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说到沉思：重述传说的叙事期望与历史意味

一、传说化小说的叙事期望

我将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这样一些系列小说称为“传说化小说”：东北平原写生的“写生”面对的就是传说，在这些小说中，这既是故事的传说，又是历史的传说，也是现实的传说；反过来说，这既是传说的故事，又是传说的历史，也是传说的现实，因此是“传说化小说”。

这种对传说的写生意味，一是“写生”出现在它们与现实的直接关系中，它们在民间原生而具有面对现实的民间直接性；二是“写生”表明它们作为一种尚未突出集中出现过的叙事情景而呈现在当代中国文学现状中。它们隐约显示了当代中国小说与几方面的联系：与故事的关系——小说在当代中国怎样讲故事；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怎么出现；与现实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写什么样的小说；与民间的关系——当代中国文学如何与民间性结合而产生当代变化；与传说的关系——小说是否与当代中国生活一起远离传说的生活。

有意味的是：从这样的小说写法、从这样的传说化小说中，会产生什么？人们希望产生什么？每一种文学都与其产生的特定时代相联系，并对特定生活有所贡献。在当代中国文学中，鲍十的这种传说化小说风格此前没有明确清晰、突出集中地出现，却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一些小说中有过类似的倾向性，但那种倾向性不像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对于民间性回归得这么彻底，也不像鲍十这样对于已有的小说复杂技术观念放弃得这么彻底。在时下中国，这种放弃和回归有着特殊的意味：其主题意味和风格意味不但与时下中国文学现状做出某种对抗，而且与以往的当代中国文学景观有所不同。

鲍十作为这个时代的作家，首先发生的是与这个时代的关系，然后才是在这种时代与作家的关系中怎么写作。然而，一旦开始写作，任何人都不得不面临庞大而悠久的人类生存传统和文学传统以至美学传统，人类文明传统所共同拥有的精华自然就凝成了经典而笼罩人们。因此，实际上，每个作家都一方面面对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文明社会的经典。鲍十的态度十分坚定而明确：他就是一个执守经典观念而从事写作的作家，他用他的《东北平原写生集》再次显示了这种观念。

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像这个时代的另一些中国作品一样，具有一种特殊的时代感与历史感，可以将这些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标志，由此去看待有类似鲍十这样写作意愿的一些小说家和这样一种小说追求。作为一个坚守故事传统的作家，鲍十用这些小说对现实和文学同时自觉地询问：这样做可以吗？这样可以实现什么？当代中国能够通过重回文学叙事的朴素状态而获取叙事动力吗？在历史中讲故事？还是在故事中讲历史？这种种关系或者界限当然不是小说就能清楚界定的，这些界限之间似乎本来就混淆不清，但小说恰好是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获得想象空间的。鲍十的这些小说努力发挥了小说与现实关系的想象特性，既提供了历史素材，又提供了故事趣味。

因此，传说在鲍十的这些小说中的转化或者鲍十的重述传说是个有探讨趣味的话题，这种趣味是这些小说的“写生”写法和意向同时构成的，于是，民间传说在鲍十的这些小说中如何构成意义以及构成什么样的意义成为在当代叙事中可以延伸的话题。

中国传统文学一直与民间性有若有若无的关系，《诗经》、《山海经》、《聊斋志异》、宋词、元曲、唐传奇、明小说都起源于民间。那么，当代文学叙事重返民间的意义在哪里？如何重返民间？当代中国文学与民间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小说的民间性与民间性小说有什么关系？鲍十的这些小说在当代再次重返民间，这种返回民间的方式和观念与以往时代完全不同，如果深入鲍十的这些传说化小说，这些问题就被隐约觉察出来。

二、与形式相关的生活意识

和生活风格

《东北平原写生集》这样的小说以民间化的、传说的方式叙述了一些现代中国角落里的往事，当然，这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同时也在进入现实，生成了一些特殊的传说化历史感受和叙事感受，它们触动了人们在现代中国历史路口对当代生存的另样感受，也促成了对族群文明意识的某些思考。

这些小说以现代民间传说为历史细节，细致地描述了历史的政治力量与族群的血缘力量交融时的民间情景，对在历史中消逝的个体景观做了耐人寻味的回溯，也描述了历史力量冲破观念化社会时所发生的个体化进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经验：滑稽的、悲哀的、无奈的、悲剧的、讽刺的、无助的等等。

这样的传说化历史描述，以小说形式体现为一种生存观念的形式化情景，而这种形式从这种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产生，从而运用了适用其形式本身的传说化历史主题，使人们处于一种生活意识和生活风格的交叉路口。

这种叙事感受有些类似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某些小说那种进入历史的感受，有些人曾将一些有那种感受的小说称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我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但我从我的角度承认这样的小说在当时有特殊的历史叙事品质。现在，《东北平原写生集》这样的小说又带我回到那种叙事感受，同时也带我朦胧回到写作那样小说的年代的历史感：叙事感受总是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的神奇联系。

但鲍十的小说又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类似小说有所不同，例如与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有所不同。但有意味的是：两者都采取了系列小说的形式，而没有采取长篇小说或者偶一为之的单独篇章形式。这说明，从1980年代起，人们已经有意地试图从一种更完整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交会的生活观念去构筑小说世界，也从这样的小说观念去发现生活世界。在这一点上，这些小说家似乎有相同的意愿。

但可惜的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这种意愿几乎完全停止下来，而现在，鲍十的写作重归这种意愿，鲍十以现在这样的小说形式、以一种新的叙事姿态，接续了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曾经朦胧憧憬的那种小说世界。一方面，鲍十的这些小说更追求回归民间叙事的朴素无华；另一方面，鲍十的这些小说更追求进入小说叙事的本源动力——传说。更重要的是，鲍十现在这样写作的年代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完全不同，因此，这样的写作有了与这个年代的特殊关系：经典文学与时尚写作的关系、文学喧嚣与安静思考的关系。

一是《东北平原写生集》这样的写法当然远离时尚趣味；二是这些小说的内容与1980年代和时下的文学内容都有不同；三是这些小说中包含的生存意识与以往不同；四是这个时代理解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观念与以往不同；五是这个时代写作小说的观念与以往不同。这些关系，使鲍十必须考虑、也必须做出选择，同时也必须重新面对文学写作与现实生存的关系，《东北平原写生集》可能正是鲍十多年来进行这样一些思考的结果。

我无法将鲍十的系列小说《东北平原写生集》以及传说化的小说写法与这个时代的日新月异相提并论，但其中的写作动机、题材选择、主题立场、叙事感受仍然不能不与这个时代相连。时下中国是经典的社会理念和文学理念面临危机的年代，但我看到，鲍十作为作家与经典的社会理念和文学理念保持着顽强联系，并借此划开与同时代另一些不同立场作家之间的清晰界线。

当然，如前所说，我已经发现，鲍十现在这样的写作与1980年代的某种整体写作倾向具有深刻的联系，因此，我以为，这既是一种文学传统的延续，又是一种文学新意的寻找，同时，也是文学经典理念不断生成新的文学情景的具体理由。

由这些民间的、传说的历史情景，鲍十的这些小说试图再次告诉人们，小说并不是单纯作为时代路口的回顾而进入文学的，而是作为当代生活的一种象征包含历史情景，并具体体现为各种叙事现象和不同时期。因为，不同时期的历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这些历史时期相连的不同生活意识和生活风格，它们在小说中必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为不同生活情景。

在鲍十的这些小说中，不同的生活就体现为传说的不同情景，这些传说的重要性，恰在于其处于真实与不真实之间的含糊状态，因而，这种含蓄的传说图景反而是对不同生活风格和历史时期的有意味理解，这种理解的特性是反思与期望的同时性：人们对今天的生活风格怎么看，其实决定了人们对以往生活风格怎么看，反之亦然。

三、对历史整体思考的风格意向

我以为，鲍十的这些小说对历史态度与传说化叙事同时实现，由此表达了一种叙事风格和文化风格的同时存在，这种存在一方面显示了小说自身某种风格的延续，一方面表达了产生某种小说风格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延续：1980年代的影子在今天生活中依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一种文学风格总是和一个历史时期相联系，并且总是会延续进以后的生活、影响以后的文学。

《东北平原写生集》这样一些系列小说不像1980年代的类似小说那样戏剧性地再现历史，也不像鲍十自己当年的《我的父亲母亲》那样单纯地置身于历史之中，由对现实的理解转向对历史的理解。与当年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秩序化与戏剧化叙事处理不同，这些小说很大程度上脱离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常用规程，以民间化的传说方式对生活进行不动声色的处理，叙事主要由民间诉说者决定，而小说作者努力隐藏于零度叙事。

于是，鲍十的这些小说有意味的是：它们一方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叙事趣味在今天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文学风格在今天的变化——这里的风格含义不仅有单纯的小说形式含义，而且有生活风格、政治风格和社会风格含义，总体地说，是某个阶段的历史文明风格。这两方面共同形成了对今天文学秩序和文明秩序的思考与反抗，同时，它们还形成了对历史本身那种僵硬进行思考与反抗，希望历史更加柔韧和宽容。

虽然不同时期的文学有不同时期中大致一体的文学风格，并且伴随着相应的生活风格，但如果能简洁地将生活与艺术共同概括为某种文明的风格，那么就会大致发生这样的情景：原始社会对应于浪漫主义；农业社会对应于现实主义；工业社会对应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对应于后现代主义。这些阶段性的文明演进与文学演进给文学带来的，是越来越坚实稳固的经典体系，直至进入媒介时代，这种经典的稳定性和唯一性被打破，文学也由此产生危机。鲍十的这些小说产生于这个文学风格变换时期，必然让人们去思考：这种经典写作的坚持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或者，这能否使人们更深入这个时代的文学形式和内容？

从一种风格的角度去看，鲍十善于将当代生活延伸进以往生活，再将以往生活拉进今天的生活。作为个人的风格，这些传说化小说体现了鲍十作为小说家的自己的手法和观念特色、体现出特有的形式规范和主题内容：例如说，以小说的方式重述传说、将民间纪实与小说虚构相融合、注重叙事的民间原生状态等。这使既依托这些传说又展开这些传说的小说本身有了传说的特点，而传说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叙事的朴素单纯，于是，这些小说也就有了传说这样朴素单纯的叙事特点。

这种写法的含蓄处在于：将离人们不太远的生活推得很远，使人们与这种生活因拉开距离而产生怜悯与遗憾，让那些生活在人们的这种感受中再回到现实。这些小说中的很多篇章都是写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事，最远的生活也不过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事，但看上去，这些生活是即使经历过那样年代的生活的人也不一定熟悉的另一种生活，那样的生活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不是今天能自然想象和能随意感受的，从而似乎与今天的生活没什么直接关系，而鲍十的这些小说似乎在将它们复活于人们今天的生活感受中。

风格还是回到了对小说本身的思考。小说一方面导向个人，一方面回到社会。小说的这一功能在199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是被普遍承认的，并且可以在诸多作品中被确认。但在1990年代后半期的个人化写作中，小说的这一双重功能被偏置于个人一端，这样的意识一直延续到2010年以后的生活和文学，并且被不断放大。在这样偏执一词的情景中，鲍十的这样一些小说在很多人眼中已陈腐不堪。当然，轻蔑和否定都是容易的，但类似鲍十的这样一些小说的风格虽被轻蔑和否定，却仍在那里，并不能被那些不承认它们又不了解它们的意识所中止、所颠覆。

这样一些对生命的关注有别于那些反映当代享乐生活的文学，也有别于那些用相似模式和套路制作的文学：这里仍然在强调文学的个人风格，这种个人风格的含义不同于个人化写作的含义，这不是停留于身边琐事的那种写作自由。今天进入了后风格时代，人们更加喜欢没有风格、没有个性的写作，媒介化、制作性的奇异表现已经离开了风格的本来意义。这样说，并不是简单地指责晚近文学和新贵文学没有风格与个性，而是说明整个历史时期正在进行风格变换。

我由鲍十的这些小说的风格联想到的是：今天强调的不同风格，有可能只是手法、语言、内容、形式的不同，而不是生活思考和价值判断的不同，但这两者本来是一体化的，今天却被人们泰然自若、名正言顺地分割了，而鲍十似乎在自己的作品中缝补两者的裂隙，努力找到一种使两者自然融合、同时实现的写作。

实际上，所有狭义的、表面的风格都与深度的、广义的风格相连，即艺术与思想相连。风格就是文学家对生活的整体思考所表达呈现的状态，没有对生活的整体性思考，就没有具体的表达风格。一个文学家有可能同时融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一体，那是因为他已经有一种对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整体思考。例如说，雨果和巴尔扎克都有一种对时代的整体思考，却选择了不同的表达风格。鲍十现在的风格由传说化小说而体现出来，这种风格其实还是因为有了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思考，才这样去写作。

四、重述传说的当代现场与叙事想象

沿着鲍十的个人风格出发，在这些以地方名字为题、以民间传说为主体而构成的东北平原故事中，小说的叙述者和小说中的民间叙事者的共同叙事态度是：慢条斯理地回忆着往事，故事有一种安静冷寂感，似乎远远地观看着那种生活而描述着，这产生一种故事的情境感和叙述的时间感。生命的恍然逝去与历史的长久延续从中婉转相连，由此飘溢出一种现实意义和生命气息——这就是民间传说在小说中演化出的生存感受和历史想象。

鲍十以小说的方式重返民间、重构传说，其实是试图在当代中国文学与现实的纷乱关系中寻找一种文学与现实的得当关系、一种小说的得当表达方式。这些小说与民间性的关系提示出来的是：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方式去面对传说，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叙事，或者说，就是叙事者想让传说在小说中变成什么样。《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三言二拍》都有作者与民间性传说的关系以及面对传说的立场。

时下的中国文学虚构，尤其是80后和90后作家的虚构写作，远离传说和民间性的支撑，这种远离未必完全不当，因为文学总是在从民间发生而远离民间后又重返民间的过程中，但这种远离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包含着对民间性的创造、思考和改写，不是作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其实不是艺术自由的写作个性，而是伪风格和伪个人化。

在鲍十的这些小说中，传说被彻底地进行了文学改造，我们会发现，这些小说中的传说被改变了单个传说本身民间的、零散的、个别的、非审美的特点，被写进这些小说的传说有了其自身的连续性、整体性和审美性，也有了向外部延伸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这些传说化的小说逐次相生、纵横相连而形成一个独有的东北平原世界，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一块小说版图，并以其特有的叙事构成了这块东北平原部落存在的理由，在这块暗示与想象相生的东北平原上，生存情景、生存意识与生存方式紧密缠绕为一体而生成历史的想象景观。

虽然这种想象景观带有传说意味和民间色彩，但对传说的想象或者对民间的再虚构正是这些小说的特殊空间。作为传说与想象、民间纪实与文学虚构并行的结果，无论作者还是读者，甚至那些仍然在传说的口口相传者，都无法也没必要考证这些被鲍十小说所描述的传说的真伪，只需要藉此进入一个历史想象和生命想象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小说借助传说产生魅力，而传说借助这些小说深入人心。

除了与叙事起源、叙事传统以及叙事动力的关系，这些小说的民间性还发生着与历史的关系。这些小说向人们展开的，是另一种历史——民间传说中的历史，那么，我们能够在这些小说中看到：民间性历史与制度化历史有什么样的区别？制度化历史在这些小说中怎么样被理解或被质疑以至被消解？也许，这种小说化的传说或者传说化的历史正是对制度化历史的修补和展开。

对于在当代生存必然映照下的历史，小说家是借此观照当代生活的观察者、呈示者和思考者。在鲍十的这些小说中，他无法把历史中个体的偶然性看作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正是必然的历史酿成了个体的偶然命运，这使小说中的个体——即人物，在历史中撒下了一抹惨淡的痕迹。

因而，像鲍十的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任何小说中的人物实际上都面临着历史的巨大压力，只不过，人物面临历史压力时的态度、表现、意识不同。鲍十的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最突出特点，是他们面对历史时毫无知觉，或者说对历史没有主动性。若这些人物有生存的自觉性，他们根本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命运：历史和他们自己都不会是小说中被叙述的这样的结果。

将鲍十的这些小说与其所表达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借此，人们可以由鲍十的这些小说观察的，是作家的存在与风格的存在，是文学的延续与历史的延续之间的微妙关系。人们可以这样看这组小说：它们既提供了历史的叙事说明，又提供了叙事的历史说明，而这样的说明与这个时代相连时，就必然是阶段性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在这个时代的叙事，最多只能提供阶段性历史的情景，而这还要求叙事不是像空中礼花一样瞬间性的、不是像装置艺术一样物理性的，而是真正有时间性的。正是在叙事的时间性中，或者说，在叙事延续于时间中时，鲍十的这些小说才产生了怎么让传说存在于生活现场的意味。

五、凭借传说而成为观念性

生物的小说仪式

更展开看，这种传说化小说形式不仅是一般性进入历史和小说的方式，而且已成为一种鲍十的小说仪式，或者说，是鲍十进入历史和小说的仪式。

在这些小说中，鲍十对传说与历史的关系、对故事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仪式化传说的处理，传说成为这些小说中必然出现的仪式。这些小说总是借助传说在小说中的仪式效果而将自身隐入现实；同时，传说也成为这些小说中人物的生命仪式，人物借助这种仪式而变身为一种历史命运的暗喻。

这种仪式化的叙事处理，使传说与小说一起获得与历史同在的价值和荣耀，并由仪式化本身的强制性而导致对残存于现在的历史幻想的清除，从而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控制个人存在的强大力量：历史可能随时扭曲个人、让个人由历史意外而离开或摆脱惯性生活意识与立场。但即使这样，在这些小说中，人物仍然都在被动地做出选择，这种选择仍是个人对历史的自我决定，虽然可能导向人物的自我毁灭。

于是，这些小说中个人徒然反抗历史的行为变成了一种个人献祭历史的仪式；于是，就有了历史的苦难性问题，我们可以由此提出历史的苦难性以及历史的苦难性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历史进程必然携带着历史苦难，那么，除了我们自以为已经确定知道的他人的以及我们自身所承担的苦难，那些在传说中逝去的人不是同样也承担着一种苦难吗？那些苦难是否随着已经逝去的传说而随风飘散？这样对苦难去理解，才有可能意味深长。

有苦难，就有同情与怜悯，鲍十不能将他心目中的个人命运单一地看作冷酷无情的历史情景，而是力图从这种情景中透出同情与怜悯，这种同情与怜悯就是这些小说中传说世界的人性特征：这是与普通世界相对抗的、是由这种传说仪式所确立世界的人性特征，这个传说世界把人看作历史的又超历史的传说生物，他们只在这些传说中存在。

那么，在以往传说——或者说以往的逸闻故事差不多销声匿迹的当代中国生活和文学中，这样的有关平常人的、毫无娱乐性和享受性可言的以往传说似乎在丧失情趣价值的同时，也丧失了意义价值，不论它们的存在还是消亡，都不会被人们所关注。

在这样的风格转换时刻，鲍十写作这样的传说化小说有什么价值意义和阅读趣味？如果传说可以确立一种人类价值和诗性价值，比如，在《荷马史诗》中，传说是人生存的一种可能性，《荷马史诗》便凭借传说而确立其自身的人类价值和诗性价值；那么，在当代，这种古老的生存可能与生存诗性已尽皆失去，当代人用什么替代人的传说性而生存？因此，鲍十这些小说的发生方式富于对诗性价值的暗示意味。我以为，鲍十凭借讲述这些传说而成为小说家，而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凭借传说而成为历史的人，这些小说由这两方面去建构人作为人的观念，于是人在成为传说性生物的同时，也成为观念性生物。

生活在当代中国而又找不到现成观念来支撑当代生存的鲍十，就必须用经典来支撑时尚生活，他试图用这样一些小说化传说、一种传说仪式来肯定当代人与历史的关系，并借此反思当代人的生存；用这种小说化的传说仪式，去想象人对历史的干预和对现成生活的干预，这些传说信息所带来的遥远、含蓄、暧昧，说明人必须用自己的行为验证历史和现在，并由此回溯过去而确定今天。

这些小说可以看作当代自我在历史中出现的另一种形象和另一些场面，自然这也是当代生活风格的另一种历史镜像：这是力图确定个人存在意义的一些镜像，也是某种历史记录，它一方面由作者的意愿导向今天生活，一方面又被这些小说自身导向一种历史生活，对这两方面的同时接受，让人们承认这些小说产生于今天的社会思考和社会方向。

六、反抗故意遗忘的精神选择

最终不得不说到鲍十这些小说与记忆的关系。这些小说化传说是一种历史记忆，这其中，传说所携带的民间历史与制度历史直接相对，但传说本身的故事性也正好形成了小说的想象世界，在鲍十这些小说的民间性与故事性重叠的世界里，民间传说的特殊记忆形态以及小说重述传说所现成的特殊形态都在发生作用。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的记忆塑造的，而人类的记忆是反抗遗忘与故意遗忘同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和发扬某些记忆，另一方面是埋葬、遮蔽和压制另一些记忆。这样一些记忆过程，总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制度需要和生活主导风格决定的，于是历史既与制度相关又与民间相关。但是，制度记忆是人类的核心记忆，民间记忆与制度记忆不同，因此，民间记忆总是飘浮在制度记忆的边缘。

文学记忆是一种人类的独特记忆，从文学记忆的审美性、想象性和虚构性方式出发，鲍十的这些传说化小说将民间记忆的直接性与小说记忆的间接性结合而形成一种历史图景，试图由此恢复一种生命与历史的细节记忆，将在历史中被渐渐淡忘的生存经验以文学想象的方式重新挖掘出来。显然，这些小说既挖掘了那些边缘的、飘浮的、被遗忘和被遮蔽的记忆，又展示了民间记忆本身的含蓄魅力。

传说这种记忆总是在历史中被渐渐淡忘，除非它们变成一种文献记载或者被文学重述。鲍十的这些传说化小说将历史的记忆变为一种小说中的传说图景时，它不是文献的，而是审美的；不是确定的，而是想象的，这就显示了其作为民间记忆和文学记忆与制度需要的历史记忆完全不同。于是，当传说被鲍十的小说重述时、当传说变为鲍十的这些小说中的情景时，往事在当代变成一些故事性记忆，这些记忆成为一种既有启示又有趣味的人类记忆：重述传说就是重述记忆。

在这个年代，时尚中国只按我们的此刻需要的感受方式和生活方式去记忆，将此刻不需要的一些记忆故意遗忘，免得它们干扰我们今天的生活。而鲍十的这些小说偏偏要恢复一些离这个年代遥远的一些记忆，将人们可能遗忘或者已经遗忘的一些往事激发出来，让人们回顾一些被故意遗忘的生命经验而思考今天。

鲍十的这些小说在捡拾在1990年代以后被人们容易遗忘的一些记忆，这些小说对民间记忆的重述是反抗遗忘：既是反抗正在发生的遗忘，也是反抗已经发生的遗忘。时尚中国和消费生活的生存观念使我们有意识地遗忘了此前生活中的一些非欲望和非享受的生活，免得它们妨碍今天的生活，尤其是不思考的生活妨碍纵欲的生活。

很多遗忘都可能是故意的，人类遗忘什么其实多半是有选择的，人类常常遗忘那些不利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记住那些有利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选择地遗忘某些事物，记忆某些事物。在1990年代以后，人们容易遗忘的是不利于1990年代以后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品质，而这些被遗忘的事物中，可能含有对人们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精神品质，只是人们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现成生活而想要剔除这些品质。

因此，鲍十的这些小说的反抗遗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选择，是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问题在于，人类不得不选择记住或者忘掉某些事物，即人类不得不进行记忆选择，因为人类总是不愿意将全部生活记住，而愿意疏忽掉那些让他不满足、不愉快的事物。因此，痛苦的记忆往往成为批判性的和纪念性的，快乐的记忆成为赞颂性的和现实性的。于是，记忆和遗忘、选择和反选择就成为人类迫不得已不断进行的工作，而文学在担当这一工作时尤其具有特殊性，这也使鲍十的这些小说对以往年代中国生活的记忆具有特殊性。

现成记忆就是现成历史，实际上，我们时刻都在按自我的需要去完成、复制、放大现成记忆和现成历史，记忆与历史的核心有一个自我形象，而这个自我形象所据有的核心价值，将决定记忆的取舍。鲍十的这些小说放弃现成记忆和现成历史，于是在鲍十的这些小说中有一个不同于一般性当代中国经验的自我出现，由此，现成记忆和现成历史被破坏，转而引发人们的另一种当代生活感受和历史思考。

（徐肖楠，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