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 细读这一期的对话，有意思的地方已不在作家年龄和代际的差异上，而似乎聚焦于诗歌的“主观”与小说的“客观”文体性差异上，如诗人路也谈到的：“不写日记了，我便开始写诗，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心思都写进诗里去了。”“如果一个人的诗不相当于日记，而是打算专门写给他人或者评论家看的，那一般不会是好诗。当然，诗这种日记不同于一般的日记，而是一种特殊的日记。”此话有些道理。而小说家弋舟则说：“文学是普遍经验，如果是一己之私，谁也不会被感动，而道德律，是上帝内置于人类心中的。”“咱们相对说，我们的生活在各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一个作家有责任思考这些东西，当然前提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我不是煽动者，不是政治家。只要有承担的自觉，即便是写爱情，都不会是简单的男男女女之事。小说家就是替人类陈述病情，替人类把病症表述出来，讲给上帝这个医生听，那样，也许才会有被医治的可能。如果说我真的写出了中国式的孤独个体，大概是因为，作为一个中国病人，我如实陈述了我的病情。”仔细琢磨其中的差异，我以为不会仅仅停留在文体性，恐怕还涉及文学写作的伦理观念问题，涉及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市场问题。

王家新也说“创作就是诗与诗人、语言与心灵的相互寻找。”指的依然还只是写作的主体，但这一主体（作者）是否也还应当包含对客体（读者）的充分尊重和敬畏呢？如今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的现象，小说比诗歌的文学地位明显高的现象，究竟是要从主体（作者）身上还是从客体（读者）身上来寻找原因呢？

我想古代诗人写完诗，首先读给不识字的老妪听，要等老妪来鉴定，恐怕也不会是吃饱了没事干。这比如今的作者自以为不经意就可以写出一部《红楼梦》，或者干脆号称写一部“难读”的书，二者在写作伦理上的千秋之别，恐怕也不难“辨认”吧。还是那句话，该是让文学重拾“尊严”的时候了，从充分尊重和敬畏读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