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种子落进时间
作家简介：冉正万，生于一九六七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山花》副主编。曾在《人民文学》、《芳草》、《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及中短篇小说《奔命》、《纯生活》等作品五十余部。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的国王》、《有人醒在我梦中》，长篇小说《洗骨记》。短篇小说《树上的眼睛》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一
如果你相信我的叙述，那仅仅是因为文字，如果你不相信，也是因为文字。我写下这些文字，不是为了还原过去的生活，而是十多年过去了，我试图将那段生活中有趣的事讲出来。那些曾经和我共事的人看了，肯定不会认可，因为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被自己的意趣甚至道德感修正。正如智者所说：记忆一旦遇到当事人的叙述，就会脱离事态的真相，离虚构越来越近。因此只有对我而言，这一切才是真实的，这是生活中曾经的一粒种子，现在仍不时开出花来，有时开在生活中，有时开在写作中。
今年国庆期间，某县文学社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挂牌仪式，仪式结束后在一个小小的路边饭店吃饭。临窗落座后，看见窗外的草地上有一堆燃烧过的蜂窝煤，便起身去叫服务员用袋子给我装上几个，我一会儿带走。我强调，我要的是烧过的，没烧过的不要。饭后提上车，同行的人笑问拿去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拿去生豆芽。我刚从老家带回一点新豆子，把这些煤球碾成粉，洒上水，再撒上黄豆，要不了几天，豆芽就生起来了，捏着豆瓣轻轻一提，每根豆芽都白白净净的，在水里轻漂几下，或煮或炒，有着新黄豆特有的清香。生过豆芽的煤灰可以用来种兰花，因为透水性好，干兰湿菊，兰花根忌水。
我对蜂窝煤如此了解，是因为我当过蜂窝煤厂的老板。在十多年前，蜂窝煤是许多小城镇煮饭取暖的主要燃料，即便后来用上液化气了，也因为蜂窝煤价钱便宜不时搭配着用。我第一次买来的蜂窝煤，是托人在医院凭票买来的。那是医院职工的福利，每月三百个蜂窝煤。我托的人是我丈母娘，她在那家医院做清洁工，和生产蜂窝煤的师傅属同一阶层，能说上话。第二次去买蜂窝煤，我向两位黢黑的师傅贿赂了两包银杉烟。带过滤嘴的银杉烟价值一块一毛钱，当时羊肉粉五毛钱一碗。两位师傅接过烟，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给我多装了半箱煤球。其实他们的牙一点不白，是贵州常见的氟斑牙，但在黑色的衬托下，白得耀眼。换句话说，没有羊肉粉价格的比照，一块一毛钱不值一提，可这一比照，连丈母娘都埋怨我：恁大方！她认为应该买五毛五不带嘴的那种。如果不送烟，是不是就买不到蜂窝煤？应该不是，马路上有推着板车吆喝的呢。第一次买煤，两个师傅脸色很正经，并且一再强调他们卖给我是不合法的。送上两盒烟，是希望他们的脸色好一点。不但好看多了，还多送半箱，还说烧完了再来。可见贿赂是生活中必须掌握的技巧，甚至是一门学问。
蜂窝煤炉子是没有烟囱的，煮饭炒菜要么在阳台、走廊上，要么在窗边搭一个台子。用含硫量高的煤做成的蜂窝煤，会把人的眼泪呛出来。医院的煤确实好，熬火，不呛人。烧蜂窝煤最麻烦的是生火，以及如何快速把它点燃。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夹上一块，去和已经点燃的人交换。我住的房子不在单位上，是农民的房子，就我们一家烧蜂窝煤。妻子经常用火钳夹上一块，去地质队的家属区找主交换，有时要半个多小时才回来。我呢，从没去换过，嫌换个煤要问这个那个，不如自力更生。我到处找发火柴，和妻子散步时就像普柳什金走在街道上一样，棍子、树叶、木块，全都捡进随身携带的口袋里。后来，我只用三张报纸就能把煤点燃。方法是把报纸团成球捏紧，点着后用吹风机对着火门吹，吹掉一个马上换第二个。这个办法快捷，不好的是吹出来的纸灰像黑蝴蝶一样翩翩起舞，飞得满地满头都是，生火时得戴顶草帽。
把医院买来的煤烧完后，我没再去买。我当时从事的工作，叫做“一比五万区域地质调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目的是通过填制一比五万地质图，查明区内地层、岩石、构造以及其他各种地质体的特征，并研究其属性、形成环境和发展历史等基础地质问题，为国土规划、矿产普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察、地质科研、地质教学等提供地质资料。这项工作很苦，两个人一组，拿着一张地图按规定的线路行进，走到地图边沿再间隔两百米走回来。每天少则一二十公里，多则四五十公里。太阳和大雨都叫人不好受。有时候去农民家借宿，被子又潮又重，还有虱子。所以借宿前得好好观察，找那些房子漂亮点的。吃饭在农民家搭伙，有什么吃什么。吃了给钱，人家大多不要，但饭菜大多难以下咽。有一次吃的是包谷饭，已经凉了，没有菜，连酱油也没有。包谷饭在嘴里嚼半天也咽不下去，舌头都拌软了拌疼了，还是咽不下去。只好舀一瓢凉水，稀里糊涂冲下去，像喝药一样。就这么项工作，到一九九四年居然停了。因为这个工作不能直接带来任何经济效益，以前全靠财政拨款。当时地矿部直属国务院，谁也不知道是谁下命令不要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了。这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从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那天起，领导就是这么强调的。我所在的分队有十二人，一九九五年开春，有一半人没再像往年那样打起背包去野外，当时还没有“下岗”这个词，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述，基本生活费是有的，但基本生活费是不够基本生活的。何况谁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结束。于是有人回老家养鸡，有人倒卖水果，有人在家发愣。我和另外两个人留下来写地质报告。把已经结束的地质工作写成一本非正式出版的书，这本书只印五十本，印好后会在每本左上角盖上“绝密”二字。所有的地质资料都属绝密资料。留下来的两位是真正的地质工程师，不但学识渊博，还对地质工作充满热情。我正好相反，既不热情，对专业知识也似懂非懂。他们写了一篇论文，叫《贵州中部东西向构造带的构造形迹及历史定位》，把我作为第三作者，是为了照顾我评职称时有内容可填，可这篇论文我当时就没看懂，现在更看不懂了。领导研究决定让我留下来写地质报告，是因为我已经在晚报副刊发表了十余篇文学作品。这真是很大的误会，地质学是解剖的、分析的，每句话都要有理论根据，还要有野外收集的数据佐证。文学则是感悟的、印象似的。幸好两位同行很快发现了我的问题，不再叫我整理文字，叫我负责绘制地质图。现在用电脑，这个工作半个月就能完成，当时全凭手工，用鸭嘴笔、尖嘴笔、蘸水笔，云尺、曲线板，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十二幅一比二点五万的地质图合成到三幅一比五万的地形图上。这张一比五万的地形图印刷在铝板上，所以每一笔都必须小心。
我一边绘地质图一边谋划出路。当时最大的梦想是进报社，去报社当记者或者编辑。但我知道，这不过是梦想罢了。最有可能实现的，是回老家烤柏香油。柏树富含一种芳香烃，是制作高档香水的原料。烤柏香油不用正在生长的柏树，而是用几十年前砍伐后留在地里的树疙篼。柏树与别的树不同，越老的树，髓心长得越大，木质部永远只有五六公分厚。柏树桩不会发芽，砍掉后木质部很快就会烂掉，髓心却几十年几百年不腐。因为髓心油分重，不易吸水。那年“五一”节放假，我一个人回老家考察。“考察”，是多么酸文假醋啊。老家烤柏香油已经几十年了，考察个屁。柏树疙篼挖起来，用斧头砍成薄薄的碎片，放在一个三米高大甑子里蒸煮，这就是化学上的蒸馏。蒸馏水通过竹竿流到罐子里，因为油和水比重不同而分为两层，有经验的人能把油一粒不剩撇起来，水仍然留在罐子里。整个场面画下来，应该是《天工开物》里的一幅插图。回家第二天我就上山“考察”，看柏树疙篼多不多。刚进树林就发现一个，心里一喜，看来比搞地质强。柏树疙篼挖起来就三元一斤。先用锄头挖开树桩四周的黑土，这个树疙篼完全镶嵌在石缝里面，锄板侧身进去，也只能像大家闺秀咬东西一样，无比斯文地咬下一点点，有时只得用指头去抠，渐渐地露出树根。用斧头砍树根比抠泥土更难，因为树根硬多了。斧头要到达有效部位，得小心穿越凹凸不平的石头。斧头劈下去的线路是弯曲的。砍削时不像在劳动，而是像在唱戏。石头是从不开玩笑的，没几下就把斧头碰缺了。挖到十一点钟，能看见的根都砍断了，柏树疙篼早就松动了，用一只指头都能拨动，但怎么拔也拔不起来。所有的树都会在最下面相当于尾椎的位置长一条粗壮的大尾巴根，叫坐底根，这条根直插石缝深处，看不见，但它骄傲地存在着。我唯一能做的是抱着疙篼摇晃，期望把坐底根摇断或者扩大它与周边的缝隙。摇了一个小时，柏树疙篼还是只动却拔不起来。我这才发现这个柏树疙篼不是一个疙篼，而是一个有智慧的脑袋，它给你巨大的诱惑，却不肯轻易就范。人和树疙篼一起摇晃饿得最快，因为躬身摇晃时肠胃也跟着摇晃，其蠕动速度是其他运动状态的数倍。我饿极了，但我以为只要坚持摇下去就能把它拔起来，所以没有立即回家。不管干什么事，我的文学梦都没断过。上山挖柏树疙篼也带着书。当时觉得自己的古典文学基础非常欠缺，计划在一年之内背诵一百首唐诗。我把书放在前面的石头上，看一眼摇两下。当时背的是《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摇一摇。“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再摇一摇。不知读了多少遍，也不知摇了多少遍，诗没记住，疙篼也没拔起来。记不住是因为思维不集中。我还带了一本手抄的艾略特诗选。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读艾略特的诗比读唐诗更能贴近我的感受一些：“受伤的医生挥动着钢刀／细心探究发病的部位；／在流血的双手下我们感觉到／医生满怀强烈同情的技艺／在揭开体温图表上的谜。／我们仅有的健康是疾病／如果我们听从那位垂危的护士——／她坚定不移的关注不是使我们欢欣／而是提醒我们和亚当蒙受的灾祸，／一旦灾祸重临，我们的病必将变为沉疴。……”这是《四个四重奏》中的句子。我对这些诗并不理解，但一读起来就忘了摇疙篼。太阳把树木花草和枯枝败叶晒出难闻的气味，我感到头晕眼花。渴了饿了，诗也不想读了。可见文学只有在吃饱喝好后才可以热爱。母亲来了，拿了根黄瓜。她说她喊我了，但我竟然没听见，她是循着摇晃的树丛找来的。她心疼地责备道：都三点钟了！要没有那根黄瓜，我恐怕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告诉父亲，那个柏树疙篼有多么大，有多么难以撬起来。父亲提了根钢钎去，不一会就扛着树疙篼回来了。他说用不着钢钎，他一掰就把坐底根掰断了。我问他大概有多少斤，他说最多三十斤。疙篼躺在院子里，的确比一只老母鸡大不了多少。可我摇晃着它背诗的时候，觉得它至少有一百斤。整了大半天，累得精疲力竭，只值九十块钱。父亲说，好挖的早就被挖走了，剩下的都是咬在石缝里奈何不得的。
养猪、养鸡、养兔子我都打听了，没有一件是我轻易就能做好的。“五一”节只放一天假，加上调休也只有三天。我离开老家时，听见在地里干活的人唱道：
张飞无计杀猪卖，子牙闲坐钓鱼台
声音苍凉悠远，并且就这一句。好像专门为我唱的。
正是这次回乡，我了解到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出远门打工去了，土地丢给老人耕种。两年后，我用这个题材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奔命》，一九九九年《人民文学》第四期头条发表，在文学界虽然没什么影响，但这篇小说对我命运的改变起到了巨大作用。自那时开始我就相信，今天是明天的种子，明天是未来的种子。
我从八月份开始筹备蜂窝煤厂。起因是某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卖蜂窝煤机器的广告。那时看报纸，最先看的就是广告，尤其是所谓的致富广告。周末在遵义火车站附近的小旅社找到卖蜂窝煤机的推销员。他说一台机器一万八。我问他能不能少点，他说可以少点，一万七。聊了一阵，我问能不能再少点，他说最少一万五。又聊了一阵，他降到一万三。他要是咬定一万七，说不定我就定下了。降价幅度这么大，我反而犹豫起来。许多年后，广西作家凡一平给我讲了个笑话，他说，北京人看全国都是基层，上海人看全国都是乡下，东北人看全国觉得都胆小，河南人看全国觉得都少心眼。我确实少心眼，而这个推销员正是河南人。他的机器没有实物，只能用笔写个代码，这些代码对应着不同类型的机器，有价值一万七的，一万五的，一万三的，还有一万一的。我和他聊得越多，他越发现我是外行。其实他并没降价，只是伺机给我不同的机器。从小旅社出来，不知怎么就走进了一个棚户区，并且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个蜂窝煤厂，蜂窝煤厂全套设备转让的广告就挂在柱子上。老板开价二万一，一分不少，包括一台粉碎机和四架板车。我这才知道打蜂窝煤还需要粉碎机。我说，人家新机器都才一万三。这个老板说，你说的是河南的吧？高桥那边买了一台，人家只花了一万一，只不过才打两个星期立柱就断了，不信你去看。我没去看，我从这个蜂窝煤厂得知另外几个蜂窝煤厂的情况，我全都去看了一遍，延安路有一家，四台机器不停地生产，三十余台板车进进出出，老板娘脖子上挂着人造革黑皮包，大把大把地数钱。这坚定了我的信心，只要生产出来，不可能卖不出去。调查中没有一家准备转让，但他们都告诉我，最好的机器是重庆的，售价在两万四左右。我从机器铭牌上抄下电话，重庆那边告诉我，机器出厂价确实是两万四，运抵何处视里程计算运费。我说我在遵义，那边说至少三万一，如果我能保证不放空回去的话。我哪能保证，只好作罢。如果加上粉碎机和其他设备，需要投入四万元。一九九五年的四万元，于我是一笔巨款，我的全部积蓄只有两千元。不过，我还没到一筹莫展的地步，我还在绘制地质图，还能在下班后看看书，写点短文。一天，一位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找到家里来，要我借钱给他做生意。小时候他很腼腆，不爱说话。要不是长相还在记忆里能对上号，我真怀疑这是另外一个人。他夸夸其谈，说他做的是大生意，把贵州的酒运到江浙去，一趟就能赚三到四万。我一听说他做这么大的生意就放心了，心想他肯定不会要我那点小钱。没料到他说，几千也可以。我暗想，两千不能叫几千，几千应该是四五千吧。做这么大生意连几千块钱都来借，我也多了个心眼。我说几千也没有，我只有几百块钱。他说，几百也行。我有个活期存折，记得有三百，拿出来一看只有一百二。我把存折给他看，对不起，就这么点。他说，就这么点也行。我一下明白，他其实正在落难，虽然西装笔挺皮鞋忒亮。我把一百二全部取出来，交一百给他，留二十去买酒买菜，毕竟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说饭不吃了，他很忙，钱他从浙江回来就还我，我说好吧。
我意识到，如果不能把下一步干什么落实好，地质图绘完后无所事事的我也会落到他那个地步。极有可能还不如他，我嘴笨脸皮又薄，一百块钱怕也借不来。
亲戚朋友知道我有办蜂窝煤厂的意愿，便有意关注起来。有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的亲戚说，他知道有一家蜂窝煤厂要转让一套设备，一万九。如果他出面，说不定还能少点。我回到老家，鼓动结婚不久的兄弟和我一起干，我们各投资一半，利益均分。他答应了。我向表姐夫借了八千，那套机器最后讲定一万八。我立即到邮局给兄弟发电报：设备已定、带钱速来！
那台机器我去看了两次，生产日期是一九八四年，不知怎么我两次都看错了，看成一九九四年。心想才用两年多的机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外表是陈旧的，我以为是沾上煤灰的缘故。心情一激动，智力就下降了。买回来后我才看清是一九八四年，同时也发现里面的齿轮磨久了，咬合不严，不但噪声大，咬合不严积累下来的误差还会让冲头舂在模具盘上，每次舂在模具盘上，不是把模具盘舂成荞巴菌的模样就是把冲头折断。
寻找厂房时，地质队的队长答应把油库租给我。油库独立在单位之外，在一个山湾里，有围墙，围墙之外是杜仲林场。我觉得不错，生产蜂窝煤灰尘大，离社区远点好。八十年代以前，除了供销社可以销售煤油，汽油和柴油都是战备物资，不是每个人都能买的，得有指标按计划购买，公路边见不到一个加油站。地质队钻井勘探，是用油大户，特别是柴油。但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地质队没活干了，而加油站也越建越多，油库一下失去原有的职能。队长说，租给你连守油库的人都不要了，一举两得。我说，好，我保证里面的东西一件不丢。刚准备架设电线，队长反悔了，说那么大一个地方打蜂窝煤太可惜了，整理一下租给别人办个什么厂能收到更多租金。他把另外一个小地方给了我，在地质队子弟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我很失望也很无奈。不过，油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第一个短篇处女作正是根据这个印象构思出来的，标题叫《绍振国的隐性生活》，发表在《山花》一九九八年第六期小说栏目的最后一条。据说毕飞宇看后给李敬泽打了个电话：这篇小说有点意思，你看看。我至今没见到毕飞宇，但这事十有八九是真的。如果没有这个电话，李敬泽先生不一定去看，没看过这篇小说就不大可能重视我寄给他的稿子。一九九九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小说《奔命》是我寄给他的第三篇作品，前两次都没过关。这次他给我的来信只有一句话：这篇小说我喜欢，发第四期头条。小说发表后，加上转载，全部稿费是两千四百元。传到老家，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二十一万。曾有一段时间，我老家只要识字的人都在家里悄悄写小说，二十一万太诱人了，几乎可以买下整个村庄。
兄弟收到电报半个月后才来，他把牛卖了，猪卖了，粮食也匀一半出来卖了。这不是任何一个农民都能做到的，他背水一战的气概至今让我感动。
安装、调试都是在下班后进行的，调试好后就等买煤来进行生产了。我只有等到周末才能去买煤。好在每周五天工作制正好是一九九五年四月颁布的，以前只有星期天一天休息。我让兄弟在家看电视，或者到屋顶上去放风筝。秋风吹得人心里发慌，兄弟等了两天就坐不住了。我叫他到公路上去招手，叫那些运碎煤的汽车拐进来。他站在马路边招了两天，没有一个司机理他，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些煤都是人家预订了的，没有预订谁也不敢贸然运进城来像卖水果一样叫卖。他们从我兄弟的穿着能够猜测出他的大概身份，所以懒得理他。
搞野外地质工作时认识一个挖煤的老板，我决定直接去找他。这个煤老板故事很多，我一直想把他写进某篇小说，可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他我一个字也没写出来。那粒落进时间里的种子一直没膨胀起来，没冒芽。他是当地农民，大儿子是留日博士，二儿子是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三姑娘当时还在上高中，成绩不行，但身材高挑，非常漂亮。他们的文凭和长相与我无关，现在我记得的，却就只有这三件事，他那些精彩故事我一个也想不起来了。是谁说过，作家永远只写他二十四岁以前的生活，或许真是如此。
天空飘着细雨，这是秋季的贵州最常见的雨。我没有料到，这雨让我吃尽了苦头。碎煤是采掘块煤时碰碎的边角料，砂状、粉状，除了电厂，一般用户是不会采购的。堆在煤场的碎煤已经被秋雨淋透了，运回蜂窝煤厂，配上黄泥粉碎时过不了筛，它们不是从筛子眼儿刷刷漏出来的，而是被粉碎机的甩锤强行挤出来的，像一条条鼻涕，也像有种叫小凉虾的小吃。粉碎机工作不了十分钟就得打开，用铁条把一个个筛眼清理干净。正常情况下一天可以粉碎二十吨煤，可我和兄弟干了一天才几百斤，像个牛屎堆。其实，明知不行应该停下来，把煤晾干了再加工。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早就养成干一件事不干到底誓不罢休的性格，就像一个劳动模范。由此可见，大多数劳动模范并不一定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而是因为性格。并且有问题我不喜欢找懂行的人请教，喜欢自己琢磨。这种性格用于写作应该没问题，用于具体的生活生产却很糟糕。
我找了三个人来卖蜂窝煤，板车由我提供，蜂窝煤七分钱一个，他们拉出去卖一角。严格来说，他们都不是我的工人，他们是我的经销商或批发商。当他们走进小区，单调地喊着“蜂窝煤”三个字时，我感觉像有人在喊我的名字一样。少年时，有人喊小名喊绰号听上去都是正常的，和听见一声牛叫猪叫没太大区别，如果突然有人喊大名，反而会莫名其妙地感到难为情。现在听见蜂窝煤们喊“蜂窝煤”，这种感觉又冒出来了。他们卖煤时是没有名字的，有人听见吆喝，从窗子里伸出头来，回应一声：蜂窝煤。他们就会把煤扛上去。小区的人在谈论他们时，会用他们的长相把他们区别开来：那个高个蜂窝煤，那个矮子蜂窝煤，那个胖子蜂窝煤，那个眯眯眼蜂窝煤。而这些蜂窝煤都和我有关。
除了我和我兄弟，我们只找了一个工人。他不想拉板车，我叫他拉出去试试，他拉出去转了一天，“蜂窝煤”三个字却憋在心里怎么也喊不出来。他等天黑后才把板车拉回来，求我让他就在厂里干活，工资多少都干，只要不出头露面就行。他是我们老家来的，兄弟一开始就不想要他，因为他手腕上戴了一根链子。他觉得手腕上戴链子的人不是什么好人。我以现在正缺人手为由把他留下了。厂里的活不轻，但他乐意，没干几天，手腕上的链子不见了，估计是断掉了，说不定掉到煤渣里没找到。他干活肯卖力又不计得失，是个很本分的人。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办个别的厂，一定要请他当车间主任。他后来当兵去了，当他穿着崭新的军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既高兴又难过。他跟我干了一年多，我给他的报酬太少了。
正式生产才三天，我们生产的蜂窝煤一下就出名了：烟大、呛人、泥巴多、爱散架。用过我们蜂窝煤的人互相转告：一○六的蜂窝煤差劲，买不得。
一○六是我所在地质队的番号。
接连几天，板车拉出去又原封不动地拉了回来。煤是黑的，可一时之间，蜂窝煤厂的名声比煤还要黑。而我和兄弟同时想到的是另一种霉，霉透了的霉。
原来，我买回来的煤含杂质高，煤矸石多，是不适合用来做蜂窝煤的。加上我用的黄泥叫黄胶泥，塑性强，粉碎过后还是黄豆儿大小的疙瘩，冲针冲下去一旦碰上它，蜂窝煤孔道里看上去全是黄泥。爱散架不是黄泥渗多了，而是渗少了。打蜂窝煤的黄泥要去砖厂买废砖坯来做，黄胶泥经过制砖机的挤压后结构变了，粉碎机能把它粉得像面粉一样细，即使渗一半也看不出来，渗得越多越不会散架，燃烧过后要用锤子敲才能敲碎。
兄弟脾气大，把没卖掉的煤球砸到地上，还不解恨，把它们全都踩碎才罢休。他把猪卖了、牛卖了，这在单位上，就相当于和原单位脱离关系了。在贵州山区，耕地主要靠牛，而养猪除了猪的价值，还要靠它们积肥。他没有退路了。
我白天照常上班，走路时谁也不看，假装高傲的样子，其实我是怕那些买过煤的人问我：你的蜂窝煤怎么那么差？下班后立即赶到煤厂，我重新买了一车真正的上等无烟煤，还买来废砖坯，想尽一切办法挽回名声。我叫拉板车的人拉出去时不要叫卖，拉到地质队门外休息一会儿再调头回来，如果有人问，就说这煤是延安路的。地质队的人都知道延安路的煤好用。我还给他们配了一只巴掌大的棕扫，没事的时候把煤球上的煤屑扫干净，以便看上去漂亮一些。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名声才慢慢恢复过来。
二
有人说，生命就是因果，因果就是命运，命运就是烟云。但是拨开烟云回到过去，看见的往往不是命运何时拨动方向盘，而是那些留在记忆里的人。
来到蜂窝煤厂拉板车卖煤的第一个人叫马金碧。看名字像搞书法的或者画国画的，不像我的名字，像五六十岁的小地主。他是怎么来到厂里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一来我就被他迷住了。国字脸，有点黑，我以为卖煤的时间长了，煤尘钻到皮肤里去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老肝炎。他太能说了，无论你说什么，他都能接过你的话讲出一番动听的道理来。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办蜂窝煤厂的事情，他的话听起来舒服，实践当中却难以做到。他以前在一个老乡办的蜂窝煤厂卖煤，我说你来我这里，你老乡知道了会不会整我的名堂？他说，房屋两头坐，生意各做各，不用怕，那两口子三天不打架就浑身发痒，打痛了就砸机器，砸烂了再修，那个煤厂早晚得关门。刚来那天他穿了件中山装，一双式样陈旧的黑皮鞋。我把他叫到家里，煮了一把面条，原本是给两个人煮的，挑了大半个花钵，问他，吃得下吗？他说，吃得下。挑满了，我礼节性地问，够吗？他说，还可以来点。我把大花钵换成搪瓷盆，全部挑给他，被他轻松拿下。我想，能吃才能干，找工人就要找他这样的。干活时，他换上一件只有两粒扣子的破衬衫，裤管像扎绑腿一样扎进高帮的解放鞋里。不过他这架势就像在演戏，别人一次可以拉七百二十个蜂窝煤，他只能拉三百个。他不光肺有问题，连气管也有问题。我现在一旦想起他，就会同时想起上当买回来的毛病百出的旧机器。他干了一个月就消失了，去哪里也没讲。隔了十多天才回来，一来又扎起绑腿，还煞有介事地把板车修理了一番。我说你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人一天卖一千二百个，一千二百个纯收入三十六元啊。我当时月薪才四百六十元。他严肃地说，冉老板放心吧，我保证把板车拉得“居啊居的”。当天拉了五箱煤出去，遇到一个补皮鞋的，补鞋匠说他要先烧一个试试，好烧就买，不好烧就不买。马金碧说好嘛。补鞋匠用他补鞋时剪下的边角废料做发火柴，揉制过的猪皮、牛皮、羊皮、人造革混在一起，烧起来浓烟滚滚臭不可闻。烧了半个小时也没能把煤球点燃，补鞋匠说煤不行，不接火。马金碧不服气，在行道旁的树下捡了几根干树枝，几分钟就把煤球点燃了。补鞋匠说好嘛好嘛，我买。补鞋匠只买了一箱，因为他没地儿堆放。马金碧说：把我肚脐眼儿都气圆了，耽搁了我八十八月，他只要一箱，等他捡完煤，我坐在马扎上，好好给他来了一篇古文。我问他这篇古文有多长，他说大概两个小时。他说话喜欢引用《增广贤文》和半文半白的歇后语，确实是古话连篇，但大都文不对题。两个小时，像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只能为他喝彩。这天别人都卖了十多箱，他只卖了五箱。收工后他自己把这事当笑话讲，等大家都笑够了，他却像老农民一样披上一件破棉袄，坐在那里生气、怀恨。因为这时他才想起来，鞋匠的钱他多退了一块五。大概是念古文的时间太长了，那一箱煤按出厂价卖给了鞋匠。以后几天，没有遇到鞋匠那样的人，但他依然没别人卖得多。半个月后，他又走了。说是要回老家一趟，去干什么语焉不详，不想告诉我。我叫他从老家多带几个人来，他热情地应承下来。我并不抱希望，没料到一个星期后，他带了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后来又带来了另外三个人。他这次只干了三天就消失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
为了留住拉板车的工人，我运用了不下百种办法。老家那个地方来的人大多羞涩，他们老实，有力气，却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他们没来之前，还去找我父亲，希望父亲帮他们说句好话，就像真正进厂当工人似的。怀着憧憬前来，拉着板车出去，却怎么也喊不出“蜂窝煤”三个字。拉着板车在街上走，有人看见了，喊一声“蜂窝煤”，红着脸卖一点出去。拉上一个星期，终于敢开口叫卖了，要卖掉一车煤，运气不好时要喊上几百声，觉得累极了。在绝望而又胆怯的叫卖声中，心里承受着另一份重负，感觉比在老家犁田还累，比抬石头还累。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叫梁寅生，他倒不感到害羞，但也从不叫卖，他认为没必要。他每天只卖三百个，赚九块钱，七块钱用来生活，存两块钱以便买点自己计划中的什么东西。他像得道的高人，即使地质队大院里的人要煤叫他送过去，他也坚决不干。送这一趟有可能赚二十三十，他一点不动心，他平静地说，我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当时才十八岁，似乎天下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让他感兴趣。地质队在郊区，烧蜂窝煤煮饭的人也主要在郊区。城区大多用液化气。我向每个新来的人交代，板车不能往市中心拉，那里没人要蜂窝煤。而我所担心的，是板车没有办证，我不知道要不要办证，要办应该找谁办，我怕拉到市中心被交警或者城管没收。可就是这个梁寅生，偏偏喜欢往市中心拉。有一天我在公交车上看见他，他拉着板车走在大街上，就像在老家的道路上行走一样，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在煤厂碰面后我问他，要是交警没收板车怎么办？他不以为然地说，怎么会没收，他们看都不朝我看一眼。当马金碧介绍的人陆续来到蜂窝煤厂后，兄弟毫不留情地把梁寅生赶走了，并且从此不要老家来的人。我觉得没必要，但兄弟态度坚决。他认为把一架板车交给一天只卖三百个煤球的人，等于白费工夫。做一架板车要五百元左右，三百个煤球给蜂窝煤厂带来的利润大约三块钱，要一百多天才把一架板车的本钱赚回来，这叫得不偿失。再加上，梁寅生老往市中心跑，哪天板车被没收了，那就亏得更大了。城管或交警没收板车只用没收两个轮子，剩下百余斤重的木架子要弄回来非常麻烦。
老家的人不要，外地人又不来，怎么留住现有的几个，不费心思是不行的。
有一个从其他蜂窝煤厂跳槽到我这儿来的人，名叫王开学。他和马金碧是老乡，但不像一方水土养出来的人，两人性格不同，关系不咸不淡。王开学话不多，只说正事，闲话、俏皮话、玩笑话在他看来一律是废话，偶尔和他开个什么玩笑，他几乎没什么反应，有时候还会当真。当他自己为某件事没做好尴尬一笑时，笑容非常难看，脸上有很多皱纹，这些皱纹向中心聚拢，让人有一种不舒服的酸溜溜的感觉，不虚伪，但很做作。我至今还记得他的笑容，也记得他对蜂窝煤厂的贡献，说实话，如果没有他，我最终也许连本钱也赚不回来。他每天至少可以卖掉一千个以上的蜂窝煤，上午拉六百个出去，下午再拉五百个，大约是他比较实在，因此有不少固定用户。其他人知道我的脾气后，总爱赊账，说买煤的人没给钱，要过一阵再给，直到年底有人连板车和煤一起卖掉跑了，我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王开学从不干这事，每天交账，他赚了多少，交给煤厂多少，清清楚楚。拉煤厂的板车每天付一块钱租金，王开学自己买了一架板车，因为养护得好，比煤厂任何一辆板车都好用。他在离地质队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屋子，和老婆孩子住在一起。他老婆从不到煤厂来，他把煤拉到家门口后，老婆才背上孩子和他一起去卖煤。卖掉一箱后就把孩子放在箱子里。他看不起马金碧，觉得马金碧废话连篇。马金碧也看不起他，觉得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像牛一样干的目的不过是想生个儿子。我从马金碧他们的谈论里才知道王开学已经有三个孩子了，都是女孩。老大已经上小学，老二跟孩子的外婆在老家。我对重男轻女并不赞同，但对一个已经被这种观念禁锢的人唯有同情。他租农民的房子是很有心计的，农村对计划生育抓得紧，但市郊的农村反而很少有人管，即使管也管得不严，并且不好管，因为人员流动性太大了。王开学卖煤时已经和更远的一户农民说好，有人来查时，他老婆就去他家躲。他老婆怀上第四个孩子时，他把老三送回老家去给父母带，在偏远的乡村，老人为这种事肯定是在所不辞的。老婆藏在他联系好的人家躲生。他这段时间照样能卖一千个以上。有一天，那个后来去当兵的小伙子悄悄告诉我，王开学的老婆一定生了，并且肯定还是女孩。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你没看见，王开学的眼睛是肿的，肯定是哭肿的。我一点没注意，快天黑时王开学拉着板车回来了，我一问，还真是生了，并且已经生了半个多月了。他才二十七岁，已经有四个孩子了。我安慰他，他像遇到尴尬事一样笑着摇头，脸上的皱纹比平时更难看。不知怎么就想起在一篇小说里读到过，生男孩是有办法的。这是刘醒龙的小说集《秋风醉了》里的一篇小说：夫妻俩用小苏打水洗下身，成功率要高得多。于是我对王开学说，你好好在我这儿干，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去给你找药。我根据小说上的说法，去加工面条的作坊买了两斤小苏打。当时没什么东西装，便用北京一家杂志社给我寄样刊的信封装，王开学拿到后说，这药还是北京来的呀。我顺水推舟，说这药不外卖，是北京的一个老师给我的，一般人出多少钱都买不来。除了叫他和他老婆用小苏打洗，我还叫他自己去面条作坊专门加工一百斤碱面，每天至少吃一顿。我至今无法知道这“药”起没起作用，因为蜂窝煤厂半年后就转让出去了。中国地质作协为了培养年轻人，和我签约，我成了可以不上班的合同制作家。写作之余去散步，看见王开学还住在原来的地方，还在卖蜂窝煤。有一次他特别热情地邀请我去屋里坐，他老婆正在奶孩子。他告诉她：这是冉老板。他老婆用充满感激的目光看着我，要去给我倒水。我不想喝，因为屋子里全是灰，没烧过的煤和已经烧成灰的煤产生的灰。我一看就知道他有儿子了。我问他有多大了，他说三个月了。他开心地笑着，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盛开。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他第六个孩子，第五个仍然是女孩。也就是说，我给他的药并没起作用。而另一个人说，第五个没生下来，怀了两个月做B超发现是女孩后打掉了。从时间上看，后一种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不想推敲，也不愿打听。王开学仍然非常勤快，后来买了辆小盘拖，这样一来，他卖煤的时候，他儿子和老婆就相当于坐上专车了，那份喜悦，恐怕不是坐上奔驰宝马就能得到的。
像王开学一样实在的人是马金石。如果说王开学的实在是因为性格，马金石的实在则是因为智力。来蜂窝煤厂那年他四十一岁，未婚，老实得像我的从没出过远门的堂兄，所有的农活都能做，但没有一样拿手的。村里人说的话他都能听懂，但这些话背后的深意永远也不会明白，或者终于明白了一点点，别人一忽悠，马上又糊涂了。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常见，但鲜有作家去描述，作家们描述的对象要么是傻瓜吉姆·佩尔，要么是聪明人列别杰夫（聪明的无耻之徒），或者是冉·阿让。要用文字书写马金石这样的人并使其深入人心，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拉板车吆喝蜂窝煤这种简单的工作，马金石完全能够胜任，如果要叫他做点动脑子的事情，那就有点难了。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做买卖，不动脑子是不行的。买的没有卖的精，不仅仅因为卖者掌握底价，还因为他明白这些商品的来路，明白它们的优劣。但卖蜂窝煤不明白这些没什么关系，因为蜂窝煤是一种简单的商品。马金石拉着板车，只要不用赶路又不是上坡，他不管附近有没有住人，都会例行公事一样叫卖：蜂窝煤！如果有人回应一声：蜂窝煤！他东张西望之际，买主习惯性地问，哪里的？他小声回答，就是那里的。只要买主不计较非要某处生产的不买，他总能卖几箱出去。这个行当最需要的还是体力。其他几个能说会道，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同道，看上去确实比他做得漂亮，但总计下来，并没多卖出多少。卖完煤回来，他最爱补衣服。他没有新衣服，只有两件勉强还能穿的中山装。有一次，我托人给他找个女的，五十岁以下，有无孩子没关系，是离异还是寡居无所谓。他很期盼，但也很低调。他说，不可能的。后来事实证明确实不可能，我不熟悉那个年龄层次和那个阶层的人，也不熟悉什么样的媒婆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托的人是挑着水桶卖豆花的，她答应得好听，其实根本没当回事。脑子不灵活的人，身手也不大敏捷，马金石拉板车时经常摔跤。摔得最严重的一次，是从很陡的坡上冲下去，下面是学校操场，连人带板车摔到操场中央，蜂窝煤滚得满地都是。我得知消息时，我兄弟已经带他从医院上好药回来了。看到我，他像孩子一样哭丧着脸：冉老板，我摔了。我问摔着哪里了，严不严重，我兄弟替他回答了。幸好只是皮外伤，我叫他回去休息。他怕我骂他把板车摔坏了，他不知道我几天没睡着觉，若是操场上有学生，后果不堪设想，一架板车算不了什么。现在，我坐在书房敲打这些文字时，他应该有五十五岁了，我无法想象他的相貌变成了啥模样。
马金石这样的人，自然容易成为取笑的对象。最爱取笑他的人比他小二十多岁，名叫刘俊。刘俊的取笑不是嘲笑，而是真觉得好笑。有一次，马金石的裤裆被板车辕杆戳破了。停下板车从车上取装满煤的箱子，要用一根棍子撑在辕杆上，马金石没撑好，从前面绕过时正好磕下去，他忙弯腰去抓，谁知把裤裆戳破了。他夹着两腿不知道怎么办好。正好刘俊路过，他叫刘俊帮他。刘俊知道情况后故意说，我现在这么忙，哪有时间帮你呀，你自己捡两块纸板遮住就行了嘛。马金石说，马路上光噜噜的，哪里去找纸板哇。刘俊说，那你等着哇。后来是刘俊把两个板车上的煤都卖完了，让他坐在板车上把他拉回来的。“光噜噜”三个字，就成了取笑马金石的钥匙，钥匙一打开记忆之门，以前的好笑的事情也被抖搂出来。刘俊有时叫马金石舅舅，有时叫他马金石。我问他，马金石到底是不是你舅舅。他说，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亲不亲？他说，说亲也亲，说不亲也不亲。什么意思？刘俊嘻嘻笑，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冉老板你说亲不亲。
中国的乡村，总是给人宁静、清纯的印象。这其实是城里人对乡村的印象。我问过很多生活在乡村的人，他们并没这种感觉。没这种感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感到身边的人狡诈、贪婪、热爱权势、骄傲、脆弱、虚伪、保守。于是安宁和清纯仅仅止步于自然，而无法进入人心。没有城市的喧嚣，但生存的欲望并没多少区别。另一方面，那些过早离开学校踏入社会的人，大多数并非没有条件好好读书，或者交不起学费什么的，更多的其实是顽劣，是年少轻狂的诗人气质的引诱，是人类天性中放纵之乐的过早释放。
在蜂窝煤厂干活的年轻人，他们越是性格开朗，越喜欢说笑打闹，你越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不过也许，他们并没想什么，并没有处心积虑去做某件事情，只不过是人性趋利的顺势法则，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突然间让你防不胜防而已。
像马金碧一样能说会道的人是马金勇，不同的是他说话时没有马金碧那份自信，他说话是为了讨别人高兴，而不是真要给你来点什么“古文”。稍微有点风，他就弯腰，一副怕冷的样子。这是在下意识地放低自己吧？他和马金碧以前就在一起拉蜂窝煤，来我这儿之前去了趟广东。他媳妇跟人跑了，跑到广东去了，他去广东找了半个月，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就和后来他丢下一堆烂账，把板车卖掉后玩失踪一样，我也煞有介事地去附近的小区找了一阵。这种寻找不过是自我安慰，结果已经预知，但不找就像没尽到责任似的，心里放不下。刘俊悄悄告诉我：要是找到了，他准备挑断她的脚筋。几年后，我兄弟的媳妇跟一个开车的跑了，我也听到过同样的话。“挑断脚筋”无非是表达心头痛恨，痛恨至极。真碰到了，搧耳光都伸不出手，只有万般哀怨。“挑断脚筋”据说古代时确实有人做过，现在，只不过是个传说。
马金勇不时带一个两个陌生人来蜂窝煤厂玩，有时他们和他一起去卖煤，有时歪坐在床上和他说话，既像在摆龙门阵，也像在密谋要干什么大事。我怕他给我带来麻烦，叫他少带这样的人来。他答应了，和他带来的人一起消失了，过了二十多天才回来。他和马金碧一样，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一次来蜂窝煤厂，同样带了一个人，看上去不像坏人，他也发誓从现在起要好好干。他媳妇在外面漂了一年后回来了，他要赚钱回去和她好好生活。我怎么也没料到，有一天他拉板车出去后就再没回来，他把板车连同两个炉子一起卖掉了，我损失了差不多四千块钱，相当于我当时八个月的工资。如果我现在碰到他，我一定不会再提这些事了，因为羞于提及。当然，见面的机会几乎为零，那就祝他平安。
说来也怪，来蜂窝煤厂干活的人前后有二三十个，除了王开学，谁也没带老婆或别的女人来过。这应该也是无奈和贫穷的一种体现吧？
有一阵，刘俊把他弟弟也带来了，我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知道才十几岁。我说这么小来干什么呀，应该去上学。刘俊说，他一坐在教室里就有东西锥屁股，坐不住。刘俊带着他一起卖蜂窝煤，卖回来分一点钱给他，他立即去商店买玩具和方便面，他喜欢枪，水枪、塑料弹珠枪、冲锋枪各买一支。卖蜂窝煤时，三支枪都放在板车上，一有空就寻找目标射击，用水枪射墙壁，用冲锋枪和弹珠枪射击树木花草。干了一个月，他带着那些枪回老家去了。
刘俊的兄弟还是孩子，我的兄弟则充满了孩子气。蜂窝煤厂是我和他一起投资搞的，其他人理所当然地叫他“二老板”。因为他的孩子气，工人们喜欢他又怕他。他的孩子气一旦发作，很难预料他的举动。有一次，机器上的一根转动轴坏了，他拆下来修，修好后怎么也上不进去，他一怒之下，用锤子一阵乱砸，然后把它从窗子丢了出去。站在旁边的人忍不住笑起来，他大吼一声：笑个鸡巴！到了晚上，他把转动轴捡回来，一个人慢慢打磨，磨到天亮才弄好。他不发作的时候，总是笑嘻嘻的，不知道什么是忧愁，哼着乱七八糟的难听的歌。还有一次，机器漏电，他修了两个小时也没找到毛病，气呼呼地找到我：你自己去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不晓得！我放下案头上的工作和他来到蜂窝煤厂。确实有点怪，后盖拿开后没事，一装上机器就带电。他骂了机器一句，用一根钢筋打了它一下。事有凑巧，钢筋一下折断了。我批评他，机器又不是人，你发什么火，钢筋都被你敲断了，怎么不敲敲自己的脑袋？我想了一阵，心想问题肯定出现在后盖上，仔细一检查，原来后盖上一根电线的绝缘皮磨破了，装上后正好贴在滚筒上，这是接触式开关的电源线，用绝缘胶布把裸露处缠好，再装上就没事了。我趁机教训他，遇到事要多动脑子，不要光是发脾气。他笑着拍了拍机器，说，它听你的，不听我的。其实他很爱钻研，手巧，多次技改，都是他亲手完成的。让我比较头痛的是他搞技改不计成本。他曾打算做一条传送带，一个人把煤铲到传送带上，就能让煤进入粉碎机，再从粉碎机下面传到蜂窝煤机后面。这不但可以减轻劳动强度，还可以少用一个工人。我叫他去了解一下，这些部件需要多少钱。他在街上调查了两天，粗算下来需要一万元。他也知道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提议去废品收购站淘零部件来组装。我说，好吧。他在火车南站找到一家废品收购站，好多东西都是从火车上拆下来的，钢材的质量非常好。他淘了两天，扛回一堆零件，做了一部漂亮的手推车。我们用它来推煤，推泥土，推垃圾，很好用。有一次我推一车石块去垃圾场倾倒，没能拉住滚下垃圾坡，摔瘪了，再也不好用了。传送带最终没能完成，是因为他的兴趣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就连吃饭睡觉他也孩子气十足。他的理论是，要吃就吃个够，要睡就睡个够，要玩就玩个够。有一次他想吃鸡蛋，买了二十三个，全部一顿吃完，他说，吃安逸了，吃够了，再也不想吃了。另外一次吃了七个皮蛋。有一次他为了睡个够，睡了三天三夜。到第三天，他问自己，还想睡不？自己回答说，再也不想睡了，睡够了。这才起床。他不喜欢重复做一件事情。记账收账本来是他应该做的，有时候他把这事交给别人，自己去卖蜂窝煤。他卖煤和梁寅生正好相反，他喜欢往乡下走。出地质队三公里是航天研究所，出航天研究所，就再也见不到机关单位了，就是纯粹的乡村了。乡村的小地名叫星加坡，别人卖蜂窝煤，最远走到星加坡就不再往前走了。我兄弟就像见不得机关单位的人似的，他要走过星加坡才开始叫卖。最远的一次，走到一个叫兴农的地方去了，离地质队足足有二十公里。到了晚上九点钟还没回来，我急了，去路上找他，走到星加坡，看见他推着板车回来了。他光着瘦长的上身，悠闲地边走边唱。我埋怨他这么晚才回来。他说，我今天拉少了，本来还想走远点的，我想看看兴农过去是什么地方。我不止一次想过，他要是多读点书，不成为诗人也会成为小说家。我“出名”后，（其实至今也没出名）他受到鼓舞，用铅笔写过一篇小说，叫我帮他看看。看后，不禁为他感到难过，心里的想法很多，落到文字上却面目全非，不堪卒读。他现在喜欢看书，不看就睡不着。可上学时，他又像和书有仇似的，对所有的书都不感兴趣。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留级，每一级都留，到小学毕业，他一年级的同学已经高中毕业进大学了。初中只读了一年就不读了，他坐最后一排，班长一叫起立，他看见面前站起来的，“全是比我矮了一大截的娃儿”，他觉得难堪，自己退学不上了。他总是时不时地让我吃惊一下，比如他老婆跟人私奔后，他带上杀猪刀，要去杀掉她全家。去了，他老婆的娘家人客气地叫他坐，叫他吃饭，他哭着回来了。他新交了一个女朋友，他用无牌无照的摩托车把这个女朋友从老家载到贵阳，在贵阳住了一夜，第二天想出城，载着女朋友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他不敢给我打电话，在城里转了四个小时才走出去。在城里没碰到交警，在高速公路上也没交警管，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是个像诗人一样浪漫的人。他的故事还很多，多得只能留到别处去说。
三
昨天的种子落进时间里成就了今天，今天的种子落进时间里必定成就未来。成就不全是成功，而是完成。人生非一朝一夕能够成就，但只要有开始之日，就一定有完成之时。
我做过所有的农活，翻地、耙田、薅草、收割，还做过木工、石工，在蜂窝煤厂，自己学会烧电焊，用斧头、锯子、凿子三样工具就做了四台板车。我感觉，任何一项手上活路都是简单劳动，都没有凭大脑完成的劳动复杂。每天一下班我就赶到蜂窝煤厂，干到半夜一点左右才回家。回家不管多晚，都会拿起书看一阵再睡，否则就会在梦里情绪低落。有时候太晚了，就在蜂窝煤厂的小床上睡，床头上同样有一堆书。当时只看文学方面的书，尤其是外国文学。很难说到底有多少收获，大多数作品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的，比如《法国中篇小说选》，全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作品，《克莱芙王妃》（这部小说被称为近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老实人》、《拉摩的侄儿》，这些作品节奏缓慢，人物名字又长，不做笔记很容易混淆。同一时期，欧洲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形成万紫千红的壮景，而此时的中国，仍然以诗词歌赋为主，仅有的几部小说，也被排挤在主流文学之外。读完这些作品，我明白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不是现在形成的，而是一开始就由中国人的旨趣、对生活的看法、官方的倡导等等决定了的。当下的中国文学，最叫卖的是那些取悦读者，强调娱乐功能的作品，而不是给读者以启迪，引导读者去思考的作品，这无疑加大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英国十九世纪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说过：文学是生活的评判。欧洲作家至今没有忘记这句话，而我们的媒体和一些作家却鄙视这句话，他们把伪造生活、粉饰生活说成是创造。《法国中篇小说选》是厚厚的两本书，名为中篇，实际上每部小说都长达一百多页，最长的一百八十页，按现在的标准看，其实全是长篇。读这些小说几乎没有任何乐趣，但因为它们是名著，它们的作者是公认的文学大师，我要想成为作家，必须读，必须钻进去，看大师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比较难读的还有《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和《司汤达小说选》。《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全套十三本，囊括了《嫉妒》（罗伯·格里耶）、《寻找逝世的时间·选译》（普鲁斯特）、《红与黑》（司汤达）、《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等等世界名著。谜一样的内心世界远比现实生活难以把握，现在，我们在为世风日下、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感到沮丧时，不去揣摩、探索、解剖人的内心世界，不去建构让人可信的价值观，一切的一切，或许只会像坐在漂流船上，离期望的彼岸越来越远。
在这期间的阅读中，真正让我有所收获的是《世界传世之作一百篇》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一百篇传世之作不可能篇篇喜欢，读毕，至少可以了解全世界文学创作的概貌。乔伊斯的《死者》、卡夫卡的《变形记》、迪仑马特的《隧道》、芥川龙之介的《魔术》、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都让人百读不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其实是一本旧书，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首印十二万册，是从旧书摊上淘回来的。同样的书，现在能印八千册就不错了。这本书是我写作的教科书之一，每当写作遇到瓶颈时，就把它拿出来再读一遍。由李文俊、董衡巽、汤永宽、梅绍武、屠珍、冯亦代等一流翻译家翻译。其中包括辛格、约翰·契弗、索尔·贝娄、马拉默德、阿瑟·米勒、厄普代克等大师的经典之作。中国出版这本小说集时，小说的作者大多才五六十岁，他们已经名扬天下，时间上的某种同步性，对落后的中国文学有教辅似的作用，但认真对待作业的学生不多，中国学生实在太顽皮了，把这种老实写小说的办法踢回欧洲，把我们曾经的说书和演义的手法推向极致。比如百家讲坛，比如这样，比如那样。我认真做过，但我是个笨学生，脑门做亮了还不如那些从不做作业的人。按地藏王菩萨的说法，叫受生边地报。既然是报应，我必须承担，别无选择。三十多年来，有几十种选本对其中一些篇目一选再选。二○○八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鉴赏》（美国大学教材），仍然有马拉默德的《魔桶》和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好人难寻》，足以见证经典的价值。我宁愿你骂我妄自菲薄、孤陋寡闻，但我确实没看到过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获得过如此殊荣，我至今不知道当代文学中的畅销书是哪一部。
在蜂窝煤厂阅读的还有国内文学，当国外的大部头让人望而生畏，读了几十页还没读进去时，我会立即拿起国内作家的小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李锐的《传说之死》，刘醒龙的《秋风醉了》，刁斗的《骰子一掷》，《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还有《小说月报》、《星星诗刊》，每期都虔诚地、傻傻地从头读到尾。最初几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是受这些国内作家的影响，后来，国外作家的影响才逐渐在我的笔下显现。现在，我期望这两者的长处都能够在自己身上起作用，但这仅仅是期望，期望越高，越无从下手，越露出自己的笨拙。只能再度扩大阅读面，再去认真领悟，或许才能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学到新的、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方法。
有一天晚上，我烧电焊到凌晨一点才结束，焊机和电线没收理好就躺到床上，不是困，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离文学太远了，便随手抽出一本书开始读。没看标题，从中间开始，读了两页，把书盖在脸上睡着了。一只小老鼠啃我的脚，不疼，有点痒，我嘻嘻笑着把脚缩进被窝，小老鼠一下钻了进来，它像深入魔窟的小把戏一样惊慌失措，我则像失去法力的老神仙一样装模作样地尴尬地等待最后的侮辱，小老鼠爪爪爪，爪爪爪，极快地沿着我的大腿和肚子以我当年怕鬼的速度抱头鼠窜，到达脖子本应双方都叫阿弥陀佛就此了事，它却像小人物不知道命运已经改变似的又朝袖筒钻下去。整个过程不到十秒，或许更短，却让我感觉像读了一本惊世之作一样浑身筛糠。这次经历后我写了一个短篇叫《鼠仇》，以第一人称，把“我”换成一个守仓库的孤独的人，场景和情节一点没虚构，因为现实已经足够精彩。小老鼠的小爪子把我的手臂抓出血了，像几根红线，没出血的地方是白线。小老鼠跑掉后，我睡意全无，激动得只有看味同嚼蜡的世界名著才能平静下来。读了二十多分钟，小老鼠像个文学爱好者一样又钻出来了。它怎么就那么不长记性啊，虽然我直到今天也仍然像它一样不长记性，但我仍然忍不住责备它：你太不长记性了！正是因为这种相似之处，我不想阻止它的所作所为。看了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非常顺畅，似有所得，欣然之际，听见吱吱的声音，小老鼠正在啃我的早餐，早餐装在铝饭盒里，它闻见香味，但没办法打开盒盖，于是啃起盒盖来。我轻轻放下书，发现它啃过肥皂，啃过面条，啃过报纸，最后才闻到饭盒里发出的香味。这是它的天赋，人是不能从盖紧的饭盒闻到香味的。我掀开被子，准备把饭盒放到它够不着的地方，它机灵地逃走了。
我知道它还会回来，我找了两块杂志大小的铁板，分别在两块铁板上搭了两根电线，插头是我用两把小钥匙做的。两块铁板挨得很近，我在缝隙里放上面条，铁板上面也放几根作诱饵。只要它用嘴去吃面条，它就会知道人类早在三百多年前就掌握了交流电，不仅可以用它点灯，还能打耗子。我伏在床上读《再见，我的弟弟》，根本读不进去，不过是装模作样引老鼠上钩。看见它出来，我屏住呼吸，它滑稽地东嗅嗅西嗅嗅，慢慢走到屋子中间。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出乎我的预料，它的处事方法比我料想的还谨慎。它终于走到铁板前面，我的心里突然生起一丝怜悯，它就要死了，却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心软了一下，准备咳一声吓跑它算了，还没咳出来，它叼了一根面条回头便跑。这时我才知道这块铁板上搭的是零线，否则一定会刺它一家伙。它把拖回去的面条吃完了再来拖，一点也不贪婪，只拖一根，不论长短。它似乎也不聪明，连面条的长短都分不清楚。终于，它把铁板上的面条叼完了。这个过程像等了半个世纪，我想我那时的心情一定不亚于诸葛亮和刘备看见曹操的人马走进博望坡。它已经没有怀疑了，把嘴向缝隙中的面条伸去——吱！它的身体像装了弹簧一样跳起来。它不知所措，那声尖叫惹得我想笑，但我忍住了，捂住嘴巴在肚子里笑。我盯着它，没想到它恢复过来后会向铁板走几步，盯着它看了好几秒钟，露出只有科学家才有的好奇心，看了好几眼，它不敢贸然前进，摇了摇头，然后夹起尾巴落荒而逃。直到我把那篇小说读完，小老鼠才东张西望地再次游出来。我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我知道它一定会落入我的圈套。虽然我没有诸葛亮演空城计时那么镇静，但我至少可以假装不去看它。它在屋子里跑了一圈，也许是在侦察，也许是在找面条之外的别的食物。经不住诱惑，它还是傻乎乎地踏上了铁板，吱！比刚才的叫声更大，跳得也比刚才高，落在地上一动不动，死了。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脚，正要用火钳去夹老鼠，它却活了过来，一个就地打滚，逃得无影无踪。
在《鼠仇》这篇小说里，我是这样结尾的：“我蹲在铁板前看了很久。这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前天我上一个灯泡时不小心，还被电刺了一下，一条手臂都麻了。可这电居然电不死一只小耗子，真是难以想象。我心里冲动了一下，我伸开两个指头，一点也不激动，但微微有点害怕地伸向铁板，在最后的一瞬间，我想缩回来，可仿佛有一股力量牵着我的手，使我欲罢不能。吱！——我什么也不能说了……我死了……”
小老鼠逃走后，我确实有种伸手摸铁板的冲动，可知道摸下去后果严重，才后退两步，小心翼翼地切断电源。
最初写的那些小说，主人公全都死掉了，卑微地死掉了，他们活着时内心非常丰富，活得卑微，死是对这种卑微最后的反抗。这是最简洁也最粗暴的办法，是我现在最厌恶的办法。
除了阅读和写写短文，我尽量逮机会去听讲座。当时所在的城市，文学讲座非常少。现在想来，其实质量也不高。有一次，演讲者讲的是文学青年要“扎根脚下的泥土，展开想象的翅膀”，他的话句句动听，但没有多少用处，对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瞎吹的人或许多少有点用，对一个想老老实实写作的人，还不如认真看一场打架斗殴。但一有新的文学讲座，我仍然屁颠颠地跑去听，生怕错过文学上的某个重大的信息或命题，以为聆听有经验的人讲演，就能在寻找自我甚至发展自我中拨开荆棘，找到正确的途径。有一次去贵阳听讲座，前一天晚上修机器修到天亮，回家夹起笔记本就去赶火车，火车座位已满，站了四个小时到贵阳。坐在会场里，我拼命掐大腿才没睡着。讲座结束后，我只记住了两个词：能指和所指。还有就是老师那软绵绵的让人昏昏欲睡的声音。另外一次去重庆听讲座，刚到，打个电话回去问有没有事，兄弟说，有事，机器的飞轮破成了两半。那么厚一块铁饼似的东西，怎么会破呢？他说，他也不知道。飞轮破开后才发现是铸铁的，电焊焊不牢，不知道怎么办。我只好立即买车票往回赶。
当时发一篇小短文的稿费，和卖掉一板车蜂窝煤赚到的钱差不多。现在仍然如此，虽然稿费早就提高了，但一板车蜂窝煤的获利空间也同样提高了。我从没收集过那些短文，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最终要做的，我觉得我一生只能有一部作品，其他作品都是在为这部作品作准备，虽然至今也不知道这部作品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现在回到地质队，和老朋友在一起，他们能提及的却只有这些短文。就像我回到家乡，一位八十岁的老人仍然记得我小时候戴过的一顶漂亮帽子。当然，这些习作并非全都让人唾弃，我用它们去参加地矿部举办的笔会，（当年的笔会和现在不同，受邀请参加笔会的人都要交作品，编辑在笔会期间阅读这些作品，并当面指出问题，或者签发留用。）地矿部作协的几位作家看了，觉得不错，在地矿部办的文学刊物《新生界》（现已停办）上发表了。第二年搞合同制作家，我从此有了更多的精力从事写作。
如果不签这个合同，我准备把蜂窝煤厂好好改造一番，当时已经建了一个厂棚，老机器的零件也准备到原厂买来更换。斯时，我对经营散煤和蜂窝煤已经有了些经验，继续做下去，财富应该比现在多得多，当然，离文学也只会越来越远。得到地矿部作协的通知后，如何把它盘出去，就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了。
蜂窝煤厂的机器虽然陈旧，但只要掌握它的脾气，还是能用的。否则，它是很难让人放心的。为了盘个好价钱，我动了些脑筋，无奸不商嘛。建行在地质队办了个分理处，我每天把下午收回来的账存进去，一个星期后再全部取出来，然后再分批存进去。本来就有收益，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这样一来，分理处的两个营业员就成了蜂窝煤厂最可靠的广告大使。他们告诉别人，蜂窝煤厂每天都有几千元进项。第二件事，是我放出谣言，单位不准我办蜂窝煤厂了，要我好好上班。善良的大叔大妈们一听，全都对我表示同情：看嘛，当官的就是这样的，人家搞好了就不准人家搞，没事情做的时候叫人家下岗。其实我从没下过岗。单位上有些中层干部，真以为我很成功，居然提议我去会上介绍“第二次创业”的经验。还说有人光会发牢骚，从没想过去努力去拼搏，等、靠、要的思想极其严重。我腼腆的性格帮了我，我什么也不讲，他们更以为一切如他们想象的一样。后来，我贴出转让蜂窝煤厂的广告，才一天就盘出去了。盘出去后，我没少被接手的人骂“烂良心”、“死狡猾”，甚至更难听的话，因为第一个接手的人只干了一个星期就害怕了，不敢再干了。他在我的帮助下又转给下一家。第二次接手的人很有实力，他雄心勃勃地从重庆买来配件，把机器拆散之前，工人已经作鸟兽散，机器因此再也没有组装起来。
盘掉蜂窝煤厂，还掉债务，分了八千元给兄弟，自己还剩六千元。我的工资收入一年大约五千元。从筹办到盘掉，不到一年半，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电脑，硬盘二点一千兆，是地质队第二台私人电脑。我用这台电脑写了三年，挣得的稿费只够买另外一台电脑。评论家评论我这段时间的创作时说：“他试笔期的小说还颇有瑕疵，对语言的驾驭还不够通达，在叙事上还不够圆润，但已经体现出强劲的创作势头。”其实问题远比这严重，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缺乏自信，觉得自己像一个又苦又可怜的魔鬼，想要成佛得道几乎没有可能。缺乏自信容易在语言上显得做作，在叙事时缺乏力量，没有一贯到底的雄心。这还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准备去做一个作家，这份准备既是思想，又不完全是思想，它是文学面对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既需要承担的勇气，也需要拆解与审问的能力。现在，这种勇气和能力依然不够，只不过比最初几年的一片空茫要好了一些。
蜂窝煤厂卖掉后，我天天用热水洗脸，洗了一个月才开始白净起来。平时干活，发热时毛孔打开，细如纳米的煤尘钻进去，休息时毛孔一收缩，就被留在了皮肤里面。蜂窝煤厂没有热水，只能就着水管用冷水冲洗，勉强洗去表面的灰尘，连嘴里的粉尘也很难清除干净。如果再干几年，说不定会彻底变成包公脸，把长江水洗干也仍然黝黑。
三年后，我离开了地质队，来到了山花编辑部，时年三十三岁。在地质队，大家叫我小冉，来到山花编辑部，有人叫我老冉，开始不适应，现在终于适应了。适应后才发现，十年过去了。一去不返的十年。在地质队生活了十三年，从二十岁到三十三岁，我的一生将不再有如此美好的时光。对这个村庄似的地质大院，我不过是远游的孩子，那种故乡般的思念只会越来越浓。正是这个原因，只要有机会回到地质队，我最喜欢的，是围绕着蜂窝煤厂那座小山闲逛，仔细观察每个地方的变化。蜂窝煤厂的房子早就垮掉了，现在是一片荒地，据说，按市政府的规划，这一带是将来的别墅区。站在山顶上，房子和公路完全改变了当初的状态，变化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也有不变的东西，从地质队俱乐部门口走过时，我看见里面下棋打牌的人的表情仍然没有变，拈子出牌的动作没有变，胜券在握者叫一声“将”，其得意之色没有变，对手不服气的认真劲没有变。二十岁时，我和两个同学，抱着印染了大朵大朵牡丹花的大被子和上学时从老家带来的红木箱子走进地质队的大门时，几个中年妇女略带惊喜地看着我们小声说：嘿，学校分来的娃儿。她们这一声嘿，曾经让我惴惴不安。但二十多年过去后，却变成了一种欢快，直入心田。
（实习编辑：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