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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

作者:孟繁华 来源:南方文坛

忏悔、救赎,是西方思想和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们的忏悔是一种宗教行为,指向的是天国。古代中国也有忏悔意识,但它不是一种宗教行为,而是一种道德行为。它指向的是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与社会的关系。在居与处、进与退,修齐治平与独善其身之间的犹疑、矛盾和检讨。西风东渐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动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对人的完善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是进一步地从人的角度去检讨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对自我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解剖和批判,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鲁迅、巴金、郁达夫等作家,在这方面都有重要的作品。

但是,进入共和国之后,特别是十七年的作家和作品,忏悔意识逐渐淡出,而检讨之风日盛。但是检讨不是忏悔。新时期以后,我们读到了巴金的《真话集》,这是一部被认为是“情透纸背,力透纸背,说真话的大书”,是中国式的“忏悔录”。巴金对个人行为与心性的忏悔,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在这个意义上说,乔叶的《认罪书》,接续了一个尽管孱弱却伟大的文学传统。

灵与肉,是文学处理的基本内容。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基本是在“灵”的领域展开,而且这个“灵”基本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教育。新时期以后,特别是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开启了与人相关的灵与肉的书写和拷问。应该说,张贤亮、王安忆在这方面尽管鼓足了勇气,但仍可感觉到他们的谨慎。特别是关于性爱描写方面,几乎是引而不发点到为止。他们突破了禁区又色而不淫。但是随着商品化的推进和通俗文学的兴起,对世风日下的现实生活,尤其是男女关系的书写,已经到了不是没有禁区,而是到了没有禁忌的地步。这不是文学的问题,生活永远比文学更丰富。从打破禁欲到欲望无边,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一个方面的写照。禁欲是错误的,欲望无边同样是错误的。《认罪书》就是对欲望、特别是对人性“恶”的忏悔、检讨和救赎。

小说写了金金、梅梅短暂的一生。金金与梁知和梁新;梅梅与梁知和钟源;梁文道与梅好、张小英;钟源与梅好、梅梅等的爱恨情仇;以及金金与哥哥、母亲、哑巴父亲等的复杂情感。小说通过金金的回望与自述,呈现出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故事和此起彼伏的惊人秘密。现实与历史,仇怨与报复,将人性深处的黑洞表达得一览无余。最后梅好坠河而死,梅梅跳楼自杀,金金和梁知的孩子安安因白血病而死,梁新死于车祸,梁知割腕自杀,梁知父亲在“文革”中跳河自杀,梅校长在女儿死后上吊自杀,梁文道因心脏病而死,金金母亲病逝,哑巴父亲病逝。真所谓“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莫言在一次谈到《蛙》这部作品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从80年代开始,尤其到了90年代以后,“忏悔”,实际上变成了我们知识分子口边特别热的,特别俗的,最后要滥到泛滥成灾的那么一个词儿。每个人都在要求别人忏悔,甚至逼着别人忏悔,很少人要对自我进行忏悔。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要去指责别人,不要逼着别人忏悔的时期,到了应该往里看,进行自我忏悔的时期。我这本书给台湾版写了个序,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人有罪,我也有罪”。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就会对别人宽容。我们对恶魔也会持一种同情的态度,感觉到他们也是不幸的,他们是害人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个我觉得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反思吧。《认罪书》的悲剧性是在罪与罚,忏悔与救赎的主题下展开的。作品对每一个人进行了严酷的道德拷问。特别是梁知梁新对梅梅的绝情,梁文道和张小英眼睁睁看着梅好走进群英河,金金恶毒地践踏哑巴父亲的爱,钟源在“文革”中参与侮辱梅好等情节,使小说写得惊心动魄一波三折。可以说,《认罪书》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好小说之一。一个年轻的作家敢于驾驭这样深重的主题并表达得如此精彩,实在是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