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塆纪事
一
一九六零：粮食！粮食！
一九六零年冬天，松塆人开始感到了肚子饿。这一段记忆对于我父亲来说
是刻骨铭心的，那一年他刚刚满八岁。
小时候，我和弟弟吃饭时倘若没有扒干净碗里的饭，父亲就会严厉地说：“你们没有挨过饿，不知道粮食珍贵……”然后，他就会情不自禁地说起往事，“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一顿饱饭。公共食堂解散了之后，各家自己开火。你爷爷在大队当会计，思想进步，带头把锅砸破送去炼了铁。现在要自己做饭没锅了，你奶奶急得大哭一场。后来还是你爷爷找梅松借钱，重新去公社供销社买了口新锅回来。你奶奶数着米过日子，每次从米瓮里抓两把米起来，又倒半把回去。家里人多，只好掺菜叶，后来还掺树叶，勉勉强强混过一天又一天。春荒的时候要断炊了，只好去挑野菜；能吃的野菜挖完了，就捋榆钱；榆钱没有了，就把榆树皮扒下来晒干打成粉做团子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口。听说南边的塆子情况更惨，树叶、树皮吃完了，人饿得不行，就挖观音土吃。观音土吃了拉不出屎来，要用棍子掏，掏得肛门血淋淋的……我们走路时都低着头，总盼着能在地上捡到点什么吃的东西。你二叔那时刚刚五岁，经常坐在门槛上一边哭，一边叫肚子疼。我放学后就扛着锹去后湖挖藕，从松塆到后湖要走一个多小时。每天肚子空空，双腿没有一点力气，走起路来就像踩在一团棉花上。但不去挖藕，哪有吃的呢？后湖种满了藕，生产队早组织人挖过了，可还是有一些漏下的藕枝。我每次去，总能挖回一篮子。天寒地冻，双脚刚一踩进泥水里，感觉就像被烫了一下似的疼……等到从泥里爬起来，下半身都麻木了。回来扔一节藕给你二叔吃，他哼哧哼哧几口啃光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他是饿得疼！你爷爷有一次搞到一麻袋麸饼——过去是用来喂牛的，人根本不吃——供销社主任是他以前拜把子的兄弟，开后门给他弄的。我们把麸饼放在火上烤了吃，那个香啊，馋得人流口水。麸饼吃了经饿，走路脚就不打飘了。”
后来我儿子长大了，父亲也常常给他念叨这段往事。儿子悄悄对我耳语，“爷爷他们真傻呀，不会拿钱去超市买东西么？”我一时无语。他又问我：“观音土是什么东西？”我其实也不甚了了，就搜索百度百科，上面有介绍：观音土，一种以蒙脱石为主要成分的矿物土，人吃下去胃里会有充实感，但没有任何营养。
的确，对于喝着牛奶在城市里长大的儿子来说，爷爷讲述的故事就像一段传奇，吃土更像一个神话。但是对于松塆人来说，那是一段不能忘却的真实生活。
按“疯爷”的说法，我们家的情况并不是最差的。虽说当时搞的是平均主义，家家户户都穷，但我爷爷是大队干部，能找到各种关系弄点副食，比很多人家的日子过得要好。汉明也说，我们家单门独院住在村子尾，比较安静，大队干部经常在那里开会。有时会议开到半夜，大家都饿得眼冒金星，就让保管员偷偷弄点粮食出来，拿给我奶奶煮一锅饭或者炕一锅饼子。大家吃的时候，自然也会匀一点给我父亲他们。后来有一阵子，大家就是为了宵夜，总把会议拖延到后半夜。
汉明笑着说：“吃完了大家把嘴巴擦得干干净净，既不许带一点回家，更不许对家里人吐露半句，就像做贼一样。”
二
其实，从一九五九年夏天开始，公共食堂就出问题了。伙食越来越差，社员怨声载道。这年春季粮食歉收，公粮指标却没有下降。到了秋收前，仓库的余粮越来越少，只好餐餐煮稀饭，清汤寡水照得见人的影子。厨师厚云成了大家都想巴结的人物。每次打饭，遇到关系好的人，他把瓢沉到桶底搅一下，瓢里的米就多一点；遇到他讨厌的人，那就直接舀上面的米汤水了……饭越吃越稀，田地里的活儿却一点也没有减轻。每天出工，就连扛旗子的民兵排长都有气无力，更别说其他人了。队长自己也饿得双腿打闪，布置完要干的活，往往找个借口溜得不见影子。没有人监督，大家更加无精打采，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只盼着快快收工。
到了冬月，又冷又饿，群众更加怨气冲天。眼看着公共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正好上头下了文件，解散食堂，分配粮食，让社员各自回家做饭。同时，恢复自留地，允许私养家畜家禽。
一夜之间，松塆家家户户的屋顶上又升起了炊烟。
到了一九六零年夏秋时节，全国粮食出现大幅减产，中央提出‘低指标、瓜菜代’，开展群众性的生产度荒运动。其实，松塆当年的收成与头一年差不多，但是完成了公粮指标后，社员人均每天的粮食就只剩半斤了，根本填不饱肚子。汉明作为大队长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带领大家制作代食品——把玉米芯、玉米秆、棉花壳粉碎后制成淀粉，再掺一点玉米面、红薯面做成馒头。另外就是发动大家挖野菜、搞树叶，掺到粮食里吃。像榆树叶、洋槐叶、野苋菜的口感比较好，大家都抢着去摘。
松塆的情况在邾城一带不算最糟糕。虽说人人挨饿，但没有饿死一人。这要归功于汉明。头一年的形势让他感觉到了危机，他就多留了一个心眼。那时他还兼任着一队的队长，在上报数字时没有争上游。缴过公粮、留下谷种和分配余粮之外，他秘密安排保管员在祠堂厢房里存了三千斤麦子、五千斤稻谷。那一年，他差一点扛了“白旗”。梅松在大会小会上批评他，私下却说：“形势逼人啊，我是小批评大帮忙。你回去要好好干，莫让塆里人戳脊梁骨！”就是这点麦子和稻谷，在关键时刻成了救命粮。
我查当年的资料，看到《人民日报》上有报道，中国农科院的科学家研究出一种快速培养小球藻生产蛋白质的方法在全国推广，帮助人们增加营养。我问“疯爷”和汉明，松塆是否搞过这种人造蛋白质。两人异口同声道，听都没听说过那玩意儿。
代食品只能充饥，几乎没有营养。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村里出现了浮肿病，尤其是青壮年更严重，用手指在腿肚子上轻轻一摁就是一个大坑。
汉明去公社找梅松，撩起裤管，让他看肿得发亮的小腿，说：“塆里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这样下去怕撑不了多久……”梅松愁眉苦脸，悄悄对他说：“前两年报的数字太高，粮食都交上去了。现在全国闹灾，又被苏联逼着还债，到处都缺粮啊……听说信阳那边已经饿死人了……你们还是设法自力更生吧！”说完，他去公社小食堂给他拿了四个白花花的大馒头，说：“这可不是代食品！”汉明三口就吞掉了一个，然后抿住嘴，把另外三个馒头揣进兜里，想带回家去。梅松剜了他一眼，说：“你吃完了再走吧……”等汉明吃完出门之后，他又追出来，递给他一个小塑料袋。汉明打开一看，里面大约有三四两奶糕。奶糕在当时可是珍贵的营养品，一般人别说吃，见都见不到。汉明带回家后没舍得吃一口，分几次化水喂给已经在床上躺了四天的瞎眼奶奶。靠着这点奶糕，饿得奄奄一息的七十岁老人竟然活了过来。
大概过了不到一周，公社的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通知汉明，赶紧集合全村的劳力，带上箩筐去公社粮站。原来，公社弄到一批黄豆，准备拨给松塆五千公斤。那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汉明打开高音喇叭把大家叫醒，紧急集合去粮站，连夜将黄豆挑了回来。
后来听说，别的大队有干部找梅松提意见，说为什么分给他们的救济粮比松垮的少。梅松回答：“下一批粮到了，首先给你们！松塆好几个革命烈士的家属都快饿死了，你们有烈士吗？”那干部哑口无言。
这批黄豆好比雪中送炭，将已经饿得摇摇晃晃的松塆人撑了一把，使他们没有倒下去。后来松塆人都说，梅松这家伙当官之后变了脸，但关键时候还是没忘本。
三
挨过了一九六一年春天，终于到了收麦子的时节。
当时一切归公，所有的麦子自然属于集体所有。即便是麦田收割之后，还要安排老人和孩子去将遗落的麦穗拾回来，为的是不浪费一粒粮食。松塆民风淳朴，多少年都没出过鸡鸣狗盗之徒。可是俗话说了，“饥寒起盗心。”就在这年麦收时，不少人打起了麦子的主意。起先是有人趁着下半夜拿袋子去捋快成熟的麦穗，很快被大队干部发现，马上加派民兵巡逻。汉明十分生气，在高音喇叭里面大骂：“有些人半夜做强盗，丢松塆祖先的脸！下一次只要被民兵抓住，马上送公安局。”夜里的偷盗风刹住了，但收麦子时还是挡不住妇女们做手脚。当时天气还不太热，有的妇女穿两条裤子，把里面一条的两根裤腿用带子扎住，弯腰割麦时，趁干部不注意就揪一把麦穗塞进裤腰里。晚上回家把麦穗倒出来，能搓出小半盆麦子。这个情况最先是被厚泽发现的，他扬手扇了那个偷麦子的媳妇一耳光，当场要她脱裤子检查。那媳妇又羞又气，捂着脸直往水库边冲，扑通眺了下去要寻短见。幸亏有人追得快，及时把她捞了上来，才没有出人命。厚泽仍然不依不饶，坚持把那媳妇送到公社去办“学习班”。
各队的情况差不多，有的队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没有闹出事端来。汉明本想把大队民兵组织起来到各队搜查，但是被他妈劝住了。他妈说：“儿呀，如果不是饿极了，谁会不要脸呢？都是乡里乡亲的，千万莫把事情做绝了……”
只到这一季的麦子分下去之后，松垮人的脸上才慢慢有了红晕，说话声气也足了。
四
就在那几年，尽管吃不饱肚子，但是一到冬闲，各地的水利建设如火如荼。一九六零年冬季修老虎头水库，县里组织了两万民工大会战，松塆派了两百个劳力参加。水库工地在六十公里之外的大别山里头。从松塆出发，背着棉被等生活用品步行，要花整整一天才能到达。吃住都在工地上，一个月不能回家。工棚是先遣队就地伐木，用油毡、麦草覆顶，匆匆搭建而成。深山里风大，工棚四处透风，人站在里面就像掉进了冰窟窿。到了晚上，一个棚子里睡三四十号人，鼾声屁声梦呓声此起彼伏，汗臭脚臭狐臭更随风飘扬。修水库又苦又累，可大家争先恐后抢着报名，原因就是吃得饱，而且工分高。
工地上每天只用交半斤粮票，三餐管吃饱。午饭由食堂送到堤上，多半是大米饭，有时是白面包子，菜则是猪油炖豆角、茄子之类的。为了增强劳动力，水库指挥部的领导专门到商业局做工作，通过特批弄来一些下水油（肉联厂煮猪下水时凝在汤表面的那层油）炒菜。就是这种猪油，炒起菜来也香喷喷的，农民平常在家根本吃不到。有一天，中南水利局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工地食堂给大家改善伙食，中午吃的是猪油渣粉条包子。老黑用两根筷子穿了十个，外加满满一茶缸炒茄子，眨眼工夫就全部塞进了肚子里，一时传为笑谈。
除了省里、县里组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公社趁农闲时也组织各队搞农田小水利建设。松垮的沟渠、闸门、石桥、小水库，都是那几年饿着肚子修建起来的。这些基本设施，后来管了几十年，在抗旱、排涝时一直发挥着作用。
一
一九六六：“革命”！演戏？
松塆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在很多时候凭借的是心理感受。“太平无事”的日子总是风驰电掣般一闪而过，难以给他们留下印象，更激不起他们回忆的兴趣。因此，在他们的时间表上，“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紧跟着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
二
松塆“文革”的烈火是由在邾城念高中的几个半大小子点燃的。他们在学校加入红卫兵组织，停课闹了一阵子“革命”。然后，他们举着革命火把回到了松塆，领着中心学校的一帮初中生、小学生挨家挨户“破四旧”。
“革命”的第一站是许氏宗祠。
解放之后，宗祠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功能。有一阵子，几间大厢房成了大队部的办公室，余下的则用作仓库。戏台的檐下挂着高音喇叭，面朝着村子的方向，电流经常吱吱乱响。开社员大会的时候，人们集中在院子里的广场上，主持者则坐在戏台上讲话。后来，公社要办初中，大队部搬走，仓库腾空，房间都改作教室和办公室。唯有祭堂基本保持着原样，塞满了椽子、木板、育种的薄膜、损坏的农具等等杂物。原来的祖宗牌位、香炉、烛台、神案等等没有拆除，只是那两个高悬的大香盘子空空的，没有人天天去点香了。除了每年春节的时候，有人偷偷摸摸进去祭拜祭拜祖先，垮里人似乎遗忘了这个地方。
可是在解放之前，这里是松垮的中心。每年三月清明和九月重阳两个节日，族长都在这里主持祭祀活动。祭祀有一套程序，先将三牲、果品、清醴、香楮和财帛敬献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接着宣读祭文，焚化冥钱。燃放烟花爆竹时，族中所有男丁列队叩首跪拜。祭拜完毕，合族在广场上聚餐，然后演戏七天。所有开支全部从各房的公田中支付。
“疯爷”记得，松塆规模最大的一次祭祀是在一九四八年春季。耀华担任大司仪，在祠堂里诵读祝文。他穿着长袍马褂，满脸肃然。他先在盆中净手，然后拿出一页纸。用一种与平常说话不一样的假声诵读起来：“勤隆汉代，义著浔阳。本孝友以传家，八叶之休风未坠，抱中和而处世，一堂之格训犹存。长发其祥，常念祖功宗德……”
他的音调拾得很高，韵律也发生了转换，节奏抑扬顿挫，像唱歌，又像吟诗。祝文本来就是用深奥、晦涩的文言写成，这样读起来自然更没人听得懂了。“疯爷”当时站在人群中，听着耀华的吟唱，恍恍惚惚进入了一种幻境。那声音似乎从窗外飘来，牵引着他的灵魂脱离尘世，冉冉往上升腾；祭堂里烛光摇曳，香烟缭绕，牌位后面的祖先好像都复活了，微笑着走了过来……
此后几十年，松塆再也没有举办过这样的大型祭祀活动了。到了九十年代，松塆重修许氏宗祠，才恢复了祭祀礼仪，不过时间改在了春节。只有这个时间，外出打工的青年男女才像候鸟一样返回村里，家家户户才能团聚。第一年由包工头保运担任大司仪，因为他为重修祠堂承担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工程款。保运学着电视里的样子，穿着对襟中式棉袄，戴了一顶黑呢帽，憋着普通话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通半文不白的祭文。此时，塆里已经没人写得出古奥的祝文了，即便写出来大概保运也不认识。为了这事，致远说起来就摇头，“真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
造反的学生冲进了祠堂，首先把祭堂内的祖宗牌位搬到广场上，用斧头劈了点火烧；还有人把两个铜质大烛台扛出来，用锤子砸扁了；那个香炉怎么也找不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偷走了。几个高中生是主事者，一帮中学生是干将，小学生则蹦蹦跳跳跟着看热闹。老师们都躲在办公室里，透过窗户远远地观看。
不知是谁说了一声，戏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是有人搬来梯子，将戏台上方廊檐正面及两侧的装饰木雕一一用斧头砍了下来。正面那一组雕刻讲的忠孝节义故事，两侧则是讲的大观园里的儿女情长。全是用上好的黄花梨雕刻而成，人物体态俊美生动，面部表情栩栩如生，估计是当年的知名雕工所作。“出将”“入相”四个鎏金大字刻在两根横梁上，有人搭梯子上去用凿子一一凿平了。门楣上悬挂的两片污迹斑斑的绣花帘子，干脆扯下来扔进火堆烧了。汉明的儿子跃进当时正上小学，他看见一片讲关公故事的木雕，心里十分喜欢，就悄悄拿起来当大刀耍着玩。趁大伙不注意，他夹在腋下溜回了家。汉明后来回家发现了这木雕，上面雕刻的是义释曹操的故事。他顺手把木片扔进了灶膛边的柴火堆里，准备当柴烧。说起来也神奇，这块木雕被压在柴火堆底下，翻来覆去好多年，竟然一直没被烧掉。八十年代初期，武汉的文物贩子到乡下收购文物。汉明当时手头缺钱，就把这个木雕卖掉了，文物贩子给了三块钱。当老五告诉他，像这样雕工精美的清代木雕至少可以卖上万元时，汉明叹气道：“真是可惜，当年的小将们把那些木雕都当柴火烧毁了！”
学生们对祠堂建筑物上的图案和文字一个也不放过，或砸或锤或凿，只到面目全非才罢休。
出了祠堂，他们浩浩荡荡去西边的祖坟山，又是叮叮当当一番捶打，砸破了许多石碑。石碑十分坚硬，砸一会儿就震得虎口又痛又麻。闹了一阵子，大家的兴奋劲儿就消了。这时，有个围着看热闹的小学生被溅起的碎石冲破了头，糊了一脸血，疼得哇哇大哭。领头的一个红卫兵大叫一声“快回去包扎伤员”，于是人群就像一群嗡嗡响的牛虻，呼啦啦又折回了塆里。
“革命小将”们分成几个组，挨家挨户搜查“四旧”。凡是家里的观音、如来、关公像，还有牌位、花瓶、烛台、字画和旧书，统统扫地出门。
过去，松塆绝大多数人家的神案上都供着祖宗牌位。只有厚生家例外，他们家解放之后，神案上一直供着一尊毛主席瓷像。瓷像面前有个香炉，厚生爷爷每天都要敬香。
一个红卫兵闯进门来，看了一眼瓷像说：“神案是供奉死去的祖先的，你供毛主席，是不是要咒他死啊？”
“放屁！”厚生爷爷气得胡子直翘，道，“毛主席是穷苦人的大救星，是穷苦人的神，老子天天拜他，是希望他健康长寿！”
那高中生眼珠一转，指着铜香炉说：“这东西属于封建迷信，要拿走！”
“香炉供奉的是毛主席，哪个狗杂种谁敢动？”厚生爷爷举起了木拐棍。
那个红卫兵仍不服气，大吼一声：“你敢对抗革命小将？！小心砸乱你个老家伙的狗头！”
就在这时，住在垮里的一个女生拉了拉那红卫兵的袖子，指了指门楣。那个红卫兵抬眼一看，门楣上挂着一块红色木牌，上面写着“革命烈属”四个字。这一看，他的气焰嚣顿时消了一半，只好讪讪地说：“烈属有什么了不起？每个人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反对封资修！”
他在屋子里左顾右盼，终于发现门后的洗脸台上镶嵌着一面绘有龙凤的镜子。他顺手用木棒敲了一下，镜子碎了一地。等厚生爷爷举起棍子颤巍巍冲过去欲打时，他哈哈笑着一溜烟跑了。
村里没有人敢阻止“革命小将”的行动。那些带有纹饰的坛坛罐罐，当场就砸掉了；那些木椅木凳上的花纹，或者用凿子铲掉，或者用墨涂黑；穿衣柜门上的花卉人物，则用刀划得面目全非。到了傍晚，小将们将“战利品”集中到村口的稻场上开始销毁。
有人点起一堆火，大家往里面扔图书、字画。过去结婚时穿的霞帔也被翻了出来，投入火中引得火焰一跃老高。烧的图书最多，既有《家》《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旗谱》《牛虻》《青年近卫军》等新小说，也有《说唐》《三侠五义》《黄帝宅经》《推背图》《黄历》等旧书，还有关于农业耕种、家禽饲养的图书。最显眼的是成套的宣纸印刷的《许氏宗谱》，扔进去堆成了一座小山。宣纸遇火烧得更旺，火苗跳得老高老高，黑烟呛得人直咳嗽。
梅松的孙子红旗当时念小学，同一帮小孩围着火堆又唱又跳。突然，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一帮小家伙掏出鸡鸡，竟然朝火堆里撒起尿来。梅松那天正好回村，也站在人群中看热闹。他一把将红旗捞过来，扯到一边，脱下鞋底朝他的屁股狠狠抽打几下，大声骂道：“狗日的，烧书就烧书，你撒尿干什么？！”红旗吓得哇哇大哭。
围观的大人都看着梅松，没有一人吭声，也没有人上前扯劝。其他撒尿的孩子一看这情景，赶紧拉上裤子，溜到一边去了。
松垮的大多数人，对知识和文字是充满敬畏的。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奶奶说，要敬纸神。凡是我们用过的纸张，她都会收拾起来，绝不许随手扔到垃圾堆里。集一堆之后，她会再问一问我们这些纸是否还有用，如果没用她就点火烧掉了。她一脸肃然地烧着纸，嘴里还念念有词。这大概也是梅松揍孙子的原因，烧书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但撒尿就是对纸神（还有祖先）不敬了。
塆里的学生“革命”之后半个月，邾城的“红卫兵”又来继续“革命”。这一回就像鬼子扫荡，更加彻底。汉明让人藏在仓库角落多年的两箱戏装被翻了出来，一把火给烧掉了。至于厚生爷爷，没敢阻拦气势汹汹的外来“小将”，烛台被他们拿到屋外用锤子砸扁了。
一个嘴唇上刚刚长出绒毛的领头“小将”找到汉明，问：“队长同志，听说你们塆有个非常出名的清朝牌坊，我们怎么没有找到，是不是被藏起来了？”汉明又好气又好笑，故意严肃地说：“小将同志，那是十几米高的大家伙，没人藏得住。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已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把它拆掉了，大石头都用于修老虎头水电站了，边角余料就被社员拿去修猪圈、牛栏了。”
“小将”不信，汉明就领着他们去看自己家的猪栏。他指着臭烘烘的一排褐红色石头，故意说：“你们要不要挖出来砸烂？”领头的“小将”捂了一下鼻子，又赶紧放下手，说：“不必了，不必了。养猪也是革命，就让这些封建石碑为革命发挥作用吧！”
闹腾了一阵子，村子里没有“四旧”可破了，“革命小将’’们也就失去热情，逐渐偃旗息鼓了。
这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塆里的几个高中生组成了“向太阳串联小分队”，准备去北京串联。汉明的小弟弟汉光当时只有十三岁，也闹着要参加。汉明劝阻不了，只好给了他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十块钱，让他早去早回。
十天之后，串联小分队的人回来了。他们先到武汉，然后坐火车去长沙，转汽车到韶山转悠了一圈。再次回到长沙火车站，他们等了两天都没有挤上去北京的火车，就打道回府了。只有汉光不愿意回来，独自一人留在长沙车站等火车，说一定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一个半月之后，汉光才风尘仆仆回到松塆。塆里的学生们冲上去就像迎接英雄凯旋，簇拥着他打听北京的见闻。汉光神气活现地说：“我见到了毛主席，老人家满面红光，眼睛炯炯有神，还和我握了手。毛主席的手又大又软和！”那些学生个个露出羡慕的眼神，抢着要和他握手。拖着两条鼻涕的保运说：“你的手被毛主席握过，我们握你的手，就等于和毛主席也握了手。”
晚上回到家，汉光被却他妈用扫帚狠狠抽了一顿。他妈眼泪汪汪地说：“你在外面疯玩，知道不知道我们在家担心死了？”
汉明忍不住问他：“你真和毛主席握手了？”
“嘻嘻……”汉光一边吸溜着面条，一边说，“毛主席坐着吉普车一出来，天安门广场上就像刮起一阵旋风，我被挤得站都站不稳，根本就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
“那你还吹和毛主席握过手？”汉明瞪着他。
“我千里迢迢，总不能白跑一趟北京啥？！”汉光狡黠地说，“有毛主席撑腰，以后学校里的那些家伙们，看谁还敢不服我？”
我们后来根据汉明提供的细节查找资料，确认汉光参加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这一天和十一月二十六日合在一起，是毛泽东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为了详细了解汉光参加“大串联”的经历，我给远在美国的他发去了电子邮件。汉光第二天就给我回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哪里谈得上什么政治觉悟、信仰理想！大家说要去见毛主席，我就跟着去了：大家说北京好玩，我当然就想去北京玩了！唯一的区别是，我有恒心，坚持到了北京。反正一路有吃有喝，坐车也不要钱……北京给我的印象就是冷。当时下大雪，红卫兵联络站给我们发毛毯、棉袄，每餐吃得也很好——两个白面馒头，猪肉炖粉条管饱……串联期间，我结识了不少全国各地的朋友。我在火车上遏到黄冈中学一个和我同龄的女生，我们结伴把北京的风景点玩了个遍；还有一个保定的男生，我来到美国后还遇见过他。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总结，我认为那是一段快乐旅程，使一个乡下孩子有机会走出封闭落后的小乡村，去远方免费旅游了一趟，开了眼界！
年底，随着广播里“夺权”的声浪越来越高，村里成立了两支战斗队，一帮大人又折腾了起来。
先是老黑组织了一支“井冈山战斗队”，汇集了塆里塆外的二三十号人。他们在夜里一脚踹开大队部的门，砸掉柜子锁，把大队印章抢到了手。然后打开广播，宣布他们已经夺了权。从这天起，老黑把那个木头章用根细麻绳系着，天天拴在裤腰带上，睡觉的时候则解下来压在枕头底下。“井冈山战斗队”在村里的墙壁上刷上了许多标语：“主席教导光芒照，革命战士逞英豪。”“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炮轰当权派许梅松！”“油炸许梅松的孝子孝孙许汉明！”为何选择梅松和汉明作为革命对象？汉明后来分析说，老黑一贯表现不佳，无论是梅松当队长还是自己当队长，都爱批评他。“文革”一来，他当然要借机报复了。
梅松住在公社院子里，任老黑们天天在高音喇叭里吼破嗓子，也“炮轰”不到他。汉明躲在家里睡大觉，冲担就靠在床头边。他家叔伯兄弟加起来有八个，还有已长大成人的十几个侄儿，个个都是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汉，那个最调皮的侄儿保运已经放出狠话来，“谁敢动我幺叔一根汗毛，我就让他放血。”老黑革命豪情再高，也不敢真冲上门去“油炸”汉明。所以，在开始一段时间，松垮的“革命”行动全在广播里。他们把中心学校的音乐老师小芳拉去当广播员。小芳的女高音铿锵有力，经常把树上的麻雀惊得朝天空中乱射。为了展现革命威力，“井冈山战斗队”把村里还活着的几个地主揪出来批斗了一番。批斗会在打谷场上召开，老黑用鞋底抽他们的脸，几张老脸顿时肿得像馒头。
没过多久，塆里又成立了一支“宝塔山战斗队”，领头的是厚泽。梅松当时在公社已经受到冲击，偷偷溜回了松垮。他不敢回自己家，就藏在厚泽家的阁楼上。厚泽听梅松分析了外面的形势，看到烽烟弥漫，群雄四起，不由热血沸腾，决定也拉一支造反队伍。“宝塔山战斗队”以中心学校为据点，组织一群初中学生帮他们日夜广播。首先从气势上压倒了“井冈山战斗队”。厚泽宣称老黑是“反革命”，还扬言要把大队的大印夺回来。
两派的成员大多是松塆人，彼此都相熟，可现在成了敌人，走在路上撞见了，都会恶狠狠地瞪对方一眼。偶尔。两派的个别青年会斗殴一番，但是，大的派仗一直没有打起来。那段日子，两派的高音喇叭不间断互相攻击，松塆就像煮沸的锅，怎么也安宁不下来。
这期间，村中有亲戚在武钢的人传出消息，武汉的“百万雄师”和“工造总司”打得血流成河，死伤了几千人。老黑听到这个消息，脸都白了，“中央不是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吗？怎么动刀动枪了？！”从此，他走到哪里都把镰刀别在腰后头。
但是，松垮的“革命风暴”一直没有降临。
后来，老五分析说，松垮的“革命”不了了之也是必然的。首先，领头的人都没有政治野心。对于老黑而言，他“揭竿而起”完全是赶时髦，抢到象征着权力的“大印”，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且他平常游手好闲，在塆子里并没有什么号召力，闹不出更大的动静。厚泽是被梅松推到前台当挡箭牌的，相当于“保皇派”。老黑如果不翻大波大浪，厚泽自然不会主动去呼风唤雨。其次，两派的“战斗队员”大多世代聚居，七弯八拐都扯得上是亲戚、朋友，即便个别年轻人血气方刚想动刀动棍，也被家里的老人呵斥住了。
一九六七：“疯子”的笑泪人生
我一直在讲别人的故事，现在给你们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吧。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被大家叫作“疯爷”吗？“疯爷”可不是什么酷毙的名字哦，年轻的时候我真当过一阵子货真价实的“疯子”。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也就是武汉的“文攻武卫”闹得最凶的那段时间。松垮的两支造反派没有斗起来，但是批斗会上却动起了武……“疯爷”——这个称呼，也算历史留给我的纪念吧！
我们家过去有三十多亩土地，属于小地主，在松垮的地主中不扎眼。土改之后不久，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出身于中医世家，外祖父是邾城有名的中医。她从小跟着外祖父学习，懂得一些医道，会给女人接生，尤其擅长扎针，被塆里人称为“神婆”。她一辈子信佛，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小时候。我们穿得半新的衣服，她总是送给长工家的孩子；遇到灾年，她会劝我父亲减一些租子。解放前后那一阵子松塆出生的孩子，几乎都是经她之手来到人世的。她虽是“地主婆”，却很受塆里人尊敬。每次运动一来，我们也会被拉去批斗现场，但多数时候是作为陪衬。“文革”开始不久，情况就变了。
过去，塆里没有医生。如果谁得了病，有钱的会去古岗请医生，没钱的就只能在家苦熬。“文革”开始之后，各大队都要培养赤脚医生。宝红被公社选派到县中心医院培训了三个月，挎着个贴着红十字的药箱子回了村。大队部腾出最西面那问房子作为医务室，他洗干净腿上的泥巴就当起了赤脚医生。靠墙的柜子里摆着听诊器、纱布、钳子、注射器，还有几个贴着标签的玻璃瓶，瓶里装着白色、黑色、黄色、粉色的药片。村人如有头疼脑热去找他，他不号脉，也不看舌苔，只是戴上听诊器扣在前胸后背听一番，然后一手托下巴，一手握笔，闭目沉思一番，然后恍然大悟般刷刷地在一个本子上写几行字。村人都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他，感觉他真从外头学回了不小的本事——其实他就是装模作样。将他开的药片拿回家去吃，过几天还真的好了。有的孩子肚子疼，疼得在地上打滚，来找我母亲扎针也扎不好。他拿出一种宝塔糖给孩子吃，孩子第二天屙出几条白色长虫子，肚子就再也不疼了。这下村人更加佩服，纷纷说“宝红比神婆还能”。这样的话听多了，宝红走路就鼻孔朝天，眼睛不正着看人了。但是，许多妇女害怕找他看病。他只要遇到俊俏的女人来医务室，不是趁机捏人家的奶子，就是顺手摸人家的屁股。所以，经常能看到女人脸色红红地从医务室里跑出来。有的妇女生病了还是来找我母亲扎针，宝红为此有些恼火。老黑的媳妇生第三胎，让他去接生。女人下身的血直往外涌，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宝红束手无策，老黑急得团团转，只好来请我母亲。我母亲让老黑烧一锅开水，自己先给他媳妇扎银针，然后煮了剪刀洗了手。硬生生把那孩子给掏了出来……老黑媳妇母子平安，从此对我母亲感恩戴德。没料到，宝红却因这事恨上了我母亲。
老黑组建“井冈山战斗队”，自任司令，宝红则当了副司令。宝红给他出主意，联合周边三个塆子的革命派举办一场大规模的批斗大会，从气势上压倒“宝塔山战斗队”。
元月的一天下午，北风呼呼地吼，批斗会在仓库门前的碾谷场上进行。记得沿东墙摆着一溜凳子和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井冈山战斗队”的头头脑脑。他们身后的墙壁上方贴着红纸黑字的大标语“联合批斗大会”。墙上用白石灰刷的“造反有理”“打倒地主”“砸乱走资派的狗头”等标语被寒风一吹，惨白得骇人。
批斗会开场之前，小学老师陈杏芳指挥一群孩子演唱革命歌曲，先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然后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每个孩子都憋红了小脸，唱得声嘶力竭，最后齐声跺脚。歌声就像通告，吵吵嚷嚷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宝红用手指弹了弹扩音器，宣布批斗会开始。他念了一段最高指示之后，突然提高嗓门大吼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今天就要狠狠地斗争地富反坏右！”然后一挥手，几个民兵横枪押着附近几个村子的地主、右派走入会场。批斗对象走到主席台前，面朝群众跪下来。过去开这种会，我母亲要么跪在第二排，要么跪在旁边角落里，这一次却被安排跪在第一排正中间。“战斗队”队员和一些群众上台进行批判，揭露完一个人的“罪行”，宝红就振臂高呼“打倒××”。批斗安财的时候，有个平常和他有矛盾的人冲上去扇了他一耳光，大骂他是“吸血鬼”“老阎王”。几个年轻人跟着冲上去拳打脚踢，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哭得鼻涕眼泪一塌糊涂。批斗我母亲的时候，一个隔壁垮的妇女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双破鞋，挂在她的脖子上，大骂她“装神弄鬼，搞封建迷信”。“破鞋”在农村是骂人乱搞男女关系的，不知为什么挂到了我母亲的脖子上。等这个妇女批斗完之后，宝红觉得意犹未尽，指着我母亲的鼻子说她“罪大恶极，不思悔改，用帮人接生、扎针等等小恩小惠收买人心，腐蚀革命群众，破坏合作医疗”，说着恶狠狠地朝她脸上唾了一口。我跪在后排，紧张地看着台下，果然也有两个半大小子跃跃欲试想跳起来打人，却被家长拉住了。尽管台上的每个“地富反坏右”都要被批斗一番，但这天晚上的主角显然是我母亲……批斗会一直开到太阳下山。北风越刮越烈，卷起散落的麦秆、枯枝，扑到人的脸上就像鞭子抽……
晚上掌灯之后，我们一家正坐在桌子前喝红薯稀饭，老黑突然闯了进来。他搓着手，有些不安地说：“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不是坏人。刚才媳妇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我是个苕，乡里乡亲的，把人都得罪了……今天开会真不是成心要整你，都是那个宝红……”母亲赶紧摇头道：“不怪你，不怪你！这都是命……”我连忙拦住母亲的话头说：“不是命，是革命！这是毛主席的命令，不怪黑叔。”老黑看我一眼，低头无语，然后走了。
仅此一次，以后我母亲再也没有当过批斗会的“主角”。
随着“文革”的发展，松垮的群众大会越来越多，，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一般安排在晚上。天刚擦黑，门前的广播就响了：“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请全体社员赶快到打谷场集合，传达最高指示！”起初，人们一听“紧急通知”，放下碗筷含着饭就往打谷场奔：后来隔三岔五地“紧急”，大家就疲了，拖拖拉拉半个小时还集合不齐人。大队干部发火了，各队队长只好宣布迟到扣工分，方才煞住了拖拉风。遇到大雨天，就安排在仓库里开会。传达完了最高指示，跟着还要作形势报告，有时还要开批斗会。台上的干部正襟危坐，台下的人漫不经心。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把手伸进脖子里搓汗泥；女人们则扎堆纳鞋底、补衣服，时不时把针在头上抿一下，瓦斯灯下银光闪闪。
那时没有戏看。开会成了最大的娱乐。有人说：“听形势报告好玩啊，知道外面的新鲜事、稀奇事。你说过去朝廷发生的事，咱老百姓怎么会知道？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就像看宫廷戏嘛。”马上有人反驳：“你这是封建思想，反动啊！”那人回嘴道：“反动你娘的个头，老子家里三代贫农，砍头我也是跟着共产党走的！”这时又有人说：“要多找几个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来批斗……”有人附和：“那几个地主都是炒现饭，要听点新故事才过瘾。”
有一回，公社的一个副书记被拉到我们坞游斗。这个家伙和女炊事员大白天在米堆上快活，被另一个副主任撞见，于是被抓了起来。宝红主持批斗会，逼着他交代经过。他真是一个活宝，一点一点深挖，追问他“手怎么放的”“舌头碰到舌头没有”“老汉推车没有”。那副书记满脸冒汗，支支吾吾，狼狈不堪。问到关键处，下面就有人哄笑。有的大姑娘坐不住了，只好借口上厕所溜了出去。细节挖得差不多了，宝红亢奋得满脸通红，高呼口号：“打倒走资派，打倒大流氓！”然后就有两个打手冲上去朝那副书记拳打脚踢。在宝红的鼓动下，住我们家隔壁的红军奶奶上台扇了那副书记几耳光。这个七十多岁的婆婆一辈子低眉顺眼，此后逢人就举起干枯的手说：“这些干部太坏了，畜生不如，尽欺负我们穷人！打他几耳光，都是仗着毛主席给的胆。”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武汉的“武斗”风最盛的时候。有一次开批斗会，我和几个“牛鬼蛇神”站在桌子上低头认罪。我站的那张桌子本来就摇摇晃晃，几个淘气的孩子突然把它推倒了。我没提防，跌下来正好头部撞地。当场晕了过去……醒来之后，我的脑子就变糊涂了。只要每天塆子里的高音喇叭一广播，我就变得特别亢奋。冲出家门在塆子里疯跑，一直跑得口吐白沫瘫倒在地为止。就这样，我成了远近闻名的“疯子”。
家里人把我送到公社医院和邾城医院去检查，可是查不出什么毛病。我每天疯跑、说胡话，干活也是丢三落四……我媳妇忍受不了，走了……我母亲关着门落泪。她跪在毛主席的画像前磕头，说：“毛主席老人家，您要保佑我儿呀！我天天给您磕头、上香！”后来，她找到一个偏方，采了草药给我煎水喝，每天晚上坚持给我扎针。在我发疯的那段日子，再也没有人拉我去参加批斗会了。母亲每次批斗回来，就对我说：“儿呀，你是这样疯下去好呢，还是清醒过来好呀......”
在母亲的治疗下，一年半之后，我的“疯病”再也没发作。“疯子”正常了，自然又回到了批斗台上。
这时的批斗会升级了。
大概是为了增强“演出”效果，大队干部要求我们参加批斗时都戴上高帽子，而且要自己准备好。我在家先用硬纸糊成一个圆锥形的帽子，大约有三尺高，然后去找致远写字。他的书法好，塆里的“牛鬼蛇神”都请他写，写完了再画一个大叉叉。我的罪名是“地主阶级的孝子孝孙”，致远的是“臭狗屎右派”。梅松这时已被揪出来，罪名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致远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每个帽子写好了，他都要退后端详一番，没写到位的字还要用墨添一添。他最后总结说：“给梅松哥写得最好！”梅松把帽子往头上一扣，愤愤不平地说：“老子明明是革命派，臭婊子才是走资派。”致远就调侃道：“你当官当久了，恐怕忘了革命宗旨。天天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现在被斗一斗，会变得清醒一点。毛主席说‘大鸣大放大字报’，他倡导的是大民主，真正要整的就是你们当权派嘛！”梅松一愣，翻了翻白眼道：“想不到你小子还懂毛主席的心思……”
我们三人出身完全不同。但是经常同台“演出”，日久生情就成了“斗友”。只要广播一响，我们就自觉地夹着高帽子，揣一卷麻绳赶到会场。民兵先用我们自带的绳子把人绑起来，然后再扣上高帽子推上台去......说实话，我参加过三四十场批斗会，经常看到别人挨打，自己倒还真没被打过。有一次在李塆参加批斗会，太阳烤得人冒油，嗓子里直冒火。一个认得致远的学生家长偷偷给我们送水喝。还把绳子给我们放松了。他苦着脸连连摇头，一迭声说：“造孽啊，造孽啊……”说得我的眼睛都湿了。
那个时候，松塆人的思想远远没有城里人那么复杂。随着“文革”的发展，“运动”越来越像演戏。戏开场了，大家像模像样地演；戏散场了，大家回去继续过生活。地主、富农也好，反革命、右派也罢，大家都是土生土长的松塆人，彼此知根知底，该怎么交往还是怎么交往。在松塆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中，“阶级”并不是判断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性格好坏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才是大家最看重的。
一九六九：田间地头的“政治”
松塆分成五个生产队，由各队队长负责安排日常生产。每天早上口哨一响，大家就集中起来，等着听队长派活。队长首先宣布一天的劳动任务，然后安排一部分人犁田，一部分人播种，一部分人积肥，一部分人割湖草，还要安排几个人放鸭子。大家领了活，就三五成群地行动起来。
“文革”开始之后，政治“挂帅”。有一段时间，每天出工时都要打红旗，下地之前要先学习《毛主席语录》。
厚泽所在的二队有一百多号人，他起初按照上头的精神，要求人人都要“讲用”。每天集合之后，每人只念一段“语录”，全队一遍下来也得花个把小时。耀贵看不惯，叫着厚泽的小名道：“四儿呀，你这搞的么事，现在赶插秧，叽叽呱呱不能误了正经事啊！”老黑在一边嘿嘿地笑，说：“耀贵叔，学《毛主席语录》可是最大的正经事！有了毛主席思想武装，我们才能战无不胜嘛！您老当心又被送去蹲学习班哦！”耀贵冲他吐了一口唾沫，“学习班？说起学习班老子就来气。大树都砍光了。将来怕找不到打棺材的板子......梅松过去威风吧。现在还不是倒台了！老子站在这里，还没倒呢！”厚泽知道耀贵的脾气，根本不接他的话，只催那几个嘻嘻哈哈打闹的年轻人，“快念快念，念完了开工！”
厚泽是个机灵人，听了群众意见后马上改进。“语录”照学，但改为每天出工前只安排一个人读几段；他让木匠长胜做了几块木牌，上面糊上白纸，又叫致远提前在上面抄几段“语录”，每天扛到田边地头竖起来，让大家有空就学习。其实，牌子天天竖在那里，并没有几个人认真去看。公社干部下来检查，发现了他搞的“田间地头学政治”，顿时如获至宝，马上决定把他们树成典型。
一九六九年秋天，正是挖花生的季节。公社书记、驻队干部陪着记者来到了二队，说要现场拍摄社员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情形。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记者把厚泽叫到一旁，如此这般给他交代了一番。
厚泽先叫人把挖出的花生拢在地头，再把语录牌插在花生堆后。他把自己用来擦汗的毛巾扎在耀贵的脖子上，让他坐在花生堆的正前方，又挑了十几个男女青年围坐在他的旁边，每人手上拿着一本翻开的“红宝书”。
“眼镜”记者举起照相机，围着人群咔嚓咔嚓拍了几张照片，还给耀贵单独拍了一张。拍完照片，他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问了耀贵的家庭情况，又单独和知青曲英聊了一会儿。
过了一周，《邾城报》上登出了一篇新闻《花生地里的政治课》，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耀贵正笑眯眯地对围坐在身边的人说着什么。
耀贵看着照片挺高兴，笑呵呵地说：“我这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上报纸呢！”
厚生把新闻念给他听，“老贫农、革命烈属耀贵同志带领知青们在花生地里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拉着知青曲英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啊，咱穷人在旧社会没吃没穿，甚至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新社会毛主席领导我们贫下中农翻了身。你们上了中学。比大叔幸福，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彻底丢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套黑货，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做革命的接班人啦！——小爷啊，您这话说得比公社书记还有水平啊！”
耀贵噗地把烟屁股吐到地上，起身拍了拍屁股，说：“那个‘四眼’真会编故事，除了毛主席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尽管耀贵不满意，但这不影响二队成为典型。那段时间，报纸、广播总有二队的“讲用”新闻，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没过多久，厚泽接到通知，出席全县“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并在会上发言介绍经验。会后，他被安排在县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结束回来，公社领导就让他当了民兵营长。
尽管高音喇叭里的声音和飞扬的红旗常常让人激情澎湃、梦想翩跹，但是松垮人毕竟还是农民，农民的本色就是务实，农事永远是他们生活的中心。
在塆子里，农活干得好而且老实、勤快的人，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如果技术不好，又爱偷懒耍奸，即便你能说会道、八面玲珑，也还是会遭人鄙视。
父亲至今还记得，他刚从学校回乡务农时常常被人奚落。锄地的时候，他下锄时分明使出了全身力气，可是锄尖落到土里却闪着往旁边跑。有人看见了，笑他是“书呆子”，“书读到屁眼里去了”，旁边的人也跟着笑。这时，有人出来安慰说：“莫打击学生伢，慢慢学啥。”然后热情地上前教他，“腰要甩，裆要摆。”意思是，干活时一定要弯腰，上身要甩动，裆部要摆动；如果裆不摆动，说明姿势不对，力气没聚集，下锄时力量就到不了锄尖。就这样边学边干，父亲慢慢成了一个种田的好把式。
对于很多事情，那些“老庄稼”当面可能不吭声，但心里存着一本账。评工分的时候，如果给这些干活始终不上道或者出工不出力的人评满分，他们就会开骂。倘若谁家的孩子总像这样混日子，则会落下坏名声。甚至影响将来说媳妇。
汉明之所以得到大家的拥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他为人实在，而且耕田打耙、育种插秧等农活样样精通。譬如说栽秧，看似很简单，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一般情况下，都是左手握一把秧苗，右手从左手中分拣出几株往田里插，两只手必须配合默契，才能插得又快又好。技术好的人，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能够快速均匀地分拣出三四株秧苗，右手直接夺过就插入泥中，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犹如行云流水。栽下去的秧苗疏密深浅要恰当，如果栽稀了，会造成浪费影响产量；如果栽密了，分蘖后穗小不实；如果栽深了，会影响秧苗的成活与分蘖；如果栽浅了，秧苗容易漂起来。“大跃进”时大队曾经搞过插秧比赛，汉明不仅战胜了所有男劳力，而且战胜了“铁姑娘突击队”的插秧能手，夺得了冠军。对于一个农民而言，插秧最见功夫的还是吊“线秧”。水田面积大了，必须先起行定向，以确保秧苗从这一头均匀地直达另一头。汉明就是吊“秧线”高手。每次他首先下田，横向栽到两边田埂，纵向栽出四五米，其他人才陆续下田，循着他栽出的秧行继续。如果吊“秧线”定向不准，或者栽插过程中走偏了，秧距就会乱七八糟，难以直达水田的另一端。插得均匀的水田，秧苗横平竖直，整整齐齐犹如网格。等到秧苗转青分蘖时，走在田埂的一头，目光顺着禾间笔直的空隙可以直达另一端，看着就觉得心里美。
塆里干活最舍得下力气的是致远。他生得一副白面书生相，看上去文文弱弱，干起活来却赛过猛张飞。稻子收割之后，先把一个一个“草头”跺在田里，再用冲担挑到稻场上去晾晒、脱粒。挑“草头”是最重的农活之一，主要由青壮年承担。一个“草头”一般有百把斤重，有时捆得大了，壮劳力挑起来也双腿打颤。有的人两捆“草头”刹好上肩，压得直不起腰，还得请别人用手抬一抬，才能直起腰慢慢往稻场送。致远挑起两个草头就像肩上无物，大步流星直往稻场奔去，别人还没有送到，他已经跑了一个来回。有时兴致来了，他会脱掉上衣，露出一身黧黑的腱子肉，一气扎起四个草头。他运一口气，双手把冲担抬上肩，再运一口气挺起腰，嘴里喊着号子，缓步走上田埂。挑草头中途是不能歇的，担子一放下谷粒就会脱落。致远挑着四个草头，颤颤悠悠，不紧不慢，一鼓作气送到了稻场，引来一片喝彩。生产队每次评工分，都会给他记最高分。尽管他一直戴着“右派”帽子，可是只要不开批斗会，并没有谁对他另眼相看。
在农民的心中，会干活才是最大的“政治”。
乡村的劳动虽然非常辛苦，但是并不枯燥。一队一队的人集中在一起干活，大家的嘴巴都不会闲着，家长里短，野史杂稗，七嘴八舌，热热闹闹。田间地头经常会响起歌声，有时是为劳动鼓劲，有时纯属自娱自乐。
合作化之后，集体劳动时还搞赛歌。不同的季节，唱的歌都不相同。譬如栽秧时，大伙儿会唱《栽秧歌》。这个曲子是固定的，歌词有传唱的，也可以现编。贵平的嗓子亮，他经常领唱：“天蓝蓝，水蓝蓝，百花齐放满山川呀满山川，鸳鸯戏水池塘里呀，彩蝶双飞在花间，布谷声声栽秧哕。姑娘小伙齐下田……”男女老少跟着合唱，歌声高亢，悠悠在田间地头回旋。乌鸦被歌声惊动，从牛背上振翅飞起，白鹭斜着身子掠过水田，都像在为唱歌的人助兴。到了扯秧草时，唱《扯秧草歌》；抗旱车水时，唱《车水歌》；收割稻子时，唱《丰收歌》。总之，一年四季歌不断。
塆子西头祖武的儿媳妇红梅有一副好嗓子，模仿郭兰英的腔调唱《南泥垮》《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几乎能够以假乱真。平时在地里劳动累了，大家都想休息。就有人高声嚷嚷：“该上政治课了！该上政治课了！”小队的干部哪有那么多政治理论给大家讲，就说：“红梅，不如你给大家唱两首，要革命的啊！”红梅就把大辫子往背后一甩，冲着队长喊：“你们都休息，却要我唱歌，是不是该给我加工分啊？”队长嘿嘿地笑，旁边的年轻人就起哄：“要得，要得，记工员，快给她记满分！”她眉毛一扬，抓起毛巾擦把汗，然后一手扶锄头，一手微微扬起，放开嗓子唱起来。在悦耳的歌声中，男人们抽起喇叭烟，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那样子比任何时候都解乏。用致远的话说：“红梅的歌挠得你的耳朵痒痒，一直痒到心里去，感觉无比熨帖！”
其实，红梅最拿手的还是唱民歌。我回松塆采访时，特地请她演唱过去流行的民歌。她唱了当年流传很广的《十想》：“一想郎哥日偏西，好像刀割身上皮，天边想到地边转，不知郎哥在哪里，独自一人好孤凄……”虽然年过六旬，但她的嗓子依然清亮婉转。看到我用手机录音，她开起了玩笑：“我孙儿说这是原生态，如果不是年纪大了，我上‘星光大道’，肯定能火起来。”整整一下午，她不重复地给我唱了三十二首歌。她最后有点伤感地说：“现在塆里的年轻人都唱流行歌曲，几乎没人会唱这些民歌了。还好你今天把这些歌录了下来，要不然我只有带到棺材里去了……”
红梅告诉我，在“文革”时，松塆和全国各地一样流行唱《语录歌》和样板戏歌曲，但是那些民歌也没有绝迹。驻队干部听到了，总是皱着眉头批评，说这些是“黄色歌曲”，谁再唱就批斗谁。可是只要干部不在场，大家还是偷偷地唱，哈哈地笑。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田到户各人忙各人的生计，田间地头反而沉寂了，没有人唱红歌，更没有人唱“黄歌”了。
对于松垮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就是在这种说说唱唱的氛围中，学会了农事，了解了村史，习得了为人处世的经验，甚至开始了性启蒙。
一九七零：一个女知青的选择
我是第一批到松塆的知青，也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的知青。我当年十八岁，武汉中学毕业。（贵平插话：那时，她瘦得像根豆芽菜，头发黄得像茅草……哈哈……）后来我和他谈起了朋友，结婚生了孩子，就在农村扎下了根。大队安排我在小学教书。又派我出去进修。改革开放以后，我就当上了村小学的校长。松塆七十年代之后出生的孩子，都是我的学生。
我们那一批知青是在一九六九年春节之后来到松塆的。那一年移风易俗，大年初一还出工。我们一共八个人，六个男生两个女生。另一个女生叫杜海燕。杜海燕长得真漂亮，皮肤白白嫩嫩像豆腐，眼睛一眨巴就水汪汪的。她说话时爱斜着眼看人，还时不时撮起嘴巴吹自己飘在眼前的长刘海……就是她，后来差点闹出了人命。
汉明亲自去公社将我们接到松塆。安排住在医务室隔壁的仓库里。仓库用板子隔出了四间房，每间安置两张床。挨着仓库西墙搭了个偏厦，里面砌了四个灶台，分别备了过冬的柴火，门角落里还安了两口大水缸。按汉明的说法，我们这些学生伢的乳牙还没掉尽，就被毛主席派到农村来锻炼，要多关心关心。
没想到，第一天晚上就出了事。那时的窗户没有玻璃，都是用塑料布糊的。夜里北风一吹，窗户那里就传来怪笑般的响声，吓得我和杜海燕心惊胆战。仓库里老鼠也多，在房顶上跑马、打架，吱吱乱叫，更让人发瘳。杜海燕躲在被窝里嘤嘤地哭，我也不敢合眼。我们决定点着煤油灯睡觉。到了半夜时分，我们都睡着了。大概是老鼠跳到凳子上打架，把油灯撞翻在地。灯芯没有熄灭，火焰顺着流出的煤油蔓延，很快烧着了板凳，又烧着了木隔板……火烧起来的时候，大家还睡得死死的，毫无觉察。也是老天保佑，那天半夜，贵平拉肚子去茅厕，看到仓库那边亮起了火光，
责平插话：我一把拉上裤子，提起一桶水就往仓库那里飞奔，边跑边大喊“失火了，失火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桶水浇下去，屋里睡着的人仍然没有反应。等到我跑到偏厦的水缸里又提了一桶水，一脚踢开门，把火彻底浇灭了，她和杜海燕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两人看到屋子里立着一个男人，又闻到了焦煳味，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
所幸火灾发现得早，只是烧坏了一张凳子和一截墙壁。我们住的屋子隔壁就是粮仓，要真烧起来可不得了。这是松塆的老鼠给我们城里伢的第一个下马威！也是因为这场火灾，我和他有了缘分吧。
责平插话：曲英很单纯，也是知青中表现最好的。她每天和塆里的妇女一起出工，学着播种、插秧、除草，还学着打柴火、挑猪莱。她虽然长得瘦弱，身体里却像藏着无穷的力气，干什么都不甘落后。用她在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的话说，她是真心来“向农民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每天下工之后，别的知青到处闲逛，连队里分给他们的菜地也懒得收拾。她则不同，要么侍弄自留地，要么在房间里看书。偶尔遇到不出工的日子，她就把熟悉的几个村民家的孩子喊到一起，帮他们补习功课。那时村小学的师资力量很薄，教数学的红卫自己也是小学毕业，计算三位数乘除法有时都会出错。可以想象，教学质量有多么差。曲英在学校当过班长。成绩优秀，一手钢笔字写得像书上印的一样，被塆里人赞叹为“女秀才”。她给孩子们补习，自然强过红卫……
贵平你别扯远了。还是听我说：村里的第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由我发起成立的。我找到大队长汉明，说：“毛主席说过，文艺要占领农村。我看垮子里的农民完全没有娱乐生活，日子过得太单调了。毛主席的思想要宣传到位，文艺是最好的手段……”汉明有些惊讶，可能也觉得我有政治觉悟，当场就答应了，并表示大队可以支持一套乐器。
我找了四个知青，又从村里挑了包括贵平在内的七八个男女青年，成了松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次开会之前先演个小节目，大家听“最高指示”的积极性也高多了。我们多半是改编报纸、广播里的节目，有时也根据政策现编内容，譬如：“有一个张大嫂，生的孩子真不少，头年生了小子真叫好……”我还和三个男知青表演过当时流行的小戏《四个老汉学毛选》。我们剪了白纸做成胡须沾在嘴唇上，头上再围条白毛巾，勾着腰刚一上场，就把塆里的人都笑翻了。
贵平插话：其实，这几个知青来了之后，塆里人对他们的看法并不好。城里长大的孩子，哪里吃得了农村的苦？那几个男孩子出工吊儿郎当，干起活来有气无力，下了工到处闲逛，有时还打架。分给他们的幕园一塌糊涂，有时没菜吃了，就随便摘别人园子里的瓜菜，只差偷鸡摸狗了。杜海燕更是有病没病往医务室里钻，和红保打得火热。她隔三差五请病假不出工，不是头疼就是肚子痛。生产队长如果批评她，她一声不吭，直拿水汪汪的大眼睛扫你：语气说重了，她的眼泪马上就涌了出来。队长向汉明告状，汉明就找她谈心。她直愣愣地瞅着汉明说：“大队长，干革命也要讲人道主义吧，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汉明被她瞅得心里发热、发软，狠话也就说不出口了。这个宣传队一搞起来，几个知青的表演像模像样，群众对他们的看法才稍稍有改变。
演了一阵子节目，大家都说好。这时有人对我说：“要是有大戏看，就更过瘾了。”我说：“那你们就等着瞧吧！”
贵平插话：早在解放前，松塆有个民间楚剧班子，在邾城一带很有名气。楚剧是由鄂东的“哦呵腔”和黄陂、孝感的方言、音乐相结合而成的，也传到了我们这里。最早只在农村元宵节玩灯时演唱，所以又称“灯戏”，后来出现了农闲时演出的麦黄班和常年演出的四季班。松塆楚剧班子的班头叫耀忠。除了在村里演，他们也被四里八乡请去演。常演剧目有《蔡呜凤辞店》《云楼会》《花楼会》，还有《卖花记》《打龙袍》《蝴蝶杯》等。班子里有个旦角叫小白莲，是古岗人。她演的《思凡》《秦香莲》，大家百看不厌。像“隐隐城楼起暮笳，俏尼姑独自叹嗟呀。奴身误入空门里，怨恨爹娘主见差”这样的唱词从她嘴里吐出来。味道就是和其他人唱的不一样。老人都说，“看戏不看小白莲，心中好像鸡子抓。”这个小白莲后来名气越唱越大，唱到了汉口租界，经常在共产党员李之龙领导的“血花世界”演出。解放头几年，楚剧班子在春节的时候也演过。后来搞“旧戏”改造，耀忠感觉跟不上形势，就再也不组班子唱戏了。现在，曲英牵头搞起了宣传队，松塆人当然希望他们也能演戏。
秋收之后，我们宣传队准备演一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通过梅松的关系，我们把县剧团的大胡子导演请来指导了两次。贵平演李玉和，杜海燕演铁梅，我演李奶奶，其他角色分别由宣传队的人饰演。
首场演出定在国庆节那天晚上，场地就在大队部前的稻场上。除了松塆的男女老少，附近垮子的人也赶来看戏，临时搭建的戏台前黑压压站满了人。开演之前，我领着大家一起背诵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的声音铿锵有力，渐渐地将台下的喧闹声压住了。
这次演出准备很充分，每个演员都化了妆，还从县剧团借来了军装、皮带、道具枪，舞台也布置得像模像样。贵平平常歌唱得好，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他的声音高亢雄浑，一下子把观众震住了。贵平，要不你来一段？贵平起身唱《浑身是胆雄赳赳》：“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哈哈，当年嗓子更好啊！那唱腔、招式，一板一眼，真不比县剧团的演员差。杜海燕也不赖，一段“西皮流水”唱得如行云流水，“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台下一片叫好。
《红灯记》首次演出大获成功。此后，相邻的塆子都来邀请宣传队去演出。一时间，松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声在外。汉明去县里开会，连县长都找他了解宣传队的情况。县知青办的干事来采访我，写了文章刊发在《知青通讯》上。汉明的思想是比较开明的，尽管有人在他耳边嘀咕宣传队的人演戏耽误了出工，但他还是坚持给我们记全工分。他说：“宣传毛主席思想是最大的政治！松塆从来处处都比别的村强，这种挣脸面的事要大力支持！”
贵平插话：我们找不到合适的琴师，汉明就推荐了“疯爷”。“疯爷”当时被当家称为“疯子”。他对曲英说：“我可是地主的孝子孝孙……”曲英却笑道：“毛主席说过，‘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欢迎你弃暗投明，加入到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来呀……”曲英还是蛮有胆识的。从此，他就成了宣传队的“御用琴师”。
农闲的时候，宣传队四处演出。那时都是没有报酬的，演完了，邀请方会招待我们吃一顿鸡蛋面条，还会送一些炒熟的板栗、花生、黄豆等等。每次吃饭，贵平总爱往我身边凑。有一次。他大概以为没人看见，飞快地把一个荷包蛋夹到我的碗里……呵呵。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算好上了吧。他这个人聪明、善良、能干，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心里踏实。
春节期间。我回武汉把和贵平谈朋友的事对家里公开了，立刻遭到我母亲的激烈反对……现在想来，我也能够理解，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呢？我是城里人，嫁到农村岂不是跳进了泥巴坑？再说，他们对贵平也一无所知。但我当时不懂事，硬呛呛地对我母亲说：你要不同意。就当没生我这个女儿……年还没过完，我就气呼呼地回了松塆。
贵平插话：她回来后就和我商量，“三八”的时候去扯结婚证。呵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九七零年，我们家就由她当家做主了。她说干什么，我老许就干什么。
就像杜海燕说的，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嫁给许贵平。为了防止父母节外生枝，我干脆先把生米做成了熟饭。听到我们领证的消息，宣传队的十几号人凑了三块钱，买了一对竹壳热水瓶和一尊毛主席石膏全身塑像送给我们作为贺礼。
贵平插话：五一那天休假，她穿着一身新褂子，脖子上系一条红纱巾，由杜海燕和几个男知青陪着，说说笑笑到了我家。当时结婚移风易俗，不让放鞭炮了。我们对着堂屋神龛上毛主席的画像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然后，中我爹妈鞠了三个躬，就算拜了堂。汉明当证婚人，送了我们一套用红缎子系着的《毛泽东选集》。后来，我挑着一对箩筐，分几次把她的被褥、衣服、日用品和粮食挑了回来，那就算她的嫁妆了。
当晚，宣传队的人来闹洞房。那是什么新房？四周墙壁用报纸糊了一遍，贴了一张崭新的毛主席挥手的画像——《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再就是在窗户玻璃上贴了两个红色喜字，还是我剪的。大家喝着红糖水，吃着贵平娘攒了半年的炒花生，不停地唱歌，嗓子都唱哑了。杜海燕哭了，说羡慕我找到了幸福……他们逼我们讲恋爱经历，不讲就背毛主席语录。我那时记性真是好，一本《毛主席语录》，几乎可以倒背如流。说来说去啊，毛主席的思想对我影响太大了。如果不是接受了他的观点，我一个城里长大的姑娘，怎么可能对农民有感情，怎么可能喜欢上贵平……
责平插话：曲英和我结婚的消息成了新闻，很快刊登在《邾城报》上，我记得那篇报道的题目叫《一颗红心扎根乡村》。她成了“听毛主席的话，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武汉市召开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她在会上发言，一下子成了名人。
你们问我对过去的选择后悔不后悔？
我的经历很特殊，自愿扎根农村，在农村也吃了不少苦。三十多年过去了，从个人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说，我把一大批农民的孩子送进了大学，自己也当上了劳模、人大代表，还评上了高级教师；从婚姻家庭来讲。贵平一直对我很好，两个孩子也非常上进——一个当了中学老师，一个考上了公务员……平心而论，我应该感谢那个时代！
我看过很多关于知青的小说、电影，批判、控诉是主流。我承认他们写的是事实，但是，我还要说，那并不代表所有的知青，也不代表全部的知青生活，更没有表现知青生活全部的意义。我赞同一些学者的说法，就本质而言，上山下乡运动是“反智”的，是一场历史悲剧，但是，这场运动也教育了一代人，使他们懂得接“地气”。教育家钱理群先生说过，知识青年深入农村，加上当时林彪事件后他们对于长期被灌输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反思，触发了大家对“中国往何处去”这个大问题的思考，正是这些思考，为“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今天社会上各个领域的骨干，大多有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这种经历自然会影响他们的观念和行动一七。后、八零后青年，当他们成为社会顶梁柱的时候，这种阅历的欠缺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不了解农村和农民，怎么建设得好农村？怎么建设得好这个国家？
好了，我自己的故事说完了，接着再说说宣传队把演戏的过程中，发生过许多好玩的故事。
一个男知青在《红灯记》中饰演鸠山，演得太逼真了
有一次在下黄村演出，演到严刑拷打那个场面时，台下一个小孩子大概看得气愤，竞然拿弹弓打他，一石头射过去，把他的屁股都打紫了。
有一次演《智取威虎山》，也闹了大笑话。大队陆续给宣传队买了一些服装、道具，但大量的道具还是自己制作的。剧中有个情节讲的是“小炉匠”栾副官被枪毙，枪一响，他就得倒地死去。那天演出时下起了雨，贵平拿着自制的手枪，大声喊：我代表人民——枪毙你！可是连连抠扳机枪就是打不响。急中生智，他把枪一扔，马上改了台词：我代表人民——掐死你……“小炉匠”倒地，他扑上去做掐脖子状，台下观众大笑。
除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我们还排演过《沙家浜》。那时候，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八个样板戏，更不知道它们和江青有什么关系，只晓得这几部新戏比那些老戏好看，唱词好听、提神。无论是正角反角，只要演得好，大家都喜欢。
我读过一些回忆录，有人说一听到样板戏的曲调就做噩梦……这让我的感情变得非常复杂。人和人的经历不同，对同一事物的感受差异会决然不同。也许作者不了解，那个年代的农民是多么喜欢样板戏，那是他们欣赏到的最高级艺术，乡里的孩子更是从那里得到艺术启蒙……小孩子都模仿戏中的情节玩游戏，男孩争当杨子荣，女孩争当李铁梅，他们还模仿戏中的曲调唱歌，模仿戏中的布景画画。宣传队里出了好几个人才：一个武汉知青后来考上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松塆一个学画布景的男伢考上了武汉师范学院美术系，还有一个参加演戏的高中毕业生，因为有文娱特长，被特招到武钢当了工人......
一九七五：敢和骡子比试的男人
前面说过的赤脚医生、造反派头头宝红，在松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男人谈起他大多一脸嫌恶，说那是一头骚猪公；女人谈起他则毁誉参半，有的说他看病水平高，有的说他死不正经。
宝红相貌周正，身材高大，也算得一表人才。塆里的男人一般都不梳头，只有他每天早晨蘸着水把头发往后梳得整齐光亮。用汉明的话说，苍蝇落在他的头上一定打滑。他的衣服也总浆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清清爽爽。如果不是扛着农具，外人一定会把他当成个大干部。
“文革”之初，他跳起来闹腾了一阵子，除了得罪一些人，并没有闹出什么名堂来。后来，梅松官复原职，特地交代汉明，“不要让那个家伙当赤脚医生了。”宝红一下傻了眼，赶紧和媳妇梅枝商量对策。梅枝提了一篚鸡蛋到梅松家，向他媳妇下跪赔罪；又买了一瓶橘子罐头和一袋白糖送给汉明的母亲，请她劝说汉明放过自己的男人。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梅枝低身求人这一招还挺管用，宝红继续当成了赤脚医生。
宝红为什么如此在乎这个赤脚医生呢？一是可以少干农活，出诊还能算工分；二是有的病人治好了病，会送些东西表示感谢，在那个年代算是很大的实惠；三是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女人——这一点他当然没有和梅枝说破。
作为松垮的赤脚医生，宝红应该算称职的。他总是把医务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医疗器械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连放药的玻璃柜子也擦得一尘不染。有一次，住在塆西头的汉龙去找他看病，探头探脑看柜子里的东西。没想到低头用力过猛，咚的一声撞在玻璃上，把额头撞了一个大包。他捂着头骂道：“狗日的宝红，你怎么擦得这样干净，我都看不出那里还有一块玻璃……”医务室门口有一块小黑板，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在上面抄写一些卫生知识以及防病、治病的小偏方。譬如，“病从口入”“莫吃馊饭馊菜”“预防血吸虫病”等等。那些年，村里生孩子再也没有死过人，更没有暴病而亡的人。一些常见小病，在他这里拿点药、打两针，一般都能治愈；遇到严重的病，他就开张单子转到公社医院或者县医院去治。那时看病不贵，自己只用掏很少的钱，没有谁家因为看不起病而卖房卖家具的。
宝红的媳妇一直没有生养，他特别喜欢孩子。凡是小孩去看病，他显得格外和气。过去农村小孩发烧，家长都是抓把高梁或小麦放在锅里炒糊，放进葱姜、蛤蟆叶、野枸杞根等，煎成苦水，逼他们喝下；然后，老人跑到大门外叫唤小名，一路喊着“××回来哟”，进到屋里则轻唤“回来了哟”……如此一番“叫魂”、喝苦水，有时也能退烧，有时并没有效果。自从有了赤脚医生之后，小孩就再也不用喝那黑乎乎的苦水了。到了医务室，宝红会先摸摸额头，然后拿出一根细玻璃棒叫夹在腋下，并轻声嘱咐：“乖儿子，夹紧，千万别摔了！”过一会儿，他掏出玻璃棒来，对着光亮处正看一看斜看一看，表情专注而肃穆。旁边的人都紧张地期待着，只听他突然拔高声调惊叫一声，“哟，三十九度，高烧。”然后满脸严肃地说：“打针吧？”小孩子一般都会吓得往后躲，“不打针，不打针……”他就得意地笑起来，“好，那就吃药！”当场给半片白色药片，再倒一杯温水让吃下去。倘若小孩子表现得好，他还会奖励一粒糖丸。然后，他用一根小勺子从那些瓶瓶罐罐里舀出几粒黄的、黑的、白的药来，分别用白纸包了，交代家长如何服用。如果吃过药仍不退烧，邪他就要求家长把孩子摁在凳子上。往小家伙的屁股上打一针。边用酒精棉球擦屁股，他边轻声说：“就像蚂蚁夹一口，不疼的哦……”说话间，他手上的针头已经扎入了小屁股。打过针睡一觉，小孩子也就退烧了。宝红有个习惯，小孩子临出门时，他一定要摸一摸头。因此孩子们传说，宝红的手上有魔力，吃了药之后，被他一摸，就把病摸跑了。
大队部门前的稻场是塆子里最大的一片空地，那里放着石磙、脱粒机，还堆着几个大草垛。平常，塆里的孩子总喜欢来这里玩耍，也趁便去医务室探头探脑地窥视。关于宝红的故事，多半都是经过孩子们的嘴巴传出来的。譬如：宝红捏了小军媳妇的奶子，说她的奶子又翘又滑；宝红说大丫腰细屁股大，被扇了一耳光；宝红说宏声家媳妇不讲卫生，连屁股沟都是黑的……
传说终归是传说，似乎也没有人当真。
但是，宝红还是惹出了大麻烦。
事过三十多年，满头白发的梅枝说起那段往事，仍然愤愤不平：“母猪不翘腚，公猪能上身吗？都是那个小妖精，勾走了宝红的魂……”她说的小妖精就是知青杜海燕。
那时，杜海燕住在知青宿舍，宿舍在大队部的最西头；医务室在大队部的最东头，距知青宿舍四五十米。自从曲英嫁给贵平搬走之后，杜海燕就一个人独住。她长得漂亮，性格活泼，男人们喜欢撩拨她。她总是大大咧咧的，从不黑脸。她经常去找宝红开病假条，一请假就是好几天，说是回武汉看病，宝红自然给她行方便。她在的时候，宝红有事没事爱往知情宿舍里面钻，表面上和那几个男生玩“拖拉机”，耳朵里其实时刻关注着另一间房里杜海燕的动静。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漂亮的武汉女知青扎进了他的心里。
有一次，宝红给“疯爷”的老娘治好了头疼病，“疯爷”请他喝酒。半斤高粱酒下肚，他的眼珠子红了，对“疯爷”说：“老哥，我告诉你，你不晓得杜海燕这个小娘们有多骚……我……我一定要把他睡了……”“疯爷”故意激他，“听说你睡过不少女人？”宝红斜着眼看他，口齿不清地说着：“睡一百个乡下女人……比不上睡她一个，城里的……知青……嫩得掐得出水呀……”“疯爷”就笑，当他说酒话。没想到事隔不久，还真的出事了。
一天上午，有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来到松塆，径直找到医务室。当时，宝红正在给一个生疮的农民换药。来人气势汹汹地问：“哪个是宝红？”宝红刚要搭话，一眼瞥见那人从腰后面拔出来一把杀猪刀，顿时吓白了脸，转身就朝门外跑。那个男人明白过来，握着刀就紧跟在后头追。宝红看看跑不脱，掉头往大队部里钻，进去之后就对汉明喊：“队长，救命！”汉明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男人已经冲了进来。他挥舞着刀吼叫：“你强奸我妹子，老子今天要宰了你！”我爷爷当时正在屋里统计报表，一看情况危急，冲上前一算盘把他的刀打落在地。那大汉仍不罢休，一把揪住宝红，挥拳猛打。这时屋里的人都反应了过来，上前抱的抱腰，扯的扯胳膊，终于将那壮汉拉到一边。
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来人是杜海燕的哥哥杜海峰，他是武汉肉联厂的工人，是来为他妹妹讨说法的。原来，杜海燕有三个月没来例假，前几天回家给她妈妈哭诉。杜母原来是广州军区总医院的护士，又是过来入，仔细一问，马上明白了原委，扇了女儿几嘴巴之后，立刻寻找熟人，带着她去打了胎。杜海峰听说妹妹被一个农民强奸怀了孕，气愤之下，就揣着刀来报仇了。
强奸知青可不是小事，汉明一听急了。他一面安抚杜海峰，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吃饭，一面叫人赶紧去给梅松汇报。梅松也不敢含糊，骑着自行车赶来商量对策。
宝红交代了事情的经过，把祖宗搬出来赌咒，就是不承认强奸。他辩解说：“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呀……她要不乐意张腿，我的家伙塞得进去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三个月前杜海燕病了，他去送药。那天，她斜躺在床上，脸蛋红通通的，显得格外漂亮。他先是伸手在她的额头上试体温，感觉并不发烧；后来，就把手伸到被子里摸她的胸……杜海燕嘻嘻笑着用手抵挡，但态度不是那么坚决。知青屋里其他人都出]_了，他就掀开被子压上去把事情做成了……事后，他还送去了十块钱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表示安慰。
梅松亲自和杜海峰谈话，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杜海峰好歹不听，咬定她妹妹是被强奸的，准备去公安局告发宝红。他还说自己的舅舅是江岸区革委会的头头，也准备过问这事。当时，有些地方出现了干部、农民强奸知青的事，当事人受到处理，连带着也处分了一些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梅松担心事情闹大对自己不利，就想息事宁人。这时公社刚好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他就对杜海峰说，可以把这个指标给杜海燕。杜海峰说，宝红个人还必须补偿。梅松当场表态，宝红赔一百元钱，再送十斤红糖、三只老母鸡给杜海燕补身子。
事情就这样平息了。杜海燕此后再也没有来过松塆，杜海峰给她办完全部手续，把她的行李挑了回去。在大队出具的表现证明中，汉明用了很多赞扬的形容词。用他的话说：“小杜这丫头其实表现真不怎么样，但我们松塆人作了孽，对人家有愧，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弥补了……”
根据梅松的指示，塆里组织了一次批斗会。宝红在会上痛哭流涕，发誓再也不占妇女的便宜。到了会下，他却嘀咕：“杜海燕又不是处女……我还给了钱和粮票，…-，'’
不过，批斗会之后，他收敛了许多。很长一段时间，墙里没有再听说他的绯闻。
老五曾经找到退休的杜海峰，了解杜海燕后来的情况。杜海燕从武汉钢铁学院专科毕业后，分到武钢下属的一个公司当了一名实验员。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嫁给一个转业军人，那人喝了酒总是揪着她的头发死命地打她。日子过不下去，她要求离了婚。第二次嫁给了一个厂长，那人对她还不错，但喜欢在外面寻花问柳。当她有一天发现自己被传染了性病之后，再一次提出了离婚。四十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五岁的中学数学老师，从此日子算是安定了下来。三次婚姻，她都没有生孩子。二000年的时候，她下岗了……这个昔日的屠宰工用一句话总结了妹妹的人生，“这都是命！”
老五拿着杜海燕家里的电话，犹豫着问我：“你说是不是采访一下她？”我默算了一下杜海燕的年龄，她应该年过半百了。也许，她已经在记忆中埋葬了那段岁月。那一段青春时光就像被多棱镜折射过，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差异太大了……如果我们的到访重新唤起了她心底的伤痛，那又有什么必要呢？
继续说宝红的故事。
有一年冬天修水库，宝红被派到工地上兼做医生。他和致远睡同一个窝棚。大家半夜睡不着觉，就听他吹嘘自己“玩女人”的经历。
他说，某村有两个小媳妇，和他睡过之后离不开，隔三岔五来找他解馋。有一次，两个女的恰好遇上了，他就把她们拉到松树林，一起把事情办了。那个奶子翘翘的女人每次办完事，总忍不住说：“你那家伙就像金刚杵，我男人的怎么像面条啊......”
听宝红说到这里，有人就问：“你咋有那么大的本事？”宝红得意地说：“我本钱好啊！”大家一听都兴奋了，起哄叫他亮亮本钱。宝红也不害羞，赤条条地从被窝里站了起来，得意地说：“叫你们开开眼啊......”一个小年轻人划亮火柴，大家都围过来观看。有人惊呼：“兄弟，你真是一头骡子啊！”
工期结束，宝红和致远扛着行李一起步行回村。他得意洋洋地告诉致远，他已经把工地上每天给大家打饭的那个白白胖胖的嫂子睡了。致远说他吹牛，他就指了指自己系的裤腰带，说：“这就是她送的。”致远一看，果真是一条崭新的裤腰带。他神秘兮兮地对致远说：“告诉你两个勾女人的窍门：女人都喜欢贪便宜，给她们一点小恩小惠，嘴巴甜一些，就会讨她们喜欢：另外，只要有了第一次，女人知道你本钱好，就不怕她下一次不想你了。”
“疯爷”说：狗行千里，不改吃屎。他这是讽刺宝红。到了九十年代，宝红还有传奇。
一九七六：“老实人”进城
爱国的奶奶从小就对他说，人不能不信命。
满月不久，奶奶就悄悄拎着半升花生，把爱国抱去让陈瞎子“摸骨”。陈瞎子解放前是闻名邾城的算命先生，解放后回到松垮务农，偶尔偷偷摸摸给求上门的人摸骨打卦。他摸过爱国的头骨、胸骨，最后捏捏手骨，点了点头说，这孩子生得一副“熊骨”。然后他念了四句话：“熊骨生来好福相，摇摇摆摆无忧患，夫妻恩爱撑家门，一代要比一代强。”奶奶听了，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这命好么？”“好，当然好！”陈瞎子嚼着花生，回答得斩钉截铁。
爱国的奶奶幼年丧父，中年丧夫，日子过得很苦，一直怪自己命不好。听了陈瞎子这番话，她感到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以后，她总是笑眯眯地给爱国念叨：“乖乖啊，一代要比一代强，等着你光宗耀祖呢！奶奶活着有盼头哦！”
一九七六年的寒露这天，爱国的“命”第一次应验。
刚满十九岁的他身穿一件用锅灰染黑的粗布大褂，脚穿一双半新的黄球鞋，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脸若喷霞似的走出了松垮。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农民，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莫过于跳出“农门”到城里当工人。就在这一天，当了两年民办教师的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半个月前的一天傍晚，大队妇联主任幼云送了一张招工表到家里。幼云说：“你叔（父亲）在县里开会，你马上把表填好，交给我带走。”招工的消息几天前他就知道了，但他此时还是非常激动。他从口袋里抽钢笔时连抽了几次都没抽出来，一下笔就把纸戳了个窟窿，急得幼云在旁边说：“当心啊，就这一张表呢！”他坐在饭桌前仔细把表填写好了，有些不放心地说：“幺爹说过，我要招工，他不会签字的。”幺爹叫厚卿，当时担任爱国所在队的小队长。小队长虽然不是多大的官，但代表着最基层一级组织，有些材料没他签字还不行。他一直想要自己的小儿子青松去村小当民办教师，但是爱国教书教得不错，小学也不需要更多的老师，所以大队没有同意。因为这事，幺爹莫名其妙记恨上了爱国。“其他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临走时，幼云笑眯眯地说，“从明天开始，你不要去学校上课了，青松接你的班。要不了几天，招工的通知就会来的！”
爱国就在家里坐等消息。
从头一年开始，县里每年都有四五个参军或者招工的指标分到公社，公社再分给各大队。一般的情况是，大队干部的子女只要符合条件的，都会被优先推荐出去。爱国读过两年初中，后来停课闹革命就没上高中了。尽管如此，与许多同龄人比起来，他的学历算是过硬的，所以当了民办教师。第一次招工机会是去山西大同煤矿当矿工，爱国说：“说不定哪天煤矿塌了，骨头都找不到一根。”放弃了这个机会。第二次招工是到鄂城钢铁厂当锅炉工，他也犹豫着不想去。爱社的瞎眼老妈桂云不知从哪里得到信息，抱着一只小猪娃摸到汉明家。跪在地上不肯起来，请求汉明把这个招工指标给爱社。爱社的父亲死得早，留下四个孩子，全靠着桂云把他们拉扯大，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苦。汉明把桂云扶起来。答应了她的要求。他连夜找到爱国说：“锅炉工辛苦，你不乐意去，我给你叔说，干脆等下一次机会吧！这个指标就给爱社了。”第二天早上，他亲自把招工表送到了爱社家。离开前，他大声对桂云说：“猪娃儿已经放到你们家猪圈里了，你还是自己养吧。爱社成了公家人，不忘我这个哥就行！”
就这样等了一年，爱国终于等来了供销社的招工指标——当售货员。汉明看到文件就给正在县里学习的爱国的父亲厚君挂电话，说：“教书先生过去一直受人尊重，本是个不错的事儿。可现在乾坤倒转，知识越多越反动，教师成了臭老九，名声不好。你们家又穷，爱国为人老实，干长了教师怕是娶媳妇都难！你们就不要挑肥拣瘦了，当个售货员多好……”厚君就说一切听大队长安排。于是，汉明安排幼云送来了招工表。
爱国拿到通知后，背起一床破棉絮就出发了。他步行十多公里，来到一个叫五里的小镇报到。供销社的领导给他安排了睡觉的床铺，还给他发了几张餐票。他拿着餐票到隔壁粮管所食堂打饭，掌勺的嫂子看他又矮又瘦，特地在炖萝卜中挑了几片肥肉加在他的饭上，说：“你这个伢看着可怜，多吃才能多干啊！”爱国家人多口阔，年年超支，粮食也不够，他每餐都不敢多吃，总觉得肚子里欠着。现在，他终于可以放开肚皮饱饱地吃一顿，心中十分高兴。
第二天，爱国被安排跟一个姓林的大嫂到菜场卖菜。称菜、算账、收钱，这些对于他都不是问题。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菜就卖完了。林大嫂点了点饼干盒子里的钞票，一共有七十五元，让他拿去存起来，然后就回家了。爱国不懂什么叫存钱，也不知道该问谁，只好抱着饼干盒子回了宿舍。七十五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生怕弄丢了，连晚饭也没去吃，一直盯着那个铁盒子。晚上，他先把门上了栓，再把铁盒子藏在床下，总是放不下心。后来，他干脆抱着铁盒子在床上坐了一夜。第二天，他把钱一分不少地交给了林大嫂。林大嫂非常惊讶，问：“你怎么没存到银行去呢？”爱国就说了昨晚的经历，林大嫂瞪大了眼睛，笑道：“真是个苕伢哟。”回到家，她把这事对自己的丈夫、供销社主任老张说了。老张点点头，“这个伢责任心强，是棵好苗子。”
因为这件事，一个月后县供销社办学习班，老张把爱国推荐了去。学习班结束，武汉市供销社来县里挑人。学习班的领导推荐了爱国和另一个表现突出的年轻人小吴供他们选择。市供销社的领导萧主任分别同两个人交谈了几句，然后盯着他们的鞋子看了一会儿。爱国不由自主地把脚往后收缩，因为他那双洗刷得干干净净的旧球鞋，与小吴脚上铮亮的新皮鞋比起来，实在显得太寒酸了……结果出人意料，萧主任选中了爱国。
就这样，爱国一步登天，进入了武汉市供销社，成了一名全民所有制工人，吃上了“皇粮”。
爱国在武汉工作了两年，深得萧主任喜爱。一九七八年，萧主任调回邾城，把他也带了回来，安排在土产公司门市部上班。
爱国为人忠厚老实，业务熟练，手脚勤快，公司领导和职工都很喜欢他。两年之后，公司任命他当干鲜果组的组长蒹门市部实物负责人。他干劲十足，每天下班后都主动加班进行小盘存，将账目做得一清二楚。每个月尾大盘存，门市部的流水账与实物一一对应，没有一丁点儿差错，这在土产公司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公司副经理老皮非常欣赏他，亲自给他当入党介绍人，发展他为预备党员。有一次，两人一起去乡下收茶叶，皮经理悄悄对他说，自己马上要升经理了，准备过半年提拔他当门市部主任。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媳妇爱珍的时候，爱珍兴奋地说：“奶奶说过嘛，你命好！”
但是，小两口高兴得早了一点。
门市部是皮经理抓的一个试点。他当上经理之后，每周抽半天时间来这里站柜台当售货员，了解销售情况。皮经理一下基层，爱国就遇到了烦心事——账目对不上了。第一个月盘存差十块钱，他以为是营业员卖货收钱时出了差错，就以报损的名目弥补了。第二个月差二十元，他还是以报损的名目弥补了。他开始怀疑门市部里有人做手脚。第三个月盘存，情况更越严重，差四十五元。爱国还是没有声张，暗中查找嫌疑人。门市部共有五个营业员，他一个一个排查，都没有发现问题。困惑之中，他悄悄把情况告诉了党小组长、退伍军人小姜。小姜是松塆附近姜畈村的人，平常和他关系很要好，为人也正派。小姜答应留心观察，帮他早日“破案”。其实，爱国已经怀疑上了皮经理，因为他每天进行小盘存，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皮经理来站柜台，账目就对不上。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他不敢对小姜挑明。
到了月底，皮经理又来站柜台。趁着营业员都到仓库盘货去了，皮经理打开钱箱拿出了十块钱。就在他把钱往口袋里塞时，爱国和小姜出现了。原来，爱国这次留了心，拉着小姜悄悄在货柜后面清点东西，眼睛却一直盯着皮经理……
供销社组织专班调查，公司里谣言四起。有人说，皮经理偷了上千块钱，可能要坐牢；也有人说，皮经理的岳父是商业局局长，肯定会保他；还有人说，“爱国是白眼狼，亏了皮经理对他那么好”。审查专班找爱国谈话，竟然问他“是不是因为没被提拔，对皮经理有意见”。小姜也被找去谈话，回来沮丧地对他说：“爱国，我们现在是一个藤上的蚂蚱，哪怕是死也得撑下去。”
爱国没想到情况会变得这么严重，茶饭不思，夜夜失眠。妻子爱珍安慰他说：“你揭发他偷钱有凭有据，你怕个鬼呀！？哪个要是敢搞你，我拿着状纸去拦县委书记的小车喊冤，共产党还不讲王法了？大不了我们回松垮当农民去！”爱珍的户口这时已经转成了菜农，在邾城木材公司食堂当临时工。
爱国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去供销社找萧主任谈谈。他支支吾吾为皮经理求情，说不希望他坐牢。萧主任一听火了，“你这个伢怎么黏黏糊糊？！你现在如果要推翻自己说的话，事情的性质就会变成——你诬告老皮！”爱国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在萧主任的亲自督促下，皮经理偷窃公款的情况调查清楚了。他交待从钱箱里拿过七次钱，加起来一共八十五元。处理结果没有传说的那么严厉，只是撤销了他的经理职务，将他调到南边最偏远的一个乡当收购组长，负责收购猪皮、鸡毛和鸭毛。公司的新经理上任之后，任命小姜当了门市部主任，而按皮经理过去的话说，“小姜是脑袋里搅糨糊的人。”过了不久，党支部开会讨论爱国的入党转正问题，有人指出他政治上不成熟，还要加强党性锻炼。这样，他的预备期延长了半年。
爱国成了名人，凡是参加商业系统的会议，都有人指指点点，“就是这个年轻人把他们经理拉下了马。”有一次开会，分管财贸的县委副书记当着大家的面走过来和他握了一下手，笑着说：“听说了你的事，很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嘛！”
此后，土产公司连着换了三任经理。每任经理在大会小会上总表扬爱国，说他工作能力强，踏实肯干，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可是，他一直干着门市部实物负责人，再也没被提拔过。而此时，当年没有被萧主任选中的小吴，已经当上了公司副经理。
过年回到松垮，爱国朝着父亲厚君发牢骚。厚君说：“你一个农民的儿子，竟然扳倒了局长的女婿，你没遭殃已经万幸了！你想过没有，如果不是萧主任为人正直、主持公道，将会是什么结果？”爱国说：“难道我检举老皮偷钱还有错？”“你当然没错！错就错在这个人是你的领导、恩人，所以其他人怎么还敢用你呢？记着你奶奶的话，人都有命！如果那时候我不在大队当干部，怎么轮得到推荐你当工人？工人好歹比农民强。你就老老实实干活，混一碗饭吃吧！”
爱国老老实实干到了一九八四年。
这年夏天，他因为中耳炎穿孔到同济医院做手术。爱珍给主治医生送了两百元红包，希望他亲自做手术。那个教授把红包塞进白大褂，笑眯眯地满口答应了。可是做手术时，他还是让实习生全程操刀。出院之后，爱国经常头晕目眩，走路摇摇晃晃。去别的医院检查，医生说手术不成功留下了后遗症。就这样，他无法正常上班了，只好回家长期休病假。
这病假一休就是十年。十年之间，爱国自怨自艾过。但他最终还是以陈瞎子的那几句话宽慰自己，“摇摇摆摆……终究无忧患吧！”
一九九四年，爱国的大儿子卫星考上了大学，小儿子卫民也考上了重点高中。此时，他的身体状态有所好转。而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他觉得必须重谋出路。找亲戚东拼西凑借了三万块钱作为本钱，他和爱珍在邾城汽车站对面开了一家副食批发店。
关于爱国当“个体户”的故事，用爱珍的话说，那是“酸甜苦辣三天三夜讲不完”。就在我采访完他们不久，在省里某机关当副处长的卫星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把他的妻子、记者英子在二00一年写的“春节经商日记”发给了我。两万字余字日记记录的虽是短短的春节经历，但就像一篇微型报告，高度浓缩了爱国那些年的生活。
经过英子同意，我摘录了日记中的部分内容。
一月二十一日腊月二十七中雨
今年我负责卖水果和瓜子。整整一上午，我只卖出去一箱芦柑和两斤瓜子，大概赚了一块钱。今年的生意比往年差多了。公公说，县里和乡镇的工厂都垮了，到处都是下岗的人，农村人扒几亩田地，一年落不了几个钱，大家手上没有钱，自然舍不得买东西了。
下午，我和婆婆、老公去打年货，公公一个人守摊子。突然来了一男一女说是工商局的，查假烟，到处翻。公公拿了一条红塔山递给那男的，他装进提包就走了。晚上说起这事，我怀疑那两人是骗子。婆婆也埋怨公公太老实了。公公却说，舍财免灾，现在有点权力的人黑得狠。工商、税务、卫生、质检部门一个比一个厉害。要是不打点他们，随便找个借口就罚得你哭。
一月二十二日腊月二十八雨夹雪
天气不好。没几个人进店买东西。为了挂雨篷的事，公公和婆婆吵了起来。
公公脾气越来越大，与他的心境不好有关。他曾经在家病休了十年，每个月拿六十块钱的工资，还要给二十元奶奶养老。那些年，家里的生活和老公兄弟俩读书全靠婆婆做点小生意支撑着。婆婆用自行车推着米在大街小巷叫卖过，也摆地摊卖过水果、卖过鞋子，吃了许多苦。一九九四年，公公身体略有好转，开了这家副食批发店。起初生意还不错，这两年竞争激烈，生意越来越差，只能勉强保本。公公的单位改制后要求职工买断工龄，他只拿到了六千元钱补偿。按公公的想法，只要还能动一天，他就要做事。现在没有单位依靠，只能自己多存点钱，免得将来养老给我们增加负担。
下午，有个胡子拉碴的老年人来打年货，听老公的弟弟F说他是松塆人。临走时，他朝公公点头哈腰，一再道谢。婆婆后来埋怨说，东西可以便宜卖给他，但不该同意他赊账。公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多么威风的一个人，经常主持批斗大会。可他养的儿子都不争气，偷鸡摸狗被抓去坐了牢。他这大把年纪了，还要出来打工挣钱养孙子。年底讨不到工钱，年货都办不起，怪可怜的……
晚上，重新包装水果。外面天寒地冻，仓库里冷得人直打哆嗦。公公爬上爬下，搬来搬去，热得满头大汗，连棉袄都脱了。到了夜里十二点，他让我们先睡，自己继续分装芦柑。
一月二十三日 腊月二十九小到中雨
今天是大年三十，上午生意还是不好。烟酒、糕点没什么人买，只有水果走得快，但利润很低，一箱赚不了两三块钱。我负责卖糖果，站在那里手都冻僵了，半天下来也没卖掉几斤。婆婆望着脚边的几大箱子水果糖，直埋怨公公不会进货，过完年这些糖更卖不动，肯定亏本。公公反击说，他预计水果好卖，价格便宜时想多囤点货，可她又不同意，今年肯定要脱销。看来，货物卖得好或不好都叫人着急，做点小生意没想到也这么操心，难怪两人的头发都白了。
中午一点钟，我们放了鞭炮吃年饭，餐桌就摆在柜台后面。正吃着，连续有三拔人来买东西，讨价还价，挑三拣四，闹得一家人都没吃好饭。找钱的时候，婆婆把一张钞票掉到火锅里，唯一热着的一锅汤报销了。我们只好匆匆扒了几口冷莱冷饭，按各自分工继续接待顾客。
晚饭后，断断续续总有人进门。我和婆婆守摊子，“春晚”又看不成了。趁着夜色，公公带着老公和F去亲戚家搬运酒。年前查假货查得厉害，水货东西不敢放在商店里；过年稽查的人放假了，谨慎的公公觉得可以把水货搬出来卖了。搬完酒，公公特地给我解释：现在生意不好做，正宗货价格高，卖不赢便宜的假货；卖正宗货不赚钱不说，人家还嫌价高骂你黑心，把生意做死了。这一条街上的副食店，没有不卖假烟假酒的。
一月二十四日正月初一小雨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惊醒了。来到店里，公公婆婆已经在门口摆好了摊子，长长一溜，颇为壮观。
今天生意不错。最畅销的是那个脑×金礼盒，广告恶心不已，在老百姓中却深入人心。可公公说，整个县城卖的恐怕没有几盒是真的。当然，我们卖的也是水货，一盒可以赚二三十块钱。特别好笑的是，一个穿着皮衣的女人说，这种水货进价才十元钱，你们卖十二块钱就可以了，别太黑。我尴尬地笑了起来。她却继续说。现在流行这玩意，管它真的假的，买一个到亲戚家拜年交个差！我不由感叹，明知是水货还买了送人，真是世风日下，人情如纸。公公后来说，过年前还有人开着车来，指明要买高档假烟假酒，价格要便宜，也是拿去送人。
晚上吃过饭，一家人在一起盘点去年的收入。减去房租、水电、各种税费和日常开支。一年下来纯收入才五六千块钱。过年这阵子生意比平常好，估计顶天也就赚个万把块钱。婆婆抱怨说，累得像狗，赚不到钱，这个副食批发生意不能做了。公公叹了口气，不做怎么办呢？再怎么差，比农民种田还是强一点。一月二十五日正月初二雪
公公说今天是外甥给舅舅拜年的日子，人们一般出手比较大方。果然，早上一开门，我们就忙得像陀螺转。
半上午的时候，有一对推着板车的中年夫妻想在我们的门口摆摊卖水果。我们家的店子正对着车站，人流量大，是块黄金宝地，平常总有人在门口卖水果，公公婆婆一般都不作声。现在我们也卖水果，如果再有人摆摊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意。任那个女的苦苦哀求，公公丝毫不理，挥舞着胳膊非要赶他们走。婆婆说，我们又出租金又交税，他们推个车做的是无本生意，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下午五点多，生意冷清下来，我和老公去街上逛了一圈。回来时，发现公公、婆婆和F分站三方，警惕地盯着门口的货物。婆婆小声告诉我们，住在旅馆后面的那窝贼今天出动了。刚才清货时，发现有一箱酒不见了，估计被他们顺跑了。我说：知道他们是小偷，怎么不报警？公公说：现在的社会是好人怕坏人，哪个敢得罪他们？！平常他们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今天怎么搞邪了？！
一月二十六日正月初三晴
今天走亲戚的人很多，生意非常好。
吃午饭的时候，那对哑巴夫妻又来买东西了。从公公开店起，这对夫妻每年初三下了车就直奔过来。从他们的穿着看，经济不宽裕，每次买的都是一些很便宜的糕点。大概出于同病相怜吧，公公交代我们把东西低价卖给他们。今年，他们添了个男孩儿。那个哑巴妻子拿了两盒麻糖。老公说卖六块钱一盒（其实我们卖给别人是八块），她比画着说五块。老公就说五块五，这是进价了，可那女的仍坚持只付五块，生意就没有做成。他们抱着孩子接连走了两家店子，都是空手出来的。公公看到了，就拿了两盒麻糖递给F，说十块钱卖给他们算了。F追上去拍了拍那个哑巴丈夫的肩膀，做了个十元的手势。哑巴妻子明白过来，脸上浮起了笑容……F说，听见那个小孩儿哭了几声，不知道会不会讲话呢！
公公今天一个人从仓库往店里拉了近百箱水果和酒，晚上累得饭都不想吃了。
一月二十七日正月初四晴
中午有一阵特别忙，有个年轻女人乘乱拿了一箱水果就走，正好被公公发现了。公公冲上去找她理论，她不承认偷东西，还大声嚷嚷。F急忙过去劝公公，我们现在抢别的生意，犯不着为十几块钱吵架浪费时间。公公气呼呼地说：这个女人看着吃得下去（漂亮的意思），却长了三只手，真不怕丑！
晚上，我们三人轮番劝说公公，他和婆婆年纪大了，现在城里出现了几家大超市，“副食批发”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差，要么关门，要么把规模缩小，挣点生活费算了，没必要把自己累病了。婆婆说：批发的利润太薄，请帮工不划算，全是自己上货下货，累得像死狗子，也就赚个搬运费。公公叹了口气说：人不能不认命啊！我老了，确实干不动了，要是再年轻一点，也顺应潮流开个大超市。看得出来，他很不甘心。一月二十八日正月初五晴
公公经过一夜思考，早上终于做出决定，不再做批发生意了。他对老公和F说：我本来想多挣两个钱，等你们买房时支援一点，看来这个梦做不成了……老公笑着说：你和妈妈供我们把大学读完，任务已经完成了啊！F也说：过两年你们小生意也别做了，帮我们带伢！婆婆在旁边说：靠你们那点工资，你爸爸病又多，哪里养得起我们哦……
今天城管的人来打招呼，不许在门口摆摊子了。他们凶神恶煞地对一个占道卖烤红薯的爹爹骂骂咧咧，-还要动手打人。公公看不下去，拿了包烟过去给他们抽，算是把那帮家伙劝开了。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副食批发部关了门。爱国和爱珍回到家中，休息了几年。等到卫星的儿子出生后，他和爱珍就去了武汉帮助照看孙子。
爱国每天负责买菜，然后做两餐饭。其他时间，他心无旁骛地忙自己的目课——研究彩票。他让卫星把电脑桌腾出来，堆上厚厚几沓统计算据，在长长的纸卷上演算，研究彩票的中奖号码。他的研究时间每天都超过七八个小时，计算完毕就兴冲冲地去彩票站购买。他将目标定得很高——一百万。他对爱珍说：“我这辈子没走过大运，说不定老了来个杠上开花呢？！”
早些时候，爱国说如果中了一百万，就给两个儿子各分一半，资助他们买房子；后来卫星、卫民都买了房，爱国就说中了彩票给他们一人买一辆好车，再各请一个司机；等到他们都买了私家车之后，爱国又说，现在要给孙子挣钱了，将来供他出国留学……
爱珍不屑地说：“中大奖？中他的头哦。买了十几年彩票，他最高中过一次二十元……这就是命！报纸上尽吹牛，动不动就报道谁中了几百万，我看是做笼子……”
在电话中谈起父亲沉迷于彩票，卫星笑着对我说：“我和卫民都是九十年代末期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拼爹’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社会还给我们这些穷人的子女提供了一些机会。所以，卫民顺利读了博士，当上了大学教授，我也混到了处级干部……但是我父亲的‘拼爹’思想太严重，总觉得自己这辈子的任务还有没完成……也许，他这辈子老老实实，平平淡淡，感觉没有成就。老了再不做点梦，这辈子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呢？老太当年抱着他找陈瞎子摸骨，是给自己造梦！现在到处卖彩票，不也是给穷人造梦么？！”
一九七七：开始走另一条路
多年的历练，造就了汉明敏锐的政治嗅觉。尽管他连“芝麻官”都算不上，但他对形势的判断往往八九不离十。在毛主席去世之后，他感觉世界变得越来越快了。
虽然还是那些干部坐在台上摇头晃脑念文件，但是批判的对象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虽然还是听着队长的口哨出工、收工，但是已经不再沿用“大寨计工法”，改为以计件工分为主了；虽然社员收工后还是去自留地里“绣花”，但是没有干部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古岗也开始变了。就像睡醒了一般，老集在一个初春的早晨突然热闹起来。邾城革委会过了一阵子才发现新情况，派出戴着红袖章的民兵前往驱赶。赶集的农民和民兵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天还没有亮，他们就早早赶去。在浓雾的掩盖下辨货、谈价、交易。等到太阳升起来，他们就背的背、扛的扛往家里去了。民兵们赶过去时，只望得见一些影影绰绰的背影。
汉明嘴里还是念叨着报纸和文件上的那些话，但他心里明白，世界已经在变，自己也要变了。
一九七七年九月的一天，《湖北日报》刊登了一则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只是一个小豆腐块，却被汉明注意到了。他一连看了三遍，然后把报纸叠起来装进口袋，连夜骑车赶到尾子山机站。
他最小的弟弟汉光正在机房值班，手里拿着本《毛主席诗词选》在读。汉明把报纸递给他，说：“哥是没有机会了，你的基础好，赶紧复习，肯定能考上大学！”汉光不解地问：“你不是叫我在机站好好干，等待招工或者推荐上大学吗？”汉明说：“恢复高考，肯定会停止推荐上大学。招工的机会可能还有，当个工人当然也不错。但是，大哥觉得你会有更好的前程……你不记得爸爸在世时说过的话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松塆自古就是出大人物的地方，哪一个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汉光非常聪明，学习刻苦，过去上学时一直深得曲英欣赏，总夸他是个读书种子。十三岁那年，他独自跑了半个中国去北京串联，在松塆引起过轰动。汉明从小就喜欢这个弟弟，对他寄予了很高期望。
第二天，汉光辞掉了机站的工作，回到松塆专心备考。汉明当了多年大队干部，熟人也多，四处打探高考消息，收集复习资料。汉光很快进入了临战状态。
两个月后，报纸上公布了当年的考试时间。因为汉明及时提醒，汉光比其他考生多争取到了两个月的复习时间。当时，政治没有现成资料，汉明决定自己编写。他记得村中学订了一本《半月谈》，就去借了一堆回来。他让汉光专心复习数理化，自己则一本一本阅读《半月谈》，将最近两年的重要政策、事件、人物编成了五十道题。临进考场前三天，他让汉光把这些题目抢背了下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汉光走进了考场。由于全国统一高考中断了六年多，这年的高考显得非常特殊。一同走进考场的，既有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也有一家的兄弟，甚至还有同一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年纪小的考生不过十六七岁，年纪大的考生孩子都能走路了。考试结束，汉明问汉光感觉如何。汉光信心满满地说：“有戏！”
当年考试完毕就要填报志愿，考生既不知道分数，也没有往年的数据参考，完全靠自己估摸着填写。公社副书记老杨的儿子也参加了高考，他和汉明讨论如何填报志愿，他觉得能上个好中专，跳出农门也不错，就让儿子报了省水利电力学校。汉明和汉光商量之后，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分数公布了，汉光的成绩超过录取线十五分，被中国科技大学顺利录取。很多人的政治只考了六七十分，他竟然考了八十五分。汉明后来逢人就得意地说，这一年的政治考试竟然有九十五分内容被他整理的题“抓”到了。
老杨儿子的考分比汉光高出两分，上名牌大学是没问题的，可他只报了中专，最后被省水利电力学校录取。几十年后，汉明与老杨相遇，又谈起当年高考的事。汉明问：“你的儿子现在做什么？”老杨说：“在深圳当领班，手下管着四十多个工人。”汉明点点头：“嗯，那还不错嘛。”老杨又问：“你那个兄弟现在怎么样？”汉明淡淡一笑：“他在美国硅谷的一个实验室工作，也领着十几号人，都是教授级工程师和博士……”
汉光是松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博士。此后，松塆年年都有孩子考上大学，从来没有断过线。
我曾经就汉光参加高考一事问过汉明，“那时不都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你还鼓励汉光去读书啊……”汉明哈哈大笑：“那要看是谁的知识多？毛主席博古通今，知识多不多？马克思懂好几门外语，知识多不多？再说历朝历代，《许氏宗谱》上记载的人物，哪一个知识不多？”我开起了玩笑：“你作为大队干部，原来和党不是一条心啊？”“怎么说你们这些作家、文人呢？你们总是不求甚解，以讹传讹。你去查一查，毛主席当年说的原话是：如果（知识分子）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他是在特定场合说的这句话，很多人只看后半句，那不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么……完全是误解老人家嘛！”
松塆的变化是从野外开始的。那是一九七八年秋天，田间地头突然竖起了许多木头杆子。这些黑色的杆子从卉岗延伸过来，向北边的李集排列过去，就像一根根矛子直戳向天空，似乎要把那浓云戳散。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群戴着头盔的工人扛着电线圈来了。他们爬到杆子上架起了电线，说是春节前可以通电。
到了腊月二十，电果然送到了。塆里的五保户厚新一边用手遮挡着刺眼的灯光，一边对电站的工人念叨：“托毛主席老人家的福啊！共产主义是不是实现了？”一个年轻工人扑哧笑了起来，“老爹你糊涂了呀，毛主席早就过世了，你这是托华主席的福哦！…‘那我今年过年一定要请一张华主席的画像挂起来，要感恩呢！”厚新瘪着没牙的嘴，一脸虔诚。
入夜，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塆里的狗从没见过这阵势，不安地从屋里窜到屋外，又从屋外窜回屋里，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从来都是在黑暗中沉睡的村庄一派亮堂，映衬得暗蓝天幕上缀着的星星也没有那么耀眼了。
与电一起到达松垮的，还有汉光从外面带回来的新信息。
每年寒暑假，他都会带一大箱旧书旧杂志回来，交给曲英放在村中学的图书室里供大家借阅。汉明捷足先登，从那些杂志上读到了当时引起轰动的一些小说，像《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乔厂长上任记》等等。这些小说常常引起他的共鸣，甚至令他落泪。在感动之余，他也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一九七九年寒假，汉光回乡过年，悄悄地告诉汉明一个惊人的消息——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搞起了“大包干”。这个村特别穷，一直是个“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就在去年冬天，村里的十八个农民冒着杀头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血手印，自己干起了“大包干”。“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变，据说全队粮食总产量相当于过去十五年的总和，人均收入达到了四百元，是头一年的二十倍。汉明听得目瞪口呆。汉光接着说，他的同学中有很多高干子弟，目前传出的消息是，中央高层对这个新生事物看法不一。
小岗村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汉明。过去，他也经常和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讨论，到底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小岗村的做法抓住了当地的主要矛盾，解决了农民“懒”的问题，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在松垮，“懒”未必是最主要的矛盾。各个队确实有“赖汉”，但那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干活谈不上积极，但还是“过得去”的。假如松垮也搞“大包干”，情况会怎样呢？
总体而言，松垮的经济状况比小岗村要好得多。汉明当大队长这几年，不仅从集体结余中拿出资金翻修了中学校舍，还将垮里的三口水塘进行了疏浚，改善了吃水卫生。为了彻底解决抗旱问题，他从县里申请到一笔资金，组织全大队劳力在冬闲时节奋战六十天，建成了尾子山机站，紧接着又修通了十公里水渠。机站将尾子山水库的水提升上来之后，通过水渠可以灌溉松垮百分之八十的田地，附近的几个村子也因此受益。通水那天，耀贵拄着拐杖来到水渠边，朝汉明伸出大拇指，“松垮过去那么多有钱、有本事的大地主。就没有人解决抗旱的问题。共产党能，你汉明能……如果“单干”了，这些集体的事情大概不会有人操心了。”
集体劳动的分配方式有一个好处，能够保证“口粮”，再差的人家也不至于挨饿。但是，最富的人家也没有多少“活钱”。对于松塆人来说，只要风调雨顺，吃饱饭早就不是问题，但是怎样吃得更好却一直是问题。家家都靠“工分”生活，油盐酱醋、穿衣购物、孩子上学等一应开支全部包含其中。自留地被严格限制，一家只许养一头猪、十几只鸡，不许经商做买卖。上面时不时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如果谁想偷偷摸摸做点小生意，一旦被抓住就要挨批斗。哪里有生钱的路子呢？
汉明将自己的思考和困惑写信告诉汉光，希望弟弟能帮助解答。汉光在回信中说：“大哥，我不得不说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大队长！你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央领导在思考的呀。等着瞧吧，改革的春风马上就要吹到松垮了。我最近在读雪莱的诗，给你抄两句：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果如汉光所言，报纸上“改革”“开放”“现代化”等字眼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到了一九八二年春天，县里颁发了红头文件，全面推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分田到户。
乡村的行政设置相应进行了改变。公社改为乡，大队改组后变成了村委会。汉明成了松塆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各生产队撤销，改为村民小组。组长多半还是由原来生产队的干部担任，但实际上并不管事了。
分田到户之后，各家各户单干，自己安排生产和生活。家中劳动力强的，甩开膀子大干，日子自然比大集体时好过得多；不愿意扒拉土疙瘩的，动动脑筋搞副业，日子也过得很滋润；比较凄惶的是既缺劳动力又缺脑瓜子的人家，在几亩薄田上勤扒苦作，勉强混饱肚子。
一两年过去，垮子里的贫富差距就显示出来了。
目睹松塆的变化，汉明的心情有些复杂。十八年过去，谈起当年的“大集体生产”，汉明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候的松垮，更像一个大家庭……”
一九八九：“改革明星”跑路了
当石匠红军提出要承包砖瓦厂的时候，汉明以为他是开玩笑。他一直是松垮的超级困难户，过去“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没少给汉明找麻烦。
那年夏天，一群人在乌龟山下的田里插秧，突然晴空中响起一串霹雳。谁也没料到，两个雷追着红军的媳妇炸开了。火光一闪，她就倒在田里，半边身子被烧黑了。后来分析，正是那面插在田埂边的“妇女突击队”的旗帜惹了祸。他媳妇当时在旗杆下擦汗，旗杆引来闪电，正好将她击中。媳妇撒手一走，留下三个女儿，最大的十岁，最小的六岁，全靠红军一个人养活。家里的孩子需要照顾，他不能出门接活做石匠了，只好回到生产队务农。他的小姑娘哭着要吃肉，家里没有钱买。正好抓到一窝刚出生的老鼠，他就剥掉老鼠皮炖了一锅汤……红军当石匠时见识较多，比一般农民脑子灵活。只要阶级斗争的弦稍有放松，他就暗暗在村里收购鸡蛋、花生或者糯米，悄悄背到邾城去卖。每跑一趟，赚的钱超过了半个月的工分。有几次，红军被城里纠察队的人抓住了，通知大队去领人。领回来之后，汉明只是声色俱厉喝骂几旬，从没开过他的批斗会。汉明一直同情红军，觉得他“投机倒把”不过是为了寻活路，要不然他一个人挣的工分怎么填得满四张无底洞一般的嘴。
现在，红军从黄书包里掏出一千块钱的承包押金，整整齐齐码在办公桌上。汉明这才发现自己过去犯了大错，红军不仅填饱了嘴巴，还偷偷摸摸发了财。红军甩给他一盒大前门的烟，说：“书记哥，我晓得你一直关照我，这个快死毯的砖瓦厂，我一定给你盘活！”
七十年代初，松塆就有一个竹器厂和一个砖瓦厂。竹器厂加工各种日用竹制品，大到竹椅、竹床，小到筛子、簸箩，交给供销社销往周边乡镇，收入还不错。砖瓦厂是当时的公社书记力促建起来的，可是生产的红砖质量较差，销路一直不佳，几乎年年亏损。购买制砖机欠了银行两千元贷款，过了四五年都没还清。两个厂里的职工都是塆里的农民，大家拿着平均工分，旱涝保收，没有谁操心厂子的死活。汉明从汉光带回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得到启示，决定对这两个村办企业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承包经营，工厂现有的工人享有优先承包权。竹器厂效益好，大家都争着承包。根据承包规则，最后采用竞标的方式选取承包人。厚泽的侄儿承包了竹器厂。砖瓦厂的标底一降再降，可就是没有人愿意接手。
突然柳暗花明，红军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汉明自然求之不得。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商定红军负责偿还砖瓦厂的所有债务，两年之后再给村里上缴利润。
就这样，红军走马上任当上了阳光砖瓦厂的厂长。他上台之后首先做了三件事：一是高薪聘请了一个精通砖瓦制造的工程师负责技术；二是重新招聘工人；三是聘请村里的会计淑芬给他当副厂长，并且兼任会计。过去，砖瓦厂只生产红砖，而且硬度总是不过关：有了工程师把关，质量很快就上去了。半年之后，还开发了新产品——青砖。这时农村正好出现建新房的高潮，附近的人都涌来买砖。
为了扩大销售渠道，红军决定亲自出去跑销售。他花六百块钱买了一套笔挺的西装，特地把“雅戈尔”标签留在袖子上，表示此乃正宗名牌；脖子上系一根鲜红领带，领带上卡着一枚镀金领带夹，金光闪闪，晃得人眼花。就在临出门时，淑芬嘻嘻笑着拉住了他，帮他把一只裤脚从雪白的袜子里拔出来，又掸了掸衣袖上的灰尘。然后，把装着合同的公文包递给他，掩嘴笑道：“厂长啊，你这不像去搞推销，倒像新女婿去相亲哦！”红军抚了抚肚子，大笑，“企业家就要有企业家的派头么！”
订单一个接一个飞来，运砖的卡车进进出出，把通向古岗的砂石路都压垮了。不到半年时间，砖瓦厂扭亏为盈。到了年底，连本带息还清了银行的贷款。
大年初一，红军提着两瓶洋河大曲去给汉明拜年。看到他的两个孙子在客厅里玩，他就往每个孩子口袋里塞了二十块钱压岁钱。松垮的风俗是过年见到孩子都要给压岁钱，一般也就给两块五块的，给二十算是很大的礼节了。
汉明很高兴，说：“你今天不要走，我要和你喝两杯。汉光带回的北京二锅头，好酒啊！你把砖瓦厂的欠账还清了，我这个当书记的要感谢你！”
红军就坐下来，和汉明扯闲话。后来两人上桌喝酒，喝到酒酣耳热时，红军吐露了打开市场的秘诀——“水钱”开路。只要合同兑现，对方的业务员、负责人能从他这里拿到一笔“水钱”，也就是回扣。厂里订的《邾城报》《长江日报》《人民日报》都被他拿来包钞票了。他说：“年前这段时间到处打点关系，报纸都不够用了。”
汉明的眼珠喝得通红，说话舌头直打结：“你小子一贯会……会搞歪门……邪道，这是你的本事……邓……邓小平也说，管它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无论怎么说，砖瓦厂红火了，压在汉明心上的一块石头卸了下来。
“阳光红砖”的名头越闹越响，很快引起了《邾城报》记者的注意。记者来采访了一天，写出长篇报道《时代娇子，勇力潮头——记阳光砖瓦厂厂长许红军》刊登在《邾城报》上，整整一大版，还配上了红军西装革履的大幅照片。
记者亲自送来一百份报纸，然后搓着手，小心翼翼地向红军提了一个要求，能否赞助一点广告费。红军眨巴眨巴眼睛，说：“好，我支持记者的工作。我们厂登一千块钱的广告。”
记者笑眯眯地走了。淑芬却指着报纸对红军说：“厂长，这个记者胡编乱造啊。你爷爷是地主，听我爸说，他经常挨批斗，不是什么爱国民主人士吧？还有，婶子是被雷意外打死的，不是什么抢救公家财产牺牲的……”
“记者写文章嘛，总有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再说，他这样写，我这个厂长脸上有光，我脸上有光，生意更好做嘛！你把这报纸，给我们的每个关系户寄一份。”红军端详着报纸上自己的头像，感到有些遗憾——拍照时太紧张了，厂长的派头没有显出来。
报纸送到汉明手上，他看过笑着骂了一句：“这个狗日的，也学会吹牛x了。”
过了半个月，市里的报社和电台记者也来采访。他们先在砖瓦厂转了一圈，然后来到村委会了解情况。一个戴眼镜的女记者问汉明：“听说许厂长的爷爷是爱国民主人士，他在灾年带头打开粮仓救济灾民。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他的事迹？”红军在一旁直朝他眨眼睛，汉明只好说：“他是爱国……爱村……帮助我们党做了一些好事、好事……”红军的爷爷其实就是小地主安财，红军过去的名字叫富贵。“文革”中间，他顺应潮流改了现在的名字。另一个记者说：“听说皇帝给他祖上赐过金匾，他曾祖父是著名儒商，在黄冈开了家银号，看来，红军厂长遗传了经商的基因……”汉明“哼哼哈哈”了几声，心里骂道：“放他妈的屁！他的曾祖父是个箩筐大的字都不认识的农民，挖鳝鱼时被蛇咬死的……”
此后，几乎每个月都有记者来采访。红军的照片频频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被誉为“改革弄潮儿”“乡镇企业家”。他在办公室里专门粉了一面墙壁，将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贴在墙壁上。无论是领导来检查，还是客户来谈生意，他首先把客人领去参观，嘴里却谦虚地说：“惭愧，惭愧！比起李嘉诚这样的大企业家，我们还差远了。”
这年春节，红军提了两瓶茅台酒和两条精装永光烟去给汉明拜年。他大大咧咧地说：“书记啊，我现在成了名人，没想到名人难当啊……”
汉明说：“当名人好啊，光宗耀祖，就连你爷爷都翻身成爱国民主人士、你媳妇也成了欧阳海……”
“呵呵，书记哥啊，你这说的什么话？！”红军嗫嚅道，“皇帝是给咱松塆赐过匾啊！我这不是宣传砖瓦厂么，厂子出名了，你书记大人脸上也有光啊！城里人都说乡镇企业家没文化，我这是搞文化包装嘛……”
汉明扔给他一支烟，摇着头说：“你呀，你呀……”
“书记哥，我给你算一笔账。今年光是广告费就花了两万三，还有各种捐款、摊派，今天妇联找来，要关心下一代；明天团委找来，要资助希望工程；后天残联又来，说支持残疾人工作是积德的事……工商的、税务的、电力的、水利的，还有治安联防，来了都要钱啊……我的妈呀，光是招待他们吃吃喝喝，我在古岗的醉仙楼就签了一万多块钱的单！这一年，我差不多就是白干了。”
“你这是树大招风，猪壮挨宰。”汉明喝着茶，白了他一眼。
“县委汪书记说了，下一届要把我选为政协委员……解放以后，松塆还没有人在县里当官吧？朝中有人，村里想办个么事也方便啊……”红军慢慢说到正题，“书记哥，你说这承包费，明年能不能降一点呢？”
“合同签了，我不能改。”汉明道，“你能当政协委员，我给你拍巴掌！你的心意我领了，茅台太香，永光没劲，不对我的胃口，你还是带走……”
这一次，汉明没有留红军喝酒吃饭。红军讪讪地走了，当然没有带走烟酒。后来，汉明的儿子丰收去他家拜年，把烟酒捎了过去。红军有些恼火，说汉明瞧不起他。丰收只好说：“叔啊，我爸的脾气你知道，犟起来九头牛也拉不回。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开厂子不容易，实在用不着破费。”
砖瓦厂建在西边的凤凰山脚下，离松塆四里多地。订单多的时候，厂里常常要加班。有时忙到深夜，淑芬懒得回家，就睡在会计室的小床上。随着砖瓦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村里关于她和红军的流言蜚语也像苍蝇一样漫天飞了起来。两人年龄相差十岁，刚刚出五服，论辈分淑芬要喊红军叔叔。尽管淑芬尚未出嫁，红军也是单身，但这样的“叔侄恋”在乡村还是突破了禁忌，不啻爆炸性桃色新闻。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汉明的耳边。
有一次，汉明陪县里的领导去厂里检查安全生产。瞅了一个空子，他把红军拉到旁边，说：“兄弟呀，你和淑芬是怎么回事？村里人嚼舌头呢。”
“让那些人嚼蛆吧！淑芬是厂里的半个当家人，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现在生意确实好，但是收起账来比大姑娘生伢还难，到处欠的三角债、连环债……我每次带她出去收账，客户说，干一杯一万块，她吱的一杯吱的一杯眉头都不皱一下……没有她收账，这个厂还不垮了，一年到头就是白干啊！书记哥，你要给我正名啊。”
“办厂不容易，我也是为你好！”汉明说，“你也知道，松垮就巴掌大个地方，放个屁全塆都闻得到臭味呢。”
汉明的话说过不出半个月，砖瓦厂就几乎酿成一桩血案。
当时已经是腊月了，天寒地冻。这天是周末，加班的工人都走了。到了晚上十点钟，淑芬仍然没有回家。红军出差了三天刚回来，她忍不住拉着他躲在会计室里亲热。两人干柴烈火浓情蜜意，就忘记了时间。
突然，院子里响起了守门的聋子秋生的声音：“厚祥伯，你怎么来了？”红军一听，大叫“坏了”，光着屁股从小床上爬起来，哐当哐当将会计室的铁门锁上了。这时，楼下传来淑芬父亲厚祥的吼叫：“淑芬，淑芬，你给我出来！”
两人手忙脚乱穿衣服，还没收拾妥当，厚祥已经在外面叫骂着踢门了。那个铁门看上去金碧辉煌，没想到是银样锶枪头，厚祥只踢了几脚，就将不锈钢柱子踢断了。他接着踢木门，眼看着木门也要垮了。红军打开会计室的窗户，外面装了防盗网。他试着掰钢筋，那钢筋纹丝不动。
淑芬吓得脸色苍白，低声说：“我爸会杀人的，快，快，快想办法呀！”红军一边暗骂生产防盗门的老板断子绝孙，一边四处张望，寻找脱身之策。还好，那栋房子的隔墙没有封死。他把桌子搬到墙边，再把椅子放上去，人踩在上面正好可以翻过隔墙；隔墙另一面是他的厂长办公室，靠墙放着一个沙发，眺下去正好落在沙发上。
两人慌慌张张翻过隔墙，跳到了沙发上。厂长办公室的后窗没装防盗网，他们滑下去，溜出了砖瓦厂。借着走廊的灯光，红军看到厚祥差不多要把木门踢开了。就在他的身边，竖着一根黑黝黝的冲担。
厚祥破门而入后没找到人，气得举着打火机要放火烧砖瓦厂。
就在这时，汉明骑着自行车及时赶到。他站着院子里双手叉腰，大吼一声：“厚祥伯，放火是犯法的！砖瓦厂可是集体财产！”这一声大喝，算是把厚祥镇住了
厚祥深夜捉奸这件事在松垮流传有好几个版本。一个版本说的是，淑芬的未婚夫一直怀疑她不忠，终于发现蛛丝马迹，马上去未来的丈人家报了信，让老丈人去捉奸。还有一个版本是，某个过去和红军有露水情缘的女工，心生嫉妒，把两人在厂里幽会的信息透露给了淑芬的妈。
淑芬回家后还是没有逃脱惩罚。厚祥揪着她的头发，用竹枝狠狠抽打，一连打折了三根竹枝。她妈妈在旁边号哭，却不阻拦。淑芬伤痕累累，三天没下床，也没吃一口东西。从此，她就没去砖瓦厂上班了。
这一年的雪特别丰沃，飘飘洒洒将腊月和正月几乎缝在了一起，新年说到就到了。过完三天年，工人回砖瓦厂上班，发现大门上的挂锁被冰封住了。秋生说，红军安排他回家过年，说由他自己值班，钥匙在他手上。大家一直等到中午，红军仍然没有出现；派人去他家找，他大女儿说父亲昨天就去武汉了。
大家只好去找汉明。汉明踩着雪，一步一滑赶去厚祥家，打听淑芬的下落。厚祥说淑芬昨天去她姑姑塆里看戏去了。汉明马上让淑芬的弟弟憨子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去他姑姑家找人。半个时辰之后，憨子沾着一身泥巴回来了，说姐姐昨天根本就没去姑姑家。
汉明顿时明白了一切，红军和淑芬私奔了。
他马上让村里的会计组织人清查砖瓦厂的资产和账务：户头上没有一分钱，还欠着农村信用社三万元贷款；和前几年比起来，厂里增加了两套新生产线，厂房也扩建了两排……
四
红军同淑芬私奔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年，村委会进行改选。
按照中央的精神，乡里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决定让建国当书记。当汉明听说建国媳妇的表哥刚提升到县委组织部当常务副部长之后，就彻底断了竞争的念头。他算是村干部里的“老革命”了，从当年潘组长培养他当队长开始，一直干到大队长，后来又当村支书，前后干了将近三十年。突然让他下台，他确实有些想不通。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砖瓦厂恰巧出事，承包人红军扔下厂子跑了。上级虽没明说他有责任，但刚刚竖起的“改革红旗”突然变成了丑闻，对他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村支书虽说不是个官，但是一种地位，也是政治，以他多年对“政治”的了解，知道自己这次胳膊拗不过大腿了。下台之前，他给乡党委书记提了一个要求，让儿媳玉华进村委会班子，担任妇女主任。乡党委书记满口答应，还表扬他到底是老党员，觉悟高。建国姓张，在塆子里属小姓，他当支书，占人口多数的许姓愤愤不平。乡党委书记亲自下来做工作，副支书、会计、冶保主人、妇女主任以及村民组长分别从许姓各房中选拔，才算把人事摆平了。
汉明卸任之后，村里谣言四起，说他私下得了红军很多好处，所以才被乡里撤了职。他媳妇十分恼火，有一天站在村里的十字路口，破口大骂：“哪个驴日的得了红军的好处，天打雷劈！”汉明跷腿坐在大门口抽烟喝茶，看着媳妇撒泼，也不阻拦。
半年之后，汉明在塆里开了一间肉铺。他年轻时学过屠宰，现在每天杀一口猪，周边塆子的人都来买肉。每回称好了肉。他还割一坨肥肉扔上去。大家都说：“老书记就是老书记，卖肉气魄也大！”他的烟瘾越来越大，几乎烟不离嘴。松塆这几年变化太快，许多东西他看着不顺气，但也无能为力。致远经常到肉铺来找他聊天，两人总是相对感叹：时代变了！
红军一去就如鲤鱼入水，没了音信。以后有关他的消息还是宝红带回来的。
宝红和邻村的一个年轻媳妇好上了，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这也是当年轰动松垮的新闻。他先是跟着福建莆田一帮“性病专家”混了两年。搞清门道之后，他就弄了件没有领章的军装穿着，外面套上白大褂，摇身一变成了“著名退伍老军医”。他在汉口六渡桥租了间房子开了个军民诊所，诊所的墙上挂满了他在小店里制作的锦旗，上面写着“妙手回春”“当代白求恩”“华佗再世，神医高德”等等。那个年轻媳妇也穿上白大褂，成了护士。
宝红每年春节回到松塆，见人就笑眯眯地撒烟。他媳妇一直没有生养，现在一年有大半时间住在庙里，帮助几个尼姑种菜、扫地、烧香，开口就是“阿弥陀佛”，眼神看人也飘飘忽忽。对于丈夫的来去，她置若罔闻。和宝红同居的那个邻村女人过年也回家，每次都背着一个大蛇皮袋子，后来换成大号旅行箱，里面塞满了给公公婆婆的礼物，还有给丈夫孩子的礼物。她说在外面打工，交给丈夫一大沓钞票，丈夫也不敢多问一句。
宝红和红军是同学，两人关系一直不错。红军带着淑芬出走之后，最初在他那里住过几天，后来去了深圳。据说，红军应聘到宝安区一家合资工厂当了副厂长。
因为厚祥发了毒誓，红军和淑芬伤风败俗，如果敢回来他一定用冲担戳死他们。所以很多年，两人都没有回过松垮。后来，红军的大女儿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在阳逻上班；老二和老三也相继考上大学，毕业后都去了外地打工。他家瓦房的墙角布满了青苔，门口的石板裂开，渐渐地被蒿草遮没了。
淑芬隔三差五给她妈寄钱。每次收到汇款单，厚祥都要跳脚咒骂一通。有一年，淑芬写信回来，说她生了一个九斤重的儿子，是剖腹产。她妈捧着信看了又看，然后号啕大哭。
汉明和我谈起红军的时候，语气中充满揶揄：“这家伙有本事，不仅把砖瓦厂盘活了，还把侄姑娘盘上了床。”在他看来，他俩仍属于叔侄乱伦，是非常丑的事情。
狠狠抽一口烟，汉明抬起一只手，指着门外的旷野，大声说：“我等着这个狗日的回来，我要让他到村委会去广播，告诉大家我到底收没有收他的臭钱！”
一九九一：走到了天边的小木匠
木匠永福从小就有一个梦想：离开松塆，周游世界。
直到十八岁，他终于有了第一次出远门的机会——去武汉寻找他的姑父。他那时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那么魅惑，而他将一去不复返。
此前，永福最远只去过古岗。他高中毕业后不愿务农，他父亲青松给队长送了十斤糯米，队长就让他跟着长胜学木匠。三年学徒期，都是在公社或者大队所属的村子接活，最远离松塆不过十多公里。出师后，他嫌长胜要求严、爱骂人。说什么也不愿意继续跟着他干了。起初，他还接过几回打桌子、修木床之类的简单活计，可是过后再也没人找他了。他做活十分马虎，且不说线要掉得笔直，面要刨得精光，他还真能把四只桌腿打得高高低低放不平。没人找他做活，他也不着急，甩着手在家里玩。他是老幺，父母一直把他当宝贝捧在掌心，更有七个姐姐从小呵护着。过了八岁，他还动不动就把头拱到母亲桂云怀里找奶吃。长大以后，无论是农活还是家务事，他从来懒得插手。哪怕家里的油瓶倒了，他也像没看见似的。现在叫他去放牛，牛啃了人家的庄稼，他却躺在山坡上呼呼睡大觉；叫他去打猪菜，猪吃了吐白沫，原来他把有毒的野芹菜一伙儿搅了回来。后来桂云干脆说：“我的小祖宗，你就到一边玩去吧，你越做越添乱啊……”
眼看着玩了一年多，永福的对象杏花实在看不过眼了，劝他要谋点正经事做一做。杏花说这话的时候。永福的手正伸入她的上衣，试图越过封锁线往更隐秘的地带探索。看见他专注其中，半天不吭声，杏花有点烦，狠狠地把他的手扯出来，还掐了一把。永福怏怏地回到家，连夜给在武汉工作的姑父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谋个临时工。很快，姑父回信说，华中农业大学总务处需要一个木工，让他赶紧去。
永福兜里揣着姑父的地址就上路了。这时正是初秋时节，天空晴朗。空气中飘浮着稻子灌浆后的香气，地里的棉花也开始吐白了。永福看了一眼黄叶、绿叶参差掩映的村庄，拦住了跟在身后送行的父亲和母亲，豪情万丈地说：“等我发了财回来，我要把松垮的牌楼修起来！”桂云笑着抹起了眼泪，说：“我的傻儿呀，心不要太大了！赚了钱就回来娶媳妇吧！”永福接过父亲背上的两捆被窝卷儿，大大咧咧一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永福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一路摇摇晃晃来到武汉。姑父领着他到了位于武昌狮子山的华中农业大学，把他交给了一个姓张的科长。张科长把他安排在总务处当临时工，负责修理学校损坏的桌椅门窗。每天工作八小时，星期天休息一天，工资三十七元钱。活儿不算多，钱也不算少，永福很满意。
每天下班之后，永福喜欢叼支烟往篮球场那边去闲逛。在那里，总有一群一群的学生在打篮球或打羽毛球。偶尔，也有牵着手的男生、女生并肩走过。篮球场旁边有一片草地，很多人捧着书坐在那里阅读，还有人背着手边走边念英语。永福看见书头皮就发胀，他的兴趣是观察打球的女生，那里总有让人激动的风景。那些女生跳起来的时候，腰部会露出雪白的一截，胸前也会颤悠悠地晃荡，这时永福的目光总会被扯得一跳一跳，嗓子眼儿也发干，只好狠狠地抽一口烟，又抽一口烟。可是，如果有女生从他身边经过，他却从来不敢正视。他只是悄悄地把鼻孔张得大大的，捕捉那倩影走过时旋起的一股淡淡芳香。那香气让他兴奋，也让他自惭形秽。有一次他半夜失眠，同另一个木匠小江卧谈。他说：“为什么城里的女大学生身上的味道那么好闻？”小江笑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告诉他那是雪花膏的香味。永福的脸臊得通红，骂了一句脏话：“我还以为城里女人和农村女人不同呢？！”心里想着，下次回去给杏花带一大瓶。
春节回家，永福果真送了一瓶雪花膏给杏花。凭着这瓶雪花膏的魔力，他一举突破了杏花固守两年多的封锁线，尝到了长驱直入、一泻千里的快乐。
吃年夜饭的时候，永福用筷子头点了点桌上的草鱼，横眼将高高矮矮七个姐夫傲然扫视一遍，大声说：“妈，等我发了财，带你们去武汉大中华酒楼吃鳊鱼。毛主席在那里吃过，正宗的鳊鱼只有十三根刺。”几个姐姐听了连声夸赞，“妈要享幺儿的福了。”桂云幸福得直点头。
日子不成不淡地过着。永福在总务处干到第三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有一天，张科长让他带齐工具，去一个小院落里帮那家主人打家具。他在那里做了一个星期的活。一直没有见到男主人。完工那天下午，女主人张姐说：“你晚上留下吃顿便饭吧，我专门煨了莲藕排骨汤，南湖的新鲜野藕，粉着呢！”张姐四十多岁，合体的毛衣勾勒出少女一般的腰身，脸上也看不到一丝皱纹。她说话的时候眼波总在永福的脸上荡漾，让他感觉身上燥燥的。吃饭之前，张姐拿出一套衣裤，让他先去洗个热水澡。就他俩吃饭，可张姐做了一大桌子菜，还开了一瓶红酒。永福第一次喝红酒，喝了大半杯就感觉头晕目眩……当张姐拉着他的手走进卧室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像有无数小蜜蜂在嗡嗡地响……事后，张姐抚摸着他健壮的胸肌，嘤嘤地哭了。以后每个周末，张姐都叫他去那个小院喝莲藕排骨汤，然后拿出那套衣裤让他去洗澡……开始，永福有些犹豫，觉得对不住杏花，后来，张姐带来的快乐将他彻底淹没，他就再也不想其他的了。他甚至有点窃喜，觉得自己捡了一个大便宜。终于有一天，完事之后，张姐给了他一百块钱，冷着脸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老家伙快回了。如果被他发现，他会整死你的……”永福平时和张姐没有什么语言交流，每次来喝汤、吃饭，都是默默的，然后洗澡、上床。他对张姐的家庭状况一无所知，当然也不敢问张科长。当他揣着那卷钱，高一脚低一脚走出那间布满爬山虎的小院时，感觉就像做了一个梦。
据永福最好的朋友、包工头保运说，永福那时经常对他们吹嘘自己睡过教授的老婆。松垮的年轻人都瞪大了眼睛无比崇拜地看着他。他则得意地做出数钞票的动作，一字一句地说：“十张崭新的票子——一——百——块！”永福是最早的打工者之一，由此，女人、钞票，还有他一直津津乐道的录像厅，共同构成了八十年代早期松垮青年对于外面世界的想象图景。
永福和杏花结婚后很快有了第一个女儿。他不像其他在外打工的男人那样恋家，除了暑假、寒假，他平常很少回松塆。杏花担心他在外面“野”得收不回心，就去找大彭塆的“半仙”彭瞎子给他算命。彭瞎子问过永福的生辰八字后掐算一番，说他前世是一只流浪猫，这辈子会满世界转悠。他画了一张符，让杏花拿回家烧成灰后化水给永福喝，这样就能拴住他的魂了。可是还没等到永福回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被派出所抓了。
事情得从他喜欢满世界转悠说起。每个周末，他从狮子山坐车去武昌火车站，夹着肩膀袖着手在那里闲逛。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录像厅刚刚兴起。火车站旁边有许多小巷子，走三五步就有一家录像厅。每家门前无一例外竖立着一人高的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一些令人浮想联翩的文字，诸如《赤裸女律师》《满清十大酷刑之赤裸凌迟》《浪蝶狂花》《灯草和尚》《玉女心经》等等。穿着军大衣坐在门口嗑瓜子的嫂子总是用挑逗性的语气问：“好片子，看不看？三部连放，晚上还有精彩的……”永福撩开门上的黑布帘，轻车熟路钻进去。花上三毛钱，他可以在那黑乎乎、臭烘烘的小黑屋内消磨大半天。录像机里放的片子和门口写的常常风马牛不相及，白天一般放武打片、枪战片。晚上六点一过，老板过来拉上厚厚的窗帘，把音量调小，开始播放三级片。如果观众要求强烈，老板也会换一盒带子，摁着遥控器快进键，直接切到大家期待的场面——没有打马赛克的、赤裸裸的肉搏镜头……录像厅内既有民工、学生，也有过路旅客，大家几乎都是一个姿势，弓着腰身，夹着腿，表情被闪烁的屏幕一照射，显得古怪而滑稽。一个周末，永福和一群人坐在里面正看得如痴如醉，大门突然被人撞开，一群治安联防队员冲了进来，把他们全部带进了派出所……最后的结果是，张科长过来将他领了回去，并且交了一百元罚款。
虽说看黄色录像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但被抓进了派出所，永胜还是感觉羞愧难当。见到张科长，他的脑袋几乎要垂到裤裆里了。没料到，张科长只是笑了笑，说：“男人么，这算得什么屁事啊。”然后，张科长很严肃跟他谈了一个问题。他已经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准备下海创办一家扬帆医药科技公司，他觉得永福为人机灵，希望他跟着一起干，并许诺了工资和奖金。永福早已厌倦了枯燥乏味的木工活，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当杏花得知这个消息时，她的丈夫已经走出了狮子山和梅家山，真正开始满世界转悠了。
扬帆医药科技公司在大东门附近租了两间办公室。公司除了经营药品、医疗器械，还倒卖钢材、水泥、农药。只要能赚钱的东西，一样都不放过。
张科长到街边的打印店印制了两盒名片，双面过塑，闪闪发亮。一盒印着“张兴文总经理”，一盒印着“许永福总经理助理”。永福问“总经理助理是多大的官？”张兴文笑着说“二把手。”；永福又问：“什么时候发红头文件任命？”张兴文笑岔了气，半天才说：“口头任命有效。”
张兴文离了婚，与永福合租一套两居室。每天早上，他精心地喷洒摩丝，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把皮鞋擦得贼亮晃眼，然后夹着小皮包出门；晚上，他要么带回订单或者支票，要么挽回一个身材妖娆的女人。公司的业务源源不断，永福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张兴文的背景有多深：他爷爷当过八路军，是离休干部；他父亲是省军区的头头，一个叔叔在市财委当副主任，一个姑姑在市卫生局当副局长，还有一个舅舅在省委办公厅当处长。这些关系随便一牵，就能扯起一张网，网起来的就是钞票。
平常没工作干的时候，永福要么躺在房间里睡大觉，要么看《今古传奇》《故事会》《知音》等流行杂志。生意谈成了，张兴文会安排他押车、送货或者收货。每个月总有那么两三次，月黑风高，两人鬼鬼祟祟，提着蛇皮袋摸进某个大院，给一些关键人物送礼。每个月也总有那么两三次，张兴文领着客户在发廊里玩，他则蹴在街口望风，无聊地数着路灯杆，提防警察和联防队突袭“扫黄”。
这年春节，永胜带着厚厚一个皮包回到松塆。他把包砰地一下砸在饭桌上，大声武气地说：“妈，过年之后我把杏花带到武昌去。等我在梅家山盖了新房，就把你接过去住楼房，想吃什么给你买什么。”桂云和杏花把钱点了两遍，整整一万元。桂云身体抖个不停，用手支撑着桌子站起来，声音有点像哭：“儿呀，你没做犯法的事吧？”永福给父亲甩了一根永光烟，嬉笑道：“除了不贩人，我们公司什么都贩，但就是没有犯过法……”
事实上，永福是松垮的第一个万元户。等报纸上第二年大张旗鼓宣传松塆“首个万元户、农民企业家红军”时，青松颇不服气，同汉明聊天时泄露了这个秘密。
过完年，杏花和两个女儿跟着永福来到了梅家山。他们在城郊接合部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把家安顿下来。
张兴文果真神通广大。他带着永福上上下下跑了一圈，撒了两万块钱出去，给他全家办成了城镇居民户口。这年春节，永福把桂云用粮食精心喂养的年猪一分为二，一半送给了张兴文，另一半送给了分管户籍的公安分局某副局长。所以他常跟塆里人吹嘘，“一头猪换了四个居民户口”。张兴文还帮他在教育厅隶属的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弄了两个招工指标——他和杏花都成了工人。杏花每天去厂里扫扫地，他则办了停薪留职手续。除了逢年过节给厂长送礼，他压根儿没去上过一天班。
扬帆医药科技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又招聘了几个员工。张兴文升级为董事长，永福则升级成总经理。两人提着密码箱，天南海北地跑。有一次喝醉了酒，永福突然跪倒在地，对张兴文说：“哥，你是我的再生父母……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我这辈子还有三个梦想：游遍天下美景，吃遍天下美食，睡……睡遍天下美女……”张兴文哈哈大笑，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小子有出息！跟着我好好干，这些都不是梦！”
当永福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时，杏花染上性病也就水到渠成了。当小诊所的医生告诉她那是尖锐湿疣——一种性病的时候，她羞愧得恨不得当场撞死。好在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治疗性病的广告，她不用去大医院丢人现眼。按照广告上的提示，她辗转于隐身小巷深处的“民间神医”、“退伍老军医”、“老教授”之间治疗了大半年，花了七八干元，才根绝了难言之隐。她为此和永福闹了几次，永福后来干脆不回家住了。杏花回到松塆找婆婆告状，桂云没好气地说：“男人啊，你不把他喂饱，他每天饿着，肯定要嘴馋啊！”永福是独子，而杏花一直没生下儿子，这让桂云耿耿于怀。即便儿子有短，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护着他。
永福在外面彩旗飘飘，却从没打算和杏花离婚。他说：“你永远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你给我把两个姑娘养好，钱有你花的……”日子久了，杏花的心也就散了。她从工厂办了内退，回家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每天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和一帮婆婆搓麻将，经常玩得忘记回家做饭。半年下来，她就像发起来的面团，变得又白又胖，笑起来脸上的肉往上挤，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她再回到松塆，女人们都恭维她长得“富态”。转身回家，这些女人就拿她当作子弹来打击自家的男人：“你有个屁本事啊！有本事你就把自己的老婆养得像杏花一样……”
一九八九年冬天，一辆警车呜呜叫着开到了公司楼下。三个刑警出示逮捕证，当场将张兴文抓走了。原来，他和省里某领导的儿子合伙走私汽车，遭人举报，他成了替罪羊。此时赶上“严打”，他被抓进去判了四年徒刑，送到沙洋农场劳改。
张兴文入狱后，公司被查封，所有人员遣散。永福不忘旧情，去沙洋探过一次监。这年冬天，张兴文的母亲因车祸去世。张家只有他一个独子，永福就跑前跑后帮忙张罗丧事，直至将张兴文的母亲送入九峰山公墓。以后，他远走沈阳做生意，给沙洋那边寄过两次钱，帮助张兴文改善生活。
“扬帆”帆落人折，永福决定另起炉灶，注册成立了永福医药器械发展有限公司。这些年，他积累了不少资本和人脉，公司经营很快就走上了正轨。他汲取张兴文的教训，只专心为东北的几家药厂做代理。
一九九一年冬天，青松息脑溢血突然去世了。永福租了一辆小车，带着全家回去奔丧。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草，手里握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那个时候手机信号非常差，他只好爬到汉明家对面的坡地上大吼大叫地打电话。汉明讽刺他显摆：“那个坡坡不够高，塆里很多人还看不见他的大哥大。他应该爬到树上去打，这样全塆人都看得见了。”但是永福却不在乎他的白眼，从坡上下来，还专门凑上去给他敬烟。
办完丧事，永福对桂云说：“妈，你在松塆再住两年，等我盖了两层楼就把你接去住。我还要带你去北京逛天安门、吃全聚德烤鸭……”桂云这时已经满头银发，腰也佝偻了，她说：“儿呀，你不用管我，你每天忙，把自己招呼好就行……你要早点让我抱上孙子啊……”
公司的主要客户在东北，永福决定把公司搬到沈阳去，家则仍然安在武昌。
松塆要扩修通往古岗的那条主干道，新上任的村支书建国发动全村集资。他给永福打电话，永福二话没说答应捐五万，同时提出一个要求，要把他的名字刻在碑上，而且刻在第一位。建国答应了，可过了半个月又给他打电话，说宝骏决定捐六万，村委会刻碑只能根据钱的多少来排名次。永福一听大骂：“建国你个狗日的变着花样弄钱啊，钱对老子来说不是问题……我捐十万，但你要把我的名字放大，不许和那些乌龟王八蛋排在一起。”撂下电话，他生了一会闷气，又给建国打电话说：“等我手上的资金转开了，我一个人出钱把松垮的牌楼修起来！”
如今，那条出村的主干道经历了几次拓修。当年立的捐建石碑在二0一0年修水泥路的时候被移到了路边。拨开草丛，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碑上刻的字，永福的名字果然排在第一位，而且刻得最大。
据说，永福在沈阳的生意做得十分成功。他手下有十二个女医药代表，个个都是大学毕业生，号称“沈阳十二钗”，在各大医院攻城略地，无往不胜。为了扩张业务，永福的公司和小药厂联合投资研发新药。有段时间，为了申请新药批号，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跑关系。和药监局的一些领导混得烂熟。每每做成一个大项目，他就会奖励自己一把——招聘一个英语流利的漂亮女助理，带着她出国旅游一趟。保运告诉我，有一次，永福躺在夏威夷的海滩上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哥，来夏威夷吹海风、吃龙虾、喝洋酒、泡洋妞吧！”保运当时正为付不起民工工钱东躲西藏，就给他回了一条：“洋妞人高马大，沙滩上没有砖头垫脚，你够得着吗？”他知道永福的爱好，就调侃他个头太矮。但是事过多年，保运仍然认为：“松塆出去的有钱人不少，只有永福最野，玩得最有品位。”
桂云活着的时候，永福每年会回家两趟。清明回来给青松扫墓，春节回来过年。每次，他都会带回一个新许诺，哄得桂云眉开眼笑。
桂云去世那一年清明，他坐在床边一边给桂云理着散乱的白头发，一边说：“妈，你把身体搞好，我下回带你去北京逛天安门、看毛主席纪念堂……”这时，他四姐的小儿子、大学刚毕业的小蓝瘪了瘪嘴，小声嘀咕：“舅舅是个泡泡专家，给家家许的诺言没有一个兑现的。”桂云耳朵还很尖，听到外孙的话，笑了笑说：“你舅舅忙大事啊……他有这个心，家家就满足了！”
桂云去世之后，永福每年就只在清明回松塆了。
一年又一年，杏花也习惯了永福像候鸟一样一年回家一趟。她白天打麻将，傍晚去练香功，将日子塞得满满的。偶尔，她会感到寂寞和失落，后悔当年没有让永福喝下彭瞎子的“符水”，没拴牢他的心。“女人只有认命了！”好在她很快就想开了，叹着气对两个女儿说过这句话，又快活地看《还珠格格》去了。
突然一天，杏花接到外甥小蓝的电话，说永福重病住院，让她和两个表姐速去沈阳。小蓝大学毕业后就到了永福的公司工作，帮助他管理财务。
杏花和两个女儿一出机场，就被一身缟素的公司副总经理于凤接上了车。于凤一路无语，小车径直开进了沈阳殡仪馆……
于凤告诉杏花，一家医院的院长因为贪污受贿被抓，供出了永福。永福被警察带去关了起来，要他交代还向哪些人行过贿。警察用手铐把他铐在暖气片的管子上，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还用台灯照他，可他始终没有开口……于凤到处找关系打点，花了十多万块钱才把他捞出来。他从看守所出来的那天晚上，公司设宴庆祝，他喝了一些白酒。
说着说着，于凤泪流满面：“我真后悔，不该让老许喝酒啊……回家后他说头有点疼，洗了澡就睡了……半夜他起床上厕所，突然倒在了卫生间里……”
杏花听着她后面的话，满腹的狐疑顿时化作一盆冰水浇下，将自己整个儿僵住了。她霎时间明白了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份。就在她刚要发作的时候，于凤将一个戴着黑纱的三岁小男孩推到了她的面前，说：“大姐，永福一直想要儿子……他，他也是永福的骨肉……”杏花看那男孩的眉眼，和永福就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她的心一下子软了，满腔的怒火化成了满眼泪水。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大腿，号啕大哭：“作孽哦，作孽哦，永福你死了倒好啊，我该怎么办……”
三天之后，杏花和两个女儿捧着永福的骨灰坛子回到了松塆。这时已经是二00一年，距永福第一次走出松塆整整二十年。
晚年的杏花说起永福，仍然充满怨恨。事情过去了好几年，小蓝才把永福死亡的真相告诉舅妈：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永福非要和于凤一起洗鸳鸯浴。激情之中，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了浴缸里。救护车还没赶到，他就停止了呼吸……杏花这样总结自己男人的一生：“他就是嫌我没给他生儿子……他人不坏，一辈子就好那一口。栽到女人那去了！”
“疯爷”告诉我们，就在永福去世的那一年清明节，一个身材高挑的陌生年轻女子，领着一个小男孩走进了松塆。她一口东北普通话，找村人打听塆里的坟地。找到永福的坟头，女人烧了线香和纸钱，那个男孩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等永福的大姐闻讯赶来的时候，那女子和男孩已经坐着麻木绝尘而去。永福的大姐一直追到路口，嘴里不停念叨着：“到我妈坟头让她看一眼多好啊……”
我辗转打听，最终在武昌南湖一个高档小区见到了扬帆公司昔日的董事长张兴文。张兴文戴着一头乌黑的假发，穿着一身耐克运动衣，叼着根烟，正混在一群头发花白的爹爹婆婆中搓麻将。当年，他坐了两年牢后就保外就医了。出狱后他继续经商，结了婚又离了婚，一直在商海中沉沉浮浮。我们谈了整整一下午。他说：“老许和我算是兄弟之交，他很讲义气……可是这个世道，应该见好就收啊。他一个农民、一个小木匠，没有任何靠山，玩大了还有不出事的？！”
一九九二：燕子飞去又飞回
燕子和我年龄差不多，从小常在一起玩。我那时非常顽皮，爱和塆里的孩子打架。她的大弟弟也是个小刺头，我们俩不能见面，一见面就像小疯狗咬成一团。有一次，我失手把他的头打破了，血流了一脸。燕子非常恼火，拿起一把挑猪菜的铲子，追着要杀我。我吓得落荒而逃。她一直在后面追，我被追得走投无路，只好躲进中学的男厕所。在厕所里，我得意地高唱起一首儿歌：“燕子的妈，真拉瓜（脏的意思），洗脚的水，烫粑粑，头上的虱子当芝麻，身上的格子（污垢的意思）搓麻花……”她气坏了，不顾男女大防，径直追到厕所里，吓得我手忙脚乱翻墙而逃。知道了她的狠劲，我以后见了她就远远躲开。她冲我吐唾沫，我则喊她“疯丫头”。
我们家搬到城里之后，我就很少回松垮了。一晃十几年过去，再也没见过她。关于她的故事，就是听说的了。
在大集体时期，燕子家是松塆出名的超支户。他们家六个孩子，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七十岁老奶奶，全靠燕子父母两人挣工分，生活十分困难。每年春分一过，他们家的口粮就接不上顿了。燕子的母亲秀云只好走东家串西家借粮食。那年头，大多数人家生活都不宽裕，只能这家借一斗，那家借两升。燕子低着头，拎着口袋像根小尾巴贴在母亲背后。她跟着借粮是为了记账，到了秋收时好一家家归还。分田到户之后，他们家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但是光靠几亩田地只能混个肚子圆，六个孩子读书是完全供不起的。秀云上过几天小学，她常常对燕子们念叨：“我们家无权无势，你们只有靠读书才能跳出农门。将来你们能够到邾城街上当个清洁工扫大街，也比当农民强一百倍，那样我睡着了也会笑醒。”
燕子的大舅帮忙从信用社贷了几百块钱，通过关系折价买了一辆五成新的手扶拖拉机，让他父亲德胜去跑运输。德胜给砖瓦厂运砖。为了多赚几个力资费。他既当司机又当搬运工。每天五六车砖又上又下的，常常累得直不起腰来。夏天的时候热得心慌，他舍不得买汽水喝，就拿起一瓶陈醋猛灌解暑。秀云包揽了田地里的活，起早摸黑，像绣花一样侍弄着庄稼，双手糙得像松树皮。
燕子是老大，往下数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从小懂事，每天放学回家就做饭、洗衣，照顾弟弟妹妹，像一个小管家。她成绩不算很拔尖，但初中毕业也考上了县三中。如果继续读下去，将来考技校是没有悬念的。但就在这年暑假“双抢”时，劳累过度的秀云突然晕倒在稻田里。送到医院一检查，发现她就像一枚布满了虫眼的树叶，什么高血压、胆结石、糜烂性胃炎、妇科病全上了身，医生皱着眉说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治疗。这件事深深刺激了燕子，她觉得母亲太苦了。
开学之后，燕子说什么也不去上学了，她要出门去打工补贴家用。这时，四个妹妹有的上小学，有的上初中，最小的弟弟也上了一年级，家里的负担确实更重了。当着秀云的面，燕子撕掉了录取通知书。秀云又生气又伤心，捞起扫把就要揍她。她却不躲避，仰着头说：“你打死我吧！书我是坚决不读的！”秀云自然知道大女儿的性子，扔了扫把，搂着她放声大哭：“儿啊，你将来会后悔的呀……”
燕子十六岁那年离开了松塆，去黄冈一家棉纺厂当纺织工。开始每个月拿一百三十块钱的工资，她省下一百元寄回家。纺织厂的工作很辛苦，为了赶任务经常加班，晚上熬到十二点，第二天六点又得起床。她有时一天要站十多个小时，小腿肿了，月经紊乱，肚子疼得抽筋。但她还是喜欢加班，因为这样月底能拿到更多的奖金。
这年春节回家，她给家里老老少少每人带回一件新衣服和一双新鞋子。四个妹妹彼此试穿着新衣，笑声几乎要掀开屋顶；小弟弟睡觉时舍不得脱下新皮鞋。非要穿着往被窝里钻，结果挨了秀云一巴掌。奶奶长年躺在床上，皮肤溃烂，经常痛得哀哀地哭。她给奶奶带回一瓶去痛片，奶奶吃了之后说：“乖儿呀，你这买的是什么仙药，奶奶吃了身上一点都不疼了……”她握着奶奶干枯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在纺织厂干了三年之后，她当了组长，工资也涨了三十元。可就在这时，全国的纺织行业整体下滑，在砸锭浪潮中，她所在的工厂一夜之间陷入绝境。她是临时工，自然首当其冲被解雇。
燕子扛着被窝卷回到了松塆，秀云劝她留在家里干两年农活，然后找个好人家出嫁。她却咬了咬牙，说：“妈，我不想走你的路。我还要出去闯！”
在家休息了半个月，燕子去了汉口。她找到一个在前进四路卖盗版歌带和录像带的同学，请她介绍入行。盗版生意如火如荼，一天下来也能赚一二十块钱。市场稽查队的人经常来检查，把碟贩子追得像老鼠一样满街跑。有一次，燕子逃跑的时候崴了脚，被稽查队抓住了。那个大胡子队长将她单独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了解情况，还从饮水机里倒了杯水给她喝。两人东扯西拉地聊天，大胡子说他妈是邾城人，以后两入可以交个朋友。等到下班后其他人都离开了，大胡子就把没收的那箱歌带拿了出来，让她抱回去，说：“我老头子是财政局的副局长，我舅舅是扫黄打非办的主任，以后有我罩着，你想卖什么带子都行。”过了几天，大胡子没穿制服，骑着摩托车过来，邀请她去宵夜。燕子犹豫了一会儿，上了他的车。大胡子请她到吉庆街去吃烧烤，两瓶啤酒下肚，突然说了一句：“我连着几晚做梦都梦见了你……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燕子假装没听到，心里却慌得像揣了个小兔子。又过了几天，大胡子来约她去看录像。她犹豫了片刻，还是上了他的摩托车。大胡子在青少年宫录像厅里要了个包间，还点了一堆零食，两人边吃边看。那天放的是波兰斯基导演的《苦月亮》，这个名字是她多年之后开了影碟店才知道的。当荧幕上出现让入耳热的画面时，燕子听到隔壁包间里传来让人心跳的呻吟声。就在这时，大胡子的一只手揽住了她的腰，另一只手朝她的胸前摸来……她吓得一下站了起来。大胡子用力把她往怀里拉，嘴巴朝她脸上乱盖。她像被巨蟒缠住的小羊羔，左扭右摆，可是怎么也挣不脱。急中生智，她说要去上个洗手间。出了门，她摁住快要跳到胸口的心脏，一溜烟跑回了住处……一起租房卖盗版带的一个嫂子告诉她，那个大胡子是个流氓，专门欺负漂亮女孩子，以前有个卖歌带的小妹就被他搞大了肚子。燕子一夜未眠，心里五味杂陈。愤怒、恐惧、失望，还有自卑，像针一样将她扎得千疮百孔……第二天，她把还没卖完的盒带低价转给了同学。只留下了赵传的一盒《小小鸟》，然后拎着装满行李的编织袋回到了松塆。
这时，燕子的父亲德胜出事了。隔壁塆里的一个养鱼专业户包了德胜的拖拉机拉鱼苗，车子经过古岗西面的一个坡子时突然失控翻了。德胜的左腿粉碎性骨折，那个养鱼专业户断了三根肋骨，一万块钱的鱼苗也死了大半。德胜赔了对方七千块钱，心中有了阴影，再也不敢开拖拉机了。刚刚云开雾散的家里再一次陷入雾霾。燕子看到父亲每天长吁短叹的愁苦样子，决定去深圳打工。她在武汉就听人说过，深圳是特区，工资高。
经过老乡介绍。燕子先是在一家台商独资的皮鞋厂上班，工资是在纺织厂的两倍。干了半年，她越来越忍受不了那刺鼻的化学制剂味道。每天早上梳头，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这更让她惶惑不安。有次去超市买卫生巾，她在排队等待付款时，瞟了一眼前面一个顾客正在看的报纸，恰好看到一则新闻《隐形化工污染致女工患白血病》。回到厂里，她马上申请辞职。老板说她违约，不仅扣发了她当月的工资和半年积下的奖金，连五百元押金也不退还，还骂她：“穷得连底裤都穿不起，还那么爱惜命！”燕子很想扑上去，揪住老板脖子上手指粗的金项链。狠狠地扇他几耳光。但看到旁边站着两个黑塔似的保安，她只好忍气吞声地走了。
失业半个月之后。燕子又找了一份制衣厂的缝纫工作。这里流水作业，每个人都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如果速度稍稍慢了，就会遭到工长的臭骂。她每天不敢喝水，因为喝多了水要上卫生间；有一次她手上的活停不下来。憋尿的时间太久，后来干脆控制不住，把内裤全部打湿了。这让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在这家厂子的待遇还不错，每个月包吃包住，还有四百元工资。谁料到刚干满一年，工厂竟然宣布破产了。原来老板长年到澳门赌博，渐渐把工厂掏空了，以致资不抵债。工厂还欠了她两个月工资，她又失业了。
离开工厂之后。燕子给熟悉的两个老乡打电话，一个辞职去珠海了，还有一个回老家结婚去了，她连借宿的地方都没有了。直到多年之后，海燕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徘徊街头，既茫然又恐慌的心情。每个月发的工资她除了留下日常用度，其他的全部汇回家了，因为家里等着钱还信用社贷款。当时，她的口袋里只剩十块钱了。
就在她提着两个大提包在街头转悠的时候，一个身上香气扑鼻、头上烫着“狮毛卷”的中年妇女喊住了她。“狮毛卷”亲热地叫她小妹，自我介绍说是“温馨发廊”的老板。她说发廊需要一个洗头的小工，包吃包住，每月工资二百八十元，提成不封顶。燕子看她一脸和气的样子，不像一个坏人，就跟着她走了。在发廊安顿下来，她当起了洗头小工。
干了大半年，她跟随一个小姐妹离开“温馨发廊”，去了一家叫“红粉佳人”的发廊，后来，她又去了另一家发廊……随后的几年，她辗转于南方不同的城市之间，像一只麻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那些发廊大同小异，她连名字都记不起来了。她的收入越来越高，每个月寄一些钱回家，另一些钱则存起来。春运买不到火车票，也为了节省路费，她有三年春节没回家。
奶奶去世时，燕子回了一趟松塆。她刚一进门，大妹就揽着她的腰瞅着她看：“姐，你化了妆就像电影明星，真好看！”弟弟却做了个鬼脸，说：“像妖精！”燕子明知弟弟是开玩笑，心里却一阵剧痛，条件反射似的挥手打了他一耳光。这一耳光打得很重，一贯最得她宠爱的小弟当场就哭了……办完奶奶的丧事，正上高二的大妹说，想跟她一起去南方打工赚大钱。燕子说：“你要敢辍学，我一剪刀戳死你！你以为外面的钱等着你捡啊？你拼了命也要坚持读下去。成绩不好，争取考个自费生，姐给你出钱！”
就在燕子准备离家的头一天，她突然听到母亲秀云说，这半年下身一直流血，总是干净不了。她马上改变行程，将秀云带到武汉同济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宫颈癌。转到省肿瘤医院住院，医生说要马上做手术，手术之后进行化疗，整个费用得七八万。秀云一听就哭着要回去，说家里刚刚“抻头”，正准备建新屋，这一治病就把家败了。德胜双手抱着脑袋，蹲在墙旮旯里不吭声。燕子一声不吭取了自己的存折，把住院费和手术费交了，让医生安排治疗。手术之后，秀云的病情趋于稳定。燕子说：“妈，你不要担心，安心治病。我现在有技术，挣钱快……”
然后，她精心地化了妆，拉着一个红色行李箱，又去了南方。
直到二十八岁那年，燕子才回到松塆。三年前，她家终于盖起了两层楼。屋子里虽然空空荡荡，但外面贴满瓷砖。门楣上的一片瓷砖画着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看上去富丽堂皇。两年前，秀云去世了。临终时，她拉着燕子的手久久不放，眼泪像溪水一样淌。一年前，德胜续了弦，后妻是他开拖拉机时常帮忙送货的那家杂货店的店主。这一年，最小的弟弟考上了大学，大妹妹读完研究生参加了工作。燕子觉得，自己应该回家，过另一种生活了。
经人介绍，燕子和相距不远的下梁村的退伍军人梁军结了婚。梁军本来嫌她年纪大了，后来听说她出全套嫁妆，见她人也长得漂亮，就勉强答应了婚事。新婚之夜，梁军爬到她身上折腾一番过后，就一脸紧张地掀开被子，在床单上察看起来。当他看到那摊血迹的时候，立刻眉开眼笑，自言自语道：“那些狗日的嚼蛆。原来是嫉妒我啊！”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叮嘱燕子把床单洗了。他特地在门口牵了一根绳子晒床单，让村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得见。
梁军家是三代单传，公公婆婆天天盼着抱孙子。过了一年多，燕子终于怀上了。可是三个月的时候，突然流产了，而且下身流血不止。梁军将她送到县医院，妇产科医生给燕子进行了清宫手术。做完手术，医生把梁军叫到办公室，说：“你爱人多次流产，子宫已经变得像纸一样薄，以后再也不能怀孕了。”梁军一听，当场就蔫了。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他没有去见观察室见燕子，直接骑着摩托车回家去了。
燕子自己叫了一辆麻木回到松塆娘家。她前脚进门，梁军后脚就赶到了。他站在客厅里大骂“破鞋”，叫嚷着“要离婚”，还要许家退还一万块彩礼钱。
燕子一直躲在房里流泪。后来忍无可忍，她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对着梁军，大吼一声：“你马上滚！我明天给你送一万块钱去！你要再迟一分钟，我一刀砍死你，然后自杀！你一分钱也别想得到！”
第二天下午，燕子回到下梁村，把一张一万元的存折扔给了梁军。她说：“我陪嫁的东西怎么办？”梁军气呼呼地说：“是你的，你统统拿走，我看着心烦！”
燕子不再说话，把自己的衣服全部收拾起来，放入带去的两个皮箱里。然后，她从门背后拿起棒槌，首先把电视机砸了，接着把冰箱门砸了，最后把洗衣机砸了。梁军跳脚大叫：“疯子！疯子！”燕子说：“明天上午十点，去乡里拿离婚证。”说罢拉着箱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离婚之后，燕子没有回松塆。她用积蓄在邾城中学旁边买了一间小门面，开了一家音像店，主要卖影碟歌碟，兼做美甲和文身。
老五和燕子的弟弟鹏飞是同学。鹏飞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在市里的一家机关工作。在一个咖啡馆里，他和我们聊了一下午自己的大姐。他说：“我们姊妹几个现在都过得很幸福，只有大姐生活不顺心。她懂事早，晓得担当，吃了不少苦，她为弟弟妹妹牺牲了很多很多……”他说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想帮大姐找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帮她安一个家。
我按照鹏飞提供的号码给燕子打了个电话。燕子听出我的声音十分高兴，热情地邀请我再回邾城时去她那里玩。
二0一0年春节的时候，我见到了燕子。她穿着一件紫色的皮草，身材显得饱满而妖娆。染过的金色长发打着波浪卷，只要人一动，头上就一阵汹涌。尽管她化了浓浓的妆，但还是掩饰不了眼角和脖子上的皱纹。她见我盯着她的脸看，不禁哈哈笑起来：“小圆子，不认识我了？！现在年纪大了，我再不把自己搞漂亮一点，怕是没得男人看了……”
她的音像店分两层，一楼经营，二楼住人。店子面积大概二十来平米，摆满了歌碟、影碟，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影碟机里正在播放邓丽君的歌《甜蜜蜜》：“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
我问她：“这些老歌还有人听吗？”
“好听的歌总有人喜欢啊。”她指着一张邓丽君的招贴画，说，“红颜命薄……可我喜欢她。”
除了大年三十中午她回松塆娘家吃了一顿团圆饭，春节期间，她哪里都没去，小店也一直没关门。来买碟、租碟的人络绎不绝，她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热情地招呼顾客。她告诉我，小店的生意很好：“我现在更加相信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最可靠——钱！有了钱，人就能独立，也有了自由。”
这次见面后，燕子加了我的QQ。有时在网上遇到，我们会闲聊一阵子。知道我在搜集松塆的资料，她支离破碎地给我讲了一些打工的故事。当然，她刻意模糊了许多经历，譬如那几年辗转于南方发廊的细节。
燕子非常用心地经营着自己的QQ空间。空间里内容丰富，既有她四处旅行时拍摄的风景照、自拍照。也转载了不少周国平、林清玄等人的“心灵鸡汤”。她每天都在空间里发布几条“说说”，既有生活记录，也有人生感悟。譬如：“因为善良，所以宽容；因为责任，所以承担；因为看轻，所以快乐；因为看淡，所以幸福”、“只有你看到了美，才会觉得这个世界值得活下去”、“女人活着，总有一种自己的姿态。我们当然应该百花齐放各有各的妖娆，却唯独不能失去女人的本真和对生活的希望”，等等。
有一段时间，“天涯社区”爆炒一个帖子《我在东莞×××》。这个帖子以一个农村女孩的口吻自述在东莞堕入风尘的故事，跟帖数以万计，争论异常热烈。燕子注册了一个ID，发表了许多评论。她为那个女孩辩护。也猛烈抨击谩骂女孩的发言者。那阵子，她因为言辞锋利、发帖量大，也成了“天涯名人”。
后来，燕子养了一只小狗，取名叫“美丽”。她经常在QQ空间里晒美丽玩耍、吃食、洗澡的照片。美丽全身雪白，尖尖的狐狸脸，眼睛忽闪忽闪，非常可爱。她称美丽是自己的“女儿”，每天把它抱上床睡觉。她拍过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美丽戴着太阳镜，趴在《楚天都市报》上，好像在读报纸。这张照片被她命名为《爱阅读的狗狗》，一度在“东湖社区”里广为流传。她经常对我说：“狗狗虽不会说人话，但比有的人更懂感情。”一天大清早，她突然上线给我留言：昨晚，我梦见美丽叫我妈妈了……省略号的后面，贴了一大串流泪的表情。
我一直记着鹏飞的话，曾经把一个离异的小学同学介绍给燕子。同学在县里的一个实权部门工作，仕途正春风得意。
燕子和他见了几次面后，十分生气地给我打电话，“他不过电大毕业，靠他爹的关系进了政府工作；现在当个小官，一副人五人六的样子。每天吃香的喝辣的，长得肥头大耳，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他天天骂政府，骂社会，骂腐败，骂贪污，好像全中国只有他最干净，别人都是狗屎一堆；可是有人请他吃吃喝喝、洗澡按摩，他跑得比兔子还快……过个中秋节，他收了几个红包，还得意地给我炫耀。”没容得我开口，她继续说：“小圆子，谢谢你的好意。这种人再有权有钱，我瞧不上。我恨那些虚伪、变态的人！”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二00九：一个葬礼与一个梦想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我接到“疯爷”的孙子晋文打来的电话，说他爷爷去世了。
入冬之后，“疯爷”天天晚上爬到棺材里去睡觉。他的儿子博淮试图阻止他，但是“疯爷”依然故我。最后一天晚上，他突然对六岁的重外孙小宝说：“太爷这辈子前后两头甜，中间比黄连还苦。为了来世不再吃这个苦。我要含着糖走……”小宝以为老爷爷在开玩笑，就从口袋里掏了一块大白兔奶糖递给他。“疯爷”又吩咐博淮把蚊帐扯起来，把窗子打开，还要把梳子和秤准备好，好让他的魂魄顺顺利利去阴间。大家都照着做了，心里认为他是犯糊涂。“疯爷”换上千干净净的寿衣，把糖含在嘴里，爬进了棺材。博淮媳妇怕他着凉，还给他盖了一床厚棉被……第二天早上，博淮推开门走到棺材边叫“疯爷”吃早饭，连喊几声都没有反应。他伸手一探。“疯爷”的身体冰凉——他已经静静地走了。
放下电话，我决定回松塆送一送“疯爷”。
“疯爷”的丧礼办得十分风光。门外的鼓风机呼呼响着，红色的充气门廊上写着“许汉卿大人千古”七个大字。旁边立着两个大音响，正在播放《好人一生平安》。客厅里设着灵堂，彩纸扎的灵屋有一人多高，亭台楼阁，雕梁画柱，鹤翔云绕，恍如仙境。正中一个墨色的大“孝”字，显得气派而庄重。缭缭香烟中，十个道士分坐灵前两列，口中呢呢喃喃在念颂《地藏菩萨本愿经》。祭奠的客人进得屋中，首先点燃三根线香插在香炉里，然后跪在灵前磕三个头；披麻戴孝的博淮跪在一旁，也给客人磕三个头表示回礼。
根据松垮的风俗，老人去世一般要“做七”。所谓“七”，就是从老人去世的当天算起，七天为一个“七”，直到四十九天为“七七”或“满七”，每个“七”都要念经。按照迷信的说法，人死后将经过十殿去阴曹地府。十殿的阎王会勘察死者生前的功过，亡灵难免会受到刁难。生者通过“做七”进行超度，可以减轻死者的罪过，使他顺利到达阴界。这些年，大量的年轻人在外面打工，很多仪式都简化了。晋文对父亲博淮说，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把爷爷的“七”做满。
道士说：“疯爷”走的日子不“犯七”（作者注：所谓“犯七”，是指每个“七”的末日与初七、十七、二十七相逢），恐怕到了阴界没有饭吃，孝子孝孙必须去“讨米”。傍晚的时候，博淮领着晋文以及他的两个妹妹，腰系白布，挨家挨户去“讨米”。他们进门就敬一支香烟，口里说着“讨米”，其实并不要任何东西。发完五盒烟，正好一百家，表示讨了一百家的饭，“疯爷”在另一个世界就不愁吃喝了。
“讨米”仪式结束后，晋文把我拉到一旁聊天。晋文和我有些渊源，他上大学时曾在我那时任职的某报刊集团实习过。记得当时正逢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他情绪激昂，走上街头参加了示威游行。大学毕业之后，他与同班同学、一个副局长的女儿结了婚，在武汉安了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省里的一家都市报当记者，还没干满半年，就因为坚持要发表一篇“揭黑”的稿子和总编闹翻，一气之下辞了职。辞职之后，他加入了/_、舅子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四处投标做工程。这些年他盖了不少楼盘，据说目前是松塆出去的人中排名前三位的大老板。晋文说：“以前我对湾里的情况还真不了解，这次‘讨米’走了一百家，我看大部分人家的日子过得没有想象的那么富裕。”我笑道：“你这个大老板是不是想回湾里搞点慈善事业？”“送入鱼不与授人以渔。”晋文看着我，吐了几个烟圈，说，“现在外面的工程也不好做了，我想回松塆来做点事情。你也看到了，大片土地抛荒了，多么可惜啊。我在想，能不能搞生态农业……”我想起老五曾经说过的一个观点，中国农村未来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再次把农民组织起来，借助资本的力量发展规模农业，重新释放土地的活力。听我说完，晋文沉思了片刻，道：“把农民组织起来，说得好！其实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我得好好想一想……你知道我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虽然当了这么多年包工头，但对社会总还有一种情怀。我一直在读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书，譬如温铁军、李昌平、贺雪峰等等学者的，一直在思考农村、农民、农业到底该怎么办？……我是松塆出生的，可是现在松塆搞得面目全非了……我的儿子将来回来了会说，这是一个什么破塆子？”
这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甚至谈到了新型农业合作社。我说：“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终结于“大跃进”，但是，作为一种组织生产、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合作社就是错误的。”“当然了，最早的合作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他们成立的。一八四四年，为了应对零售商的盘剥，英国罗虚代尔镇二十八名纺织工人组建了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统一价格、统一谈判。九十多年后，先锋社拥有了四万多社员。”晋文侃侃而谈，“罗虚代尔先锋社实行民主管理，按社员的交易额进行盈余分配，充分保障社员的各项权利。它的成功激发了欧美其他地区劳动者创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它的创办原则也成为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原则。目前，国际合作社联盟有来自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七亿多合作社社员。”我点了点头，“农民要想提高应对市场经济的能力，完全可以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成立互助性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社。”晋文笑了起来，“如果确定了回乡发展，我到时候也来尝试搞合作社……”
第二天，我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松塆，晋文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的停车处。他突然指着不远处的那个垃圾场对我说：“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我看了看四周的地形地貌，记起来这里就是牌楼的旧址。不知从哪天起，这里堆上了建筑废料和生活垃圾，农药瓶、碎玻璃、白泡沫、编织袋混杂其间。一阵风吹来，卷起红的、黑的塑料袋，像怪鸟一样扑腾着在空中乱飞……晋文神情严肃地说：“我爷爷过去老念叨，什么时候把松塆的牌坊建起来；现在他不在了，我想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我说：“永福多年前也说过想重建呢……”“我最近总在想，过去反封建、破四旧，拆掉了牌坊，其实拆掉的是文化和精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都看到了，孝、义这些东西恰恰需要倡导。牌坊就是一种象征啊，只有把它重建起来，松塆才会有精神！”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个叫汤因比的历史学家说过，中国社会的理想发展状态应该是既模仿西方社会推行工业化，同时又保持乡村文明的精神……下次回来，希望这里大变样！，，
一阵风从脸畔掠过，儿子突然掩鼻大叫起来，“这里好臭！爸爸，别哕嗦了，快开车走吧！”我告别晋文。发动汽车驶上了通往茱城的柏油路。妻子看着烟雨迷蒙的窗外，淡淡说了一句，“即便把牌坊修起来了，还能找回过去的那个松垮么？”
她的话一下子又让我陷入了沉思。
二0一五年夏季，因为妻子在英国访学，我去欧洲游历了一段时间，颇有点乐不思蜀的味道。八月下旬的一天，妻子带着我和儿子去英国北部沃里克镇的圣玛丽教堂参观。
这是一座古老的教堂，如今仍然由牧师会主持，里面陈列着许多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旗帜。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堂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旁边的告示说，请参观者在地图上寻找自己的故乡，并用红色不干胶圆纸片做上标记。地图上的欧洲区域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红点，红点上有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希腊文等书写的地名；亚洲区域红点寥寥，中国部分更是一片空白。八岁的儿子凑到地图前。一眼就寻找到了武汉，在它的旁边仔细地贴上了一个小红点，然后用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了“松塆”两个汉字。
放下笔，儿子仰起头得意地看着我，说道：“爸爸，字写得不错吧？”我拉起他的小手，点了点头。望着那两个熟悉的汉字，我的眼眶突然一阵发热，喉头有了哽咽的感觉。“松塆”只是两个普普通通的汉字，我曾经无数次与它们相遇，却从来没有像这样激动过……难道，是一贯懵懂的儿子书写时的笃定感染了我？抑或是遥远的时空距离突然激发了我的乡思？
站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我凝视着那熟悉的两个汉字，禁不住心潮起伏……圣玛丽教堂的这个小小游戏显然是在提醒人们，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故乡。
三
记得夏多布里昂说过：“我刚刚离开我的摇篮，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让人满怀感伤和依恋。
自然，松塆也不能抗拒历史风雨的侵蚀，她在时代的激流中正一步一步走向面目全非。但是，作为松垮的后人，我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笔，重建一座纸上的村庄，纪念那些普通而又不寻常的岁月。按照写作构思，本书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几位老人的口述。我在整理加工时尽量保持原貌；一部分是我对村庄历史和人物的叙述，以及比较“个人化”的关于我们家族的简史；还有一部分是我和老五的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