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选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
自上个世纪30年代，纽约Reynal & Hitchcock出版社推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以来，西方世界又相继推出了数十部综合性的中国现代文学英译选集。这其中，既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系列选集这样的主要用于大学教材的选集，也有M.E.Sharpe、Edwin Mellen、New American Library等出版社的普及本选集（“普及本”一词为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所定义（1））。选集的编者既有王际真（Chi-Chen Wang）、夏志清（C.T.Hsia）、刘绍铭（Joseph S.M.Lau）、李欧梵（Leo Ou-Fan Lee）这样的华人学者，亦有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林培瑞（Perry Link）、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等海外非华裔汉学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与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英译选集呈现多样之风貌，体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选择态度与评价标准的历史嬗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风向标。
在众多选本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发行的由刘绍铭、葛浩文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以下简称“哥大选集”），因其入选作家作品的丰富性、代表性和广泛性，是第一部覆盖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现代作家和作品的综合性英译选集，由此成为西方读者接触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窗口，也成为西方大学进行中国文学教学的典范教材。2007年，这部选集的第二版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由西方名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可谓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权威载体，代表了英语世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态度与选评标准，也为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出版实践。
一
《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的编者刘绍铭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高校，曾协助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并翻译了部分章节。另一位编者葛浩文因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翻译在中国声名鹊起，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葛浩文也一跃成为西方汉学界首屈一指的大家，而他也是20世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多部选集中唯一一位非华裔西方人。这种中西合璧式的编者组合方式，也代表了当前西方学界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的一种趋势。虽然早在1930年代，埃德加·斯诺即编选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但由于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存有偏见，再加之处于发生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影响力较弱，实际并没有多少西方学者关注。长期以来，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还是王际真、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这样的华人学者。虽不能否定华人学者的努力，但正如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大批中国学者的介绍和翻译一样，没有本土学者的积极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推动力上明显不足。当葛浩文、杜博妮、林培瑞、金介甫等西方学者主动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中来，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才不断扩大，也表明在西方，无论是学界还是读者群都生发了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需要。葛浩文这样的西方本土学者参与到哥大选集这个经典选本的编辑中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编者在选集的前言中自豪地指出：“现代中国文学英译本的选集通常被限定在特定的流派、地域或者时期，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部选集可以覆盖大陆、台湾、香港三个区域，同时贯穿整个现代文学阶段。”（2）从时间跨度、取材范围与文体类型等方面来看，这部选集均做到了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1995年版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共有82位作家入选，时间跨度从1918年至1992年，收录小说、诗歌、散文共148篇；2007年版则有90位作家入选，时间跨度从1918年至2002年，收录小说、诗歌、散文共164篇；由于篇幅的限制，两部选集均没有收录戏剧和长篇小说。两版选集都按时间顺序排列，依次为“1918-1949”、“1949-1976”和“1976以后”；同一时间段则按小说、诗歌、散文三类文体排列。时间分期与中国大陆习用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基本一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选集覆盖了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故“1949-1976”的文学虽将大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包含在内，但在目录中并未单独列出，而在前言中，编者特别提及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概念，同时使用“后天安门时期”（the Post Tian'anmen Period）这一提法用以指代90年代文学。哥大选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采用了大陆文学界的通常做法，只是考虑到台港文学的存在，故未在目录中进一步细化。对海外读者来说，过于琐细的文学分期其实并不利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分期背后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学事件会影响他们对文本的解读，从而影响他们的文学判断。
1918-1949年入选的中国现代小说基本以已经经典化的作家作品为主，包括鲁迅、许地山、叶绍钧、郁达夫、茅盾、老舍、沈从文、凌叔华、巴金、施蛰存、张天翼、丁玲、吴组缃等人，选入的作品也多是这些作家的经典名作，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许地山的《商人妇》、郁达夫的《沉沦》、沈从文的《萧萧》、茅盾的《春蚕》等，这些作品为大陆的读者所熟知，并在大陆的各类现代文学选集中反复出现；另有一部分作品，如巴金的《狗》、张天翼的《中秋》、萧红的《手》、张爱玲的《封锁》等并不是大陆常见选集的经典篇目。比如老舍，一般来说大陆选集会选择《月牙儿》、《断魂枪》等为读者所熟悉的作品，哥大选集却选择了《老字号》这样一篇不那么为一般读者所熟知的小说，除了作品本身充分体现了老舍创作风格的原因之外，选择该作品更多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多少有些局限性的阅读想象。正如编者所介绍的那样：“尽管满清帝国在1911年被推翻了，但在共和国早期，很多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正如我们在巴金的《狗》中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形象是可怜的和令人厌恶的。”（3）无论是《老字号》还是《狗》，编者都想为西方读者展示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国转变的痛苦过程，小说对中国社会新旧转换时期的文化转型的书写，作品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取向。在谈到巴金的《狗》时，编者明确表示：“艺术上很粗糙”，只是可以“作为测量中国社会从半殖民状态到自治状态过程中的一把尺子”，作品才得以入选。（4）这就让人不禁想起埃德加·斯诺在《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中所强调的：“即便现代中国没有生产出任何伟大的文学，考虑到所包含的科学和社会学上的因素，仅仅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他们也应该被介绍给美国人。”（5）由此，我们也更能理解为什么丁玲的入选作品不是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而是《我在霞村的时候》——众所周知，后者与其同时期作品《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一样，因文中显明的陰郁气氛与落寞情绪在延安时期遭受批判，作品流露的对环境和人事的不满情绪与当时延安文学的总体氛围是相悖的。哥大选集在前言中反复强调一个词“另一个世界”（Alternative World），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选择丁玲的这部作品而不是其他。而所谓“另一个世界”实际也是可以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层面上来解读的，对西方读者来说，“另一个世界”所具有的陌生化效果也是他们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2007年出版的第二版中，1918-1949年的小说增添了台湾作家赖和和吴浊流的两篇作品，分别为《一杆“秤仔”》和《先生妈》。赖和是台湾日据时期一位重要的作家，也是台湾1930年代所公认的文坛领袖，曾主编台湾新潮文库的林衡哲尊称赖和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吴浊流1941年曾赴南京任新报记者，一年后返回台湾。两部小说均以台湾在日本殖民时代的生活为主题，表现台湾人民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抗争。大陆现当代文学界一般将台港澳文学作为特殊情况单列，这与两岸三地多年来的政治割裂有关，哥大选集将同根同族同一语言文化的台湾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中来考察，补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台湾版图，在文学史上是有突破意义的，更不用说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了。
相比小说，哥大选集在这个时期的诗歌与散文的篇目选择上，均以一般读者所熟悉的大陆作家作品为主，刘葛二人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尤其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性：《死水》、《狱中题壁》体现了忧国忧民的宏大主题，这些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情怀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6）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爱的灵感》《偶然》，李金发的《弃妇》《永不回来》等作品则可以看作诗人自我主体性（self-regarding propensities）的张扬。
总体而言，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散文，哥大选集对于1918-1949期间的中国文学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家可以“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相对自由的表达出来”。（7）由此可见，编者将中国现代文学介绍给西方读者时考虑到了难以避免的中西文化冲突，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阅读习惯、阅读偏好、阅读评价等，同时严格遵循了文学的艺术标准。哥大选集这一时期的选择与我们通常的认知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分歧，哪怕放在世界文学的层面上，1918-1949这一时期的入选作品，堪称优秀和经典。
二
与对1918-1949期间中国现代文学持普遍认可态度不同，哥大选集对1949-197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知与大陆文学界存有较大分歧。上文已述，1918-1949时期以早已经典化的大陆作家为主，1949-1976时期则是台湾作家和香港作家占据主要篇幅。1995年版哥大选集1949-1976时期共选入小说6部，分别是朱西宁的《铁浆》、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白先勇的《冬夜》、王文兴的《欠缺》、黄春明的《癣》和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这6位作家无一例外均为台湾作家。2007年版去掉了朱西宁的《铁浆》，并将黄春明的《癣》替换为他的另一部作品《鱼》，同时又增添了两部大陆作家作品：王若望的《五分钟电影》和华彤的《延安的种子》。入选诗人中除穆旦尚在大陆、周梦蝶在香港之外，包括纪弦、余光中、洛夫、痖弦、郑愁予、白萩、叶维廉、戴天、杨牧、夐虹等均为台湾诗人。2007年版选集选择了两篇文革时期的诗歌——王锡鹏的《知识青年下乡来》与陈劲华的《扎根农村志不移》——作为这一时期大陆诗歌代表作品。入选的散文作家梁实秋、林语堂也早已成名，并在1949年后移居台湾，其他散文作者如潘琦君、吴鲁芹、余光中、杨牧悉数为台湾作家。这一时期，大陆作家作品的缺失与建国后“文学工具论”的规约不无关系，在西方学者看来，被严格规训后的大陆文学很难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哥大选集的这一立场也为大陆这一时期文学在海外遭遇传播困境做出了解释。
相比以往的选集，1995年版哥大选集在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上已淡化了很多，但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传播过程中仍无法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尽管选取的是1957年发表的小说，王若望的入选无疑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在英语世界公开发行，面对的读者当然是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英语世界人群，但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效果并不尽人如意，普通西方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部选集的主要阅读人群还是西方大学学习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关于这一点，编者在前言中也并未否认，甚至提出教学中使用这部选集是可以随意复印的。
我们可以从美国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威廉玛丽学院教授Emily Wilcox的一份教学大纲中管窥美国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主要目的。Emily Wilcox教授开设的课程名为《20和21世纪的中国文学》（20th and 21st-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她在课程介绍中说明这门课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当代的文学，并了解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而后者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中的在20世纪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政治、文化运动来达成。直到今天，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依然存在，我们也就不能说哥大选集在文学经典的选择上已经彻底放逐了意识形态因素。使用这部教材的美国天普大学Yun Zhu博士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大纲中也说明：此课程是“通过文学让学生了解中国社会政治的剧变和转型”。《延安的种子》这样一篇创作于“文革”时期表现阶级斗争的小说的入选，也许最能说明上述问题。这部小说可以视为“文革”时期最早的“知青文学”作品，而文革中产生的“知青文学”，无论作品的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难以进入中国大陆文学作品选，哥大选集将其列入，较多地是从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出发的。如果说《五分钟电影》这部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尚算优秀的话，将《延安的种子》《知识青年下乡来》《扎根农村志不移》等作为代表作品列在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大标题下，迎合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刻板想象的意图不言自明。
哥大选集之所以对1949-1976时期的中国文学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因为编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大陆文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过大，文学的工具性大于艺术性，文学价值乏善可陈，而这一时期的台港文学却延续了“五四”文学传统，“发出了作家个人的声音”，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编者在前言中提出，1949-1976时期的台湾小说继承了“‘五四文学’反映现实和讽刺”的创作手法；同期的台湾诗歌，以纪弦为代表，延续了30年代的现代主义风格。有趣的是，編者认为这个时期台湾诗歌所体现的现代主义风格并非无缘无故，而与当时台湾压抑阴郁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仅仅因为没有如大陆的命令主义那样走的那么远。”（8）台湾诗歌凭借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可见，即便台湾诗歌因其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跟上了西方诗歌创作的主流，也不可避免地被编者放置于想象中的政治气氛中予以考量。
编者虽然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高压对台湾文学有着难以回避的影响，但对台湾文学还是秉持一种认可态度，并将其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在那个阶段的代表。彼时的台湾文学除了体现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质素外，台湾作家表现出来的国际化气息也是其文学作品易为西方读者接受的主要因素。这时期入选的台湾作家如陈映真、白先勇、王文兴、王祯和、洛夫、余光中、痖弦、郑愁予、叶维廉、戴天、杨牧、吴鲁芹等人都具有外语专业背景或在西方大学进修学习的经历，林语堂和梁实秋更是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台湾作家得天独厚的外语优势和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超越了地理、民族、人种甚至文化的限制”。（9）（P.xxiii）台湾作家对“全球化叙事”的热衷，使他们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赢得西方读者的认可，并较为容易地获得西方主流话语的认同。金介甫认为：“在台湾，世界主义替代了本土主义，这确乎为文学之公正。”（10）并引用李昂的《杀夫》与白先勇的《孽子》为例，再次强调“这两部精彩的小说为夏志清、刘绍铭、葛浩文、李欧梵一直念叨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中文小说，台湾的更好。”（11）早在194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的《现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的编者王际真在谈到他的编选原则时就指出：他所选择的小说都是深受西方小说技巧影响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才能尽快地为西方读者所理解；（12）刘葛二人认为台湾这一时期的文学体现了“成熟的技巧和适度的风格”，显然也是站在西方文学标准之上做出的认定。在西方叙事就是全球叙事的话语魔咒中，台湾作家的外语能力和西学背景显然为作品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便利。
三
刘绍铭、葛浩文尽管在前言中提及斯诺在30年代的无奈，但他们对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仍不无赞赏：“如果斯诺在今天重做这部选集，他一定不会如此委曲求全。1980年代新一代的中国作家不仅与他们的前辈一样忧国忧民，而且通过他们富有天赋的写作将20、30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发扬光大。”（13）哥大选集在面对1976年后的中国文学时，似乎得心应手了很多，特别是大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为哥大选集提供了更多选择。经历了一段低谷之后，那种历史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学传播的尴尬动因得到改善，中国文学特别是大陆文学开始因其较高的文学价值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哥大选集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选择即便没有完全将眼镜摘下，至少“有色镜片”的浓度是越来越淡了。
对于1976后的文学，哥大选集重新将目光聚焦在大陆文学上，这一时期，两版的入选作家均以大陆作家为主：1995年版共入选小说作家21人，其中大陆作家12人，分别是汪曾祺、乔典运、王蒙、李锐、残雪、韩少功、陈村、刘恒、莫言、铁凝、余华、苏童；2007版入选24人，其中大陆作家16人，增加了高行健（选入的作品为1985年发表的《车祸》）、王安忆、阿来和春树。编者引用顾城反驳他父亲的一段话来说明他们对新时期大陆文学的态度：“表现世界的目的，是表现‘我’。你们那一代有时也写‘我’，但总把‘我’写成‘铺路的石子’‘齿轮’‘螺丝钉’。这个‘我’，是人吗？不，只是机械！”（14）在他们看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作家已经勇敢地进入了多种可能的叙事新世界，他们可以规避政治禁忌，利用多样的文学形式，如寓言、喜剧、现代主义、先锋主义和最近的魔幻现实主义来描述中国的现实。”（15）在谈到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的诗歌时，哥大选集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朦胧诗继承了“五四时期李金发式的象征主义手法的光荣传统，这一点同时体现在台湾诗人叶维廉的创作中”。（16）显然，哥大选集对“五四文学”念念不忘，将其视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典范，体现出西方学界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尊重；他们对何为中国文学经典的选评态度，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和海外傳播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大陆文学史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叙述，通常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在大多数作品选中，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必选篇目。作为新中国第一份英文文学期刊，《中国文学》在70年代末就刊载了这两篇小说，试图向海外展示解冻后的新时期文学的成就。诚如梁丽芳所述：“海外读者想通过文学看中国的状况，争论性和具有轰动性的作品，又常常是反映文艺思潮和政治斗争（这是1949年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造成的印象），以及中国的社会尖锐矛盾的媒介，而且有情节，比较有趣味。所以，一些‘伤痕文学’作品，就先被翻译出来。”（17）而哥大选集却没有循常规而行。今天来看这些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事实上存在很多当时没有注意或有意忽略的问题，对“伤痕”的表述被认为是围绕着政治规约而进行的，历史意义超过文学价值。哥大选集并未选入上述两部作品，或许正出于此因。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介绍无法回避“文革”主题，哥大选集选择了两篇散文——巴金的《怀念萧珊》和文洁若的《人间地狱》——作为这个主题的代表。相对于伤痕文学（小说）一定程度上的叙述性和建构性，散文以其真情实感的如实诉说更为真实地代表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文革”书写。
此外，哥大选本并没有选取在大陆文学作品选中常见的王蒙小说《春之声》《海的梦》等，在大陆文学界，这些小说被反复强调使用了意识流手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意味或现代主义风格，但哥大选集对新时期小说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创作手法上的新奇了。如果说对朦胧诗的肯定主要是出于其创作手法上的象征主义的话，对这一时期小说的认可则更强调“人的状况”的表现。编者在前言中这样说道：无论为他们贴上何种艺术标签，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或者魔幻现实主义，他们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当下中国社会人的状况的非仪式化的表现。（18）哥大选集放弃了王蒙的名气更大的意识流小说，而选取了其更具现实感的4篇微型小说（《牢骚满腹》《小小小小小》《维护团结的人》《越说越对》）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了强调哥大选集所谓表现“人的状况”（human condition）的编撰原则，在前言中，编者特别介绍了残雪、莫言、韩少功3位作家的三部作品：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秋水》《铁屋》与韩少功的《领袖之死》。这3部作品均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残雪的作品《山上的小屋》“就像一幅具有寓言性质的关于幽闭空间的画作，在这个空间中，内心严重受伤的主人公仿佛走投无路的动物一般表现出堕落与兽性”；（19）莫言的《秋水》《铁屋》与韩少功的《领袖之死》对民族特质的隐喻描述、现代手法的运用固然有其价值，但作品所表现的人性的残酷、绝望与残雪作品一样更符合哥大选集对“文革”之后中国“人的状况”的想象与界定。
哥大选集所谓“后天安门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巨大转型给文学带来深刻影响，中国文学的多元化特征更加明显。在2007版哥大选集中，大陆80后作家春树的小说《生不逢时》（选自《北京娃娃》）、台湾作家邱妙津的同性恋小说《蒙马特遗书》、台湾原住民兰屿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的散文《亲子舟&黑潮》等的入选，体现出哥大选集视角的独特性和视野的宽泛性。大陆80后作家的作品固然有着广泛的青少年读者群，但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在正统文学中尚未得到确认，甚至因其与商业文化联系过于紧密而被当代中国文坛所排斥。不可否认，部分80后作家因商业化的裹挟在文学的严肃性和纯粹性上难以令人满意，但忽视80后作家这个创作整体显然是不明智的。当然，春树的入选与她在美国的知名度不无关系，2004年，春树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人物，美国人称她为“新激进分子”。杂志封面上，春树身着黑色皮夹克、穿着牛仔裤、手上戴着造型奇特的戒指、一头染红的头发，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前方，这样的造型直接颠覆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人的固有认识，中国究竟怎么了？哥大选集选择春树的作品或许就是给西方读者的一个答案。对他们来说，春树就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但能被选入哥大选集，也为西方读者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生力量。台湾作家邱妙津26岁时在巴黎自杀身亡，她在文学上的影响主要因其作品触及了敏感的同性恋话题。同性恋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虽算不上一个禁忌话题，但尚没有作家大张旗鼓将其作为写作的标签加以宣扬，当同性恋问题在西方世界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时，来自保守的亚洲国家的同性恋文学令西方读者瞠目结舌。《蒙马特遗书》在邱妙津自杀一年后出版，或许也是因为作者已逝，再加之题材之前卫，从而引起了西方读者的注意，后来被哥大选集所看重也在情理之中。春树、邱妙津和夏曼·蓝波安等人的入选，从选本学的角度看，《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更具整体性，而这些作家也都因其自身引发的话题，有效引起了西方读者的注意，他们的文学作品也随之得到了传播。
文学的传播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交往，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主体间的关系，它所处理的是主体间达成一致的可能条件。（20）就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而言，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如果需要具备达成一致的可能条件，一个可以被接受主体注意并引发讨论的话题是不可或缺的。葛浩文曾经提出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波动原则”，即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中国新闻在西方媒体的曝光率相对应，如果一阶段没有相关中国新闻，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和消费便相应减少。（21）葛浩文所提到的中国新闻正是主体间达成一致的可能条件，对于中国作家和出版界来说，更应该认真对待文学传播背后的媒体因素和文化传播规律。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压力差，处于发生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只能被动地接受外来影响，中西文学的交流主要以引进为主。如今，100年过去了，中国现代文学已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股重要力量，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与魅力，成为当今中国出版业和作家急需思考的课题。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西方学界的认可，但这种接受毕竟还仅仅局限在某些特定的人群中，将中国现代文学介绍给更广泛的西方读者或许比一两个文学奖项更为重要。
作为一本涵盖百年中国文学的作品选集，《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或许并不完美，一些应该入选的作家被忽略了；一些更经典的作品没有选入；而因为政治或其他因素，一些被选入的作家和作品或许名不副实，有误导西方读者之嫌；更由于篇幅的原因，一些作品无缘进入，但作为直至20世纪末才得以面世的第一部综合性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其在西方普通读者特别是大学生读者中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想要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部选集的成功或不成功之处都是我们可资借鉴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ZD161）
【作者简介】李刚，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谢燕红，常州工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 宁）
注释：
（1）〔美〕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2）〔美〕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3）（6）〔美〕金介甫：《中国文學（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4）〔美〕Joseph S.M.Lau，Howard Goldblatt：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5）秦珊：《一九五八年美国国防教育法述评》，《广西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7）〔美〕Chi-Chen Wang：《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
（8）（12）〔美〕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9）〔美〕Joseph S.M.Lau，Howard Goldblatt：The《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10）秦珊：《一九五八年美国国防教育法述评》，《广西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11）秦珊：《一九五八年美国国防教育法述评》，《广西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12）〔美〕Chi-Chen Wang：《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
（13）（15）〔美〕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4）秦珊：《一九五八年美国国防教育法述评》，《广西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16）〔美〕Chi-Chen Wang：《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
（17）刘莉娜：《当代文学如何让海外读者摘下眼镜》，《上海采风》2011年第7期。
（18）〔美〕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19）〔美〕Joseph S.M.Lau、Howard Goldblatt：《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20）〔美〕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21）〔美〕Joseph S.M.Lau，Howard Goldblatt：《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