚至更像是歌星的演唱会，“那些女声听得紧张，入迷。个把男生/直擂课桌，像牲口快活地嗷嗷直叫”（《本学期述职书》）。是两个大班（各二、三百人）轮流上课，陈超往往是上午八点钟开始先给二百多位同学上完两节课，之后在十点钟课间休息的时候，另一批二百多人的“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开进教室继续听课。当时出出进进的拥挤场面，令很多师大学生在多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
当北京的秋风和秋雨敲打着高大建筑的屋顶时，我提前领受了另外一种声音：“在落雪的时候，我独自走向田野。你的诗温馨明亮如冰雪下的河流。”石家庄下雪的机会已经很少了，但是，多年前，陈超的很多重要著作和论文以及诗歌作品都是在下雪的时候得以完成的，正像陈超自己所说的——“夜深人静。窗外飘起冬雪。这是天空中落下的唯一使人不必设防的东西。我在写诗。一切喧嚣止息了，我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发现自己心灵中残酷、阴沉的一面。有时，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陈超：《塑料骑士如是说》）
是的，当无边的苍穹上洁白的雪花漫天飞舞的时候，大地是如此的沉静。雪，打开了一个诗歌的世界和一个圣洁无比的天堂，在这里，雪涤荡着世间的黑暗与污浊，诗人可以用雪花写下最美丽的诗篇，最优美的文章。而更是这雪的洁白，能够让陈超这样一个自觉、自省而有良知的人一次次敞开心扉，省察自身。博尔赫斯曾自问，“是什么命运的乖张，使我这么害怕一面照人的镜子？”而自审的勇气也使得陈超避免了这种可怕的危险和战栗。陈超的诗歌和诗论文章中不时呈现和充溢的强烈的自审意识使他在窥破、穿透和洞明生存和历史镜像迷雾的同时，在反观事物和自身同时“终得以远眺神明的宁静”（瓦雷里语）。这的确如诗人希尼所说“如今再去窥探根的深处／用手指抓出泥泞／如大眼睛的那喀索斯／瞪视着泉水／有损成人的尊严／所以我写诗／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夜发出回声”。作为一种成人式的诗歌写作，陈超深深懂得——诗人不是自恋的水仙而是自审的叩问者，是与自我灵魂的辩难、诘问的对话者和与他者的争辩者。这个过程就是激烈的“我说”和“他说”的同时亮相和彼此张看，是求真意志的语言历险中生命与语言的彼此激活和命名。在粗糙、简陋的房间里，当两个高贵的灵魂格劳肯和苏格拉底在争论大地上是否存在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妙的“上帝之城”的时候，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相互扭结和冲撞就不时地与文学滚动的车辙发出紧张的摩擦声响。
十月的北京已经被渐紧的秋风所笼罩，硕大的花喜鹊穿过远处的树林，黑色屋顶上盘旋的落叶正在显示着时间的重量。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正在热烈的召开着，而陈超却因种种事情没能从石家庄赶到北京，这多少也是不小的遗憾。夜深了，秋雨滴落在窗外的梧桐上，一场北京的秋雨浸透和怀想着是一种怎样的诗歌情怀啊……
多少年过去了，北京轰响的泥泞中已经很少能见天地中茫茫的雪景了，但是每当冬天不可阻挡的敲打门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陈超在大雪中写作的情形。诗歌，也有如大雪，凌空而降，给人以猝然一击，诗狂暴地或温柔地攫住了卑微或高洁的灵魂。应该说是雪给了在尘世搅扰中的灵魂以理想主义的些许安慰，而遵循内心的写作肯定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所承担的重量是不能估量的。而陈超正是在长年的语言操劳中获得幸福的人，一个优异的诗评家和诗人，“我封好要邮寄的书稿，像黎明中的农夫勒紧卖粮的大车/哦，你有多好听——清晨送奶人嘹亮的哨子”，这种多年来写作的快乐与幸福也许只有陈超和他的家人能够真正的领受。
越是到了秋天我越是被一种略显悲凉而又明亮的氛围所笼罩，而怀念则成了我夜晚遥想和写作的最好方式。当二○○六年四月底的一个黄昏，我发着低烧由北京赶往石家庄的时候，列车外的冀中平原让我感到有些模糊，这一切曾经是多么的熟悉又是多么的陌生。那在田塍上劳作奔走的背影又何尝不是我多年来求学的一种最为确切的明证，还有一个又一个黑夜中，背后温暖地照耀着我的灯盏，母亲的灯盏，父亲的灯盏，妻子的灯盏。
当石家庄红旗大街的行人渐渐稀少，当黄昏的余光镀亮河北师大校园女生苗条的背影和阔大的梧桐树叶时，陈超老师骑着单车斜挎着书包来到我面前，那满布磁性和温暖的招呼，让我那么多该说的话都在此刻失去了分量。实际上陈超老师的这架单车已经在师大成为佳话。很多年他居住在城北郊，河北师大却在石家庄的西南角，他一年四季都骑着自行车来上课。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当学生瑟缩着袖着手蹩进教室的时候，陈超却身穿单衣满头大汗地阔步走进教室。
在转身离开师大的时候，我再次瞥了瞥暮色中那个略显老旧的图书馆。多年前，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他留校当教师，图书馆成了他最好的伙伴，连图书馆的清洁工都认识了这个高大的、嗓音洪亮的陈老师。正是在陈超的带动下，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最喜欢的课就是“现代诗学”。甚至有美术系、音乐系和体育系的学生来听陈超的课，人多的时候连过道都挤满了人。而课堂上一阵阵会心的笑声温暖着石家庄一个又一个寒冷而灰色的冬日，是诗歌成为最好的对话者，“河北师大图书馆／线条简洁又流畅／新油漆的桌椅比读者漂亮／散发着清漆的香味儿／和开朗的光芒／／我喜欢的姑娘／正站在铝合金升降梯上／将新购进的诗集整齐摆放／刚才她还在林子里跳绳儿／起伏的发辫使我怅惘／一些书已经上架／另一些从她手中滑落／我看到地下一本《生命诗学》／擦亮了她野薄荷一样的目光……／／此刻多么美多么安详／站在四层楼的高度／我注意到树枝不能遮挡的／一大块太阳／袅起的对流风将窗帘掀动／现在她已发现身后的‘陈老师’／但我的表情已调整到无关痛痒”（《借书轶事》）。转眼往事依稀，而陈超也看到了我此刻意味深长的微笑，但他不知道此刻我正想着他写于十年前的这首名为《借书轶事》的诗。是啊，图书馆、漂亮的女生，还有诗歌，这本身就是一首醇正的令人回味的诗啊！多年后的雪后的清晨，当年轻的学生再次捧读陈超的诗集时，她们是否还会想起这个高大、温暖充满激情的背影一次又一次穿过师大校园的动人场面……
平心而论，我之所以喜欢石家庄这个污染有些严重的城市恰恰是因为这里有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好的老师。就像此刻天宇中红黄的月亮，那份宁静和自足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陈超推着他那辆自行车和我一起穿过石家庄的南郊，步行于黑暗的人群，还会有谁知道我身边的这位在诗歌界是一个多么高大的人！我有些失落，诗歌是伟大的，也是脆弱的。但是，有了陈超这样一个老师、学者、诗人，有些人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多年以前，曾有一个女青年仰慕陈超的大名，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到石家庄，她的愿望就是只想见陈超一面。陈超骑着那辆自行车去了石家庄火车站，又在匆匆中将她送走。如此淳朴、诚挚、纯洁的陈超是不能用任何语言来描述的。
陈超的朋友们，
铁凝，晓渡，西川，于坚……
陈超的朴实、真挚的为人品行使得他结识了当代中国众多重要的诗人、作家甚至艺术圈的朋友。
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期，陈超的文艺圈子里的朋友隔三差五就来“骚扰”陈超，连小区看大门的大爷都认识了陈超的这些朋友。另外，大量的诗人、诗歌爱好者，当然也不乏从外地赶来的冒名顶替借机蹭饭的人，都往陈超家里跑。尤其到了周末，陈超的家里总是人来人往。当时宽容的西西对陈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的朋友总是如此怪僻”，但是，从内心里西西是接受了陈超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的。九十年代初，人们渐渐疏于交往，或出国、或下海，总之从事诗歌研究和创作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当时，在国内和陈超一起搞诗歌批评的人也在九十年代初纷纷改弦更张，只有陈超等少数人仍然在不懈坚持他们的诗歌梦想，也只有陈超等日后成了中国诗歌界响当当的先锋诗歌批评家和诗人。
至今，河北师范大学仍保留这样一个传统，每年举行一次诗歌朗诵会。每次河北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都会如期而至，而陈超和铁凝的深厚友谊也因此与诗歌有关。
尽管铁凝作为小说家的一面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早期的铁凝也曾经尝试过新诗写作，铁凝更是多次坦言自己对诗歌的特殊感情，而陈超正是她诗歌交往中最好的朋友。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铁凝是写过诗歌的。那是在作为知青下乡期间，铁凝写小说，也开始尝试诗歌写作，一九七七年的《天津文艺》以及《河北文艺》曾发表过铁凝的诗作。当然这些诗作只能算是铁凝热爱诗歌的一个标志，这些诗歌也显示出那个年代一代人特殊的精神状态和文学写作的特征，“铁姑娘车队拉着棉花进村，/马儿像拱着蓝天驾着白云。/唱着卸车，笑着入库，/库外是银山，屋内灌满银。//管库员刚要锁门，/队长说：‘等等！’低头拽起衣襟，/她摘下沾在身上的一瓣棉花，/花瓣轻轻地飞进库门。//姑娘们学着队长，/也细细查看全身。/无数朵小小的银花，/都飞进大队的银囤。//它们没啥分量，/重的是姑娘们那颗颗红心。/银潮虽然满地流淌，/一朵银花也得归入公社的聚宝盆”（铁凝：《分量》）。这首诗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不掩铁凝的才气。
铁凝这样评价陈超的诗歌，“我喜欢他的诗，是因为他的诗中我反复感受到了陈超恰如其分的善良，诚实，他特殊的温暖的忧伤，和朴素的明澈。他的善良恰如其分，不比善良少，也不比善良多。陈超近年的诗像马蒂斯的剪刀下的剪纸那样，单纯而明净，能够唤起我们的内心感动。”而当陈超在一篇关于铁凝的文章中公开称赞铁凝的美丽时，我们不能不为怀有一颗“一片冰心在玉壶”的陈超而感怀了，“而铁凝也的确称得上美丽。在我的朋友中，还没有谁像她这样其形象给我巨大反差。安静时，她从外形到气质像是油画家靳尚谊或杨飞云喜欢画的那类人物肖像，深邃而典雅；可当她快乐起来，马上像个无挂无碍的女大学生。这两种彻底搭不上边的气韵却能和谐统一在她身上，令朋友们感到微微的‘惊异’”（陈超：《写作者的魅力——我认识的铁凝》）。
唐晓渡是陈超最亲密的朋友。在诗歌评论界，他们两个的名字总是排在一起。二人性情相投，艺术观念也有诸多相通之处。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二人合作为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做了很多无法替代的工作。唐晓渡长于宏观的理性思考，而陈超则长于提出尖锐而焦迫的批评命题。二人恰好形成了相互激发，相互启示。他们搞的长篇对话，以及合作编的各类诗歌选本，理论选本，对中国先锋诗歌和先锋诗学的塑形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生活上，他们互相关心，在文人相轻的氛围里被传为佳话。唐晓渡曾在文章中赞叹又担心地说：“陈超善于干一个人的工程，顶十几个诗歌教授。”
西川也是陈超最好的朋友。在西川看来，陈超不但为人诚实而有趣，而且是真正懂得先锋诗歌秘密的少数人物。他说，“在我眼里，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批评家没有高下之分。陈超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也没有高下之分。无论在他进行诗歌创作，还是进行诗歌批评时，这两个杰出都相互借重。”（《内行的工作》）陈超也是西川谈论诗艺及精神问题时最称职的谈伴。西川的专著《水渍》，收有《致友人信》一封，洋洋洒洒竟写了四千余字。这个友人就是陈超。读这封信，我们会看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诗人之间，其交往方式，彼此精神的砥砺，以及脱俗而“迂阔”的可爱。
第三代“龙头”诗人于坚是陈超相交二十多年的好友。诗人们普遍认为于坚是后现代“怎么都行”的人，但陈超却认为老于坚其实是特别认真忠厚的人。在《于坚之“明白”》中，他写道，“某年我‘挈妇将雏’要到云南几个地方一游。提前给老于坚通了气，无非是到昆明聚一下的意思。没曾想很快接到于坚回信，要我制定严格的‘旅行日程表’马上发他，要具体到某日到某地，怎么玩、住、行，如此等等。他马上将安排云南数地朋友按时接应我们。我的行程全无计划，一贯喜欢浪哪儿算哪儿。望着于坚铆工车间‘工长日志’般的周详，我和妻子深为感动。为了朋友能玩得开心、方便，他要不厌其烦将细节搞‘明白’，萝卜未至坑先挖好，免得露天晒蔫。吓得怕给人添麻烦又做事率性的我，决定先不予回答，自己各处瞎玩了十天，最后才流窜到昆明……更奇的是，老于坚的‘明白’还带跨时空的。某年某月，于坚来信请我到北京观看由他创作、由牟森导演，先锋‘戏剧车间’演出的诗剧《关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我答应会去的。可由于来信距演出日还有近一个月，再加上我常年混迹诗坛，深知诗人们说话靠谱儿的时候不多，就想，到时他会再具体通知我的，遂把这事给撂忘了。某天，接到于坚来信，劈头就问：‘陈超：你怎么没来？说好那天的……’这种不管多久前说一遍就必须算数的作风，真让我惭愧呀。于坚就是这样的人，长相糊涂得大而化之，内心却明白纤敏，铆件儿般严丝合缝。有时我会打趣他说，这位老哥哥因自小注射过量链霉素使双耳重听，是否他永远学不会‘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在他这儿，话就要‘说清楚，讲明白’，言必信行必果，一句算一句，不能含混敷衍浪费耳力。”哈，真是传神得紧！
在当下，海子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个巨大神话，他的诗歌，他的自杀，他的经历，他的爱情都成为人们反复谈论的话题。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海子生前是孤独甚至落寞的。有多少人在当时能够真正地读懂海子的诗歌世界，何况海子生前公开发表的诗作是相当有限的，这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一个诗歌边缘化的时代已经降临，大城市不需要诗歌，落后的昌平的小酒馆也不需要诗歌，需要的是啤酒和烟草。陈超和海子的诗歌交往是有限的，但是，它所留给陈超的记忆却是深刻的。陈超当时为《诗神》以及其他的刊物向海子约稿，他每次给海子去信，海子都如期回复。两人的交往更多是源于诗歌和稿件，并没有更为深入具体的其他交流，按照陈超的说法这可能是当时各自小小的自尊心所致。而这，也成为陈超深深的遗憾之一。陈超后来在一篇关于海子的文章中对海子一生和诗歌理想的评价是非常精准的，因为他已经融入了真正的海子的内心灵魂和诗歌梦想当中，“海子是纯粹的农家子弟。在物质生活上，始终是贫困无告的人。但他的诗是高贵、壮阔、澡雪精神的，他为自己虚构了一个血缘幻象，以致使他更像是异邦失去庄园的孩子骑士。悲怆，高大，撒手人寰。海子不可思议。他启示录般短暂的一生，使任何有良知的诗人都感到痛心。他的自杀，几欲造成先锋艺术中高迈激情暂时的缺席，如果不是永久的话。海子是圣徒般的诗人，他捐躯的意志具有‘不顾’的性质，以致当我们反观他的诗作时，竟产生了一种准神示意义”（《海子》）。陈超后来在编选新生代诗歌选的时候就将之命名为《以梦为马》。而《以梦为马》正是海子的一首代表作。
陈超和诗人骆一禾的交往也颇有意味。那是一九八八年，陈超受江西的一个出版社的委托在编一部名为《对话与独白》的诗学论文集，陈超给包括骆一禾在内的诗人发出了邀请。不久，陈超在一九八九年收到骆一禾寄来的长篇诗学论文《火焰》的手稿（这篇名为《火焰》的诗论在骆一禾去世后出版的《骆一禾诗全编》中更名为《火光》）。此后，陈超开始着手编定这本文集，但是没有多久就传来骆一禾离世的不幸消息。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海子生前最好的朋友骆一禾（另一个海子生前好友是西川）病逝，年仅二十八岁。在此后漫长的黑夜里，陈超默默阅读着骆一禾这位年轻、淳厚而才华横溢的诗人，写出了最重要的诗人论。陈超想到了与骆一禾同样死于脑血管突发性大面积出血的奥地利著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陈超除了悲痛，就只能在诗歌中继续怀念，“那时，与我们共同度过漫长岁月的人／和那些早已入土的同胞／他们与我仍然近在咫尺／他们与我仍然情同手足”。骆一禾在《火焰》中的一段话被陈超抄录下来，每当黑夜降临的时候，这些闪亮的文字就成了真正的火焰，“作为一个写了一些诗的人，我感到我不应该再于这样体验诗歌之后写说诗的文字了，因为这意味着明显的矛盾，我要指出的是，有这样的可能：矛和盾是可以互相打开的，就像一页书不同于另一页书，但这本书却可以一页一页地翻开。用这种叙述不是指示终极的答案，而是达成揭示，这种揭示包含着知识的个人认识，在知识的不同理解之中，这种揭示也依然存在。认识的价值在于它使矛盾同等地正面出现从而目光可以进去。这就是我所服膺的火光。火光的盘旋总在清除着地上的灰烬”。
陈超结识欧阳江河是在一九八八年。这一年的春天，陈超参加了“运河笔会”，在这个笔会上陈超遇见了心仪已久的欧阳江河。欧阳江河留给陈超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皮肤有一种黯淡的黄色，在彬彬有礼中透出一种潜在的傲慢、戏剧性、坚定和友善的奇特混合，而这也大体构成了欧阳江河诗歌的一些基本质素。在笔会上，就第三代诗歌，陈超和欧阳江河在夜间谈论了很久，从此之后两人开始书信交往。欧阳江河从美国回来就到石家庄看望陈超，并给他带来自己最满意的几幅书法作品。一九九一年乍暖还寒的时候，陈超在打点行装准备参加一个先锋诗歌研讨会时，接到欧阳江河的一封电报，“上级决定，会议取消”，后来陈超调侃道这是他所看到的喋喋不休的欧阳江河最简短的文本。
韩东，作为“他们”诗派的代表，以《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我们的朋友》等优异的诗作成为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翘楚。陈超和韩东第一次见面是在江南，那时正是气候宜人的五月。天气也有些许的潮热，但是陈超注意到当时的韩东还穿着高帮的鹿皮鞋。韩东留给陈超的印象是韩东不时地用手去扶滑下来的深红色的玳瑁眼镜。陈超感觉韩东更像是一个中规中矩，历尽沧桑的老三届学生。但是，韩东在讨论会上做《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的发言时却给人以完全不同的印象，孤傲、倔强、不留余地，咄咄逼人。陈超很欣赏韩东的犀利、诚实，遇到难题时会问韩东的看法以做参照……
陈超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食指、北岛、铁凝、海子、骆一禾、西川、翟永明、王小妮、柏桦、王家新、多多、韩东、欧阳江河、于坚、臧棣、骆一禾、周伦佑、郑单衣、伊蕾、雷平阳的系列论文，之所以有着其他同类评论所未有的独到之处，其言人之所未言的秘密，是他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
一个被忽略的诗人，歌者……
在陈超的丰富的人生履历和身份中，他排出了如下顺序，诗人，诗歌批评家，大学教授。陈超首先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确实如此，陈超的作为诗人的一面相当重要。
在此，我不能不再次提到陈超的诗歌写作，多年来诗坛已经相当看重他作为先锋诗歌批评家的一面，而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却被学界所忽视，这种状况只是在近年才有所转变。当《诗刊》、《人民文学》、《作家》、《山花》等报刊纷纷刊载陈超诗作，陈超推出自己从多年的诗作中精选出的诗集《热爱，是的》时，诗歌界才猛然醒悟，形成了一种共识，原来陈超作为诗人的一面同样不逊色于他独特的诗歌评论。陈超从七十年代后期即已开始的诗歌劳作，使他的诗歌同样富含特殊的成色而值得重视。多年的诗歌写作和优异的素养使得陈超以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展开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这也正是诗坛所看重的。
在陈超早期的诗歌写作中，他有一种对圣词的近于“纯诗”般的尊重与向往。八十年代的古典农耕庆典和理想主义的最后晚照同样没有错过他疲竭而又满布激情，古老而又必要的仰望与挽留。这种写作甚至延续到他九十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当中。陈超这个时期的诗歌写作是自叹的、吟述的、流连的、悲鸣的、舒缓的，在紧张的“楔入”与绷紧的语词中蕴有内心的个人性质的乌托邦（个人乌托邦与红色卡理斯玛年代的集体乌托邦的主体迷失、理性隐匿和他者的框定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坚持。
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陈超的诗歌写作有着相当强烈的个人性的形而上的高蹈和沉重的一面。日渐被污染的海滩，沉默的乡村，失声的叫喊，远处隐没的教堂的钟声和十字架，都不能不让诗人感到揪心。因为，一个时代强行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强行开始了。谁都懂得，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够阻挡住前进的坦克。一切都如被强行颠倒过来的望远镜，曾经熟悉的一切变得如此遥远而模糊。
“充满活力的八十年代已像虚幻的寓言”，陈超感受到一代人曾经的热望和理想是如此的脆弱，像桃花一样一夜之间被冷风寒雨吹落枝头，一个个带血的头颅消失在巨大的风暴之中，“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但桃花的骨骼比泥淖高一些，/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东方的隐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年轻，孤傲，无辜地倒下。/干净的青春，在死亡中铺成风暴”（《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而为了理想，陈超深知这些理想主义的桃花会愿意再次死去，尽管坠落的过程中会粉身碎骨。
苍白虚无时代的寒冷境遇，诗歌是虚无之外的离心力量。陈超深入其中，抗拒虚无、抵御寒冷。那是一九八八年的深秋，尽管陈超还没有意识到不久之后中国的理想主义时代和农耕文化即将结束、落幕，但是，此时的陈超已经感受到了生存和诗歌的双重孤独。在太行山山脉深处的一个无名的贫瘠山村，陈超打算写作名为《四种元素王族的舞蹈》的组诗。每天黄昏来临的时候，陈超都会披上单衣，独自走上远处无比峭拔的山顶，巨大的山风灌过来，黄昏中的云朵被狂风吹碎、吹散……望着远山层层叠叠的红叶和枯黄的山槽，陈超百感交集，既有对生的迷惘，也有对一个诗歌时代的深深的忧虑与痛苦。在一个又一个黄昏，在无名的山村和高高的山峰之间，陈超将刚买不久的皮鞋都磨坏了，这反复的行走和攀登正显现出陈超巨大的而又难以摆脱的犹豫与尴尬。陈超已经知道诗歌的力量在此时是如此的虚弱无力，因为，在一个强权的社会面前，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阻挡坦克的前进与粗暴，而陈超酝酿的长诗不能不宣告夭折。因为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刻，一首挽歌尽管是伟大的，但是它无法完全呈现陈超此刻生命的痛苦与纷繁错乱的内心世界。
工业化直立奔突的阴影，在浮躁的实用性景观镜像中狂飙般覆盖、扩张、膨胀，这种时代影响的焦虑啃啮着诗人的现实和想象的视阈，这体现在陈超的一系列诗歌中，如《风车》、《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博物馆或火焰》、《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青铜墓地》等。在唯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风暴裹挟的年代，陈超强烈地感受到了不适与尴尬。
“阳光照亮一座/各色石板垒成的……谷仓？/哦，不，是傈僳人的小教堂/在它尖顶的十字架上/一只蓝杜鹃/静静伫望//……教堂内/传出赞美诗参差的吟述/我虚弱地蹲下/无端泪涌……”（《无端泪涌》）
在“绿色”太阳光瀑的倾泻与抚慰中，“谷仓”与“教堂”这些精神自足的对称之物，这些坚持向上而又沉缓迟重的“老式”事物，无疑成了一个时代晚照中“嗡嗡作响的光斑”。阵痛，化血为墨迹的持久阵痛，眩晕着诗人内心黑暗而喑哑的场阈。
陈超诗歌中特异的部分是那些一以贯之的以诗论诗的诗作，这种对话和辩难、盘诘的姿势在他的诗歌写作，尤其是一九九四年之前是十分显豁的，诗歌写作和时代语境的纹理在这里得以复杂的呈现，如《话语》、《终曲》、《一个新词》、《写作》、《堆满废稿的房间》、《旅途，文野之分》等。典型的如这首《旅途，文野之分》——“火车奔驰在京太线上/沉闷的旅途依赖于阅读/诗人摊开的是《瓦雷里诗歌全集》/我翻看一张随手买来的准黄色小报”。“诗人”和“我”两个角色在烦闷的旅途中不期而遇，“灰褐色的太行山/灰褐色的枯干的河床/弯曲小道上赶脚儿拉煤的壮工”，这些极其贴近的黯淡而卑微的现实已与诗人手中的诗集无关，与诗人想象中的“亚述人的空中城堡”也毫无关联。陈超在这里想说的是“我”作为诗人该如何面对诗歌和现实，如何撇开自恋而弱智的“不及物”写作，而是像钻探一样更为有效地探入这个时代的核心或重要部分，而不是任意忽略甚至讥讽那些同样重要的“平常”事物。诗歌只与诗人的良知有关，这种良知就是对词语的发现，存在的命名，内心的挖掘。
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国的先锋诗歌话语谱系中，陈超这位“外省人”以其客观、精省、超拔、深迥的洞见与敏识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话语“考古学”。陈超在维系诗歌的本体依据和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在时代的强行转换中，他持有了规避话语失语症的对时代的对应与回声，甚或挑战。他在“深入当代”的噬心主题的独标真知的“历史想象力”吁求中，彰显出优异而执著的诗学禀赋和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在具有反讽意味的复杂错乱的“菜市场”的铅灰色天气里，变质的空间挤压和变形着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他发誓要让蛾子与潮浊的空气隔开/为它们厚厚涂上碧绿的油漆/但黄昏散步时，他看到/在含汞废水河中，它们尸体横集”（《生活在锡罐里的诗人》）。在诗歌和人文关怀惨遭锈蚀的年代，“孤独得发狂”的诗人仍在坚持写作，在锡罐中“摆弄黑铁的词”，他的愤怒和努力就是“为了使诗歌永不再生锈”。
陈超是一个有语言良知感的诗人，“在语言卷刃的年代，我怀抱/昨日那个被遗忘的诗人留下的砥石”（《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陈超认识到诗人对语言的态度关涉到他对世界和写作的双重态度。在此意义上，诗歌的语言应该是马拉美所说的“纯洁的部落的语言”。诗人，是从外乡跋涉而来，在黑暗冰冷的雨夜擦亮语言灯盏的人，他重新发现了语言背后阔大场阈中被遮蔽的意义和声音的指向。诗人，是在板结梗硬的寒冬，撬开冰层和土壤，在不懈的挖掘中提早与语言在鲜活的春天照面和打量的挥汗者。在这个长久而可贵的语言向度和弯身劳作的姿势上，诗人才维持了诗之为诗的本体依据和可能性诉求，才持有了一个手艺人的道德良知和基本责任感。诗歌的话语方式“不是母亲的话语/是母亲砧捣寒衣的声音/你用心听着它/无法转述/你不会感到陌生/但又永远不能洞悉/这就是诗的话语/它近乎不在/你相信了它/你活得温柔/安慰”（《话语》）。这种素朴而本真的对诗歌话语的体认，在陈超看来，这种写作无疑就是一种“快乐的知识”。
诗歌的快乐和满足的获得是“在生命和语言的摩擦中”，在词语的发现和擦亮的“互动、互否，生成”中，把病态的带有世俗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气味的空洞失效的词语从“超员的病房里一个一个拎出来!”这种努力放置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写作境遇中，无疑其艰砺和难度可想而知，这是在游动悬崖上踩钢丝的无畏历险，是将头颅在火焰中淬炼的“美学效忠”。陈超在阴森冷酷的时代暗夜写下了亡灵书和精神的升阶书，在时代强行进入写作的狂飙中，诗人规避着失语的阵痛和尴尬的愤怒。
陈超对现代化的城市有着一种天生的警惕，“骤然，那一切都空了。/雪为城市压上厚厚的石膏。/他试着活动肢体/干涩的髋球窝节，传来/秘密的三角锉声//寡言的人几乎闭嘴。/激烈的人变得寡言。/时令从初夏被骤然踹进严冬。/他的脑袋和书桌都空荡寒冷/像是冬日晚八点钟后平壤的某条街道”（《骤变》）。在生存和写作背景的暴戾转换中，陈超强烈地感到了时代对写作的巨大强迫感和无形的框定与变形的叫嚣。写作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坚持，写作的前提是诗人必须对身处的时代有清醒的体认和省察，哪怕他要承担写作和生存的双重责任与奥义。写作的痛苦需要诗人的“历史个人化”的“求真意志”，这是对书写行为的最为确切的姿态。暧昧背景中的诗人已足够苍凉，那边缘的处境颤动着核心的最后平稳，持续，坚持……，“虚构的‘自由’将自己羞辱/写作在洗脑液中痛饮、痛饮//背叛快得措手不及/钢笔像乱了纹路的唱针”（《再不会》）。
著名诗人牛汉在早年给陈超的信中极其中肯地说，“我们需要彩镶玻璃，但如果我们对屋外一无所知，也渴望屋外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透明的锐利的玻璃。这是一种需要，也是更深层的审美。”④如果说，陈超早期的诗作还带有一定自我封闭或过多是纸上交流对话的“彩镶玻璃”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陈超近期的诗歌则是“透明而尖锐的玻璃”，既是敞开的交流也是不容退缩的争辩和盘诘，是更为冷静也更为晴朗的纯正与自足。在复杂情境空前纠结冲撞的时代，“黄金，火焰，光芒，粮食，磨坊，玫瑰”等“老套”的失效的单一视镜的古典浪漫词汇和象征体系，已经很难承担和包容当下诗人复杂的经验和想象世界，已很难完成对词语、事物和本真存在的现场原声的发现和命名。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中说“在沙地上划字就如同写诗，是与红尘俗世的疏离，但又不是逃避”。诗是个体主体性与语言、生存的交锋、涉险，是可贵而精粹的命名姿态。但是任何优异的诗人都不可能离弃时代而自作高歌，诗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时代、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国” 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持有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诗歌要成为容留的诗、张力的诗、是有着强大的能“消化橡皮，铀，月亮和诗”的胃。而陈超作为诗人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其创作也由前期的高蹈知识型写作更多转向了对当下情境的关注和深入，体现了处理日常经验和题材的优异能力，如获得“二○○○年《作家》诗歌奖”的组诗《交谈》，以及其他收录在诗集《热爱，是的》中的《未来的旧录像带》、《秋日郊外散步》和近作《没有人能说他比别人更‘深入时代’ 》、《回答》、《推土机和螳螂》、《除夕》、《美色折人》、《大学城开来了撒旦的音乐火车》等诗，在保持一以贯之的形而上性质的追问和思考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生活和经验的日常细部和细密的纹理，从而在一种冷静、沉思、客观的调子中维持了“诗，不应当说明什么，而它本身就是”（麦克利许）的内在真义，并有效地介入时代，卓异地完成对“噬心主题”的命名和揭示。在一九九五年以后的诗歌书写中，陈超的诗保持了对知性与感性，吟咏与陈述，内心与现场，记忆与当下，独白与盘诘，紧张与调侃融合和包容的能力和活力。在这些回到日常生活现场和存在细节的观照与注视，在干净、朴素、精准的语言开掘中将记忆的温情苦涩与现实的烦琐和渴望融合起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他的诗歌写作简单回到现场和当下，而是诗人在当下的体验和抒写中坚持了“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和“求真意志”的表述，只是这种书写行为和策略与前期的诗歌写作有些张扬和偏溺的精神想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亦即诗人将精神和仰望和关注的垂看在两个向度的展开中共同抵达诗歌的要义。诗歌就像一棵橡树，既高昂向上，又扎根向下，这种姿态最终归结为一种仰望。诚如马丁·海德格尔所说，“此仰望穿越向上直抵天空， 它仍然在下居于大地之上。此仰望跨于天空与大地之间。”
诗歌作为古老的手艺，持有了对语言和世界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本源的记忆。正是在这一点上，“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 陈超试图在反观和回顾的时光模糊而强大的影像中，温婉而执著的挽留过往的形迹匆匆，在共时态的形态中抵达人类整体性的共鸣与感怀。这种立足于现场、反观过往、遥视未来的记忆的能力体现在陈超的一系列诗作中，如《弯腰赎罪》、《北郊景色，或挽歌》、《爬卡车》、《少年之忆：水仙镜像》、《回忆：赤红之夜》、、《是熟稔带来伤感》、《一九六六年冬天记事》、《简单的前程》、《除夕，特别小的徽帜》等。
陈超的诗歌无疑具有这种强大的记忆能力，他不断翻检出已经有些发黄、变脆的旧日胶片，不断地冲洗、显影和定格。陈超不断地将诗歌的视野延伸到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文革、乡村、工厂、大学都不断地在他的诗歌世界中交织成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往事，“倒影中的危险是崭新的。／童年放学后的空教室／碎紫花的球鞋带儿……呵——／当‘爱情’从一块橡皮下消失！／／空旷的操场上我等什么？／传错了的纸条又该怪谁？／我茫然、走上前……又放弃／”（《少年之忆：水仙镜像》）。陈超的这种具有延展性的记忆能力，通过当下、现场的真切细节的擦亮，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向度上使诗歌具有巨大的承载力和容留的力量。记忆连贯现在、过去和将来应该有一个客观对应物，这个物体成为沉淀记忆的载体，它暗含了诗人内心的场景和情感空间的视阈，它延续着诗人内心的情感的冲涌与抚摩。而在我看来，这个客观对应物在工业时代的禁忌中越来越体现为自然事物的呈现的记忆。中国，古老的农耕情怀在语言与生存的临界点上过多延续在作为人类良知的诗人身上，诗人在这个带有本原性的图景中得以感怀过往、窥探来路，这种承载诗人记忆的事物集中体现在《渤海湾汉俳》、《停电之夜》、《无端泪涌》、《安静的上午》、《拒马河边的果园》）、《大淀的清晨》、《那些倒扣的船只》、《登山记》等诗中。“湖水轻轻拍击堤岸／一只苍鹭／埋首于夏日的回忆／当季节变暖/这些船只会翻身下水／而我心中有多少倒扣的船只／却只能在身体的黑暗里开裂／然后腐烂”（《那些倒扣的船只》）。冬季，犹如诗人生活景观的现场，那美好夏日的回忆在苍鹭与诗人之间构成对称关系，而内心回忆的无力而无奈的“倒扣”般的颠倒与悬搁，暗示了诗人内心“黑暗里开裂”的悲伤和被咸涩的时间海水腐蚀雕啄的芜然。“陌生的烛光招引你退回时间深处／写下被年代放逐了的昔日怀想。／插队的伙伴，夜浇冻水时慌乱的初恋／终夜啮草的牲口，雪霰凄迷的山冈／哦，尽管你知道今天没人读这类陈旧的诗行”（《停电之夜》），烛光，贴近你记忆的本真之物在工业时代成了老旧的不合时宜的事物，不合时宜的存在是对人异化的最有力的反讽。而诗人在烛光面前，承续了那伟大的记忆声响，往日的感怀在当下的观照中熠熠生辉，它无疑照亮了黑暗隅落的灵魂。
可以说，陈超拓展型的诗歌写作，在记忆与现场的颤悸与容留中深入时代，他，回环于时间的回溯与延展中，在向上仰望又躬身向下的双重视阈中容留了时间和存在在他身上刻洒的光斑和印记。书写者，在记忆的火焰，现场的烤灼，未来的辉映中抵达灵魂和想象力的飞翔，当光亮掠过阴影也呈现了生存的滞重、低回的一面。诗人，挖掘着，在寒冷的冰冻时间，他的理想是在冷硬中提前抵达春暖花开——灵魂，语言，想象，技艺，生存，现场的诗性复活。
只有一个陈超——
生命诗学，细读批评家
对于诗歌评论而言，陈超可能既是一个“老式”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新锐”的怀疑主义者，而这理想中的个人情怀和自由精神的坚守和怀疑，无疑又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发现和命名的姿态。这种坚持以及否定的两个向度在维持诗歌无限向上的精神维度的同时，正成就了陈超诗歌评论的独特之处。陈超是一个“双手”写作的人，他既是一个出色的诗歌批评家，又是一个优异的诗人，这种带有互补性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问题”的重要性和“说话”的有效性。其实，理想与怀疑这二者之间的悖论和张力冲突，扩大和加深了他审慎敏锐的辽远视阈，提出和发现诗歌和世界的问题，维持了世界和诗歌得以以问题的形式存在。而这都空前给他设置了在常人看来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正如著名诗人西川在《内行的工作》一文中对陈超的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的评价，“在我眼中，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批评家没有高下之分。陈超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也没有高下之分。而且，无论在他进行诗歌创作，还是进行诗歌批评时，这两个‘杰出’都互相借重”。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陈超写作了大量关于中国先锋诗歌的评论，其生命诗学、哲学人类学和泛修辞学批评的有效结合，引起中国汉语诗歌界的普遍关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诗学体系，此外，陈超还以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更新和推动了国内解诗学方法论的转型。陈超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而其独特性甚至也是一种重要性在于，陈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本土性的“生命诗学”和批评话语谱系，即构建于语言与生命、生存与历史感的临界点之上，既尊重了生命个体主体性的存在意识又兼容了人类整体的感知，既不断张扬个性色彩的想象力，又坚持了诗歌的本体意识，一种语言本体的尊重和自觉的知识分子担当情怀。作为先锋诗评家的陈超，其诗学研究主要是在穿越大地向天空的长久仰望中维持了向上的精神维度，在两个扇形区域同时展开、挖掘、命名。
陈超一贯坚持对“现代诗”的独特认知，换言之，现代诗歌是个体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间展开，诗歌是诗人生命熔炉的瞬间显形并达到人类整体生存的高度，真正的诗歌永远是居住在诗人全部生命之中的，它是无法用散文转述的部分，无法上升为普遍哲学的部分，诗歌的肌质不是外在的分离的部分而是生命之本的话语定型。也就是说，陈超的现代诗学就是生命诗学，使对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命生存的困厄、精神的漂泊、异化和分裂的关注与抗争。陈超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的成果最早体现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一书中。对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先锋诗歌评论的陈超而言，更大程度上，陈超广为人知的是他独特的生命诗学，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时代的诗歌只能是关于生命与生存的，这也正印证了史蒂文斯的话，“一个更严峻/更烦人的大师会即席提出/更微妙和更急迫的证据，/来证明诗歌的理论乃是生命的理论”。而生命诗学正是陈超诗歌批评的一个基点，同时陈超多年以来坚持的诗学理论的目标是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深入文本并进而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历史和语言之间的严酷关系。换言之，无论是陈超的诗歌文本细读，还是从历史、现实和哲学视野对诗歌本体功能的探论都是围绕着个体生命——生存——语言——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的。而更为可贵的是，陈超的诗歌理论与批评不是其他评论家泛学院化的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在生动、精准、尖锐、独到的论说中对“当下”始终怀有热情。换言之，陈超的诗歌批评和写作方式更多是介于诗人和批评家之间，他是一个高深而快乐的写作者，而不是中规中矩的枯燥的理论家，这种特殊的诗学话语立场使得陈超的批评文本具有跨文体的特征，更近于诗性随笔。基于此，收录在《生命诗学论稿》中的文章，如《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现代诗：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变血为墨迹的阵痛——先锋诗歌意识背景描述或展望》、《精神萧条时代的仿写者》、《悄然而至的挑战》、《骚动不宁的调色板》、《口语诗改变了哪些审美因素？》都从本体论和现象论相融合的角度对现代诗歌和先锋诗歌的诸多诗学难题进行了敏锐而独到的论述，时至今日这些文章仍然被研究者和诗人们反复讨论。
陈超的诗歌理论与批评主要在以下两个维度展开。
其一，即从微观的文本和形式感的角度出发，陈超的精审、到位、特异、新锐和不无尖利的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和中国传统诗话的印象阐释性的相互融合、彼此打开，而这使得他在对文本细部纹理的窥测中不时闪现出睿智的生存体验与本体性的哲思，而这都在具有独到、坚卓格调的诗性随笔式的新异文体中舒展开来，所以陈超被誉为先锋诗歌的“细读批评家”。这体现为陈超的文本细读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和《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陈超认识到，中国新诗已经经过了几十年时间的路程，而如何评价新诗所走过的道路，文学艺术界历来褒贬不一。然而陈超注意到那些不绝于耳的对新诗的责难往往是建立在非诗的基础之上，往往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功利尺度进行庸俗化的评判，往往以“朦胧”、“不懂”、“脱离人民”、“远离时代”来批判诗歌，正是在此情势下，陈超决定撰写一部具有现代主义的探索性质的诗歌鉴赏专著。一九八九年，陈超完成了国内第一部诗歌细读专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这部对诗歌文本的魅力和奥秘进行了独到发现和命名的兼具工具书和赏析读物功能的变体性的专著得到诗歌界和文学界的交口称赞，也成为新批评理论的本土化改造后的成功，当时首印一万五千册，短时间内售罄，这能够看到陈超这部书所受到的欢迎程度，陈超也因《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的“庄重文文学奖”。十年后，这部书经过扩充、修订再版，更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陈超除了将批评视野放在二十世纪中国诗坛，还将视野投注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外国当代诗坛，这就是二○○二年一月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陈超关于当代外国诗歌细读的八十万字的诗学专著《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这应该是国内最为完整、系统的对外国当代诗歌进行细读的专著。陈超深刻地注意到在时间的河流里人类将不断迎接新的时代的潮水，然而当我们在和一个时代告别的时候，是诗歌在拒绝遗忘中开口说话，是伟大的诗歌在纠缠着我们永不瞑目的内心，正是这种力量引发了陈超长期的关于当代外国诗歌的导读工作（文本细读与审美感悟的评析相合的导读方法，力求实现对诗歌内在的意味和形式的深层阐释），《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在宁静的丰收中翩然降临。陈超多年以来的艰苦劳作没有白费，而陈超自己也相当看重《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我却没有以往杀青一部书稿后会有的那种单纯的轻快感——我的心竟有一种依依惜别的感情。是呵，那一个个与诗相遇的日子，那一个个与迷人的灵魂对话的日子，那日复一日充满欢愉和恭谦的写作行旅，随着书稿的完成就要离我而去了。现在，我的窗外正飞扬着入冬以来的第三场大雪，我的桌边正放着一瓶干红。还有什么比在大雪纷飞、酒入微醺之时，告别这部书稿——我灵魂的伴侣——更令人缱绻的呢？” 。⑤基于此，陈超在《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对西欧北美国家所谓的强势文化、诗歌脉象和出于文化弱势国家的诗歌文本进行了细读与探询，陈超在此过程中对好诗、优异的纯正的诗歌保持了一以贯之的高度专注与自觉，陈超在当代外国诗歌的浩瀚星空中，在骇人的阅读强度中，对美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的三十三个国家的一百零四位诗人的二百八十三首具有现代主义、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诗作进行了独到、精细、深入的研读、梳理与界定。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超并没有对诗歌和诗人进行宽泛地选择与界说，他对自己的诗学标准和“诗性”的体认永远不会放弃，即好的诗歌应该能够展示个体生命和生存的遭际，能够对传统采取反叛和整体包容后的超越，能够探求生存和语言真正临界点和困境，即能够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这正是不同时代和种族的人们所共同的基本姿势与声音，是撬动诗歌的阿基米德点，正因如此，诗歌可能才是人类真正的母语，它能够超越种族、战争、文化、政治和国界。
其二，是从宏观的视阈来考量，在更广阔的哲学人类学的语境中，陈超对汉语新诗的诸多彼此纠缠的复杂情境进行梳理和历史还原，如关于新诗与传统、具体历史语境的诗学问题和可能的诗歌发展前景，对诗歌与语言、生命、生存、历史、文化的多重视阈的精细剖析。这使得陈超在“深入当代”、楔入和介入时代的“噬心主题”的同时，在回顾与前瞻的双重视角中呈示了难得的潜心反思的知识分子立场和精当的言人未言的独特见解。这体现在他早期的《生命诗学论稿》和近期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辩难与沉默》、《游荡者说》，特别是《中国先锋诗歌论》当中。
无论是早期的《生命诗学论稿》，还是近期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中国先锋诗歌论》，都呈现了陈超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的特殊性，在生命诗学、诗化哲学和比较诗学的开阔视阈中对八十年代以来变动不居、波诡云谲的中国现代诗进行了系统、深入而独到的发现、命名与梳理，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诗坛地位。这些著作的出版既是中国诗歌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收获，同时又满足了那些常年喜欢陈超的读者的阅读快乐。实际上，作为一个优异的诗歌批评家需要的不只是感性的对当代诗歌的热情，还须具备学养、见识以及信仰和个人化的历史意识，这样的批评家在当代凤毛麟角，而陈超正是其中的一位。更重要的在于，陈超一直密切地追踪当代诗坛的变动，可以说，陈超一直处于中国先锋诗歌的前沿，无论是对于具体诗人的评论，还是对当代诗歌所面临的显豁困境的揭示以及对诗歌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关系的思考，陈超都为当代诗歌提供了相当可靠的理论支撑。
陈超的诗论和诗歌批评中具有冷峻、敏识和除魅（disenchantment）的能力使他在解读这些中外二十世纪具有探索性、先锋性特质的诗歌文本的时候，无疑是在诗歌的“游动悬崖”上，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周伦佑语）的涉险。而这决非是简单的、任意胡来的“小孩拆表”式的无意义的游戏。这是他在一以贯之的坚持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和诗歌本体依据的立场和基点上，在坚持诗是“揭示生存，眷恋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认知上与具体文本的对话、磋商、盘诘中的阐释性创造。这种冷峻、理性和敏识使他对当下那些自以为是、无所事事的那喀索斯式的自恋狂、偏执狂、自大自虐型的所谓诗人和诗论者来说是反向的存在。博尔赫斯自问，“是什么命运的乖张，使我这么害怕一面照人的镜子？”自审的勇气使陈超避免了这种可怕的危险和战栗。陈超诗论文章中不时呈现和充溢的强烈的自审意识使他在窥破、穿透和洞明生存和历史镜像迷雾的同时，在反观事物和自身同时“终得以远眺神明的宁静”（瓦雷里语）。在陈超看来，诗歌写作应该是一种成人式的，即诗人不是自恋而是自审，是与自我灵魂的辩难、诘问的对话者和他者式的争锋者。这个过程就是激烈的“我说”和“他说”的同时亮相和彼此张看，是求真意志的语言历险中生命与语言的彼此激活和命名。在粗糙简陋的房间里，当两个高贵的灵魂格劳肯和苏格拉底在争论大地上是否存在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妙的“上帝之城”的时候，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相互扭结和冲撞就不时地与文学滚动的车辙发出紧张的摩擦声响。所以，陈超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一直坚持认为诗歌是个体主体性与语言、生存的交锋、涉险，是可贵而精粹的命名姿态，但是任何优异的诗人都不可能离弃时代而自作高歌，诗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时代、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国” 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持有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诗歌要成为容留的诗、张力的诗、是有着强大的能“消化橡皮，铀，月亮和诗”的胃。尤为可贵的是，陈超写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先锋诗论在当下仍然有效，这甚至成了中国诗歌批评的一个奇迹，而其他批评家的随机性的文字更多成了历史尘埃。陈超在多年前的《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中就提出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就是对当代经验的命名与理解，因此，“今天我们的诗歌，应当更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话语，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划定一套唯美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纲领’”，在这个前提下，先锋诗歌应该具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精神和立场，而不是绝缘的、沉溺于极端个人体验的自语。更为重要的是，陈超的《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中国先锋诗歌论》都充分显现出他的独特的开掘和命名能力，尤其是其对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诸多命名性的指认，如玄学游戏写作、“超”现实主义写作、学者型写作、欲望型写作、“后现代”口语填充式写作、“以笔为旗”的绝对情绪化写作、感伤娇弱的“缅怀”型写作都相当精准地对诗坛的各色写作现象进行评估、总结和命名。陈超八十年代的诗歌批评既有学院派的准确和严密的逻辑、严谨的学理和历史考古学的证词，同时又具有丰沛的情感、敏锐的艺术感知和别具才情的论说语言，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文风，甚至有批评者认为陈超是真正的同时具有知识分子立场和考古意识，学院作风和自由情怀的先锋批评家，应该说，这是相当准确的一种认定。而在沈奇看来，优异的批评家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基质，即文化背景和生存背景，艺术品位与人格品位，艺术直觉与生命直觉，艺术理想和人生理想，文字的精确与生动，而陈超是同时具有这些素质的，这在中国的批评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陈超多年来将精力主要花在了中国先锋诗歌上，而其对先锋诗歌的敏识和一以贯之的追述、总结、反思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的重大收获。陈超的系列先锋诗歌评论之所以重要在于他创设性地提出了诗学概念和命题，如“求真意志”、“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的经验型写作”、“叙述性和反讽精神的‘准客观写作’”、“用具体超越具体”、“深入当代”、“噬心主题”等，从而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的发展和成熟以及相关的先锋诗歌批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刊登在《山花》二○○六年第三期上陈超的文章《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力之光——先锋诗歌二十年，一份个人的回顾与展望》就是陈超诸多先锋诗歌批评中的一个代表，该文甫一发表就引起了诗界的广泛关注。陈超在这篇文章中相当敏锐、精准地回顾了先锋诗歌二十年的发展，陈超尤为关注先锋诗歌的历史想象力在不同时期的转换方式和变化。在陈超看来，诗歌的历史想象力就是诗人改造经验记忆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它涉及更为广泛的诗人对语言、生命、灵魂、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表述。正是在对诗歌与历史、诗歌与语言、诗歌与文化、诗歌与社会、诗歌与运动、诗歌与刊物、诗歌与生命、诗歌与权力的多重分析中呈现了先锋诗歌独特的状貌和历史症候。
而在“大众传媒话语膨胀时代”梦魇般的时代镜像和驳杂的历史情境中，在这种困境中做到审慎而深锐的立场和视阈简直是难以想见的。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和承受诗歌，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勇气。科技图腾的纵欲主义的肉感快餐店，饕餮视觉圣宴的赤裸午餐的食色吧台，诗人和诗歌所遭受的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疯长的经济时代的深渊中 ，诗歌的黑色末日是否已经在不幸而又不可避免地到来。索尔·贝娄不无失望而满含悲辛地说：“从事于诗歌，哲学与绘画等等，在技术社会中不过是人类的托儿所游戏，在科学的时代到来之后这台游戏便不得不被抛在后头。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人文科学将应召为地下墓穴挑选墙纸。”诗歌的精神高地是否已经在进行降旗仪式？诗歌是否已如老旧的风车在科技理性引领的时代飙风的黑色泥泞中悲壮的鸣响。诗人和诗歌从业者必须做出回答。诗歌完成对生存题材和个体体验的有力处理，就成了对时代和现场的介入与揭示，这是一个合格诗人的应有之义。“接近诗歌是危险的，不去接近诗歌却更为危险”（陈超：《论诗与思》）。迷茫风雪路上的流亡作家米沃什说，“对于写作者来说，二十世纪的历史还没有人动过”。尽管这话不无偏颇，但也相当深刻、精省地印证了诗人和诗歌评论者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叶的苍白无力的角色感和尴尬失语的境遇。而陈超的良知和敏识使他在时代的风口强烈而紧迫地意识到“悄然而至的挑战”。在诗人与言辞与生命与生存的多重艰砺而反复的涉险与攀援中，在不能置换的时代语境无限膨胀的映照下，诗人面临诸多彼此纠葛的复杂情势和两难困境。当诗人们纷纷拉上窗帘走进卧室私语、密语，找到“自己”的时候，却忽视了窗外的复杂困境和人自身的处境。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不仅是人类自身隐私的守护者，同时又是向公众敞开的艺术形式。因此，诗的“自我”和“社会”的问题的争论就一直都没有停止和中断过。
“在近年来的先锋诗歌写作中，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 ⑥
在诗人处理和介入时代“噬心主题”普遍失语的境况下，陈超二十余年的诗学努力正体现了他在紧迫的时代情境中，在持有“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紧张而尖锐地楔入时代、“深入当代”的勇气。
“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 ⑦
陈超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在反复强调“深入当代”、揭示时代“噬心主题”的同时又持有个人性的自由精神的乌托邦幻想，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具有巨大包容力的“历史想象力”。在陈超看来历史想象力就是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组织力的思想，对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足够认识，能够将自由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陈超在长年的诗歌批评中相当敏锐地发现中国的试探所匮乏的正是这种历史想象力。
对“历史的真实”的处理和还原历史、重写历史，对历史的考古挖掘的冲动在世纪末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中受到相当广泛的重视，而陈超的可贵之处又在于，他在梳理勘测诗歌的当下时代境遇的同时，前瞻诗歌可能的发展前景，又以谨慎、反思的知识分子立场在除魅中反观历史，穿透被历史烟云无情淹没的诗歌真相和寒冷时节坚冰下隐现的溪流。在《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X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诗歌论》、《红色苍凉时代的歌声——谈“知青歌曲”》等文章中，陈超重新考量文革岁月中被误认为是一片荒芜、干涸的枯冷河床，在资料的整理、发掘和梳理中，将“集体顺役”的蒙昧迷狂的描红时代被省略和淹没的“白洋淀诗群”、“太阳纵队”、“X小组”从遮蔽的地下状态提升出来，将“坚持个人主义自由灵魂的美丽青春”和“个体生命小小的光明”呈现出来，将当代诗学的可贵的维持诗歌的本体性和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的看似断裂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线索连接起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下对汉语新诗有无传统的争论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而陈超早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就写下了两篇有相当分量的文章《不留余地》和《“正典”与独立的“诠释”——论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这些文章相当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了传统的内涵，传统与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新诗与传统的互动关系，诗人与传统的关系，对新诗自身的特质的廓清等等。这对当下的一些诗人和评论者不顾新诗和传统事实，断章取义，武断偏激的行为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至于传统问题应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周作人说，“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首先，传统不是单向的过去时态，传统首先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活力范畴，体现了垂传性、可延续性和可创造性，创造应是传统的应有之义。而我们在谈论传统的时候过多的谈论的是其继承性问题。传统的“继承”在当下更多的指涉对古老诗歌传统的回归和模仿，在此意义上，这种“继承”传统的观念是有必要匡正和澄清的。我坚持认为传统也是现代时。传统作为一种无限扩大的动词和无限生长、增生可能的实体性存在和功能范畴，它从来就不可能远离我们生存的世界。我们需要纠正一个常识性谬误——认为传统就是曾经发生的东西，继承和发扬传统就是简单地接受。陈超一贯坚持认为传统并非远离我们的过去时的存在，而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我愿意改造克罗齐的名言，“一切传统都是当代传统”。对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的写作而言，诗人与传统的关系是相互打开、双向选择的对话和争辩的过程，是一种富有张力甚至是反叛性的对话，传统在走向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选择和创造传统，对传统我们不是简单、皮相地被动吸收，而是主动迎拒、选择、剥离和发现的再生性过程。再补充一点，传统不是简单形式上的传统，更是精神内质上的传统。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是精神流脉的方向。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到屈原的《天问》和苏轼《水调歌头》其传统性正是人类个体生命对生存的追问和不懈而艰砺的探索、问询的精神而非其作品的外在形式。实际上，新诗与传统的问题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汉语诗歌争论的焦点问题，甚至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甚至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中国新诗不仅割断与传统的关系而且自身在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而陈超则对诗歌与传统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在陈超看来，诗歌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甚至棘手的问题，但是继承绝对不是简单的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模仿甚至回归，与此同时，继承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传统本身在历史的沿革中更是驳杂的，需要谨慎的辨别和重新估定，因此意义上，陈超强调对诗人的个人写作而言，“继承”传统不会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行为，“这里，永远包含着对其积极能动的选择、变构、剥离和重新发现。传统和现代，是互相打开的。因而，传统只能是‘当代’重新理解中的传统，它首要的因素不是自在的、固定不变的，它永远包含着创造的因素在内。对传统的‘继承’，从最高价值上说，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重新‘生成’过程。传统对我们现代诗人来说，它既不会是可以包打天下的利器，也不只是需要加以克服的消极滞塞因素。它仅是一种无限大的可能，真正的价值只能相对于我们的智力深度及语言能力的实践而确定。” ⑧汉语新诗在近百年的发展和探索旅程中不可能没有自身的传统。中国诗人在近百年的选择、发现和创设新诗的履历中已经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汉语新诗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尽管有可能不是圆熟的）一个自身的诗歌传统，并且一系列诗人对汉语新诗的外在形式、格律以及音乐性诸方面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大多数的失败也从相反的向度上证明了新诗传统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差异。那么汉语新诗形成了一个怎样的自身传统呢？首先陈超不认为所谓背弃了古典诗歌艺术模式和审美情调的得到读者认同或热爱的现代新诗就真的背弃了什么“传统”，“在现代诗人的写作中，传统体现为诗人与民族气质、与文化、与语言等的能动关系。没有传统的诗将无法在民族中真正存活”（陈超：《生命诗学论稿》）。陈超关于新诗传统问题的讨论更证明了一个事实——新诗在探索和构建自身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河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对当代乃至今后的汉语诗歌写作而言，这个问题应使诗人明确一个任务和挑战——在今后仍要不断反思新诗发展中曾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诟病，在今后仍要不断开拓、继续创造新诗自身的传统，使新诗更为充满活力更为成熟的进行下去，探索生命、生存、直面时代，以它自己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陈超的诗歌批评之所以多年来引起业界的交口称赞，不仅是因其洞察力、专业性、创设性，还有行文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甚至有人认为陈超属于学院派批评中的一个“另类”，而诗人臧棣的评价显然更为合适，“陈超的理论文字显示了一种特殊的批评上的严格，它既有着批评的洞察力，保持它的应有的犀利和敏锐，又呼应了我们对阅读快乐的内在的吁求，真正做到了从容自如，舒放有致”（臧棣：《纸上的博览会》）。
对诗歌技艺和诗歌本体特征的关注和考量，陈超一以贯之地进行充满敏识与洞见的思考和探论，而这种对诗歌技艺和本体性的关注正是出于对当代诗学的“红色选本文化”和“庸俗社会学”造成的对诗歌和艺术的长期挤压和胁迫后果的反思和警惕。在《论意象和生命心象》、《生命体验与诗的象征》、《实验诗对结构的贡献》、《论现代诗结构的基本问题》等文章中，陈超深入地论述和辨析了诗歌的构架、肌质、技艺、语言、意象和经验承载力等诗歌的构成、表现技巧和诗的基本艺术符号等诗学问题。这并非是他对形式、技巧和形式主义情有独钟，并非是沉溺于诗歌的本体依据的自足性和对技巧的一味迷恋 。在陈超看来，技巧绝非无用的手艺和装饰思想的容器和可怜器皿，他深知技艺对诗人和诗歌写作而言是一门“考验真诚”的必备功课。确然，在技艺层面，诗歌确实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它不只与技巧有关，更与诗人的“道德”相关。技巧是诗歌的基本的呼吸方式，它是向阳的生长之物，也正如希尼所言的：“技巧，如我所定义的，不仅关系到诗人处理文字的方式，他对音乐，节奏和语言结构的安排；而且关系到他对生活态度的定义，对自身现实的定义。它也关系到对走出他通常的认识界限并冲击无法言喻的事物的方法的发现” ⑨。此外，陈超通过现代诗和古典诗的比照，认为二者在诗歌结构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新诗自身的传统。如陈超认为，现代诗比之传统诗更强调结构的包容力和形式的开放性，更强调“深层结构”的重要性，更为注重结构中的张力或紧张关系 ，这都对现代汉诗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参照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秋光中那盘老年的旧录像带
生命都是短暂而脆弱的，我不知道当岁月已晚，当陈超进入老年时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同样令人着迷，令那些当年还是青春花季、灿烂年华时听过他课的而如今也已步入中年的女生和男生们永远的难以释怀，难以释怀他的激情，他的平和，他的纯粹，他的诗人气质……
时间在记忆中共时呈现，交错，盘诘，既避免了耽溺内心的凌空虚蹈的矫情，又规避了沉滞表象细节的臃肿困顿的刻板。秋天注定要吹散树叶的时候，陈超在一首诗中已经提前描画出了自己的晚年。他倒回往日的旧录像带，他不是简单地回顾自己曾经拥有的日子，他比一般人更懂得生命的价值，在脆弱的生命的面前他更为坚强，因为是伟大的诗歌和语言带给他无尽的幸福和满足感。当寒风在将来的某一天注定还要翻越抱犊寨，翻越石家庄的郊区植物园，是谁还站在落叶纷飞的深秋遥想往年。他刚刚刮过脸，胡子茬泛着青光，连皱纹都是干干净净，“一九八八年十月，他三十岁生日／录像就在此地。那一头长发像黑烟炱／穿合身的红T恤，跳起够柿子／那时，他对三个女人都有二意／／在铁线莲和鹳草花之间／他没心没肺地唱过《别让爱情悄悄溜去》／还有两本书写得，还有冒险的许诺做得／还有数不清的小乱子等他参与／／……录像带已走音、褪色的邪乎／多年后，他仍站在这里。在电磁／来得及说出生活的讥诮之前，他／已无法将剩日的荒瘠从心中抹去／／后生们，我最终认输。‘老狗不学／新把戏。’日子就是变花草为烂泥／在植物园稍后的双凤山公墓／我爹我娘会招呼我，以他们不变的年纪”（《未来的旧录像带》）。“这老头刚好七十岁”，“一九八八年十月，他三十岁生日”，“多年后，他仍站在这里”，这三个阶段的短暂的陌生感在共时中具有微妙而必然对抗的关系。在倒叙、预叙和现在时的叙说中，“石家庄西郊的植物园”，这带有不变性的雕塑感性质的场景，隐喻了惯性而常态的生活命定感和平静而克制的缅怀。季节性的“满地落叶”揭示了个体存在最终飘零沉坠的荒芜体验，“日子就是变花草为烂泥”。
在贫乏、平庸的泛情时代倾听诗歌是危险的，然而不倾听诗歌却肯定更为危险。诗人和倾听者的对话无疑是在接受诗歌和灵魂的洗礼和时代的检视。让我们打开陈超在苍茫的大海上给我们留下的那个神圣而沉重的诗歌漂流瓶吧，尽管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物欲时代和消费时代。
是的，倾听诗歌的人注定行走在时代的暗夜，黑暗中孤寂而不懈追寻的“汲水者”，多少次黑木桶空旷寂寥的声响使人暗自惊心。然而一次次的坚持，终有一天，清冽的泉水溢满了这只略显疲倦的木桶。而陈超作为一个“汲水者”，又用手中的一根“榛木杈”在旁观者的发愣和无知中，“猛然一沉，精确地震颤，突然发布地下水的消息。”这诗歌秘密的揭示者，终会在漂泊的大海上寻得那只尘封已久的诗歌漂流瓶。他打开的一瞬，是什么在战栗？是什么使人睁大了眼睛？在长久的挖掘和等待中，是谁“疼痛地把你仰望，谁的泪水，像云阵中依稀的星光”？
陈超永远在诗歌的道路上跋涉，很多人在翻阅那些渐已发黄、发脆的书本中会达成一个共识——是诗歌使人想起陈超，是陈超，让人忘记不了诗。
二○○八年二月—四月于北京
注释：
① 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作家出版社），二○○一年，第九页。
②一九八九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原名为《中国现代诗细读》，在后来一九九九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订增补时又更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
③陈超，《塑料骑士如是说》，《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第七十五页。
④陈超，《生命：另一种"纯粹"》，《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第二十七页。
⑤陈超，《自序》，《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第三至四页。
⑥陈超，《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第一页。
⑦陈超，《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第三十五页。
⑧陈超，《"正典"与创造生成的"理解"——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作家出版社），二○○八年，第二百四十三页。
⑨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作家出版社），二○○一年。
陈超简介：（一九五八—），生于山西太原。一九八二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著名诗人，先锋诗歌批评家，一档教授，研究生导师，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著有《生命诗学论稿》、《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等。著有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中英文对照）等，编著《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中国当代诗选》、《最新先锋诗论选》等。 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一九九三年）、河北“十佳青年作家”（一九九四年）、“文艺振兴奖”（一九九五年）、《作家》“年度诗歌奖”（二○○○年）、“鲁迅文学奖”（二○○五年）、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二○○八年）等。二○○七年四—五月，应邀赴美，先后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学术交流及诗歌朗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