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为志业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历经一波三折得以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初次征订的八册、首印三千册到“电话频频，索要者甚众”，“只得加印”①，“1995年第4次印刷时，印数已达3.45万册”，这使得本属陌生的名字顾准在大陆思想文化界迅速走红。中国社科院在1995年11月召开了专门的《顾准文集》讨论会，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人文杂志《读书》和《东方》先后在1995年第5期、9期和1996年第2期组织刊载顾准的专题文字，参与讨论的人士囊括了老中青不同世代、不同专业的学者。“顾准现象”也成为1995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涉及他的文章日渐其多。一些学者将顾准生发为“独立不倚在暗夜里追求真理的思想先驱”“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加以热捧和自勉，引起学术界、理论界“愧对顾准”的极不寻常局面，一时间成为报刊上的热议话题。《顾准文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只是作者和弟弟陈敏之在1973—1974年间的通信及其研究希腊史的读书笔记，为何一部70年代的遗稿引发了90年代知识界的轩然大波，是什么原因导致《顾准文集》的热销以及顾准的经典化，其背后有着怎样的90年代文化图景？

一本为90年代而作的书

在《顾准文集》出版之前，顾准是默默无闻的，人们对他学术成就的了解就像对他的生平事迹的了解一样少。据其弟陈敏之的记述，出版《顾准文集》的目的，只是想为恢复顾准形象作些努力。从最初的1977年开始整理文稿，却一直找不到发表之处，到“1989年，在一些朋友的热情支持下，本来有可能在上海出版，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告吹了。三年之后，1992年移至香港，总算出版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但是有两个不足：一是因为在香港出版，书价既贵，大陆能买到、看到此书的也不会太多；二是该书出版时，抽掉了两篇文章，因而不是全豹”。1993年，“着重的是要联系一家出版机构，以便能够如我预期的赶在五哥顾准去世20周年（1994年12月）和80岁诞辰（1995年）以前出版，藉以了却我埋在心中已经20年之久的心愿。”同时，陈敏之也意识到“当今社会，出书难已为社会所公认，对此，议论也不少。《顾准文集》并非学术著作，人也已经死了快20年，能接受出版已大不易，更不必说要付给什么稿酬之类了，心里有底，因此我早就准备自费出版”②。就是这样一本历经二十年辗转周折得以出版的书籍，却在1995年的图书排行榜上居高不下，引起知识界的广泛热议，甚至有学者指出，这是“一本为90年代而作的书”，1995年被图书界称为“顾准年”，在不同阅读者的多重阐释中，顾准的重新发现因之有了更多的面向。

其实在《顾准文集》问世之初，在知识界同样是个陌生的存在。曾撰写过评论文章的作者大多如是开篇，“《顾准文集》是王元化同志送我的。这之前我不知道顾准其人其事其文。”③“我原本也不知道顾准，是看到《读书》杂志和王元化写的文章才知道的。”④“1995年暑期，我很偶然地从《读书》杂志上读到一篇吴敬琏先生回忆顾准的文章。当时只是因吴先生文章写得极富情感而被吸引，但读完后就被顾准所吸引，又查找其他相关文章。几个月后，得好友邢小群赠送一册当时在书店很难买到的《顾准文集》。我很惭愧自己作为一个会计和统计专业学者，直到1995年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杰出的会计学家（当然，顾准更主要的是一位思想家）。”⑤

顾准（1915—1974），幼年因家贫过早参加工作，靠天分和自学编过《会计原理》等书籍，早在193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新四军工作，解放后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并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1952年，在“三反运动”浪潮中，因所谓“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职，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反苏”罪名被划为右派。1962年“摘掉”帽子重返经济所恢复工作，1965年被再次打为右派，虽然康生这次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标是同在经济研究所的张闻天、孙冶方，但最终却殃及顾准，其结果是造成他惨绝人寰的家庭悲剧。“文革”中妻子与其离婚，后自杀身亡，孩子与其划清界限，至死不相来往。顾准70年代初结束在河南的劳动改造返回北京后，每天带着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查阅资料，撰写《希腊史笔记》，在这期间，他应上海的弟弟陈敏之要求，就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通信讨论。这些信件和读书笔记，后被编为《顾准文集》。

《顾准文集》出版后，最先对其做出评论的多是顾准的身边老友，包括王元化、吴敬琏等人。抗战初曾在顾准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的王元化这样评价《顾准文集》，“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他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吴敬琏是顾准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也曾与顾准在1968年到1972年的“五七干校”朝夕相处，他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包括：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革命成功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这些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问题。因此，“顾准是毫无愧色为中华脊梁的。我相信，再过些时日，人们回头看，会说，顾准是杰出的思想家！”⑥

如果说在这样的叙述话语中，还只是存在着“思想家”“学者”顾准，那么，这本初次征订仅八册，既不为编者陈敏之又不被诸多编辑看好的学术著作，随着“顾准旋风”的刮起，从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邵燕祥《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石泠《你无法不面对顾准》，到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沙叶新《泪眼看顾准》、谢泳《珍惜思想遗产》、丁东《愧对顾准》等等一系列的评论文章中，顾准的意义得以更多的升华。

正如丁东所说：“中国知识界知道顾准为何人的本来就不多，这倒并不要紧。因为顾准的著作毕竟属于特定的学术领域。”⑦因此，更为重要的是顾准的意义。“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⑧于是，在评论者笔下，有作为“受难者”的顾准，“后世决不能忘记的是：顾准是在什么情况下求索的。当然，‘自古圣贤多寂寞’，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还真罕见。如果说在中国被戴上帽子成为人下之人而被‘孤立’、被批斗、被下放劳改的人并不少的话，像顾准那样被迫与挚爱的妻子离婚，而妻子却又终不免自杀，子女与自己划清界限，而自己还不得不签具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打挨骂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他甚至被孤立到这样的地步：永远不会与他划清界限而且日夜想念他的九十岁老母，虽然与他同在北京，也因为他的身份而始终被阻至死未能一面；真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但是这样的苦难也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始终为祖国的命运、人类的出路而默默地思考，偷偷地写作。”⑨

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他成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人。他的观点启发了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还影响了吴敬琏等年轻的经济学家，为建立市场经济所做的论证对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等等。”还有和“四人帮”战斗的顾准，“为了揭穿‘四人帮’蛊惑人心的假革命的骗人口号，他分析了欧美政治史上两种不同的潮流与传统，论证了法国1793年式的潮流和传统势必走向革命的反面而形成独裁的皇权，由人民的专政变为对人民的专政。”更有作为鲁迅精神后续者的顾准，“作为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对鲁迅之后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所提出的最尖锐、最复杂的问题，作出了清醒的反思，发出了自己的声音。”⑩甚至有作为“先知”的顾准：

记得，那还是早在1966年5月11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抛出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顾准对我附耳低言：“少奇完了！”我被吓了一大跳，连忙说：“别神经过敏！这种玩笑可不是随便可以开的！”他说：“你等着瞧吧，别散布就是。”

日后查查史料，得知：连刘少奇本人在1965年5月份也还预见不到自己的必然归宿。1966年6、7月份他还在请示杭州“云游”的毛泽东以后，积极地往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稳定极其混乱的局面。8月份，刘少奇还很有信心地对王光美说：“不必忧心忡忡，毛主席历来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中央第四号人物陶铸，在1966年8月初听到江青向他“交底”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时，觉得完全出乎意料，惊呆了。直到8月12日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中央领导人公开露面的报道中刘少奇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顾准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最早预见到刘少奇要被打倒的局外人士。试想想，当时他身处劳改基地，与世隔绝，手头只有一份《人民日报》呀。（11）

海登·怀特告诉我们：“任何‘历史的’表述——无论它多么注意细节和叙述，多么‘只为自身’而一味关注主题——都带有传统理论称之为‘历史主义’的成分。历史学家对手中材料进行梳理，这一梳理即使不一定遵循波普称为‘先入之见的框架’，也是为了适应普通叙事话语的规则。这些规则本质上具有修辞性。”（12）在顾准形象的不断建构中，“英雄”顾准、“民族脊梁”顾准、“中国五十年来唯一的思想家”顾准逐渐浮出水面。“这十多年来我多次出访，经常被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质问：‘你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以及在以往所有那些受迫害的日子里，怎么那么逆来顺受？那么一再检查？那么甘愿改造？那么沉默无言？你们为什么不思索？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控诉？为什么不怒吼？你们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什么了！’每被这样的追问，我都万分愧怍，无地自容。如今有了这个戴着镣铐问天的顾准，有了这本在炼狱中诞生的《顾准文集》，总算稍觉心安，总算可以昭示世人：在冰河下火种未绝，在屠刀前仍有不屈的头颅！”（13）“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及大陆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话题，一位七十多岁的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对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是否可以这样说，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断层？”（14）“顾准不应该是划破夜空、光茫耀眼但倏忽即逝的彗星，他是里程碑，标记过去，指明未来，他是灯塔，总有一天人们会沐浴于另一种光照之中，但有一段必经之路，却是由他照明的。”（15）

对于这些溢美之词，甚至连顾准当年朝夕相处的“难友”都感到吃惊：“说实在的，当年虽说我很佩服他：会计学家、英语精通、学贯中西、敢讲真话等等，但没有达到眼下学术界对他评价的高度：卓越的思想家、预言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与理论先驱等等。”恐怕顾准本人生前也很难想象到，他写给弟弟的不准备发表的书信，二十年后会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热点。有学者提出，“我有时想，《顾准文集》在这个时候出版是最合适的了，好像专为90年代的文化讨论而出版似的。”（16）诠释活动本身已意味着古、今在时空上的差距，且研究成果势必为臆测、重整的产物。作为一本被设定为“为90年代而作的书”，顾准的重新发现具有何种意义，《顾准文集》的出版又激活了哪些90年代的话题？

道德之外的学术

虽然“顾准精神”在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的建构之下显得庞大而驳杂，但仔细梳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寻到最核心的关键词：道德、学术。诸多评论文章都指出，“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他在写这些札记的时候，早已把名誉地位、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是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治学精神和道德品质。”（17）

在《顾准文集》出版的文化图景中，喧嚣、争论正各执一词地进行着，关于王朔作品的评价、《废都》批判、“人文精神大讨论”、“二张”“二王”之争使得沉寂已久的文坛霎时间热闹起来，着实形成了90年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理念光谱。这些学术性争鸣，关系到知识分子在新的境遇下如何定位的问题。在为知识界的分化而愤愤不平时，也有人发出了“争论使人想起了顾准”“面对顾准，让我们学会惭愧”的声音。

从对顾准的不断形塑中可以找到这样的道德线索，许纪霖在《顾准的道德实践》中讲，“顾准与陈寅恪作为道德的存在，无愧是20世纪中国道德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们在道德实践上是一流的、顶尖的，尤其是顾准。大家之所以敬佩顾准，首先是他的道德实践。”关于顾准的道德，因仅有一本《顾准文集》的出版，可借用的资源并不多，阐释者们更为关注的是顾准的“右派”身份和“文革”中的遭遇。

“还在‘文革’之初，顾准同孙冶方都在一个劳动队里劳动；顾自豪地对孙说：‘我手上没有血’，意思是‘我虽然挨过那么多的整，但我没有整别人。’”（18）“在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词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滑’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19）“顾伯伯刚去干校时处境不好，经常挨斗，几乎没有人敢跟他讲话，可他并不因此就见谁都点头哈腰，卑躬屈膝（个别人就是这样做的），而是颇有几分傲骨。记得一次他被批斗之后悄悄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这话说得很幽默，可以看出当时他对这些事看得很透，对一些人的表演颇不以为然。妈妈曾跟我谈起这样一件事：‘文革’初期，红卫兵‘勒令’每个‘牛鬼蛇神’写交代，贴在一块布告牌上。别人都写得很认真，而顾伯伯只是在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便贴上去了。”（20）这自然又招致一番毒打。

在1995年的话语环境中，持精英立场的知识分子正为作家下海、精神溃败、道德沦丧而愤怒不已，有强调“以笔为旗”、追求“清洁的精神”，有“拒绝宽容”、“反抗妥协”、呼吁“不能缺钙”，甚至对“人文精神”也作出道德化阐释，“什么是人文精神，苏格拉底刀架在脖子上也勇于说出真理，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吕荧那种不识时务地说真话的行为，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在道德理想主义进一步高扬的语境下，对道德的追问、对清洁精神的向往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萨义德式的“竭尽一己之力诉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法则，这也着实连累了曾受过极左迫害，告诫青年人要“尽量说真话，不说假话”的萧乾，因之受到“油滑”“世故”的抨击，直至临死之前，他仍在被晚辈追问其在“文革”之中的道德闪失。

我早已听到一些说法，诸如萧乾对“别人”过于刻薄了，而对自己的某段历史却故意隐瞒了一些。我想，他确实没有“说假话”，但“尽量”说出的“真话”却不够多。……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经试探着问过他。他并没有回避，也没有躲闪。他深深叹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那个时候，人活得连畜生都不如，还能怎样！”（21）

在这种“道德”成为热议话题和批判武器的背景下，“顾准遗著引起人们的震惊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人格感召力。他的存在，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批判能力并未被扼杀净尽，‘文革’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多少因顾准的存在而有所洗刷”。“为什么我们今天一提起这位在严酷的环境下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大家都肃然起敬呢？我想，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有关。我前几天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愧对顾准》。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在顾准面前应该感到惭愧。我们无法漠视他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品格。关于顾准的话题，其实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但今天有那么多的人要提倡顾准精神，这恐怕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品质上出了什么问题。顾准精神的当代意义，或许正在这里。”（22）顾准在“文革”中的表现，其在严酷的迫害之下“我就是不服”的姿态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武器，和当下的“沦丧”“溃败”形成有力参照。

关于顾准的道德品质的建构，对其英雄形象的塑造，虽说在“文革”的特定话语场域中展开，但仍只是其精神品格建构的一味佐料，这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系列中也并非另类。我们似曾还记得攻破“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她心中只有祖国”的女科学家韦钰、“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光学专家蒋筑英，以及“扶植后学，尽心竭力”的语言学家吕叔湘等等。在这些知识英雄序列中，公而忘私、爱岗敬业、独立思考、不畏强权似乎是他们共同的人格操守。而顾准不同于80年代的“知识英雄”之处在于，他的学术意义得以异乎寻常地凸显。

我们来做一番比较。在新时期之初，对于备受热议的陈景润，采写者如是展开叙述：

1977年秋的一个艳阳天里，徐迟由《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周明陪同，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科学城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弄清了徐迟的身份和来意后，陈景润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噢，徐迟，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莞尔一笑，告诉陈景润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23）

如果说对于“数学家”陈景润的宣传还带有官方意识形态背景下迎接“科学的春天”的有意建构，仍可被纳入国家话语的宏大叙事下，而作为民间发现的“光学专家”蒋筑英，在采写者笔下，却做了如是的角度取舍，据最先采写蒋筑英的白英权介绍：

报道要宣传蒋筑英什么精神？蒋筑英的事迹十分丰富，可圈可点的东西很多，是写应当关注中年人的健康问题吗？那样太单调了；是写蒋筑英学术方面的成就吗？那太一般化了。

我选择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当年政治上得不到充分信任、工作上得不到充分使用、生活上得不到充分照顾的那段痛苦时期作为背景，将人物置放到个人与国家、工作与生活、名利与社会责任的矛盾中，充分展现他的人生轨迹和动人故事。（24）

而到了90年代中期知识英雄“顾准”的发现过程中，曾在白英权眼中“太一般化”的“学术”力量则最为顾准的推崇者们所看重。尼采说：“不存在事实本身。”“事实要想存在，我们必须先引入意义。”对于不遗余力宣传《顾准文集》的王元化和朱学勤来说，顾准的有效性恰在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学者王元化认为，顾准在八个方面有价值的成果，分别是：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先秦学术的概述；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和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朱学勤指出，顾准“说出了与韦伯相同的结论，并指出了《资本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之处”，“得出了与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大体相符的认识”，“其他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顾准近20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顾准点化文革中两派内战的现象时，亦有触及。”“与本世纪最杰出的西方思想大师如海耶克、柏林、贡布里希等，几乎不谋而合。”“以顾准之见识，不说能与外部第一流西方思想成果相汇通，至少也与葛兰西、卢卡契当年从内部反思国际共运之历史挫折，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25）因此，“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上这个令人尊敬的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26）

罗兰·巴尔特提醒我们，“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历史话语并不顺依现实，它只是赋予现实以意义。”（27）对于《顾准文集》学术含量的推崇，也有人调侃称其为“学术造神运动”，虽然夸张，倒也触及了个中深意。海外学界对顾准的学术成就所持的否定态度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此问题。“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说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度，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入门。”（28）当然，我们必须考虑顾准是在“文革”时期极为封闭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但总体来说，对其可取得“经济学、历史学、数学”三个博士学位，对其“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的论断确有拔高之嫌。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介绍，即便在1972—1974年的文革“波谷期”，仍有各种各样的“地下沙龙”触碰出激情四溢的思想火花。

诚然，“自我定义是知识分子独特的活动方式，这种独一无二的活动方式掩盖了其更为广泛的内容，即：这种自我定义不过是既定社会结构及置身其中的既存的（或所主张的）社会地位的再造和强化。”（29）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对于顾准的取舍有着时代的因素，之前80年代的知识英雄更多地与国家的宏大叙事相关，和知识分子政策有关，和“主义”相关，而到了90年代，宏大叙事悄悄解构，顾准的叙事话语更多地从“主义”降落为“问题”，对他的学术的推崇因而成为知识界生发的着力点。为什么在九十年代的话语环境中学术的地位得到如此彰显？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图景？

书斋里的新声

进入新时期以后，知识分子重新被纳入社会主流话语，文学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位置，成为政治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载体，在“春天”来临、春风抚照下，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启蒙者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者甚至倡导者。虽然很难说他们长期居于社会文化格局的中心，但在某些时候，尤其在他们能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并从中获得支持的时候，他们的确对其他社会力量产生过领导作用，并对80年代的文化建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文化关怀下，知识分子多以社会的良心与大众的导师自居，也形塑了自身极强的精英意识。而1989年的动荡引发了知识界的全面溃败，在惶惑和不安中，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和新的心态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的终结和起点凝聚起一个巨大的历史寓言，同时也将一种空前的历史困惑和价值分裂留给了90年代的人们。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以后，出现了新的历史契机，即由意识形态中心化转向了商品经济多元化，经济建设成为主潮。虽然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这并非知识分子所希望的方式，他们再一次受挫，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落在这个时候就经历了真正的失语。有学者如是表达自己的迷乱心境：

八十年代晚期的一系列社会事变，却像扑面而来的风砂，刮得我晕头转向。仿佛从一个长长的美梦中骤然惊醒，四周的一切却那么陌生，不要说社会、公众、政府那样的大事物了，就是一些我自以为相熟的个人，却一个个出乎意料，甚至我自己，我内心深处的那些隐秘的冲动，也接连叫我大吃一惊。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之类的潮流的反复震荡，社会生活又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我原有的陌生感伤，又迭加上一层新的陌生感。（30）

戴锦华指出，“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心理体验里，八十年代的终结，颇类似于一场被陡然击溃的‘伟大进军’；而九十年代的到来，更像是在拔地而生、斩而不尽的文化市场面前所再次遭遇的全面溃败。”（31）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权力话语的失落，另一方面是来自大众文化的挤压。与之同时，人文学科、人文学者的境遇也在悄悄改变。“1992年北京大学首次没有完成国家计划招生指标，特殊的军训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不应忽视考生对综合大学基础学科的冷淡——招不满学生的大都是此类学科。北大中文系历来以录取分数在文科各系中最高而自豪，这几年居然也面临生源危机，开始接纳第二志愿考生。‘一叶知秋’，考生的选择其实是社会选择的表征。大学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不如经济、法律、政治等社会学科受欢迎，这在中国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这一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因其代表了当今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32）

社会大众需要的变化同样引发他们对知识与知识分子评价体系的改变。“大众的生活‘导师’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人文知识分子，今日的大众导师是知道如何调节心理、合理治家、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选择和修理冰箱、彩电、洗衣机，如何保养身体的各色技术专家。”“而不再到哲学大师的格言或作家诗人的作品中寻找人生的真谛、生活的意义。”（33）导师身份的瞬间位移使得知识分子群体骤然清醒，“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直到这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兴趣了。”（34）面对潮水般的商业文化，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当代的文化英雄和价值塑造者了。一时间，对于文学溃败、道德沦丧、文化没落的讨伐此起彼伏，与之同时，知识界也在努力寻求新的适应方式。

出于环境的压力和自愿的选择，为了缓解“精神上的失语症”，大部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开展“刺丛里的求索”，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认知方式，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开始探讨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进而着重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转向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1991年1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聚会上，一批青年学人大谈借学术史研究正本清源，重新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这自然有与当时甚嚣直上的极左思潮相对抗之意，可也隐含着对时贤借学术谈政治的不满。”（35）一位参与讨论《学人》“学术规范和学术史”的学者回忆，“199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的早晨，《学人》丛刊召集关于学术规范和学术史的座谈会，我裹着军大衣赶到北大勺园时，那里已云集了一年多未能如此相聚的朋友。观点相当歧异，气氛颇为肃穆。历史的震撼划分了时间的段落，这次讨论是一种临渊回眸的姿态，但讨论者心里想的却是远征的开始。‘寂寞为政，天地闭矣’，但学术或者将因此得福。”（36）他进一步分析，“这一方面是将学术的失范视为社会失范的原因或结果，从而对学术规范和学术历史的反思是对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反思的一种独特方式……参与讨论的学者大多是80年代学术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这种反思式的讨论除了学术上的自我批评以外，还涉及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知识者在特定情景中重建自己的认同的努力，是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社会行为和历史状态”。在《关于〈学人〉》一文中，陈平原明确地写道：“至于以学术史为突破口，更体现了我们对学界现状的不满以及选择学术传统的决心。”（37）“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治学不只是求知或职业，而体现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38）在大陆知识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读书》，经过1989年后的沉寂，在1992年第10期发表张隆溪的《自成一家风骨——读钱钟书著作的特点兼论系统与片断思想的价值》，呼应了对学术传统承传的关注。此后，1993年创刊的《东方》、1994年创刊的《原道》都以此为脉络，形成了中国学术复兴的热景。

对此情境，知识分子如是表达心声，“我们失去了80年代最为可贵的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迫不得已，才向细密处精进，而不是向另一方向发展。”（39）陈平原、张志忠等人都在不同场合提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主张。余英时在一篇讨论中国文化重建问题的文章中也提及“退而结网”的意象，“这个‘退’字尤其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中去默默地努力。”（40）放弃80年代启蒙学者的理想主义，坚持低调务实的实干精神，少谈主义，多讲问题。知识分子应从“介入型”如萨特那样走在民众前列去呼吁革命的真理，变为介入与非介入之间的“中间型”，再变成“非介入型”如福柯、德里达那样退守书斋，重展法兰西浪漫激情。“学术的‘意义’即在此：在今天，学术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41）

随着80年代浪漫理想主义激情的降温及90年代世俗性消费主义文化的客观存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屈服于现实条件，在权威意识形态的压力下，无路可逃；另一方面，却又在对历史作学理性反省中，找到逃亡的理由。……对于曾经怀有启蒙理想的一代学人来说，退守书斋不过是无奈的选择，然而在学理的探索中，这个被动的局面改变为主动的抉择。……恐惧、沮丧、无奈都被大彻大悟的冷静姿态遮蔽了。……知识分子为了纯学者化立场，远离意识形态中心，既无风险，又划清界限。因此，反激进主义在学理意义上成了退居学术的理论前提……这批人设想自己要在社会潮流之外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虚拟的叙事被当成现实，逃避和拒绝被混为一谈，因而具有悲壮感。”（42）在权力话语的失落和大众文化的挤压双重背景之下，文人们只能退守“蜗居”书斋，打出“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号与社会热潮保持距离。这种转向，也可从福柯的话语体系中寻找到学理基础：

有人会悲悼目前的真空，在理念的世界中继续追寻一种专制。但是另外一些人，一旦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现了一种新的音调，一种新的观看的方式，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我相信这些人决不会哀叹这个世界是一个谬误，不会哀叹历史上充满了无足轻重的人，不会喝令别人住嘴以使自己的责难之声被人听见。（43）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顾准的出场恰对时机，一个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被体制剥夺身份的、来自民间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因罹难而思考”，在“文革”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下仍在坚持读史、仍在撰写希腊史笔记、仍在进行学术研究，他的经历和选择给90年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借鉴，一个独立的、在逆境中、“地狱里”进行思考的知识分子——顾准呈现在正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前。“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也许被排斥的遭遇恰恰保护了真正的生命。”（44）历史是一种“解答问题”的学科。历史学家就过去的“事件”提出无终极答案的问题，并选择那些能构成某种解释范型的事实来回答这些问题。愧对顾准，热捧顾准的学术遗著，也就成为知识分子自我转向的心绪表达。狄尔泰告诉我们，“理解任务中这一已知的存在于主观经历中的生活联系这一情境，可称为自我投射，即自我投射在一个作品或一个人物之中。”（45）可以说，90年代中国知识界选择顾准、诠释《顾准文集》，无疑包含着他们应对各种社会力量的策略，正是在顾准身上，知识分子找到了处理关心社会现实和坚持学术精神的连续性，也“完成了更深远的学术史传统的连接，于是知识界便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定位”（46）。

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再来审视“顾准热”，就会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顾准更多是知识分子自我映射的投影，一个自我的理想化镜像。虽然，此后在《顾准文集》热的余波之下，顾准的其他所有文字也被作为《顾准日记》《顾准自述》出版，还出版了《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评传》等等，但这些书籍的出版并没有溢出知识界在1995年前后对顾准的认知框架。在顾准的英雄化路径中，不同知识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人，所叙述的顾准大不相同。在钱理群笔下，他是鲁迅精神序列中的“真的人”，在邵燕祥文章中，他是“在中国挽救和恢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很好的机缘”，林贤治看重他的“求索精神”，李慎之倾向他的“独立思考”，朱学勤借之“反思自己一代人的学风”。总体说来，对顾准的遗作发生兴趣的读者，多是对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现实走向予以密切关注的知识分子。虽然“顾准热”有“炒作”之说，有“以其遭遇其书亦风靡”说，但我们也不能因之而忽略顾准的精神意义，更不能简单地将其混同于自由主义大师的序列而忽略其独特性。顾准的出现是有着特定的历史场域和90年代的文化图景，他就是在90年代的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从“主义”到“问题”、从“思想”到“学术”的一个理想化参照，一个从“中心”到“民间”、从“广场”到“书斋”的悄悄转向，“顾准热”的意义即在于此。

【注释】

① 卢惠龙：《〈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

② 陈敏之：《〈顾准文集〉出版前后》，载《新民晚报》1996年8月24日。

③ 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载《东方》1996年第2期。

④王蒙：《我眼中的顾准》，见《顾准再思录》，1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⑤戴园晨：《历尽艰困终不悔》，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⑥杨建国：《我与〈顾准文集〉》，载《光明日报》1995年12月14日。

⑦丁东：《愧对顾准》，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7日。

⑧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⑨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载《改革》1995年第5期。

⑩钱理群：《鲁迅与顾准》，载《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

（11） 陈瑞铭：《追思顾准》，载《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3辑。

（12） [美]海登·怀特：《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80—1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 沙叶新：《泪眼读顾准》，载《文汇报》1997年12月3日。

（14）朱学勤：《愧对顾准》，载《东方》1996年第2期。

（15） 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载《东方》1996年第2期。

（16）陶东风：《专制主义的学理依据与人性根源——从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说开去》，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3期。

（17）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载《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2月3日。

（18） 赵人伟：《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载《改革》1998年第3期。

（19） 吴敬琏：《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载《读书》1995年第5期。

（20）徐方：《回忆顾伯伯》，见《顾准寻思录》，342—34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1）傅光明：《解读萧乾》，第1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2） 高增德、丁东、谢泳、赵诚、贾秀文：《顾准精神的当代意义》，载《山西发展导报》1995年7月1日。

（23）熊坤静：《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创作经过》，载《文史月刊》2009年第5期。

（24）白英权：《关于蒋筑英报道的当初与今天》，载《新闻记者》2008年第9期。

（25） 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见《风声雨声读书声》，3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26）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载《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2月3日。

（27） [法]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12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8） 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29）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0）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2、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31）戴锦华：《突围表演——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一》，载《钟山》1994年第6期。

（32）陈平原：《当代中国人人文观察》，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33）陶东风：《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国知识精英内部结构的变迁》，载《东方》1994年第4期。

（34）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35）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载《东方》1993年第1期。

（36）汪晖：《必要的沉默——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范的随想》，见《旧影与新知》，12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7）陈平原：《关于〈学人〉》，《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38）陈平原：《学术史随想》，见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学人》（第1辑），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9）朱学勤：《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

（40） 程农：《浮出水面》，载《读书》1994年第2期。

（41）[德]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1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2）陈晓明：《移动的边界》，3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3）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1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4）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45）[德]威廉·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活表现的理解》，见《历史的话语》，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6）李勇：《文化想象、文学想象与身份焦虑》，载《书屋》2001年第9期。

（魏华莹，中国人民大学2011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