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研究

[摘要]基于产业关联视角，根据2002年、2007年、2012年浙江省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测算指标，初步分析了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联动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应用2000—2015年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对两者的长期联动发展关系以及行业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针对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水平较弱以及不同行业差异性较大的现状，提出要结合行业特性，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联动发展。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联动发展；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F062.1；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2X（2017）03—0056—05

1引言

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要求从供给端、生产端出发，将经济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落实到制造业，就是要加快制造业创新，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扩大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解决制造业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创新活跃度高、产出附加值大、产业融合度深、引领带动性强等优势。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越来越多地嵌入到制造业生产链的各个环节，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基于此，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联动发展，是推进制造业供给侧改革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

依托于制造业基地的聚集和长三角都市圈，近年来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呈现出一定的集聚优势和辐射效应。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具备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而且面临资源、制度和创新等诸多制约因素。浙江制造业迫切需要借助供给侧改革契机，大力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联动发展的潜在优势，促进制造业要素投入结构改善、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浙江“质造”升级版。

2文献综述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二者之间的联动融合发展关系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和深入研究。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联动融合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视角：分工深化视角，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是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服务外包，形成分工深化和产业间协同发展（Lundvall & Borras，1998；Dixit & Stiglitzz，2001；Guerrieri & Meliciani，2005；杨仁发，2011）；價值链视角，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联动融合是基于产业链的产业互动，遵从比较优势原理，进行价值链的分解和重构，促进产业链的优化升级，从而带动产业升级（Wirtz，2001；Marceau&Mattinez，2002；Derudder & Witlox，2004；陈晓峰，2014）；产业共生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共生机制、互动融合的行为模式和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遵循上述研究思路，利用投入产出法、格兰杰因果检验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等计量分析方法，对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效应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高传胜，2006t31；胡晓鹏，2009；马卫红、黄繁华，2012；席艳乐、李纤蕾，2013；童有好，201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的研究多数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鲜有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特J生及其与制造业的关联效应，这样的研究视角得出的结论势必比较宽泛，不能客观地反映出生产性服务业中各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内部关联发展的差异性。而且在国家统计局2015年6月公布《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之前，对生产性服务业没有统一的界定，国内一些学者把主要用来满足居住需求的房地产业也列入生产性服务业，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基于上述研究的可拓展之处，本文从产业关联的视角出发，运用投入产出法，实证分析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程度和趋势，并构建计量回归模型，探究两者之间的长期联动发展关系。

3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实证分析

3.1产业研究范围的界定

本文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分类标准，将二位数代码为C13-C43的行业界定为制造业。为了进行行业差异性分析，将31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大类产业。劳动密集型：C13农副食品加工业、C14食品制造业、C17纺织业、C18纺织服装业、C19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和制鞋业、C20木材加工制品业、C21家具制造业、C22造纸和纸制品业、C23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C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42日用杂品及其他制造业、C4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资本密集型：C15酒、饮料制造业、C16烟草制品业、C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8化学纤维制造业、C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技术密集型：C27医药制造业、C33金属制品业、C34通用设备制造业、C35专用设备制造业、C36汽车制造业、C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0仪器仪表制造业。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将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确定为10个大类，并建立了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对应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对应关系，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门类代码为F（批发和零售业）、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J（金融业）、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6大类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服务业确定为生产性服务业，并依据其对新信息、新技术的敏感度和依存度的高低，将其划分为低标准化、中等标准化和高标准化三个类别的生产性服务业（低标准化生产性服务业：F批发和零售业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等标准化生产性服务业：J金融业、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高标准化生产性服务业：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鉴于不同年份物价指数的差异以及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选取的所有数据按1978年为100的GDP平减指数进行缩减，以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3.2基于投入产出法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程度分析

3.2.1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由于投入产出表每五年编制一次，故本文选取了2002-2012年三期《浙江省投入产出表（42部门）》，并构造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两个指标，定量分析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程度。

3.2.2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由表1可知：其一，从整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小于1，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对浙江经济的辐射和拉动作用还比较弱，浙江其他产业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也十分有限；其二，从系数分解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明显低于其对自身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由此说明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虽然呈现出一定的联动发展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联动发展效应并不显著，产业融合度和协调度不足，两大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自我服务、自我增强作用。

3.2.3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分解。依据前文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行业分类，本文从行业细分角度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表2的测算结果显示，由于行业的异质性和发展水平不同，不同性质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一，低标准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影响力系数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明显高于中等标准化和高标准化生产性服务业，说明从辐射促进制造业发展的角度看，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的作用要高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因此，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直接关乎制造业供给侧改革的成效，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其二，中等标准化和高标准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不断提高，说明随着浙江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新经济的不断渗透提高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也进一步体现了金融保险、信息技术服务、商务服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断增强。因此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将有力助推制造业供给侧改革。

3.3基于计量回归模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长期联动发展关系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利用2000-2015年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分别从整体和行业细分角度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双变量模型，为了便于分析两变量的弹性，采用了双对数模型：

3.3.3 Gmnge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E-G两步法进行的协整性分析验证了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二者之间是否互为因果关系尚不明确，需要继续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6的检验结果显示：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与制造业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支撑和拉动了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的发展也辐射和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联动发展局面。

由计量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可知：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已经形成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长期均衡联动发展关系，表4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生产性服务业每增长1%可带动制造业增长0.975%；从行业细分角度看，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低标准化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业每增长1%，可拉动制造业增长1 027%；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等中等标准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每增长1%，可拉动制造业增长0.44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高标准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每增长1%，可带动制造业增长0.697%。由此可见，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要小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体现了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联动发展的差异性。计量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与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一致，也验证了“互动融合论”。

4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4.1主要结论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首先浙江省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更多体现为自我服务和为本行业提供需求，说明产业之间的联动性差。产业联动发展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体制障碍导致生产性服务产品价高质低和供给的无效率，二是浙江省“两头在外”的经济格局导致了制造业产业链延伸不足，无法对生产性服务业形成有效需求，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其次通过行业分解可知，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之间的联动性要高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因此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水平，需要结合细分行业的特点，并從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综合考虑。

4.2对策建议

供给方面，一是要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要打破行业垄断，建立公平和规范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准入制度，增强市场活力和竞争程度，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市场高效、专业化运行。二是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要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重点开拓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商务咨询、服务外包和品牌建设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突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在信息化、绿色化、智能化等关键方面对制造业的服务效应，提高其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水平。

需求方面，一是要加快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引导传统制造业在价值链分工上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实现业务流程再造，将核心业务由加工制造逐步转向技术开发、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将非核心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外包给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企业，从而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二是要加快培育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先进制造业，增强与之关联的研发设计、品牌培育、技术服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联动发展创造较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