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少年”成长土壤的结构分析
时 间：20P0年3月25日至3月30日
地 点：西安、上海两地邮件和电话
人 物：杨争光(作家)
钟红明(《收获》副主编)
一、六遍叙写挖掘纠缠的苍老根系
钟红明：是在2004年还是2005年我在深圳见到你。当时谈到许多作品构思，你就说到要写一个年轻人的长篇，写到摇滚对他们的意味和感动，写到网络和他们的爱情。但当时我觉得你和他们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2009年10月，当我读到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的时候，我才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构想，从主题到表达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杨争光：是2004年。那时候，我想写的是一个乡村少年的爱情故事，在我的想象里，少年的爱情比成年的爱情更像爱情，乡村少年的爱情比城市少年的爱情更具浪漫的气质，主人公已经有了，他叫张冲。
2009年5月，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经过五年点点滴滴的积累和准备，包括采访笔录，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丁关于这本书的文字。我发现还有比爱情更严重的东西。我想象中的那个少年张冲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我要写的，已不仅是那个少年张冲，我甚至认为，那些纠缠和埋伏在他青涩少年里的许多东西，比他更加重要，我有了许多的胡思乱想——我干脆把这本书后记里边的几段文字放在这里，算做给你的交代吧：
……在我们的文化里，少年张冲和我们一样首先不属于他自己，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己。他属于父母，属于家庭，属于亲人，属于集体，最终，属于祖国和人民。
人民从来都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祖国也是。我甚至在《辞海》里也查不到它。
我们从来都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要做闪光的螺丝钉。做精英。做“人中龙”。尽管我们知道，精英和“人中龙”永远是少数，但历史和现实永远也扑不灭我们的幻想：我们也许可以挤进去，甚至，我们必须挤进去，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理所当然地掉了进去，无法脱逃，也不愿脱逃。
我们做困兽斗，愈斗愈烈，愈斗愈惨，最终还要拉进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最终的希望。
我记得，鲁迅曾写过这样的话：我们只会对孩子瞪眼。
现在，我们又学会了给孩子献媚。这也许和我们的人口政策有关。我们敢对孩子瞪眼的时候，是我们可以随意生育的时候。当我们只准生一个的时候，我们就不敢瞪了。“瞪我就死给你看!”只这一句，就可以让我们立刻崩溃，就地瘫软。
所以用“献媚”。
“瞪眼”和“献媚”都是奴才的脾性。
但我们是以爱的名义。
也许，我们首先做了自己的奴才，然后才是别人的，公众的，秩序的。
还要“惠及”我们的孩子。
……
我们是我们孩子生长的土壤，
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
我们真要万劫不复了么?
钟红明：你的上一部长篇《从两个蛋开始》，以符驮村这样一个中国最基层的政权构成，来解剖和呈现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一部独具目光的个人编年史。《少年张冲六章》，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史，目的是展示和剖析文化、文明、家庭伦理、教育、社会情感的种种问题，对少年张冲成长的土壤的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对吗?
杨争光：这本书很容易被看成是一本写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的小说。没错，小说直接面对和切入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育。但我已经说过了：少年张冲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我说的就是他成长的土壤。除了土壤，还有空气。有分析，但未必全面；有看法，也许偏激。我能做到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得更好一些。
钟红明：这部长篇分为六章，“他爸他妈”、“两个老师”、“几个同学”、“姨夫一家”、“课文”、“他”，把少年张冲写了六遍，六个视角，六个层面。在叙述上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
杨争光：确定了要写的是什么之后，我要面对的就是寻找合适的结构和表现方式。我有过多种设计，比如从张冲的出生写起，一直跟着他，想变花样的话，就来点倒叙、插叙、跳跃之类的，直到他“犯事”。这样写可能便于阅读，也能省去写作过程中的许多技术上的麻烦，但也容易写成一本账簿式的纪事。这不是我想要的。更何况，我已确认，纠缠和埋伏在张冲青涩生命里的许多东西，包括我说的“苍老的根系”，也许比他更重要。那我就不能一直跟着他，对着他聚焦。打个比方吧：箭箭不离老虎屁股，固然可以证明你射得准，但也乏味。中箭的部位不同，老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要的，或者说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是一只反应丰富的老虎。有几箭射不中也好，只要老虎有反应，甚至没反应，也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在结构和表现方式上放弃了“一直跟着张冲”的理由。
我不直接面对张冲了。我让他爸他妈，让老师。让同学，让亲戚去对付他。他们都是张冲无法躲开的。他们携带着我们的历史，也携带着我们的当下，直接参与了对张冲青涩生命的塑造。青涩生命里纠缠和埋伏着的那些东西，正是他们通过遗传，影响，强制，有意无意地注进去的，就像土壤和空气之于植物，甚至比土壤和空气还要有力。当我完成了他们和张冲的“遭遇”之后，张冲已经成长了五次，到我面对他的时候，他自己反而变得简单了。这就是这本书的第六章。
第六章里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在前五章里找到应和，或者说，前五章的每一个部分，都能跳过来，在第六章里和张冲重新“遭遇”。还有，我想让第六章像几枚钉子一样，把前边的几个相对独立的板块钉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更想让它具有一种功能，使这个有机的整体成为可以让读者随意翻转组合的魔方。
二、都在井里
钟红明：对张冲他爸张红旗来说，张冲就是他的将来。他天天念叨的是让张冲好好读书考大学，他还带一年级的张冲到成功范例陈大家里去感受人家儿子的出息。可是张冲是叛逆的，戴耳环、抽烟、上网吧，不好好学习。他把儿子吊在门框上，拴在牛槽里，他踏过儿子……最后，当儿子成了少年犯之后，放电影的张红旗经常会陷入沉思，问他想啥呢?他就会说：“谁想整谁了就给他当儿子去。”间他这话是啥意思?他说：“无期徒刑么，你想去。”你用过一个小标题——“井”里的张红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中国父母都希望孩子有出息，父母的期待和爱，为什么就变成了“井”?
杨争光：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所以第一章先从他爸他妈写起。我没想很顺溜地完成这一章，我在其中拐了好几个弯。对叙述来说，我以为是必要的。我想给读者增加一点阅读上的障碍，但穿越障碍的难度应该控制在不把读者挡回去。我一直对顺溜的写作持有怀疑态度，也怀疑顺溜的阅读。过于顺溜的阅读很可能造成什么也留不下的后果。
你传给我的一篇博文里有一句话：“我们活着似乎是为了证明父母、老师活着的意义。”是一位署名“范世子弟”的同学(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看了《少年张冲六章》以后写的。就顺着他的话说吧。如果父母要以孩子来证明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就有可能像张红旗一样掉进“井里”，因为孩子实在不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他是另一个独立的生命。你可以影响他，甚至也可以指点他，以你的经验和价值观“教育”他，但不能以你的意志“强制”他，迫使他成为你希望中的那种人。家庭和学校不是监狱，父母和老师不是狱卒，孩子也不是犯人。强制有可能遇到奋力的反抗。作为父母的我们，把对孩子的强制误以为是“爱”，是为了孩子好。强制以至于施暴，也就成了爱的另一种方式。在我们这里，“打是亲，骂是爱”具有普适陸。家庭专制是国家专制的民间基础。但家庭的强制又实在不能和国家的强制相提并论，不但不能相提并论，还会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制干预，因为孩子对家庭专制的反抗是合法的，受国家法律保护。咋办?死抱着“让孩子来证明我们活着的意义”不放，一旦期待落空，希望破灭，张红旗就掉进一口上不来的“井”里了，除了自虐还是自虐。自虐也是一种暴力，自己对自己施暴，直到生命终结。张红旗把这就叫做“无期徒刑”。
钟红明：父与子的冲突，代沟，可以说是永恒的。在这部小说里，这种冲突终于演变成了势不两立。那块槌布石头做的桌子，成为强烈冲突的“纠结点”。在张红旗眼中，那石桌是儿子通向未来的起跑线。但张冲却仇恨那张石桌。你把它作为一个象征物吗?
杨争光：是生命过程中和生命发生过碰撞的一样东西。这一样东西对生命的塑造起过作用。张冲和槌布石头一开始并不是势不两立的，他们的关系是在变化中完成的。槌布石头的遭遇和张冲有些近似。当张冲举起榔头砸断它的时候，张冲很像他爸张红旗，石头像张冲，甚至不如张冲。面对张冲的施暴，它没有足够的反抗力，所以，就永远呈V字型折断在四个砖头腿子之间了。它更像一个生命的记忆，是张红旗的，也是张冲的，也是张冲他妈文兰和他姐姐梅梅的。但它实在又只是一块普通的槌布石头。是象征物吗?我没想过。
钟红明：我读这部小说，常常会惊叹你的概括之精准，将一些言辞赋予了出人意料的意义，比如“储蓄”，饿肚子的年代人们往胃里装东西，养成了储蓄的习惯，张红旗把“储蓄”发扬光大，储蓄钱财、情绪、精力、名声……每一种储蓄都在他的人生节坎上显现威力。这样的言辞还有不少，它们是怎样来到的?
杨争光：就语言来说，我把准确表达放在第一位，然后才考虑所谓的生动。事实上，准确的表达，也往往是生动的表达，更有弹性和辐射力，尤其是汉语。
“储蓄”是从“养精蓄锐”来的，和计划生育有关。张红旗一定要文兰给他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计划生育的限制，他不能着急，必须憋着。他采用了“养精蓄锐”的战略战术。“养精蓄锐”是一个痛苦又激动的复杂过程：忍受当下的难受，为将来的结果激动。生孩子要养精蓄锐，养孩子需要积攒钱财，这就联想到了“储蓄”。这也是中国人经历生命的模式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构成部分。它蹦出来了。我逮住它不放。就这么，现代商业和经济行为中的语词和我们经历生命的模式发生了默契，异曲同工。
三、青涩的反抗往往是盲目的
钟红明：学校，是孩子接触的第一个社会。在孩子心目中，家庭里获得再多的肯定，都不及学校老师的一句肯定。张冲小学时代的两个老师，对他后来的人生走向，至关重要。张冲和男老师上官英文的对抗，可以说是惨烈的，被赶出教室，被抽，被嘴里塞上四五支烟坐在国旗下同时抽下去直到醉烟恶心……暴力体罚这样一种现象，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成为“权力”的一种演化。而张冲也清楚地下了决心，反抗一次是一次。是吗?
杨争光：在我的生活经验里，一个看护自行车棚的人，也有“权力欲望”。我们更习惯以控制和施“暴”于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哪怕是在培育和传播文明的学校。想起来真有些不寒而栗。我们通向现代和文明的路遥远得让人绝望。知识化并不能解决人的现代化，掌握更多的知识，也不一定就是文明程度的提高。噢，我好像走题了。对张冲来说，反抗首先是当下情绪的释放。青涩生命的反抗往往是即时的、盲目的、扭曲的。
钟红明：你给女老师李勤勤安排的是完全不同的面目。李勤勤毕业于名牌大学，清高，对张冲开始的时候充满好感，做过很多尝试来将张冲拉回“正确”的轨道。李勤勤和张冲之间发生的一切，你用了一个词——“遭遇”。相对于男老师的暴力，这个女老师对张冲的决定性影响在哪里?
杨争光：对张冲来说，李勤勤和张冲的父母，和体制，甚至和上宫英文在本质上是异曲同工的。李勤勤是一个尽职尽责，且为自己的职业付出真隋感的好老师，很善良，很愿意对学生好。但这个好老师也在一个“怪圈”之中。她对张冲的好，对张冲的付出显得很乏力。不是她不尽力，和张冲遇到的各种“力”相比，她的力在其中不成比例。她无法对张冲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反而，张冲对她的影响似乎更具冲击力。我已注意到，有人很喜欢看李勤勤和张冲的这一节。我不觉得奇怪，他们的“遭遇”中混杂着美好和无奈，希望和绝望，感动和疼痛，残酷的放弃和挣扎着的救赎，要比张冲和上官英文的“遭遇”复杂得多。
钟红明：当李勤勤找到张冲父亲，希望他留级免得影响升学率，张冲的激烈反应，他的“威胁”，和老师对话的口吻，为什么是以男性、成熟的面目出现?
杨争光：张冲早就想长成大人了，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就长成大人。他以为，他长成大人就会改变他和父母、和老师之间的力量对比，获得平等和尊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以成人的姿态表现自己，让对方感到：我是成人了!李勤勤给了他表现的机会，学可以不上，但尊严必须捍卫，所以他很激烈。初中三年级的他也接近成熟了，大半个男人了。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和许多中学生有过接触和交谈，他们比我想象的要成熟得多。张冲对李勤勤的这一次激烈的反应，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峙。他其实是喜欢这个女老师的，这也许是他要显得成熟的一个潜在原因。
四、有知识没文化
钟红明：李勤勤父亲，一个老教师自杀留下的遗书，写到了“有知识没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深刻而充满疼痛感的概括。你觉得这样的看法，会在多大范围中被认同?
杨争光：能有多少认同算多少认同吧。不认同也是一种交流和碰撞。希望有交流和碰撞也是我要把小说发表出去的原因。不是有一种“对话”理论吗?对话一定要获得认同吗?在很多情形中，不认同也许比认同更有价值和意义。
钟红明：对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从家庭到学校，到老师，到社会，给他们的是什么?不是爱，是爱的名义。是鄙视，鄙弃。他们不服。不服就会对抗。”为什么你在小说中直接写要善待学生?你的写作一向冷静，你不觉得此时作家的意图已经超过了小说的需要?
杨争光：忍不住了嘛。守不住那个冷静了嘛。狗急了会跳墙，人急了也会喊叫的。我以为，小说艺术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为什么要刻意地把自己“埋”起来呢?埋得太深捂死了咋办?在合适的时候伸脖子舒口气，叫几声，不见得一定会违背小说艺术的精神，让我叫几声行呀不?我记得惠特曼有一句诗，大意是，音乐在需要的时候停止，在需要的时候上升。我喜欢这句诗表达的意思。
事实上，你摘录的这些话，也不尽是我的“直写”，是李勤勤的父亲，一位退休老教师，瘫痪在床几年的痛思。他把他的痛思，说给了同样是教师的女儿：要善待每一个学生，尤其是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我在我的笔记本上曾写过一段话，大意是：如果我们的孩子都真的成了龙，许多年以后，满中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是龙的话，那该有多么恐怖。我们的教育不应该只习惯于培养人中龙嘛。我们的父母为什么非要望子成龙呢?“望子成人”不行吗?我们在“龙崇拜”的路上走了几千年，走得很辛苦，依然心力不减，还是奴才嘛，好像从来都没想过拐个弯，往人行道上走。
钟红明：在“几个同学”一章中，你写到了张冲的同学和朋友，看到你写张冲把所有课本装入蛇皮袋每天在校园背来背去让人忍俊不禁，你写到男孩子的打架和义气，他们萌动的情感，好学生和坏学生之间的关系。在写作之前，你是怎样走近那些年轻孩子的心灵的?
杨争光：我是从孩子过来的。我跟我的孩子也发生过对峙。但仅凭我的经验，是不能完成这部小说的。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到的这么一尺一寸地走近他们的吧!我不敢说我“走进”了他们，是否走进了，要让他们来评判。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这本书。
钟红明：你的这部长篇采用的结构，每一章有不同的侧重，有不同的人物，但重心又都要围绕着张冲，你如何来控制这种展开?分寸其实很难把握。
杨争光：父母，老师，同学，亲戚，甚至邻居，每一个人都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但在这一部里，我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把他们控制在和张冲的遭遇里，既对张冲产生影响，同时也是自我呈现。他们是张冲成长的土壤和空气。张冲这样的植物长成了张冲的样子。有些植物能适应，有耐力，就长成了人中龙。这也正是土壤和空气不放弃希望和坚持的理由。循环往复，张冲这样的植物生存的环境就变得更为恶劣。跳楼，自缢，以各种方式自杀的学生，在中学和大学都有，且越来越多，还会更多的。我总觉得，他们的自我解决不仅是对自己的绝望，也是对土壤和空气的抛弃。张冲没有，他选择了做“坏孩子”。
土壤和空气也有自己的处境和苦衷。张红旗不是在“井”里了吗?李勤勤不是要在无奈中坚持吗?张冲的姨夫不是要为儿子付出六百块钱的打胎费而心疼吗?公安局副局长不是被剜掉了一只眼睛吗?我以为，作为土壤和空气的我们，在与我们的孩子“遭遇”中，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当下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的焦虑，也能清晰地回望到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焦虑的历史原由。我希望，我们在听到有孩子自我解决的消息，在为他们痛惜的同时，也能感到他们对我们的拋弃，有一点疼痛感。
五、语文课本，全新的阅读体验
钟红明：第五章“课文”，我是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提供了一种新鲜的阅读体验。一篇课文加一篇后面的现实性叙写，从小学一年级写到初中，怎样想到用这个方式来写的?
杨争光：课文和父母，和老师一样，也是我们的孩子成长的土壤和空气，甚至比父母，老师更具作用力，尤其是语文。还有所谓的思想品德，老师和学生简称为“思品”。都是直接参与学生的精神塑造的食粮。而且，它们是国家选定的各路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国家意志和精英的教育理念以及价值判断的集合体。这就是我把课文专列一章进入小说结构的原因。我选择了语文，没有选择“思品”，语文的“教化”因素少一些，更具说服力。
我认真阅读了现在通行的小学和初高中的语文课本，无一遗漏。我还去过乾县逸夫小学，邀请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座谈过，清一色都是女老师。我选出了一些课文，让她们给我讲是怎么教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些，都对我写作这一章产生了我事先无法预料的作用。
现在的语文课本比过去的好多了。我选择了三十多篇课文，把它们挪移在了小说里。我想让读者和我们的孩子们一起读一读它们。我以为不多余。但仅仅挪移课文是不够的，我还想写出这些课文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发生延伸和扩张的可能性。这种延伸和扩张，也许是编课本的专家和教课文的老师始料不及的。
钟红明：在看到你的小说之前，我只是把语文课本看做孩子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途径。读了你的小说，我才意识到，原来语文课本，是一种人生的读本，是文化和社会的读本，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读本。语文课本居然这样富有实践陸，非常让我感慨。
杨争光：你是在表扬我吗?我很担心我写不好这一章。你的阅读感受给我增加了自信。如果真是表扬，那就谢谢谢谢。
钟红明：你从张冲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写起，当老师借助某篇课文阐述的道理，让孩子去问父母或者在家里实践一下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却往往和课本大相径庭。比如三年级的课文“妈妈的账单”，那张母亲开给小彼得的账单所列各项都是“0芬尼”，体现了母爱的无私。老师布置张冲和同学请父母开列账单，他却含着泪，听父母算那算不清的账，到考上大学才能一笔勾销的账。父母的爱，成了无法还清的债务……课文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杨争光：阅读中小学的课本，对我有诸多触动，是一次非常特別的阅读体验。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克服困境的煎熬，也有克服之后的小得意。比如李勤勤要回答什么是“嶙峋”和张冲提出的“灿烂的牛粪”那一段，是很煎熬我的。我说不清楚，李勤勤就说不清楚，煎熬了好几天，我觉得我还是说清楚了。写完那一段后，我就有些小得意了。写作确实是一件愉悦的事情，首先是愉悦自己。
选择哪些课文呢?选那些能把学生，老师和家长勾连在一起的，和流行的观念和意识有可能发生碰撞的，具有延伸和扩张的可能性的吧。这算不算选择的原则呢?我没想过。如果有原则的话，那就是，从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每个年级都要有。
钟红明：从张冲四年级开始，中间的几课，你使用了课文和张冲日记的对照来写，比如“幸福是什么”这篇课文之后写道，张红旗说课文里说“我劳动我幸福”是哄傻子的。“古往今来最可怜的就是农民，最让人瞧不起的也是农民。我爸说幸福不在村上，幸福在外边，在大城市。”五年级开始，你采用了张冲的习作和日记来和课文对照，日记是真实内心，习作是按照学校要求来写的，可以讲假话，只要符合老师要求。父母和老师都在教学生如何做到虚伪。张冲写的应用文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写了一张迁户口到北京的申请，透视了户籍带来的生活和教育的不平等。最后是张冲的自我总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杨争光：课文一章和其他各章一样，也几乎是少年张冲年轻生命经历的一次全记录。张冲是和课文一起成长的。现在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就要求写日记了。按照要求，写日记和写作文都要写出真情实感，但私密的日记和写给老师看的作文，往往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孩子在小学时期就已经学会了做多面人。他们凭生存本能和有限的经验就已经知道，真实的自我在现实中每走一步，都有可能吃亏碰钉子，不讨好。戴上假面就顺畅多了。孩子的嗅觉比大人更灵敏。八面玲珑的我们，也包括课堂外的老师，其真实的生存形象，可以消解所有的课文和课堂上的堂皇的“布道”。
当逆反逐渐积累成反抗的欲望和冲动，并具有反抗的能力时，张冲就有了那几篇恶作剧的应用文。其中的那一篇“自我总结”，几乎是他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体验和感悟生命成长的自白，也是他要抛弃学校教育的告別书。写完这一节的时候，我真有些五味杂陈了，借用现在孩子们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无语”。
钟红明：第六章，“他”，是对张冲的正面表达，之前的叙写，有些不清楚的东西，在这里揭示了源头。第一节用了诗体，为什么?
杨争光：这不是事先的设计，是即兴的随笔。刚刚出生的孩子，还只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纯粹、透明。我把他的成长和看月亮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么写挺好，有点像诗，像就像吧，就这么写了。
六、写作的现实关怀
钟红明：就像张红旗觉得自己在“井”里一样，张冲觉得自己在“圈圈”里。老师和同学，他们看他的目光连成一个圆圈圈，让他浑身不舒服。“佛顶上是光圈，我头上是绳圈。”他的叛逆和反抗，是必然的，是盲目的，也是悲哀的。他最终伤害了自己。在张冲心目中有一块干净的地方，苗苗。为什么他们之间不是萌生了爱隋?为什么张冲自己选择了反抗做一个坏孩子，却希望苗苗读大学?
杨争光：我要说到“性和爱”了。在我们的文化里，“性”几乎是个贬义词，至今好像还是不干净的人类行为，尽管少有入拒绝。公开提到“性”，我们的大多数立刻就会显出道学家的面孔。私下里呢，那可就说得津津有味了，当然，是说別人。做呢，不说谁都知道的，反正我觉得男盗女娼的很多。爱则是好的。很古的时候，有“兼爱”，有“仁者爱人”；现在则有“爱祖国，爱人民，爱父母”，“爱猫爱狗”，等等，听起来很有爱心的。爱得怎么样呢?什么是“爱”我们可能还没搞清楚呢。我以为我说得并不武断。我们对孩子是怎么爱的，就可以为我作证据。两性的爱呢?也是一本糊涂账。问一问正在爱着的恋人和已经爱成功了的夫妻们，我相信也能证明我说的大致不差。在这样的土壤和空气里，张冲和苗苗能萌生真正称之为“爱情”的爱情吗?有，也是朦朦胧胧的。
中学生是不许谈恋爱的。性更是禁区中的禁区。就性和爱来说，张冲的叛逆和反抗仅限于挂个女朋友，但不是苗苗。就是挂女朋友，也是一个反抗的姿态，并未像他的表弟文昭那样实做。他可以对抗秩序，对抗父母和老师，但没想伤害女孩子。对苗苗就不仅是不伤害了，还要保护。苗苗确实是他青涩生命里的一块净土。他选择了做坏学生，但不愿殃及苗苗。他从骨子里还是认可现行的“好学生”和“坏学生”的标准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坏”的，苗苗应该走上大学的正路。张冲就是这样的叛逆者和反抗者。
钟红明：有入说这是仿；距离现实最近的一部小说。你怎样看作家对现实的关怀?前些年曾经提倡过底层写作，但也带来表层化的问题。有人就根据纪实新闻和案件来写作。你用什么来超越那种“现实主义”?
杨争光：我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关怀，也没想过要离开，就是想离开也做不到。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对付当下，对付现实，想逃也逃不开的，写作者也一样的。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在吃饱喝足以后坐在他的书斋里，把自己运送到过去，和历史中的人一起生活。历史是不可复制的。每一种历史的叙写都是当下的叙写，都有当下的关怀。只是关怀的东西和层次不同罢了。将来呢?我也不相信谁能把自己运送到将来去。更何况，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将来——这不是我的话，但我认同。
你说的底层写作，我不了解，至于所谓的“现实主义”，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也就不存在对它的“超越”了。
说《少年张冲六章》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部小说，可能是因为它触及了当下现实的一个热点，几乎和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关系。看看每年高考的景象，会让人惊叹到晕倒。如果兵马俑是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创造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话，我们的高考就完全可以列为现在的中国人创造的世界第九大奇迹。
但我没想把《少年张冲六章》写成一本社会问题小说。我要的是：提起树苗，连泥带水拔出它的根须，看看有什么样的泥水，什么样的根须，枝条和叶片上吸收的是什么样的阳光和空气。
七、故事是有局限的
钟红明：一般人喜欢读到的长篇是情节推动强烈，有紧张度，也就是有故事又有人物的小说，但你却不这样写。你的《从两个蛋开始》，也不是一般常规的写法，而是每一节都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短篇，他们彼此作用，构成了整个长篇的气场。你怎么看所谓的故事性?你认为长篇小说的故事以及文本意义是什么?
杨争光：我写小说，也写电影和电视剧。我的写作经验使我对曾经很看重的故事性产生了怀疑。故事是有局限的，越长的故事，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局限，即使编织得很紧凑。我的阅读经验也给了我印证，尤其是小说。过于紧凑的故事会减损小说的辐射、扩张和渗透力。故事紧凑的小说多有当下的痛快和淋漓，却难有咀嚼的耐受力。好的小说应该能经得起反复阅读，过于看重或热衷于故事的小说是很难达到的。我不拒绝故事，但很警陽。我不能让我的小说故事化，尤其是长篇小说。我在写《从两个蛋开始》的时候就强化了这种意识，也这么做了。它比编织一个以情节推动情节的完整故事要困难得多，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小说。块状组合，相对独立。彼此遥相呼应，就像你说的，构成完整的、具有辐射、扩张和渗透力的那种气场。《少年张冲六章》也是非故事化的，我宁可让自己多些煎熬，也不愿让故事减损我的表达。
每一个时代都有伟大的小说家在不断改变和丰富着小说的风貌，当然也包括长篇小说。就文本意义来说，我以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別，都是小说艺术。如果有的话，就是长和短。这一区別可以提醒写作者：別把长篇小说写得像一个短篇，因为它们实在还是长短有別的。
钟红明：在这部小说中你付出最多精力在何处?困难在哪里?
杨争光：点滴积累，历时五年，有用无用的素材和胡思乱想几乎写满了一个笔记本。还要想清楚：我要写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次有意义的写作?
用六章来结构，打碎了故事，分离了时空，又要把它们组合成一个魔方一样的整体。每一个细微处都要小心对待，还想要让它们好看、耐读。就是这么“难”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