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

　　中国文学教育应改革
　　为以创意写作为方向的学科?
　　
　　《文学报》2010年3月18日发表的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一文，葛文激烈批评中国从来没有过独立的文学教育学科，因此中国高校文学教育必须改革，他提出的改革途径则是：“同西方文学教育接轨，走‘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之略，是中国文学教育独立发展的未来方向。”葛红兵的观点引发讨论，接下来了几期《文学报》相继发表了讨论的文章。
　　葛红兵认为，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为了适应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大势，创建新型文学教育体系迫在眉睫，“改革不可能在现有的文学系框架下进行，应该走创建独立文学系的道路”，“文学系应该以创意写作为专业，培养具有艺术创造思维和文学写作才能的专业人才，他们未来将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从业人员”。葛红兵批评当代高校文学教育一直和语言教育相混融，“形成了‘谈文学就是谈语言’、‘谈语言就是谈文学’的混融观念，进而造成了文学学科属性认识上的偏差，含混地强调其‘基础类’、‘研究性’学科属性，忽略其‘艺术性’学科本质，否认甚至反对其应用性”。“文学教育独立，应该回归其艺术教育的学科本性。”
　　在相继发表的讨论文章中，葛红兵的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改革思路得到了热烈响应。陈鸣在《需要去除偏见和成见》一文中对“创意写作”做了更细致的阐释：“文学创意写作者更注重创意写作的技巧和技能培养；其次，文学创意写作者并不是简单的文学写手或格式化的应用文写作者，而是从激发学生的人生感悟和文学体验人手，将文学创意写作的技巧和技能培训与学生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独立人格的意识和创造取向的思维结合起来。”“从中国高校的文学教育现状来看，一方面，中文系的学生不仅文学写作能力普遍薄弱，而且在文学的兴趣和热情方面也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中文系的现有专业课程设置偏向于文学专业的学术研究，学生因缺乏文学的感性体验和写作实践而无法深入到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理性分析之中。因此，每一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都需要训练和培养一定的文学创意写作的素养。”吴洁在《要的不是改革，是革命》一文中认为，一成不变的中文系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中文系的革命已经刻不容缓，“葛红兵教授指出的文学创意写作是一条明路”，“通过创意写作，不但可以让中文教育与世界接轨，而且满足了目前国内文化产业兴旺发展下对创意写作人才的需求，让中文学子不再难，让大学老师不再难，让整个中文教育体制都活起来”。赵牧在《文学教育：关乎我们的未来?》一文中认为，“以创意写作为方向的文学教育，正是以尊重青年学生的创造陸为前提的。‘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它虽然与培养作家的文学类创造性写作并行不悖，但更多地着力于训练非文学性的写作，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如此，文学教育，就不仅仅关乎‘往圣’与‘绝学’，关乎经典传承和文化启蒙，而且关乎我们的未来。所以，这种将我们的优势与缺陷充分考虑在內的创意写作导向，恐怕就不会一味地对电子媒介主导下的文学娱乐化倾向充满怀疑或抵制，而是抱着发展主义的眼光，顺势而为，积极寻找传统的诗意启蒙与消遣娱乐的切合点了”。
　　也有对葛红兵的观点表示质疑的文章。铁舞在《创意写作可以利用文学，但≠文学教育全部》一文中认为，葛红兵认为高校文学教育必须改革的理由是“语言与文学混融”，所以要将语言与文学分离，这就是他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教育，而这种文学教育又是什么呢?就是“创意写作”，“葛文的观点是新鲜的，逻辑却是不严密的。其实，就文学与语言两者关系看，是绝对不可分离的，从教学策略来看，可以寓语言文学教学于创意教学中，反过来也可以寓创意教学于语言文学教学中，创意写作可以是整个‘语言文学教育’中的一部分，如果说中国的文学教育的特征是‘语言与文学混融’，这种混融没什么不好，混融也是一种组合，相比不混融来说也是创新，现状不令人满意的只是这种“混融”还需要创新，比如把这种混融同文化创意结合起来，提出一个新的教学目标。你可以独立起来，但也是相对的独立，不能把为适应文化创意的‘创意写作’看成文学的全部”。“在此我要说的一个观点是：我赞同创意写作这门课，它可以利用文学，但卢这就是文学教育的全部，至多部分地等于文学教育。写作，不完全是文学的写作，各个领域都需要写作，葛文把创意写作同文化创意产业连接起来，并从这个产业需要提出问题，是可以的，但也不等于文学教育就是唯一的与文化创意产业相联结的创意写作，除此就没有別的了。我本人长期在初中里做‘诗歌教学实验’，我向学生提出‘像诗人一样想象，像天才一样思考’，希望培养学生有一颗灵性的头脑。我觉得一个想法提出来了，光思考，怎么说都可以，制造热闹也很容易，但不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实践，如果大学老师能在自己的大学里用一个班级做实验，二三年拿出一个成果来，那才会真正让人信服。”
　　
　　为什么读经典的讨论
　　
　　《文艺报》从今年1月份起开设“为什么读经典”的栏目，总编阎晶明在“开栏的话”中阐明了开辟这一栏目的想法：“即使在文学界内部，经典的地位、价值及其意义正在发生动摇。重申文学经典的影响力，就是弘扬文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有鉴于此，本报开设‘为什么读经典’专栏，就文学经典的概念、范畴，特别是在网络时代阅读经典的意义，对创作、批评、阅读的不可或缺等话题展开充分讨论，由此思考文学的当代命运。通过这样的讨论，对我们澄清许多纷繁的文学问题具有切实的意义。”该栏目已持续半年多，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围绕读经典而涉及文学的当下语境、文化的时代特性等多方面的问题。
　　将读经典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这本身就意味着经典已经构成为一个问题，受到了挑战。所以人们要问经典具有什么功能。吴元迈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特別是一部经过时间和实践考验的文学经典，它所蕴含的客观真理、社会内容、丰富知识、生活经验及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等，不仅能够使我们认识与了解社会、时代和世界，给我们以生活启迪，也能够给我们以无尽的艺术享受。”在他看来，“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并不是一种消极和被动的现象，而是读者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与作品的互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也是读者自我发现的过程：当人们阅读一部文学经典时，他往往会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来审视作品所提供的生活经验；同样，人们也会以作品所提供的生活经验，来观照和对比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
　　讨论中人们普遍承认经典的意义，但不少文章提出要警惕对经典的盲目推崇，要认识到经典具有两重性，要注意到经典不是僵硬的文本，既要读经典也要读非经典。王先霈认为，“经典是有两重性的。第一，它是人类此前某方面文化成果的结晶，包蕴了可贵的经验和智慧。第二，一旦成为经典，它也就固化了，必定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不仅要思考为什么要读经典，而且要思考为什么不读经典，“不是一切经典今天的人都需要读，不是任何一种经典对任何人都会开卷有益，不是一切人都需要读各门各科、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经典还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更明确地说，现在有些大媒体、大名人，所鼓吹要读的经典，现时在许多场合流行的经典解读方式，未必都是适应时代需求的”。从经典的两重性出发，他肯定了经典的意义：“不读中国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就不算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不读世界各国的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就不算一个有素养的现代文明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有很多成员不读本土的经典，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现象。”张鸿声、章炜认为，“在不同的时代，经典其实也是一种动态的构成物。在不同读者群的参与下，经典才有可能显现出它们‘活’的力量。因此，把经典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是危险的。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对待经典，怎样健康地传承经典时，盲目地守护，对于经典反而是一种颠覆。我们认为，对于经典的态度不应只是仰视或下地而跪，而是平视；不是盲目推崇或极端崇拜，而是尊重和热爱。只有以平视的态度去阅读经典，还原经典本身的魅力，才能够让经典的思想来回答当代问题”。刘勇、张驰认为，“阅读经典的目的，一是获得知识，二是学习那些大师特有的品质。后一点比前一点更重要”，“寄望经典能够给自己的考级或者升迁带来某些实际利益的人必将迁怒于经典，因为他们注定一无所获。当下消解、解构经典的呼声甚嚣尘上，原因大抵在于此吧。经典不是死的器械或工具，经典阅读是一个人一生牢固的地基，也是一种习惯，吟游大地养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于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学习、生活、工作并且提供坚实的基础”。简德彬、林铁认为，“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来说，经典的存在都是文化自觉和身份认同的保证。经典意味着精英和精品的序列，是标杆”。“对于作家而言，文学经典富含着最深厚的审美养分。读经典意味着接受最高层次的审美教育。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经典构成个体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最大的‘前理解’。”“经典的魅力在于，它不是一个封闭而僵硬的文本。经典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不同的个体生产意义。……经典是经得起推敲的，经典常青不衰的魅力正在于常读常新，这是一般文学作品所无法匹敌的。经典造就了文学活动的良陸生态。”“经典本身意味着一种秩序，尽管从历史纵向看会有打破与重建，但经典的序列以及经典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产生的过程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动态过程。经典认同了一种标准，必然会贬抑另一种标准，因此，在经典的序列进阶过程中，经典的审美高度必然会导致审美的霸权或者审美的偏见，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取消了非经典的历史地位，从而导致文学史和文化史变成经典的排序史。……在不排除经典的前提下，读非经典是对社会大众分层化的现实尊重与文化包容。”“经典的诞生都意味着经典的反叛，经典化的过程也是去经典化的过程，必然超越既有的经典，才会有文化和文艺的新生。”“今天，我们一方面要通过读经典，来确证和承续我们的民族之根和精神之魂，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非经典在解构旧经典、原创新经典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蕴含的特殊价值和魅力。”
　　作为呼应，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的学员举办了“经典与当下写作的关系”研讨会，作家们谈到了他们对经典和阅读经典的认识。赵瑜深感作家内心有一种影响的焦虑，从而提出“少读甚至不读经典”的主张，认为读太多经典作品会受到“干扰”。但赵瑜的观点受到大家的质疑，认为如果不以经典为参照系，我们的天分怎么确认?比较的眼光从哪里来?没有广泛的阅读如何知道哪些是适合自己的?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在总结发言中认为，这种把经典作品当做“假想敌”的预设，对创作是不利的。“经典作品的阅读是写作中必然要附带的问题，我们的话语方式从哪里来?我们的语法是谁确立的?这些都离不开经典作家的创造。经典阅读让你有天高地阔的感觉，也让写作者知道天高地厚，在写作中保持这种谦逊，因为每一个类型都已经有一个高度矗立在那里，它会激发你向上走的欲望。同时，当你的写作陷入困境的时候，某一部经典作品会彻底激活你的想象力，这是经典的体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