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当随时代

“笔墨当随时代”是清初石涛一段普通画跋中的话，二百余年后却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奉为圭臬的一种艺术观，以及倡导艺术创新的至理名言。我以为“笔墨”不是狭义的中国画技法与形式，而是中国画的精神与内涵。技法与形式当然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相对而言，其形态要稳定得多，比如山水画中的各种皱法、墨分五色、设色法等，虽历千载，当代中国画家仍在沿袭不二（我是就总体而言，事实上中国画技法与形式也在发展与创新）；但中国画的精神与内涵则完全不同，不同时代的画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潘天寿、傅抱石等现当代大家在“笔墨”——技法与形式上都承袭传统，但作品却各具不同的精神与内涵，他们是在真正意义上体现了“笔墨当随时代”，遂成一代大家。

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但文学与时代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既有可能与时代同步，也可能走在时代的前面，还有可能是落后甚至于悖谬。文学有先进与堕落之分，时代亦有光明与黑暗之别，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不能把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简单地理解为“跟随”时代，有效地介入时代、表现时代以至于引领时代或许才更接近石涛之本义。因此，文学批评在面对文学与时代的时候，既不能脱离文学而在时代精神上凌空蹈虚，亦不能够囿于文学而置时代精神于不顾，文学批评的艰难与复杂状态由此而生。我理解的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一种更富于文学本体意味的文体，它的位置是在文学创作的最前沿，它的价值在于直接参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的进程，当然，它会给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提供最具现实意义的依据与互动的动力。石涛的另一句话是“夫画者，从于心也”。就是说，思想、精神和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文学批评不仅可以窥见批评家的艺术敏感与鉴赏力，也体现了文学批评所要承担责任与义务——在与创作的互动中建构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理想与精神。

哈罗德·布鲁姆说，“想象性的文学处于真理和意义之间”，这就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我所谓“文学批评当随时代”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引领作家与文学，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建构，要用自己的精神建构影响作家、读者，进而影响时代发展的走向。文学批评不能够与所处的时代相融合，不能够用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参与时代精神与理想的建构，这样的文学批评肯定不是好的文学批评，更遑论伟大的文学批评。莫言已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讲，这都表征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成就与高度。可是批评呢？苛刻一点说，恐怕连与世界对话的资格都还不具备。学问可以教书，但仅有学问未见得能够做好批评，因为批评必须要“从于心也”。

傅逸尘，本名傅强，1983年生于辽宁鞍山，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解放军军事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报刊发表理论批评、散文随笔及报告文学100余篇，50余万字，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著有文学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叙事的嬗变》，长篇纪实文学《远航记》。曾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现为解放军报社文化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