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写透中原大地

李鲁平 湖北枝江人。一九八三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先后获哲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九八年起从事文艺评论工作。评论曾为人大复印资料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并获武汉文艺基金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出版有评论集、专著《政治漩流中的作家们》、《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文学艺术的伦理视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发表评论七十余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作家协会秘书长、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

李佩甫 一九五三年生，河南许昌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一九七八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等，选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李佩甫卷》，中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黑蜻蜓》等，另有电视连续剧、电影剧本等共四百余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飞天奖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部分作品曾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

李鲁平：我有一个冒失的观点，您的创作一直伴随着中国农村发展的步伐，伴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因此，只要是关心农村的读者，都应阅读您的作品；只要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读者，也应该阅读您的作品。

当然，农村是一个太大、太复杂的话题，我们只能就作品聊农村。我想先谈谈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几个小说。一个是中篇《无边无际的早晨》，这个小说的题目后来也成为您的一个小说集的书名，可见您对这个作品是有偏爱的。虽然我注意到了小说开头对李治国出生的那个早晨细致而富有感染力的描写，但作品主要写的是李治国的成长，尤其是李治国进入公社、县的基层政治生活之后的矛盾、紧张、焦虑。因此，我在想，“无边无际的早晨”在这个小说中有什么特指吗？

李佩甫：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地。我的“领地”就是“平原”了。应该说，我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才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向”。这中间长达八年时间。这八年是我写作最痛苦、最熬煎的八年。这八年里，我几乎每晚都像狼一样四处游荡，苦苦思索，夜不能寐。

一九八六年初，我发表了中篇系列小说《红蚂蚱、绿蚂蚱》。这篇作品先后被当年的《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选载。由此，我暗暗松了一口气，终于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向。也同时奠定了我的写作自信。这时候，我已看见我的“平原”了。但还是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晰的、罩在雾霾里的。

对于“平原”——认识是有过程的。“平原”与“我的平原”这中间是有差别的。真实意义上的“豫中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而文学意义上的“平原”需要再造。再造的过程，也是我在建构自己文学“领地”的过程中一次一次重新认识的过程，这需要“第三只眼”。可以说，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这也是我在平原上的“掘井”过程。

《无边无际的早晨》是我一九九○年的作品，也是我由单一乡村叙述进入大平原视野的作品。这时候，雾霾渐渐消散，“平原”就近在眼前了……所以说，这个“早晨”是大时间中的、无边无际的。

李鲁平：《无边无际的早晨》虽然涉及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饥饿、运动、集体劳动、集体食堂、造反批斗，等等，这些是这个时期农村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个中国农村极为特殊的时期，孤儿李治国在乡亲们无私的哺育和关怀下，顺利成长起来。尽管中间，李治国走过不算重大的弯路，比如偷窃乡亲们的东西、在学校里当上造反司令，但在队长三叔和乡亲们的及时而质朴的教训下，李治国迅速、幸运地回到了正轨，并直至进入公社给书记当通讯员。尽管这个时期的农民都不富裕，但以三叔为代表的大李庄村的乡亲们还是给予了李治国尽可能的温饱生活。在李治国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偶尔跟在队长后面，“狐假虎威”对农民指手画脚外（农民可以把这理解为孩子的调皮和不懂事），他与大李庄村的乡亲们基本没有直接的冲突，甚至李治国参加造反被三叔一巴掌打回大李庄村，都不能叫直接冲突，李治国还不懂得“革命”、“造反”这些词语的含义，他更多的是因为喜欢校花姜惠惠而走向街头。

但踏入社会后，进入基层政府后，李治国逐渐被裹挟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必须面对的，也是不可避免会与大李庄村的乡亲们发生直接冲突的。因此，这个作品的重心还是集中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的农村。这是农村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阶段。计划生育、农民税负、农村基础建设、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这些复杂的形势对那个时代的乡镇干部都是一样严峻的，但对在家乡当官的李治国来说，却显得更加沉重，因为无论是催粮催款还是上环引产，他每时每刻都面对着抚育自己成长的亲人。这种尖锐的对立环境使得这个作品和这个人物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尖锐的疼痛感其实并不来自李治国本人与乡村的对立，它来自李治国的身份和李治国的职责，也来自农村政策等等许多因素。但令我感动的是无论李治国做了什么，大李庄村的村民并未记恨他，并未抛弃他，当他结婚、调离的时候，乡亲们以最朴实的方式去祝贺或者看望，这些难以置信，却很可能是真实的存在。您的创作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乡村的看法，尽管我也来自乡村。

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是我近一步切入“平原”的作品。在大时间的概念里，“平原”就在我的眼前。在雾里，我看着它。既熟悉又陌生。我得穿过时间的迷雾重新认识它。

《无边无际的早晨》写的是一个县级干部的成长史。这部中篇是主要写成长的作品，它的着力点是“成长”，不是“背景”。那时候，我的认知还是有局限的。而《无边无际的早晨》更多地写了“给予”。写了大地的滋养、恩惠。那时候的李治国与乡民有“对立”而没有“包袱”，因为他仍然是一个“黄土小儿”。在这部作品里，虽然有沉重，我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温情。是写热土，写情义，写“厚”的。至今我仍然记得《北京文学》的编辑专门跑到郑州来找我改稿的情景，当时，他们就认为这是一部可发头题的作品。但因为此作有一章专门写到了乡村的“计划生育”问题……那时候，这个问题不便触及的，他们希望我删改，后来就压掉了。

总之，《无边无际的早晨》的写作较为自由。那时候，找到“平原”就等于占有了自己最熟悉的自然资源。眼界一下子开阔了，生活素材纷至沓来、俯仰皆是，我就像是掉在了生活堆里，细节是可以挑着使的。坐在书桌前，我眼前却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它沉默着，有人在走动……

李鲁平：《豌豆偷树》这个中篇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虽然作品里面的生活是一九八五年的事情。那个艰难时代的农村教育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已经载入历史。理论上，现代社会的教育事业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村教育似乎只是一群民办教师的事业、是农民供养的事业。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一代甚至几代民办教师对农村社会的文化启蒙、对把知识和文明的火种播撒到乡土社会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堪称民族丰碑。王文英就是这些老师中的一个代表。甚至曾经有理想、有浪漫，但不得不接受农村社会改变的校长郭海峰也堪称其中的一员。戴驼色围巾的郭海峰老师消失了，他变得跟农民一样粗俗、一样到处赶情、一样行复杂的大礼、一样对干部点头哈腰……但他知道王小丢是好学生，他既要满足村干部和大户的要求，这样学校才有钱，也要曲折地、暗暗地默许王文英老师的做法，因为他自己就曾经是一个知名的教师、是公办教师、是乡村社会都知晓的“右派”，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历史和出身。这个作品与您许多写农村的作品似乎很不相同。

李佩甫：应该说，自《豌豆偷树》始，我在作品里开始透出更多的对乡村的反思和批判意识。我过去一向习惯于第三人称写作。这部中篇，是我进入平原写作后第一次使用日记体的笔法。使用第一人称有较自由的一面，也有局限性。但日记体有利于表现一个民办教师的内心情绪，所以我采用了日记体。

其实，这篇小说的灵感最初来自于生活中听来的两个细节。一是，一个村的农民去找队长讨要卖树的钱，可队长不给，说没钱。他要了一年也没要回来。后来，他的儿子拿一根绳，当着众人说要把自己吊在树上……队长害怕了，马上就把钱给了。我要说，这就是“国民心理流氓化”的开始，是一次次逼出来的。另一个细节是从一个乡村民办教师那里听来的。他说，他教了一辈子书，最后年年来看望他、孝敬他的却是一个“小偷”。这孩子上学时很调皮，学习也不好，后来就混成了“钳工”（小偷的别称）。可那些考上大学的孩子没一个来看他的。倒是这个“钳工”，每到过年的时候，都会提着礼物来看望他。坦白地说，就是这两个细节触发了我写《豌豆偷树》的动机。这就是“教育”。

当然，一个作家一旦有了自己的地域，或者叫做根据地。就像有了发酵粉一样。任何构思，都可以放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去表现。这样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李鲁平：《乡村蒙太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我特别喜欢。作品用镜头的方式，呈现了一个乡村的各种人物。从技术上，小说没有遵循传统的写法，沿着几个人物和几个线索循序发展下去，而是俯瞰着乡村，将一个乡村的每家每户的活动描述出来，是多个焦点、多个视角。用小说勾画出这样一幅乡村图景似乎很少见。里面涉及那个时代农村典型生活的全部，收粮、催款、修路、派饭、爱情……这是一幅全景画，是一部电影，其语言和叙述令人阅读起来格外舒服，这样的写法估计在您的创作中也是唯一或者极少的一次。

李佩甫：坦白地说，写《乡村蒙太奇》是我第一次使用电脑的练习之作。那时候，我刚刚买了一台初级版的电脑，不会用。就看着一张报纸上介绍的“五笔字型”用法，试着学打字。最初，一个一个学着打汉字很烦、很枯燥。于是，学了两天后，我就试着把脑海里积存的人物、细节等，一段一段打出来……这样有意思些。可打着打着，人物和细节不断地涌现出来，一个个活生生的，打都打不及。记得打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看有近三万字了。 再看，一个个场景都是我最熟悉的，情绪很一致，虽然只是一个个的片段，但他们都“活”在同一个生活氛围里。这就体现出特定地域和特定环境的重要性了。这时候就差一个“点”了，一个可以把整个作品统一起来的东西。当然，最费心思的是要找到一个把所有散点（也就是你说的多焦点、多视角的乡村图画）集中统一起来的结尾。这个结尾十分重要，它要把整部作品统率起来，又必须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具有全局性的尾声。为这个结尾我花了很多心思。最后终于找到了。

这个中篇应该说是我写得最自由、最没有负担的一部。作品写完后，我打字的功夫也练出来了。

李鲁平：以上几部中篇我们读到了您不同的写法、不同的关注点。我很想说，它们可能都是为您后来的长篇创作作准备的。比如，《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人物或者故事或者背景，在您后来的长篇中就出现过。比如《送你一束苦楝花》这个如书信一样的作品中表达的内涵，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农民、哥哥与妹妹、梦想与现实、突围与束缚……这些后来都得以在长篇中充分叙述。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想，您很早就有一个大的梦想——写出中原大地，您一直在准备，在中短篇中不断准备，当然，最后您的艺术追求在三部长篇中得以实现。因此，您无疑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

李佩甫：长篇是大活。这需要多年的积累。这其中包括认识的积累、情绪的积累、生活素材的储备。是需要对生活认识、认识、再认识的。我个人认为，只有认识才能照亮生活。生活是大量的，是泥沙，文学创作是要在沙中淘金。

尤其是我把“平原”作为写作领地后，就拥有了从不同角度一次次审视这块土地的全方位视角。一旦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反而看得更清楚了。且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认知和新的解读方式。这也就使我的长篇创作有了更充分的准备时间。我的长篇是“泡”出来的。就像是泡豆芽一样，只是浸泡的时间更长。有时是一年、两年……有时是十年甚至更长。

李鲁平：《羊的门》是您的一部重要的长篇，虽然这个作品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在豫中平原的政治生活中展开的，活跃其中的呼国庆、呼伯（呼天成）、范骡子、王华欣、李相义，等大多数人物都是县市级领导干部或基层干部。因此，表面上，作品展现的是一幅官场权术的画面，仔细体味起来，似乎作家并不在意这些人物的政治生活内容或价值。对这部作品，谢丽娟和呼国庆的争论或许是最好的解释。呼国庆在突然被改任县委书记并被要求与前妻复婚后，内心撕裂、纠结、痛苦，当然更加痛苦的是被伤害的谢丽娟，当他上门看望打算辞职离开的谢丽娟时，憔悴的谢丽娟对“平原”及其男人女人有一番抨击，呼国庆对此也有一番辩护。这一男一女两个主角的谈话其实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力图要揭示的。所以，我想，也许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会被小说带来的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误导。

李佩甫：《羊的门》的写作，是我长年准备的结果。这部长篇占有了我三十年的储备。应该说，正是从这部长篇开始，才使我有了关于“植物说”的认知。从这部长篇开始，我着意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也是我第一次把“人”当做大地上的植物看待。我要看一看，在这块土地上，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到什么形态、什么样子，它的高度在哪里？

在这部长篇里，我大约写了二十六种草（为写这部长篇，我曾专程到家乡的田野里去再次认草）。在平原，一般老百姓自谦的时候，都说自己是“草木之人”。说实话，我们这些人也的确是“草木之人”。“草木之人”大多是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他们的命运是跟着形势走的。这就是古人说的，大势决定着人的命和运。

在这部作品中，呼天成之所以被称为“草精”，那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一般的“草木之人”了，他已经成了“精”，他可以左右别人的生命了。难道这就是平原植物的高度么？这正是我要问的。

说实话，写这部长篇时，我根本没有想过官场，我只是随着生活和人物走，甚至是生活中的人物在“牵”着我的笔走。

李鲁平：这样，我们自然会谈到“平原”。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想也是您在多年创作中一直关注并难以释怀的一个话题。谢丽娟对平原有自己的理解，呼国庆也有自己的理解，而在我看来，呼天成才是平原人和平原精神的典型代表。

李佩甫：是的。平原人是“以气做骨”的（平原人最典型的一句话是：“人争一口气”），这是我对平原人“上线”的总结。“气”一旦凝集起来，能量是巨大的，就像是“万吨水压机”。

平原人又是在“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这是我对平原人“下线”的总结。这里写的是一个“贱”字。贱是一种缺陷，是一种病象，也是一种含在母体中的毒素。但同时，千万不要轻看这个“贱”字。就是这个铺底的“贱”字，足可以滋养高贵。同时也会生生不息！

李鲁平：《生命册》是您的长篇新作。我开始读这个作品时让我感同身受，特别是作品中的“我”经常接到家乡来的电话，电话那边经常传来的是祈求帮忙的声音，经常传来的是一句“你不是在省里么”或者“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这些话很多年前也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耳边频繁出现）。“你不是在省里吗”这是发自乡村，可以令一个刚刚踏入城市社会的青年崩溃的观点。当然它更重要的不是对身处城市而毫无根基的青年人的折磨，而是生动呈现了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的隔阂和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可解释的天壤之别。在三十年前，估计每一个乡村的农民对城市都持有这种观点。你进入了城市社会，你到了省城，那么，这个城市就是你的了，那么对诸如招生就业、生病住院、官司纠纷，等等问题，都可以一个电话解决。要让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了解一个城市社会的运转机制不仅仅是痛苦和困难的，更是需要漫长时间的，有时候还需要生命的体验和代价。经过了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很多乡村人都走出了农村进入了城市，很多农村都已经或正在城镇化，但广大农民真正了解和熟悉城市并融入城市的道路还很漫长。

李佩甫：《生命册》这部作品几乎动用了我五十年的生活储备，也是我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

在《生命册》这部作品里，我花工夫最大的人物就是这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当代知识分子吴志鹏。这是一部主人公吴志鹏的“思想流”，或者说是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对于这个从乡村走出的、吃过百家饭的当代知识分子，我并没有着力去写他肉体的外在形态，主要写了他的背景（他的感觉、他的生活态度、精神走向及心理流程——或者说是精神成长的思维过程都来自于背景）。写吴志鹏这个人，我是主写“气”的，是气质、气场以及来源。文中所有的“人物”，都储存在他的精神记忆里。那些生命形态无时无刻不在他记忆里发酵，那是他的精神源泉。“以气做骨”的结构方式可能会让很多评论家不适应，所以各种评介都认为吴志鹏写得弱了，可我坚持认为，这是我自创作以来，内心世界写得最丰富的一个人物。

李鲁平：我发现您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和背景地是有连贯性的，比如《生命册》中所写的“我”的故乡，无梁或者吴梁村，颖平县，这些背景地也是《羊的门》的背景地。《生命册》中写到“我”是一个孤儿，母亲生下“我”便去世，父亲在煤矿因瓦斯爆炸而去世，这个细节在中篇《无边无际的早晨》中也存在过，不过在中篇中“我”是另外一个人物李治国。中篇也好，长篇也好，我理解您一直在用小说表达自然的豫中平原、社会发展中的平原以及豫中人的平原。大致说来，外界读者对这一地域以及人文风情还是不太熟悉的，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地域比如“颖平县”真正所指的这一带，在三国时代是英雄辈出、人文荟萃的。后来，尤其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人们对这一地域似乎了解得不多。在小说之外，您能否向读者谈谈您的家乡、您了解的平原以及您的经历与创作？

李佩甫：平原是我的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常年在平原上走，一般是五六个县的范围，只是想一次次地重新发现和认识它。这里一马平川，无山无水（有淮河的支流），无依可凭、无险可守。但同时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又是最适于植物生长的地方。可以说，插根棍子都可以发芽。由于这里处于汉文化腹地，是历代王朝征战之地，杀气重，古文化浸润很深，加上人口密度大，小活容易，大活就难了。

说实话，就我个人来说，我出身于工人家庭。童年生活在许昌——中原腹地一个小城市。这个城市虽小，最早却是曹操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方。同时，这个城市与乡村的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说是半城半乡。早年骑着自行车向任何方向走十分钟就是田野了。那时候，我虽然出生于工人家庭，可我所有的亲戚，都是农民。需要说的是，我自幼在乡下的姥姥家生活了很长时间，也跟乡下孩子一起到地里去割草。童年里，乡人对我的一致评价是：不像城里人。后来中学毕业后，我又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劳动，也曾经在知青中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那时候，全国都在搞“文革”，会多。我也常年跟着一些乡村干部到公社去开会。由此结识了各个村庄的大队支书之类的干部。后来上学，到工厂当工人，再到文化部门工作……但乡村一直活在我的记忆中。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口井。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成了重新认识的掘进过程。

李鲁平：《生命册》中有一些与平原有关的自然元素，如风、沙、树（柳树、榆树、槐树、楝树、椿树、枣树，等等）、无梁的气味、植物（地龙花、翎子花、仙人花、小虫儿窝蛋），等等，这些都极有趣味，因为传达了许多知识，但也隐藏着极深的策略，因为写这些自然的元素并不是您的本意。比如，写了平原的树都很难成栋梁之才、离开土地很难成活之后，您主要写了一个边缘性的人物梁五方。梁五方不仅在建筑上极有天赋，也能吃苦。更重要的是他有尊严，他力图不求人、不委曲求全，他努力靠自己的本事实现他与老婆的梦想。换到今天这个时代，梁五方堪称农村的能人、农村的希望。但随之而来的运动粉碎了他靠本事吃饭和创造生活的梦想。而且，由于他与无梁村的文化格格不入（类似于树脱离了土地），注定了他从此的命运异常艰难。他几十年的上访流浪和孤苦伶仃，验证了平原的树木的特性。又比如，小虫儿窝蛋与虫嫂的关联。一个女人，一个滑稽、被视为贼的矮小女人，牺牲尊严、人格，任人讽刺、挖苦、辱骂、欺负，但以一种顽强的意志把三个子女抚养成人。她的生与死，都与平原的草一样，无声无息，但坚韧无比。

李佩甫：《生命册》是一部主写“背景”的长篇小说。同时这也是一部全方位抒写平原“大地”的全景小说。我把人当植物来说，写一个人成长的背景：环境、土壤、人物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有一个观点：童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只有把他的背景写深写透了，这个人才能真正站立起来。所以，这部长篇的核心是“背景”。在这里，“背景”就是土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分析“土壤”的作品。

我说过，为写这部小说，我几乎动用了一生的生活储备。每一次动笔前，我都会闭上眼睛，动用全身的每一个器官去感受、品味这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以及平原上各样植物的生长状态。如风的气味、沙的气味、虫儿的呢喃及各种植物的气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像是一股无形的风，在平原上刮来刮去，溜进田野、溜进每一间屋子，去偷窥乡人的生活。夜半时分，去偷听乡人的骂架声。我跟乡人同呼吸共命运。在这里，“苦”是生活的常态，是背上扛着的“日子”。但这里也是有笑声的，那是日子里的“阳光”。尤其是远离乡村之后，在精神里我反而与他们越来越近了。拉开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反而看得更清楚了。当然，此后我每年都要到平原上走一走、看一看，却并不是要寻找素材，这是呼吸和感觉的需要。

李鲁平：我还想跟您聊聊《生命册》的叙述。这样一部大的作品，您叙述起来举重若轻，读起来也畅快无比，其中一个因素就要归功于您独特的叙事艺术。其实，这个作品并没有一个一贯的线索和故事发展脉络，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而且，每一章与上一章不一定是连贯的、连续的。似乎很随意。写花、写草（其实，《羊的门》也写过平原的草）、写风、写气味、写芦苇，也写各种各样的人。整个作品看似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城市的生活挣扎开始，事实上在其中穿插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各种人物。有些人物或者符号会在许多章节出现以便呼应，维护作品的整体上的严谨。比如当村长的老姑父，就在许多章节出现。梁五方也是如此，他曾经被作为主要对象在写树的时候出现过，但在后面或者其他地方，因为“我”的流浪、奋斗、寻找（梅村），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人物传递信息，梁五方的算命、上访、流浪生活方式，使得他与“我”的偶尔相遇成为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他带来了无梁村的信息，也带来许多关于命相和阴阳五行的神秘文化。蔡思凡整个人物也是如此，她在作品开始出现过，“我”在洗脚店遇到过、老姑父捎信让我寻找过，其间也经常出现，梁五方也经常讲述蔡总的故事。作品的最后，作家从“筷子立起来”的乡村文化符号开始，叙述了一个隆重的迁坟仪式，让蔡思凡与“我”再次见面，当然也是让“我”与无梁村再次拥抱。其中当然有蔡思凡要“我”为她平反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回答，这个曾经逼迫得“我”四处躲避的乡村，“我”是否还能、还要躲避？作品不断离开焦点，又不断回到焦点，并在这一叙述运动中穿插许多航标一样的标示，使得这种自由的叙述运动有一个整体的轨迹。因此，要从宏观或者一个抽象的角度来看，才发现作品中内在的逻辑和联系。这不能不说令人惊叹。

李佩甫：《生命册》这部长篇的结构是“以气做骨”的，就像是一棵树的主干。让一个人的“思想流”作为一部长篇的内在支撑，这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也是一次挑战。在这里，我把所有的人物都作为背景，或者说是支脉，我是想写隐在一个人背后的东西。

同时，长篇采用第一人称，以“以气做骨”（指以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流程作为主干）来写是有一定的难度和局限性的。而且主写背景。所以在过滤生活、裁剪内容诸方面是很费心思的。尤其是结构方式，我采用树状的结构，从一树一风一尘写起，有枝有杈，又怕写散了，这过程是很要命的。

在这方面，我着意地尝试着在一枝一杈上用一些“隐笔”或者叫“草蛇灰线”，比如 “见字如面”，比如“给口奶吃”，比如“白条”，比如“汗血石榴”等等，这都是我特意设定的、解开这部长篇的锁钥。对我而言，最大的难度，是语言方面的。我一直认为，文学语言不是语言本身，它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表达。

李鲁平：您的三部长篇，《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无疑都是非常独特的（不仅仅是作品的名字独特）。《羊的门》通过呼伯的一生，反映了中原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独特模式的萌芽、发展与成熟，这就是呼家堡的集体管理模式。通过呼国庆的晋升和两次重大挫折，呈现了许田市以及颖平县的政治生态，而这一政治生态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域的社会发展。呼天成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很大一部分便是维护呼家堡朝着他理想的农村模式发展。也因为此，他第二次挽救呼国庆之后，便决定把保持呼家堡发展局面和方向的担子交给呼国庆。很显然这是一部以呼家堡为核心为代表的农村发展史。

李佩甫：我说过，“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做“植物”来写的。其实，我并没有着力去写史，我写的是本土植物的生命状态，是在这块土地上随着时间和时代变化成长中的“植物”——人。

在这个意义上说，《羊的门》是写“草”的，写的是原生态。主要写的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本土“植物”的生长状况及高度。我要告诉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最好的植物，可以长成什么样子，也只能长成什么样子。《城的灯》呢，就这部小说来说，它的不同，首先在于“城”的出现，“城”的诱惑。写的是“逃离”，是对“光”的追逐。第三部，《生命册》是写“树”的。写了一个人五十年的历史，写的是“树”的背景及生长状态。同时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内心独白，是从一个人的记忆视角出发的。这里记录的是 “我”五十年的内心生活，这五十年，社会生活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面镜子，是镜子里的五十年。而“我”则是一个“背负着土地行走的人”。

如果将三部长篇相比较的话，《羊的门》写的是客观，诉说了土地的沉重，及植物（草）生长的向度。《城的灯》则写的是主观，是逃离，是对“灯”的向往。而《生命册》则写的是“树”，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是土壤的丰富性。同时也是五十年后对这土地的重新再认识。三部作品相比较的话，是递进关系，是一次次的发问，是三部曲。所以《生命册》无论从宽阔度、复杂度、深刻度来说，都是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次关于“平原说”的总结。

所以，就这三部长篇来说，我虽说以现实的平原生活为垫，但又是我多年思考的结晶，不是一两个生活原型就可以囊括的。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都是经过高度浓缩，是在脑海里经过多年浸泡后提炼出来的。一旦跟现实对了号，就失去了小说的意义了。尤其是呼天成这个人物，它是经过数十年淘洗、由无数个人物集合、凝结而成的。是小说中的时代生活落在了他的头上，这才有了典型性。

李鲁平：与《羊的门》不同，《城的灯》的核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写一种处心积虑的逃离。当兵对那个时代以冯家昌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青年农民来说，是逃离乡村、走进城市的极少也极其宝贵的一条道路。冯家昌利用给首长服务的机会改变了自己，放弃了等待他八年的农村女人，他把自己的脸磨砺得能够经受任何捶打，因为他不仅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改变冯家四个蛋儿（他的四个兄弟）的命运。当然，他最终获得了成功，冯家一门五个儿子都逃离了土地，并且五个人都在都市社会占有了相当的位置，或者金钱的或者权力的。但在辉煌的成功面前，他们突然意识到巨大的失落和虚空，因为当他们再次想踏上家乡的土地时，已经很难了，他们的精神和心灵漂浮在家乡与都市之间。他们所经历的从乡村到城市的艰难历程丝毫没有减轻他们的道德负罪感，反而因为自己的蜕变将永远背负着对乡村的亏欠和不安。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很令人疼痛的问题，农村的城市化，农民挣脱乡村和向城市的进入究竟如何才是光明的、道德的，这个问题类似改革开放中曾经讨论过的市场经济中的原罪问题。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审视冯家昌这些逃离土地的农民，还要审视没有逃离土地的农民的命运，比如坚守乡村、建设乡村的刘汉香的死，刘汉香作为农村精神的守护者却被几个渴望致富的农民杀死。显然，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在变。

李佩甫：这是个悖论。

《城的灯》是写逃离的。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可以说是一场逐渐发动的、近乎于“大迁徙”的农民进城运动。甚至于如何看待这样的一场可以说是“自发式”的、又近乎于“运动版”的“大迁徙”，不是当下就能认识清楚的。也许，这种连根拔起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可是，当我写坚守时，又是非常吃力、迷茫的。《城的灯》原来后半部是写刘汉香进城打败五兄弟的……可我思考了半年，还是让她留下来了。人类生活是有光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疑。我曾试图想写出真、善、美的标尺……也许我错了。

李鲁平：与《羊的门》、《城的灯》都不同，《生命册》的核心在城市，尽管其中，叙述的焦点不断回到乡村。与《城的灯》不同，在《生命册》中，对乡村的回避、躲避、逃离，不是空间上的，也不是因为要获得城市户口。“我”是有城市户口的，还是大学讲师。“我”的逃离是从精神和情感纽带上的逃离。“我”不能背负着一个几千人口的乡村在都市安静地享受都市带来的繁华和福祉。这使我想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描述。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乡村是集全村之力，培养一个“士大夫”，等到这个培养对象进入了官僚阶层，一个乡村便得到了依靠，得到了保护，也有了发展的便利。因此，当一个人走出乡村，进入城市，进入城市的管理阶层或者知识阶层。这个乡村所有的希望便被寄托在这个人身上。遗憾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身份的改变，与过去、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取士，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人进入城市之后往往只能确保自身，甚至自身难保。《生命册》中的“我”就是如此。一个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无法承担拯救一个乡村的重任。于是，“我”便不断逃跑。这是意味深长的。我自己，以及许多在三十多年前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命运的六○后人，也都有这样的体会。我甚至还没有冯家昌的本事，解决一家兄弟的户口、就业和生存。当然，这里面仍然有一个疑问，乡村真的企图从“我”的身上索取那么多吗？乡村真的就是“我”身上的不堪承受、必须抛弃、反复躲避的重负吗？并且，作为从平原、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的“我”，就真的能够摆脱乡村吗？《生命册》的结尾中，“我”再次回到乡村，不仅仅是陌生，而是一种恐惧，恐惧自己不能回到乡村、恐惧自己没有了根、恐惧自己真的被乡村抛弃和遗忘。这是令人震撼的。

李佩甫：说实话，当年（甚至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农民的后代，要想改变命运，只有三条出路：一是就地做官（从最基层做起，这类人是凤毛麟角），呼天成是也。二是当兵，三是读书（读书也是为了做官。当然，当一个人拥有知识后，选择会更多一些）。呼天成应该说是在当地做官做得最好的，是最优秀的；冯家昌是农民子弟当兵后提干的，也是最优秀的；我写吴志鹏，是写从农村走出的当代知识分子，不管他教书或是经商，也应该说是最优秀的了。这三个人物，代表三个不同的人生方向和不同的命运轨迹。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地域的植物生长的高度和缺陷。

这三个代表人物中，只有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吴志鹏是一个思考者。这是他与另外两个人物的最大不同。也是希望之所在。

李鲁平：我前面说过，您一直在追求写透中原大地，您写了中原的土壤、空气、植物，甚至不厌其烦地写了植根中原的那些历史、文化、风俗，比如《易经》、《易筋经》（还附了很多图）、命相术、领席、村规，等等，并把这些放在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来写，与中原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最终写出了中原乡村和人的气质秉性。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我想，作为一个作家，一生没有比这更值得自豪和心安的成就了。

李佩甫： 从“根”上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浸润最深的是“中原大地”，这里也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五千年的文明史既是汉文化的发展史，同时又像是五千条锁链，精华和糟粕共存。血脉里毒液和乳汁混杂在一起，就像现实生活中含在奶粉里的三聚氰胺。我要说的是，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就是喝着这样的乳汁一天天被喂大的，且生生不息。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同时，中原文化又是博大精深的，特别是其中的阴阳五行之说。这是中原文化中最古老的、最难破译的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部分。我曾经也仅仅为写作涉猎和研究了这方面的书籍。

坦白地说，我还真认识一位朋友，他是常年练《易筋经》的。他练了大约有二十多年，据我所知，二十多年来，他没有吃过一片药。这是绝对真实的。所以，古典文化中虽有糟粕，却又是不能轻易一概否定的。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