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英文学术期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一、有关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简称MCLC）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办，在英语世界较集中、典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英文期刊。新世纪以来，国内对此刊物的研究已经起步，但成果不多，不算系统。以MCLC纸质版及其网上电子资源库的介绍为依据，本文首先对此刊的整体情况进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CLC）刊物原名为《中国现代文学》（MCL，1984-1998），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同行评议学术期刊，秉持對“中国”的了解并不局限于狭窄的、政治的含义，该刊的研究范围几乎覆盖所有文学流派，电影电视，流行文化，表演、视觉艺术，印刷与物质文化材料等。正如其网上资源库中“有关刊物”一栏的介绍：MCLC现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邓腾克主编。其出版得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该校中国研究所的慷慨支持。其中第11卷得到蒋经国基金会慷慨资助。同时，MCLC被列为艺术与人文（A&HCI）引文索引。MCLC Journal：About.http：//u.osu.edu/mclc/journal/.综观期刊的整个发展历史，自1984年创刊到2016年秋季刊，MCLC已出版发行33年，共28卷51期，一般情况为每年出版春秋季两期，一年出版1卷，也有例外情况。1998年之前名为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简称MCL），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主编为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99年改名为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简称MCLC），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主编为邓腾克（Kirk Alexander Denton）；2003年秋季一期开始该期刊将纸质版中的书评栏目取消，放入网上资源库，目的是使书评不受纸质版篇幅的限制而能覆盖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也可缩短从书出版到评论之间的间隔。

最值得一提的是该刊的主旨。MCLC网上资源库的“目标”一栏中写道：《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是一本由同行评议的多学科文化研究期刊。除了文学研究之外，MCLC发表了范围广泛的文章。该刊所谓的文化观念既包括精英和流行文化，视觉形式和文字形式的，也包括日常生活中较少文本形式的其他文化形式。并鼓励投稿者使用照片、图片、电影或相关视频材料。②MCLC Journal：Aims.http：//u.osu.edu/mclc/journal/.MCLC的特点在于保持一贯的高学术水准，借由批评理论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前沿观点。“随着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重要……现在对中国学者来说正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应该将中国作品传递给更广泛的支持者，同时挑战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呈现，同时更广泛地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有关中国现代性及其文化形态等问题。”②除此之外，MCLC也通过一部分翻译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地区出版的优秀学术成果。也就是说MCLC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以及历史发展的纵横坐标轴内，通过刊登理论性、学术性强的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向西方该领域，更重要的是领域之外的学者、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及中国文化形态。

二、有关MCLC的特刊研究

在对MCLC进行了基本介绍之后，让我们快速切入刊物内容。MCLC在其创刊至今的33年、28卷、51期、336篇主要文章（不包括书评和早期的各类杂项等）中，共计出现了18个特刊，特刊主要文章数量为137篇，占总数的40%以上。每个特刊自成一期，由一位或两位客座编辑主持；一般在简短的主编手记（按语）之后发表重量级的客座编辑引言，或称之为导论，以简介的方式陈述此期特刊的来源、意义、特点，同时概括特刊中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及价值，因为MCLC纸质版中每篇文章都没有内容摘要和关键词，所以导论部分的介绍可以说弥补了这一不足。通过阅读每期特刊的引言部分可见18个特刊的共同特点：每期特刊围绕某个主题自成体系，特别注重文章的理论性、创新性与跨学科性。综观MCLC 33年的全貌可以说，特刊是其最具特色的亮点，也是了解MCLC研究重心和英语世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特点的绝佳窗口。在呈现特刊的具体内容之前，首先以列表方式介绍18个特刊的基本情况（见表1. MCLC中的 18个特刊基本信息）。列表之后本文将通过对18个特刊的概括性介绍和分析，归纳这本英文期刊在学术视角、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点。

对MCLC中的18个特刊的介绍有关MCLC的18个特刊中主编手记、客座编辑导论、每篇具体文章的引用等部分均由本文作者翻译。

第一个特刊出现于1988年4卷1、2期合集，名为“性别，写作，女权主义及中国”，重点在女性写作和性别政治。主编手记中葛浩文介绍在此期特刊之后还将会有另外两期由客座编辑主持的特刊。此期是MCL的第一个特刊，代表着MCL这本期刊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变化。细看此期MCL的出版地和编辑基本信息会发现，编辑部人员发生了很大变化，密苏里大学的白露取代了加州大学的汤马·戈尔德，哥伦比亚大学的玛莎·瓦格纳成为期刊的书评编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期特刊“算是创刊以来容量最大的一期”，主要文章共13篇，如果对照本文表1会发现此期特刊是至今18个特刊中容量最大、文章数量最多的一期。在白露所写的《导语：中国的性别、写作、女权主义》一文中提到此期特刊收文的重心和关键词为“性别”，这是用以了解现代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对中国来讲也不例外。Tani Barlow：Introduction：Gender，Writing，Feminism，China，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pring & Fall 1988）， p. 7.另外在此期两篇书评中也涉及到这期特刊主题。一篇是《政治评价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再评价》（Margaret H.Decker： “Political Evaluation and Reevalu-表1.MCLC中的 18个特刊基本信息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

*此期特刊未明确说明是特刊，但此期中单列一个“特别部分”，名为“Special Section”，本文视其为特刊。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其中对5本由女性作家撰写或以女性为主题的中国当代作品进行评论，其中包括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及程乃珊的相关作品。另外一篇虽是书评，但可算是对残雪的深入评论。

80年代的第二个特刊出现于1989年5卷1期，名为“80年代的中国文学”。此期特刊的最大特点是鲜明的政治性，被称作“后毛时代的中国文学及其文学政治研究”。也正因为相关政治背景及原因，尽管只能借助于翻译作品，海外此时期对中国作家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实际是指1989年之前这段时期的作品极为关注。细读此期特刊的内容会发现，此时期海外关注的中国作家包括北岛、阿城、莫言和张贤亮；关注的体裁除了小说、诗歌，还强调电影。仔细阅读此期特刊中的7篇文章会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使用了前沿性的理论方法对80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化进行解读。此期客座编辑为郑树森，主编手记中称这个时期的郑树森“正在成为有关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选集的卓越的台湾出版商”。Howard Goldblatt：Editor’s Remark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pring 1989）， p. 5.

继1989年春季特刊之后，秋季5卷2期又出版了一期特刊，聚焦文学与政治的冲突，论证抗战时期作家创作失败之根源。MCL特邀胡志德为客座主编，组织了“有关抗战时期的文学和文学政治”的特刊主题。通过主编手记可知：胡志德在本期特刊中汇聚了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强大阵容以揭示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被忽视的一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Howard Goldblatt：Editor’s Remark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all 1989）， p. 173.也就是说，此期特刊旨在补充少有人研究的抗战文学，也是为了激发对抗战时期文学和文学政治的研究兴趣。包括胡志德为此期特刊所撰写的引言以及邓腾克所撰写的《中日战争时期的文学参考书目（1937-1945）》，此期特刊共8篇文章，所涉及作家包括张天翼、老舍、王统照、茅盾、路翎和吴组缃，内容可谓丰富。贯穿特刊的主导思想即文学与政治的冲突，引言中认为这些优秀作家抗战时期创作的失败均因为政治与文学冲突之不可调和的悖论。引言中提到在抗战这一要求“文学与意识形态高度融合”的特殊时期，出现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不成功的现象。当时大部分作家既非常痛苦又非常真诚地想要进行满足战争需求的创作，但却都出现了一种深刻的写作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因为作者自觉抵制文学为战争服务的做法而造成，更在于他們的作品在背叛深刻的同时又无法获得认可。当时的作家真诚地寻找能够将文学创作和服务抗战的两种热情相结合的新方法，但是却鲜有人做到。此期特刊中的文章试图从新角度重新对抗战时期的著名作家进行解读，选择这些作家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具有以下的共同点：均以自己的方式挣扎于真正的文学创作与战时政治动员的张力之中。Theodore Huters：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all 1989）， p. 175-178.

进入90年代，特刊首先集中于台湾当代小说。1992年6卷1、2期合集出版了由客座编辑郑树森组织的特刊“台湾当代中文小说”。主编手记中说明了此期特刊的来由，这些精彩的文章首先“呈献于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举行的有关来自台湾当代中文小说的会议”，集中探讨台湾中文小说的地位——是应该享有前沿作品的荣誉还是继子的地位。此期特刊10篇论文围绕这一争论进行。

到1993年MCL的关注焦点更明显地体现在电影上。1993年7卷2期出版了特刊“中国现代文学改编的电影”，旨在说明华语电影的重要性，客座编辑为郑树森。主要内容是4篇文章，另外还有一篇报告，两篇访谈，一篇参考书目。编辑手记中写道：海外对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关注近来都认可电影的影响力。现当代文学作品若与电影作品相比，电影更受青睐。特刊中4篇主要文章虽然都论述电影，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对高尔基的《在底层》的改编；对香港流行作家李碧华小说改编的电影《霸王別姬》的探讨；针对功夫电影技术和理论的分析；台湾电影的文学改编问题等。一篇报告是焦雄屏对跨过台湾海峡的电影洄游模式的分析；两篇访谈是克里丝·贝里对两位在电影方面活跃的作家的访谈。最后，由H.C.Li筛选的有关中国电影的英文参考书目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下一个特刊聚焦于翻译。1994年8卷第1、2期合集中出现了一个特别部分：“翻译中的中国文学”。尽管没有说明此期是特刊，但可以将这个特别专栏看作特刊，共计5篇主要文章。

紧接着1995年9卷1期出了由客座编辑唐小兵组织的特刊“文学与都市”，旨在建构中国大陆城市文学的完整历史叙事。包括唐小兵的导言一文，此期特刊共8篇文章。在主编手记中提到由唐小兵组织的此期特刊为MCL带来了新鲜血液——一批年轻的评论家。在唐小兵所作的导言中明确阐述了此期特刊的内容及特点。首先他承认组织此期“中国城市文学”的动因来自其本人对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文化转型/复兴的个人兴趣。他提到在此期间中国农村的作用发生转变，不仅用以作为革命群众运动的前沿阵地，也成为另类现代性的试验场所；而都市感性在此时期则面临着比任何时候都严峻的挑战和否定，这一现象可在当时文学概念与实践同时发生改变的过程中被察觉。唐小兵明确提到此期特刊旨在尝试构建中国城市文学的完整历史叙事，并由此预测未来。此期特刊作为一个整体尝试了一种实验性的组织方法和理论，以期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Xiaobing Tang：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pring 1995）， p. 7-10.

1996年9卷2期MCL推出一期诗歌特刊，将诗歌研究放在宏大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此期特刊包括9篇主要文章，同时此期两篇书评也与诗歌紧密相关：对舒婷的评论和对顾城《英儿》的书评。此期主编手记简短，感谢客座编辑奚密组织此期诗歌精彩特刊。而重要信息则留在奚密所作的前言中。前言中提到特刊有4篇文章来自1995年的9月28至30日在荷兰莱顿大学举行的由荷兰国际亚洲研究协会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共同组织的中国现代诗歌国际工作坊活动。其中特别指出柯雷的文章是目前为止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地下诗歌最全面的研究，柯雷一文填补了自“文革”时代以来有关中国诗歌复兴方面的研究空白。此文也是柯雷著作《语言的破灭：当代中国诗歌和多多》第二章的修改版本。同时，此期中梁秉钧所探讨的话题致力于香港诗歌的早期发展，其观点认为“香港文化的认同是一个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的问题”，他在论文中所提到的诗人都具有“将现代西方文明与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有必要的协商”的特点。顾彬和贺麦晓的文章则体现出他们的独创性；李典分析了北岛诗歌中所蕴含的多层次矛盾。此期特刊中的所有文章都具有以下特点：信息量大，且将他们的研究对象——作家及作品放在更宽广的文学和历史语境中，并为此提供至关重要的见解。展示了在过去80年中，包括中国内地、港台和海外中国华人社群在发展、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这方面所富有的生命力和丰富性。Michelle Yeh：Prefac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all 1996），p. 165-168.

1998年10卷1、2期合集的编辑手记表明了MCL里程碑式的发展和转向：创建这本期刊的初衷是为了给日益增长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新见解提供一个宽阔的传播渠道。15年来MCL一共出了10期，努力而且成功地保持着期刊在学术方面的高水准，其在理论方法、研究话题和种类等方面的传播都可谓广泛、丰富，且频繁发表高水准的学术性对话。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让期刊和编辑都迈向新方向了，从第11卷开始MCL将会经历一个重大转型，将会组成新的编委会，期刊封面以及版式设计都将会是全新的。并且更值得一提的是期刊的名字将会改为MCLC（《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Howard Goldblatt：Editor’s Remark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pring/Fall 1998）， p. 5-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5年10期的容量中，已涉及本文以上所提到的8个高质量特刊。而新的MCLC欢迎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各方面的文章投稿，范围覆盖影视、表演、视觉艺术、建筑、流行文化、各种印刷文化等。其发表要求是：专业领域和非专业领域的人士都能够阅读，但要求所刊文章具备相当高的理论性和独创性。Kirk Denton：A Note From The Incoming Editer，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pring/Fall 1998）， p. 6.

大轉型之后的MCLC在2000年的12卷2期刊发了“现代中国的视觉文化和记忆”特刊，可谓是对期刊转型的响应。此期是MCLC经历改革后的第一个特刊，无主编手记，由两位特邀客座编辑安雅兰和陈小眉撰写详细的介绍，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专题特刊。介绍中说：生活在城市化社会中的居民每天需要面对大众市场传播的大量产品。在20世纪中国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景观下大规模生产的视觉产品以及大众对其的接受情况值得探讨。此期特刊由7篇主要文章组成，作者包括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及艺术史研究者，通过对视觉形象的解析，探讨现当代中国一部分具体视觉形式的产生原因及其情况。这些论文以探索图像角色的复杂性为切入点进而探索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可视性问题。这些文章首先是以会议论文的形式出现在1999年10月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举办的会议上，它们介绍了现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或多个视觉观念，特别强调如何利用图片来构建文学、历史以及文化记忆。如此期最后一篇文章梅根·费里的《乌托邦中国：中国文化大革命在拉丁美洲的愿景》探讨了毛泽东及其相关意象在拉丁美洲的跨学科影响。特刊文章旨在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可视性问题。希望用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使文学家、历史学家及艺术史专家对其所调查的视觉形象以合作的方式进行持续交流，由此构成现代文化史的一种历史叙述。对现代视觉图像（包括艺术）的生产和接受进行跨学科探索有助于更加有效地理解和阐释一些本质问题，如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记忆、如何记忆、以何种新方式来看待现代性等。Julia F. Andrews and Xiaomei Chen：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all 2000）， p. iii-xiii.

2001年13卷2期又出一期诗歌特刊，此期特刊亦无主编手记，只有客座编辑奚密所作的一篇手记说明特刊的目的：旨在证实诗歌的生命力、新颖性和社会文化意蕴。此期所包含的7篇主要文章涵盖了中国诗歌从五四到当代的整个历史时期，跨度和范围大。魏朴的文章阐释了一个基本的哲学与艺术问题，重点集中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形成期。刘皓明旨在论证废名诗学的重大成就，认为其价值一直被低估，废名的诗学借鉴了欧洲以及佛教来源，并且强调意象法的想象力和虚幻性之融合。江克平的文章把我们引向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章考察了赞美诗这一种类，论文揭示了这种赞美诗所具有的革命激情以及所蕴含的张力。西敏阐释了顾城早期作品中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对称性的一种超越，同时认为以前对顾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题，呼吁应该关注顾城诗歌的艺术形式。马苏菲的文章是此期特刊中唯一一篇对台湾诗歌的研究，论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诗歌形式：组诗。Michelle Yeh：Guest Editor’s Not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Fall 2001）， p. iii-iv.

2002年14卷2期出版“高行健特辑”专刊，原因是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高行健，“虽然过去了很久，但这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Kirk Denton：Editor’s Not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Fall 2002）， p. iii.通过此点可见MCLC对争议性问题的关注。此期特刊只有主编手记，而无客座编辑的引言导语。特刊以蓝诗玲的文章开篇，剖析中国对高行健获奖的反应。刘再复的文章旨在认可高行健的文学试验，认为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具有深刻的内省性。金介甫的文章争论高行健的身份，认为对其的理解和接受只能基于他非中国作家的身份，同时对高行健小说的解读只能放在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传统中才会有效。柯思仁对高行健后期戏剧中的叙事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分析高行健小说中第二和第三人称叙述之运用则是徐钢文章的主题，徐钢描述了高行健作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身份。罗鹏通过《一个人的圣经》中叙事者与其母亲和女性爱人的关系分析，考察了这部小说的女性气质。托马斯·莫兰的文章则以高行健的《灵山》为例使用生态批评方法，认为《灵山》将自然置于整部小说的中心，是一部“以自然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手记评价道：无论对高行健被授予诺奖舆论如何评价，高的作品为读者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意味的核心问题——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本土传统、全球与地方、文学与政治等一系列具有复杂关系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此期特刊，MCLC的网上资源中心刊登了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康开丽撰写的《充实高行健的戏剧》一文，文章是有关作者在密歇根大学执导高的话剧《车站》的经历。Kirk Denton：Editor’s Not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all 2002），p.iii-vi.

下一期特刊名为“台湾电影”，出版于2003年15卷1期，旨在关注台湾新电影之危机。客座编辑为柏佑铭和Nicole Huang，客座编辑的引言详细陈述了此期特刊的起源、主要内容及目的。引言开篇提到“新电影之死”的来源：1991年一本名为《新电影之死》的文集经汇编而成，其中针对侯孝贤1989年的电影《悲情城市》展开争论，认为台湾新电影已经背叛了其本应具有的对台湾社会进行批判的使命。尽管本书中的攻击可能是对侯的误读，但文集的题目指出了一个重要倾向——臺湾电影已经处于危机之中。Yomi Braester and Nicole Huang：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pring 2003）， p. vii-viii. 引言在介绍了“危机中的台湾电影”这一名称的来由之后提出，了解20世纪90年代台湾电影危机的起源会对理解此期特刊中的所有论文有所帮助，因为这是这些论文产生的语境。引言中说道：本期中的6篇论文均涉及台湾电影场景，他们避免使用一种粗暴的政治分类的阐释方法。叶月瑜和王斑超越了台湾内部政治辩论的模式，作为对全球化统一愿景的对应，对杨德昌、蔡明亮和侯孝贤的电影进行解读，而这种全球化统一愿景可能是对本土特征的威胁。纪一新关注与台湾新电影并行出现的台湾新纪录片。邓志杰致力于新电影的历史背景研究，将重点放在侯孝贤的早期作品上。罗鹏、柏佑铭和叶月瑜分别从公共健康、城市规划和流行音乐等方面论述了台湾当代社会中新电影的语境和文化问题。同时，这些论文涵盖了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新电影和其所反映的当代文化的整个历史，包括新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全盛时期（罗鹏、柏佑铭和叶月瑜的文章），侯孝贤的学徒生涯（邓志杰的文章）和早期城市电影（柏佑铭的文章），再到侯孝贤的近期作品（王斑的文章），以及对纪录片制作不断增长的兴趣（纪一新的文章）。引言最后提到此期特刊中的文章揭示了学术界对台湾电影持续的兴趣，尽管台湾电影制作者不断看到危机的信号，但这正反映了台湾电影人对台湾电影的重视和危机意识。Yomi Braester and Nicole Huang：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pring 2003）， p. vii-xi.

2005年17卷1期特刊“中国文化在亚洲”，重在强调亚洲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此期特刊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和政治性，客座编辑为罗贵祥和彭丽君。仔细阅读主编手记可见此期的重点在于说明在政治冲突以及经济竞争紧张的现阶段，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此期特刊中的文章也是“对超欧洲中心论范式文化全球化的有效理解和批判”。此特刊的目标是：为新跨亚背景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流进行有效分析、调查、理论建构提供一个学术平台。旨在强调了解亚洲文化交流与全球化的重要性，并以此避免仅用欧洲作为参照物来理解当今世界。主编手记中说：“此期中的各种文章展示了在历史、地域政治和经济权力冲突下，在文化的层面上把亚洲各国连结在一起的可能性和重要性。”Kwai-Cheung Lo and Laikwan Pang：Introduction：Chinese Culture in Inter-Asia，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Spring 2005）， p.1-4.此期特刊的目标不仅在于提供一个在新跨亚背景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研究的学术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对超出欧洲中心论范式的文化与全球化的理解和批判的起点；真正的作用是通过了解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全球化，我们可以避免使用欧洲作为仅有的参照物。紧接着对此期特刊目标的介绍，引言随后介绍了此期特刊中主要文章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梁秉钧刊载的12首诗歌，标题为“亚洲的滋味”，诗歌是源于他与8位来自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艺术家一起合作的装置艺术展。诗歌展示了亚洲各国之间文化历史相互影响的程度要比想象中深得多。德里克通过聚焦上海，考察了建筑在殖民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加藤的文章是有关李小龙的功夫电影，李小龙被认为是跨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该文章对电影的独特视觉语言、动作编排以及在影片中所运用的各种武器的象征意义进行了透彻分析。彭丽君仔细研究了新电影品牌“新亚洲电影”，这个术语在许多电影节和电影市场中的广泛使用，文章争论这种新的身份和概念可能以及如何模糊、抹去国家边界、高端艺术和大众艺术之间的区分标志。蔡如音在《全球化/后殖民亚洲的跨国明星论：媒介文化生产关系中的金城武》一文中以金城武——全球化亚洲中具有高度移动性的明星示范作为个案，企图对跨国明星地位提出脉络化的解释。此期特刊最后一文中酒井直树通过他自己使用多种语言编辑期刊《印迹》的经历，把我们带回到亚洲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如何面对英语霸权这一尖锐问题上。他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无论如何都不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合适解决方案。在面对英语霸权主义时，其实翻译可以为政治斗争和文化协商另辟蹊径。该文认为与其拿出本国语言的国族传统与文化特质来抗衡全球使用英语的趋势，不如将英语看成一种策略性的媒介，并透过多种语言的翻译来进行不同国族之间的互相交流。因此翻译是处理批评问题、研究政治抗争与文化协商的焦点和重心。基于特刊中的所有文章，可以看出此期特刊试图利用泛亚实体作为跳板，跨越二元对立模式来思考文化多样性问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期特刊中的所有文章，除了梁秉钧的诗歌，都被翻译成中文在台湾期刊《中外文学》2005年6月34卷1号刊中刊出。Kwai-Cheung Lo and Laikwan Pang：Introduction：Chinese Culture in Inter-Asia，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pring 2005），p.1-7.

2006年18卷1期为“中国现代主义”特刊，旨在概述有关中国现代主义的运作方式。特刊客座编辑是韩瑞。韩瑞在导语《中国现代主义》一文中说道：中国民族认同的事实是中国现代主义风格自觉发展不可避免的特征。同时，并不存在简单的“国家”文学。Eric Hayot：Modernisms’ Chinas：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pring 2006）， p.1-6.

MCLC的第15个特刊刊于2008年秋季的20卷2期，名为“现代中国的喜剧愿景”，客座编辑为雷勤风和傅朗。此期特刊的目标在于重建中国喜剧的谱系以及重新确立喜剧的地位。综观此期特刊的引言以及相关文章可见其特点：采用新视角、新理论，力求全面系统地对中国喜剧进行补充、重评和创新性研究。此期特刊加上引言共计7篇文章。在引言中开篇即引用1939年钱锺书的文章《说笑》，当时钱锺书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此文是发表在《今日评论》上名为“冷屋笔记”系列中的一篇，旨在讽刺林语堂曾通过《论语》杂志向国民灌输幽默和其所谓的人文价值观。钱对林的讽刺在1939年似乎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到1939年中国的幽默年代似乎已经过去，林语堂的《论语》也在1937年停刊，林本人也离开中国去了美国”。Christopher G. Rea and Nicolai Volland：Comic Visions of Modern China：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Fall 2008）， p.vi.文中接着提到，幽默在中国总是属于历史的偶然事件，出现的频率极低。但是正是将幽默大师林语堂逐出中国的战争以及处于边缘化的“说笑”却给钱锺书带来了创作梅尼普斯式讽刺佳作《围城》的灵感，同时也促成了当时在沦陷区上海及国统区重庆地区喜剧创作繁荣的景象。这样的偶然和催生关系其实也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几个时期出现过，如晚清文学中的“游戏”文学和“文革”时期地下流传的笑话书籍。文章紧接着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对喜剧接受的局限。引言最后，两位作者提到此期特刊汇集的6篇文章都反映了有关中国现代喜剧的一些共性：首先，中国文学及文化中采用喜剧模式不是为了逃避社会、政治和人性等問题，而是通过重新定义解释框架和观点来反映这些问题。其次，喜剧具有高度自我反省的作用，显示出喜剧作为叙事模式的力量和独到之处。再次，喜剧所具有的高度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联合而不是分散来自不同背景的观众。同时也指出，此期特刊中的文章只提到喜剧领域中的一部分，如小说、电影、话剧、连环画、广播节目、动画、民歌、网络作品，但一些传统的形式如相声、滑稽戏、传统戏曲等还是亟待探索的领域。在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上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但这只是喜剧地图的一部分，还应该包括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社区。最重要的目的是需要全面重建中国喜剧的谱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喜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来说绝不是一个注脚，如果仅将其作为附属物或是教学的补充内容来对待，其实低估了喜剧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力。现在到了对20世纪中国喜剧的丰富内容和影响力投入更多关注的时候了。Christopher G. Rea and Nicolai Volland：Comic Visions of Modern China：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all 2008）， p.v-xvi.

第16个特刊发表在2011年春季的23卷1期上，名为“疾病的话语”。此期特刊依然秉持MCLC的一贯特点，将重心放在社会、政治和语言上。此期特刊使用医学概念和假设对文化文本进行分析，通过“身体”概念关注社会政治，医学隐喻被用来解释语言文化的运行过程。之所以使用医学隐喻的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知识以及文化的传播与病毒具有极高的相似性。特刊客座编辑为罗鹏。主编手记中称：“本特刊的目的在于说明疾病的逻辑如何渗透到文本中。从晚清开始直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疾病一直与中国文化现代性紧密相连，本期特刊所涉及的话题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Kirk A. Denton：Editor’s Not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pring 2011）， p.ii.包括罗鹏所写的引言在内此期特刊共计8篇文章，引言中指出：本期特刊定位于艺术和科学之间。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来源于19世纪后期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但它的焦点是医学概念和假设在文化文本中被使用的方式。这些文化文本提供了对健康和疾病的普遍理解以及想象性洞察。可以将此特刊中的7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于传染和免疫反应的相关问题，第二部分是心理学和政治，第三部分是语言和共同体问题。贯穿它们的主题包括感染和翻译，认知和摒弃，以及消费和破坏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现代生物医学理论与传统医学范式的交叉，使用物质身体的模型来阐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以及使用医学隐喻来解释语言和文化的运行过程。简而言之，这些文章分享了一个“病毒知识”的批评原理，通过理解病毒知识以及其他疾病形式的双重意义，认识知识和文化本身与病毒在传播方面具有的高度相似性。Carlos Rojas：Introduction：“The Germ of Lif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pring 2011）， p.1-14.特刊中除罗鹏的引言之外，第一篇文章是宋安德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传染病和痨症患者》，聚焦于“现代与传统”这一既对立又相互依赖的概念。通过两个例子——林纾翻译大仲马的《茶花女》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讲述其实两部作品的写作都是利用对“传染”的更传统的理解来讲述一个相对现代的病症——结核病的故事。第二篇文章是罗鹏的《关于经典与吃人：〈狂人日记〉的心理免疫学解读》，旨在将科学模型转化为政治模型。作者认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旗帜性期刊《新青年》的早期阶段，一部分作品应用微生物模型作为政治改革问题的表述，而《狂人日记》也属于这一范畴。第三篇文章是蔡建鑫的《抱恙或者康健：阎连科与自身免疫写作》，此文中作者采用了一套免疫学概念来审察阎连科最近几本小说中的生物政治逻辑。从第四篇文章开始进入此特刊的第二个板块——精神疾病。蓝峰的文章《从沉沦的文人到沉沦的知识分子：一名罹患忧郁症的旅日华人》认为郁达夫的文章中隐含着一种极大的反讽：郁达夫用一个极度西方的概念来表示主人公因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西方，因此变得落魄与精神抑郁。王晓珏的文章《从庇护所到博物馆：沈从文1949年过渡时期的呓语狂言》分析沈从文1949年从文学转向历史研究的意义，认为精神分裂症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型，用以了解沈从文尝试逃避的原因。最后两篇文章属于此特刊的第三板块：共同体和语言问题。杨新的文章《女性疾病与康复的塑造：陈染与安妮宝贝》分析了中国女性及个体与社会机制分离的原因。此文所比较的两部当代小说都使用了疾病的隐喻来表现社会结构的转变。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之所以生病都是因为承担了太多的来自社会机构的责任，她们治疗自己的方式是退出社会机构，甚至逃离城市。最后一篇文章是白安卓的《图像的胚芽：传媒性、病毒性以及中国写作》，作者检视了语言的病毒性质。认为汉语是最具传染性的语言，也是最容易受外部污染的语言。作者通过对三位迥然相异的作家的分析——20世纪早期的世界主义者胡愈之、墨西哥小说家萨尔瓦多·伊利多恩、当代台湾作家舞鹤——说明汉语的性质。

2013年秋季25卷2期为MCLC的第17个特刊，名为“政治大众在当代中国的消失/出现”。加上客座编辑阿努普·格雷瓦尔和肖铁的重量级引言，此期特刊共8篇文章。在邓腾克非常简短的主编手记之后，肖铁和阿努普·格雷瓦尔以余华2011年发表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导入此期话题。引言中提到：余华对当代中国的个人化叙述始于十个关键词，而在这十个关键词中又首先提到人民。余华是这样表述的：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汉语里，还有哪个词汇像“人民” 这样处境奇怪，它无处不在，同时又被人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好像只有官员们还在张口闭口说着“人民”，人民却很少提及这个词汇，或者说正在遗忘它。多亏了官员们的唾沫，这个词汇才显示了自己仍然存在。余华所唤起的这种当代中国政治群体的消失/出现的状况正是此期特刊的话题。在此期特刊中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将中国现当代政治人群的历史和理论重置于全球框架中，并在处理历史上以及目前构造中有关政治集体意义的学术研究时，打破中国研究想象的边界，而将内外结合起来，这会带来怎样的新问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政治人群的消失/出现”需要寻求政治学的帮助，这种视角需要超越政治学中狭隘的、仅仅聚焦于政治斗争和暴力的局限，而以一种探索美学重新配置的方式“挑起”对于“可见度、可言语和可行性的新前景的论战”。Anup Grewal and Tie Xiao：Someone Say “Crowd” ？ The Dis/Apperance of the Political M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all 2013），p.1-16.

2015年27卷2期“洪深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媒体领域”特刊为18个特刊中的最后一个。此期客座编辑为刘思源和陈小眉，包括7篇主要文章。此期主编手记较其他特刊都显得详细和正式，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特刊有详细的客座编辑简介，主编手记都非常简短，但此期主编手记邓腾克不仅介绍了此期特刊的来由，对洪深进行了高度评价，还特别提及此期特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描绘了中国文化现代性在其早期形式中所具有的流动性和异质性。主编手记首先介绍了特刊的渊源：2012年洪深的女儿洪钤为了写作有关父亲的新自传，特访俄亥俄州立大学并联系该校艺术史教授茱莉亚·安德鲁斯。洪钤的访问是为了搜集有关其父1916年至1919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做学生时的资料。在准备洪钤的拜访时，安德鲁斯和其他人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共同汇总了相关材料。在挖掘存档文件的过程中，发现洪深的英语戏剧《为之有室》实际上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是为了当时的一门英语课程而写，但以往学者一直认为此剧是洪深在哈佛学习时所写。另外，当时此剧是洪深以学生身份创作并排演的一个作品，该剧采用了恰当的男女性别以及种族混合的方式进行演出。此期特刊中另一文的作者何曼（音译）为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戏剧系博士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重演这部戏剧的想法用以庆祝和纪念洪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求学经历；同时也想以这样的方式提醒大家注意中国戏剧史上一部分被遗忘的跨国篇章。后续的发展是在刘思远的执导下，俄亥俄州立大学在2013年11月成功对该剧进行了重演。2014年相关作品结集出版，结集出版的集子名为“洪深和《为之有室》”，包括本剧的原版剧本、由何曼对其进行的首次中文翻译本、由洪钤拟写的前言、洪深的短篇自传和刘思远执导该剧时的笔记、电影版DVD等。为了向洪深的电影致敬，同时为洪深编剧、于1936年拍摄的电影《新旧上海》配以英文字幕。之后，为了使洪深的作品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2013年11月名为“洪深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媒体领域”学术研讨会举行。此期特刊中除了一篇文章以外，所有的文章均在此次研讨会上首次发表。主编手记最后指出洪深是一位充满魅力的知识分子，他对民国时期文化界的影响全面而深远。读者会发现这些文章不仅阐明了洪深的贡献和特点，更重要的是描绘了中国文化现代性在其早期形式中所具有的流动性和异质性。

在刘思源所作的引言部分，所有的论述都围绕此期特刊的目的，同时也是一个结论：洪深对中国现代传媒的参与具有先锋性，同时其所贡献的方法具有非同一般的创新性。首先在引言的开始提到尽管洪深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的先锋代表人物，在这两个领域他身份众多、贡献巨大，但与田汉和欧阳予倩相比，洪深在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的学术和叙事研究的历史中所受关注较少。紧接着提到现在针对洪深的一般研究具有局限性，如在电影领域对其的讨论多限于1930年他对反中国的好莱坞电影《不怕死》的抗议；而在话剧研究方面也多有重复，如其将《琼斯皇》中的表现主义技巧运用到《赵阎王》一剧中，对王尔德的《温莎夫人的扇子》的中国化改造等，这些都没有跳出以往的研究范围。但近年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2014年陈小眉的文章《绘制新的戏剧典范：重写洪深的遗产》呼吁对洪深思想意识的复杂程度进行重新审视；另外也与以上引用邓腾克的主编手记相呼应，提到此期特刊的原动力，特刊中除了引言的另外6篇文章重点都在论证洪深对于中国现代媒体——电影和戏剧的先锋性参与，而其贡献主要在新方法上。刘思源概括道：特刊中的文章利用新资源、新方法和新角度，是对现有关于洪深叙事的挑战；同时也拓展了对洪深在中国现代文化生产中地位的重新评定。下面具体看看刘思源对这6篇文章的概述：黄学雷《主流媒体中的洪深：1924-1949》一文通过借助最近民国时代的报纸和杂志的电子版档案的证据，考查了洪深思想意识的复杂程度。另一文《当她/他不是娜拉时：洪深、大都会知识分子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中美中文戏院》中何曼探究了洪深写于1919年的《为之有室》一剧所具有的创造性，以及本剧思想意识的谱系可追溯到鸳鸯蝴蝶派作者包天笑的短篇故事《一縷麻》（1909），再到梅兰芳的京剧和文明戏，《为之有室》其实是对包天笑“情”的重点的继承。在《洪深与中国现代戏院对西方戏剧的改编》一文中，刘思源将洪深的意识形态立场复杂化，认为洪深的“改编”为当时不成熟的实践者提供了宝贵的空间。特刊中的文章除了将注意力放在洪深复杂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他的中国化改编、创作对戏剧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之外，其他的文章还研究了洪深在戏剧表演中的性别改革和尝试，特别是其在1923年使用适当性别的演员阵容进行表演。特刊中的另外两篇文章检验了洪深在更宽泛的范围内对中国现代媒体领域的贡献。罗靓的文章对媒体领域的重视提醒我们对洪深和田汉等人的作品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洪深等人精通现代主义美学并渴望在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中做出贡献，同时他们还在大众教育和动员中非常前卫地使用了媒体这一中介。也正因如此，此期特刊的名称中出现了“媒体领域”一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对洪深及其同行作品进行评价和研究的框架。刘思源在简介最后总结道：本特刊的6篇文章覆盖了洪深自1919年到20世纪40年代的整个创作生涯，为论证洪深对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的卓越贡献提供了新证据，进行了再评价，试图寻求与他作为现代戏剧“创始人”的一般规范叙述不同的结论。这些文章利用那些没有被收进《洪深文集》四卷本（1957-1959）——这是多年以来一直被用作研究洪深及其贡献的主要作品来源——中的作品，使我们对洪深的文化作品的某些重要方面能够进行更好的理解：如他在美国期间的学习和他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之关联，他对于性别政治的观念，他的改编和创作的选择倾向，他的教学动力以及他在大众教育及动员方面的投入等。特刊的几位作者通过对很少在细节上被充分讨论或分析的理论和教学文献的研究，拓宽了对这位被忽视的文化人物的研究范围。同时，此期特刊的作者还对洪深在中国现代时期的贡献和地位进行重新定位，如证明了其在中国戏剧发展和戏剧改编方面的关键作用，他的思想选择和个人政治立场所具有的异质性等。最后刘思源高度评价此期特刊的意义：有几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可以用来界定中国现代媒体领域，而洪深的经历比我们原先所想象的要典型得多。我们在本期特刊中致力于通过单个文化人物揭示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即民国时期中国文化生产的异质性，意识形态与政治驱动的缺陷，如何捕捉这些异质性的叙述，以及有关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跨文化和跨国本质。我们希望本期特刊中这些文章所做的重构和修正性研究能够为学界对中国现代戏剧、电影和文化产品的整体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新思路。Siyuan Liu：Hong Shen and the Modern Mediasphere in Republican-Era China：An Introdu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all 2015）， p.1-8.

三、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通过对MCLC的18个特刊的总结和分析可见其所具有的特点：

1.覆盖文学类型广泛，内容丰富。尽管本文只涉及MCLC的18个特刊，内容仅占MCLC全部学术文章内容的40%左右，但特刊覆盖文类丰富，既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主要文类，还涵盖翻译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在内的其他文学类型。

2.倾向于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置入文化和媒体领域进行研究。在18个特刊中性别、区域、都市、美学、语言、身体、疾病等文化概念成为专题的核心概念；同时重视视觉艺术、印刷等技术媒体对文学的影响。

3.创新与重新定位。18个特刊选题、组稿及目标最明显的特征即求新。如刊于1988年的特刊1选择了“性别、女性主义及女性文学”为主题，关注不同历史阶段和地缘政治区域中女性文学及其相关主题，试图构建中国女性被遗忘的历史。1989年特刊3“抗战时期的文学”是对中文及英文学界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偏爱五四和左翼文学，不重视抗战及战后文学研究的补充。2002年特刊11“高行健特辑”、2008年特刊15“现代中国的喜剧愿景”，以及2015年特刊18“洪深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媒体领域”重视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以及对其的重评、重新定位问题，可谓是对现代中国戏剧在英文学界研究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纠偏。

4.强调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政治功能。1989年特刊2有关“80年代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对“后毛时代中国文学及其文学政治的研究”。再如2013的特刊17名为“政治大众在当代中国的消失/出现”。指出此期特刊中的文学和文化现象都旨在探讨政治人群及政治中国。尽管在18个特刊中不乏将美学品质视作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之根本的学术佳作，但从特刊选题以及大量文章的切入角度及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上可见MCLC期刊对“文学政治功能首要性”的强调。中国作家作品以及文化现象的政治性、意识形态特征是期刊关注的重心。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中国现实社会，包括政治、历史、思想观念的认识和评价。

5.全球化、亚洲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方法的运用。综观MCLC的18个特刊，确实能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30多年中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特点和倾向。首先，视台湾文学与文化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被英语世界所关注和研究。18个特刊中有两个台湾特刊，特刊4“台湾当代国语小说”和特刊12“台湾电影”；在其他相关各成体系的特刊中则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括在内，如特刊8诗歌专辑中提及希望在宏大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对过去80年中，包括中国内地、港台和海外华人社群在内的中国现代诗歌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此完整展现此阶段中国现代诗歌所具有的生命力和丰富性。其次，英文学界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时重视亚洲间文化这一概念。特刊13“中国文化在亚洲”旨在强调亚洲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反复强调对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流的有效评价必须基于跨亚洲以及亚洲间的背景。强调亚洲间文化交流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此避免仅用欧洲作为参照物来理解和参与全球化。在强调亚洲文化一体性的同时提出重视亚洲内部文化多样性的观点。正是在此基础上，特刊内容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关于香港、台灣、海外华人社群的多样化文学创作和文化表现方式。第三个显而易见的倾向是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的阐释越来越多采用跨学科、融合多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这既是求新的需求，更是文学文化研究向科学研究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方向发展趋势的体现。

MCLC在其33年的办刊过程中出现过一次明显的转变，即1999年第11卷开始的改名和改版，名称由“中国现代文学”改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同时，主编、封面、版式、编辑部人员都有重大变化。以此为标志可见英文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变化及趋势，即由传统的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这一转变其实是从传统的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生产领域包括电影和其他不同类型的视觉文化的研究。这一转变在MCLC的全部内容及特刊中都有体现，近期愈加明显。借由对MCLC特刊内容的翻译、总结和分析，其所体现出的“加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视觉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及“推动文学研究进入科学研究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体现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文学文化研究中的优势”等倾向，都预示着未来英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和趋势。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英文学术期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实证研究”（16BZW159）、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术领域文化专项项目“以英文学术期刊为媒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实证研究”（16JCWH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恋东，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桂玲）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6.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