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的迎风摆动的大纛
作者简介：张倩，一九八六年生，籍贯河北，解放军艺术学院○九级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军旅文学批评。已在《江南》、《艺术广角》、《神舟》等报刊杂志发表多篇理论批评文章。
从艺术直觉到学术自觉
——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轨迹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主攻理论批评以来，朱向前陆续出版了《红·黄·绿》、《灰与绿》、《黑与白》、《心灵的咏叹》、《寻找合点》等十四部专著文论集，结合以“印象鉴赏式”为标志的审美批评、触及军旅文学本源的社会历史批评，以及由其个人创作经验生发的作家本体研究的方法，坚持不懈地对军旅文学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追踪与研究，以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和批评方法传承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军旅文学批评家之一。并于二○○四年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此为军旅批评家的“唯一”；其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作为获此殊荣的军队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此为军旅社科成果的“唯一”；其专著《“黄金时代”的文学记忆》（二○一一年）收录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作为回顾和总结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历程丛书中的一部，军旅文学批评家的成果被纳入其中，此亦为“唯一”。这三个“唯一”说明朱向前的文学理论批评已然获得了军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显示了其成果的影响力。
如果以阶段性研究成果为划分依据，朱向前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作家作品论及现象论时期（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以《小说“写意”初探》（一九八五年）的发表为起始，发轫之作《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一九八八年），以及《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一九九三年）（以下简称《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为标高，凭借敏锐精当的艺术直觉、对军旅文学全景式把握的开阔视域、辞采华茂优美激扬的语言风格，朱向前逐步确立了军旅文学批评的研究阵地；并在对“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军旅文学潜在文化背景的阐发、对“农民军人”主题意义的开凿上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同时对莫言、周涛、朱苏进、阎连科、朱秀海、徐贵祥、柳建伟等一系列新时期代表性军旅作家进行了重要的定论性发言，客观上扶持了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为他们的亮相和崛起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军旅文学史论时期（一九九八年至二○○八年）。以一九九八年第一本理论专著《军旅文学史论》的出版为起始；以由朱向前规划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申报获准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九九九年），历时七年深入研究并于二○○七年出版为标志；以《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获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二○○八年）为里程碑，确立了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与地位。特别是《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一书，在军旅文学学科历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第三阶段：毛泽东诗词研究时期（二○○五年至今）。毛泽东诗词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军旅文学，这恐怕是很多人暗自忖度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最重要、艺术成就最大的诗词均为戎马生涯、战争激烈之时所作。毛泽东自喻“马背上的诗人”，对毛泽东诗词进行研究，不容忽略的是他“三军统帅”的第一身份。以管窥豹，他个人创作的诗词同样折射了中国革命战争史。毛泽东以古典的诗词形式反映了丰富的现代内容，用诗写史，以史写诗。朱向前给予“军旅文学”的定义是：不以作者身份（军旅、非军旅）相区分，但凡以战争和军人、军旅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皆为军旅文学。按此定义来论，毛泽东诗词研究属当之无愧的军旅文学研究。作为认识过去一百年的中国，不可回避的存在，朱向前对毛泽东及其诗词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审美直觉与理性建构
——作家作品论及现象论时期
中国传统文论研究中，以审美为基点的文学理论批评形式丰富而多样。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东渐以来，特别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以来，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范式的双重影响作用下，古文论理论本身的模糊性、表达上的抽象性，受到了西方文论缜密思维和大批量专业术语的洗礼和冲击。文论批评逐步走向了现代论文的形式，致使诗话、词话、小说评点、序跋、札记等传统批评形式逐步式微以至边缘。而朱向前却始终保留着一份深厚的传统文论情怀，在其早期的理论批评实践中，序跋、书信、对话、点评、札记等传统批评形式得到了广泛运用。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间，朱向前的理论批评在文体类型上主要为作家论、作品论和现象论，这三种类型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其鲜明的批评特色，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此阶段朱向前对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朱向前对于写作对象遴选的准确性与独到性，可以概括为：“高端擒贼擒王”、“低端鼎力扶持”。所谓“高端擒贼擒王”，指朱向前所选择的批评对象基本上是最具代表性、影响力的军旅作家，如莫言、周涛、朱苏进、朱秀海、阎连科、徐贵祥、柳建伟等。“低端鼎力扶持”主要指他通过作序点拨和引导军旅文学新秀，如陈怀国、李鸣生、曹岩、张慧敏等人，他们的第一部书都是朱向前作序。此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通过担任“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评委，朱向前每年力介一名青年军旅文学创作者，青年军旅作家王棵、青年军旅批评家傅逸尘（傅强）在朱向前的推介下，以此为契机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认可。可以说朱向前引导了一批后辈军旅文学作者走向成熟与成功。第二，朱向前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现象思潮的准确提炼与把握。从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旅小说格局的概括，对九十年代军旅小说困境的概括，再到对九十年代末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的概括，对新世纪军旅小说“孤岛现象”的概括，朱向前对新时期军旅文学思潮流变进行了不间断的论证与发言，并直接影响了军旅作家的创作实践。
从最初以艺术直觉入手的鉴赏式文学批评，到以作家本体研究切入的理论性研究，再到深入探讨军旅文学生成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抽象概括、线性梳理把握时代脉动下的军旅文学现象与潮动，此阶段，朱向前的理论批评逐步完成了从艺术直觉向学术自觉的过渡，获得了宏阔的视野和理性的建构，同时始终不失艺术的审美、直觉的敏锐。
（一）作家作品论
朱向前在正式进入文学批评之前，从事了多年的文学创作。第一篇论文《小说“写意”初探》的发表实属偶然，却自此点燃了他的理论批评热情。真正主动意义上的批评则始于他对莫言早期作品的关注与鉴赏，朱向前说过，“我感谢莫言，主要是他诱发我真正迈出了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第一步。”早在莫言发表《透明的胡萝卜》系列小说期间，朱向前就曾断言莫言小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写得最好的农村小说。仅在一九八五、一九八六两年间，朱向前先后发表《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一九八六年）、《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说“写意”散论》（一九八六年）、《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一九八六年）等六篇关于莫言的评论。《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已经开始了对“高密东北乡”赋予莫言文学世界的可能性的探讨，但对莫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丰富不羁的表达方式和灵动奇绝的文字等诸多方面的品评，尚属压倒性的印象鉴赏式的审美批评，作家本体研究的批评方法尚未成形。
朱氏文学批评的真正肇始，应该说是发表于一九八八年《文学评论》第一期的《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这篇论文第一次运用作家本体研究的方法，从不同作家的身世经历、文化观念等方面着手，首次将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重要课题——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置于研究视野中，进行详而有序的主题性探讨。将此文作为朱向前军旅文学批评的范本与标高，在于它就朱向前理论批评整体而言的示范性：其一，朱向前文学批评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作家本体研究的娴熟运用；其二，将出身农民子弟的军旅作家与出身军人子弟的军旅作家进行比较，并引发了其后关于“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等重要现象课题的阐释与研究；其三，朱向前开始了带有思辨力量的智性发言，较早期由艺术直觉生发的印象鉴赏式的批评方式而言，更具理性思辨的力量；第四，正式确立了其音韵铿锵、一泻千里式的美文风格。
一九九三年九月，《解放军文艺》发表了朱向前的长文《新军旅作家“三剑客”》。是时，朱向前对于其个人批评视域内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军旅文坛三大主帅已进行了多年的跟踪阅读与批评，撰写相关研究文章多达十万余字。作为独立成篇的作家论，《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以长达四万字的篇幅示人，这在当时文坛并不多见。而散文化的批评语言，对于莫言、周涛、朱苏进三位军旅文坛宿将“斩钉截铁式”的剖析与评价等特色，使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成为了一篇富有争议且具有较大阐释空间的批评文章。文中，朱向前将莫言的童年经验和婚姻经历、朱苏进的将军情结和疾病史、周涛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杂交的文化背景，这几个彼此不同的切入视角杂糅，“无中生有”却又言之凿凿地进行了一番类比。可以说，这是一篇最具代表性的朱氏批评。西方批评常言“说不尽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是莎翁笔下的“说不尽”，“三剑客”则是朱向前笔下的“说不尽”。这篇长文曾引起巨大反响，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关于“三剑客”称谓是否恰当、“三剑客”是否在一个水平线上、是否具有可比性等问题上产生了质疑之声，但更多的还是同行对文章所承载的大气魄，行文的音韵铿锵、辞采华茂，标题的精致与用心，作家本体研究功底的扎实和批评语言的犀利，以及作者本身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之深入等方面的赞叹欣赏。一九九三年十月九日，《作家报》发表题为《朱向前长篇论文引起反响》的文章，作者陈先义评价道：“人们认为该文一是批评方法新颖别致，批评视界开阔大气，采用作家传记批评和心理分析相结合、作家本体和作品本体相结合的思路，吞吐‘三剑客’数百万字作品举重若轻；二是立论谨严深邃，目光公允客观，对‘三剑客’当前困境尤其是莫言近年创作的批评洋洋万言，犀利恳切；三是讲究语言和结构，力求美文效果，通篇充满灵动的悟性和飞扬的文采，足可当散文读之。无疑是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收获。”
可以说，朱向前基本上是以上述两篇最具代表性的平行比较文章——发轫之作《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挺进、标高之作《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确立了其在新时期军旅文坛的地位和影响。朱向前由此赋予了军旅文学批评一种“内容上的可能性”以及一种“语言上的可能性”，即在“爱国主义”、“英雄人物塑造”、“人性问题的研究”等常规军旅文学批评的切入视角之外，另辟以作家本体研究的方法打开军旅文学大门之蹊径，以及文学批评的语言可以是自在于文学作品之外的生动而丰富的表达。朱向前实践并最终坚实地把持了个人最为擅长的批评方法，确立了独树一帜的批评风格。
值得关注的是，在逐步明晰自我风格和影响的同时，这一时期朱向前对于诸多军旅作家作品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点拨与推介。
作为军旅文学作品的研究者与呼号呐喊者，朱向前对于日后成长为军旅文坛新生代作家的写作者鼓励甚多，通过点评和序跋扶持了一批军旅文学新人。朱向前作序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介乎于作家论与作品论之间，发挥了作家本体研究的优势，使读者更形象直观生动地接近作者、作品，他言“体现了我个人对作序跋的一点看法”。在李鸣生报告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朱向前写下了《魅人的梦想：星空乡愁与航天文学——序李鸣生<飞向太空港>》（一九九一年）。陈怀国的处女作《毛雪》发表不久，朱向前写下了将近万言的《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陈怀国的小说成长暨意义》（一九九一年）。朱向前撰写的《阎连科将会怎样》（一九九一年）是最早见诸报端的阎连科研究文章，他为阎连科的第一本小说集《和平寓言》作跋——《对农民军人的爱与知——跋阎连科小说集<和平寓言>》（一九九四年），另一篇《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一九九四年）则是关于阎连科第一篇富有影响力的评论。此外，《走向成熟的曹岩小说——序曹岩<棕色雪天>》（一九九二年）、《短有短的难处——评张慧敏短篇三题兼谈短篇艺术》（一九九二年）、《突出重围的“文学推土机”——柳建伟创作道路的回溯与前瞻》（一九九九年）、《中国军魂的回溯与前瞻——从<突出重围>与<亮剑>谈军旅文学创作的几点启示》（二○○四年）等文章都是与小说作者相关的最早也最具分量的研究文章。对于这些新人新作，朱向前因发现及时、分析到位、敢于批评，对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亮相功不可没。
朱向前将对于批评对象遴选的准确性、敏锐性与独到性贯彻至今。新时期三十年来，无论是针对性的发言，还是宏观性的定位，朱向前对重要的军旅文学作家的批评研究几乎无一疏漏，言论多为首发。
（二）现象思潮论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军旅小说格局以及“两类作家”的比较研究，再到九十年代对军旅小说困境——“双重夹击”与“双层消解” 的归纳、对“农家军歌”的深度把握、对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的总结，一直到新世纪军旅小说“孤岛现象”的概括……朱向前是唯一一个高度概括与深度总结军旅文学流变，独立而不间断地完整实现了对新时期以来、发展中的军旅文学，研究探索与梳理命名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家。王蒙曾道：“尤其是他对军旅文学整体态势的快速扫描和敏锐把握，对青年军旅文学作家群体的带有本体性质的研究与分析等等，都触及到一些颇有深度和学术价值的问题，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朱向前最早对军旅文学现象的归纳与总结得益于，他身处军旅文学现场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整体面貌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个人批评研究的宏观把握力。雷达曾有这样的概括：“朱向前特别敏感于创作潮流的变化，富于宏观性的概括力，他对新的作家作品固然很关注，但他更善于全局在胸地把握军旅文学整体的潮汐变动，用属于他自己的、新鲜的、准确的、具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创作的流向。正是这一点，使朱向前与他的同行们区分开来。他是那样地贴近着创作的实际和作家的实情，他又是那样地超离着具体的作家作品，仿佛站在高山上看一条在雾霭里若隐若现的河流。”应该说雷达的评价恰是对朱向前军旅文学现象思潮论的充分肯定，朱向前的现象思潮论并非仅停留在对军旅文学现象的一般归纳与总结，而是鲜明地呈现了如下特色：
其一，他的现象归纳立足于具体作家与作品，“贴近着创作的实际和作家的实情”，在他开始正式进行现象思潮论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的作家作品论积累，大量的阅读与思考使他对于军旅文坛整体的把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得以有的放矢、令人信服。
其次，他“用属于他自己的、新鲜的、准确的、具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创作的流向”，这使得这些出自朱向前笔下的现象思潮概括多了几分生动与鲜活，令人过目不忘，使读过之人便能清晰道出军旅文学的时代风景与发展脉络。例如，他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旅小说格局的高度概括——“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两代作家”一是指“‘文革前十七年中’非常活跃而新时期仍在军旅的那一批小说家”，一是指“在建国后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伍而在八十年代初脱颖而出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小说家”；“三条战线”概指三种题材：“当代战争题材”、“和平军营题材”、“历史战争题材”；“作战”是对“写作”的比喻，暗合军旅文学的“军旅”特征。只一句“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军旅小说大格局便跃然纸上。
其中尤为重要而值得关注的是朱向前对“农家军歌”现象的总结与阐释，这实际暗含一个背景，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文坛一度陷入沉寂，许多作家无意识罢笔，不知该怎么写作。“农家军歌”的创作者们多为这一时期出现，有评论家认为这批军旅作家文学作品价值不高，多为“乘虚而入”，即别人不写了，他们在写。朱向前则认为，这批作者的出现并非“补空”，他们的文学作品富有价值和时代意义。在朱向前的挖掘与倡导下，直接引发了诸多出身农家子弟的军旅作家共唱一首“农家军歌”，影响了阎连科、朱秀海、陈怀国、徐贵祥、黄国荣、李西岳等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走向。如阎连科回忆他和朱向前的第一次长谈说到：“我们异常深入地讨论了军事文学的现状，异常深入地探讨了各自对‘农民军人’的理解。或者说，是一位学生异常认真地聆听了一位老师对‘农民军人’在军事文学发展中的前景、地位及最终景况的思考。回想起来，那次谈话，很像他对他一个偏爱的学生在未来文学道路的一段铺设，不仅使我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写了一大批‘农民军人’的中篇系列小说，也使当时沉寂的军事文学状况有了应有的声浪，应有的回响。”柳建伟在读过朱秀海的《穿越死亡》（一九九五年）后提到：“这部小说，从人物关系的设置到具体场景下人物心态的细微表述，都可视作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农民意识和军人意识’、‘寻找合点’等理论的具象化表述……朱秀海创作这部书之前，是否重读过朱向前的文章，并不重要。我们认为，创作和批评出现的这种契合弥足珍贵。”可见，朱向前的军旅文学现象论批评紧贴军旅文学现实，与创作者和创作实践紧密相关。这些例证无疑是文学批评对作家创作具有深刻预见性和深远影响力的一次生动展示，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对作品“失语”与“失效”的一次有力反拨。
在对于“农民军人”主题的开拓以及相关现象的阐释中，朱向前的贡献还在于，将这一现象准确定位为“‘新写实主义’在军旅文学中的回响”（相关论述参见《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充分有序地为这一时期的军旅文学找到了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准确坐标。
回望“农家军歌”，这一曾掀起军旅文坛新时期以来最大争鸣的思潮在当时面临着重重质疑。其中包含了，对于“农民军人”狭隘、自私、短视、保守、涣散等劣根性的描述是否夸张过当、“农家军歌”与军事文学的主旨是否吻合等根本性的疑虑。但真正有意义的文学批评恰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朱向前的这一判断并非误判，包括“八十年代，我曾根据农民子弟军旅作家和军人子弟军旅作家一度双峰并峙、双水分流的创作态势，预言军旅文学将由这两类作家互补同构，共同推进。现在，我愿意把更大更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军人这一面。”这样大胆而富有远见的判断，都最终得到了证明。王久辛谈到：“十几年来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实践证明，‘农家军歌’的倡导与实践，不仅帮助作家们寻到了生活经历的根，开阔了创作视野，也的确为繁荣军旅文学，特别是军旅文学小说创作，起到了令人瞩目的推动作用。而在‘农家军歌’旗下展开文学创作，并取得成绩的作家亦有一种源源不断的势头。”
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反观，这一首首“农家军歌”的“歌唱者”，唱响的虽非“英雄赞歌”，但同样也是新时期军旅文学铿锵有力的一支“歌”，虽不悦耳却同样震慑心魄。这些“农家军歌”的“歌唱者”恰如巴尔扎克一般，争做记录商品大潮冲刷下的军旅生活的“书记官”，他们的记录是富有意义的，朱向前的总结与梳理同样是富有意义的。
凭借对军旅文学的全面把握和研究，朱向前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历史走向、代际更替特征有着极为明确的概括和深入透彻的理论阐释。应该说，他是一个有着极强体系意识和创造意识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家，“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些生动勾勒新时期军旅文学史发展轨迹与体系脉络的现象主题是属于当代军旅文学史的，但它们首先是属于朱向前的。
二、见树与见林——军旅文学史论时期
严格意义上来说，朱向前有意识地对军旅文学史进行梳理，缘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期间所承担的课题——对“新时期军事文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中有关当代军旅文学章节的编写工作。用他的话说，“我也是被赶着鸭子上架——没有退路了。我只好一方面找来若干中外文学史著作，注意学习研究它们的体例、路线和方法，以求有所借鉴，构筑一种适合我和我的对象的框架；另一方面，我不得不审慎地将我对庞杂军旅文学世界的切口收缩到一个相对单纯的角度——比如‘一九八○年代的中国军旅’小说，以便驾驭和把握。我想，这次‘重返’历史其实是一次新的面对——我至少必须在我此前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延续、深化和拓展，也就是说，我要学会用一种更科学、规范、全面和系统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并努力从中得出新的理解与感悟，再加以个人化的整合与表述。如果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当我以后再回到评论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给读者一点新的面貌和气象呢？”今天看来，朱向前对于军旅文学史完整的把握与书写最初还不是源自一种学术的自觉，而更多是停留在为批评“给养”的意识层面。
《军旅文学史论》（一九九八年）是朱向前第一部史论著述，建构在已有的理论研究之上，完成了对朱向前之前所未有的关于“前十七年”军旅文学脉络梳理的填补，实现了对军旅文学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将近五十年的完整论述。
对于个人的第一部理论专著，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第一部史论专著，朱向前的评价是“得之于两点，失之于三点”，简单概括就是，得之整体性（当代军旅文学的发展轮廓、深层文化背景和理论探讨、代表性的作家论，三位一体）和独立篇目的权威性（获奖颇丰，基本代表了朱向前军旅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失之论述对象的不平衡（“文革”前后两个十七年的研究失衡）、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用力不均（相当一部分地方作家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未能纳入研究视野）、单篇行文造成的部分观点和论述的交叉与重复。
笔者看来，尽管对这部专著还能提出诸如论有余而史不足的问题；存在文体类型不够全面，难以完整呈现当代军旅文学史整体面貌的问题。但同时，这部专著值得肯定处还表现在至少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一部史论专著，《军旅文学史论》是在最大限度保留朱向前个人化的语言风格和文体追求的前提下，对学术理论性写作的成功尝试。尽管这部文学史有个人化的痕迹，但是，基于文学史现实的创造性建构和丰富的内容表达，无疑是符合学理规范且富有价值的；第二，本书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史的书写，并且基本上是朱向前个人命名下的军旅文学史写作。如前文所提到的，朱向前关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等现象命名，几乎囊括了自新时期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军旅文学的整个创作实绩；此外，“独立为文而又串联成史”是本史论专著的一大特色，全书由十篇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论文组成，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侧重对军旅文学史的梳理、对军旅文学深层文化背景的探讨和对几位新时期军旅文学代表作家的个案分析，完成了朱向前个人对军旅文学史最初的“命名”与“建构”。
在《军旅文学史论》一书的跋中，朱向前很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部史论专著，这本书思路的确立得益于李泽厚“思想史论”三书的启迪和影响，选择了论文集合的形式和提纲挈领式的研究方法，即形式上是论文的集合，而实际是有着详备内在逻辑关联的专著。具体而言，该书在研究方法上胜在宏观构架的建构与把握，而资料的引用与考证略显不足。对这种宏观着眼的研究方法，朱向前颇为自信，引李泽厚写作“思想史论”三书的思路就是：“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
自此，朱向前为军旅文学史整体赋形的思维观念已经成熟并付诸实践，《军旅文学史论》一书从而成为《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的雏形。
一九九九年，由朱向前主编，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一书获准立项，历时七年深入研究，于二○○七年出版，并于二○○八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这是一部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以文体分类叙述，将建国以来军旅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以及以文学文本为载体的戏剧、电影、电视剧悉数纳入研究视野，对建国五十年军旅文学做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梳理。较之《军旅文学史论》，它显然是一部内容更为庞大，论述更为详实，更具理性思辨的军旅文学史。对于这一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家给予了中肯的定位与评价。张炯说，“这是迄今为止对新中国军事文学发展作出比较全面研究的一部学术专著，所论作家众多，收集资料丰富。”雷达说，“它对于复杂的、流动的，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军旅文学发展，给出了比较科学求实的归纳分类以至定位，大大提高了该门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黄国柱说，“该成果从重大社会事件（如战争、政治冲突、社会思潮）对军旅文学影响切入，运用‘历史-社会-审美’批评为主要视角，侧重作家本体和文体研究，辅之以作家心理、群体现象分析的方法，直接触及文学、文体的本质及核心。”陈晓明说，“该成果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填补了军旅文学史的空白，提出了一系列军旅文学突破的难点，对军旅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实际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对军旅文学研究也是一大推动。”
本书“前十七年”军旅文学部分沿用了已有的、公认的对“前十七年”文学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依然是新时期军旅文学，延续了《军旅文学史论》一书的逻辑构架，延续了朱向前对于八十年代“两类作家在三条战线上”、九十年代的“农家军歌”等架构与归纳，对于重要作家作品也基本上沿用了朱向前的定位与评价。据雷达统计，成书六十二万字的《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中有十万字出自朱向前个人此前研究成果的原文。其中暗含了朱向前从李泽厚处学来的“见林”的智慧——“前林”已在，后人想有超越性的建树，前人造的林子总是绕不过去的。
《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相对于朱向前的《军旅文学史论》不仅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性、学术性，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对“军旅文学”命名的确立。朱向前在成书《军旅文学史论》时虽以“军旅文学”赋名，却没有为军旅文学赋“意”，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军旅文学史论》的跋中。彼时，朱向前在描述成书的缘由和已具备的条件时，术语上还纠结于军艺文学系“军事文学”学科的命名，和自己一直沿用的“军旅文学”术语两相打架的状态，显然当时朱向前对“军旅文学”的概念并没有完全厘清头绪。此跋完稿于一九九七年，《军旅文学史论》出版于一九九八年，而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辨——兼论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中，朱向前第一次将“战争文学”、“军事文学”、“军旅文学”进行对比、归纳与命名，并以三者的消涨关系论述了当代军旅文学“三个阶段”的嬗变。这篇文章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经删节作为《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的导言，对整部《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的研究定位和走向是至关重要的。它一方面厘清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军旅文学的写作主体和内涵外延，如陈晓明所说：“把‘军旅文学’界定在军人写的关于军事活动和军人生活的作品。当然，本书在定义军旅文学的主体时，也包括了少部分非军旅作家或前军旅作家写的军旅生活。很显然，写作主体和写作内涵的界定，这就使军旅文学的存在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将军旅文学所经历的时代更迭得以复现，如黄国柱所说：“该成果主要的理论建树在于对‘战争文学’到‘军事文学’，再到‘军旅文学’的词源性、概念性、理论主客性和社会实用性的辩驳。文学概念的嬗变往往直接映射了社会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风习的变迁。”为整部军旅文学史的思辨和书写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笔者以为，这一归纳与命名对于朱向前个人理论批评研究的整体建构意义更为重要，它为朱向前个人理论批评的系统性、学术性提供了鲜明的注脚。“军旅文学”在这一厘定中获得了完整性、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自此再谈到“军旅文学”，大概可以公允地给出“朱向前和他的军旅文学”这样的表达。“军旅文学”这一命名也因朱向前完整而富学理性的阐释，获得了独立的学科价值和意义。
而提到朱向前和他的军旅文学，就不能不提到朱向前的一系列“命名”。从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到军旅文学史的写就，打通军旅文学命门的正是朱向前和他命名下的军旅文学“关键词”。这一个个重要命名已经成为军旅文学批评史上的著名案例。即使不从符号学的角度阐释名词创造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意义，当我们对军旅文学如数家珍般悉数盘点的时候，也依然很难忽视朱向前本人创造生成的一系列独特命名。如果说军旅文学史是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重要军旅作家、杰出的军旅文学作品是一粒粒珍珠，那么，这些“命名”则共同构成串珠的细线，使军旅文学史最终构成脉络、形成体系。如果说这些命名最初仅是对于某个症候的概括，或者对于某个现象的归纳总结，但随着朱向前二十多年笔耕不辍对军旅文学不间断地观察与追踪，显然已形成了一个个军旅文学史上旗帜鲜明的坐标，这一连串的命名共同构建了他眼中笔下形象生动、蔚为大观的军旅文学史。他生产出了如：学科命名“军旅文学”；前文多次提到的对于现象的命名，如“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三剑客”、“农民军人”、“农家军歌”、“第四次浪潮”、“孤岛现象”；对于作家写作现象的命名如“战歌”与“颂歌”、“李瑛模式”、“文学推土机”；对于作家作品的批评方法如“半部杰作”等一系列关键词命名。这一连串的命名也同时呼应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方法——“关键词研究”，进而实现了“关键词研究”在军旅文学中的一次成功试水。
徐怀中对新时期军旅文学曾有“两只轮子”的评价，即是创作与批评共同发展，朱向前却对军旅文学批评有“一只失衡的轮子”之微词。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军旅文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确活跃着韩瑞亭、周政保、范咏戈、黄国柱、朱向前、张志忠、张西南、王炳根、陆文虎、丁临一、叶鹏等一批优秀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家，与军旅文学创作遥相呼应，共同造就了一个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就军旅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整体地位而言，即便不能统占半壁江山，也算极为重要的支流，而当下，军旅文学的研究队伍却与地方专业研究人员的总数严重不成比例。因而，对于“军旅文学”这样一门现实没有基础、研究没有队伍、发展没有承传的学科，工作难度可以想见，朱向前率领他的研究队伍对于军旅文学史的开拓，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此外，就“当代文学史”的“去军旅文学化”现象本身而言，军旅文学批评的匮乏也同样值得关注。随着现代教育体系的逐步确立，对于知识体系的选择与接受，使作为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而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当下最具影响力的教科书式文学史的书写者（以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主体），大多以西方文论思潮为主要的学理经验，力图文学史研究的去“政治化”，与“军旅文学”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左，也成为了文学史“去军旅文学化”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陈晓明曾就“当代文学”的命名谈到：“我以为‘当代文学’这种说法具有淡化政治历史印记的潜在意图，相比较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共和国文学’这类说法，‘当代文学’显得更为中性化。”当下“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恰恰折射出这样一种“淡化政治历史印记”的倾向，而又如陈晓明所言，“‘当代文学’毕竟只是一个历史性指标，不论在学理上如何是一种中性化的历史描述，其内涵都依然包含着深厚的政治历史标记。”
文学史作为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不能单一立足文学自身的美学建构，文学与历史、政治、社会的关系同样构成了文学史极为重要的肌理。文学史始终饱含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在文学性之外还应当兼顾时代背景、受众、传播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学理背景下，如除《红日》外的“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及《创业史》）这一曾作为“前十七年”文学主线被提及的军旅文学作品，逐步在当代文学史中“被边缘”，如新时期《高山下的花环》这样曾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的作品，均不在近年来文学史的论述范围内，显然并不客观也不尽合理。如何面对“当代文学史”、以何面貌还原“当代文学史”？首先应该基于对“前十七年”及新时期早期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的理性共识之上，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那些在具体时代获得广泛反响的作品也集中代表了当时文学作品的普遍水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因而，在写史的过程中，那些一度被历史“追捧”，也几近被历史“遗忘”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军旅文学作品，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笔。
在文学逐渐边缘化的今天，在“前十七年”经典军旅文学作品逐渐“被消解”、“被缺席”的学术背景下，在新生军旅文学作品缺乏产生共鸣的时代土壤，而自身创作又十分薄弱的困境现实下，如何在不悖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坚守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捍卫纯文学审美之本源、恪守文学本体之诉求，鼓励、培植、推动军旅文学，这是一个亟待探索与解决的问题。而值得肯定的是，在这样纷繁复杂而又困难丛生的学术背景下，朱向前努力践行、坚持不懈地完成了军旅文学史的完整建构，其难度、其价值，不言自明。
三、“诗史合一”与“文化至上”
——毛泽东诗词研究时期
二○○五年一月，朱向前受邀为国防大学“将军班”学员上一堂《艺术鉴赏》课，经再三斟酌，朱向前决定讲“毛泽东诗词”，不想竟意外获得了强烈反响。也是自此契机，朱向前逐渐将毛泽东诗词研究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点，先后阅读研究了海内外关于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相关资料一百余种，相关文字达五千多万字，并逐渐形成了对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将之作为近年来的主攻方向和课题。二○○五年至今，朱向前先后在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场馆，央视军事频道“周末开讲”等电视节目，以及一些城市的论坛，做了一百五十余场关于毛泽东诗词的讲座，受众甚广，反响强烈。《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二○○八年）一书正是基于朱向前的多场演讲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丰富而后成书。经过大量的甄别、整理和研究，此书收录了毛泽东诗词共计七十六首，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收录毛泽东诗词最多的一个版本。
朱向前采用了“一个背景、两个代表、三个特点、四个佐证、五个来源”这一极具朱氏批评特色的框架结构，用提纲挈领、分条缕析的结构方法，再现了毛泽东诗词丰厚的艺术魅力及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论证深刻翔实且为其个人所创见。“一个背景”从西方人看毛泽东的三个阶段、梁漱溟评价毛泽东的三句名言、三十年来对毛泽东评价的变化等方面作为毛泽东诗词“另一种解读”的一个总的背景；“两个代表”指毛泽东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也是承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朱向前定论这“两个代表”，一个具有广度，为毛泽东赢得了历史，一个具有深度，将为他赢得未来；“三个特点”讲毛泽东诗词所体现的三大特点，即豪迈大气、想象浪漫、文采华美；“四个佐证”是从作家创作发生学和作家本体研究的角度看，从“诗、文、事、史”四个方面论证毛泽东的文化底蕴与他的谋略、智慧、权威之间的互动转化关系；“五个来源”指毛泽东诗词的源头，即毛泽东的天赋个性、毛泽东的斗争实践、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以“三李苏辛”（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的优秀古典文化、以王船山和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
选择毛泽东诗词作为研究对象，并非易举，一是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思想领域所站的重要高度，二是众所周知的，当前学界对毛泽东诗词评价不一，见仁见智。而如柳建伟所言：“我们认识过去一百年的中国，毛泽东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既然绕不过去，就要正面攻坚。对这样一名作家和他的作品进行研究阐释，这也是朱向前军旅文学批评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和难度。应该说，“朱向前讲毛诗，绝不是在评论界江郎才尽后的胡乱突围，很可能是他开疆拓土式的一次战略行动。”
就朱向前理论批评的发展轨迹而言，“毛泽东诗词研究”是其理论批评的一个自然的生长与延展。单从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而言，从作家作品论、到军旅文学史论，再到毛泽东诗词研究，朱向前的理论批评自然呈现了“三级跳”的走高趋势，正如陈骏涛对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成果的评价：“跨越了从军旅作家到军旅文学评论家再到军旅文学史家和文化史家的‘三个台阶’。”行至“毛泽东诗词研究”，朱向前的军旅文学批评在语言风格、批评方法观念上已悄然发生了转变。
首先，语言风格的转向。在对毛泽东的具体评价上，依然延续了朱氏酷爱大胆直言的风格，而在行文论述中，则一改早期，或者说相当一段时间主导其作品的华丽、流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历经军旅文学史论的研究阶段，语言要求学术、准确、专业，较朱氏早期一泻千里、精彩纷呈的语言有所转变，对其批评表达的规范性产生了一定影响。至《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朱向前在语言表达上渐次趋于平和自然，力求“辞达而已矣”之境。值得玩味的是，这种风格的转变，一方面大概可以归因于人到中年，绚烂之极而后归于平淡，这在其他作家评论家的批评创作经历中并不鲜见，符合作文、做人的规律；另一方面，此书成书特点同样是导致语言风格转变的直接诱因，不同于朱向前的其他专著，这本书的内容是基于数次讲座录音资料整理而成，文本中大量保留着口语化的论述语言，甚至“你”字一再出现，“啊”“吧”不去，亲切而口语化。它显然是“讲”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一书的论述语言深入浅出，从而极其偶然也必然地完成了朱向前军旅文学批评语言风格上的自然转向。
其次，批评方法的转向——“知人论诗”与“诗史合一”。应该说，以往对毛泽东诗词研究与梳理者并不算少，但少有朱向前这般对毛泽东人格、诗词、领袖风范等进行全方位评价的。朱氏毛泽东诗词研究发挥了朱向前作家本体研究的专长，而不同的是，笔触行至毛泽东诗词研究，朱向前谈的多是国事大事，家事私事聊得很少。立论超越了一己悲欢，在文化、历史、政治的开阔视域中，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对毛泽东诗词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实际上已经比“知人论诗”的视野更为开阔，是将诗人毛泽东置放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谈论他的诗词，饱含了朱向前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反观与思考。
以上为毛泽东诗词研究时期，朱向前文学批评上的“变”，不过，这种“变”是自然发生的，有限的“变”，并非彻底转变，是一种发展后的变化与老熟。“变”的背后，更多的则是朱向前批评观念与其文章情感气质上的“不变”：
其一，不变的批评观念——“文化至上”。李迎丰谈到，“就文化思考方面而言，书中探讨了毛泽东诗词的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文化领域里，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里，毛泽东个人的文化人格。这本书里不是简单地评说毛泽东这个人好或者坏，而是从文化人格的角度来讨论毛泽东的形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所以是‘另一种解读’。”在朱氏毛泽东诗词的解读中，朱向前融文化、政治、历史为一炉，而他真正关注推崇的则是“文化人格”意义上的毛泽东，他将毛泽东诗词定义为“二十世纪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和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渡中的一座重要桥梁。”
《文化的江山》一书开宗明义：“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做文化中国。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确乎其然，洞看历史纵贯线，在政治的“江山”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文化的江山”，而在这个“江山”、“江湖”里有众多的领军人物，并不以政绩论英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文化意义上的领军人物对后人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政治历史上的具体政绩或事件。当历史真相早已成为了岁月的尘埃、年华的细枝末节，文化才是传承历史绵延不绝的气质血脉。可以大胆想象，若干年以后，如同赤壁之战仅作为《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注脚而被人津津乐道，红军长征也可能成为《七律·长征》的一个题注背景。文化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文化的江山无疑比政治的江山更坚固持久。毛泽东深谙此道，朱向前也心领神会、破解其中意。朱向前感念于写诗、写文章、写书法的文化毛泽东，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竭力做到：政治上淡化，文化上凸显。在“两个代表”中的后半部分“毛泽东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中，朱向前着意论证了文化上极度强悍的毛泽东，并提到了值得关注的一点，即毛泽东对文化与政治的正视与权衡，“毛泽东一方面重视文艺创作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在自己进行创作时，又不仅能超越一己悲欢，还能超越功利，超越政治，超越宣传，真正进入到艺术和审美的境界。这也是当与他同时代的大量作品都随着时光流逝而成为明日黄花之际，他自己的多数作品却能穿越时空，超越时空，永葆艺术活力的根本原因。”
其二，不变的批评情感——“慷慨激昂”与“沉入生命”。从情感上来说，这部“另一种解读”延续了朱向前对于个人极为欣赏的研究对象倍加推崇与珍爱的情感风貌。朱向前对于毛泽东的热爱在此书的字里行间中显而易见，他不惮极力推崇与赞美：“毛泽东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而这种推崇备至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感悟与相通，所谓感同身受。他将毛泽东诗词中所蕴含的那种在百阻千挠的艰难险阻面前，依然超然物外、磅礴大气的精神气质进行了充分的解读，这一精神上的“悟”与“通”缘自同样有写文章、从政经历，且人到中年历经世事变迁的朱向前所趋向的“初心”、“文心”与“人心”。此外，不变的是“沉入生命”式的情感，一直以来，朱向前在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书写中所寄托的显然非一份文人墨客的悠然情怀，而是始终在探索一种责任与担当。至今，他依然试图“用生命本体去沟通世界”，试图在批评文章中与批评对象以灵魂碰撞灵魂。
从作家作品论分析入手，到个人理论体系、军旅文学史整体构架的逐渐确立，朱向前实现了他对军旅文学的创造性贡献。相较其他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并没有将他的影响止步于批评研究本身，除了著书、讲学，作为目前在当代文学各项评奖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军旅批评家，朱向前以评委的身份积极投身各项文学评奖活动，表面来看是为军旅文学作品推介鼓噪，实际上则有坚守军旅文学话语权的重要意义。从而为扩大优秀军旅文学作品的社会知名度，引发更多的人关注军旅文学作出了积极贡献。无疑，这进一步发挥了批评家推介优秀作家作品的作用，不仅是通过著书立说，而是全方位地呼号呐喊、推波助澜，从而使朱向前成为了当代军旅文学的主要代言人。
柳建伟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算一个称职的中国现当代批评家？”并提出了四条参照：第一，他有独到而相对完整的理论；第二，他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并负责发表独到的见解；第三，他有确定性的研究对象并以自己的发言影响研究对象的发展和变化；第四，他有鲜明的、充满个性的批评话语表述。依据这四条，毫无疑问，身为当代批评家的朱向前不仅称职，且胜任。从最初理性观念的感性表达，到依靠独特的研究方法、丰富而充满个性化的表达，对军旅文学进行不间断地发言，朱向前在这一过程中鲜明地形成了“我”的语言、“我”的方法、“我”的理论批评体系。可以说，朱向前完成了从艺术直觉到学术自觉的成长。他将这种强烈的建设性付诸实践，在同时期军旅作家批评家中堪称佼佼。
理性沉思的感性表达
——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特色
以往对朱向前军旅文学批评的评价，大多概以 “鉴赏式的美文风格”、“作家本体研究”的定论，且沿用至今。通过本文第一章节对于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轨迹的完整追踪，可见这样的评价定位远远不能容纳朱氏理论批评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变化，也不能完整表达朱氏理论批评的鲜明特色。
为集中笔力，本文不再将朱向前与其他军旅文学批评家的批评特色进行整体对比，原因为唐晓渡所道破：“突出的是各个不同的创作个体和现象间可通约，或可公度的成分，而舍弃彼此具体意象和风格上的差异——因为对文学本身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或更应该被谈论的，恰恰就在于这种差异性，在于不同的创作个体和现象间不可通约、不可公度的成分。”以下，笔者拟从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语言、方法以及批评立场与品格这三个方面，探讨朱向前军旅文学批评“不可通约、不可公度的成分”。
一、 语言——尚美情怀的形式载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朱向前军旅文学评论的伊始，文论批评界以方法热与观念热为主导，偏重表达技巧与文采张扬的批评家极为有限，而朱向前便是其中一个。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功底直接决定了朱向前对语言的凝练与推敲，从而也生发出其“美文批评”的批评范式，这与同一时代众多批评者从“理论”到“理论”的批评语态有很大区别。朱向前通过对语言的娴熟驾驭，丰沛了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丰富了批评的表现形式，即表现为追求一种形象生动、易于记忆的意象性的审美取向；同时，也力求回环往复、音韵铿锵的优美表达。
（一）形象直观，善用比喻。
朱向前擅于用比喻，重视语言的丰富生动和概括的精准形象。
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一文中，在对比莫言与周涛风格异同时，朱向前将莫言所呈现的文学世界比作一块“凝重的土地”，将周涛的散文风格比喻为“一股飘逸的长风”。这种比喻手法完全脱离当代批评理论化表达的窠臼，用一种充分意象化的形式，生动地将两者进行了类似于素描画的生动勾勒，“如果说莫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块凝重的土地，那么周涛则给我们带来了一股飘逸的长风，前者得益于年深日久的淤积，后者则来自不同气流的对撞与交汇；莫言是纯正的农业文化之子，周涛则是文化杂交的‘混血儿’，前者是根深叶茂的红高粱，后者则是随风而发的蒲公英……”这样诗意的语言，看似轻描淡写，实则举重若轻，使作家作品风格跃然纸上，不仅概括了作家、作品的内容，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审美信息的传递，这恐怕也是文学批评最为本源的精神实质。
此外，他将柳建伟的创作定位为“文学推土机”，将其《北方城郭》一言以蔽之——“一棵长疯了的大树”。
“推土机就是我对那些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家的一个比喻……我的意思是说，长篇小说的反映对象往往是整体的、开阔的、长河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画卷，而中短篇则更多地截取横断面、某些局部乃至细部的人物、场景，是生活长河中的一道涟漪、一个漩涡或几朵浪花。因此，中短篇作家总是以灵巧、精致和速度取胜，而长篇作家则必须依靠力量、吨位和气势擅长。准此，则还可以把中、短篇小说作家比喻成漂亮的中巴和轿车。如果顺此思路再作发挥，把一个时代的文学比作一座都市的话，那么，推土机类的作家创造了都市的主体框架，中巴和轿车类作家，则使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衡量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群落乃至一个民族文学水平的重要准绳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一种基础、一种高度、一种标志性建筑。”
所谓“大树”，朱向前将它作为对作品的一个基本定位，“即这是一部大作，即便放置于新时期乃至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去观照比较，它也能以粗大的躯干卓然独立而不至于被淹没。而且，这个‘大树’和别的长篇‘大树’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它长得特别蓬勃，枝繁叶茂纠葛攀援甚至显出了某些紊乱，显得缺乏必要的修正，树形有欠美观和有序，但也恰恰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强旺生机和活力。因此，我对这棵‘大树’还加了一个形容词来修饰，称它是‘一棵长疯了的大树’。”
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几乎令人过目不忘，以最为轻便直观的方式让读者记住了朱向前研究的作家作品。对此，作为批评研究对象的柳建伟这样说：“这样的比喻对于读者理解和认识一个作家是很有帮助的。”
（二）回环往复，音韵铿锵。
早期朱氏评论追求一泻千里似的语感。尤以《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为代表，文中，朱向前对朱、周、莫三人风格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三剑客’中，或如朱苏进以‘耐力’见长，起步稳健，匀速行进，占据了前锋位置就当仁不让，或像周涛以‘后劲’取胜，逐渐加速，后发制人，后来而居上；或者干脆就像莫言以‘爆发力’而得逞，突如其来有似天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绝尘而去而让人难望其项背。如果说莫言的方式是不怕热闹，越热闹越刺激，越刺激越来劲，于百舸争流大潮奔涌中水涨而‘船’高的话，那么朱、周的方式则是耐得住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着，在几经潮涨潮落之后水落而‘石’出……”
三个分别以“耐力”、“后劲”、“爆发力”见长的“剑客”同场竞技，本来就已精彩纷呈，再加上朱向前这一“职业解说员”激动不已的忘我呐喊：“越热闹越刺激，越刺激越来劲”、“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着”……这一场比赛，一个选手“水涨船高”，两个选手“水落石出”，普通观众也在朱向前字字铿锵的呐喊声中，一如身临比赛现场，感受着三位军旅作家创作实力的恢宏气势。
朱向前对于批评文字音韵讲究推敲的例子俯拾即是，还以《新军旅文学“三剑客”》为例，文章自始至终凝聚着一种气魄——自由自在。自由自在的灵魂与自由自在的形式，从而突破了理论性文章较为类型化的论述风貌。
如其中对莫言的一段评价：
“莫言无疑是一个刻薄大师，他的刻薄往往机巧、幽默并且犀利。但他与周、朱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刻薄常常是对着自己来的，是以一种自嘲的方式出现并完成的。他其实是以自嘲来掩饰自卑，以自傲来遮盖自卑。他的自信心远不如周、朱的那么纯粹、坚定和强大。白马非马的邪劲也好，天马行空的狂气也罢，都有些故作傲姿和狂态，有些夸饰和提虚劲的成分。他对上流社会的蔑视和抗拒不无觊觎和向往，耿耿傲骨的内里始终难以摆脱一种起于荒野来自土地的感伤与悲凉。因此，他的情感世界更混沌，更迷茫，更矛盾，也更复杂；也因此而更丰富，更广大，更深邃，也更多层次。”
这样的语言文字和表达方式是作家式的，不似通常意义上的理论批评文章的严谨清晰，却似作家通过言传试图使读者意会文字的味外之旨，因而，读来不像印象中的理论文章，而更像散文、随笔，甚至有塑造典型人物的小说印记。笔者赞同阎连科对于《新军旅文学“三剑客”》这一文章的判断，即此文在朱氏评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将散文、言论、随笔、印象记，乃至部分小说手法等运用到理论文章之中，它的意义不仅是更明确地沟通了作家及作品的轮廓与心灵，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理论文章这文体的独有贡献，使文学批评，不仅成为文学理论，而且成为文学作品。我想，许多年之后，在理论的历史长河中，岁月将会告诉我们这种具有独立文体意义的理论作品，因其理论家的觉悟和智慧，所获得的生命和意义。”
朱向前用意象化的审美与丰沛的语言，丰富了理论批评的表达。与其说他的军旅文学批评是对军旅文学作品的解读，毋宁说是一种审美精神的传递与表达。
二、方法
——知人论文与“社会-历史-审美”的三位一体
（一）作家本体研究
莫言对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军事文学的领域内，从作家的出身入手来研究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出身作为依据来比较作家的创作，是朱向前的一大发明。”无论是对于具体作家作品切入肌理的分析阐释，还是对“两类作家”、“农家军歌”等现象思潮的发现与定位，都是朱向前基于对作者的童年经验、身世经历、地域文化背景等这些标记在不同作家人生经历中的重要坐标，重返作家和作品可能发生的“现场”，以求达到与作家作品切近心灵的交流与对话。
朱向前作家本体研究的方法始于莫言论。他早期对于莫言的研究批评触及到莫言的童年、身世，从作家生成学和创作发生学的角度，将“童年”、“婚姻”视为解读莫言作品的“两把钥匙”——“事实上，莫言无欢少爱的童年记忆和深重的婚姻情感历程就像两个巨大的能量源，不仅催发了他的早期作品如泉喷涌，而且以它凄迷而忧伤的美丽光晕笼罩并照亮了它们。把握住了这两点，也就把握了解读莫言全部前期作品的两把钥匙。”
而对于朱苏进的作品，朱向前则果断地指出：一、“自我个性的体验”在其小说中是一把双刃剑，具体体现在人物性格距离拉不开，像是孙大圣的戏法儿——拔毛成兵，指出这背后深深隐藏着一个朱苏进的性格原型。此外，朱苏进“将军情结”致使其笔下只能产生大大小小的苏子昂，由于作品中的人物富含朱苏进浓厚的个人色彩，寄托了他的个人期望，这类理想型人物在现实军营中的可能性便同样遭到质疑；二、关于包括《炮群》在内的多部作品中战争的“引而不发”，对其他论者谈到的朱苏进对战争缺少激情、没有兴趣的原因，朱向前并不苟同，他敏锐而犀利地提出，作为这样一个典型的“体验型”作家，作品中战争的“引而不发”绝不是因为没有兴趣，而是朱苏进战争体验的缺失与为文的严谨慎重。
对于柳建伟作品中的阴暗晦涩，朱向前作如此分析，“作家自身驳杂的思想资源和阴暗的性格特征。我与柳建伟交往已近十年，自信可以对他略略作剖析与把握。据我了解，他的思想来源较为复杂，主要根基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儒学的仁与中庸，自然，他也激赏过唯意志论。他的文化观堪称复合型，简言之是无论古今中西，只讲平等对话。他倾尽全力师承古典主义，却对现代主义深表心仪。他的人生理念注定是悲剧性的，这可能与他苦涩的初恋和多灾多病的童、少年经历有关。……芜杂而又理性的思想，狂热而又冷漠的心态，偏执而又中庸的性格，使得柳建伟成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矛盾‘混合体’。并且借此修炼出了一副毒辣尖利的眼光和坚硬强悍的神经，敢于正视转型期社会的阵痛与污秽，又并且以其毒其尖其硬其悍恰逢其时地刺穿了当下现实中的世态人心。不避血腥，不畏邪恶，不讳阴暗，不惮疼痛，从那人性的黑洞和人欲的深潭中，打捞出来的一朵又一朵妖冶而又炫目的恶之花，无不洇出了若明若暗的柳氏印记。”
尽管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是一场场创作家的“白日梦”，但任何创作不可能完全超越作家生活阅历的限度。在朱向前看来，这些与作家的人生态度、思维观念等割舍不掉的本质性因素，照应了作家、作品的生命底色，决定了作家、作品的灵魂朝向。因而，这些在其他批评家眼中是批评之外的事，成为了朱向前敝帚自珍的重要语码，他坚持以这样的语码为读者解读作家作品，一方面能够贴近作家实际、有的放矢，另一方面又能切中要害，洞他人之未所洞见，这使得他的评论常常能深入作家作品脊髓且令人信服。
且看这样深入脊髓的评论在作家处有何反馈：
莫言对《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作出这样的回应，“其实，文学界无所谓对错，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对的，我只能判别出有无才气的批评文章，分辨不出、也不愿分辨正确与否的批评文章。毫无疑问，朱向前的这篇宏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有识有灵魂的，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教益的，当然也是我欣赏的。”
朱苏进显然也是支持与赞同的，“你（朱向前）已经不就作品而论创作了，深入剖析了作家本人的性格渊源，以及创造性才华从何处来，进入作家本人的生存境遇，触摸到了他们神秘的心跳……我读到这些地方很喜欢，方觉有知音之感，仿佛与人在大海底相会，马上就知道对方是如何潜入海底来的，文章很好读，远比那些泛泛归纳，条分缕析之作亲切，不像读评论，而像读作品了，我不管这只伸进肺腑的手是否无理，按住的是否真地方，只要这么干了，就有肌肤之亲，或者肌肤之痛，才是评论文的骄傲。”
柳建伟针对朱向前强调作家个人化特征的批评方法，说道，“这种方法，好比是把衣冠楚楚的作家剥成个赤条条，公开了他勾股上长的牛皮癣和胎记。在当今中国流行的所有批评方法中，这是最费功夫、最显功力，同时也最富勇气的一种。”
颂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当然不可，而这样抽筋剥骨般犀利而细致的“解牛”方式，有时不能为作者笑纳，有时也未必准确。但这些评论都是真诚面对作者，也真诚面对读者的，非随心所欲、妄自评论，有时甚至触及了作者自身所不能直面与正视的惨淡人生、淋漓鲜血，同时，对作者读解认知一个全新的自己，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指导完善自身创作，是不无裨益的。
（二）“社会—历史—审美”的三位一体
作家本体研究是朱向前军旅文学的一个特色性的批评方法，但这一方法基本只能概括朱氏批评中的作家作品论研究，而对其颇具理论深度且颇为有影响力的现象思潮论，作家本体研究方法则难以概括。
朱氏批评方法的另一专长，就是“印象鉴赏式”的审美批评。审美批评是批评者在对艺术作品审美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的美的分析，它首先是一种情感性的评价，又常常作为一种形式或形象的直觉批评。朱向前的文学批评常就作品形式形象进行直觉批评，他以审美的眼光看待批评对象，以美的标准要求、评价批评对象。
例如，朱向前对柳建伟《北方城郭》语言的评价：“虽然我们不能以轿车的精美来指责推土机的粗糙，就像我们无法用契诃夫的精练来苛求巴尔扎克一样，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毫无保留地接受巴氏的冗长和啰嗦。柳建伟的语言，必须像研磨他的人物对话一样去加以提炼和锻造，主要应该朝着简洁、流畅、准确和雅致的八字方向大踏步前进。”对于“小轿车”和“推土机”的精美与粗糙的评价，显然是纯审美的。此外，他对这部作品的细节描写还有这样的评价，“长疯了的大树固然好，但从艺术的角度看，毕竟野性有余而雅韵欠之，活力过剩而美观不足。”“野性有余而雅韵欠之，活力过剩而美观不足”这样融“品”“悟”于其中的鉴赏式的审美批评颇得古文论批评的风采，“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一路细细读来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作家还是作品，朱向前凭借纯正准确的艺术直觉几乎对每一个具体的批评对象都有一番极具针对性的“品头论足”。笔者以为，艺术直觉的敏锐独到对于批评家而言尤为珍贵，具体到朱向前自身，这一或许天赋使然，或许得益于创作经验的财富使他的批评常常能够落到实处，并且一旦着手便滔滔不绝。朱向前的作家作品论之所以蔚然成气候，并动辄洋洋洒洒万言甚至数万言的大文章，与此不无关联。
如果说传统批评方式之一的审美批评，在朱向前的文学批评实践特别是早期批评实践中占有极大比例，那么社会历史批评则是朱向前自现象思潮论、军旅文学史论研究时期以来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
随着文学批评视域的扩宽，朱向前的理论探索层层深入，触及了军旅文学许多本质性的思潮现象研究，其理论研究内容所到达的深度集中体现于对“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现象的研究。职业军人的身份意识与传统文人无功利的审美取向，没有在朱向前的批评文本中曲张成为一个矛盾的场域，恰恰是对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赋予了他强烈的使命意识——对于职业军人的持续关注，体现为对于身为创作主体的职业军旅作家，以及身为创作对象的职业军人，特别是占当代中国军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军人”的重点关注。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朱向前发表了《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这篇文章从朱向前最为擅长的作家本体研究出发，选取了新时期军旅文学最为显而易见的一个现象——出身军人家庭的军旅作家与出身农民家庭的军旅作家在作品上所呈现的差异性。随后，在《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一文中进一步阐释，文章没有止步于由身世经历而推断的作家本体研究，而是以社会心理、文化心理两个角度切入，关注的焦点直指军旅文学创作中的核心问题——直观的说是中国军人共同的心理基础，潜在的则指生成军旅文学的民族文化背景。可以说，对“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现象的把握，对于新时期以降、新世纪以返的中国军旅文学是至关重要的。
至九十年代，随着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朱向前开辟出了“农家军歌”这一可以概括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军旅文学史上重要创作现象的命名，进而上升到了“农民军人”的主题学阐释。文学艺术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对于“农家军歌”这一现象，朱向前从理论的高度再现阎连科、陈怀国等为代表的军旅作家笔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试图探寻作品中所反映的某些社会问题与历史进程的某种必然联系，挖掘和平时期现实主义军旅文学作品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般来说，社会历史批评总是对批评对象作出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判断常为意识形态所左右，这也是这一批评方法常被滥用，极端处走向庸俗社会学的症结所在。可贵之处在于，朱向前没有简单依附意识形态评价，也不为“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现象中所反映的文学化了的军旅生活现象作简单的道德价值判断，他自己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只有立足于‘乡土-农民-军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动态考察，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与描写好农民军人。而真正写好了农民军人，就不仅能反映出军队的本质，也能通过另一侧面反映出整个当代社会的本质，反映出中国历史变革的艰难与沉重和时代更迭的浪花与潜流——这或许就是‘农民军人’文学主题的意义之所在。”他对“农民军人”的社会内涵、文化内涵和现实价值的阐释，对这一主题现象的挖掘，更深层次地阐明了当代中国军队有“什么样的军人”、“什么样的军旅作家”及其原因，也同时回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为什么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军旅文学。
在笔者看来，朱向前的“审美批评”胜在“印象感悟式”，偏重于中国传统评点的“感兴批评”，重直觉、亦重表达，而“社会历史批评”也到达了一定深度，又能与“审美批评”相结合，更注重也更善于批评的“感性表达”、“优美表达”，同时兼具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在批评实践中摸索出的“一技之长”——作家本体研究，从而确立了个人批评的鲜明特色。
三、 品格——敢于批评
朱向前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以“敢于批评”著称，并早已形成公论，当然，已成公论的所谓的“批评”，并非指就文学研究而言的狭义的批评，而泛指朱向前敢于直面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中所存在的问题，勇于对其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批驳和意见。这也正是朱向前理论批评的立场与品格所在。
徐怀中曾道：“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既深入剖析了各位作家的优势和创作个性，也尖锐指出了他们各自的局限性。称颂作家的成就和艺术才华，唯恐遣词不够重量。触及其病症，又出语激烈，不留余地。所持论点是否有当，大可讨论。但如此坦诚相见，直言不讳，足以显示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在笔者看来，假以“敢于批评”标识朱向前的文学理论批评，就应该将狭义的文论中的“批评”与日常生活中的所谓“批评”其意合而观之，这四字则至少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一）敢于下判断
朱向前从不吝惜自己的夸赞。
例如他对朱苏进的评价：“朱苏进实在是军队作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思想者。在关于和平时期职业军人命题的形而上思考方面，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
对周涛《稀世之鸟》的评定，“在如此深长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我更有理由作出判断：《稀世之鸟》无疑是建国四十多年来最优秀的散文集之一。”
在阎连科刚刚引起评论界关注时，朱向前已断言：“阎连科也许是一个大器晚成者——其时虽晚，其器却大者也。”
此类例证不胜枚举。前文提到过“朱向前对重要的军旅文学作家批评研究几乎无一疏漏，言论多为首发，且所言多具权威性”，而“多具权威性”与其“敢于下判断”这一点不无直接关系。这倒与评论界多夸赞之声而少责难之声，多言好，而不敢言到底有多好的风气相左。无论是好的评价，还是坏的评价，作为一个评论者，“敢为天下先”的责任担当实属难能可贵。朱向前曾这样说：“我认为，衡量一个批评家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他能否及时地给一些相比较而言重要的或有个性的作家‘定位’——不仅仅是一般地荐举他或欣赏他的某一部作品，而是毫不含糊而又恰如其分地给出其或在思想上或在艺术上的独特性，指出他的与众不同，或者是他的贡献所在，再在综合指数上，在一定的参照系之中，给定出一个明确的位置。”当然，这恐怕正是因为朱向前不仅敢于承担判断的后果，而且更笃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
尤其是近年来朱向前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入评介，决绝地坚持着其个人鲜明的批评立场，秉持着其个人在文学上的审美直觉判断。如“毛泽东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代表”、“毛泽东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君师合一的人物”、“我坚信毛泽东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他还赞道：“毛泽东是用诗写史，也是以史写诗，正事写史，余事写诗，诗史合一，是为史诗。这才是一等一的大诗人，大手笔，也是千古第一人。” “超越一己悲欢，超越功利，超越政治，超越宣传，真正进入到艺术和审美的境界”，这恐怕不仅仅是朱向前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与定位，也是他个人文学批评的精神追寻。如何评价毛泽东这样一位“大写”的作家作品，只有从文学本体生发中肯论证，进而秉持立场、敢于判断，才可称得上公允。这实际上极其考验一个评论家的勇气和胸襟。
（二）直击要害与“半部杰作”的批评方法
对新人待之以宽，而对名家则责之以严，这是朱向前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他对莫言、朱苏进等顶尖高手都有过十分尖锐的批评。
朱向前最早评论莫言时，文学界对莫言尚不熟悉。而到一九九三年，即莫言在中国文坛最为当红之时，朱向前却一改早年对莫言才情不遗余力的夸赞，在《新军旅文学“三剑客”》一文中不留情面地批驳：“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今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他在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了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在此文中，关于莫言的论述文字有一万多，其中批评的文字占到一半，不是“瑕不掩瑜”类的评价，更不点到为止，而是压倒性的批评，直击要害和痛处。
在《半部杰作的咏叹——朱苏进与<炮群>联想录》一文中，文章提出了《炮群》称之为杰出的那“半部”，首先体现在苏子昂这一主人翁的成功确立，肯定了朱苏进“提炼思想”和“还原生活”两个向度的能力和技艺，称“整部作品弥散着一股高屋建瓴的大气，闪烁着一层机智精辟的理性光辉。这在当代和平军营生活创作中是罕见的，或者干脆说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则是朱向前感叹“遗憾是巨大的”的另半部。朱向前毫不讳言地指出：作品人物性格拉不开，众多人物始终笼罩在作家自我个性的巨大浓荫之下；“还原生活”向“提炼思想”倾斜导致的“沉迷于玄想的陷阱”；作家对职业军人的理想图式表露出其审视和把握军队现实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总体结构框架严重倾斜。朱向前以“一半对一半”的定量分析，完成了他对一部大作不遗余力的肯定，以及痛彻心扉的恳切期许。
自此，“半部杰作”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名和方法，这是朱向前对于大作的一种批评态度，即便是自己倍加推崇的作家作品，好坏参半，谈优势亦不回避问题。包括对于柳建伟《北方城郭》等多部作品的批评，朱向前均延续了“半部杰作”的批评方法，在《是大作，但不是精品——论柳建伟<北方城郭>及其他》一文中，鉴于语言、开篇以及细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朱向前给予了《北方城郭》“是大作，但不是精品”的评价，同时，毫不讳言地提出“精心润色，狠心删削——我估计再减肥五万字就刚刚好。这样一来，《北方城郭》将要精致得多，完美得多。”这种不畏作家忌的大胆批评和建议，显示了批评家的诚实与勇气。
孟繁华曾提到：“一个矛盾的现象是，惯常看到的对文学整体性的否定，一落实到具体作品中的时候，评价的态度和情感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尴尬的现象，不免让人对当代批评家的批评品格产生质疑。”而朱向前的批评则全然没有这样的面貌，他的批评情感是明朗直接、旗帜鲜明的，好即是好，坏即是坏，有时甚至有似常人看来跳出了文章而大抒感慨的非理性之举，而文章始末都充盈着一股真诚和执着之气，因而弥足珍贵。
朱向前将丰沛的语言表达作为尚美情怀的形式载体，从而传达一种生动形象、易于记忆的意向性审美，使得他的文字有别于理论批评的常规表达；他知人论文，投注于最感性而真切的作家本体研究，相信作家童年与成长经历、文化背景所涂描出的生命底色，而又不固守作家本体研究的单一园地，以“社会-历史-审美”三位一体的研究视角切入的现象思潮论同样触及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深度；他敢于批评，不畏作家所忌，时而击节称赞、时而扼腕叹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将理性的沉思付诸丰富多彩而又饱含真情的感性表达，使得他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饱满生动、别具一格。
传统审美经验的现代转换——
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特色成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起承转合时期之一，人们在过渡时期的思维方式发生骤变。众多论者广泛吸纳西方的批评方法——生态学、女权主义、后现代等等，亦有“排除异己”、据理力争建构植根本土的新意识形态批评、中华性标准、第三种批评等等，一时间风云际会、众声喧哗。然而这些从方法论和认识论角度建构起的批评方法，却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本体论基础的缺失。众多的批评方法无异于“庖丁解牛”的工具，面对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牛”，“庖丁”何择？
一、创作经验的影响——批评范式的确立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对象进行理性评价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息息相关。朱向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正式走上文学批评道路之前，曾写过多年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一九八七年发表的小说“绝笔”——《地牯的屋·树·河》，作为入围当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活动的评奖篇目，获得不小轰动。自此二十多年间，朱向前没有再发表过诗歌或小说，但纯文学的情感、语言、思维观念，一直深刻影响着朱向前的文学批评。他以此为荣，也因此饱受诟病，特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理论批评方法的大肆涌入，现代批评以其合乎科学逻辑的姿态，压倒性地占领了理论批评的舞台，中国传统批评以“灵感”、“妙悟”为前提的批评方式逐步式微，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甚至谦卑的姿态。而朱向前却能在这场西方理论术语的大规模洗礼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坚持，坚守自己的批评话语与批评阵地。
首先，创作经验直接影响了朱向前文学批评研究的语言表达，讲究语言的锤炼和语感，叙述更加生动而耐读。他谈到：“我倒是有意追求，但也跟我的创作经历分不开。搞评论之前，我写过十年诗歌，两年散文，三年小说，所做不多，但小说《一个女兵的来信》、《地牯的屋·树·河》都上过《小说选刊》，并入围过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七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的最后一轮。有了这点经验，我不光注意‘说什么’，确实也比较注意‘怎么说’。”
面对相对晦涩难懂的学理性批评，朱向前试图寻求评论文章理论性和可读性之间的合点。他推崇中国传统小说评论，传统批评注重直觉感受而讷于理论推理的思维方式，是以“灵感”、“妙悟”为基础的微观欣赏，前提首先是尊重中国传统审美习惯，在文学批评的大框架内，究竟是“直觉中注入理性”还是“理性中注入直觉”对朱向前而言是有本质区别的。在他看来，文学批评的可读性并不亚于理论性，“生动可读的评论文章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为代价，它不过是一种更高的境界而已。”相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气”与“逻辑味”，朱向前大为赞赏现代文学大家鲁迅、茅盾、老舍等“寓理论于形象之中的批评方法”。
其次，作家本体研究批评方法的选择也与朱向前的创作经验息息相关。朱向前的创作经历，使他能够从自身的创作感受出发，去甄别对文学批评有重要意义的内容。他认为童年经验、人生经历等直接影响作家的取向、作品的底色，因而果断地选择作家本体研究。他早年在《文学批评的“隔”与“不隔”》一文中提出了“加强作家本体的研究”的口号。这首先是他的经验之谈，同时也是他的优势与擅长。
此外，创作经验也使朱向前格外重视文学批评的功用，注重写出有益于创作的文学批评。从创作感受出发，切合实际，具有针对性，与作家创作“不隔”，很大程度上能够融入批评家本人的人生感受，以及其对文学、美学、历史等方面的体味与感悟，这也是一般作家型批评所共有的特点。朱向前曾坦言，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一书对其创作观念有着重要影响，这样一本在理论家眼中被视为亚理论的著述，在同样有着创作经历的朱向前眼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也完全接受了孙绍振给自己的批评信条：“凡于创作无用的于理论也无用。为了于创作有用，我宁可牺牲理论的森严；我宁可败坏理论家的胃口，也绝不败坏作家的胃口。”
二、同研究对象的相与谋——批评阵地的巩固
同十九世纪实证主义批评家要求着眼作家生平、时代背景不同，二十世纪“新批评”（又称“英美新批评”）以来，T·S·艾略特等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独立的话语制成品，是文学活动的本质和目的，文学作品诞生的同时即宣告了作品和作家之间关系的终结。它实际上是要求批评与作家作品拉开距离，从而保持客观公允的评价立场。而遗憾的是，这一着眼于文本内在结构及内在结构所体现出的“张力”的批评立场，视作家为于作品有害的存在，并生发了罗兰·巴特“作者死了”的论断。这一过度拉开距离的行径，日渐导致了后现代批评家们无视作品意图，对文本进行过度诠释的现象。“无限的衍义”只能扰乱文本的解读，最终使文本陷入虚无，也将批评置若虚设。
与“新批评”理论完全相悖，朱向前不但与众多批评对象十分相熟，且决不肯将作家与作品剥离开来。较之其他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家，朱向前的文学理论批评的持续之久与影响之广，与他二十多年来于批评的同时，坚持不懈地从事军旅文学的教学工作密不可分，也与他同众多军旅文学作家间良师益友的亲切关系密不可分。朱向前能够始终与成长中的新生代、老生代军旅文学家齐头并进，一方面极大提高了文学批评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其军旅文学批评的可信性与真实性。
毫无疑问，朱向前是新时期军旅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与众多军旅文学家非师生，即挚友。如李存葆、莫言与朱向前是首届军艺作家班的同窗好友，像朱苏进、周涛、朱秀海等重量级军旅作家与他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如阎连科、柳建伟等朱向前所教过的学生作家更是不胜枚举。一路走来，朱向前的生存环境就是他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环境，他周边的人与事几乎构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现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朱向前所参与的、经历的军旅文学现象、事件，应该说就是一部完整的新时期军旅文学史，与其他相继退出军旅批评舞台的批评家相比，这一点优势是自然形成而又得天独厚的。
与众多军旅作家亲密无间的关系，决定了身为批评家的朱向前能与众军旅文学创作者平起平坐，既非俯视也不仰视，多了几分隔岸观火的客观冷静，以及了若指掌般的心知肚明。这些优势都极大程度上为身为批评家的朱向前给养，使他能在第一时间掌握作家的一手资料，知人论文，从作家本体的角度真实而真诚地再现作家作品原貌。
朱向前毕业即留校任教，从教员到文学系主官，再到训练部长、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至今还从事着军事文学批评方向的研究生教学，从未离开教学一线。他曾坦言：“真正将我在批评的路上推得更远的，是文学系毕业后，徐怀中主任决定我留系任教，使我开始进入一个较好的批评环境，有可能断断续续地写出一篇篇批评文字。”这一点对日后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原因有三：
首先，军艺文学系为朱向前的军旅文学批评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研究对象。这使朱向前能够始终深入了解把握批评对象的性格特质等较为私密的资料，同时能够及时掌握研究对象的创作动向；其次，军艺文学系的教学实践为朱向前提供了发挥文学批评最具影响力的平台。这决定了他的批评意见与欣赏鼓励都不会是空谈，他的发言是有听众的，而他虔诚的“听众”正是很多日后活跃在军旅文坛上的著名军旅作家；其三，军艺文学系的从教经历为朱向前以教学为目的，建构军旅文学理论体系、实现理论建树提供了源动力。军旅文学是一门自新时期从无到有的学科，军艺文学系是全国唯一一个培养军旅作家、军旅评论家的教学科研基地，对于军旅文学现象思潮的归纳、对于军旅文学史的书写，这一方面是朱向前研究的自觉，更是作为教学工作者的必须修为，这对于拓宽他的批评视野，完善个人完整的批评体系，以及最终完整描绘军旅文学史发展轨迹、建构军旅文学史的整体构架，亦有巨大的促进推动作用。
三、初心便是正觉——批评观念的坚守
朱向前批评文章的主导情感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批判性的情感，集中体现在对一些文学现象的把握，如对“文人下海”等现象的猛烈抨击，可称为作家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的表达，以及对作家作品不尽如人意之处的扼腕痛惜；一类则是知遇型的情感，“子期”与“伯牙”似的惺惺相惜，懂赞叹、动真情。这些情感都从深层次上透露着朱向前对于文学本身和对于文学批评的真诚。
事实上，朱向前敢于批评，他对文学的理解、对于“文人下海”的痛斥、对军旅作家“深度触电”的坚决反对等很多方面所言之深与切，恰恰是源于他对文学的痴爱与追求，源于发自内心的文学信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朱向前颇为有影响力的文章恰恰是不囿于军旅文学视域、集中对于当下文坛现象的一系列发言。这些针对转型时期中国文坛诸多现象的发言尤显一个批评家的批评立场，体现了一份作家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意识和批判意识。最为集中有力的发言当属对“文人下海”这一文化现象的评述，朱向前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我为什么反对下海——关于当前文人、文学的问答》（一九九三年）最具批判力量和影响力。他直言对“下海”的深恶痛绝，表达出了对于“工商时代”文人纷纷下海这一现象的极大担忧，这种担忧首先体现在对于社会无序和价值失范的担忧，承认“分化”的存在，渴求通过“分化”走向“有序”。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理解与认识毋宁说深刻的，不如说是理想化的，寄托了朱向前对于文人品格的理解与标榜。
在朱向前看来：“真正具有文人品格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就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时代的大脑和社会的良知。在当前商海横流而人们又往往以某种似是而非的历史表象（比如资本原始积累）为根据去批判传统道德同时否定道德本身，从而使一种非道德化倾向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潜伏病灶之际，绝不应该‘赶海’蹚浑水，推波助澜乃至浑水摸鱼。文人的‘定位’恰恰是与这个‘海’拉开距离，保持距离，坚定批判的眼光和权力，以自己清醒的头脑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创造与品格发出正义和理性的呼喊，既为这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负责，提出一种精神的价值尺度和终极关怀，也为这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负责，提供一种道德的前提条件和人文阐释——这才是工商时代中人文知识分子独立的责任和无可替代的价值所在。”这样的认识更是出于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文学到底是什么？在朱向前看来，文学是痛苦的产物也是悲观的产物、文学是矛盾的产物、文学是挽歌是重温旧梦。这本身就提供了一个两难的问题——物质贫穷的挤压与精神失落的痛苦。文学这样的本质也就恰恰决定了它与金钱、与物质给予的安逸、浮躁与虚荣是截然相悖的。而对于当今时代的文人则更具挑战——“一方面还未能充分得到现代文明的物质享受，一方面却要主动承担现代文明的精神重负——这是否就是当今第三世界文化或发展中国家人文知识分子的困境？”朱向前的答案是：“然也，这也正是今日中国作家别无选择的宿命与使命。”
正是基于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以及他初心不改、坚定执着的文学信念，二十多年来，他至情至性的批评风格始终未变，对于优秀的作家作品倾注热情去关注去推介，对于不良现象、对于优秀作品中所存在的问题又眼里不容沙子。
人们对朱向前批评中所充盈的深情，常常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这种对于作家、作品溢于言表、甚至毫不含蓄的真诚与真情，在朱向前的批评中常见，而在其同辈或晚辈的军旅文学批评家的文章中却是鲜见的。
朱向前懂得及时赞叹、及时喝彩，而“你若是以为他只为作家、作品乃至每一种文学现象微笑，那就错了。在作家和作品之间，朱向前眼睛盯住的常常只是作品。”此外，他对相交甚好的朋友、学生的作品敢怒敢言，不惮言辞之犀利，并非没有风险，都言“文人相轻”，批评家和作家的友情又极为微妙，因为没有一个作家不把自己的任一作品当作心头肉、手中宝，而朱向前又是极有取舍的，他曾坦率地对王久辛说过：“在理想与友谊之间，我只能选择理想，没有理想的友谊，那又有什么价值呢？”
朱秀海曾说过，“每个堂吉诃德都有一个自己的杜尔西内娅，朱向前的梦中情人就是文学。我也曾多次在朋友聚会上说：朱向前的梦中情人就是文学。”
这不改的初心或许就是朱向前文学批评所荡漾的全部情感，唯一而不变的真实注脚。
四、自卑与自信的矛盾——批评局限的产生
诚如朱向前著名的“半部杰作”的批评方法，再好的作品也应该运用一分为二的思维，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去审看存在于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局限性。
首先，朱向前理论批评方法陈旧，其作家作品论资源具有局限性。理论批评方法的陈旧，一方面可看作是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硬伤，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军旅文学自身的顽疾。新时期以来，西方创作思潮广泛影响当代文坛，而军旅文学却绝少回应，这与军旅文学自身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属性相关，与军旅文学创作本身不重形式感而侧重意义、导向性相关。从而也直接导致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在观念上的保守、方法上的陈旧。
朱向前以作家本体研究的方法独标其帜，从艺术本体、作家本体入手的文学批评，直接避开了文学批评作为意识形态评价的作用，避开了社会历史批评“庸俗社会学”的危险可能。但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局限性。如，“作家作品论”资源的重复性和有限性，即，相对于整个当代文学而言，首先军旅文学作为一个窄小区域，值得研究的作家与作品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的，或者说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如果再反复以同一方法去解读，必定难以推陈出新。此外，所谓“知人论文”，还存在不知者不论的批评资源的盲区。
第二，理论素养的薄弱，与印象感悟式批评思维定势的局限性。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但又可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朱向前完全能意识到在西方理论方法“跑马占地”般圈占批评话语之际，个人理论功底的薄弱与匮乏所带来的无助与迷茫。如果说科学形态的作家一般面对两本书，一本是理论，一本是作品，他承认“我根本没有理论这本书”，“我只能走自己的路，想到这一点，就常常很悲观”。理论修养的薄弱的确限制了朱向前理论批评的进一步深入，仅从军旅文学自身的研究背景谈，缺乏苏联文学、世界战争文学的参照，单就中国军旅文学的自身发展进行内部探讨，研究文学作品及文学史，显然是缺乏参照和说服力的。
然而，理论修养的薄弱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并未促动朱向前选择使用西方理论工具。朱向前明确自己的理论局限，但又能迅速找到自己的归路——“作家和他们运动着的创作实践”。由此，身在“现场”的及时贴近感与呼吸感又让朱向前战胜了自卑情绪，给了他自信。尤其当他在古典文论中找到依据后。
印象感悟式批评是朱向前军旅文学批评极为重要的批评方法，这一类批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方法热、观念热之后在文论界占主导，强调古典文论的价值，注重无限接近批评对象的内在灵魂。这一方法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有其固有的思维弱势和知识漏洞，如王彬彬所说：“他们（指印象感悟式批评家）不能掌握西方新方法，是因为知识结构的限制；而他们不去掌握西方新方法，则是因为他们骨子里对西方新方法实际上持不信任的态度。正是在这后一点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批评精神对当代批评家的制约。”王彬彬还谈到一点，“在中国批评家看来，批评不是去杀死作品，不是进行尸体解剖，而是去亲近、拥抱和亲吻作品，那种科学的、理智的、手持解剖刀式的、冷酷无情的批评态度，会引起中国批评家内心深处的反感和厌恶。”
朱向前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他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能掌握西方新方法，他的观念也不能让他悦纳西方新方法。他反对生搬硬套西方的晦涩理论，对中国传统文论，尤其“五四”以来，鲁迅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批评精神特质持极大赞赏与推崇。在他看来，将文本作为理论运作的职业批评首先就面临着一个可指摘的问题——是科学还是艺术？前苏联美学家尤·鲍列夫提到“批评具有双重本质：从它的某些功能、特点和手段来看，它是文学；而从另一些功能、特点和手段来看，它又是科学。把批评与文学等同起来，否定批评中含有科学的（‘理性的’）因素，会产生许多让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而朱向前的理论则完全相悖——“我总是固执地认为艺术与科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前者是情感的、形象的、整体的，后者则是理性的、抽象的、肢解的；创作需要灵感突至、心血来潮、白日做梦、忽发奇想，后者则需要缜密严谨、条分缕析、沉静客观、实事求是……硬要说艺术是科学的表亲还莫如说是宗教的儿子。”朱向前对于理性至上的西方文论的拒斥甚至“不屑”，究其原因如王彬彬所说，“中国人对待世间事物的态度是偏向于把万事万物都当做有生命的东西，因而习惯于以直观的方式从整体上去接近和把握对象而不喜欢以冷静超然客观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条分缕析，因为这样会伤害对象的生命，从而非但不能了解认识对象，反而戕害了对象。面对事物时，较之逻辑、概念、推理，人们更习惯于依赖自己的直觉、感悟、印象，这是中国人传统的态度。”
我们一时很难道破朱向前对西方现代理论批评方法这种时而睥睨，又时而远眺不免叹息的情怀。却又不禁揣度一个极大矛盾的存在——他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徘徊于自卑与自信的两极，既拒绝“西化”，又难以彻底“古典”，在游移与矛盾中尝试突破，但认识与方法又未臻于完善。这自然导致了朱向前理论批评的局限。显然，他对西方现代文论批评的一切鄙薄并非自我辩白如此简单，那大概也只能归因于王彬彬所谈到的“中国传统的批评精神对当代批评家的制约”。朱向前是从心底将“印象鉴赏式”的审美批评与西方文论的优劣进行了一番比较的，在他身上所存在这一巨大矛盾使他时而因其兴奋，又不免为之懊恼。而客观地说，所谓的“矛盾”并非仅是“自卑”与“自信”的矛盾，也并非只是朱向前文学批评本身的矛盾，还是科学与艺术的矛盾，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品”、“悟”与西方现代文论逻辑概念至上之间的矛盾，以及现代意识与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的追求相生相伴之间的矛盾。朱向前理论批评自身的弱势反衬了中国当下文论批评“西学东渐”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审美经验断裂的现实，无意间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界“上下求索”的境况中，成为了弥合中西文论思维的一种选择。他的矛盾与为解决矛盾所做的努力，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这也是多年来朱向前一直在探寻与思考的课题——立足传统，继而探索传统审美经验的现代转换。
一九九三年，朱向前就曾在《来点鉴赏主义批评又何妨——读“法郎士”偶思》一文中集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阐明，依据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重直觉把握、不擅逻辑思辨的“先天因素”，一味“拿来主义”并不可取，除了寻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机制的现代化转换”，以及“西方文学批评机制向中国化转换”的通道，别无他途。他坚信“坚守根本，昭示了中华文化的未来”，当然这首先基于他对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深刻认识：“在人类文明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在不同文明形态的互相激荡中，技术甚至制度层面的东西均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但更为深邃、复杂和高级的审美经验，它一旦积淀为某种范式和图式，就成为了这个民族的深层记忆或集体无意识。形态越高级越成熟，排他性便越顽固越强烈。”
纵然，作为文化的生产者，任何一个评论家、评论者都有权利运用任一话语、任一言说方式进行文化符号的再生产，然而我们始终不能忽略一个核心性的问题——文学研究的对象，不该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可以任意层次肢解的物件，文学本体有其所自然呈现的审美属性，是文本自身的自在与自明。文学批评只有从其最根本的属性出发，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在这个文论批评多“机械化解牛”的时代，身为“庖丁”的朱向前没有受技术主义的威慑望洋兴叹，也没有妄自菲薄、弃置貌似笨拙而不与时俱进的传统工具。他以现代意识、现代精神试图激活中国传统的文论批评，承传军旅文学批评。事实上，解牛的工具可以变化材料，甚至变幻样式，但牛依然是牛，耕田、吃草，终年不变。从这个角度讲，或许任何一个在“解牛”史上昙花一现的工具，并不比一以贯之具有延续性与传承性，不断改良、不断完善中的单一工具的研究价值大。
无疑，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在现代性的书写中还面临着探索、创新、转换等诸多问题，也诚如朱向前所说，这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需要等待，需要耐心”。而朱向前能始终致力于传统审美经验的现代转换，探索而不自弃，因而终能栖居而有所获。
古往今来，为人所熟稔的经典文学作品皆为独特的“这一个”，经典的文学批评亦能成为“这一个”。不单着眼具体的个别，而是将具体的个别上升为普遍性的结论和经验，此为一层；在此基础上，能够将普遍性的结论和经验，用个别的阐释使之成为独特的“这一个”，此为批评的第二层，如金圣叹对《史记》、《水浒传》之评点。
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确实是在众多束缚与禁锢中的突围。他用自成一派的语言、方法与体系，创建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范式，完成了军旅文学史的一种想象与建构。而他的优势并非是在束缚与禁锢中左右逢源似的游走，而是首先忠于自我、忠于艺术直觉、忠于文学本体。对于创造性思维而言，建构比解构更难。
朱向前将他对于文学世界、军旅生涯的情感投注于批评文章与理论研究，这使得他的理论批评风姿独具——因理性峭壁上徒生的感性之花而使这风景更具魅惑。这一切源于他作家型批评的前定型视角，生根于他与新时期军旅文学剪不断的亲缘，更离不开他初心不改、坚定而执着的文学信念。
朱向前对于军旅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诚如傅逸尘所言：“回首新时期军旅文学三十年，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慨：如果没有朱向前先生那敏锐的文学目光和那些锐利的理论批评文字参与军旅文学的建构，军旅文学三十年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它的辉煌是否要大打折扣？”
而朱苏进的一段话论述得可谓精妙：“又是由于军人等难以言说的束缚，许多军旅文学囿于单调的色彩与陈旧的内涵。同样社会上许多读者也习惯于陈旧地阅读新的军旅文学作品。如此常常造成两相曲解。向前早就深明此弊，他竭力将作者们的军旅与文学神交，将他们目光与心灵带向无极之境，并在张扬他们的作品时，点化出那新的纹理与神韵。我觉得这种两相沟通的功夫不是任何一个人想做就能做到的，它除了需要自身锻造完成之外，还需要让外界信任你的判断。张扬不是鼓噪，不是声嘶力竭，它同样是优美的、迎风摆动的大纛。”诚如此言，在军旅文学史的整体建构、军旅文学本体建设与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上，始终在场的朱向前扬起了一面“优美的、迎风摆动的大纛”，集合了众多创作者，吸引了众多关注者，并因此使自己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与权威的阐释者。
（责任编辑：张睿）
