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泳的人
作者简介：曹军庆，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在《上海文学》、《天涯》、《芳草》、《长江文艺》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已出版小说集《雨水》。现居湖北安陆市。
下了几天雪。天还没大亮。又是那几个人。咯吱咯吱地来到了府河边。咯吱咯吱，那是脚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总是那几个。天还早着呢。要过十几分钟，或半个小时才会天亮。他们的面孔看着都很模糊。就像是隐藏在晦暗的光线里，或是刚从那种光线里浮现出来。浮凸着。要仔细辨认才能分清每个人。但是他们自己无需辨认。他们听声音就能知道谁来了，谁还没来。每个人都拎着一只小包。里面有内衣，毛巾，香皂和泳帽，有的还带着一小瓶白酒。
他们在做下水前的准备。伸展肢体，或大声咳嗽。在堤岸上走来走去。咳嗽的人并不多，更像是在做深呼吸。从他们嘴里呼出的气息，尽管看不太分明，但他们仍然知道那就像是白色的烟雾。太冷了这鬼天气。有人在唱歌。有人抿了一口白酒。
刘金月来了吗？
问话的是李永刚。他刚喝了一小口白酒，为的是暖和暖和身子。
来了，正放东西呢。
不远处弯着腰的那位，这时直起身来，说是我。
李永刚头发全都白了，但嗓音洪亮。除冬泳外，他还练气功和太极。每天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他都会问一声，刘金月来了吗？
今天有些特别。按照约定的时间，电视台的人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们都不急着像往常那样急匆匆地脱衣服，往水里跳。李永刚看了看表，说都等会，电视台的人很守时的。
电视台是和李永刚联系的。要拍一拍这些冬泳者。他们在这座城里很有影响。有影响那是肯定的，李永刚承认了这一点。尤其是要拍一下刘金月，电视台的人补充说，她的镜头必须是特写。当然，拍她的特写没人有意见。拍完之后，不仅要在本市的电视里播放，还要往上送。这是电视台方面的想法。刘金月无疑是个典型。她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将打动每一个看到影像的人。
李永刚和大家都通了气。这是在昨天。我们也要上电视了。这让所有的人都很兴奋。他们是一帮老人。冬泳者中一直都是以老人居多。电视恰恰是他们最重要的资讯来源。说到电视，他们都会如数家珍。明星，广告，电视剧或新闻。莫不如此。不能设想，如果没有电视陪伴，这日子还怎么往下过？居然也能上电视了，好几个人当场跳了起来。可是刘金月却不以为然，她根本就不理这个，一转身走了。李永刚对着她的背影喊，你可别忘了这事啊，刘金月。
还要再等等，电视台的人才能来。要有光线。有光线才可以录像。像这样黑乎乎的能拍什么？李永刚对此有经验。据他说，他在位的时候经常上电视。他在安慰大家。刘金月默默地走到一边去。李永刚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他很担心这个女人。这个早晨，他想和她聊聊，说点什么。抛下所有的泳友，就和她一个人聊。这种冲动折磨着他。他想，能不能在电视台的人来之前和她谈谈呢？
刘金月已经走得很远了，她在散步。冷冽的风，不是太大，但锋利。堤坝外侧，是一排排杉树。若是在夜间，它们一定像是古代的士兵。而现在它们就是树。刘金月轻蔑地想，杉树。往府河的上游方向走，还有两公里左右，那里正在建一座新桥。这座城市，好像总在建桥。它要那么多桥干什么？早些时电视里好像有一座桥坍塌了，在江西九江。没过多久，好像湖南的一座在建桥也垮塌了。因为有了电视，这些事一下子就传开了，到处都知道。刘金月虽然还没上电视，但她的事迹也早已传得很远。报纸上，杂志上都登载过。退休教师刘金月罹患乳腺癌，双乳被切。一个女人没有乳房了，就是这样。不是没长过，是被切掉了。医生、手术刀，那是个年迈的医生。在武汉的一家大医院里。刘金月还记得他严厉而混浊的眼睛。他的脸和手上，都长满了老人斑，而他的眼球，则混浊得就像是假的。看上去他总像是要流泪，却又流不出来。正是他切去了刘金月的乳房。他说好多女人都被他切掉了。还有一些女人在等着他切。这不是他想做的。他也不愿意干这个。可是没办法，他对着刘金月摊开双手。除非到死，我可能会一直就这么干下去。当时刘金月凄惨地想道，怎么就没人切掉他的双手呢？没了乳房，刘金月并没想过死，她开始了冬泳。快三年了，刘金月还活着。她活得好好的。这种事，当然可以登上报纸和杂志。
昨天晚上，快十点钟的样子，还不到十点，李永刚给刘金月打了电话。电话打到她家里。那时候，刘金月和孙旺喜的争吵才刚结束。刘金月在看电视。这段时间，两人争吵的次数明显增加。比以前更频繁了。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女儿孙梅花。简单点说，孙梅花离婚了。离婚之后的孙梅花重又回到娘家来住。她拎回了三只大皮箱，两只蛇皮袋子，和一只老红色的塑料大盆。这些东西都是由出租车运来的。邻居们看着它们被搬下来，都掩着嘴角偷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在搬家，或是某个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啦。孙旺喜的家本来就很狭窄。他们住在学校分给他们的旧房里。自从孙梅花出嫁后，老两口勉强能住下。但现在她回来了。皮箱里装的都是衣服，蛇皮袋子里是各种各样的鞋，而塑料盆里则是无关紧要的日常用品。它们被散乱地放置在一间狭小的客厅里。为便于使用，皮箱和袋子的口都敞开着。孙梅花晚上就把沙发打下来睡，白天再竖起来。这哪还像个家啊？乱得不成光景。孙旺喜很生气，整天阴沉着脸。要是在乡下，早就鸡飞狗跳了。他厌恶自己的女儿。孙梅花也太不成样子了。离婚，就是因为她乱来。孙旺喜听过很多有关女儿的传说。那些话传到孙旺喜的耳中通常会变得淫秽不堪。他不相信那都是真的，其中肯定会有一些是栽赃，但大部分他不能否认。孙梅花的放荡勾当从来就没瞒过刘金月。现在离婚了，孙梅花那么心安理得地住了回来。这种行为近乎无耻。孙旺喜的身体并不好，刘金月还是个癌症病人。可是家里突然间无端地多出了好些事来。孙梅花有时会回来吃饭，有时又不回。弄得他在煮饭时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淘洗多少米。还有她的脏衣服和脏鞋袜像小时候一样到处乱扔。好像这些人就该给她收拾，凭什么啊？那些脏衣服，就连脏内裤，她也不洗。这些年来，家里做饭洗衣服都是孙旺喜。刘金月从来不做。她哪能做啊？她说我活一天是一天，说不定哪天就死了。你就别指望我啦。当然只能是孙旺喜。他洗所有人的衣服。孙梅花的衣服颜色和款式都是他所没见过的。她可真能穿啊。饰带，蕾丝花边，奇形怪状的口袋。洗着洗着，孙旺喜就会发现从衣服里掉出一只或几只安全套来。除了这些东西，再就是糖果，巧克力块，和纸条。纸条上一般都写着隐晦的话语和电话号码。
这就是你女儿，你看看她做的好事。孙旺喜拿着这些物证攻击刘金月。他一直在搜集物证。自从孙梅花回来，他就没停止过攻击刘金月。都是你给惯的。打小你就纵容她。你以为你是在为她好啊，实际上你是在害她。现在就是证明。
什么证明？你要证明什么？刘金月质问道。
嘿嘿，孙旺喜冷笑着，难道就不是报应？
你在跟我说报应？刘金月气得发抖，她的全身都在发抖。孙梅花到底做了什么？你要这样说她？你恨我可以，也不能这样说她啊。我是没几天好活了。你还是她父亲呢。有这样做父亲的吗？你就真的以为她不是你女儿？
是我女儿，当然是我女儿，谁说不是我女儿？这可不是我说的。
你不就是这意思吗？你容不下她。她早晚还是要走的，不会赖在你这儿。
孙梅花在医院上班，做护士。值白班，也值夜班。可是她的生活完全没有规律。即使不值夜班，有时她也会彻夜不归。孙旺喜不知道她在干什么，但却可以猜出来。刘金月也知道他能猜出来。在这方面两人向来都是心照不宣。将近三个月了，孙梅花夜间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她白天睡觉，晚上却见不着人。简直就是昼夜颠倒。如果总是这样，倒也罢了。问题是有时深更半夜她又回来了。某一辆车呼呼地开来，停在门口，放下她，再开走。临走，那车会发出嘀嘀的一串笛声，算是告别。孙梅花则踢踢踏踏地开门，洗刷，打沙发，呼呼啦啦地弄出一片响声。这么一弄，被吵醒的人哪还睡得着？孙旺喜叹息着，在床上一个劲儿地辗转反侧。而孙梅花却早已酣然入梦。她可是太累了。
孙旺喜睡不好觉，也会和刘金月吵。他抱怨头痛，这都是没睡好的缘故。要知道过去孙旺喜从来就不曾有过头痛的毛病。是孙梅花把家里搞成了这样。除了她本人，还有电话。孙梅花的手机和固定电话。电话现在也成了一大公害。在夜间十二点之后，它的铃声简直就像摇摇晃晃的草编小桥，悬垂在绝壁上面，让人胆战心惊。孙旺喜说这对他的神经是一种折磨。他受不了。可是现在家里的电话特别多。孙梅花有时会关上手机，也有可能是在外面，她的手机恰好没电了，这种时候找她的电话都会打到家里来。
孙旺喜曾当面质问过孙梅花，为什么要把家里的电话告诉别人？
孙梅花扑闪着眼睛说，我总得要让我的朋友随时能找到我呀。
你的朋友？哼！你的朋友可真多呀。
那是，他们总要找我。
最可怕的是孙梅花早就出去了，她肯定是被某一个男人先约走啦。但另一个男人（几个？）却并不知情，或还不死心。他打不通孙梅花的手机，她大概是关机了，或是没电？就会打家里。通常这时都会是夜里转钟以后。孙旺喜，当然也包括刘金月，他们刚睡去不久。也许还处在一个可怕的，或另一个稍能给人一些安慰的梦里面。铃声突然急骤地响起来。孙旺喜还没睁开眼睛，仿佛就看见了那条悬在空中的草编小桥。它晃晃悠悠的，让孙旺喜的心头一阵阵收缩抽紧。有时一个夜里，这种铃声会反复响上几次。
它会把我搞疯的。孙旺喜说，哪怕你是个好人，也会搞疯。按他的意见，他要在上床时就把电话线给扯掉。扯掉电话线看有谁还能打进来？
可是刘金月不同意。家里没个电话怎么行？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
意外？能有什么意外？
不能这么说，孙梅花毕竟还是个单身女子。她要是出了事，首先还是会先想到家里的。她不通知家里还能通知谁？
她出不了事的，她正快活着呢，哪能出事。
孙旺喜还是偷偷地扯过几回。他用背对着刘金月，假装是在收拾床头柜上的东西，悄悄地就把线头给扯脱啦。但是，到了半夜，铃声还是如期响了起来。孙旺喜起来一看，扯脱了的电话线头重又给完好地插进去了。一定是刘金月。孙旺喜非常丧气。他以为刘金月不知道。但刘金月什么都知道。他这一生都没斗过她。她总在后面，或高处盯着他。她能制住他。一生都是这样。
我本来扯脱了的，你还要插进去，害人。
刘金月这时哭了起来。泪水明晃晃地糊满了她的脸。她刚接完电话。她对电话里的那个人说孙梅花不在，可能在医院值夜班。没有，是吧？那就是有事，还没回。她赤脚穿着棉拖鞋，站在地上瑟缩着。你为什么要这么恨孙梅花呢？她有罪吗？她可是你的女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刚刚摆脱了一场差劲的婚姻，短时间地放松一下有什么不对？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孙梅花出事了，没有电话我们就会都被蒙在鼓里。再说，我的病要是突然犯了，情况紧急时又该怎么求救？你这不是要我死吗？如果你盼着我死，我倒不如死了的好。
又是这一套。刘金月站在地上唠叨个没完。她瑟缩着，冻得身体都打了弯。她在虐待自己，这是她经常使用的方法。
孙旺喜赶紧爬起来，跟刘金月赔不是，央求她回到床上，裹进被子里去。他承认扯掉电话是不对的，只顾自己睡觉而不管别的。这也太阴暗太过分了。他保证以后再也不搞这类小诡计，一定要让电话畅通无阻。哄了好半天，才连拉带拽的把刘金月弄到床上去。她已经是冻得像一块铁。自那以后，孙旺喜就再没扯过电话，也再没睡过好觉。
刘金月一味偏袒孙梅花。要让她过得好一些。这是刘金月一贯的主张。不要让她和自己一样。她怨恨自己年轻时生不逢时。那时她是下放知青。她后来坚持说，她个人的情感经历是一片荒芜。她这一生无非落下了个农民丈夫孙旺喜。可怨恨的太多了，到头来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好事情。那么小就下乡了。刘金月怨恨她的父母不知道找个理由把她留在武汉。尤其是她母亲，从来就没有点拨过她，告诉她应该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她一定是很放心，刘金月说，就好像我一生下来就很会找男人似的。事实上她就找了个孙旺喜。孙旺喜当时不过是烟灯村的一个农民。对刘金月而言，武汉，今生今世她是回不去了。就算是孙旺喜，刘金月也还是很费了些心事。那时候不是孙旺喜找她，而是她找孙旺喜。往事真是令人沮丧啊。就像现在对孙梅花一样，她当时也不过是要比别人过得好一些。所谓别人，当然是指她身边的那些人。她的要求并不高，也就是稍稍好一点。她一生都在追求这个。但是回望过去，越到后来，会望得越清楚。看着过去的自己，刘金月会觉得心寒。尽管她始终都在算计，而结果却都是她自己并不合算。这确实没办法否认，看看孙旺喜吧。看看这个人你还能说什么呢？她和孙旺喜的夫妻生活就是明证。要到她罹患乳腺癌，被切去双乳之后，她才会认真反思这件事。她翻看了很多书。从而得出了一个结论：她认为他们的夫妻生活肮脏，龌龊，下流。这话她对李永刚说过。刘金月开始冬泳后，和李永刚成了泳友。泳友间的谈话相当坦诚。许多冬泳者都是病人。说到乳腺癌，刘金月异常悲愤地说道，孙旺喜是有责任的。
他有责任？
孙旺喜从来也不摸一摸我那里。他要么像畜生一样发泄一通，要么根本就不理我。你说说，还有这样做丈夫的吗？
从来不摸？
不摸。如果经常摸一下，会很早就发现里面的肿块。
你自己呢？
我也没这习惯。刘金月说，反正我已经没有乳房了，和你们没什么差别。我不怕说这些事。从年轻到年老，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而面对孙旺喜，刘金月却并不将这一层说破。她从骨子里蔑视他，有些事必须对他保持缄默。手术后，两人的性生活几乎减少到无。仅有的那几次，都是刘金月主动的。如果是孙旺喜提出来，她就会无情地抢白他，你还好意思做？你做得下去吗？
两人总是恶语相向。孙旺喜要稍许木讷一些，但真要吵起来，也会不遗余力。昨天，刚吃过晚饭，两人就开始吵。起因仍然是孙梅花。孙梅花是在家里吃的饭。她洗完澡，把脏衣服扔在卫生间里，就坐在沙发上等。沙发也是她夜间的床。她那神态就是在等人。孙旺喜想她就不能把自己的衣服给洗了吗？但是他没说出口。他很清楚就算他说了孙梅花也不会洗。孙梅花一定会把头一甩，说我有事。不大会儿，嘀的一声开来了辆黑色轿车。孙梅花拎起小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看看，孙旺喜说，她现在和一只鸡有什么区别？随便哪个人一叫唤，她就跟着走。看她那样子，说不定别人不唤她，她也会去唤别人呢。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可是有身份的人。没见他还开着车嘛。
身份？哼哼！你还在跟我说身份？身份管什么用？你得面对现实。当初孙梅花嫁给贾福建时，你不是还看不上人家吗？你说人家矮小丑陋，又没出息。结果怎么样？过了几年？你女儿就给退回来了。离婚？那是说得好听点。实际上是她被贾福建给甩啦。是的，甩啦。
孙旺喜尽拣恶毒的话说。要击中刘金月的要害，就得不停地击打她的软肋。
那又怎样呢？孙梅花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作为女人，她仍然鲜嫩，漂亮。而且她还健康，不像她母亲一样。贾福建呢，也还是那么丑陋，前途无望。他能和孙梅花比吗？你是不是在幸灾乐祸想看笑话？你就接着往下看吧，好戏还在后头。孙梅花不愁找不着男人。
刘金月哪来的这份自信呢？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打垮她。她好像已经从孙梅花离婚的阴云中走出来了。如同她身上的癌细胞，它们也奈何不了她。
她哪会找不着男人？她的男人可多着呢。
你不要老说这个。孙梅花还可以选择。不要认为她离婚了就是垃圾。男人也是可以比较的。不比较哪能看出好坏来？我们母女俩都一样，错就错在一开始就出师不利。我们生平头一遭就碰上了劣质男人。我是搭进去了。孙梅花还有机会，她还可以改。
那是她的事，我管不了。我就不想她住在我家里。
你家里？那我是谁？
她住在这儿，我特别难受。一见着她，我这心里就憋闷得慌。她是谁啊？我身上的这些子血管啊经脉啊什么的，好像全都乱套啦。既然有那么多男人，让她重新找一个嫁了不好吗？
这才是真话。你不就是这意思？你要赶她走。你直说啊。
见到她本人，或是她虽不在家，但突然听到电话铃声，我都会神经紧张。我身上的东西一下子就会给弄得乱糟糟的。那些东西我也说不出名目，它们和原来不一样，就像位置上有变化。我想，这样下去，你们早晚会把我搞疯的。
你这话说过不止一回两回了。
你还记得以前村西头的王余林吗？那个疯老头。他就是被自己家里人给搞疯的。很多人都是家里人搞疯的。王余林疯了以后总是拿锄头挖厨房里的灶。
只要我不死，孙梅花一天没再嫁，我就绝不会让她走。
这样！我可怎么活啊？
你赶不走她的，刘金月坚决地说。
这一次争吵持续了几个小时，从晚饭后一直到将近十点钟的样子。他们之间的争吵断断续续，声音也不是太高。从外面听上去就像是在交谈，而不是吵嘴。这说明他们的争吵太多了。争吵变成了日常生活，成了一种固有的“常态”。所以他们都不在声音的高低上做文章，而是尽量在平缓的语调中说出一些够狠的话来。当然，争吵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做别的事情。孙旺喜就在这间隙中洗完了衣服，也收拾完了家务。做完了这些，他就在屋子里转圈。他背着手，在皮箱，蛇皮袋子，塑料盆和沙发间穿来穿去。他仰着头，屋顶的天花板上布满水迹。那是从楼上渗下来的。
刘金月在看电视。李永刚的电话正是这时候打来的。孙旺喜以为又是找孙梅花的，他厌恶地挥了挥手，鼻子里哧了一声。可是，根据刘金月接电话的神态，他发现这回猜错了。那电话恰恰是刘金月的。因为她突然间坐得笔直，就像电话那端的人也能看见她。孙旺喜为了表明他不愿意偷听电话，故意上了一趟卫生间。他独自一人在里面呆了很久。
还记得明天的事吗？李永刚说。
明天的事？
电视台的人来录像啊，他们主要拍的就是你。
上不上电视我无所谓。刘金月看着电视里晃动着的小小人影。那些人影正在屏幕里扭秧歌。我去冬泳不是为了上电视，而是想多活几年。
又说这，李永刚说，不要老想这种事。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再好好的，我也是个癌症病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它是一根绳子，勒在我的脖子上。它随时都可以稍一使劲，就把我给勒过去。
忘掉它。
那是假的。表面上，我跟别人也这么说，说我早就忘了。可跟你，我要说真话。我忘不了。它和我的身体不能分割。我想活着。可死亡一直在我眼前晃。
说到这里，刘金月有点想哭一场。每次和李永刚说话，她都会有意识地强调死啊癌症啊这些字眼，她这么说是为了勾起李永刚的同情，让他为她难受。尽管她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她也会翻来覆去地说这几句话。她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李永刚一听这些话就会紧张，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而今天，刘金月自己也特别不舒服。她觉得委屈，屈辱。
早晨我就见你情绪不太好，没什么热情。我很为你担心，你要保重啊。
没事。不就是游吗？我天天都在游，又哪会在乎明天呢？我开始冬泳的时候就想过，若是游泳时死在水里，一定比病死在床上好。死于冬泳的人，肯定会被当成英雄。至少不会被人轻视或嫌弃吧？尤其是被癌症给判了死刑的人。我就喜欢想着这个。一个人顶着雪花和风游到河中心去了。同伴们都在河边，在不远处。他们的声音渐渐变得模糊。那一个人的手脚已变得僵硬，或是越来越舒展，这种感觉我们都知道。要游到哪里才会回不来呢？
刘金月有些陶醉，她在描述一种特定的情景。
我从你的话里面听到了某种苗头，很不好的苗头。李永刚很着急，他说，要不要我现在就去你家里，和你谈谈？
你不用担心，明天早晨我会来的。
刘金月喜欢这种感觉，有一个人在为你担惊受怕。
孙旺喜刚好从卫生间里出来，手上拿着一块白色香皂。他听到了刘金月后面的那段话。此时他冷笑着，你吓唬谁啊？你是说，你打算在水里淹死是吧？那还是你吗？叫那个人放心吧，尽管有病，你至少也会比我都活得更长久。信不信啊？
刘金月望着孙旺喜，自己的丈夫。她不知道这个人是在用香皂涂抹双手，还是在试图抓牢它，不让它滑走。香皂在他的指缝间流动。她有些目瞪口呆。
你什么意思？你怕我不死吗？
谁都要死的，孙旺喜意味深长地说。
天终于亮了。电视台的人开来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他们有好几个人，直接把车开到了堤坝上。有人扛着机器。他们都穿着光亮的皮衣。这时分别在地上跺着脚。李永刚的熟人，那个最先来联系这件事的冯主任，也称冯记者。
你们早啊，他笑呵呵地和大伙打了招呼。
他是中年人，肚子发福得厉害。他来和李永刚商量，还是要适当地组织一下。
那是，李永刚说，如何调度，你说了算。你来做总导演吧。
冯主任吸溜着鼻涕。他像是感冒了，说话的声音从鼻腔里发出回音。这天冷的，他说。我刚才在车里和摄像讨论过。他的意思是，最好能一个挨着一个，从镜头中鱼贯进入水中。每个人的脸上都要绽放出个性化的表情。比如胜利，喜悦，勇敢，抗争。至于到底选择哪一种？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还可以做手势。像什么V字形，或O字形。
电视台的人都很牛。冯主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还不停地用纸巾捂住鼻头。
就是说，要排成队列？李永刚小心地问道。
排什么队列？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让人有一种被组织过或是排练过的迹象。那样就太假啦。人们不是总在抱怨电视很虚假吗？你们的冬泳那可是真的，没必要把真的也弄得像假的一样，是吧？不要排队。一排队就假了。因为你们平时是不会排队的。我和摄像研究过。要让每个人都从镜头中下到水里去。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下水时，都要留下镜头。我说清楚了吗？不要排队。你们该怎么下水，还怎么下水。慢慢走进去也好，纵身一跃跳进去也好。
李永刚转过身去。他还是没太弄明白要不要排队？但是他又不敢顶撞冯主任。他在位时经常要和电视台打交道，所以心里面对他们是抱有敬意或敌意的。这时他要去和大伙传达冯主任的意见。
冯主任回到了他们中间。他们在那儿瑟缩着肩头，低声地交谈着什么。看上去他们就像是电视里出现的可疑分子。皮衣，锃亮的头发，吸燃的烟头，和四处张望着的眼神，无一不像。
你们做准备活动吧，准备活动也可以录下来，冯主任喊道。
那么，现在可以脱衣服了，李永刚说。
让刘金月上来一下。冯主任又在喊。
上来吗？李永刚指了指刘金月。
对，上来。
他们在水边，在堤坝下面。李永刚想和她说些话，还没说出来。你上去吧，他们找你。
刘金月被带进面包车里。原来车里并没有熄火，里面的空调开着，温暖如春。穿着火红风衣的女主持人还坐在车里，她没下车。她在吃一只香蕉。那可能是她今天的早餐。她握着香蕉就像握着话筒一样漂亮，得体。她吃完了，她的嘴唇还是那么鲜红。
主持人说，你知道吗？这次主要是拍你，拍他们不过是陪衬。
那是你们的事。
你好像不太愿意？
没有，刘金月说，我无所谓。
主持人上下打量着刘金月，因为你是主角，可能要上好几个特写镜头，所以我们要给你简单地化一个淡妆。由我来化。
一定要化吗？
要化。
那就化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金月的故事应该从一桩婚姻开始。不是孙梅花。孙梅花属于另一桩婚姻。这里说的是刘金月自己的婚姻。她出生在武汉，却嫁给了烟灯村的孙旺喜。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于一个人的编年史。它发生在一九七三年，或许是一九七四年。
当时武汉知青刘金月下放到烟灯村已有几个年头。知青点设在村东头的一面坡地上。那儿有村委会，学校（村小），和一家小卖部。住知青的地方有两间房。严格地说，只有一间。从中间隔上一堵墙，就变成了两间。正在村委会的旁边。实际上它以前就是村委会的房子。来了知青才给腾了出来。点上共有三名知青。他们是女知青刘金月，范红娇，男知青吴雄伟。三人都来自省城武汉。男知青住右侧。女知青住左边。范红娇常年不在烟灯村。她身体有病，是一种需要静养的慢性病。刘金月知道，那是假的。她根本就没病。可是定期或不定期，范红娇就会从武汉寄来医院证明和请假条。当然，范红娇也并非完全不露面。隔上大几个月，她就会来一次烟灯村。她每次来，都是专程看望村支书孙得贵。她会带上一些紧俏物资。像什么红糖，冰糖或橘子罐头之类的，还有些“的确良”的布料。她把这些东西送到孙得贵家，一转头就回武汉。又隔上大几个月，她会再来。范红娇后来进了武汉钢铁公司做工人。那是一家大公司，她在那里一共做了十四年。肖远海也在“武钢”。他是范红娇的丈夫。很早就出来了，做钢材生意。他没做几年就发了。钱来得那么多，也那么容易，一时间让肖远海不知所措。并将从此改变他们的命运。肖远海开始包养女人。他先后包养了三个，最小的一个才十几岁。三个女人有的为他生了小孩，有的没生。她们分别住在武汉市内不同的城区里。范红娇在公司做了十四年之后，也回到了家里。她住着一套宽大的房子。她发现了丈夫的劣迹。她闹过，闹得非常厉害。她咒骂，跟踪，甚至自杀。她自杀过两次，有一次差点真的死掉了。但最终屈服的还是她。她不得不臣服于金钱的力量和罪恶，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着隐忍和沉默。从那时起她就在信佛。穿粗衣吃素食。经常去寺院烧香。在家也不忘默念经文。她的嘴里总在念念有词。其实，她并不记恨肖远海。或者她希望他能长寿。但是肖远海的身体却在急剧衰败。长期的肥胖和营养过剩害了他。他的身躯庞大而沉重，里面纠缠着多种慢性疾病。走上几步路，他会喘息不止。只要一坐下，他肚子上就会有一堆肉高高地隆起，随着他粗重的呼吸而哆嗦。他还是死了。范红娇对佛的虔诚也没能留住他。他死后，范红娇接纳了他的三个女人，和她们像亲戚一样相互来往走动。遇到节假日，她还会把她们和她们的孩子请到一起聚餐。范红娇自己一生没有生育，看着他们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她会由衷地感到欣慰。除了和她们聚会，范红娇基本上是深居简出。她似乎就生活在回忆里。
至于吴雄伟，知青点上的男知青，他也很少呆在点上，或一般不在。他喜欢偷鸡摸狗。这也是他下乡来以后沾染上的恶习。大约每个点上，都有一到几个这样的问题知青。他们把盗窃和捕杀家畜当成了最大的乐趣，并乐此不疲。这些人有些类似几十年后出现的愤怒青年或黑帮少年。只是在残暴方面还远远不及他们的后辈。尽管如此，当地农民还是非常惧怕他们。对他们的行为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吴雄伟学会了很多钓老母鸡和诱捕农民看家狗的技能。他是这方面的能手。他们游荡在各个村子里。所有的猎物，都被他们吃掉了。许多年以后，吴雄伟还会怀念这段日子。他吃过多少鸡肉和狗肉啊，那可真香。他成天把一顶黄军帽倒扣在后脑勺上，在全县各个知青点里晃来晃去。每个点上都有他们的人。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老是固守在烟灯村这个鬼地方。烟灯村真是个鬼地方。吴雄伟是一九七五年回城的。像他这样让人头疼的知青，往往会被基层尽快地送回去。他是招工回去的。进的是一家棉纺厂。棉纺厂女工多。有意思的是，在一家女工多的工厂里，吴雄伟却找不着对象。大概是处第一个对象破裂时，落下了某些话柄。以至这些话柄迅速地流传开去，使得所有的女工都对他侧目而视。他自己却并不知情。一直拖到三十多岁，吴雄伟才娶了一个寡妇。这寡妇也在棉纺厂。她以前的丈夫和吴雄伟在一个机修班组，死于一场机械事故。结婚以后，谜底才解开。寡妇告诉他，厂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吴雄伟有残疾。这残疾又在隐秘处。传说吴雄伟的生殖器特别短小，短小到几乎没有，就像是婴儿的生殖器一样。如此的缺陷当然令人恐惧。吴雄伟发现找不着对象的症结原来在这里。这谣言是怎么传出去，他又是如何被蒙在鼓里的呢？想想都让他悲愤不已。寡妇因为还带着两个孩子，实在没办法才嫁给吴雄伟。当她看到吴雄伟生殖器的真面目时，不禁长吁了一口气，并暗自欣喜若狂。回到武汉的吴雄伟变得老实忠厚，和在乡下时的他判若两人。四十几岁，将近五十岁时，他和寡妇一起下岗了。他再也没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只能给人做些零工。这儿干干，那儿干干。这几年，每到夜间，他就受雇于私人老板，偷偷地到街头去刷写小广告。他在墙壁，橱窗，卷闸门，电线杆，立交桥，或路面上乱涂乱画。写上办假证，贩卖车牌，拉皮条和治疗疑难杂症等各类广告。而一到了白天，吴雄伟又受雇于城管部门，用洗涤液去擦洗这些城市“牛皮癣”。他一条一条地洗去他自己夜里写上去的东西。他的身份和角色就是这么昼夜转换的。两边都信赖他，因为他干活卖力实在。而且双方都给钱他。吴雄伟希望这种事能一直干下去。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烟灯村知青点里虽然有三个人，但那只是名义上的。经常在那里的，只有刘金月一个人。她认真地干农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并不是刘金月喜欢或愿意干农活，关键是没办法。刘金月没有范红娇和吴雄伟的那些“技巧”。曾经，她也想能得上某种需要静养的慢性病。可是不行，她没病。那么只能装病。范红娇不就是那样的吗？很明显，范红娇不可能有病。她艳丽的容貌一看就知道没病。但是刘金月也装不了。她缺少关系，没有医院能帮她出具证明材料。而且她也没有钱能经常给孙得贵送礼。至于吴雄伟做的那些事情，刘金月其实挺羡慕。可惜她不是男人。在农村，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即使有心，要想做个二流子也很困难。
那么，刘金月只有死命干活，就像牲口一样做。她渐渐变得像个农妇，皮肤越来越粗糙。她很早就入睡了，天不亮就起床。她那么疲惫。躺在床上的好像不是她的身体，而是另一捆谷草。她从睡梦中浮起来，浮到屋顶上，俯瞰自己真的就像是一捆谷草。
烟灯村的耕地，主要集中在下面。两边都是山，夹出了一道山沟。从山上冲下来的淤泥和浮土，经年累月地沉积成了可耕种的田块。它们蜿蜒数里，呈不规则形状，错落有致。这年冬天，孙得贵组织全村劳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把沟里的田地整得像棋盘那样平整，或是像军营。田与田之间的田埂，则要整成笔直宽敞的路基。路两边栽上树，就像是乡间公路那样。高处的田要往下挖，低处的田填起来。根据地势，分成几处不同的工地。上边，中间和下边。每一处都自成一片。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是烟灯村改天换地的大事。它耗时长达三年之久，最终也还是没能全部完工。高的地方把浮土铲到低处去，直到裸露出坚硬的岩石。还是不能平整，就得继续往下凿。有时候还得用炮炸。隆隆的炮声。地底里那些青色和灰色的岩石被炸得纷飞。炮声是间歇性的。人们喜欢放炮。一放炮所有的人就可以全都撤离。小旗子，旗语。铁哨，口哨声。它们是点炮人和现场指挥间的联络暗号。人们都撤进山里去了。这时可以得到片刻的休息。躺在草地上，吸烟，吐痰，或挑逗女人。
工地上插满了红旗。挑担的，推小车的，川流不息。孙得贵倒背着手，到处走动。村里还成立了各种组织。刘金月参加的是“铁姑娘战斗队”。是孙得贵让她参加的。孙得贵看见她挑着一担土在一歪一倒地走，就扶了扶她肩上的扁担，还顺手摸了下她的脖子。
他说，挑得动吗？
挑得动，刘金月说。她的声音里有一点哽咽，但是别人听不出来。
那好，那好，挑得动就好。
孙得贵已经走开了，他在检查别处的进度，此时又折回来了。他说，要成立“铁姑娘战斗队”呢，刘金月，你也参加一个吧。
铁姑娘？
是啊，铁姑娘。孙得贵又摸了一下刘金月的腰肢。
烟灯村的猪，狗，鸡和猫数量不多，但都是散养。它们毫无防备地散落在外。给了吴雄伟这些人很多下手机会。狗们的总好像有病，打不起精神。它们对陌生人和近在眼前的危险也往往视而不见。要么不吠叫，要么软弱无力地叫上几声，一听就知道是在敷衍。很多年纪大的人对此很伤感。他们说一看这些狗就知道这个村子没有元气。猪呢，也长得慢。以前或别的村子，只要喂上一年就可以在年关当“肉猪”屠宰。可是这儿至少要喂上两年，只喂一年根本就长不大。它们吃得多，却忘记了生长。各个家庭都一样。鸡要好一些。它们咯咯咯地叫，在草丛间扇着翅膀相互追逐。而猫，却显得神出鬼没。有一只灰黄色的猫，一到夜间就会来到刘金月的房里，它蹲在墙角，等到刘金月一觉醒来，她会发现那只猫就蜷在她的脚边。后来那只灰黄色的猫死掉了。它是被夹黄鼠狼的夹子给夹死的。下夹子的是一个农夫。他怀疑有黄鼠狼一直在暗中偷他的鸡。刘金月亲眼见过那只猫的尸体。农夫说真是的，怎么就是猫呢？但在当天夜里，又有一只猫来到了刘金月的房间，还是灰黄色。当她一觉醒来，也还是蜷伏在她的脚边。这世上，哦不！这村里难道真有两只长得一模一样的猫？如果有，怎么以前刘金月并不知道呢？那只死去的猫还活着时它在哪儿？或者死去的不是那只猫？它们不过是烟灯村的动物。动物的形态和一个村子的命运有关吗？刘金月还思考不到这一层。但她在注意它们。
刘金月的身体有多处开裂。冻疮，碰伤，或是被冷风割开。她的肩上磨得血肉模糊，上面的痂一层摞着一层。原来以为只有冬季里的萝卜和红薯才会裂开，没想到人也是这样。刘金月常常会在深夜里哭泣。她摸索着自己的身体哭着哭着就睡着了。人这样活着还不如狗，也不如猪。她不知道工地上的活什么时候能干完？好像永无穷尽。必须离开工地，离开农村眼下还显得太过遥远，但是要离开工地。这是刘金月的信念。她想到了孙得贵的养子孙旺喜。
孙旺喜三岁时被孙得贵抱养。他原本是孙得贵兄弟的儿子。这年冬天，孙旺喜准备去当兵。他报了名，身体检查和政审都已顺利过关。听说部队上来接兵的人已经到了县上，要不了几天，孙旺喜就可以跟着他们远走高飞了。他将会胸佩大红花，坐火车，呼啸远去。孙得贵要求他一定要在部队上提干。他说不提干你就不要回来。
事情恰好就出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孙旺喜进了刘金月的房间。几乎和他同时进来的还有一只灰黄色的猫。它目睹了里边发生的一切。刘金月邀请他来给自己包扎伤口。孙旺喜本是一个木讷的人。刘金月说我有点事想请你帮忙，你来一下吧。当时正要放炮，人都上了山。孙旺喜埋着头在嚼草根。他说现在？刘金月说不是，晚上。她的肩上血糊糊的。这时她脱下棉袄，把衬衣领子翻下来，说你帮我包一下。用什么包呢？就用撕碎了的破布条，浅红色，棉毛衫的碎片。实际上不是包，不过是就垫在那儿，起隔着的作用。这要不了多长时间。随后刘金月又脱下毛裤，躺到床上去，她说我肚子疼得厉害，你帮我揉揉。孙旺喜吞咽了好几口唾沫。这之前他和刘金月接触得并不多。也没有动过女人。他小腿发抖，略微有些晕眩,但他还是把手放了上去，在被子上面。刘金月说不对，你到里边来。孙旺喜就把手放了进去。还不对，你自己也进来吧。这时候的孙旺喜就像是个木偶。说什么他听什么。他果真钻进被子。你衣服穿得太多啦，被子让你顶着，尽是风。那怎么办？脱掉衣服，刘金月说。孙旺喜脱去衣服。他不知道接下来还将发生什么？事实是他什么也没干。刘金月好像忘记了让他揉肚子。也不知道她的肚子还疼不疼？她说工地上的事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孙旺喜说我爹说今年做不完明年做，明年做不完还有后年。但是以后我就不在家了。你去哪？当兵啊，我马上就走。
他们躺在床上说话。说话让孙旺喜不再紧张。他的身体开始冲动。而吴雄伟也刚好这时回来了。他一脚就踹开了自己的房门。吴雄伟一定是在外面吃够了狗肉，喝多了包谷酒。他的口腔干燥。像往常一样，他大声叫着，刘金月，你那有水喝吗？我简直渴死了。
只要刘金月说有，他就会过来倒水。他每次回来都是喝刘金月的水。
你不要过来。刘金月说，她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惊慌。
吴雄伟愣了愣，他侧着耳朵倾听，感觉有些不对劲。他说出什么事了吗？
我叫你不要过来。刘金月似乎是在尖叫。
安静，没有声音。
不要过来！
呼啦一下子，吴雄伟冲来了。他分明从刘金月的声音里听出了异样。奇怪的是她的房门并没有扣上闩，一碰就开了。
吴雄伟将孙旺喜和刘金月捉奸在床。刘金月一直在呜呜地哭。
还不给我滚起来？吴雄伟愤怒地吼叫着。
孙旺喜抖抖索索地穿着棉衣棉裤，他还穿着内衣。吴雄伟并没看到他的裸体。也许他们之间没事吧？这念头一闪而过。但刘金月还在哭。
她哭着说，孙旺喜他强奸了我。
这是一件大事。吴雄伟决定去告孙旺喜。强奸女知青在当时是很大的罪恶。他打算先去公社告，再去县上。吴雄伟本来还对刘金月存有幻想，毕竟他们都是武汉人。范红娇肯定没指望。刘金月说不定还有机会弄到手。可是现在她居然被强奸了。吴雄伟一定要告。村支书的养子又如何？像他这样的刺儿头那可是谁也不怕。
我没有。孙旺喜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
没有？难道你不是我从她床上揪起来的吗？
消息很快传到了孙得贵那里。孙得贵二话不说，带着几个民兵绑走了孙旺喜。他们在村委会里，把孙旺喜绑在办公桌的桌腿上。他站在桌边，双手被反剪到背后，用细麻绳捆着。而他的双腿，从脚踝，膝盖到大腿处，分三道缠箍在办公桌上。
谁都知道这是在唱苦肉计。这出戏就看怎么演？孙得贵疼孙旺喜，比亲儿子还疼。这时却不得不亲手抽打他。他用的是桃木棍，下手又准又狠。
你吃了豹子胆啊，敢强奸女知青。你是想坐牢呢，还是想死？
吴雄伟抱着膀子站在一边，他在注意事态的发展。
马上就要当兵走了，却还做出这种事来。畜生。木棍继续敲打在孙旺喜的身上。
刘金月披头散发地过来了。她冷冷地说，你别打他，打他也没用。
那你说怎么办？孙得贵转过头来。
还能怎么办？吴雄伟说，交到公社去。
我没有。孙旺喜忽然清醒过来了，他说，我没强奸。
没有？刘金月的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只包。你说没有？你们大家要不要看到证据？说着，她就打开包，把手伸到包里去。她摸索着，要不要看？
拿出来吧，吴雄伟说。
我真的没强奸。
孙得贵讨好地望着刘金月，你想想，仔细想想，可能真的没呢？
吴雄伟也望着她。屋子里的人都望着她。孙旺喜被绑在办公桌上，他此时是个犯人。看上去就像是他被迫站在桌子旁边。
你们都不信，我就知道你们都不信。刘金月从包里拿出了一卷卫生纸，上面满是斑驳的血迹。她只是晃了一下，就又装进包里了。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送到公安局去检验。我不怕。说完，刘金月头也不回地走了，回到她的房里去。
主持人给刘金月化了个淡妆。两人做了一些简单的交谈。这也是主持人的任务。对刘金月的采访计划已经预先定好了，在她下水时和在水中。化妆时的闲聊，如能做到推心置腹的话，可以建立起良好的默契和联系。可是交谈无法深入，关键是刘金月过于冷淡。给主持人的印象是，她什么也不想说。好像她对这一切都没兴趣。
她的确没兴趣。刘金月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最近这几年，她只对自己能不能活着，或者还能活多久感兴趣。她从车上下来，李永刚在等她。他在那儿。
我想和你说会话，就说一小会。他说。
这是个倔强的老头，很有些固执。他满头白发，身材高大。有时刘金月觉得他就像是个孩子，或者说他还不曾长大过。很明显他的一生行将结束，可她不知道这一生他是怎么度过的？如果他一直这么单纯和认真，也能安然无恙地活到现在，那倒也算是一大奇迹。一个单纯的老头。好几次，刘金月居然还看到他脸红。他怎么会脸红呢？他在想什么？
和我说话？
我担心你。李永刚眼巴巴地瞅着刘金月的脸。
你不用担心。
昨天晚上通电话时，我发现你心绪不宁。情绪不好是冬泳的一大忌讳。我不说你也知道。我一夜都没睡好，就想开导你。
我不用开导。
那是。你在全城都有影响，谁不知道你啊？等电视台播出以后，你的事迹还会传得更远。李永刚看着记者扛着的摄像机，竖起了大拇指。我以前也经常上电视呢。不过那时候你并不认识我，就算你看过了也不会记得那就是我。
电视？哼，我不管它。
你觉得没意思？
没意思。
不对，电视它可是太有意思啦。
这是你说的。
它真的有意思。
刘金月开始脱衣服。李永刚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他很想讲以前的事，以前他上电视的那些事他还没讲过。这会也没法讲了。那么，今天我跟着你游。他说。你游到哪我跟到哪。你可别甩开我，让我做一回你的保镖吧。
时间已经耽搁得够久啦。如果不是电视台要采访，冬泳的人们早就下水了，或许都上岸了。准备活动反复做过多次。大家纷纷脱去衣服。男人穿着泳裤，女人着泳装。很多人在往自己身上搓雪粉。使劲搓。就像洗澡的人往身上擦肥皂或是抹沐浴露。他们的皮肤被搓得通红。雪粉在他们手上就像是沙子，和皮肤接触时发出粗粝尖锐的响声。李永刚全身发红，他戴着一顶泳帽。而刘金月与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同。她像男人一样裸着上身。这是她的标志。她没有乳房。在那里只剩下两块疤痕。当她第一次冬泳时，她就是这副模样。她勇敢地赤裸着。当时她啪啪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宣称说我是一个没有“性别”的女人。一个女人，但却没有性别。所有的人都不愿看她，也不敢看她。而事实上他们都看到了。她跳进水中，像门板一样倒下。那是她第一次冬泳。她义无反顾的样子仿佛是在赴死。后来人们都习惯了。没人觉得她这样赤裸上身有什么不好？相反，那是她独有的派头。癌症使她获得了这种权力。她在自己的胸脯上，坦然地昭示着癌症的“嘴脸”。电视台的人在用摄像机扫描这些人。这是他们下水前的最后准备。刘金月没有往身上搓雪粉。她在雪地上翻滚。她的身体在雪地上翻滚过来，又翻滚过去，翻滚的时候还不断加速。几个回合下来，刘金月已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陆陆续续地下到水里。清冷的河水里溅起了水花。还有扩散开去的涟漪，就像是层出不尽的圈套。轮到了刘金月，主持人抢过来问道，你冷吗？
冷啊，哪能不冷呢？
想必是她的回答和主持人的设想有差距。主持人被迫停顿了一下，才又问道，冷你还下水啊？这么问时，主持人自己颤抖了一下。
没别的，我就想活着。
说着，刘金月跳了下去。李永刚也紧随着跃入水中。
刘金月的周身像是有一万根针在扎她。那些水，全都变成了尖利的针。要过上一到两分钟，它们才会软化。软化成某些植物上的刺藤，或是更软，变成羽毛。她早就知道这些变化。自从钻入了水中，她就把自己交给了它们。她嫁给了孙旺喜。这次“嫁给”完全是在刘金月的算计之中。孙旺喜后来曾追问过她，那卷卫生纸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刘金月说她当时刚好来了月经。以告孙旺喜强奸女知青作为要挟，最终促成了这桩婚姻。孙得贵是个明白人。要么让孙旺喜坐牢，要么娶刘金月。他当然会选择后者。孙旺喜没能当成兵，他留了下来。
结婚，刘金月在乡下结婚了。她成了孙得贵的家人。与当地农民结合，又使她成了远近闻名的知青“典型”。她要求去烟灯村小学任教，做一名老师。她的目标就是这个。她很快就达到了目的。随后，她让孙得贵把孙旺喜也安排进了学校。刘金月一进学校就是公办教师。孙旺喜是民办教师，因为和刘金月的夫妻关系不久也转成了公办。需要估算一下这次算计是否值得？之后的几十年刘金月都在仔细地权衡，很多因素都要考虑进去。比较现实的一点是，刘金月终于离开了工地。或者应该说，她尽管还在农村，却可以不再干农活了。她的身份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公办教师属于干部，她不再是农民了。现在她比范红娇和吴雄伟都强多啦。她已经在他们之前找到了着落。范红娇可以请到病假，却不得不躲躲闪闪。而吴雄伟，无非是以乡村二流子的习气来逃避劳动。她了解他们。既然是权衡，当然也要考虑到孙旺喜。他不过是刘金月的丈夫而已。不管怎么说，刘金月总得有个丈夫。这个人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孙旺喜。这么考虑清楚了，刘金月就不再计较。她安心地教着学校里的小孩子们。每天从工地上路过，看着那些推着独轮车和挑着担子的人们，她就会不寒而栗。
刘金月的编年史进入一九七八年，或是一九七九年。更准确地说，也就是这两个年份的冬春之交。刘金月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这种时候，从冬季，直到第二年的暮春。所有的知青早就返城了。范红娇进了武钢，吴雄伟进了一家棉纺厂，他们都在武汉。只有刘金月还在烟灯村。她也可以回武汉去，但她不能。她可是拖家带口的。除了丈夫孙旺喜以外，她还生育了一个儿子。儿子名叫孙小虎，他是孙梅花的哥哥，很小就夭折了。孙小虎大约在六七岁时溺水而亡。而在知青返城时，他还活得好好的。他选择的死亡时机，正是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季。
这桩婚姻到了这时候，开始露出了它残破和无情的一面。受它的拖累，刘金月必须留在这个又小又穷的鬼地方。当时县上像她这种情况还有几例。他们就像是一场战役之后，大部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却总有那么几个掉队者或失踪者不得不留下来。这些人并不关乎全局，他们各有各的背景。只是一些特殊的个体而已。一些无人注意的个案。遥望那些远去的身影，刘金月倍感忧伤和凄凉。这个冬天特别冷。池塘里的水面上早早地就结上了冰。孙小虎和村里的一帮孩子们在冰面上玩。他们在上面奔跑嬉闹。这么玩从来就没出过危险。他们有的还在摔跤，一个一个地摔倒在冰上。可是有一天，在池塘的正中间，冰面裂开了。孩子们都听到了坼裂的声响，都在往后退。只有孙小虎还怀有好奇心。他太小啦，是他们中当中最小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探着身子，想要看个究竟。他是滑进去的。孩子们看到他的身体重心和头都在尽力往后仰，但他的脚却还在往前滑，带着他的身子笔直地射进去了。孙梅花的哥哥就这么夭折了。十一个月，或许将近一年后，孙梅花出生。她降生在十几里路之外的白龙镇。
刘金月独自一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她把门关得死死的，谁也不让进。她抱着孙小虎小小的尸体。在里面呆了一整天。没人知道她做了些什么，或想了些什么？第二天，她沉静地打开门，让人们埋葬了孙小虎。从她的脸上无法判断她是否哭过。
随着烟灯村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村支书孙得贵不再有以前的权势了。他老得很快，一下子就被打回了农民的原形。刘金月吵着闹着要调到白龙镇去。那儿有镇中心小学。她不想还住在烟灯村，这是她的伤心地。她必须离开。孙得贵告诉她，这事他帮不了忙，镇上没人能给他这个面子。刘金月不依不饶地顶撞他。她说，我算是被你们孙家给害了。他们都回了武汉。只有我。我现在都快变成一个地道的烟灯村人了。他们谁不笑话我啊？我不过是要到镇上去，这难道过分吗？白龙镇？哼！刘金月冷笑着，它有武汉市的一条巷子大吗？再说，我儿子也死了。我还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呢？她没有提到范红娇和吴雄伟的名字。一说到他们的名字，她就会有一种歇斯底里的难过。我和他们本来是一样的，没想到猛然间却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
孙得贵对刘金月的抱怨和指责表示认可，但他没办法。他不知该怎么办？
那段时间，刘金月老是一个人往镇上跑。她早上去，有时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几天后，她宣布说，她要在镇上造屋。这一决定有些非同寻常。她解释说，她找过镇中心小学的领导，领导暂时还不能调她。与其被动地等待，还不如直接把房子造到镇上去。她已经勘查好了。她打算就在镇中心小学的围墙边上造一所房子。刚好那里还有一块空地，周围零零散散的是些杂货铺文具店。房子造在那里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心小学的领导和老师每次上下班，都会看到它。还有，刘金月一旦住到镇上去（她当然要住到镇上去，既然那是她的房子），那么联络感情就很方便。她每天早晨去烟灯村小学上班，以及晚上回来都将要步行十几里路。这种事，他们天长日久地看在眼里绝不会无动于衷。
好主意。孙得贵一听就明白了这里面的玄妙。孙旺喜什么也没说。他已经转正了，成了公办老师，教体育。他对此很满足。
热衷于策划并实施这件事的，实际上是孙得贵和刘金月两个人。刘金月和孙旺喜几乎没有钱。他们能从哪儿来钱呢？幸好孙得贵以前做村支书时还有些积蓄，但也不多。离在镇子上造屋还有很大的缺口。不是缺口，是根本就不能开工。刘金月不了解内情。不知道孙得贵的底细。或者她能猜出个大概，却也只能依赖于他。刘金月跟孙得贵贴得很紧。从表面上看，她简直不像是他的儿媳妇而更像是他的女儿。她搀扶着他的手臂进进出出，这在乡下确实很少见。她温顺地微笑着，还给孙得贵洗袜子。孙得贵答应她，一定要帮她把房子造起来。
去镇上造房子，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容易，那还不都到镇上去了。孙得贵怎么也算不过来。把已有的钱，能折换成钱的东西，和可以借到手的钱都算到一块儿，也不行。不够。孙得贵一天到晚都想着这事，他想得脑瓜子生疼。在烟灯村，孙得贵有一所现成的房子。它无疑是村里最好的房子，高门大院，甚至比村委会的办公室还好。如今，它是孙得贵作为烟灯村权势人物的唯一见证。孙得贵在衰退，越来越普通。而这所房子依然挺立着。
这天，刘金月笑着对孙得贵说，要是这房子建在镇上就好了。
一句话点醒了孙得贵。他围着自己的房子转悠了三天，一边吸烟一边思索着。后来他告诉刘金月，他要拆掉烟村村的旧屋，到镇上去造新屋。
拆屋造屋？刘金月一时间没听明白。
烟灯村的旧屋大些，不是大些，是要大好多。你在镇上不可能造这么大的屋，镇上和城里一样，造的屋都要小一些。这么一算，拆掉村里的旧屋，到镇上去造新屋，材料是足够了。孙得贵捉着指头一一算来。材料够就好办了，剩下的就是工钱。
拆了旧屋，你没想想，那你们住哪儿？
我和你妈？
是啊，你们。
我们？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先在村里搭一间草棚子。暂时先住着，以后再说。村里这房子本来也是为你们造的。你们要去镇上，房子随你们搬过去也是应该。
拆房和造房，在烟灯村和白龙镇同时进行。这更像是一次房屋搬迁。他们用小推车，板车，有时还要用到拖拉机，把砖块，沙石和水泥板运到镇上去。在路上，他们的队伍走成蜿蜒的一长条。这种景象只有在以前“交公粮”时才出现过。沿途村子里的人注视着他们，奇怪地问，这是做什么呀？
造房子。他们答。
在哪儿造？
镇上。
谁啊？
孙书记。哦不，刘老师。
这些材料怎么都是旧的呢？
孙书记把村里的房子给拆啦。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孙得贵守在村里的拆房现场。他不时地会吼上一句，小心点，别把砖块给敲破了。还有水泥板。慢点，几个人一块上。
房子造了几个月才造成功。它就在白龙镇中心小学的旁边。刘金月住进来时已露出怀孕的迹象。她怀的是孙梅花。孙梅花在一天天长大。刘金月挺着个大肚子，妊娠反应强烈。她的脸上长满雀斑，小腿肿得老高，就连身上也能看出明显的浮肿。她行动迟缓。走起路来显得很吃力，不停地喘气。两只手轮番地撑在腰眼上。她住在白龙镇，却要去烟灯村小学上班。她早上走过去，晚上再走回来。中心小学的人都看到了。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没有怨言，见到每一个人都笑眯眯的。谁都知道，她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在刘金月十月怀胎即将分娩时，她被正式调了过来。
刘金月如愿以偿，到了镇上。孙梅花是在这所新房子里降生的。伴随孙梅花的降生，这镇上却出现了一股谣言。谣言的指向与孙得贵有关。有人说，孙梅花的血统值得怀疑。很难说孙得贵和刘金月之间是清白的。人们都还记得刘金月挎着他的膀子从大门里出来，或进去。孙旺喜不过是孙得贵的养子，不是亲子。如果没有交易，孙得贵会那样不惜血本地为她造屋吗？谁能相信？从此，孙得贵就将住在烟灯村的一间草棚子里，他还将死在那儿。这些都是推理和猜想。还有目击证言。一个民工宣称在拆房时他亲眼看到，刘金月曾摸过孙得贵的脸。另一个民工说，不是摸，她好像摁死了孙得贵脸上的一只虫子。不管怎么说，她的这些动作都显得过分的亲昵和暧昧。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被人传来传去。这些谣言刘金月知道。她认为孙旺喜也一定听说了。
这个时候，刘金月刚生孩子不久，在镇子上出现这种谣言既邪恶，又令人恶心。肯定是有人操控，故意散布它们。好像她的生育真的与造房子有关，里面隐藏着某种黑幕。
刘金月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她直截了当地问孙旺喜，你相信吗？
相信什么？
人们说的这事。
不相信。孙旺喜有些迟疑。
你最好不要相信。
是不相信。
那都是瞎说。
瞎说？
当然是瞎说。
人家为什么要瞎说呢？
是啊，孙旺喜这么问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你不要这么问我。刘金月说。
在家里，刘金月逐步建立起了绝对权威。还在烟灯村就是这样。往更早处追溯，可以追溯到刚结婚时。她不屑于跟孙旺喜啰唆，总是对他说出一些简短的指令性的话语。考虑到她和孙旺喜结婚一定十分委屈，孙旺喜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现实。
当然喽，为了避嫌，刘金月说，我们可以不再和他们来往。
这是刘金月做出的新决定。突然做出的。是镇子上的谣言为她提供了口实？还是她早就蓄意如此？她所说的“他们”是指孙得贵，还有他老婆。也就是他们的养母。养母，在他们的生活中，一直是个从不多言的老女人。
这样子不好吧？
不好？
你想吧，他们刚为我们造好了房子，而且他们自己还住在草棚子里。问题的症结在这儿，做人要讲良心，是不是啊？
但那是他们自愿的。
别人会说些不好听的话。
不好听的话。
还会越说越多。
可是别人现在说的话就好听吗？你又如何计较？
他们会说过河拆桥。
我不管。
你不管，那我呢？
你反正还在烟灯村小学，要不你和他们住在一起吧，你不必回来。
那可不行。
你回来可以，但不许他们进我的家门。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太脏啦。你也要改改。现在住到镇上了。将来还要住到城里去。你要不改，一生都会是个肮脏的乡下人。
她的弯子转得太陡了。在这件事上，刘金月显出了异常的冷酷和坚毅。自从搬到镇上，她就再没回过烟灯村。她总是这样。后来她到了县城，也就再没回过白龙镇。回想拆房和造房时，刘金月挽着孙得贵的臂膀，恍然已是旧梦。
如此绝情，更像是为了止住那些谣言。刘金月不允许孙得贵跨进她镇上的家门。孙得贵身上一点残留的威风也没有了。他的支书职务已被另一个人所取代。从此他变得比一个年老的农民还要委琐。但这并不妨碍他老是往镇上跑。他隔三岔五就会跑到镇上来，就像着了魔一样。他来看孙梅花。因为刘金月不要他进门，他只能从外面窥视。孙得贵太想看到孙梅花了。一个祖父是可以这样子迷恋孙女的。看到她的小脸蛋，孙得贵就会心花怒放。但刘金月不让他看。她还请了一个保姆。在镇上她是为数不多请了保姆的人之一。按理说孙旺喜家里有老人，像孙得贵，和他的老婆。可刘金月还是宁愿请人，为此花上一笔钱。请保姆是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她毕竟是一名武汉人。
保姆来了没几天，还不太了解情况。她对刘金月说，有个老头总在门外探头探脑。他像个贼一样，细看又不像。总是瞅一眼就跑。
刘金月心中暗想那就是孙得贵，她说他要再来你赶他走。
过了些时，她还专门养了一条狗。刘金月说，它是看门狗。要是再有人来东瞅西瞅的，你又赶不走，就唤这狗来吓唬他。
保姆听她这么说，低头抚弄了一下那狗，它立即就耸起毛来叫了两声。
孙得贵还在往镇上跑。看样子若不能每天见上一眼孙梅花，他就会烦躁不安。从门缝里，或是保姆把她抱出来了，他只要远远地睃上一眼，就会满足地转过身去，快速离开。保姆也慢慢熟了，知道那是孙得贵。孙梅花的祖父。见到他，她会有意地把孙梅花往上竖一竖。而孙得贵仍然显得鬼鬼祟祟的。刘金月的邻居，那些做文具和小杂货生意的人。他们没事就会聚在店门口喝茶，聊天，或者打牌下棋。他们认识这个落魄的老头。他有时像个流浪汉，有时又像个乞丐。那些人刚开始是很笑话这件事的。他们笑话他躲躲藏藏。笑话他看上一眼孙梅花时的那种喜悦和陶醉，以及没见着她的失意和彷徨。可是过了些日子，他们不再笑他。他们笑不起来。这确实没什么好笑的。他的样子只能让人心酸。他太认真了，跑到镇上来，无非是要看一眼孙梅花。
看来，刘金月是在和孙得贵较劲。她要切断他和这个家庭的关系。不让这个人进自己的家门。这合理吗？但她做到了。
就算是孙旺喜也帮不了他。孙梅花一生下来，孙旺喜就不喜欢她。她的五官，她的皮肤，无一处像他。他至今还在怀念孙小虎。孙小虎和他就像是一个模子刻下来的。他不知道孙得贵为什么要这样疼爱孙梅花？难道真有问题吗？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但孙梅花的模样，同样没有一处酷似孙得贵。从外表上，孙旺喜找不出疑点。所有的人都知道孙得贵不断地往镇上跑。他就像是个疯子，或者说他就是个疯子。他的疯劲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有人据此分析，说不定他是在可怜他的那栋房子。那栋在烟灯村里显赫一时的大房子。他一定是被儿媳妇弄得鬼迷心窍啦。如果不是鬼迷了心窍，能做出那种事吗？一个人一生能做几次房子呢？他居然把自己造好的房子给拆啦。亲手给拆啦。然后全都搬运到镇上去，给儿子媳妇另造一栋。而他现在却只能和老婆一起住在一座草棚子里。他肯定是后悔啦。他跑到镇上去是看房子，而不是看孙梅花。让他牵肠挂肚的还是房子。这只是又一种议论而已。而刘金月却是铁石心肠，她才不管这些。
孙旺喜有一次从烟灯村吃过了晚饭才回来。天已经黑了。快到镇上时，路边有一口池塘，池塘边上是一棵伞状的大树。这条路孙旺喜走得很熟。他闭着眼睛就能走。他记得这棵树的形状，和它在阳光底下的荫凉。这时他看到树下面有一堆黑糊糊的东西。只有几步远，他发现那堆东西还在动。孙旺喜就站住了。那堆东西说，你坐下。
孙旺喜听出了声音，是孙得贵。他坐下了。此刻他清晰地闻到了孙得贵身上的酸臭味。他真的就像是一个叫花子。只有叫花子的身上才有这种味道。
我难受，他说，我特别难受。
何必呢？
我没见着我的孙女。
没见着？
没呢。
你是说今天？
今天，一整天都没呢。
不见也罢。孙旺喜说。
他坐直了身子，孙得贵他把腰板挺得直直的。嘘！他竖起一根手指头，在孙旺喜的眼面前神秘地摇晃着。他那样子就像是发现有鱼在咬他的渔钩，所以摇晃着指头不要旁边的人弄出响动。他在钓鱼吗？我告诉你吧，他说。我得跟你说。你老婆，也就是刘金月。你在听吧？她很厉害啊，你知不知道？她真的很厉害。你信不信？
我知道。
嘿嘿，你知道？我跟你说，我们父子俩都不是她的对手。
对手？
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你这么说。
你就等着吧。孙得贵告诫儿子说。
孙旺喜已经站起身走了。他走了十几步，或许有二十几步。他不想和孙得贵再谈下去。这样的密谈太让人丧气了，但孙得贵又喊住了他。他说，你回来，我问你个事。
他只得又退回来，你说。
你真的强奸过她吗？
强奸？孙旺喜一时没反应过来。
刘金月。
不，我没有。
这就对啦。孙得贵点着头，像是在沉思。
刘金月早上出门时，孙梅花恰好回家。她收拾好冬泳的必备物品，就听到了小轿车沙沙驶近的声音。她心中有数，一定是孙梅花。孙梅花进来了。她看上去很疲惫，脚步都有些踉跄。但眼神依旧明亮，身段也还是那么窈窕。这就是年轻的好处。年轻就可以尽情地挥霍。她经得起。一夜的淫荡并不能摧毁她。刘金月不想说她。又能说什么呢？孙梅花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调整自己。她眼下独身，享受着难得的自由。作为母亲，刘金月是默许的。她并不认为这是孙旺喜所说的“放纵”。孙梅花有权挑选她自己的未来。她怎么挑选都不为过。
母女俩现在都站在客厅里。客厅小得可怜。沙发和皮箱，陈旧而乏味。刘金月手上拎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下水时要用的东西。孙梅花也拎着只包裹。那是一件时装。她哗的一下把它扔在沙发上。啊呀，简直累死了。
你总说累，一进门就说累。
人家是累嘛。
那也是你自找的。
我无所谓。
那你还说，见着我就说。
你知不知道？孙梅花脱掉鞋子，坐在沙发上，每次开着小车来接送我的刘总，也就是刚刚送我回来的那个人。我跟你说过他吗？
刘总？好像说过。
他有妻子。
他有妻子？这还用说？像样点的男人谁没有妻子啊？这不奇怪。
是不奇怪，我也没想怎么着。我经历过的老总也不少啦。原本也就想和他接触一下，没别的打算，真的没有。可是过了些时间，我发现我竟离不开他。这不是我的错，他太棒了。问题是他也有这种感觉。我们开始谈论结婚的话题。是他说起来的。他说他要离婚，再来娶我。我以为他说着玩。但他说过多次。我当然不会反对。我离过婚，知道离婚是怎么回事。
说下去。刘金月说，接着说。
但是刘总的妻子不愿意离婚。她说除非我们两人谋害她，把她给杀掉。否则，她不会让我们得逞。她还打我的电话，威胁我。
打你的电话？
昨天晚上就打过。当时我和刘总在一块儿。她说你是个不要脸的婊子。孙梅花转头看了看刘金月，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小心不要让我抓到你，只要一抓到，我就要用硫酸泼你的脸。我现在随时都备着一瓶硫酸，用矿泉水瓶装着，那可是为你准备的。她还说，她真想知道我的脸泼上硫酸后会是什么样子？说完她就阴沉地冷笑，笑得我头皮发麻。
刘总知道吗？
知道。我接完电话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老婆说她要用硫酸泼我的脸。
他说，她敢？
我说，她已经说了。她用一只矿泉水瓶装着，随时都带在身上。
刘总说，你放心吧。我一回去就马上解决这件事。她不会泼你的。她不泼，倒还有可能把我留在她身边。只要她一泼，那就彻底没指望了。
他是在安慰我。可是我也听出来了，他离婚的事将会遥遥无期。
泼不泼的？谁也没法预测。
听到声音，两人一同转过脸去，她们看到孙旺喜站在卧室门口，双手抱在胸前。他是何时起来的呢？他穿着棉毛内衣，脸上满是鄙薄的表情。他只说了这一句，就不管不顾地进了卫生间，里面一下子就响起了哗哗的小便声。
两人在客厅里交换了一下眼色，刘金月说我游泳去。孙梅花伸手叭的关了灯，倒头便睡。
天还没亮。要过上好半天才会亮。今天电视台要来人，是李永刚联系的。这时去河里还有些早。刘金月的心里被某种东西堵着，堵得她心慌意乱。她无法想象硫酸泼上孙梅花的脸会是什么结果？这种事屡次发生。报纸和电视里都不乏先例。那种液体，滋滋地燃烧着脸上的皮肤，和皮肤下面的肉。接下来是尖叫。声嘶力竭。用手蒙着面部，倒伏在地，或是胡乱奔跑。目击者，目击证人，报警，救护车。会有泪水吗？应该不会有，或许有？恐惧。当事情发生时，也可能没有恐惧。然后是医院，白色，医院刘金月可真是太熟啦。都是白色。清洗。什么东西可以清洗硫酸呢？包扎。最后就是躺下来，整个头部都被纱布缠着。就连眼睛也被缠着。受害人。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顷刻间变成了受害人。电视镜头。电视是不会放过这种事的。画面，画外音。有人会说，她是刘金月的女儿。刘金月，不知道吗？嗨！也上过电视的，记起来了？对，就是她！冬泳者。一个没有乳房的女人。“铁人”，癌症斗士。所有这些事都会被串起来。还有刘总的妻子，她会在镜头前痛哭。她真的悔恨不已，但孙梅花的脸却再也不能复原了。事情只有当我们做过之后才会后悔。人就是这样。刘金月伸手掐着自个儿的头皮，像是想把脑子里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掏出来给扔掉。她不愿再想这事。
不会的，不会泼孙梅花。她不过是在威胁她。
但是，她真的不会吗？
这个早晨，刘金月反复地追问着她自己。
正如刘金月的婚姻没有她父母的介入一样，孙梅花的婚姻也同样是她自己的主张。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她结识了后来的丈夫贾福建。贾福建是机关大院里一名普通的职员，无职无权。他身材矮小，肤色黝黑。刘金月怎么也弄不明白，孙梅花为什么会嫁给他？据她后来说，她当时是被蒙蔽了双眼。而蒙蔽了她双眼的东西，她坚称是“爱情”。那次聚会贾福建喝醉了。他居然趴伏在孙梅花的膝头上呕吐不止。他并非蓄意这么做，要倚靠在一个女人身上吐出秽物。而是醉得太深，慌不择物。他就近抓住的刚好是孙梅花的腿。孙梅花全身都僵直着，绷得紧紧的。她闻着刺鼻的酸腐气味，脸孔涨得通红。周围的人在往后退，掩着鼻孔窃笑。那是一家小酒馆。服务小姐极不耐烦地清扫揩抹呕吐物。孙梅花一直保持着固定的姿势，不敢动弹。参加聚会的同学和朋友陆陆续续地都散了。他们有的和孙梅花打了招呼，说是有事先走一步。更多的没打招呼，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当然从时间上看，聚会也到了该散的时候。可是贾福建却趴在她膝头上睡着了。他睡得那么沉，孙梅花还听到了轻微的鼾声。不知道他睡了有多久？直到酒馆要打烊，服务小姐来叫醒他，他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意思。从酒馆里出来，贾福建说他口干，要喝水。他一口气喝完了三瓶矿泉水。也就在那天晚上，孙梅花去了贾福建的家。他们躺在一张床上，但他们什么也没做。贾福建因为喝多了酒而软弱，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在机关里的每一桩每一件不如意。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他的升迁将会非常困难。孙梅花是在他的抱怨声中睡去的，她睡了一个香甜的好觉。
他们交往了还不到一年，孙梅花就决定和他结婚。刘金月开始还有些反对，她瞧不上贾福建。可是孙梅花心意已决。
她倔强地说，你说不行也没用，我跟定他了。
那是你的事，刘金月说。不过，我得告诉你，你将来要反悔的。
反悔？
是啊，反悔。但你真要反悔了，还可以离婚。
孙梅花望着她的母亲微笑，这样的新婚祝福，她还从没听说过。好像是刘金月在默许她做一场“试验”，一场婚姻试验。而且这“试验”的结果她早就知道。
刘金月的预言不幸而被言中。在二零零三这个年份里，孙梅花结婚。至二零零七年离婚。这场形同鸡肋的婚姻，居然给拖了四年之久。贾福建是福建人，这一点从他的名字上就能一目了然。这是指他的祖籍。事实是从他的父辈开始就已经来到了湖北。他父亲来湖北当兵，后来做了军官，又娶了湖北当地的女子。再然后转业到地方上，就此落下了根。应该说贾福建还算得上是干部之家，比常人要多些优越。但他的父亲是外地人，根基浅，又不太会搞关系。所以家里一直没有太大起色。直到他退休也没能混出个名堂来。他的这种“霉运”延续到了贾福建身上。在机关里呆了好多年，贾福建却始终得不到提拔。而他偏偏又是一个非常渴望提拔的人。他从一出生就随父母住在机关大院里。提拔对一个生存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啦。这种“悖论”折磨着贾福建，使他成了一个乏味透顶的人。他的阴郁和沉思默想，经常让孙梅花不得要领。而孙梅花不过是医院里的一个普通护士，她的想法和欲望要单纯简单得多。她唯一的财富就是还颇有几分姿色。她的生命是鲜活跳动的。与之相对应，贾福建却是一潭死水。
孙梅花尽可能多地往娘家里跑。那时候刘金月已经进了城，她调进了城郊的一所小学。她靠着自己的力量，在一步一步地往城里挪。终于在快要退休的年龄里挪进了城。从烟灯村挪到县城，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旅程。至于孙旺喜，他一生都在烟灯村，提前“内退”后，也住进了城里。孙梅花往娘家跑，无疑是在逃避贾福建。
刘金月的语言越来越刻毒。她对孙梅花说，你那个家庭是个没落的家庭。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们以前也不是什么大家庭。
他们确实不是大家庭。可是他们的模样，习惯，包括说话的方式，都已经很“没落”了。你如果长期和他们待在一起，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
刘金月对孙梅花这场婚姻的反对，的确不显山不露水，显得处心积虑。她不是一开始就硬性地阻止他们结婚，她知道那样做注定会失败。所以她只是适度地表示了一下她的不满。而越往后来，在孙梅花的现实生活当中，刘金月一直在不停地指手画脚。她可以精确地指出孙梅花婚姻中的黯淡和无趣，甚至那些不光彩不体面的隐情，她也能猜出一二。
孙梅花不愿意回家。贾福建让她觉得憋闷，和他共处一室，越来越让孙梅花不能忍受。在她婚姻的末期，孙梅花终于迈出了偷情生涯的第一步。首先和她有染的，是从她病房里康复的一个病人。那个人在恢复健康一个月之后，频繁地来找她。他打电话，发短信。电话和短信后来成了孙梅花最重要的生活内容。直到孙梅花同意和他见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梅花已经忘记了那人的相貌，因为她接触的病人总是处在流动状态。因此在和他相处时，孙梅花还摆脱不了陌生人的感觉。这种婚姻以外的冒险关系，带给孙梅花以新奇的刺激。她的情人在增加，并且在变化，不断会有新来者。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被淘汰掉。走到这一步，孙梅花自己也没有想到。
县城太小，约会的地方向来都是问题。他们往往都有妻子。各自的熟人，更像是暗藏的耳目，遍布全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无意间撞上谁。有一天，自然是白天，孙梅花把一个男人带到了刘金月家。刘金月那时还在上班，她父亲孙旺喜则在乡下，家里白天一般都没人。这是孙梅花突发的灵感。她在想纵然被刘金月发现了，也不要紧。没想到还在第一次，刘金月就在中途回了一趟家。她好像是回来拿一本忘在家里的备课簿。一开门，刘金月就觉出了异样。她看到孙梅花和一个男人正在她的床上。他们惊恐地望着她，尴尬而恼怒。但刘金月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她对眼前的一切看都不看一眼，拿起那只搁在床头柜上的本子，悄悄地带上门走了。
这件事，刘金月实际上和孙梅花形成了共谋关系。在她看来，孙梅花这么做无疑能得到快乐。而这种快乐又是贾福建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她的。及至刘金月不久之后因病退休，和孙旺喜“内退”回城，这所房屋仍然还会偶尔成为孙梅花淫乱的场所。刘金月退休是因为乳腺癌，她在武汉动过手术，切掉了双乳。平常她就在家里休养。他们住的地方和学校是分开的，隔着三二百米。住宿楼前面的空地上，有一些临时搭建的铁皮棚子。有人在那儿做早点，卖些零碎物品。空闲时还会有人搓麻将，打纸牌。有时，刘金月会安排孙旺喜回烟灯村去买些农产品，比如土鸡蛋和红薯之类的东西。孙旺喜一去往往就是一天。这种时候刘金月也会参与打牌。她坐在铁皮棚子的前面，说今天我也来打两牌。通常，刘金月打不了一会，孙梅花就会出现。她满面春风地摆动着腰肢，往家里走去。
刘金月头也不抬，有人说，哎，你女儿回啦。
回就回吧，刘金月说，娘家嘛，她自个儿有钥匙。
再过一会儿，又有一名有些眼熟或完全陌生的男子走来。他或他径直往里走，谁也不看，步伐坚定。就像去走亲戚，或是到某一个地点开会。刘金月细心观察着她手上的牌，不动声色。
孙梅花信奉快乐。这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她的行为不可能永远瞒住贾福建，而且她似乎也没想瞒他。他们不事声张地办理了离婚。这主要是贾福建的意思。贾福建为他的前途苦恼着。他不想为这桩糟糕的婚姻闹出更大的丑闻。他过分地害羞，这是他的弱点。他怕丑闻，怕和丑闻沾边。在离婚的前夜他偷偷地哭了一场。
孙梅花离婚后搬回了娘家。孙旺喜对此充满了蔑视和愤恨。而刘金月和孙梅花两人的口径却是惊人的一致。她们说，孙梅花在这儿只是暂住。为了表明暂住的姿态，皮箱都被放置在客厅里，就像随时准备着一拎走之。
现在，刘金月希望孙梅花能尽快结束独身。她已经和她谈过几次。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风尘女子，她说。女人最终还是要结婚。一桩好婚姻能让女人得到实际的好处。你不要像我一样。我的婚姻让我不得不挣扎了一生。而你，还能改正。你离掉了，真是幸运。你要抓住机会。以你的姿色，是可以遇到好男人的。但姿色并不绝对可靠，它要衰败起来其实也很容易。就像股票暴跌，你手上的财富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这样谈过几次，看来还是有效果的。孙梅花总是能把她遇到的情况讲给刘金月听，她在比较和选择。孙旺喜厌恶她们，说她们总在一起嘀嘀咕咕。
刘金月跳进水中，李永刚紧随着她。她的情绪有些恍惚，这全是因为孙梅花讲到了刘总的妻子。也许孙梅花此时已在沙发上熟睡，但这事还纠缠着刘金月。她挥动着手臂，在冰水中划拉。李永刚希望在下水前能和她好好地谈一次，但没能谈成，这使他有些忧心忡忡。冬泳是有风险的。前两个月，他们当中曾死了一个人。死者吴大发是被水呛死的。他一定是过于疲惫。他太累了，无力一直把头浮在水面。他像打瞌睡或鸡啄米一样，不停地把头淹进水中。那时他刚好一口气上不来，他有心脏病，河水直直地灌进了他的喉咙。他的尸体在下游十多公里处被找到。所有这些冬泳者都捐了钱，每人一百。李永刚捐了两百，他的家庭条件比别人要好一些。再往前追忆，还有一些人死于这条河。有些人的死法千奇百怪。何联文被打捞起来时，看不出腹腔里有水。他死去的模样显得“干燥”，头颅上有裂纹。仿佛他不是被水淹死，而是死于一次坠落。刘国学缠在一篷水草里。当时有一只船舶正从他的旁边驶过，为了躲避它，刘国学进入了水草之中。沈雅琼则是因为游泳圈的突然破裂。也可能不是破裂。她游到河中央，那只圈一下子就瘪掉了。她再也没能游回来。事后，人们找到了那只游泳圈，并发现它还能继续充气。李永刚在他近五年的冬泳生涯里，这些死者都是他亲眼目睹过的，是他的泳友。这时想到他们明显不合时宜。但他还是想到了，他们的面影从水的波纹里飘浮而过。他跟着刘金月。他不希望这个女人出现意外。如果真有意外，他在旁边可能会给她一些帮助。到底能做出怎样的帮助，他一时也想不清楚，可是毕竟他的泳龄要长于她。为什么要想到意外呢？李永刚并无任何依据。
知道李永刚始终尾随着她，刘金月觉得很可笑。他以为我要干什么？寻死吗？不，我才不会呢。我要活得比谁都更长久。刚做完手术，切掉双乳后，医生对她说，她这种情况也有奇迹。他的病人中有的活了近二十年，现在还健在。刘金月当时就想，她也会是这样的奇迹。化疗过几次，刘金月就开始行动了，她不能坐以待毙。她寻访各种民间偏方，坚持吃蜈蚣。她已经吃过多少条蜈蚣啊？吃甲鱼，红薯。她吃的东西有些在以前想都没想过。得了这种病就得会吃。除了吃，她还翻阅各类医学典籍。去书店，去图书馆。在短时间内她就读了那么多书。很多书她都只读里面的相关章节。读过了书，她发现必须增强体质，所以她从事多种运动。慢跑，跳绳，踢毽子。直到冬泳。她小时候就会游泳，在长江里游过。有老底子。但究竟几十年没游过。她第一次站在水边，也是个下雪天。她脱光了上衣。她已经没有羞耻心了。她的眼里含着泪水。她在想，要么让这水冻死我，要么就让它冻死我身上的癌细胞吧。那只是水而已，对她却像是悬崖绝壁。她跳下去了。她在亲近水。这水曾经“收留”过她的儿子孙小虎。那是她的亲人，她的第一个孩子。如果不是孙小虎的出生，她很可能回到武汉去了。是孙小虎让她和烟灯村有了扯不断的联系。但他却是最残酷地抛弃了刘金月的人。那天她抱着孙小虎小小的尸体关在房间里，关了一整天。她在思索儿子和她，他和水。那是一次奇妙的，没有结果的思索。她憎恨水。憎恨！水是一种物质吗？水有思想吗？而现在她却泡在水里面。水环绕着她的身体，把她托举着。她离不开它们。冬泳，让她进入了这个冬泳者的小圈子。她结识了李永刚。这个老头，满头白发，却是那么天真。刘金月喜欢跟他倾诉，向他诉说那些生命中不堪回首的往事。李永刚总是陪着叹息，有几次他还流出了眼泪。他显得很真诚。刘金月因此在冬泳者中间有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伙伴。若是连着几天没有和李永刚“说话”，刘金月就会感到是“憾事”。她喜欢看到李永刚为她叹息，喜欢看到他眼睛红红地注视着她。这种感觉以前从来就没有过。李永刚在挂念她，为她担忧。稍微有一点点小事，李永刚就会很警觉。
当刘金月谈到以前想要“挪动”一下是多么艰难时，李永刚曾感慨地说，哎呀，那时候我还在位啊。你这事不过是小事一桩，要是找我，很容易办到的。
但是那时候你认识我吗？你不认识。就算你认识，那时候的你和我，还会是现在我们面对面的你和我吗？你若要办的话的确是小事一桩，很容易办到，可是你会办吗？
刘金月咄咄逼人地问道，李永刚却无言以对。他们共同沉浸在“那时候”。这是一种伤感的遐想。有时候时间只能以遐想的面目出现。
要调进县城里来，刘金月从一九八几年就开始找关系。到二零零二年正式调入城郊小学，刘金月差不多用去了二十几年的光阴。她没有门路，也没有关系，但她每年都要找。她是武汉人。和她一起下乡的范红娇和吴雄伟都在武汉。她不能一个人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工作一生，并老死在那里。这对她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耻辱。调进县城，也就是城里当然要好一些。在县城里生活着的又不是没有武汉人，就连北京和上海的也有。这些理由并不能摆到桌面上来。刘金月找领导不能说这些。她反复强调的是，她在下面待的时间太长，也该调上来了。这么些年来，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他们的答复却大同小异：刘金月没有过硬的文凭，也没有特别优秀的专长。不是城里哪所学校急需的人才。除去这一点，刘金月也不是照顾的对象。她的家属在乡下，而不在县城。那些每年需要照顾的人都照顾不过来。领导的答复，基本上堵死了刘金月的去路。她却从不气馁。她给领导送过猪肉，鲜鱼，那是在要过年的时候。平时则送一些时鲜水果。她还给领导送过钱。那些东西领导都收下了，而钱却无一例外地退回给她。前后几任领导的解释也都如出一辙。他们说东西是你的一片心意，不收吧，又怕伤了你的面子。钱是万万不能收的。以后呢，东西也不要送了。到了能解决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到你。拿到那些被退回的钱，刘金月会心灰意冷好长一段时间。你看，钱都不要你的，你的事还能办成吗？到了二零零二年，刘金月听说洪局长马上就要退了，这是他局长任上的最后一年。刘金月回头一看，她为这件事已经耗费得太久啦。再不给办，她就真的只能死在镇上了。她去找洪局长，天天都不上班。
这次，她没有给洪局长送任何东西，也不送钱。她采取的办法是死缠烂打。洪局长上班，她就跟到他的办公室。洪局长开会，她也跟着。等到洪局长下班回家，她就跟着他一起到他家里去。这一招是跟“讨债人”学的。总之，洪局长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她也不闹，只是请求洪局长给她解决了。洪局长发过几通脾气，让办公室的人拉走她，都不奏效。她像个橡皮膏子似的贴着洪局长。洪局长吃饭，她跟着。就连上厕所，她也跟着。洪局长前列腺有毛病，所以上厕所的次数比较多。刘金月跟着，洪局长很不好意思。他尽可能地关上门，把刘金月留在门外。有时洪局长过于慌张，来不及关上门，刘金月就会挤进来。
她侧着身子，说洪局长你方便吧，我又不看，不妨碍你。
这么一弄，洪局长却怎么也方便不了。
晚上，她还不依不饶，跟到洪局长家里去，就睡在他的沙发上。弄得洪局长的老伴也有意见。说洪局长你像话吗？工作上的事搞得家里不得安宁。再说人家也确实可怜，你退休以前做点好事不也是在积德吗？五天，整整跟了五天，洪局长被缠不过，终于办了。
他跟办公室的人说，办了吧。再要不办，我就要去住院了。
刘金月讲过几次这事。她还故意夸张某些情节，尤其是关于上厕所的内容。李永刚每次都听得眼泪汪汪，他叹着气说，唉！怎么会这样呢？
进了城，刘金月一不做二不休，她把镇上的房子也给卖了。那所建在镇中心小学旁边的房子。它还是孙得贵帮着给建的。孙得贵早就去世了。房子是他从烟灯村搬迁过来的。一所房子也可以像一件东西一样搬来搬去吗？他们正是这样做过了。他们把烟灯村的一所大房子搬到了镇上。当时沿路上的好多人都见过了这一盛况。只不过烟灯村的大房子，到了镇上却成了一所相对较小的房子。现在把它卖掉也得不了几个钱。真的没得到几个钱。
孙旺喜不愿意。他说还得给自己留个后路。
刘金月坚决要卖。她说留什么后路？没有后路才可以找城郊小学的校长要房子。总不能让我们住在露天吧？是不是？
刘金月是对的。城郊小学更像是一块“跳板”地带。很多人来这里都是为了进到城区里去。那些人大都在城区里有房子。所以学校里还有几套又小又破的老房。不管怎么说吧，刘金月还是进城了。
他们已经游到河中心去了。岸边和其他泳友们的声音在下去。他们的耳中灌满了寂静，冬日里的寂静。有这么一个人跟在身边，刘金月的心里踏实多了。她需要跟李永刚倾诉，几乎已成了生活中的惯性。哪怕没有事，她也会编造出一些苦恼来。她喜欢看他着急的样子，为她着急。很多时候，她都是在故意逗他。而像今天，她是真的不痛快。这就更有理由赌气，或是在他身上撒气。她不和他谈话，下了水就一个劲儿地往前游。李永刚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他就是这样，他对刘金月一直就不放心，好像他肩负着某种责任。奇怪，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有时他还会觉得内疚。好像刘金月以前吃过的那些苦头都与他有关。那时候他还“在位”，可是他们并不相识。
刘金月身上像是有使不完的劲，他们现在游过的距离已远远超过了以前。这是隆冬时节，如果游的距离太远和时间过长，他们会受不了的。李永刚在喘息，他已感到体力不支，估计刘金月也好不到哪去。他大声呼叫着刘金月，要她往回游。刘金月停下了，他们一起抬头看了看四周。这时他们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他们已游过了河道的三分之二。再要退回去明显不可能，他们的体力不允许。李永刚的脸色发青，透着苍白。都怪你，只顾闷着头游。但这种责怪也是多余。不是她一个人闷着头往前冲。他也一样跟在后面，就像是中了魔。他们一定是中了魔。再看岸边，那些泳友们早就上了岸。他们是什么时候上去的？
他们挥舞着衣服和毛巾，回来呀，回来呀！
有人把手卷成喇叭，早就喊你们啦，听不见吗？还等什么？快往回游。快呀，快！
歇了会，他们明显感觉不行，不能停。李永刚在转身，他说回吧。
他的嘴唇在哆嗦，面部痉挛，像是很快就要哭出声来。他觉得刘金月的意图再清楚不过了。她这样不要命地游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救她。而现在确实很困难。
游啊！他吼道。
眼下他还能发出吼声，很快他会连话也说不出来。刘金月没有动，她在冷静地判断形势。岸上的人要他们回去，是因为从岸上看来，他们处在河的中心位置，和两岸的距离大体上相当。而事实上他们离对岸的距离只有三分之一。尽管这边的水流要湍急得多，但也只能选择从这一侧上岸。虽然冒险，却值得一试。要退回去，绝对是死路。
李永刚伸出手来拉她，他简直是在哀求刘金月，你要死在这里吗？
不，刘金月说，我们从这边游。
渡过河去？
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寒冷的冬天，横渡府河。刘金月开始游着，李永刚只能跟着。他说过要保护她。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句空话。他相信他们都已是凶多吉少。看清了他们的意思，岸上的那些人呼喊着，在堤坝上奔跑。他们是在向下游和对岸奔跑。这一侧湍急的河流将把他们冲向下游。顺着堤坝不远处有一座桥，那些人将通过这座桥跑向对岸。他们大呼小叫地跑着，就像他们跑去的地方已经着火。
李永刚游不动了，刘金月也游不动。他凄惨地看着她，却说不出话来。起风了，或是早就起风了，只不过这会儿风变大了。是风掀起了更大的浪呢？还是浪在一波接一波地鼓动着风？李永刚呛下了第一口水，从嘴和鼻子里硬生生地灌进去了。他一阵晕厥，像是遭遇了一次强力击打。他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水呛进去，更多的击打接踵而至。他在寻找刘金月，刘金月是不是已经死了？他看到了刘金月的头发，那些头发还在水里面浮沉。它们是刘金月化疗之后重新长出来的，它们仍然是头发。然后他看到了那张脸，刘金月的脸。它从水里钻出来了。它似乎有些浮肿，在变形。当然也可能是李永刚自己的视线已变得模糊。都有可能。这种时候有什么不可能呢？刘金月好像在说话，但听不清楚。我想救你，李永刚说。这话他只说到了喉咙那里，没能发出声来。风更大了，从哪里吹来了一片木板。李永刚并没有看见它，就算看见了，他也不会了解它的用途。它能做什么？他的意识在慢慢从他身上剥离。但刘金月抓住了它。更准确地说是它撞上了刘金月。刘金月死死地抱着它。李永刚就在她身边，能看到他。她喊着，李永刚，李永刚。他却并不应答。他听不见吗？或许是她没有喊出声来呢。又一个浪头打来，李永刚像沸水里的饺子一样翻滚着。刘金月腾出一只手来，一把揪住了李永刚的头发。她揪住他了。因为这次揪住，她差一点从木片上掉了下来。但她晃了晃还是稳住了。
他们都没死。一只小船划了过来，是泳友们喊来的鱼划子。
李永刚醒来后，羞愧地对刘金月说，本来是要救你的，却被你救了。
刘金月看了他一眼，并不吱声。
电视台的人呢？很快，李永刚又记起了这个。
泳友们告诉他，早就走啦。
实在是太遗憾了，李永刚说，这么精彩的镜头他们没有拍下来。这个冯主任啦，真是不够意思，这么早就收场了。
刘金月又逃过了一劫。李永刚也还活着，还有什么呢？这个长不大的老头，还在那儿叽叽喳喳地讲着他的历险经过。他埋怨他们没有能留下电视台的人。把他们留下了又能怎么样？他就是愿意追究这样的细节。他希望电视能拍下他们在河水里的“挣扎”。
在水里挣扎有什么稀奇呢？回顾这一生，刘金月挣扎的时候可是太多了。
对某些事情，刘金月称得上是贪得无厌。她无非是机会和运气稍差一些而已，这决定了她的结局只能是现在这样。以前每走一步，她都需要算计。她算计过很多东西。而结果呢，她和孙旺喜的夫妻关系，永远是刻毒的。只有现在，李永刚还能带给她一些难得的温润。他喜欢听刘金月的故事，每次听她讲到过去的经历，他都会心酸痛楚。他的眼睛一眨一眨的，无辜地低垂着。
从编年史的角度看，刘金月最幸福的时光出现在二零零三年。确切地说，从二零零二年她调入城郊小学就已开始了。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在两年多之后她被查出了乳腺癌。刘金月是一个很知足的人。进了城，她就觉得挺不错了。是啊，这已经是城里。她住着两室一厅的房子，有六十来个平方米。破点旧点可以再装修嘛。或者有钱了再到城中心去买一套公寓房。而且，她和孙旺喜都是老师，退休后有一定的退休金，数额也不是太低。到了他们这个年纪，也不再有下岗的忧虑。
这年，刘金月回了一趟武汉。以前知青点的同伴有范红娇和吴雄伟，对他们的情况她也时有耳闻。她曾经是那样地嫉妒他们。他们生活在大城市武汉里，而她却在乡下。那时候，刘金月从不会主动和他们联络。她沉默着。但是，她从多个方面打听和了解他们的状况。范红娇是寡妇。她早就是寡妇了。她还吃素念斋，一个人住着空荡荡的大房子。心血来潮时，她会招来肖远海从前包养过的多个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他们吵吵嚷嚷地进入某一个酒店里大吃大喝。范红娇慈善地看着他们的高兴劲。她已是心如止水，她活着和死去又有什么区别呢？刘金月可以和她比吗？她也是烟灯村知青点里的知青，但她从来就没有在那儿劳动过。她那么早就胸有城府。还有金钱。肖远海留给她的金钱太多了。而她却并不需要它们。她拥有它们或失去它们，似乎全都一样。肖远海就是一个例子。范红娇看穿的就是这个。
相反，吴雄伟则过得非常悲惨。他的悲惨是另一回事。刘金月约了他，在一个小酒馆里吃饭。他不再有过去在乡下时的那种“英雄”气概了，整个人变得萎靡。他穿着工装，面料像是帆布，或是防水塑料制品。上面沾满了各种可疑的油漆和胶水。他的手上提着一只铁皮桶，里边有一柄棕毛刷子。
他自嘲地说，我在工作。
你在工作吗？
是啊，我擦洗那些小广告。城管部门请我，擦一条多少钱。某一个地段，他们先数一遍，一共多少条。然后我去擦，擦完了结账。
那些“牛皮癣”。
它们是夜间我写上去的。吴雄伟狡黠地说。
你写“牛皮癣”广告？
怎么，不行吗？那些发广告的人都跟我熟。写一条多少钱，明码实价。我就是干这个的，晚上写，白天擦。两边拿钱。
嗬！这也不错啊。
是不错，可不知道还能干多久？很多事情弄不好就会穿帮。接着，吴雄伟表示他很羡慕刘金月，当老师多好啊。这种职业又稳定又体面，还是在县城里，很好啊。不像他们，在武汉活得太不容易了。他们夫妻俩很早就下岗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要弄一口饭吃都很难。
刘金月听着他的诉说，突然感觉到了一种优越。
她提议，是不是联络一下范红娇？
嗤，你不要联络她。吴雄伟说，你联络她干什么呢？哪怕我们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从不找她。她现在活得神神怪怪的，就像是个神婆。我告诉你吧，吴雄伟压低了嗓音，四下看了看说，都是金钱给害的。你想想看，那么多钱，她该怎么办？
吴雄伟的问题，刘金月完全不明所以，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顿饭吃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由刘金月买单。吴雄伟把衣服里的所有口袋都搜了个遍，抱歉地说他忘带钱包了。刘金月笑着说，没关系，她来买。
事后，吴雄伟还纠缠了好半天，他把口袋依次翻了个底朝天。真的忘带了。请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他非常诚恳，急赤白脸地表白，要是找借口，也不会找这种破借口，太拙劣了！的确是忘了，可能是换“工作服”时扔家里了。
我相信，刘金月说。
你一定要相信啊。临分手时，吴雄伟紧紧握着她的双手。
刘金月可能一直在和他们进行比较，她的同伴们，尽管她的心里不会承认这一点。这次武汉之行，带给了她一些安慰。就像电影胶片一样，如果把以前悉数剪掉，她或许能在生命的暮年里赶上他们。甚至还可以比他们更好。这种在内心里新建立起来的东西，两年后就破灭了。那时她重回武汉，乳腺癌将使她失去乳房。可是现在她仍然活着。府河，冰冷的河水也没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刚和这条河进行了一次拼死搏杀。这时她准备回家。她拎着那只从家里带出来的塑料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